读史随札二十六则

杨文理

[color="Red"]之一、刘封刘禅

“大自由主义者”聂绀弩作《三国演义》序云：“刘备称帝之前，早就想做皇帝，两个儿子，一名封，一名禅，合起来为封禅，即天子祭天地之礼。可见他念念不忘此类事”——大笔一挥，刘玄德给娃娃起个大号亦不免暴其地主阶级野心家之反动思想于天下，乃至众口传扬，几成铁论，大约是本国独有之风景。

再按史书，刘备收养刘封，本前于刘禅降生，其间并无改名记录，即便有甚微言大义，亦是寇员外包藏反心，与刘备无涉，故文章需落于阿斗身上。对此，陈寿业师，蜀汉学术权威谯周先生已给出标准答案：后主讳禅，其训授也。

阿斗生于建安十一年，是时刘玄德寄居荆州，刘表多方猜忌，蔡瑁图谋性命，正是髀里肉生，老之将至，堪堪心灰意冷之际。名子为禅，再查检阿斗之字“公嗣”，两相对照，子承父业，继续革命之拳拳期望可谓昭然若揭。以授业承嗣之禅，入图谋至尊之罪，尚不如指控反动苗子“羽葆盖车”事件之直接了当。

类似拆字拼字，以名入罪之把戏，聂先生亦不过是后生小子，正牌宗师当推弘历陛下。《一柱楼诗集》案一场，徐首发、徐成濯族兄弟合其名为“首发成濯”，腹诽我大清“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之国策也！于是逆贼发现，我皇圣明。故聂绀弩所谓创见，拾人遗唾而已，而诸如易中天者流，不免每况愈下，遂拾遗唾之遗唾以贻人，自觉抑或不自觉地教化出一大批“天子门生”，乾隆九泉有知，亦当含笑。


[color="red"]之二、诸葛瑾与刘备笺新识

《三国志•诸葛瑾传》云：“刘备东伐吴，吴王求和，瑾与备笺曰：“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蹔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於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於反掌。”

史家多以孙权求和，诸葛瑾与备笺之事前于刘备兴东征之役。其所据者，为《先主传》所云“备七月东征，孙权遣书请和”，而后有汉军三峡破吴之役。然瑾传称孙权为“吴王”，考诸《吴主传》，孙权受封吴王于十一月，时刘备已出兵四月，所谓“奄闻”，无非外交辞令。可知孙权当因三峡之役连战连败，战局吃紧，二度求和，时局所迫，故多卑辞。诸葛瑾称刘备为“陛下”，又称献帝为“先帝”，足见东吴首鼠两端，料势不妙，复欲奉汉为正朔，弃魏事蜀。

又，诸葛瑾欲使刘备“不复咨之於群后”。按，群后者，诸侯也。《书》云舜“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于此当代群臣。蜀书称刘备东征，“群臣多谏”，若此诸葛瑾当欢欣鼓舞，劝诱刘备多多纳谏才是，何惧其“咨於群后”？可知虽谏阻者众，赞同东征者愈众，所谓刘备一意孤行之说不确。

按诸葛瑾此书，语无伦次，既以汉贼大义相解，又欲自抬身份，呼孙权为吴王。试问吴王何人所封？曹丕固为篡贼，受贼封，得贼赃者，又何许人也？既汉贼不两立，刘备东征，可谓公私两便，诸葛瑾此书，诚授人以柄，贻笑天下，故裴松之讥讽为“费辞之章”。

但所谓“话糙理不糙”，诸葛瑾虽亟需补修逻辑，东吴求和之议却非一无可取。此时刘备已大致收复巫、秭归，全据巫峡之险，足以建立战略缓冲。更兼东吴倒向蜀汉，曹丕断不能容，必致征讨，孙权处重压之下，其与蜀汉之三次合作必得加强。以此而争天下，事未可知。然刘备于破竹之际，又当盛怒，未虑亢龙有悔，盈不可久，终至两国全面冲突，不可收拾。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信矣。


[color="red"]之三、足食足兵

《诸葛亮传》有云：“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史论多以诸葛亮“足食足兵”，谓之补给前线之工作，然考诸源流，细较之则不然。“足食足兵”一词，出于《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知，“足食”、“足兵”皆为政之道，“言仓廪实而武备修”者也。古之“政”，泛指国政，非局限于民政事务，由此可见一端。

故诸葛亮之足食足兵，乃掌控后方军政事务，与其“署左将军府事”之刘备代理职务相映衬，亦与“镇守成都”之职责相呼应。故备在荆州，曹操入汉中，诸葛亮率军出屯江阳布防；备在汉中，欲得成都援军，亦需书与诸葛亮，以其为主者也。


[color="red"]之四、退无私面

《三国志•诸葛瑾传》云：“建安二十年，（孙）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诸葛）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历代史家多以此称赞诸葛兄弟国事为重，大公无私，然细校之则似是而非。

昭烈崩后，诸葛兄弟鱼雁往来甚密，上至国家战略（《与兄瑾言治绥阳小谷书》），下至琐碎家事（《与兄瑾论子瞻书》），可谓公私兼顾，百无禁忌，乃至葛氏家书已为吴蜀交流之重要管道。既然诸葛兄弟皆是公义为本，问心无愧，何以昆仲情深，千里来会，却铿吝一面，致前后之行不符？

自隆中晤对始，诸葛亮即是刘备集团中连吴派之代表人物，及入西川，又先后署府事、入台阁，执掌中枢，位高权重，号称三英，既为刘备雅信，又深得孙权敬爱，实为江东开展对蜀外交之重要人脉。故于吴蜀爆发冲突之际，孙权命诸葛瑾出使递书，其意昭然。然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诸葛瑾首次出使于建安二十年，图索荆南三郡；再度与刘备书信交涉于章武元年，欲阻蜀汉大军于乘胜追击之际，皆是利益攸关，欲使西蜀让步之举。所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诸葛瑾来虎口拔牙，诸葛亮既为至亲同胞，无疑处境尴尬，若稍有偏袒东吴之嫌，则即便刘备坦然不疑，官场舆论定是哗然。诸葛瑾不过秉承上意，替孙权求和敲敲边鼓，便流言蜚语不绝，推此及彼，大略可知。诸葛一生唯谨慎，自然洞若观火，其于争三郡，乃至刘备东征之举三缄其口，抑或说至少在公开场合三缄其口，乃至兄弟二人亦不得一晤，亦是无可奈何。

孙权遣诸葛瑾使蜀，无疑削弱诸葛亮于江东事务之话语权，看似最合适，实则最不合适，不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color="red"]之五、于禁严整

《三国志•于禁传》曰：“是时，（于）禁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俱为名将，太祖每征伐，咸递行为军锋，还为后拒；而禁持军严整，得贼财物，无所私入，由是赏赐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众心。”

此语虽出于禁本末，却事涉合传之张辽、徐晃诸将，足证此非但言于禁事，更且为曹魏五子短长优劣之论。既云“咸递行为军锋，还为后拒”，则“时之良将，五子为先”，武功彪炳是其同处；又云“禁持军严整，得贼财物，无所私入，由是赏赐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众心”，则持军御下是其异处。于禁相较之可以财物无私入称，张辽辈缴获多饱私囊可知。陈寿作史，惜墨如金，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于此可窥全豹。

既议于禁持军，其言“赏赐”，自非曹孟德之赐于禁，当为于禁之赐部属。禁获敌财不贪私囊，自然属下所得丰厚。汉末三国，犒赏非直出于君，而由诸将自行解决，由此可见一斑，此亦为募兵制盛行，兵士对将领人身依附之显现。故刘备定成都，后人多惊艳于诸葛亮等人获赐各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以为大发其财，实则备不过假手犒军而已。今之好事者深文周纳，不知究理，由此大作诸葛亮挥金如土之翻案文章，自然“错把冯京作马凉”。

杨文理

[color="Red"]之六、曹操轻重

《太平御览》注引《江表传》曰：“魏太祖与马超单马会语，超负其多力，尝制六斛米囊，东西走马，辄掣米囊，以量太祖轻重。太祖寻知之，曰：‘几为狡虏所欺’。”

依此史料，曹孟德之体重大致为六斛米，约合今三百余市斤。①《语林》尝云，司马宣王与诸葛亮对峙于五丈原，懿戎服视事，闻孔明羽扇纶巾，指挥三军，即叹服其名士之风。是知将在军中，戎服为常，操与敌将会语，当着铠甲。汉末三分，以明光铠为上品，依出土制物，其重大致在七八十斤，则曹操净重大体如是。

曹操容貌短小，以汉末之尺度，恐在一米六以下，合其体重，则操体形敦实可知。

《三国志》云：马超“负其力，阴欲前突太祖，素闻褚勇，疑从骑是褚。乃问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顾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动，乃各罢。”

合《江表传》而论，则马超算计已为操所窥知，故以许褚随扈，乃成虎侯一时英名，实无心插柳柳成荫。钟繇于关中经营多年，影响深远，马超于军中谋操，即为敌察，其多间可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关中之役虽打得热闹，胜负却早已底定，此即一管窥豹。

①《五经算术》注《仪礼》之丧服制食：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

魏晋南北朝之斤略同汉斤，即合220克，一百二十斤即26.4公斤，六斛米即合今三百一十六斤有奇。


[color="red"]之七、蜀汉人口

王隐《蜀记》载，“刘禅降，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又《晋书•地理志》记蜀汉章武元年，有口九十万。两下相较，时隔四十余年，人口滋增不过四万。论者遂多以此为据，讥讽蜀汉穷兵黩武，民生凋敝。

所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以账面人口计算，固然如此，然而一加深究，则大谬不然。同是《晋书•地理志》，载章武元年，蜀汉有户二十万，与蜀汉亡年相较，竟增户八万。以一户五口之保守估计，则实增人口四十万，过账面十倍。

一方面是户数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在籍口数的停滞不前，其潜台词，即必存有大量逃口。蜀汉承汉制，“人赋”，即人头税为赋税大宗，利益所在，逃税则不免逃口。自诸葛亮故后，“其制渐亏”，法纪松弛，亦大开隐瞒人口方便之门。利益既诱，监督亦懈，大量人口转向隐性亦在数中。以蜀郡一郡，诸葛亮亡后数年，即被查出脱漏万余口，而况其末季？

东吴据三州之地，赤乌五年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延至吴亡，王濬收图籍，查其户数，近四十年间，几无增长。①两下相较，蜀汉不免鹤立，足证其经济并未停滞，反倒发展迅速。然法纪既弛，隐性人口使大量社会财富不由政府控制，则负担必然转嫁至依法纳税者，而这一不公平，必将进一步促进逃口的产生，如此恶性循环，国家之困可知。故蜀汉之亡，并非亡于穷兵黩武，经济凋敝，实亡于末季之政治腐败。

①《晋阳秋》记其户五十二万三千，与赤乌五年同；《通典》记其户五十三万。


[color="red"]之八、于禁分邑

《三国志•于禁传》云：“（于禁）迁左将军，假节钺，分邑五百户，封一子列侯。”

此番升迁，可谓于禁生平荣宠之极。然与右迁四卫将军、获生杀征伐权柄相并列者，却非常见之“增邑”，而为“分邑”，这便是可商榷处。

按《史记》，诸侯分邑之制，始于汉武。《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载制诏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此即所谓“推恩令”。盖因自古继承以嫡长，爵位、封地皆由嫡长子承续，余子则不可染指，“无尺寸之地封”。故汉廷下诏，允诸侯王以其食邑分与余子，此为礼外施恩。

“推恩”之名虽美，却是另有所图，正如始作俑者主父偃所谋：“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末了诸糖衣炮弹弹无虚发，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于是遂弱”。

汉武推恩之诏，其效力但及诸侯王，而不及于侯，故诸侯爵欲荫及余子，使之获封得爵，尚需恩出于上。此一时，彼一时，汉末之侯，与汉初之诸侯王不可同年而语。如于禁者流，爵不过亭侯，封不过千余户，于中央毫无威胁，并无众建诸侯以少其力之必要。可知于禁之获准分邑，使其一子为列侯，当系恩宠而别无祸心。

检阅《三国志》，多见分邑，诸如：

贾诩：“分邑二百，封小子访为列侯”；

董昭：“分邑百户，赐昭弟访爵关内侯”；

杜袭：“分邑百户，赐兄基爵关内侯。”

其中，以于禁所分为最，几为其食邑总数之半。如此大手笔，绝非寻常。或不堪嫡庶、长幼之争烦扰，故破财送神；或宠爱幼子，以致分家厚养。如此种种，以常理推测，于禁之家庭关系恐非和睦。


[color="red"]之九、立庙之争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云：“（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於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於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偪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於是始从之。”

柏杨作《读通鉴》一书，即据此以后主不纳立庙之议，足见其于诸葛执政颇怀不满，故于其身后借题发泄一二。至此以下，众口传扬，几成公论。然细检史料则不难察觉，立庙受阻，计前后二次。后主不纳此议在后，朝议不纳在先。以时间论，后主驳建庙成都之议去景耀元年立庙沔阳不远，朝议不听却值“亮初亡”，相去二十余年，显非一事。按察史料，诸葛初亡，蜀汉执政正是蒋琬。诸葛亮之于蒋琬，有救命之义，知遇之恩，可称再造。蒋琬之于诸葛，亦倾心敬重。杨敏嘲其“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琬以总摄百揆之尊，亦坦然自认，足见心境。故若以阻立庙之议为泄愤，岂非不通之甚？

又按《襄阳记》，朝议不听缘由“礼秩”。检《周礼》曰：“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於大烝。”《通典》释曰：“生则书于王旌，以识其人与其功，死则于烝先王祭之。”故所谓“祭於大烝”，即祭祀先王，以功臣配享。《通典》又曰：“汉制，祭功臣于庭。生时侍宴于堂，死则降在庭位，与士庶为列。”足见汉从周礼，以功臣配食先王。故依礼法，诸葛亮理应配飨昭烈。今各地谏议为诸葛立庙，另立门户，显然有违礼秩。中华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礼为国本，违礼之事，势所难行，更不免受人口实，遗后世之讥。故朝议不听，实为常理。及后建庙成都之议，直欲与宗庙分庭抗礼，天有二日，后主不从，显而易见。

习隆、向充进谏，其由为“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然检史籍，如刘章、马忠诸人之立祠庙，系各地自发，非朝廷公立，所谓“淫祀”者也，于法则在禁毁之列。习、向二人偷梁换柱于有意无意间，此等把戏自逃不脱谯周等老先生之眼，然后主却未再加驳斥，反从其议，立庙于沔阳，是为武侯祠之始建。事已如此，后主违礼之行难免后世讽议。《宋书•礼志》即载何承天论此事曰：“《周礼》：‘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故后代遵之，以元勋配飨。允等曾不是式，禅又从之，并非礼也。” 后主遂成违礼典型，反面教材，入载史册。

昔日诸葛方故，李邈上书诽谤，后主即发怒诛杀。又诸葛瞻年十七即尚公主，拜骑督尉，以未及弱冠之年而居比二千石之重。其后一路升迁，直至与董厥并平尚书事，同掌朝政。诸葛一门于孔明身后，犹享“鲜花着锦之盛”，足见后主之恩，不为负心。既然如此，其又何怒于亡魂？纵观其君臣相与，诸葛鞠躬尽瘁于身前，刘禅厚待遗族于后，乃至破千秋礼法为孔明立庙，可谓诸葛无愧于后主，后主虽社稷不守，于私亦无愧于诸葛。古来之人多言刘备孔明君臣稀遇一时，今观后主孔明君臣，亦诚为一时稀遇。


[color="red"]之十、关羽刺良

《三国志•关羽传》云：“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於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

颜良为袁绍大将，“勇冠三军”，关羽取其首级于万军之中，从容而入，从容而返，纵横若无人之境，时人皆称关某为世虎臣，万人敌也，是役可谓尽显风流，故后世艳称。两晋南北朝以下，猛将多以比关羽为荣，白马之事功莫大焉。

然细审史料，却另有玄机。国人叙史，多略于军事，三国志尤甚。陈寿行文以简略称，一词多用屡见不鲜，或以人名指代一军，或又本义。如曹操使张辽及关羽为先锋击颜良，必为张、关二人率军击之；又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之，其描写当聚焦于关羽一人之壮行，虚实屡变。

按，颜良贵为督帅，未如吕布郭汜之约斗阵头，又居万众之中，关羽尚需望其麾盖，足见其并未脱离大军遮荫。如此局势，若关羽以一骑之勇堂皇而入，几近小说家言，难以置信。又《志》云绍诸将莫能当羽，既云绍将而不言良部将，则不能当羽者当为袁绍所遣攻白马郭图、淳于琼诸将。郭图、淳于琼辈各既为领军，自有所督，既临大战，当各在其军，岂有俱在颜良麾盖左右之理？若不在良左右，又何来不能当羽，乃至解白马围？

关羽既为先锋，则非一勇骑，实为领军之将。其望见颜良麾盖，必率军冲阵，明矣。按察前后，曹操声东击西，奇袭白马，颜良大惊来战，仓促之间，其阵必不整。关羽窥破要害，一马当先，率军冲入，亲斩颜良，而后杀出，郭图、淳于琼诸军无一能阻，主将被杀，阵势亦乱，遂溃走解围。其时战况，大致如是。故白马刺良，非仅关羽勇烈之功，实为出其不意，袭破中枢之经典战例。其后张辽合肥以八百众冲垒径入，几获孙权，与之异曲同工。关、张二将交为兄弟，其手段亦大略相同。

杨文理

[color="Red"]之十一、吴书体例

《三国志》卷四十九为《刘繇太史慈士燮传》，居《三嗣主传》之后，《嫔妃传》之前。

按，《三国志•魏书》以《后妃传》列帝纪之后，《蜀书》亦以《妃子传》列主纪之后。其后范晔《后汉书》亦如此例。君前后次，符合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之礼制。足见《刘繇太史慈士燮传》如此排列，极为突兀。

刘、士生平，皆为一镇诸侯，按《三国志•魏书》体例，《后妃传》第五，《董二袁刘传》第六，如是，诸侯传记当列于后妃传之后，别传之前。《后汉书》同。可知《刘繇太史慈士燮传》当后于《吴书》《嫔妃传》，居《宗室传》前。今本系顺序错乱。

《刘繇太史慈士燮传》三传主中，太史慈曾作刘繇帐下将，与其并列似乎不类，然按其行状，曾立府泾县，自称太守，亦一时割据。且好学守义，后虽为将，却堪称名士，与刘、士二公并传，亦是陈史安排佳妙处。


[color="red"]之十二、张辽为人

《三国志》合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为一传，号曰“时之良将，五子为先”。然按检其赞，则称于禁毅重、张郃巧变、乐进骁果，惟不及张、徐二人。又阅晃传，有“性俭约畏慎”之语，独张辽一传，号曰备详，然但书其功，不称其人，透过纸背，犹见陈寿之不以为然。

史称张辽与关羽结兄弟之交，其性情当相契。羽性护前，“刚而自矜”，以此推之，张辽为人虽不中亦不远矣。辽之为将，以任气交恶于乐进、于禁、李典。①李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素有长者之称，而张辽与之不睦，其责当在于辽。又温恢太原高士，刺史扬州，曹操尚需亲语张辽、乐进辈“动静与共咨议”，当恐其轻之。武周雅士，“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史称关羽“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恐张辽亦有此病。

关羽总督荆州，虽威震华夏，终为其交恶诸人所卖，身死无孑遗。张辽镇守合肥，孙权举十万来攻，乐进诸人袖手旁观，亦颇有孤家寡人之嫌。然李典深明大义，以国事为重，终得以同仇敌忾，遂成奇功。②倘使李典守公安，而与张辽共事者为麋芳、士仁、潘濬者流，事势成败又当如何？短能取败，短亦未必取败，遇与不遇，如是而已。

①《三国志•赵俨传》：时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张辽屯长社，诸将任气，多共不协。

《三国志•李典传》：进、典、辽皆素不睦。

②《三国志•张辽传》：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

又《资治通鉴》曰：进等莫对。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若疑，辽将独决之。”


[color="red"]之十三、陈群谏备

《三国志•陈群传》云：“刘备临豫州，辟群为别驾。时陶谦病死，徐州迎备，备欲往，群说备曰：“袁术尚强，今东，必与之争。吕布若袭将军之后，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备遂东，与袁术战。布果袭下邳，遣兵助术，大破备军，备恨不用群言。举茂才，除柘令，不行，随纪避难徐州。属吕布破，太祖辟群为司空西曹掾属。“

陈寿录陈群谏议之事，以为先见之明，然按察史料，陶谦亡于兴平元年末，时吕布与曹操争兖州方酣，何来袭刘备之后？及吕布袭下邳，已然建安元年，相去两载。其间布军败末路，穷困来投，匹夫可缚，更有何患，竟至忌之而不敢唾手而取徐州？时序事势颠倒至此，其不实可知。陈景云辨之甚详，不赘。

又云群随父纪避难徐州，时陈群为刘备官属，当共忧患，何来避难？按裴松之注引《袁氏世纪》曰：“布之破也，陈群父子时亦在布之军。”如是明矣。刘备以豫州刺史领徐州，陈群为豫州颖川人，又属备，则举茂才必备所为。刘备厚待陈群，然此时吕布喧宾夺主，备困居小沛，强弱异体，陈群遂见风使舵，弃备而去，转投吕布，此以怨报德，不忠不义，三国志曰“避难”，讳也。复虚引陈群谏备一节，以显刘备拒谏之过，而饰陈群不忠之非，所谓陈寿多曲笔，此即一例。陈长文沽名善变之徒，不得暴于正史，可发一叹。①

①《魏略》：诸葛亮围祁山，不克，引退。张郃追之，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临朝而叹曰：“蜀未平而郃死，将若之何！”司空陈群曰：“郃诚良将，国所依也。”毗心以为郃虽可惜，然已死，不当内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陈公，是何言欤！当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无武皇帝也，及委国祚，而文皇帝受命，黄初之世，亦谓不可无文皇帝也，及委弃天下，而陛下龙兴。今国内所少，岂张郃乎？”陈群曰：“亦诚如辛毗言。”帝笑曰：“陈公可谓善变矣。”


[color="red"]之十四、盗跖余财

《三国志•虞翻传》曰：“翻州举茂才，汉召为侍御史，曹公为司空辟，皆不就。”

裴松之注引《吴书》曰：“翻闻曹公辟，曰：‘盗跖欲以馀财污良家邪？’遂拒不受。”

公府征召不至，原是名士风范，司空见惯。然虞仲翔却独树一帜，非但不领曹操之情，反不依不饶，大揭痛脚，将其比作“横行天下，侵暴诸侯；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万民苦之”之盗跖，委实令人瞠目。

虞翻以直名，语应非虚。云操为盗跖，当就其屠城洗地，挖坟盗墓而言；又云欲以余财相污，则当指以财帛诱虞氏弃孙归曹。

时已越建安五年，曹操大胜于官渡，北方局势顷刻翻盘，而孙策遇害，幼主临事，此长彼消，操之于江东已有居高临下之势。其责质任子入朝，颐指气使之余，更暗中活动，意图乘虚而入，拉拢江左俊才，釜底抽薪。于东莱太史慈则封送“当归”，于周公瑾则遣蒋干掉舌，其以财诱虞翻，不过其中一例。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天下通理，以此方之，曹孟德显然庙算不足，后门单走忠臣义士之家，儒雅若周公瑾者尚有软钉子可碰，末了撞上狂直忠义之士虞仲翔，惟有“吃不到羊肉，反惹一身骚”矣。曹孟德虽能识才，却未必识人，此即可见一斑。


[color="red"]之十五、说“营”

东汉军制，本“五二五”进制，即“五人为伍，二伍为什，五什为队，二队为屯，五屯为曲，二曲为部”。原本明了，然按诸书，汉世三国论军多有称“营”者，若“大将军营”，“五营士”，曹操“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比比皆是。于营编制兵力多寡则众说纷纭，朱大谓教授以一营五千人，所据即《三国志•赵俨传》，“太祖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馀人，使平难将军殷署等督领”。然按后文，殷署军实有“诸营”，则非一营五千人明矣。

又有论者以后汉大将军营有五部，依五二五之军制，部众千人，故论营有五千。按：汉京师有五营。《后汉书》李贤注云：“五营，五校也，谓长水、步兵、射声、屯骑、越骑等五校尉也。”是知五营即五校。又《汉书》颜师古注云：“校者，营垒之称，故谓军之一部为一校。”是知部即校，则营即部也。一部当为千人，则一营足额亦当为千人。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注引《汉官仪》曰：“光武以幽、冀、并兵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领兵骑千人。”是知黎阳虎牙营计士千人，可为例证。

因一营足额当千，故高顺以陷阵营七百余兵，号曰千人。

大将军营有五部，似营、部别出，然营非单指军制，亦泛指军垒，若许昌乱，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烧丞相长史王必营”。是知大将军营者，指代大将军营垒，非军制之营也。

杨文理

[color="Red"]之十六、周瑜垂拱

《太平御览》注引《荆州先德传》曰：“周瑜领南郡，以庞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

按，垂拱者，垂衣拱手也，意指无为。此节史料以大事任于庞统，周瑜备员而已。

《三国志•庞统传》述庞统仕吴事云：“吴将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领南郡太守。”庞统为南郡功曹，太守易主，其仕于周瑜似顺理成章。然若如此，又何“逼”之有？足见庞统本无仕吴之心，周郎霸王硬上弓也。

曹操前据荆州，搜罗士人，统以显名，曹军败退，留而不行，其无意于曹氏可知。史称刘备在南，“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统既无意于曹操，又无意于孙权，当侧身“叛来投备”之刘表故吏之列。时周瑜虽取南郡，士望却在刘备。“荆、楚群士从之如云”，东吴得其地而不得其人。周瑜待庞统前倨后恭，究其缘由，当为千金买骨，图收拾人心之利。更且周郎戎马生涯，或未娴于政，士元奇才，可解燃眉之急。深知底细之鲁子敬盛赞庞氏之才，当即本于此。

庞统既任大事，干于机密。日后其献取西蜀、擒刘璋之策，与周郎取川、软禁刘备之计如出一辙，或即统本谋亦未可知。周瑜既亡，庞统全僚属之义，送丧至吴，遂西还而不顾。足见其本意在刘备，虽或感周瑜知遇之恩，于东吴仕途则无留恋之情。

历经坎坷，庞统终投刘玄德帐下，却是得失难料，又生波澜。于理则庞士元为荆州从事守耒阳令，以郡功曹而为州从事，又兼千石之任，刘备之遇庞统，不可谓不厚。然曾经沧海难为水，为周瑜代理之经历，遂使庞统产生心理落差，终惹下怠工免官之祸。刘备虽以识人称，于此则犹有思虑未周之处。


[color="red"]之十七、兵至南郑

魏明帝太和二年十二月，诸葛亮二次北伐，兵围陈仓，明帝使张郃救之。《三国志•张郃传》曰：“郃晨夜进至南郑，亮退。”

或以此南郑为汉中之南郑，论张郃围魏救赵，深入汉中，促诸葛退兵，然考诸史料，事颇不然。《魏略》曰，陈仓之战“昼夜相攻拒二十馀日”。按查地理，陈仓在郿城西，张郃时在荆州叶县之方城，两地去洛阳合计千余里之遥。诸葛亮北伐事出突然，迅速包围陈仓，待关中查明敌情，报至洛阳，复遣人至荆州召回张郃，前后恐非十余日不可。①再使张郃统兵西进，虽昼夜兼程，赶至关中亦需数日。自关中入汉中，尚需翻越秦岭。是时诸葛亮卡断郿城以西，若谋抄袭南郑，无非行子午、褒斜二谷。褒斜谷有“五百里石穴”之称，倚仗栈道通人，行径全程需一月之功。又前赵云退军，烧坏栈道百余里，遂成绝地。②子午谷亦险峻之极，其后曹真伐蜀，张郃道由此处，积月不能行半。《魏略》言魏延献子午谷之谋，亦以五千精兵需行十日。今魏军攀山之能不及蜀人，又数万之众，其需时远过可知。故张郃进至汉中之南郑，非二十余日所能为。且刘蜀守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诸葛亮率数万之众围陈仓，并非全师，汉中必有重兵。张郃若深入汉中，必有攻防，何至史书一字不录？足见张郃兵至之南郑，非汉中之南郑。

按察《历代郡县地名考》，“南郑又周之畿邑，穆王都此，在镐南，故曰南郑”。《穆天子传》云：“吉日丁酉，天子入於南郑。”郭璞注曰：“今京兆郑县也。”足见周都丰镐之地，即长安之东亦有一南郑。综合史料推测，张郃星夜进至之南郑，当为长安附近之南郑，去陈仓已不远，故曰：“救至，（诸葛亮）引退”。即此也。


①《魏略》曰：亮进兵……昼夜相攻拒二十馀日。
《三国志•张郃传》曰：诸葛亮复出，急攻陈仓，帝驿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军士三万及分遣武卫、虎贲使卫郃，因问郃曰：“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郃知亮县军无谷，不能久攻，对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

足见张郃得命出兵之时，战已十余日。

②《水经注》引诸葛亮《与兄瑾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


[color="red"]之十八、李平之疑

《三国志•先主传》云：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取汉中，又“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

按察史料，《三国志•李严传》记：建兴八年，“（李）严改名为平。”则李平即李严也。然卢弼《三国志集解》广引诸说，颇以不然。若赵一清以李严建兴八年方改名，此时不当名李平，又《李严传》无攻上庸事，故疑此别是一人。潘眉以李严建安十九年为犍为太守，时在犍为，不当往上庸，而蜀不闻有二李平，故疑为衍文。

诸家并疑，各有着眼，然又有不到之处。陈寿著《三国志》，虽有法度，于姓名则称呼随意。若《马忠传》书刘备“还永安，见忠与语，谓尚书令刘巴曰：‘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按本传，忠“少养外家，姓狐，名笃，后乃复姓，改名忠。”则狐笃乃其旧名，此《三国志》以新旧混称。又《明帝纪》书太和二年石亭之战云，“秋九月，曹休率诸军至皖，与吴将陆议战於石亭，败绩。”《吴主传》则建安二十四年已见“陆逊别取宜都”。按本传，逊本名议。此又一例。足见《三国志》于称呼常不究细节，前后混名。《先主传》称李严为李平不足为奇。

《先主传》载攻上庸事，刘封居首，孟达次之，李平居末。《刘封传》亦载“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足见上庸之役，刘封为帅，孟达为副，则李平又副之。平于是役并无显功显职，则本传不书，附于别传亦无不当。

李严时为犍为太守、辅汉将军。太守为一郡主将，统率郡兵，有事奉命出境作战并非罕见。若法正即以蜀郡太守、扬武将军从征汉中。李严几度平乱，有将才，又攻上庸自姊归入，严曾宰治秭归，熟悉情势，以其助孟达顺理成章。《李严传》载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既有良伴之称，则此前二人有同事之谊，合作愉快之可能甚大。

故疑问种种，皆难成立，乏证可据，疑则从无，还应以《三国志•先主传》所载无误，李严曾助孟达攻上庸为是。


[color="red"]之十九、郭嘉谏操

《三国志•郭嘉传》注引魏书云：“刘备来奔，以为豫州牧。或谓太祖曰：‘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太祖以问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仗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依此，则曹操不除刘备，计出郭嘉。然同传注引《傅子》则云：“初，刘备来降，太祖以客礼待之，使为豫州牧。嘉言于太祖曰：‘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嘉观之，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是时，太祖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会太祖使备要击袁术，嘉与程昱俱驾而谏太祖曰：‘放备，变作矣！’时备已去，遂举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

恰如裴松之所云，此二书记事南辕北辙，相互正反。

按，今之论者，多以《魏书》所载为是，称郭嘉谏操存纳异己为高瞻远瞩之举。然检审《傅子》之论郭嘉，溢美之情发于笔端，郭氏异事，泰半出于此书，于情于理，其述郭氏谏图刘备，断无贬损之意。曹操不除刘备遂为后世高，项羽不除刘邦遂为天下笑，同事异评，本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二书皆颂郭嘉，殊途同归而已。

又按《三国志•程昱传》本文，则曰：“（曹操）遣备至徐州要击袁术，昱与郭嘉说太祖曰：‘公前日不图备，昱等诚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

既云“昱与郭嘉说太祖”，则后书自陈不及之“昱等”，显指程昱、郭嘉二人无疑。若不图刘备计出郭嘉，何来“公前日不图备，昱等诚不及”？若与《傅子》相对照，则存纳刘备乃曹操本意，郭嘉谏而不从，如此前后贯通，豁然开朗。故二书相左，当以《傅子》为是。


[color="red"]之二十、张邈请救

《三国志•张邈传》记张邈败困雍丘，请援袁术，末了被杀事。中华书局本断句曰：“邈诣袁术请救未至，自为其兵所杀。”

按，张邈诣袁术请救为一事，为其兵所杀又一事，“未至”则承前启后，定其亡期，此句宜当断为“邈诣袁术请救，未至，自为其兵所杀。”又检岳麓书社本，同。二本相较，当以岳麓为胜。

又裴注引《献帝春秋》记张邈谏阻袁术称帝事，以本传记张邈诣术，未至而死，二书甲乙，未详孰是。检张邈本传，邈败奔袁术于兴平二年间。又检袁术传，术于兴平二年议僭号。故张邈谏术，于时间经纬则属可能。裴氏之惑，在于以“未至”者为张邈。然若为张邈，何须于后文书“自为其兵所杀”？径书“邈诣袁术请救，未至，为其兵所杀”岂非精当？故合《献帝春秋》之记，疑《三国志》所谓“未至”，乃张邈所请之袁术援军“未至”雍丘，非张邈未诣袁术。

术与其兄袁绍，势为雠怼，曹操为绍一党，张邈请救击曹，虽小有不快，袁术当无不允。张邈领术军救雍丘，于路“自为”其兵所杀，事遂未果。当时事实，或为如此，则《三国志》与《献帝春秋》互为补充，无须苦恼于孰是之争。

杨文理

[color="Red"]之二十一、还居本郡

中华书局本《三国志•李恢传》云：“建兴七年，以交州属吴，解恢刺史。更领建宁太守，以还居本郡。徙居汉中，九年卒。”岳麓书社本断句同。

按，“以”者，因由也，缘故也。“更领建宁太守，以还居本郡”，有因而无果，如此断句，当可商榷。

我国任官回避制度肇于汉武，桓帝朝立“三互法”，即任官避本籍、避姻亲、避相监临。李恢建宁人，其领建宁太守，系本郡人为本郡守，依法理当回避。然三互法既行，间有例外，以示荣宠。如曹操任张既为雍州刺史，称“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李恢镇南有功，获此殊荣亦不为奇。诸葛亮执法严明，或不欲坏成制，故徙李恢家，使籍在汉中，回避问题迎刃而解。

故此可知，本句当断为：“更领建宁太守。以还居本郡，徙居汉中。九年卒。”前“居”动词，后“居”名词，若此豁然贯通。


[color="red"]之二十二、季汉略解

“季”者，末也。

吴鼓吹《汉之季》云：“汉之季，董卓乱。桓桓武烈，应时运。”

《宋书•乐志》释曰：“《汉之季》者，武烈皇帝悼汉之微，痛卓之乱，兴兵奋击，功盖海内也。”

可知，季汉可释为汉之季世，即汉之末世。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十月丁亥诏云：“往者季汉分崩，九土颠覆。”即为一例。

然蜀汉又自居“季汉”。若《三国志•诸葛亮传》云：“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於季汉，参伊周之巨勋。”《三国志•杨戏传》云：“戏以延熙四年著季汉辅臣赞，其所颂述，今多载于蜀书，是以记之於左。”

蜀汉当不会自命末世，以“末”释，殊不可解。又“季”释为兄弟长幼之次，曰伯仲叔季，可引申为少。蜀汉称光武中兴之汉为“中汉”，昭烈继中汉，是为汉之少者，故有季汉之名。

又陈寿作《三国志》，惜墨如金，其全文抄录歌颂蜀汉正统之《季汉辅臣赞》，可谓罕见之体例。或寿虽迫于政治环境帝魏寇蜀，却以春秋笔法表述其尊崇故国为汉室正统之隐意。既曰“辅臣”，首赞昭烈皇帝，即非臣工。疑《季汉辅臣赞》非杨戏原题，而系陈寿自撰假托，以掩饰其尊蜀汉为季汉之旨。


[color="red"]之二十三、备诛杨韩

杨奉、韩暹等奉献帝东归，自为曹操所败，奔走徐杨。《三国志•先主传》云：“杨奉、韩暹寇徐、扬间，先主邀击，尽斩之。”

《先主传》以此事归入刘备徐州为吕布所夺，屯兵海西之时，则为建安元年。然按《吕布传》，又云吕布取徐州，与袁术交恶，术联结杨奉、韩暹来犯。吕布用陈珪、陈登计，与杨、韩合纵攻术。则建安二年杨、韩尚在。又《吕布传》注引《九州春秋》，有吕布与杨、韩书，足为旁证。《后汉书•董卓传》亦云二人受诛于建安二年。足见《先主传》孤证不立。然《后汉书》之论亦未可勘定，检《后汉纪》，建安三年条云：“五月，韩暹、杨奉死。”如此，则杨、韩死期又生甲乙。

《先主传》云杨、韩为刘备击杀。《董卓传》注引《英雄记》则云：“备诱奉与相见，因於坐上执之。暹失奉势孤，时欲走还并州，为杼秋屯帅张宣所邀杀。”《后汉书•董卓传》并注引《九州春秋》亦同。此是《后汉书》有胜《三国志》处。

诸书但云杨、韩寇徐、扬间，为刘备所杀，未论及祸因，稍嫌简略。检《太平御览》，有《英雄记》佚文曰：“吕布令韩暹、杨奉取刘备地麦，以为军资。”如此即明。

吕布自夺徐州，使刘备居小沛，未及一年，备即合兵万余人，有东山再起之势。史传云“吕布恶之，自出兵攻先主。” 刘备败投曹操，操以为豫州牧，益兵给粮使其复屯于沛，以图吕布。吕布既破袁术，显察此谋，欲防患于未然。然此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徐州通好，吕布当不便与其公开为敌。

时杨奉、韩暹拥兵徐扬，朝袁暮吕，方与下邳打得火热。恰好建安三年春有刘备兵钞吕布军马之事，布遂借题发挥，以牙还牙，命杨、韩割小沛麦，抑制刘备实力膨胀，以免成心腹之患。又因二人为独立势力，假手制敌，可犹抱琵琶半遮面。未料刘备善谋，兵不血刃即告解决。吕布不得不图穷匕见，遂有建安三年遣高顺攻小沛之战。曹操援军为顺所败，九月，操遂亲自挂帅，东征吕布。

若依《后汉纪》说，则五月杨、韩割麦不成反身死。其后高顺攻刘备，败夏侯惇，取沛。九月，曹操亲征徐州。首尾贯通，前后呼应。故杨奉、韩暹死期当以《后汉纪》建安三年说为胜。


[color="red"]之二十四、孙策取合肥考

《三国志集解•顾雍传》引《方舆纪要•卷二十六》曰：“建安四年，孙策取合肥，以顾雍为合肥长。”

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如说。则建安四年，合肥属孙氏。然检《三国志•顾雍传》，则言：州郡表荐，（雍）弱冠为合肥长。

按，顾雍卒于赤乌六年，即公元243年，时年七十六。则其弱冠当为公元187年，即汉灵帝中平四年。时孙策犹稚，顾雍合肥长之任，岂出于策？又建安四年，雍已过而立，与本传相悖。

本传又云：雍为合肥长，后转在娄、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孙权领会稽太守，不之郡，以雍为丞，行太守事，讨除寇贼，郡界宁静，吏民归服。

按，孙权领会稽太守于建安五年，若顾雍四年为合肥长，一年之间，焉能转历四县，皆有治迹？其与理不合，一望可知。

故按本传，顾雍受州郡表荐为合肥长当系中平年事，《纪要》所言，误。①

①按，合肥本为侯国，然光和末年，合肥侯参与谋反，当除国立县，顾雍遂得为长。


[color="red"]之二十五、操定汉中

《三国志•刘璋传》云：“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於曹公。”

此云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事。历代注家多以为不可解。如《三国志集解》引梁章钜曰：“操定汉中，张鲁遁走，是建安二十年，尚在此后数年也。”又引钱仪吉曰：“是时刘琮降曹公，曹公追先主于当阳，济汉至赤壁，败而逃命，无缘得至汉中。”诸家之说大略如此。

按，汉中以汉水得名，古者，汉沔通用。若《水经注•沔水》注引孔安国曰：“漾水东流为沔，盖与沔合也。至汉中为汉水，是互相通称矣。”则汉中可谓沔中。检《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云：“（晋室）南渡后，谓魏兴、新城、上庸、襄阳、义成、竟陵、江夏为沔中七郡云。”又《晋书•朱序传》云：“宁康初，拜（序）使持节、监沔中诸军事、南中郎将、梁州刺史，镇襄阳。”是知沔中即泛指汉水中下游之荆州诸郡。曹操南征，刘琮拱手，所平之地大略如此，可谓沔中已定。三国志所云实为“曹公征荆州，已定沔中”，书为汉中，概汉沔通用之故。如此豁然而解。


[color="red"]之二十六、韩信故事

《三国志•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

同传注引《魏略》云：“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此即所谓“子午谷奇谋”。或以二书并言魏文长有分兵合击之谋，故所言同事，唯《三国志》云会于潼关，《魏略》云会于长安，彼此甲乙，当以正史为是，由此推论子午谷之谋本图潼关云云。然《三国志》既云魏延每出辄请，则北伐始终，此计皆有可行之处。以子午之险，关中之固，其后曹子丹、司马仲达辈镇御其间，尚欲批亢捣虚，横行于敌国心腹而取潼关，岂非笑谈？故知此论实为无识之妄语。

《三国志》既云魏延请兵分击，效韩信故事，则欲审魏延之计，必先解“韩信故事”。索于《史记》，韩信与汉王分兵异道之举始于汉二年八月击魏豹，其后刘邦于荥阳缠困项羽，韩信袭其侧后，破代、下赵、降燕、平齐，终与刘邦会于垓下，天下遂定。

“韩信故事”既明，魏延策划亦当如是，即诸葛大军对峙于前，己率奇兵袭扰于侧，以图克复关中。然时势变迁，蜀汉北伐，兵不过数万，敌强我弱，“众寡不侔”，分兵抄袭，弱者愈弱，悬危之计，故为诸葛制而不许。

杨文理

近一年随手码的小品，权收一处，略作修改。

在此向粤蛮、老冒等提点争鸣诸公致谢:icon32:

杨文理

张辽祖宗是商贾，又在行伍之间滚打，对士大夫不待见也不奇怪。反过来说，士大夫对当兵的也没待见到哪儿去:icon14:

且张辽和关羽同样有个优点：听人劝。关羽被老费点拨一下，便大感悟；张辽同样被数落一顿，便与武周交如初。

总之这两位差不多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主儿，不成兄弟那才叫咄咄怪事:icon04:

郭嘉这出此前讨论过，所谓的早为之所，不过是早早处置刘备的隐晦说法而已，并非周瑜版的圈禁：

敛成泣谓兴曰：“冲凶险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寝不安席，愿[color="red"]早为之所。”兴曰：“冲何能为也！但轻害名将，吾欲明其罪于四海。”[color="red"]乃下书赐冲死，葬以庶人之礼。

再结合三国志所说的“图备”，收拾大耳朵之意昭然矣。

乌鹊南飞

览毕，收藏。在下颇有微词，足下功德无量。再拜，不复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