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查看: 4732|回复: 76

[原创] 功名只向马上取,凉州上士一丈夫

[复制链接]
2015-1-12 19:52:58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一楼拜琅琊诸神
回复 举报
2015-1-12 19:53:33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一.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


【凉州上士】是对姜维的评价与肯定,在何种高度不妨推敲一二。时人杨戏所著《季汉辅臣赞》中,有关于永南,季常的评价。


“季常【良实】”,“永南【耽思】”。【良实】有忠良信实之意;【耽思】即深入思考研究。


【忠勤时事】比较的对象即季常【良实】,【思虑精密】比较的对象即永南【耽思】。考姜维所有,兼具【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的品质与能力,自然是【季常良实】,【永南耽思】所不如的。


季常曾自评为【荆楚之令】,陈寿称其为【令士】;永南亦有【李氏三龙】,【李王四子,并作琳琅】的评价,以此来看诸葛亮对姜维【凉州上士】的评价十分中肯。


对蜀汉而言,季常,永南皆是人才,姜维便是更加难得之才。


马良的【荆楚之令】是其自评,时人称为【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可见【季常良实】最为贴切。而时人口中的【荆州令士】其实是庞统,陈寿对其评价是【荆,楚高俊】,诸葛亮有【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的评价。


由此可见,【凉州上士】固然是很高的评价,并没达到【可相经纬者】的高度。前者基于【凉州】,后者涉及【世业】,【凉州上士】在蜀汉【世业】(王业)中会有怎样表现,拭目以待。






又曰:“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於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於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


【良实】是诸葛亮最看重的品质,《出师表》中可【悉以咨之】的对象,皆是【良实】,【志虑忠纯】之辈。


【忠勤时事】的姜维【当遣诣宫,觐见主上】,实际是把姜维纳入可以【悉以咨之】的名单中,这符合诸葛亮的用人原则,也是对姜维的认可。


【营中之事,悉以咨之】的是【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向宠。姜维拥有【忠勤时事】的品质,【心存汉室】的志向,加之军事层面的评价,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所期待的力量,注定姜维随军征伐的定位。


前番,是诸葛亮对姜维的评价;后番,是诸葛亮明确姜维的位置。


即姜维的发展在军事层面,非国政层面。
回复 举报
2015-1-12 19:54:00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二.


“亮语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谘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


【可任大事者】属意蒋琬,蒋琬之后是费祎。不要说姜维,便是后世被称为【四相】之一的董允,也不在诸葛亮考虑之中。


“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原主公重加察之。”


“亮每言:“公琰讬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社稷之器】是蒋琬具备才能,具体到【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更是诸葛亮认同的政治理念。自开府,蒋琬所做所为,即先主时诸葛亮【足食足兵】的工作,于是诸葛亮有了【当与吾共赞王业者】的评价,这是对【社稷之器】进一步的肯定与认可。因此【臣若不幸】时,将后事托付给拥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与吾共赞王业者】为最佳选择。


有近似评价的庞统,廖立,都有【当赞兴世业者】的能力。惜庞统早亡,廖立若是【讬志忠雅】或【良实】之辈,见重比肩蒋琬也不稀奇。


《出师表》前,诸葛亮对费祎青睐有加,【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出使东吴,孙权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


【股肱蜀朝】与【凉州上士】,【社稷之器】与【凉州上士】,诸葛亮确认【可任大事者】为蒋琬,费祎,从时人的评价来看,是可以理解的。观诸葛亮及时人评价,姜维并不属于【可任大事者】是没有疑问的。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既是【密与】,可见杨仪,费祎,姜维皆是诸葛亮信重之辈,【姜维次之】在【若延或不命】的条件下,实际上就是【姜维断后】。


魏延,吴懿,蜀之【宿将】,时吴懿或不在军中,【姜维次之】说明了姜维在军中的地位,亦见诸葛亮对姜维定位的在于军中,亦如魏延,吴懿辈。


强人如诸葛亮,尚须珍惜【凭之骁勇】的魏延,而【甚敏於军事,深解兵意】的姜维,对蒋琬,费祎的意义自然更重要,这又不是【凭之骁勇】的魏延所能比拟的。




前番,是诸葛亮临终于国事上器重辈;后番,是诸葛亮临终于军事上器重辈。


掌握军国大权的即是国家【元帅】,姜维的位置在军中,是受命于前者的。
回复 举报
2015-1-12 19:54:30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蜀汉延熙元年(公元238年)是姜维入蜀的第十个年头,自丧【元帅】,国家又先后失去了诸葛亮曾【凭之骁勇】的魏延,【深惜才干】的杨仪,以及【宿将】吴懿等。姜维在军中的顺位,理所当然的向上递补。


如何使用姜维,决策者是蒋琬,费祎辈。


蒋琬奉命出屯汉中,进驻沔阳后,汉中督王平以前护军的身份署理府事。一年后,姜维以大司马府司马的身份【数帅偏军入西】。


比起诸葛亮时期,【数帅偏军入西】这种小规模的军事行是动难望其项背的,却是北境对外唯一的军事活动。


这一时期屯驻汉中的是蒋琬,署理府事的是王平,偏军入西的是姜维,留守成都的是费祎,若不考虑东,南的事宜,汉中至成都的格局便是如此。(宫中董允)


延熙五年正月,结束【数帅偏军入西】军事行动的姜维,由汉中还屯涪县。(又前往成都)


考虑到前一年十月尚书令费祎前往汉中【与蒋琬谘论事计,岁尽还】,大有可能是与翌年正月还屯涪县的姜维同行,并还成都。


回想诸葛亮将国家托付给【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的蒋琬,此刻看无疑是最佳选择。【讬志忠雅】的蒋琬与【性狷狭】的杨仪,按照诸葛亮一贯用人原则,更是无须分说。


这一选择诚然会有【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的考虑,但国家失去强人,诸如【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的状况,显然是【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的理念,更适合国家的稳定。


倘如魏延【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的没头脑,国家覆亡怕是指日可待。


【众望渐服】后,昔日在成都【足食足兵】的蒋琬,追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步伐,在汉中屯驻六年,寻找北伐的机会。


蒋琬认为【昔诸葛亮数闚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


这一计划先【会旧疾连动,未时得行】,又【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六年时间,亲屯北境的蒋琬拿出了一份几乎无人支持的战略规划,可见蒋琬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


更清晰看到的是失去于敌国【自来自去】的诸葛亮后,继任者的庞大压力。


若有诸葛亮般在敌国【自来自去】的能力,效仿诸葛亮故事便是,实没有【不若乘水东下】的必要,这是蒋琬的苦恼之处。


这一点在蒋琬的上疏中表露无遗:【臣既暗弱,加婴疾疢,规方无成,夙夜忧惨】。


毋庸置疑,蒋琬已竭尽全力。


于是,蒋琬与喻指而来的费祎,姜维,马忠等商议过后,确定了新的军事策略:


“琬承命上疏曰:“芟秽弭难,臣职是掌。自臣奉辞汉中,已经六年,臣既暗弱,加婴疾疢,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俯仰惟艰,实忘寝食。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


随后【琬遂还住涪。疾转增剧,至九年卒,谥曰恭】


考虑到蒋琬【不若乘水东下】的拙劣战略刚被否决,这一新战略的策划形成多半是成都而来的费祎,姜维,马忠先与刘禅通气后的结果,咨询蒋琬的看法后才正式提出。这符合【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的记载,而提出该战略者,显然是费祎,姜维,马忠辈。


比起蒋琬,更多参与戎事的费祎,姜维,马忠无疑是规划军事战略的更好人选。


当【琬自汉中还涪,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六年,(姜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权力交替已然完成,这固然有蒋琬本身【加婴疾疢】的原因,更深层的是强烈北伐意愿导致的结果。


蒋琬主动淡出后,实质上为【凉州刺史】姜维【镇继】的是新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


【又昔偏军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这是时人对姜维的认可,也是【数帅偏军入西】的成绩。


蒋琬用三年时间在成都稳定了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六年时间在汉中【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三年时光在涪城养病至死。其对北伐的强烈意愿可见一斑,只是心有余而智不足,这是该时代蜀汉的缩影。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也没有放弃对于北伐的执着,这不是一个人的执着,当是国家上下的强烈意愿与渴望。在国家稳定后,亟需军事上有所建树的迫切心理,这是距离诸葛亮最近的年代,有理由相信对魏国用兵仍是朝野的主流声音。仍有一群人,追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脚步,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努力奋斗着。


现存的记载看,确实如此,更现实的是没有人可以复制诸葛亮时代的蜀汉,那是一个望尘莫及的身影。


由汉中还往涪县,又是蜀汉开始步入衰退期标志。集蜀汉精英六年心血制定的,也只是退求其次的战略。可以想象,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看到【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王师了。


值得关注的是,在蒋琬的上疏中,一如既往的承认国力悬殊,但鲜有有国力衰退的描述。失去【一时之杰】的诸葛亮,国力变化是理所当然之事,但这里可以理解为蒋琬不认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会成为国家的负担,当时的国力是完全可以承受大规模军事行动——考虑到九年时间动兵寥寥,同样是理所应当之事。


情志高尚忠实的蒋琬主动淡出历史舞台,蜀汉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姜维入蜀的第十五年,进入了费祎执政时期。


四十二岁的姜维,成为战略规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回复 举报
2015-1-12 19:54:50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四.


蜀汉延熙七年(公元244年)应是大放异彩的时期,此刻的姜维是举国仰仗的利刃,是否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全凭【凉州刺史】姜维能否达到【衔持河右】的效果。


魏国时,姜维【仕郡上计掾】,有入朝的机会,但没被人赏识。【郡欲表维以为将。维家本衣冠,不愿为将,郡因表拜郎中】,【以父冏昔为郡功曹,值羌、戎叛乱,身卫郡将,没於战场,赐维官中郎,参本郡军事。】


这里的【郎中】,【中郎】应是一件事,【郡表】中一定提到姜维的家世——【以父冏昔为郡功曹,值羌、戎叛乱,身卫郡将,没於战场】,结果自然是【赐维官中郎,参本郡军事】。


【郡欲表维以为将】,看重的是姜维的军事能力,也当是一种政治手段。魏略中有【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收捕系狱。】的记载,足以说明四姓的势力。更有【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於郡中】的记载,而姜维【仕郡上计掾】,即是【四姓常推於郡中】的表现。再考虑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豪族大姓拥有私人武装力量是常事,凉州素为叛乱温床,姜维【阴养死士】无疑是私人武装力量中,最为人忌讳的一种。


表姜维为将,等于纳姜维入军事体制,私人武装转换为姜维的部曲,跟随将领的调动而调动。对地方而言减少了不安定因素,又增强军队力量,兼有安抚任用之意,若继而广之,不失为一个办法。


只是姜维【家本衣冠,不愿为将】,为将不符合【衣冠】的家世,也不符合姜维的志向,拒绝是情理之中。


当诸葛亮军向祁山时:


“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於是夜亡保上邽。”
“遵念所治冀县界在西偏,又恐吏民乐乱,遂亦随淮去。时维谓遵曰:“明府当还冀。”遵谓维等曰:“卿诸人(回)复信,皆贼也。”各自行。”


郡中吏员多是【大姓常推於郡中】的缘故任职,【疑维等皆有异心】,【皆贼也】实是对州郡对当地大姓的不信任,而其根源即【吏民乐乱】。若将其放入汉末以来,凉州地区的动乱不断的大背景下,这并不是【天水太守】个人的认知,而是普遍的认知,只是临事时表现不同罢了。


姜维未受赏识,在郡不如意,实则都与该背景有相当的关系。郡表中固然不会提到【皆贼也】,可【皆贼也】这种认知一定是由上至下的。拒绝【郡表为将】,并不是不接受魏廷的安抚,而是基于【大姓】的利益,不可被削弱分化。当地统治基础如此薄弱,在几无信任的情况下,诸葛亮举大众而来,可谓正得其时!






“初,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


【良田百顷,不在一亩】,有两个意思:


第一:蜀汉对姜维的格局是【良田百顷】
第二:曹魏对姜维的格局是【良田百顷】的【一亩】


前者奉姜维为【凉州上士】,更有诸葛亮诚心待人,拥有广阔的前程,可以达成宏远的志向;后者即便拥有良田百顷,在【皆贼也】的认知背景下,一亩地或许已是最好归宿了。


【但有远志,不在当归】,所指是姜维认为实现志向更加重要。


姜母应知晓儿子的脾性为人,作为一名母亲是否会因此替儿子感到高兴呢?


若将【孝道】强加于这件事中,说破天也只能说姜维在【不在当归】一事中不能称为孝,仅此而已。


诸葛亮评价过姜维【心存汉室】,这应当然不是姜维在魏国时就心心念念着汉室。应是指入蜀后,姜维认同蜀汉(诸葛亮)理念的评价。姜维在蜀国能够做到【心存汉室】,又【甚敏於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指日可待。


对魏国而言,只不过失去一名小官;对蜀汉而言,收获的是【凉州上士】。
回复 举报
2015-1-12 19:55:07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本帖最后由 非常小猩猩 于 2015-1-12 19:56 编辑

五.


蒋琬自汉中还涪县是蜀汉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冬十月,十一月费祎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姜维领凉州刺史。若是对外用兵,当在明年,即蜀汉延熙七年(公元244年)了。


不巧的是,【七年闰月,魏大将军曹爽、夏侯玄等向汉中】,魏国上一次向汉中大规模用兵,还要追溯到蜀汉建兴八年秋,即十四年前。


汉中守将是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王平,而【汉中守兵不满三万】,于是【诸将大惊】。


素有【骁勇】之名的魏延,曾兼镇守汉中,凉州刺史之职等。此时王平镇守汉中,姜维领凉州刺史,守御与征伐之任十分明确,互不干涉。


成都,涪城发兵救援汉中,大司马蒋琬卧病,但并不影响涪城发兵,于是【假祎节,率众往御之】。从成都出发的是费祎,留在成都【平尚书事】的是镇南大将军,彭乡亭侯马忠。


在诸葛亮时期,马忠曾经【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对于【平尚书事】是相当有裨益的经历。而在先主刘备时期,对马忠更有【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的评价。


临行之前,【光禄大夫来敏至祎许别,求共围釭】,有了【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的结论。


如其所言,【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魏军退还】,这一切都【如平本策】。


九月,费祎回到成都,涪城卧病的蒋琬【固让州职,祎复领益州刺史】,此时【祎当国功名,略与琬比】。


【平尚书事】的马忠返回南方,于是以【侍中,辅国将军】董允【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


远在蜀汉建兴十二年,即诸葛亮去世当年,时任尚书令的蒋琬曾上疏将【益州刺史】让给费祎及董允,更上表【允内侍历年,翼赞王室,宜赐爵土以褒勋劳】,费祎和董允都没有接受。


另一种说法是蒋琬在延熙六年以病,让州职与费祎,董允,于是由费祎加益州刺史。


无论哪种说法,此刻费祎,蒋琬皆属意董允作为【可任大事者】,这毫无悬念。


时任凉州刺史的姜维,在汉中,涪城,还是成都,无从考知。




延熙八年(公元245年)是平静的一年,前一年魏军来攻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损失,对汉中的守卫不可轻忽。十一月,大将军费祎前往汉中行围守。


翌年六月,费祎返回成都后,随即在秋天实行了大赦。距离上一次大赦不足三年。自诸葛亮死后,是十三年来的第四次大赦,如果算上刘禅即位时的大赦,是二十四年来的第五次大赦。


分别是:


【五月,后主袭位於成都,时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
【秋八月,亮卒于渭滨。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大赦。】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张氏。大赦,改元。立子璿为太子,子瑶为安定王。】
【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还,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
【九年夏六月,费祎还成都。秋,大赦。】


两次改元时大赦,与诸葛亮去世的一次大赦是无可避免。可以说蜀朝之【赦】,兴于费祎,这当与费祎【宽济而博爱】的性格有关。


【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众中责大将军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又鹰隼始击,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时,下违人理。老夫耄朽,不达治体,窃谓斯法难以经久,岂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


赦的优劣,并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引录这一条记载,只是通过孟光的描述来反应当时国家的状态。


入冬,十一月大司马蒋琬于涪城病逝。随后,侍中守尚书令董允亦离世。


蒋琬,费祎是国家【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的权臣,董允【正色处中,上则匡主,下帅群司】,后主【益严惮之】。


先主北征汉中,东讨孙吴,皆有诸葛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诸葛亮久驻汉中,矢志伐魏,有蒋琬,张裔等【统留府事】,【足食足兵】;蒋琬屯汉中六年,有费祎领尚书令,处理军国大事;费祎挥师北上御敌,同样有马忠【平尚书事】。


费祎若致力敌廷,董允【上则匡主,下帅群司】无疑是统军国事的第一人选,其离世对于蜀汉的对外战略是不小的打击。


其时,【超继允内侍】的是选曹郎陈祗,【超迁尚书令】的是蜀郡太守吕乂。


陈祗【矜厉有威容】,董允【义形于色】是其相似之处,而其【多技艺,挟数术】又符合费祎【常以朝晡听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每尽人之欢,事亦不废】的脾性与风格。


吕乂在县【乃心隐恤,百姓称之】,在郡【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其【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号为清能】,比起董允【听事终日,犹有不暇尔】治国才能更胜一筹。


“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
“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於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


李严,先主刘备所任;蒋琬,丞相诸葛亮所付,如此尚有廖立,杨仪辈非议。二人固然【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不妨碍确有其才。


陈,吕以【超迁】之态任朝中重职,国无非议之声,是年宦在前者无【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之辈,也可看做陈祗,吕乂才高于人,是以年宦在前者,无所异议。


与此同时,姜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这已是蜀汉延熙十年光景。


蜀汉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丞相诸葛亮去世,随后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


蜀汉建兴十三年,夏四月,进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为尚书令。


蜀汉延熙六年,蒋琬疾病涪城,以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蜀汉延熙七年,大将军费祎北御汉中,以镇南将军马忠平尚书事;费祎还成都,马忠南还,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


蒋琬总统国事始,始终保持着录尚书事——尚书令的权力结构。总统国事的始终是【录尚书事】,【录尚书事】在外,则需【尚书令】主事。


【录】,【平】是一种加官。蒋琬,费祎,马忠辈本职轶位是【大司马】,【大将军】,【镇南大将军】。【尚书台】是国家中枢所在,用【录】,【平】加官在【尚书台】形成【录尚书事】,【平尚书事】,确保【大司马】,【大将军】不失本职轶位,又能【总统国事】。


行使【录尚书事】,【平尚书事】职权时,决定【军国之务】的是【录尚书事】,【平尚书事】们;不行使【录尚书事】,【平尚书事】时,决定【军国之务】的是【尚书令】。无论前者是否行使职权,【尚书台】始终在运作,【尚书令】也是同样。


所以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时才有【人才力相县若此甚远,此非吾之所及也。听事终日,犹有不暇尔】的感叹。无论是【录尚书事】,还是【尚书令】,负责的对象皆是君主。
回复 举报
2015-1-12 19:57:16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六.

任职【凉州刺史】以来,姜维并没有建功立业之机,或在【兴势之役】有机会建功,但不仅没有记载,升职也是在三年之后。很难想象姜维是因为延熙七年没有记载的功勋,在延熙十年得到晋职。


姜维历来随军,自不可能出任【内侍】,又以戎马为主,也不可能出任尚书令。陈祗,吕乂分补侍中与尚书令的空缺,与姜维其实并无瓜葛。姜维晋职的契机实际上是源自于大司马蒋琬的病逝。


从【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的记载看,蒋琬疾病涪城时期,依然被【推任如此】参与决策。从【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的记载看,蒋琬疾病涪城时期,涪城依然屯驻【诸军】。


延熙六年蒋琬还涪县,到延熙九年蒋琬病逝,并没有涪城【诸军】调往他处的记载。按照延熙六年蒋琬,费祎,姜维,(马忠)认同的【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之战略,涪城【诸军】更不会调往他处。


延熙七年北御汉中时,【以大司马琬疾病,假大将军祎节,率军自成都赴汉中】更明确指出,【大司马琬】仍是军国统帅。特殊时期下,因蒋琬疾病,而出现两名【统帅】,这一情况直到蒋琬去世才结束,随着姜维被任命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有了延续的迹象。


这也是为何董允【为大将军副贰】的缘故,因为当时大司马蒋琬仍在疾病期。可惜天不假年,董允亦离世,无论怎样看【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副贰】的董允晋升【录尚书事】的顺位显在姜维之前。


十三年来,即诸葛亮去世后,蜀汉还没有对魏国实施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延熙五年后,对魏国小规模的【偏军】也再无出动。延熙七年是确定战略后的第一年,却遭遇了魏国的攻击。延熙八年的【行围守】,延熙九年蒋琬,董允的去世,这致使延熙六年的战略迟迟无法施行。


此时的蜀汉,用时人话说是【主上仁贤,百僚称职】,这是蒋琬,费祎,董允协力的结果,即便才能远不如诸葛亮,三人与诸葛亮并称【四英】还是【四相】皆可问心无愧。


蒋琬:【州书佐】——【广都长】——【尚书郎】——【东曹掾】——【统留府事】——【长史加抚军将军】——【尚书令】——【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


费祎:【太子舍人】——【黄门侍郎】——【召信校尉】——【侍中】——【参军】——【中护军】——【司马】——【后军师】——【尚书令】——【大将军,录尚书事】


董允:【太子舍人】——【洗马】——【黄门侍郎】——【侍中】——【侍中领虎贲中郎将】——【加辅国将军】——【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


姜维:【仓曹掾,加奉义将军】——【中监军】——【右监军,辅汉将军】——【司马】——【凉州刺史,镇西将军】——【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


比照四人履历,姜维并不是【共录尚书事】的合适人选,戎马为主是姜维一生的基调。这一点在【郡欲表维以为将】时可见,【甚敏於军事,深解兵意】时可见,【姜维次之】时可见,【数帅偏军入西】时可见,【若维征行】时亦可见。


但新任尚书令,侍中都是【超迁】擢升,可见年宦合适之辈中更没有能够与费祎【共录尚书事】的人选了。只是这不能代表姜维的擢升,是费祎举荐的结果。【共录尚书事】的加官,职权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大将军】与【卫将军】的权位。


姜维是对外战略计划中早确定为国家利刃的人选,军事方面不二选择,是听命行事的【凉州刺史】。【卫将军,共录尚书事】赋予姜维更高的轶位,参与国事的权力,那么还需要费祎【为维后继】么?或者说姜维位仅在费祎班位下,会满足于用【卫将军,共录尚书事】去做【凉州刺史】为大军征行的工作么?


因此,费祎没有必须设立一名【共录尚书事】的需要,也没有改变延熙六年与蒋琬等认同战略,重新定位姜维角色的必要。实际上【尚书令】吕乂是有单独处理国家政务能力的,这一点在费祎日后久驻汉中时期即可证明,朝中也不需要一名【共录尚书事】来协助吕乂。



【琬卒,禅乃自摄国事】,这或能解释姜维为何加官【共录尚书事】。


蒋琬未卒时,刘禅治国方式主要是【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因此这里的【禅乃自摄国事】当是指刘禅自己的意志,较以往更多体现在国家决策层的意思。


有,且只有刘禅,才会有任命一名【共录尚书事】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或许是源于蒋琬,费祎属意的继承者董允去世的缘故——【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


姜维的履历并不适合任职尚书令,是因为尚书令有更好的人选;国家在军事上对姜维的依赖,也决定了不可能让一名【尚书令】征伐在外。因此加官【共录尚书事】实际上是姜维进入国家中枢的唯一途径。


另一方面,刘禅保持着对费祎的【推任】,费祎【虽典戎于外,庆赏刑威咸咨于己】。【股肱蜀朝】的依然是费祎,姜维作为刘禅钦点的接班人,正式成为了蜀汉的二号人物。
回复 举报
2015-1-12 19:58:14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七.

延熙十年卫将军姜维开始对外用兵,延熙十一年大将军费祎出屯汉中,至延熙十四年间姜维对外连续用兵,是费祎执政时期蜀对魏用兵的全部。与蒋琬时期姜维【数帅偏军入西】相同,在敌境作指挥作战的依然是姜维。不同的是,【数帅偏军入西】时姜维是以蒋琬幕府司马的身份,接受大司马蒋琬指挥,而今姜维是以【卫将军,共录尚书事】的身份出征。


“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比起蒋琬的【规方无成,夙夜忧惨】,姜维拥有明确的战略规划,并自信【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


国家历经蒋琬时期【规方无成】的战略难以确定,到费祎之初【若维征行,衔持河右】确定战略,期间只有小规模的【偏军如西】,其时即不如诸葛亮时期,也未见国力不足的记载,仍属于【主上仁贤,百僚称职】的情况,完全可以支持姜维去实施【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的志向与战略。


可姜维【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的战略并不是延熙六年确定的【若维征行,衔持河右】战略,如同【卫将军,共录尚书事】早不是【凉州刺史】。姜维【每欲兴军大举】,主帅当然是姜维,不再需要费祎按照延熙六年战略扮演【为维后继】的角色。【兴军大举】诚然是为了实现【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的战略目标,但也涉及到指挥权与兵权归属问题。


自诸葛亮时期,蜀汉的兵权只掌握在【元帅】手中。费祎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蒋琬依然是北御汉中的第一人选,只是【以疾病】难行,才由费祎代之,这一点前文有叙,不再赘言。费祎不是疾病难行的蒋琬,姜维也不是位在费祎之上的蒋琬,即便有【卫将军,共录尚书事】的权位,蜀汉的元帅依然是【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


费祎对姜维的看法与延熙六年间蒋琬,马忠等的仍然没变,姜维适合的角色是需要大军【为维后继】的“【凉州刺史】”,不是【兴军大举】的主帅。


诸葛亮时期有魏延欲效韩信故事,终诸葛亮一生,魏延也好,姜维也罢,皆没有效仿韩信故事的机会。姜维也仅有与马忠督张嶷平乱这一脱离诸葛亮大军的军事行动记载。诸葛亮所顾虑的,蒋琬,费祎亦当有所顾虑,魏延求万人不可得,更不用说姜维是要【兴军大举】。


即便费祎与姜维一同出征,谁是统帅的问题依然存在,姜维自忖军事能力凌驾费祎之上,而费祎觉得自己与姜维皆远不如丞相。费祎做的,是【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而不是阻止姜维对外用兵,这实际上是实施在延熙六年制定的【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的部分战略。


蒋琬认为诸葛亮【数闚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所以不效仿诸葛亮故事,采取其他策略。首先说明蒋琬无法解决【道险运艰】的问题来超过前人,其次暗指自己无法达到前人的高度,所以才要另辟蹊径,放弃前人的方式。


到了费祎,话说得更直接清楚:“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於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虽典戎于外,庆赏刑威咸咨于己】的费祎在【后主自摄国事】时期,有没有阻止姜维出征的能力不得而知,但应是大概率事件——毕竟并没有费祎拒绝对魏用兵的记载——但从【与】其兵不过万人的记载看,显然涪城诸军也归纳入费祎的指挥,兵权完全掌握在费祎手里,因此姜维的兵力需要费祎【与】。


但费祎反对的不是伐魏,而是反对采取【兴军大举】的方式伐魏,这是因为【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其治国方针为【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兴军大举】方式之外的军事行动是被允许的,是【保国治民,敬守社稷】的组成部分。


即蒋琬,费祎辈看清现实,承认自己没有消灭魏国的力量,但不因此放弃为消灭魏国而努力,所以避免【兴军大举】的军事行动,转为小规模的军事行动。若见成效,则【为维镇继】达到【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的效果;若不见成效,也可因此【保国治民,敬守社稷】,用来【如其功业,以俟能者】。


对此姜维并不认同,凭借自己的能力是完全可以【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的,所欠缺的只是【兴军大举】,即国家对战争需要更大的投入,自己要掌控更多的兵权,这是实现该目标志向的前提条件。既然能够做到【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那么就算不如丞相,也可以称为能者,又何必【以俟能者】?


关于兵权,首任【凉州刺史】魏延也曾有过类似的需求,【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不管魏延是真的【己才用之不尽】,还是自视过高,与此刻的姜维大有同病相怜感。


魏延叹恨自己被压制,才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姜维不认同费祎的观点,自忖可以达到【断陇】的成绩。这都是对自身价值能力判断,与掌权者之定位严重不符的结果。所以廖立【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杨仪【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於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其因大致相同。


廖立被诸葛亮称为【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刘备【素识待之,不深责也】,其位不如所愿盖因【守长沙则开门就敌,领巴郡则有暗昧闟茸其事】;杨仪固然【仪每从行,当其劳剧,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但【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但亮卒则【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廖立狂惑】,【杨仪上书诽谤】,【魏延烧绝阁道,相表叛逆】,都是活生生的作死表现。认为自己长处过人,未思考防制短处,所以【招祸取咎,无不自己】。这种生活方式并非一定是同样的境况与下场,但凭借有所长而放任其短,将生死置于是否遇到合适的掌权者手中,真的合适么?平心而论,若能稍加克制,人生又怎会如此悲催?未尝没有如愿之时。


反观姜维,并没有上述三位的表现,这实际上是其【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的品质所决定的,也是类似处境中不同选择的结果。


着眼于大处,费祎提出的是国家政策方针,姜维提出的则是对外战略,二者并不属于是一个层面,前者需要考量的因素远多于后者,而前者是后者能否施行的根本。


延熙十四年夏,返回成都数月后,费祎在冬天北上屯驻汉寿,再一次大赦。


直到延熙十六年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循所杀于汉寿】,(后世有意淫是姜维授意,因为着实无稽之谈,可省下笔墨),至此诸葛亮亲自指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皆已去世,而后主刘禅所【推任】的也再无其人。


比起陈寿对蒋,费的评价,我更喜欢裴松之的一番话:【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何以过於此哉!今讥其未尽而不著其事,故使览者不知所谓也】。
回复 举报
2015-1-12 19:59:08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八.

蜀汉延熙十六年(公元252年),入蜀第二十四年,五十一岁的姜维踏上征途。【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此时距费祎去世,只有三个月。比诸葛亮,蒋琬去世后数年才用兵,未免显得迫不及待。


蜀汉延熙十七年(公元253年),【夏六月,维复率众出陇西。冬,拔狄道、(河间)〔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


费祎去世后,【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的姜维,是否依然保有【录尚书事】的加官并无明文,但从姜维可以调动数万兵力,并无掣肘看,显是继承费祎的大部分权力,继续拥有【录尚书事】的加官是大概率事件。那么此刻刘禅以下的权利结构,便是【卫将军,录尚书事】姜维,【侍中守尚书令】陈祗。


于延熙十四年去世的尚书令吕乂【为政简而不烦】,号称【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声损於郡县】。这并不是说吕乂没有能力做【尚书令】的工作,而是其施政理念导致了【故居大官,名声损於郡县】的结果。在吕乂去世当年,蜀汉又一次进行大赦,不知是否与其【持法刻深】有关联。


蒋琬:【社稷之器】,【与吾共赞王业者】——【足食足兵】,【众望渐服】。


费祎:【天下淑德】,【股肱蜀朝】——【常以朝晡听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每尽人之欢,事亦不废】。


董允:【内侍历年】,【翼赞王室】——【正色处中,上则匡主,下帅群司】


吕乂:【清能】——【为政简而不烦】,【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声损於郡县】。


由时人评价与执政效果比较,还是十分符合的。蒋琬,费祎被诸葛亮确定为【可任大事者】,根本在于二人具备该能力。董允可以做到【正色处中,上则匡主,下帅群司】,这是其【义形于色】,【秉心公亮】的特点,吴国的张昭同样是【义形于色】的代表人物。董允身居尚书令【听事终日,犹有不暇尔】,可见已到其能力极限。也可说董允擅长的方面在【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这恐怕是诸葛亮没有指定允继承费祎位置的缘故,毕竟能力相差悬殊,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到了吕乂任尚书令时期,已经有了关于弊端的明显描述,仅从蜀汉执政人物的能力看,


国家的状况呈下降趋势是无须辩驳的。


延熙十八年,姜维再一次商议出兵时,只有征西将军张翼在刘禅面前极力谏诤,即【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既是【廷争】,结果是【维不听】,可见张翼要说服的对象不是刘禅,而是姜维。由此可见,姜维确实继承了费祎的权力,同时刘禅也如同当年任命姜维【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时一样,保持对姜维的期待与信任,这种信任是否也与【忠勤】的姜维被诸葛亮推荐给刘禅,成为可以【悉以咨之】的一个人选有关呢?由此大概知晓,在诸葛亮死后,姜维与后主的交流当是很多的。


张翼将连续两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定义为【黩武】,而定义【黩武】的背景是【国小民劳】。即考虑【国家力量】与【百姓辛苦】是张翼判定姜维是否【黩武】的前提条件。这与费祎【保国治民,敬守社稷】的观念如出一辙,国力保存与百姓治理是第一位,在此前提下,并不阻止【万人】规模的军事行动。换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费祎裁制姜维【每欲兴军大举】的行为,就是为了能够【保国治民,敬守社稷】。


于是姜维【将翼等行,进翼位镇南大将军】,张翼对此或有无奈,但决策者是姜维,而不是自己,只能逆来顺受。这与当年决策者是费祎时,姜维的感受应属同感。


这一年,是军事上极其振奋人心的一年,【维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经众死於洮水者以万计】。但张翼于此刻再次谏言,【可止矣,不宜复进,进或毁此大功】,【维大怒。曰:“为蛇画足。”】


【为蛇化足】即节外生枝,不但无益,反而害事。姜维认为张翼是在节外生枝,其建议会妨害自己征伐的功业,对张翼的成见已是很深。费祎时期姜维就不认同【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出征之前张翼又【国小民劳,不宜黩武】,而今【大破王经】,是自己【兴军大举】,【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军事行动才是正确的强力证明。


结果是【维竟围经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异论,维心与翼不善,然常牵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


依然是理念冲突,【保国治民,敬守社稷】为主,还是【兴军大举】为主。【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就不能【兴军大举】么?费祎是如此认为的,是否代表蜀汉国力的衰退呢?


【兴军大举】等于不能【保国治民】么?姜维并不如此认为,实现【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这一战略目标,不就是扩大疆土,使国家增强力量么?


费祎死后,张翼是首倡反对姜维理念之人,【翼常廷争】的结果,便是【每怏怏从行】了。史称张翼【亢姜维之锐】为【咸有可称】,或可说明张翼是不认同姜维施政方针者中,唯一敢于【亢锐】之人。


延熙十九年,进姜维位为大将军,督戎马。于是姜维【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讟,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延熙二十年,姜维继续用兵,随军的射声校尉杨戏【素心不服维,酒后言笑,每有傲弄之辞。维外宽内忌,意不能堪,军还,有司承旨奏戏,免为庶人。】


这是杨戏自作自受,过错不在姜维,若以蒋琬来比较,又可见二者的优劣。


【或欲构戏於琬曰:“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诫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


【又督农杨敏曾毁琬曰:“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请推治敏,琬曰:“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重据听不推,则乞问其愦愦之状。琬曰:“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敏坐事系狱,众人犹惧其必死,琬心无适莫,得免重罪。其好恶存道,皆此类也。】


姜维的气度,恐怕是远不如蒋琬,费祎,董允的,更不用说诸葛亮【闻恶必改,而不矜过】。以【大将军】的位置考量,姜维的气度也决定得到的支持不如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辈多。


杨戏的【傲弄之辞】应当与前一年段谷大败,【众庶由是怨讟】有关,该役恰在姜维【洮水大胜】后,对于姜维雄心的打击可想而知。奇怪的是,在【洮水大胜】后,【镇西将军,汉中督】胡济【失誓不至】,使得姜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离,死者甚众】,可以说这是赤裸裸的拆台。


与胡济约定期限,显然姜维期待的是扩大战果,取得超过【洮水大胜】的战果,否则便不需要汉中驻防的军队前往增援。胡济能带来的无非是军队与补给,前者增强姜维的军事力量,后者延长在敌境行动作战的时间。汉中督有独立的军队,主要负责该区域的防务,这一块本就不属于姜维的统辖,否则姜维直接调动即可,根本不需要与胡济【期会】,更没有【济失誓不至】这一说辞。姜维与胡济的【期会】,也应当是没有经过刘禅的军事行动计划,若有旨意,【济失誓不至】这种说辞就更不可能存在。


胡济因何缘故【失誓不至】不得而知,但【失誓不至】的后果,作为当事人的胡济肯定是心知肚明。由蜀汉的军事架构入手,胡济的汉中军显然不属于姜维的部署,而姜维调动汉中守军参战,恐怕需要经过刘禅的同意。【汉中督】的主要责任是守土,姜维的目的是扩土,二者权责不同,胡济有无必要忽视【汉中督】的职责,将兵协助姜维建功?毕竟擅动后的功过,是由成都方面决定。


姜维【每欲兴军大举】时,胡济已然是【汉中督】。张翼对姜维【常廷争】的境遇,相信朝野都没必要掩盖。远近比较思量下,胡济是否会担心自己的兵权为姜维所并?


自费祎去世后,连年征伐,国家状态无时无刻在发生变化,作为被诸葛亮称为【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的胡济,目睹国家境况,对于姜维的征伐是否认同?


胡济或有以上各种考虑,或认为姜维的军事行动可行性堪虞,但最终的结果表明胡济对于姜维并不是支持的态度,而【失誓】导致的结果是年初上任的大将军姜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被杨戏看重的谯周趁着姜维不在成都,【于时军旅数出,百姓雕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姜维若在,【论其利害】的对象便是姜维,可姜维不在,还有陈袛。这场争论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其内容对于了解蜀汉时政一定有相当的裨益。谯周退而书之,于是诞生了《仇国论》。


陈祗以侍中守尚书令,被称为【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於维】。此光景前推十几年,实际上即是出现【尚书令吕乂】权重于【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侍中守尚书令董允】权重于【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尚书令费祎】权重于【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的情形。由陈祗与谯周的争论来看,【权重于维】的陈祗实质上是左右姜维能否出兵征伐的关键人物,而陈袛【上承主指】又表示着,陈袛得宠是因为顺从,迎合刘禅的心意做事。


张翼常于姜维廷争,清楚在刘禅面前;而谯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厉害,并没有指明【廷争】,更有可能是在尚书台。这也说明无论是张翼,还是谯周,都认为说服姜维与陈祗就可以改变刘禅的想法,这符合刘禅的性格,从侧面说明刘禅对姜维保持信任。


景耀元年,陈祗卒,尚书仆射董厥迁尚书令;黄门令黄皓为中常侍,奉车都尉;羽林中郎将诸葛瞻为射声校尉;后将军代行大将军事姜维还成都,复拜大将军。
回复 举报
2015-1-12 20:00:34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九.

【权重于维】的陈祗去世,其权一分为二,尚书令董厥,中常侍黄皓。延熙十六年至二十年用兵未有间断的大将军姜维停了下来,于成都一住便是四年。其时谯周的话描述是【百姓雕瘁】,等到吴人求马时【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


费祎去世前,蜀汉是能够做到【保国治民,敬守社稷】的国家,短短几年便【百姓雕瘁】。观张翼,谯周等所指,皆将矛头对准连年用兵的姜维。即延熙十六年费祎去世起,至景耀元年陈祗去世止,姜维连续五年用兵被时人视为【百姓雕瘁】的罪魁祸首。


没有史料表明《仇国论》在当时的影响力,但《仇国论》中阐述与费祎相近的观点,又在一个【百姓雕瘁】的年代,加上姜维被【众庶由是怨讟】,这正是适合《仇国论》思想大行其道的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反对姜维用兵的声音,皆是从现实出发,以国家力量与百姓生计为前提背景才提出,这正是姜维时期与费祎,蒋琬,诸葛亮时期最大的差异所在。以姜维一连五年【兴军大举】的频率,治理国家的即便是诸葛亮本人,又怎能吃得消?


没人否认蜀汉国力在诸葛亮死后呈下降趋势,否则费祎何须【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但张翼提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在延熙十八年,是姜维自延熙十六年起第三次用兵前,即国力大概尚能承受连续两年的大规模用兵的状况。


到了延熙二十年的【百姓雕瘁】,姜维罔顾国力民生,执意连续用兵的形象已然成立,朝野军政中都出现了反对姜维用兵的声音。


姜维还于成都,是迫于国内形势压力,更是因为陈祗去世后,其重于自己的权力到了董厥,黄皓手中。


于国家而言,这五年连续用兵造成的伤害,按照姜维,董厥辈等治国能力,是难以弥补的。于董厥辈而言,姜维【黩武】致使【百姓雕瘁】,那么先遏制姜维用兵显是重中之重。


政权上是【尚书令】董厥与【大将军】姜维之争,兵权上是【大将军】姜维独握。姜维首先做的是巩固兵权,即提出汉中改防的建议:

“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於是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於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


蒋,费执政近二十年,重兵驻守汉中的分别是假节,车骑将军吴懿【建兴十二年——建兴十五年】,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延熙元年——延熙六年】,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延熙八年】,【延熙十一年——延熙十四年】,共计十五年。算上【延熙七年】的北御汉中,【延熙十四年——延熙十六年】费祎北驻汉寿,实际上保持着汉中重兵屯戍,或是涪城,汉寿屯兵后继的态势。


【延熙七年】的【兴势之役】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在汉中无重兵时期,于【涪城】或是【汉寿】屯驻重兵也是一种可行的防守策略。


自【延熙十六年】进入姜维时期后,原本屯驻涪城,汉寿的蜀军主力跟随姜维,年年出征,斩获颇丰,自然不需要顾虑无重兵支援的汉中守备。而今蜀汉进入【偃旗息鼓】的歇兵期无可避免的。此刻的姜维不可能继续用兵,也不可能率军屯驻涪城或是汉寿,轻易远离权力中心的成都,提及汉中防务看起来很是自然。


在延熙十九年,姜维需要【汉中督】胡济的军队来扩大战果,可见汉中具备相当的兵力,即符合【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之意。汉中改防,姜维提出的主要目的并非【错守诸围】不能胜任汉中守御,而是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改防后汉中具备【适可御敌】,【可获大利】的功效。即在敌人【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的【殄敌之术】,这几乎是没人会反对的建议。


于是【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但汉寿在梓潼郡,如何指挥汉中的军事行动?观姜维的安排,【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显然汉中【诸围】都要清壁坚野退入汉,乐二城。等于汉中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汉城,乐城。再看【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显然王含,蒋斌即是汉中改防后实际指挥作战的负责人。【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将汉中诸围的兵力撤入汉,乐二城,那么【游军】的兵力从何而来?


一.来自于【却住汉寿】的胡济。
二.来自于其他方面的援军。


【兴势之役】王平三万人被诸将认为【不足以拒敌,听当固守汉、乐二城】。若以【却住汉寿】的胡济作为【游军】,等若用汉中原本的兵力完成【适可御敌】,【可获大利】的【殄敌之术】,这不仅是要求汉中守军完成本职,更是增加殄敌的【本职】,因此【游军】不可能是胡济。


【游军】不仅要达到【殄敌】的效果,还要有【以伺其虚】的能力,应是肩负【殄敌】任务的的主力部队。而【诸城并出】实际上是配合【游军】的追击行动。不言而喻,【游军】需要相当的兵力,需要足够的军事智慧与作战经验,一定程度上决定战机,那么这个【游军】统帅最佳人选自然是兵权在握的大将军姜维。


改防后,实际负责汉中防务指挥的是王含,蒋斌。原本的汉中督胡济退到了梓潼郡,已然谈不上拥有什么兵权,仅是名义上的汉中军事长官罢了。按照姜维的安排,汉中诸围以外的部队,应属剩余兵力,有可能补充到【游军】即姜维麾下。不仅防御战略上姜维成为了守卫重要的一环,兵力上也得到了适量提升,可见姜维是亟需增加权力的。


做出改变的不仅是汉中,姜维同时在武都,阴平二郡【皆立围守】,考虑到张翼曾为【建威督】,这或许是两郡防务的重新部署,人事兵权上的重新分配。


陈祗的权任已然重于姜维,姜维想在陈袛死后收回因自己【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而流失的权力,谈何容易?


景耀二年,【亢姜维之锐】的张翼升任【左车骑将军】,位于阴平郡的【广武督】廖化升任【右车骑将军】,加之右将军阎宇渐入蜀汉决策层视野,姜维的情况似乎更加难过。如同大将军费祎死后,卫将军姜维成为实际掌权者相同,张翼于廖化的【左车骑将军,右车骑将军】实际上是仅在大将军之下的武职。考虑到张翼于廖化的年岁,更被朝廷培养的军事统帅很有可能是【右将军】阎宇。


姜维不可能推荐张翼晋升为在军事上仅在自己之下人物,那么张翼的升迁很有可能来自于【尚书令】董厥的努力,实际上是对【汉中督】胡济被削权的一种还击。有趣的是,按照记载廖化在【广武督】与【右车骑将军】之间,并没有其他任职记录,若是从【广武督】直接擢升为【右车骑将军】,着实是惊人之举。


【左右车骑将军】的设立,是对【大将军】兵权的一种觊觎与威胁,由费祎,姜维时期的兵权争夺看更是如此。
回复 举报
2015-1-12 20:01:57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十.

指定姜维作为费祎继承人的是刘禅,为姜维北伐做后方支撑的是陈祗,而陈祗是【上承主指,下接阉竖】的人物,这背后的靠山还是刘禅。但此刻的刘禅,恐怕是顾不上大将军姜维在朝中处境艰难的,原因在于中常侍,奉车都尉黄皓的存在。


史称黄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是阿谀奉承,又十分狡黠之辈,因此得到刘禅喜爱。董允是个【义形于色】的主儿,后主【益严惮之】到了后宫增益都不能的地步。黄皓被董允压制在【黄门丞】的官位上,而没被除去,并非是董允眼里容得下沙子,而是黄皓实在太狡黠。即【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黄皓【不敢为非】实乃保全自身的好办法。


等到陈祗继董允为内侍,黄皓从【黄门丞】升任为【黄门令】。史称陈陈祗【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让人难辨真伪。董允为侍中近二十年,黄皓位不过黄门丞;陈祗为侍中十年有余,黄皓位止黄门令。从【黄门丞】与【黄门令】的区别来看,着实看不出【与黄皓互相表里】的状况,而陈祗本身即是刘禅【深见信爱】之人,更是【侍中守尚书令,镇军将军】之位,宫中省中,皆是大权在握,有什么必要和一个【黄门令】【互为表里】?


而一个皇帝宠爱二十年的【黄门丞】有什么理由在董允去世后十年还是一个【黄门令】?


【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这样的记载看起来更应该出现在董允死后,而非【与黄皓互相表里】的陈祗死后不是么?


由黄门令一跃为中常侍,奉车都尉,这当时刘禅的意思,究其缘故则是因为【陈祗去世】。说明陈祗在任职期间,对黄皓采取的方式是有别于董允的,但同样具备压制之效。这当是其【矜厉有威容。多技艺,挟数术】的特点导致。


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史称黄皓【操弄威柄】,其威权来源自是刘禅。即陈祗死后,刘禅的意志少在国事上。【中常侍】黄皓在董允,陈祗任侍中时的权利基础上,一定程度上操弄君主的威权。黄皓掌握宫中之事,等若阻塞了【忠谏之路】,刘禅【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的主要对象是【便辟佞慧】的黄皓,而非【良实】,【志虑忠纯】辈。


樊建任【侍中】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延熙十四年后,其曾被诸葛恪评为【才识不及预,而雅性过之】,史称【然建特不与皓和好往来】。樊建的【雅性】决定其与【性素和顺】的郭攸之一样,只能作为【备员】,无法起到匡主的作用。


陈祗去世,继任其【侍中】的人选本应由姜维指定,便如诸葛亮任董允,费祎任陈祗。但姜维连年用兵在外,导致权力旁落,实是姜维身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的失策。


这是姜维失职造成的苦果,与刘禅的交流要受到黄皓的左右干预,皇帝做出的抉择同样有黄皓的影子,无疑让姜维在朝中的处境雪上加霜。事态的发展并不仅仅如此,在杨戏被姜维废掉后,继任的射声校尉的诸葛瞻在这一时期迁为侍中,为后主刘禅所信任。时蜀人爱屋及乌,【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


景耀三年,四年先后的追谥是朝廷安抚人心的手段,也是朝中角逐的缩影。考虑到追谥赵云是因为姜维上表,那么前一年的追谥很有可能是董厥,诸葛瞻等人的手笔。


看看这一时期蜀汉权力结构的变化,【尚书令】董厥升任【辅国大将军,平台事】,樊建【侍中,守尚书令】,诸葛瞻【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行都护将军,与辅国大将军董厥并平尚书事】。


即便姜维此刻仍然保有【录尚书事】的加官,可董厥的【尚书令】权利本就继承于【权重于维】的陈祗,即便是董厥任【尚书令】时期,董厥【权重于维】仍是大概率事件。观察景耀元年至景耀四年的变化,诸葛瞻,樊建的崛起与上位,实际上都是巩固了董厥的权势。当诸葛瞻,董厥【共平尚书事】,樊建任【尚书令】时,姜维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


史称【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可见统事者之首实为后来居上的诸葛瞻。


姜维失势,而诸葛瞻【美声溢誉】,无疑是【统事】的最佳人选。这不是黄皓【操弄威柄】能够决定,也不是董厥能够决定,做出这一选择的人实际上只有刘禅。毫无疑问,在几无贤才的蜀汉,诸葛瞻是能使朝中和睦,上下一心的唯一选择。


朝中【统事】之权,从来不是黄皓能够染指。黄皓掌握的是宫中之权,是【忠谏之路】,这与诸葛瞻,董厥等人遏制姜维权势的目标是没有冲突的。对于诸葛瞻,董厥辈而言,对于国家影响甚大的是连年征伐的姜维,这不会因为姜维在成都四年而改变,因为双方在政权上的角逐尘埃落定,可兵权上仍是姜维掌控。


但董厥,诸葛瞻,樊建辈同样没有看到宫内的隐患,既宫内无【良实】,【匡主】之人。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黄皓是小人,相信诸葛瞻,董厥,樊建辈早有判断,但三人未必认为此刻的国家是【远贤臣】。姜维对国家【已经造成的危害】,是黄皓所不及的。而诸葛瞻等人致力于阻止姜维【黩武】,发生【百姓雕瘁】的状况,又怎会不认为自己是贤臣?


国有【倾颓】之态,主因即延熙十六年到二十年的连续用兵,景耀元年以来,双方实际上是争锋相对的态势。只有如诸葛亮,蒋琬,费祎辈彻底的掌握大权,才能统一国策。遗憾的是这本是赋予的姜维【权力】,却没有被珍惜。


更遗憾的是,国家在权力的追逐中每况愈下,诸葛瞻,董厥辈用了四年时间击败姜维而【统朝事】,姜维苦于招架仍然保有【兵权】,还是一场仍将继续的未完之争。


费祎之后,蜀汉实际上已然再没有所谓的【强人】,姜维,诸葛瞻,董厥辈皆不是【社稷之器】,也不可能【股肱蜀朝】。由此看来,诸葛亮所指的【益州疲敝】,其着眼不仅是其时,更是长远。

“华阳国志曰;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见皓枝附叶连,惧於失言,逊辞而出。”

时为蜀汉景耀五年,黄皓既【操弄威柄】,可见【恣擅】当非一日,吴人言【入其朝不闻正言】由此即见一斑。而黄皓【恣擅】已有五年,姜维此刻【启后主欲杀之】是胸有成竹?是忍无可忍?诸葛瞻,董厥,樊建辈已统朝事,姜维此刻向黄皓开火意义何在?

【维见皓枝附叶连,惧於失言,逊辞而出】,似乎姜维没料到刘禅与黄皓的关系,比自己想象中要紧密得多,当认识到这一点时,只能【惧於失言,逊辞而出】。


“后主敕皓诣维陈谢。维诱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皓承白后主。”

黄皓【便辟佞慧】,是没有政治头脑与眼光的,除在君主处得宠外,也不见得有什么政治立场。因此姜维【启后主欲杀之】,随后又【诱皓求沓中种麦】,走了黄皓的关系【以避内逼】。


刘禅说黄皓是【趋走小臣】,这与诸葛瞻,董厥,樊建对黄皓的认知定位当是相同;而姜维【恶黄皓恣擅】,虽是事出有因,但无疑强过上述诸人;只有董允【切齿】,是真正了解【亲小人】的危害,具备长远的政治眼光。


从这个角度审视蜀汉历届的决策层,姜维,诸葛瞻,董厥,樊建辈不仅难以企及蒋琬,费祎,比董允也远远不如。


关于姜维在景耀五年的用兵,引用下文即可:

“景耀五年,姜维率众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於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


而朝中的诸葛瞻等人也没闲着:
“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


蜀汉景耀六年,入蜀三十四年,六十一岁的大将军姜维困顿沓中,孤立无援。
回复 举报
2015-1-12 20:02:43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十一.

写到这里,几欲辍笔,人物的命运已没有发生转折的可能。

魏国再一次兴兵伐蜀的举动,被姜维洞悉先机,困顿如斯,其军事上的能力依然是他人所不及的。消息在黄皓,刘禅处被按下,群臣懵然不知。《华阳国志》中有【群臣不敢言】的说法,就姜维与诸葛瞻等的关系看,这当是小概率事件了。向策划夺自己兵权的诸葛瞻预警战事,或许多半会被认为是保兵权的手段,而非当做实情。


没有及早防范的危害,不只体现在日后成都方面的援兵问题,同时体现在遇敌时汉中守备的不伦不类,仓皇失措。按照姜维改防前的防策,应当由汉中督率军【悍拒】待援;按照姜维设置的防策,当清野坚壁,诸围守尽数退入汉,乐二城,以待游军。


“景耀六年,魏镇西将军钟会伐蜀,入汉川,围戍多下。惟隐坚壁不动。”


这段记载不仅说明了【黄金围督】坚守,【围戍多下】更说明了汉中诸围并没有依照姜维防策退入汉,乐二城。汉中督胡济其时或许去世,但即便健在,远在梓潼郡,又怎能来得及指挥汉中防务?


即姜维预先请成都方面用张翼,廖化,董厥指挥防务。成都方面未有动静,姜维在沓中也没有奔赴汉中补救的意思。


黄皓【操弄威柄】使成都懵然不知,姜维也在沓中【按兵不动】,汉中守军更是不知,导致一切皆如魏国所料。待姜维从沓中摆脱魏诸军纠缠,与廖化合兵,关城已破,魏军长驱,唯有合张翼,董厥军退守剑阁。即邓艾诸军完成了【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的任务,使得姜维沓中的蜀汉主力无法及时赶到汉中战场。


昔先主初得益州,黄权有言:【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而今【股臂】已割,纵有汉,乐二城,黄金险固之极,【游军】遥遥无期,蜀军主力退入剑阁,要施行【殄敌之术】唯有等待魏军【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时方可。


但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姜维防策仍有获胜可能,这并不代表姜维防策的正确性,更不能说姜维防策是没有问题。睁大眼睛看看剑阁外的魏国军队,能想起姜维防策中有涉及到要在【剑阁】阻挡敌军的内容?


姜维改防汉中,是让汉中具备【御敌】与【歼敌】双重功效,而不是拒敌于剑阁。汉中的丢失,实际上即是姜维防策的失败,防策的失败与姜维在沓中的【按兵不动】有直接关系。


即姜维防策失败后,其防策的大部分内容,在当时形势下仍可延用,于是出现【汉中防策】适用于【剑阁】的情况。


而后,邓艾行险,诸葛瞻败亡,谯周劝降,蜀汉之覆,何其速也。


“姜维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乃?由巴西出郪、五城。”


社稷存亡已定,姜维还在绕路缓缓赴援,想让与自己素有不平的执政者来体验防卫敌人艰难,然后自己逞志。蜀汉军事最强之人,带着蜀汉的主力军队,在国家覆亡的战役中,始终没有全力以赴的与敌人决战过,或许这才是【将士咸怒,拔刀砍石】的缘由。


此刻的姜维恍然大悟,于是【维既失策,又知会志广,教会诛北〔来〕诸将】,试图利用钟会对魏国的异志,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最终被魏军袭杀。
回复 举报
2015-1-12 20:03:09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十二.


郤正评价姜维【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对此,裴松之所言甚是恰当,【所云“一时仪表”,止在好学与俭素耳】。相较而言,陈寿对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的评价,更加符合姜维的历史形象。


纵观姜维一生,所追求的功名皆在戎马。


悲剧在于,国家仅有姜维,只能置其不可胜任之位。


一切皆如廖化所言:【兵不戢,必自焚】。


回复 举报
2015-1-13 20:13:51

主题

好友

1万

积分

管理员

欢迎新人原创

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守。

可见汉中方面并非无人指挥,而是严格遵守了姜维计划,问题是失了提前量,必然导致局面的混乱。此外,诸围皆退入汉、乐很值得商榷,毕竟如黄金、兴势之类的重要据点,显然不能简单放弃,估计皆入汉、乐仍是宏观言之。事实上,直到蜀汉灭亡,除了阳安关口掉了链子,汉城、乐城、黄金、兴势等重要据点一个没丢,钟会军团的补给已出现严重困难,如非邓艾破关,恐怕姜维的如意算盘当真可以打响。

姜维这种做法其实是以守代攻,反客为主,魏军既入汉中,战与不战皆在蜀汉,且坐镇主场,运粮问题反抛给曹魏,果然关口不失,深陷汉中盆地的魏军何以善后?昔日老曹退兵都闹个“几至大败”,钟会不全军覆没恐怕已可求神拜祖烧高香了。倘若曹魏主力军团遭受严重打击,汉军趁势北伐,岂非上上大吉?昔日王经边军大败,都险些导致曹魏陇右崩盘,若中军主力照方抓药,倒真是伯约立岷蜀,乃志在咸京了。

计策虽险,以蜀汉当时局面,却是没办法的办法。曹魏伐蜀,既是覆国之难,也是汉室中兴最后一次机会。

至于“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估计是针对蒋、费时期姜维数入陇右发的感想。无论站在三国志成书时期的政治氛围,还是乃师老谯的一贯论调,陈寿自然对蒋、费搞的这些小动作没啥好言语了。
回复 举报
2015-1-14 19:47:19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杨文理 发表于 2015-1-13 20:13
欢迎新人原创

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守。

膜拜大神,受宠若惊。

兴势,黄金规模的围守放弃固然可惜,依照姜维设计的殄敌之术,必是失而复得之地。尽收其众,使汉,乐二城更加坚固,于守方似乎有利无弊。且魏人若有留守,多半是句安,李韶辈下场,由此看来或许非是宏观言之。

姜维思虑精密,深解兵意,设此奇策确实厉害。

两处不解,请教前辈,请勿见笑:彼时之势,若阳安关不失,姜维,廖化辈如何阻挡邓艾,诸葛绪军;张翼,董厥即是诣阳安关口,是未曾到过阳安关,或是怎样。

得前辈言,受教甚多,心悦诚服。




回复 举报
2015-1-21 22:24:35

主题

好友

2237

积分

刺史

姜维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乃?由巴西出郪、五城。
-----------------------------------
这点已经为古人所不取,当敌军已抵都城下,姜维还认识不到局势的危险性,那就真是个蠢才了。一个最后还要拼死复国的大臣,会这么无聊,也是小概率事件。更不用说那个敢于亢其锐的张翼,那个指责姜维玩火自焚的廖化,那个手掌重权的董厥都带军在剑阁,姜维想看戏是做不到的。
回复 举报
2015-1-22 13:22:55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凌云茶 发表于 2015-1-21 22:24
姜维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乃?由巴西出郪、五城。
-------- ...

不知为哪位古人所不取?

姜维的认识已经说得很清楚,即【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

至于所谓拼死复国,同样有记载呼应,即【维既失策,又知会志广,教会诛北〔来〕诸将】。

古人对此评价,即【乃回道之巴,远至五城】。

姜维是什么才各有各的观点,与其讨论概率问题,不如先探讨为何这些记载不如前辈说话可信来得明白。
回复 举报
2015-1-22 19:03:58

主题

好友

2237

积分

刺史

非常小猩猩 发表于 2015-1-22 13:22
不知为哪位古人所不取?

姜维的认识已经说得很清楚,即【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 ...

哦,在下看书不细,把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说“颇谬实际形势”,今人当古人了。
但你要是照搬华阳国志,不加分析,那不如信黄龙凤凰出现之类的异象了。
1.陈寿和姜维是同朝人,蜀亡入晋,他在姜维传里是说“维等”初闻瞻破,。。。。。。。於是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显然是姜维等几个统军大将共同的看法。如果姜维企图看戏玩寇,那个评价他“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的陈寿会为他的不忠做隐瞒?
2.从逻辑上,姜维也不可能撇开其他三位大将去搞小动作,那三位都是不服他的。
3.姜维“欲”如何如何,他是如何告诉周围的同僚和部下的并流传出来的,他“谓且固城”,我等四大将数万人绕个远路,皇帝在成都里守城没关系,城池坚固的很呢。这话说出来,其他将领也能听进去?
4.如果姜维一意孤行磨洋工,玩出火了,皇帝降了国家灭了,将领和军队的家属都在成都生死不知,那些忠诚到拔刀砍石的将士,竟然不去剁了姜维?
5.一个看戏看到皇帝偷降灭国的货,竟然其实是个忠臣,决心冒死复国?这人脑抽了啊。
6.姜维欲使“用事者”得到教训,问题朝中用事者是谁,皇帝?黄皓?这两货不通军情,敌人到城下了还不知道防敌之难咩?朝中本来瞻、厥、建三人统事,诸葛瞻已经战败,即使未死,算不算知道,董厥就在剑阁一同苦战,算不算知道。这还不够?
7.华阳国志后文还有王崇一段话,认为姜维手下十万之众,完全可以先南下灭了邓艾再回头对付钟会,记载这段话可以看出为什么作者会认为姜维是故意放水。
回复 举报
2015-1-22 19:25:58

主题

好友

203

积分

县尉

凌云茶 发表于 2015-1-22 19:03
哦,在下看书不细,把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说“颇谬实际形势”,今人当古人了。
但你要是照搬华 ...

不知前辈有何史料能够证实华阳国志关于姜维相关记载比黄龙凤凰出现还不可信呢?难不成前辈认知中姜维比凤凰还虚无缥缈?

史家先说了【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又说了【维既失策,又知会志广,教会诛北〔来〕诸将】,最后指出了姜维【乃回道之巴,远至五城】。

前后不见有姜维不忠的评价,显然前辈对于【忠诚】的认知与史家存在很大差别。

至于前辈展开一系列毛利小五郎式的推理,是基于前辈自己的认知逻辑,还是基于既有的史料依据呢?

前辈不信凤凰,说姜维比凤凰还稀奇,可不是前辈自说自话即可证明的。



回复 举报
2015-1-22 19:50:34

主题

好友

2237

积分

刺史

非常小猩猩 发表于 2015-1-22 19:25
不知前辈有何史料能够证实华阳国志关于姜维相关记载比黄龙凤凰出现还不可信呢?难不成前辈认知中姜维比凤 ...

居于三国志而已。
史料互相印证分析才是治学之道,拿一条记载否定更接近时人,更合逻辑的史料,又有何意义。
回复 举报

本版积分规则

Archiver|手机版|Langya.Org ( 浙ICP备05062527号-1 )

GMT+8, 2019-10-20 03:51 , Processed in 0.070131 second(s), 21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Licensed © 2001-2012 Comsenz Inc. Design by 360cd.cn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