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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宋亡志一

《民国春秋演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从33#开始刊登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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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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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重整旗鼓
  革命党人纷纷流亡日本。戴季陶随孙中山之后,化装成日本新闻记者,改名岛田政一,从大连乘轮船“台南丸”来到日本。
  戴季陶又名戴天仇,他的祖籍是安徽休宁县,以后迁浙江湖州府吴兴县。清朝乾隆末年,戴季陶的高祖戴闻天只身流浪到四川。起初做帮工度日,以后几经辗转,在成都不远的汉州,靠一个浙江同乡的接济和帮助,做起瓷器生意来。他以质取胜,收项颇丰。他的“昌泰瓷号”名声大噪。戴闻天在广汉定居下来,娶妻得子,建家立业。家业传到戴季陶的祖父戴廉手中。戴廉为人慷慨尚义,尊师重道,远近皆赞美其具有侠义之风。他精绘画,却不善于理财,晚年由于商业不景气,干脆关闭了两家瓷号,闲居在家,沉溺于丹青之中,过着宁静淡泊的生活。他能画一手绝佳的海棠图,远近闻名,为时人所唱。
  戴季陶的父亲戴小轩也精于绘画,但他受人秘传更擅长外科医术。戴小轩娶妻黄氏,受其指点,也精通治疗。他们夫妇医术精湛,远近闻名。黄夫人笃信佛教,虔诚之心莫有能比。幼年的戴季陶也常常随母亲烧香敬佛,但他多出好奇之心,并不能深领其意。
  戴小轩有四男三女,戴季陶是七兄妹中最小的一个,戴季陶排行最小,自然最受宠爱,吃喝玩乐都让戴季陶占尽。
  戴季陶的祖父素具侠义之气,喜欢替人排忧解难,每遇有人发生纠纷,总是乐意居间作保。好人做多了,少不得会有得罪人的时候,赔钱受累且不说,生活日见困难。在广汉颇有声望的戴氏家业从此衰落。
  戴季陶天资很高,他从小聪明异常,年仅6岁就能即景赋诗。一天,戴季陶随父亲及父亲的三位挚友到郊外散步,时值新麦方吐嫩穗,春光明媚。年幼的戴季陶在盎然春意中跑前跑后,欢跃如雀。戴小轩见儿子那聪颖的模样,也得意万分,便命他即景赋诗,以为助兴。戴季陶果不负父望,迅速转动他那机灵的小脑瓜,面对大好风光,用稚嫩的童声一板一眼地吟诵出一首五言绝句来:“新麦出堤上,迎风如舞浪;
  极目不知远,江山皆在望。”
  戴季陶10岁跟随长兄读书。长兄戴传薪在汉州纯阳阁开设私塾,他对小弟要求非常严格,专门为他制订了学习计划。戴季陶读了许多书,眼界大开,学习进步很快,1901年冬,年仅11岁的戴季陶随两个兄长一道去参加童子试,大哥戴传薪顺利地考取了生员,戴季陶在州试和府试中均名列前茅,偏偏院试时,《易经》试题是“为大赤”,以戴季陶的年龄及他所读过的书籍,实在是搞不懂“为大赤”的题意,不明题旨之所在,根本无从落笔,最后交了白卷,整个考试功亏一篑,戴季陶心中好不懊恼。
  1902年,戴季陶随长兄戴传薪到成都。戴传薪在东文学堂谋到了一份差事。他把戴季陶送进东游预备学校读书。戴季陶在那里学习日语,很快掌握了日常用语。
  一年以后,戴季陶考上了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同学之中多是举人和秀才,唯独戴季陶一人年仅13岁,远离弱冠之年。在这里,戴季陶受名师指教,学问大长。每每考试,年龄最小的戴季陶总是名列前茅,令人刮目相看,受到客籍学堂师生的交口称赞。
  少年戴季陶并不顺利,倒霉的事接踵而至。一次体操运动时,他不慎栽倒在地,左脚关节骨折,经过治疗没有完全康复,以致终生走路都有些跛。而且步行过久或天气变化,都会隐隐作痛。在这之后不久,学堂里调来了一位为人很不公正的监督(校长),他在评定学生成绩时常常随其所欲,偏袒喜欢的学生。戴季陶一向名列前茅,校长很不公正对他,他在愤恨不平之际,奋起发难抨击。校长恼羞成怒,仗其权势,不顾师生反对,竟然将戴季陶开除,并以师道尊严之词呈请四川督署通令全川学校,不得收录戴季陶入学。
  戴季陶改名进入一所教会学堂——华英学堂。入学不久便显出他的聪颖和功力,在学堂里大出风头。可是树大招风,仅三个月便被官府查出这个改名换姓的人物,立即勒令退学。这时,戴季陶的华英学堂老师小西三七被川北中学聘为理科教师,他们几乎同时离开华英学堂。小西见戴季陶喜欢读书,能用一口流利日语和他交谈,更加偏爱他。于是便主动介绍戴季陶到川北中学去做他的日语翻译。这样,15岁的戴季陶正式被聘用,月薪15元。
  小西三七是位很有远见的日本人,他认定倘若戴季陶今后还陷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将来必定难成大材,故极力鼓励戴季陶去日本留学。戴季陶雄心勃勃,经过学堂风波,对腐败的清政府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又接受了小西向他灌输的国外先进文化,特别是日本的文化和社会情况,决心听从导师的指点,东渡日本,寻求新知识。
  1905年,年仅16岁的戴季陶,叩别亲人,挥泪踏上东渡日本的征途。戴季陶乘船顺江而下,来到汉口,他准备上岸找个客栈暂住几天,再行东下。
  他随身携带七百块大洋分做两处存放,身上背五百,提篮里放二百。他本来左脚遗留旧伤,不便步行过久,加之码头上的大斜坡更是难上,他提着沉重的行李,吃力地在人群中穿行。突然一条大汉从他身后闪过,一把抢过戴季陶的提篮就冲进人群里。戴季陶知道自己遇上了强盗,惊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与戴季陶同行的是他的一位族兄,他在族兄的安慰和照料下,继续东行而去。
  戴季陶在日本东京,先后进师范学校、日本大学读书。他文采风流,辩才雄盛,为人又热情慷慨,在日本大学时间不长,就成为风头人物。他在二年级时,便同几位朋友,胡森、王用宾、谢健、杨子鸿、张伯烈等组织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被选为同学会会长。
  戴季陶是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他有着超人的才华、汹涌的激情、俊逸的丰采和豪放不羁的品性,赢得周围同学的尊敬和喜爱,也令不少异邦女子暗怀春心。一位李姓皇族公主的朝鲜女留学生同他一见钟情,哪知日本政府对朝鲜留学生严加防范,限制其自由活动。戴季陶不畏强暴,决定公开自己的爱情,他和李小姐把各自的亲朋好友邀集在一起,举行宴会,宣布他们正式缔结婚约。郎才女貌,到场的友人无不衷心地为他们祝贺,俩人幸福至极。但婚宴后没几天,李小姐突然失踪,戴季陶的伊甸园被莫名其妙地拆毁,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1909年,戴季陶从日本回国,他踌躇满志,准备好好干一番事业,但是当他回到上海之时,身上仅剩下四角钱,不足吃一餐饭,他毫无办法,只好在茫茫人海中无目的穿行,以期发现生的彼岸。就在他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结识了上海教育界知名人士张俊生。张不仅慷慨解囊,并给他鼓励勖勉。
  不久,戴季陶离开上海去江苏省城苏州,以毛遂自荐的勇气,叩开了江苏巡抚的衙门,以日本大学法科毕业生的资格和过人才识,担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
  1910年春,戴季陶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当新闻记者。他先在上海日报社,后转入天铎报社。戴季陶在报社兢兢业业工作,夙夜不懈,因而得到了天铎报社社长陈屺怀的赞赏。两个月后,便被破格提拔为《天铎报》总编缉。他成了新闻界的风云人物,他的笔名天仇也为人人皆知,“穷达利眼识天仇”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名言。
  1911年,戴季陶刚刚完成新婚嘉礼,还未来得及度蜜月,清政府指名逮捕他。他闻风逃离上海,前往日本长崎。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秘密潜回上海。哪知上海政治环境更加险恶,他无法在上海立足,独自一人到了浙江省吴兴县,匿居于云巢山道观,过了一段闲云野鹤的出家人生活。
  不久,他登上南下的海轮,前往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在槟榔屿担任《光明日报》编缉。他在那里引起了革命党注意,由着名的老同盟会员黄金庆主盟,雷昭信、陈新政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
  武昌起义后,戴季陶于1911年10月20日回到武汉,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在攻占汉口招商局的战斗中,他一马当先,勇敢冲杀。武汉的形势逆转,戴季陶便从武汉来到上海。
  他到上海后,立即协助陈其美筹划武装起义。并同陈其美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的起义。
  上海光复后,戴季陶毅然离开繁华的上海滩,附轮北上,来到大连。他在大连同东北的革命党人领袖一起,筹划东北的武装起义。他试图一举铲锄满清王朝的发源之地,使南军北伐时,清统治者援助无人,逋逃无处,只有束手归罪。他同商震、蒋春山、张光如等紧张地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戴季陶等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迅速任命蓝天蔚为东北主要负责人。孙中山接电后,即任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蓝就任后委任戴季陶为关外都督府交通部长。
  蓝天蔚率军北伐。因革命军缺乏枪械军火,戴季陶火速电告上海方面。上海的陈其美接电后,命令沪军将领刘基炎押运大批枪支弹药前往烟台。
  刘基炎中途突起歹念,悄悄将这批军火改运登州,以图据为己有。戴季陶及时得知这个消息,他假托有事,邀请刘基炎到海容舰议事。
  刘基炎对于文人戴季陶没有一点戒备,十分坦然地到海容舰上赴会。戴早有准备,待刘基炎得意洋洋地登上海容舰时,亮出手枪,对准他的胸口。刘大惊失色,退路全无,只好束手就擒。戴勒令他将吞没的军火交出来。一个武夫,却被文士制住,茫茫大海,逃走不能,反抗无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应允将吞下去的械弹吐出半数。
  革命军跨海北伐,很快在辽东半岛尖山口登陆,反动清军望风披靡,革命军占领瓦房店,攻克庄河厅城。
  南北议和,孙中山功成身退。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下令取消关外都督,戴季陶只好打点行装,回到上海,再度从事新闻工作。
  他同李怀霜、周浩等人一起创办《民权报》,并担任总编辑。他写了不少文章,揭露抨击袁世凯。对于袁世凯羽翼下的官僚政客、议员军阀,戴季陶也无情地实行口诛笔伐,不稍假以词色,一概抨击无余。由于戴季陶的文章对袁世凯复辟阴谋尽情揭露,再加词锋犀利、文字劲烈,一时为人们广为传诵,《民权报》也声誉日增,读者越来越多,大有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之概。
  戴季陶的言行引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并终于不能容忍。袁世凯大权在握,急于清除异己,扫除复辟帝制道路上的障碍,于是,首先拿戴季陶开刀。
  1912年5月22日,一伙租界巡捕气势汹汹地闯进《民权报》社戴季陶的办公室,出示拘票,上书“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
  戴季陶当即指着拘票,振振有辞地申辩:“拘票上写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这算是什么罪状?何况,袁、唐、熊、章都不住在上海租界,你们凭什么抓我?”
  巡捕根本不管戴季陶怎么申辩,不仅逮捕了他,而且还想抓报馆里其他人,他们问报馆发行人是谁?戴季陶冷笑道:“你们是执法的,应该懂得法律,你们带来的这张拘票上,并没有列本报的发行人,怎么可以胡乱牵扯毫无关系的第三者呢?”
  在租界捕房,戴季陶厉声质问领班:“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有什么关系?租界捕房是否有这个权力,代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捕房领班瞠目结舌,再也不敢和戴季陶多说什么。
  由于戴季陶精通法律,雄辩滔滔,也无把柄被捕房抓住,一向自诩为“文明自由”的租界当局无法将他定罪,再加上朋友尽心营救,规定的羁押期限一到,捕房只好将他无罪开释。
  戴季陶出狱后,除了在报纸上继续写文章对袁世凯进行抨击外,还发挥文学特长,编写剧本宣传革命。他坚持反袁斗争,虽然为此下狱,也在所不惧。他那意气纵横、声光逼人的文章,对于揭露袁世凯复辟阴谋、警醒人们继续战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戴季陶与孙中山相识前,即1911年春,曾在槟榔屿为孙中山家当私人教师,为孙中山的两个女儿——15岁的金琰和14岁的金琬讲授国文,这时孙中山在欧美筹款。1911年12底,戴季陶以同盟会党员兼新闻记者的身份首次见到孙中山,在交谈中,孙中山询问了戴季陶的姓名和个人的一般情况,孙中山这时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风云一时的戴天仇,又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国文教师。从此,戴季陶与孙中山逐渐熟悉起来,两人开始成为忘年交。
  1912年9月,孙中山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从此,他便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久,戴季陶又担任了孙中山的专职记室,随孙中山奔走各处,把孙中山讲话记录下来,既快又准确,很受孙中山的赞许。几个月后,他把孙中山在各地的讲演记录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
  二次革命期间,戴季陶到南京协助黄兴领导起义工作。他和黄兴召集1、8师各级军官、各单位主管军官会议,戴在会上宣布了袁世凯杀害元勋、毁弃约法、破坏宪政的罪行,号召大家起兵讨袁,广大军官都表示响应,少数袁党死硬分子,如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堂长藩监等表示反对,戴季陶和黄兴立即采取革命手段,当场将这几个反对军官逮捕,并毫不留情地杀掉。
  为了保证黄兴的安全,戴季陶说服黄兴离开南京。黄兴和南军一些将领逃离南京后,戴拳陶仍然留在南京活动,受到士兵群众的欢迎,一般同志闻戴天仇来,亦莫不欣然有喜色,交相告曰:“天仇先生,中山之代表也。”
  戴季陶在南京陷入极度混乱的危急情况下,采取了迅速筹款、整顿军队等措施。他和何海鸣等人一起领导了南京第二次起义。
  南京陷落后,戴季陶没有外逃,坚持留在城里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为了挽回败局,他联络了1、8师中的一批中下级军官,图谋再举,但不幸消息泄露,没能成功,反革命军队到处捉拿戴季陶,城里一片白色恐怖。
  一天,戴季陶办完事从外面回来,见北洋军已将他的住处,即由日本人经营的宾来馆围得水泄不通,一些士兵已入宾来馆搜捕,戴季陶想要退回,已经来不及了,便只好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坦然前行。因为北洋军并不认识他,再加上他一口流利的日本话,那些士兵都被他哄住了,以为他是日本人,便放他进去。戴季陶昂然进入宾来馆,然后携一名日本妓女,双双翩然而出,居然奇迹般地闯过了险关。
  戴季陶离开南京到了上海。
  袁世凯命令他的御用北京总检察厅,下令通缉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分“首魁”及“执重要事务”共34名,戴是通缉犯之一。
  戴季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他革命斗志并没有低落,他在上海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决定到东北去重新聚集旧部,组成一支精悍的军队,从东北打进关内,直捣北京,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政权。他从上海再度北上,第二次到了大连。
  大连的革命党人宁武、刘纯一、石磊、王明山、傅笠鱼等人欢迎戴季陶的到来,他们一起筹措经费,购买军火,发展党员,等时机一到,便拉起军队,公开反袁。但那时全国反袁斗争形势已经低落,戴季陶虽有宏图万里,也鼓翼难飞。
  这时,他听说孙中山偕胡汉民已离开中国到达日本,在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于是,他决定去日本与孙中山合作,于1913年9月下旬来到日本东京。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在国内实行黑暗的独裁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遭到严重迫害,军队溃散、党人星散,中国上空,封建帝制的阴云迅速凝聚。在这严重关头,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加上生活困难,互相诟谇,20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亡命日本的多数国民党人对革命和讨哀失去信心,悲观失望情绪甚浓。其中少数党员或因绝望而离开国民党,或为谋取官禄而投靠袁世凯。孙中山并没灰心丧气,也没有被袁世凯的嚣张气势所吓倒,自东渡以来,夙夜以国事为念。他急需重整旗鼓,更急需一批坚定的骨干分子,因此,戴季陶的到来,使孙中山喜出望外,他要戴季陶继续当他的机要秘书。
  孙中山为了安置同志培养干部,以继续进行革命,与黄兴、李烈钧等在日本办了两所学校,其一为军事研习所,对外称“浩然庐”,其二为政法学校。前者研究军事,后者则学习政治、法律。
  二次革命的失败,给孙中山以很大的触动,他花很大的精力,认真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认为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意见之分歧,步骤凌乱,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等于散沙,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特别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他特别责备黄兴,自辛亥革命后,许多作法违背他的意愿。正因为这些原因,革命才遭致失败,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决定另组一个党,以重新焕发革命精神,这个党要忠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决定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规定:志愿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必须有志于革命救国,为国民谋自由平等,必须各具誓约,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并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为挽救祖国,牺牲一切。无疑,这里存在着矫枉过正之弊,这套绝对服从领袖和打指模表忠心的办法,近乎专制和迷信,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但孙中山旨在团结同志,加强党内统一,以便再接再励,坚持讨袁斗争。
  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熊克武等人都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们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得逞,其势力正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他们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抱反对态度,被称为“缓进派”。
  孙中山则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既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
  黄兴等人认为,逃亡日本的党人,都是被袁世凯所通缉的,不应在这个非案时期对他们严格要求,而应该在现在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反袁力量。黄兴等对党员入党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表示异议,认为党员入党并非为某一领袖服务,而是效力于革命事业。入党要在誓约上按捺指模,是对党人人格之侮辱。
  孙中山对党员必须服从党魁一人解释说:“此次组织,其所以必誓服从弟一人者,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识者论吾党之失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关于袁世凯受命为总统一事,袁氏自称受命于隆裕,意谓非受命于民国。弟当时愤而力争之,以为名分大义所关,宁复开战,不得放任,以开专恣横行之渐。乃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其余建都南京,乃饬袁氏南下受职两事。弟当时主张极力,又为同志反对。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发生,弟当时即力主开战,克强不允,卒迁延时日,以致于开战即败。可知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
  为了筹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17次召集会议,讨论建党方案和原则。黄兴等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请人婉劝孙中山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是,孙中山意志异常坚决。
  黄兴觉得这样相持下去,恐与孙中山的矛盾加深,而削弱革命的力量,给袁世凯以可乘之隙,于是,他决定以疗养胃病为名,离日游美,使孙中山行其所是。
  1914年3月,黄兴在孙中山直接安排下,携夫人徐宗汉、幼子一美、翻译徐申伯、唐月池、秘书石陶钧、李书城等人,乘日轮赴美。
  李烈钧、谭人凤、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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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4 16: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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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刺客大搏杀
  中华革命党从1913年9月下旬开始吸收党员,至1914年4月中旬,已发展党员500余人,最早入党的有廖仲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林伯渠、汪精卫、何香凝、邓仲元等等。
  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到会的有8省成员。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7月8日,在东京驻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大会上,孙中山就总理职,并宣读誓言:
  立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权,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1)实行宗旨。
  (2)慎施命令。
  (3)尽忠职务。
  (4)严守秘密。
  (5)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香山县孙文(指模)。民国3年7月8日立。
  会上,公布了孙中山手订《中华革命党总章》,党的宗旨是: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会议选定党的领导机构,设协理一职,由黄兴和做过都督的国民党员担任,目的是团结不同意见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许崇清为军事部长,邓仲元为军事部副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杨庶堪为副部长,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廖仲恺为副部长。
  9月1日,发表《中华革命党宣言》,并通告美洲和南洋各地党组织,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都依《总章》第七条规定填写誓约,履行入党手续。
  中华革命党除设军事研习所和政法学校外,于5月创办机关刊物《民国杂志》,进行政治宣传。《民国杂志》由胡汉民任总编辑,居正为发行人。撰述人有朱执信、田桐、苏曼殊、戴季陶、邵元冲、邹鲁、叶复声等。
  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在东京建立中华革命党,更加紧了暗杀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活动。
  袁世凯派他的私人保镖蒋自立去日本暗杀孙中山和黄兴。
  袁世凯雇佣蒋自立为保镖还有一桩奇特有趣的事:袁世凯府上要增加几名保镖。消息传出,一日便有一名山东大汉蒋自立经旁人介绍来到袁府。袁世凯便先让手下人把蒋自立引到一间宽敞的客厅里坐等。这间客厅四周长台上整整齐齐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珍贵古董、名人字画,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金银珠玉,蒋自立独自坐在客厅正中的一张椅子上,老老实实一动不动地等候袁世凯的接见。不料,等了一会儿,不见袁世凯前来,便举日环顾,观赏宝物,过了一个小时,又过了一个小时,仍不见袁世凯的影子。
  蒋自立便起身离座,走到长台旁,把台上的金镯子、金耗子、小金龟、田黄印、黄金塔、银链、银兔子、玉石、玛瑙、珊瑚雕刻件一件件拿在手中把玩不已,爱不释手,他左右环视一番,不见人影,又不闻声响,就把一个小金耗子和一块翡翠般的玉石偷偷地放在衣兜里,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神情,坐回到原来的椅子上,慢悠悠地抽着烟。
  袁世凯从客厅里走出来,几声笑后,连一句客套话没说。
  劈头便问蒋自立:
  “还满意吧?嗯!”
  蒋自立被这冷不丁的问话吓怔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正在犹豫时,不料袁世凯把手一挥,冷笑声突然变成“哈哈”大笑,大声说道:
  “很好!你被录用了!”
  蒋自立在袁世凯身边当了几年保镖。袁见他办事倒有能耐,便派他当密探队的小头目。蒋自立领着几个密探、刺客到上海监狱送药毒死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又将从狱中“保释”出来的宋案的直接指使者应桂馨,秘密处死在北上的火车上,给袁世凯策划的杀宋一案灭了口。
  袁世凯派蒋自立暗杀黄兴,蒋自立因有日本人会坂西等的帮助,在袁世凯面前保证说:“黄兴这回是瓮中之鳖。”
  但是,黄兴从上海乘上“第四云海”号货轮安全地到达日本。袁世凯把蒋自立找来大骂了一顿:
  “你说,黄兴这回是瓮中之鳖,陆宗舆来电也说,黄兴这回是网中之鱼。现在怎么样了?瓮碎网破,鳖溜鱼飞。”停了一会儿,他又奔到蒋自立面前,举手抓住蒋自立胸口上的衣服,命令道:“我命令你明日起程去日本,与陆宗舆配合,把暗杀队组建好,尽快把孙文和黄兴除掉。”
  蒋自立“唰”地一声,抬头立正“是!”
  袁世凯的话缓和起来:“你可在东京买座寓所设个办事机关,多在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中活动,便可得知孙、黄的活动情况和他们的行踪。现在,我先授你个旅长军衔,命你为中华民国驻日特别队队长,事成归来,自当另有重赏!”
  “总统厚恩,没齿不忘。自立一定遵命,明日当启程赴东京。”
  蒋自立到了东京之后,便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头山满等为了对付“暗杀团”,便组织了一个“刺客击退团”,并派“刺客击退团”成员、年轻的平野等人担任孙中山的门卫。日本山本内阁虽然对孙中山居留日本默认,但他对蒋自立以中国驻日公使馆的名义组织“暗杀团”,不加干涉和制止。因此孙中山外出活动有一定危险。
  一天,孙中山带着既懂剑术、又会打拳,腰间还有一支手枪的平野来到中华革命党湖南会馆。会馆正厅空空荡荡,而边侧一排小房里,不时传出哀叹声。那里住着一些湖南籍革命党人,一些人在挨冻受饿。但有一间小房却传出一阵阵欢声笑语。孙中山好生奇怪,他走近门边,听到里头的人正在议论着他的事,收住正欲迈进屋门的脚,立在门边细听:“孙先生这次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算是彻底失败了。
  嗨!”
  “依我看,孙先生准是‘八字’不好,要不然怎么他的革命老是失败呢?连在握的总统大权竟白白地让给了袁世凯。可是,袁世凯一上台反过来又要捉他,要杀他,他又只好亡命东瀛了。听说现在他吃薯度日了,真是自作自受。这不是他的命不好又是什么?”
  “我会推算‘八字’,哪天有机会遇见孙先生,非得问问他的出生年月时辰,给他算算‘八字’如何,当真是‘八字’不好,还真不能再跟他干下去了。”
  “依我之见,诸位还是趁早离开他吧,不用算,他准没有好‘八字’。”一个公鸭嗓子的人说到这里,猛咳几声,吐了口痰,听得出这是个吸鸦片上瘾的人。他接着又说:“用不着看相算‘八字’,就凭孙中山办事的气魄就远比不上袁世凯。听说10月10日袁世凯举行大总统就职大典,那场面,喝,气势真大。光是来参加典礼的人就有好几百,政府文官一律穿新制的燕尾服,武官一律着笔挺军礼服,还有众多的穿着各色西装的各国公使,穿长袍马褂的清皇室成员代表,名流绅士,可热闹啦。听说,那天袁大总统穿一套钴蓝色的、缀满金丝银线的陆海军大元帅礼服,乘坐八人抬的彩轿。轿子前头还有一队320名头戴全金线镶的军盔、身穿蓝色制服、腰佩军刀的卫士开路,在军乐声中登上太和殿。哼,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没有这种气魄。你们说说,跟着这种人干能有出头之日吗?依我之见,大家还是跟……”
  “周先生,你现在究竟是跟着谁干?”有人打断了公鸭嗓人的话问道。
  孙中山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气,猛地推开门,一抬腿跨进房门,环视房里的几个坐在那里的人,那个公鸭嗓的人见是孙中山,仿佛挨雷轰似的,苍白的嘴唇蠕动了几下,发出虚弱的公鸭声:“啊!孙……”
  “败类!刚才你吹捧袁世凯的那番话,真是说得绘声绘色,神气十足。哼!你既然甘心认贼作父,就该有胆量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此躲躲闪闪,掩掩饰饰,倒像是一条癞皮狗。”
  孙中山说到这里,屋里的几个人已明白了几分,都瞪大眼盯着那人。忽见他心虚胆怯地把双手伸进长衫的口袋里,几个人警惕地一齐扑过去,抓住那人的双手,从他口袋掏出的不是手枪,而是两叠印了字的白纸:
  国民党员自首誓约
  身为华人,当爱中国,犯上作乱,天诛地灭。
  自首人——
  众人看罢,七手八脚把纸撕碎,揉成团,愤怒地朝那人脸上掷去骂道:
  “无耻叛徒,原来你是想拉我们去投降自首!”
  此人姓周名鳌山,原是同盟会员,临时政府成立时,为谋求一官半职,曾到南京去了一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上见过孙中山,后来通过一位湖南同乡的关系,派他到上海任个小职。“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周鳌山只好随着流亡日本的党人,逃到日本东京。在上海,此人吃喝惯了,又沾染上抽鸦片之恶习,到东京后过不惯亡命生活,哀声叹气,怨天尤人。这时正好袁世凯派蒋自立来东京,设立一个招降异党分子的机关。凡国民党员愿意投降自首者,只须在自首书上签名盖章,便可介绍回国做官,或发给留学官费。周鳌山闻得此消息,认为是个好机会,便悄悄四处打听,不久居然被他捷足先登,投到了蒋自立的门下,他在自首誓约上签了名,又自告奋勇为蒋自立当说客。他上午从蒋自立处领得一笔钱和一叠自首誓约书,到酒馆吃饱喝足后,又吸足了鸦片烟,才到湖南会馆,利用老乡、朋友的关系,煽动几个意志薄弱的国民党员去投降袁世凯,不料偏巧遇上了孙中山,他招来了几个党人的怒斥和殴打,吓得双膝跪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认错,求饶,爬到门边,立起身来,仓皇逃出会馆。
  孙中山对房内的几个革命党人说:“你们都宣过誓,参加革命党了,怎么还如此迷信?难道我的‘八字’不好,你们就不革命了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打倒军阀,继续革命’,这就是我的‘八字’!”
  这几个人承认错误,表示跟孙中山打倒军阀,继续革命。
  这时湘省支部长覃振来到这里,孙中山从衣兜里掏出一叠日元,交给覃振:“这点钱留给你们湘省支部,以解燃眉之急。仲恺正终日奔走,多方筹集,一有钱款,我会给大家送来。”
  孙中山和平野从湖南会馆出来,冒着风雪,沿着僻静的小巷往回走。路过一座中国式的寺庙,庙门紧闭,有人蜷缩在门外墙角,听到脚步声,急忙抬起头来。孙中山一看,是个面黄肌瘦、衣衫破旧单薄、有点像是中国人的青年人,孙中山见周围无人,便问道:
  “你是中国人?”
  那青年微微点点头,孙中山又问:
  “也是流亡来的?”
  那青年顿时瞪起警惕的眼情,沉默不语。
  孙中山立即解开和服,脱下里面的那件变成灰白色的旧西服,又从裤兜里掏出仅有的20日元,送给他,轻声地说道:
  “给你,青年人,快穿上吧,再去买点东西吃,找点工作做。……”
  平野怕耽搁久了出事,没等孙中山说完,拉着他便走:
  “快走!”两人一起回住所去了。
  这位青年便是同孙中山一起乘“信浓丸”海轮来到日本的林寒梅。
  不久,孙中山又增添了一位中国籍卫士,名叫马湘,是华侨后裔。
  袁世凯一日数电,催促驻日公使陆宗舆和蒋自立火速缉拿孙文等革命党要人。
  蒋自立虽然拼凑了一个“暗杀团”,可这帮人多是些只知吃喝、干不成大事的家伙,虽说他们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了几个人,可有的不是国民党人,有的是普通的国民党员。而“暗杀团”的人马却被“刺客击退团”击毙了不少。“暗杀团”活着的人中,有的吓得开了小差,溜回国去了;有的东藏西躲,要钱花时,净谎报战功,前来领赏。花钱买来的一些国民党叛徒,虽然在自首书上签了名,立誓反水,可这些人领到钱,有的则找种种借口不肯卖命,有的则溜之大吉,跑到外国做生意、学技术去了。蒋自立当然知道,他所进行的这种策反和暗杀,对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来说,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威胁不大,效果甚微。
  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又组织了讨袁军队,蒋自立更觉得在东京暗杀孙中山是十分棘手的事。他不敢像在国内那样放胆去干,而是时刻提着心,终日惶惶不安,唯恐被革命党人拎走了他的脑袋。所以,他平日极少出门,整天躲在寓所里,连大门都不敢随便开。有人来访,总是先开门上小窗,看过名片,认准了人,才让佣人、情妇、姘头开门。
  保镖出身的蒋自立虽然心虚胆惊,但他又认为自己探情报搞暗杀有一套,时刻幻想抓到孙文,返国在袁世凯面前报功领赏。
  这一天,蒋自立从驻日公使馆回来。正想开门下车,忽见寓所门边蹲着一个人,因为路灯昏暗,看不清那人的面孔,心里发怵,以为又一个手下人被“刺客击退团”给结果了,前天就有两个“暗杀团”成员被杀死后,把尸首摆在大门两边。蒋自立不敢开车门,眼睁睁地望着那个人。片刻之后,那蹲着的人,突然站起身子,急冲冲地朝小汽车奔来。蒋自立以为是“刺客击退团”的人,慌忙从腰间拔出手枪,正欲射击,忽儿认出那人乃是第一个登门自首的国民党叛徒周鳌山,蒋自立这才吁了一口气,开门下车。
  蒋自立抖起精神,摆出架势,傲慢地说:“又来要钱,对吗?孙文近来常外出活动,你怎么事先一点消息没弄到?”
  周鳌山支支吾吾回答不出话来。
  “好了好了,别啰嗦了。”蒋自立掏出几张钞票,递给他,又说:“告诉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打听到孙文的行踪,及时来报告,等逮着孙文,我自然会给你一笔够你花一辈子的赏金。”说罢,头也不回地钻进家门,“砰”一声关上大门。
  一天早上,周鳌山又没钱花了,只好再到小石川町找蒋自立领钱。而蒋自立刚好接到袁世凯的密电,说是宋庆龄小姐已从上海私奔日本,日内可抵东京,孙文一定会前往码头迎接,令蒋设法乘此机会将孙杀害,事成赏花红银50万。蒋自立正在寓所犯愁,因为暗杀团的人前两天刚发饷,谁也不登门了,他自己是绝对不敢亲自出马的,他已被刺客击退团吓得心惊胆颤,惶惶不可终日。正巧这时周鳌山上门来了。
  蒋自立不把这事直接交给周去办,他要他到西久保去一趟,把这事交给住在那里的两个暗杀团的得力干将去执行。周鳌山听说事成之后有50万赏银,起了贪心,决定把这桩事拉过来,交给自己的好友去干。50万赏银,不费吹灰之力,起码可以捞到30万。
  周鳌山打着如意算盘,殊不知他的那两位朋友已在一个月之前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他们一听周鳌山要他们去行刺党的总理孙中山,当场把他捆了起来,搜出手枪、子弹和一叠日元,连人带物一齐交给了中华革命党湘省支部长覃振。
  覃振同他们一起商议对策,有人说:“我看,先把周鳌山毙了,再学刺客击退团那样,把周的尸首放在蒋自立的门前,警告警告那家伙。”
  覃振说:“周鳌山在我们手里,随时可以处决。可是蒋自立不除终归是个大祸害,对宋庆龄来东京一事威胁太大,何况孙总理还不明情况,万一去车站接宋小姐,很难保不出事。”
  大家同意覃振的看法。可是何人愿去把蒋自立除掉,却没有人敢答话。
  突然,窗外有人哈哈大笑。
  “谁?”覃振一惊,奔出去想逮那人,不料那人自己却泰然自若地走了进来。众人一看,是个青年,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灰白色西装,生得魁梧壮实。
  “你是谁?为何躲在窗外窃听?”
  “我叫林寒梅。是来投靠孙中山先生的,前些日子我在码头上找到一份工作,在跟工人交谈中,得知孙先生有时到各会馆开会,今天我是来寻找孙先生的。”
  “那你何以狂笑?”覃振问道。
  “我是笑你们胆小,你们连一个姓蒋的坏家伙都不敢去杀,还说要打倒袁世凯呢!”
  覃振心中暗喜:“看来你倒是个好汉,有勇气去行刺暗杀团头子蒋自立吗?”
  “怎么不敢!只是我想见到孙中山先生,听从孙中山的命令。”林寒梅答道。
  “当务之急是除掉蒋自立,待事成之后,我们一定领你去见孙总理。”
  “那我先加入孙先生的中华革命党。”
  林寒梅见覃振微皱眉头而不语,便道:“怎么,你们不相信我?……”林寒梅便把自己的身世向众人介绍一遍。原来,这林寒梅是革命烈士之子,父亲在辛亥年保卫武昌的激战中牺牲。他也参加了革命,失败后从大陆逃到基隆,又从那里乘“信浓丸”海轮流落到日本,寻找孙中山先生。
  “好,我们马上给你办手续。”覃振马上叫人拿来一张入党誓约书,叫林寒梅填写,按上手模,吸收他加入中华革命党。
  覃振让人把从周鳌山身上搜出来的钱办一桌酒席,众人一起饱餐一顿。覃振又把蒋自立的住址、相貌口音等情况向林寒梅作了介绍,并给了他一张周鳌山的名片,最后又把从周鳌山身上搜缴的那支手枪交给他。
  林寒梅吃罢便向小石川町蒋寓走去。
  蒋自立的大门紧闭。林寒梅喊道:
  “开门!我是朽三派来送信的。”
  蒋自立听是自家人的暗语,又是周鳌山派人送信,准是与行刺孙文的事有关,便亲自出来,走到门边,问了声:
  “哪位周先生?”
  林寒梅便把名片从门缝里塞进去,并对着门缝往里瞧,见是一个彪形大汉,又操山东口音,断定此人是蒋自立,他一手握枪,两眼紧盯大门。等大门一开,林寒梅举枪对准蒋自立的胸膛“砰”的一枪,蒋自立即刻仰倒在地,林寒梅一个箭步奔到蒋自立跟前,对准蒋的脑袋又补了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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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4 16: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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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革命伴侣
  1915年9月孙中山迁至青山原宿109号,这是日本朋友看到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的工作日益繁忙,住房褊狭,不敷展布,才多方设法,为孙中山找到这处新居。
  青山原宿,地区开阔,环境清幽,这里有苍翠的树木,青碧的草地。到了春天,不用去上野,就可以观赏到一丛丛、一层层,绚丽万顷、溢彩流光的樱花。
  孙中山的新住宅房子比较宽敞,周围还有几间小房,可供刺客击退团的人住。日本朋友还在屋前的空地上围了一个小院子。这样既安全,又可种些花草。
  10月24日,东京晨曦渐消,旭日初露,天高气爽,秋意正浓。新近落成的东京火车站,在湛蓝的秋日晴空下,显得十分巍峨。
  日本陆上交通枢纽的东京火车站雄伟壮丽、色彩斑斓。车站前面的那一片宽敞的广场,使整个车站更气势开阔。和往常一样,随着旭日东升,车站内外,万头攒动,旅客匆匆进出,一片繁忙景象。
  这一天清早,孙中山容光焕发,步履健朗,急步走进东京火车站,迎接从上海经神户来东京的宋庆龄。他站在月台上焦急地等待着从神户进站的列车。
  列车终于来了。
  宋庆龄穿着镶花边的西装和西式长裙,娟秀白皙的面庞,泛着红润,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她在广东同乡朱卓文及其女儿慕菲雅的陪同下走出车厢,一眼就看到了孙中山。他们亲切地见面了,当宋庆龄挽着孙中山的胳膊走出东京车站时,碧空万里,阳光灿烂,真有点像是迎新娘的日子。
  这天晚上,宋庆龄在慕菲雅陪同下,住在赤坂灵南坂25号头山满的家中。
  翌日上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牛区袋町5号日本着名律师和田瑞家中举行婚礼,由和田瑞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1)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2)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3)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在于见证人手中。”
  孙中山、宋庆龄又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结婚登记。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比孙中山小27岁。她的父亲宋嘉树,原名乔荪,字耀如。宋嘉树本姓韩,父亲叫韩鸿翼,生三子,宋嘉树是次子,原名韩教准,1863年2月生于海南岛文昌县。由于家境贫寒,年仅12岁就飘洋过海,到美国找舅父谋生。舅父姓宋,是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经营丝茶生意的侨商,他没有儿子。韩教准被舅父收为养子,改姓宋,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NG)。
  宋嘉树不甘心学徒经商而离家出走。他幸运得到了美国联邦海军军官查理·琼斯以及朱利叶斯·卡乐将军的青睐和帮助,终于进入美国高等学府的门坎。18岁时迈进达勒姆附近的圣三一学院。以后又进入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1885年10月毕业后被授予监理会见习牧师,并派往中国传道。他于次年1月回到上海,当上了一名“使灵光普照大地,让福音传遍人间”的传道牧师。
  宋耀如于回国的第二年便与倪桂珍结婚。倪桂珍虽是名门之后,但到了父辈已经家道衰落,生活贫寒。宋耀如每月只有15元收入,无法赡养家庭,宋庆龄出生时家境仍然是清贫的。
  后来宋耀如辞去了牧师职务,改营工商业,他成了上海第一个进口外国机械的代理商,他又学习安装这些机械(主要是面粉机、棉花机)。这样,他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转机,不仅在虹口盖了四开间的二层楼房(即后来的余杭路628号),又在西摩路等处置办了产业,形成了名震中外、影响深远的宋氏家族。
  宋耀如不是一个唯利是图、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商人,他热爱祖国,富于理想,在清廷专制腐败、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他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渴望着献身革命。他与牛尚周、温秉忠、陆皓东等人成立了一个以“尽心爱国”、“开通民智”为宗旨,为富国强民而奋斗的“自由之子”社。但是,这四个人的社团是成不了气候的,于是,宋耀如便通过陆皓东的介绍,结识了孙中山。
  宋耀如同孙中山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成了莫逆之交,俩人亲如手足,宋耀如的家成为孙中山革命的秘密据点,孙中山流亡海外时,他的家也是孙中山的秘密通讯机关。宋耀如不但在经济上积极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成为孙中山的“司库”,宋耀如开办的美华印书馆,为孙中山秘密印制大量的革命宣传品,这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宋耀如的妻子倪桂珍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宋庆龄从小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文静好学,善于思考,在学习功课、观察事物、文艺表演上都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她通过父辈们言谈活动的影响,从幼年开始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事业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向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对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宋庆龄起了革命的启蒙作用,为她后来追随孙中山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宋耀如曾在美国生活、学习,受到西方进步思想影响,在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眼光远大,思想开通。他认为男女均应获得受教育的同等权利,并决心把他掌上的三颗明珠——三个女儿,都送到美国学习,把她们都培养成对国家有贡献的公民。
  宋庆龄先在马克缔耶学校学习8年,尔后同妹妹宋美龄乘满州号轮船,远渡重洋,赴美国学习。她先在新泽西州森密特城的一所私立补习学校学习,准备报考大学。她学习勤奋,从不贪玩,不但学好校内功课,而且博览群书。她是一位害羞、漂亮的姑娘,经常到市图书馆选择一些非常严肃的书来读。
  1909年,宋庆龄继姐姐宋霭龄之后,进入了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卫理公会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这是一所世界上最早注册的女子学院。这所历史悠久、蜚声全球的女子学院,不但有一套很好的教育管理制度,而且环境幽美,是一个理想的读书场所。
  宋庆龄在这样好的学习环境中,努力汲取知识琼浆,博闻强记,使自己很快地成长。她虽然学的是文学专业,但对历史、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大量哲学、历史书籍。她在作文中、在辩论中,经常提出富有哲理的深刻见解,使教授们都感到惊奇,并深为赞叹。
  宋庆龄身居海外,心怀祖国,忧远思深,常从报纸上了解国内政治形势,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她急国所急,忧民所忧。当她看到祖国在昏庸的清王朝统治下,神州大地正被帝国主义鲸吞蚕食,瓜分豆剖,人民倒悬,遍地呻吟,多少爱国志士在悲愤地呼喊:“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她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对民族兴亡的关切,为国献赤忱的激情,一齐涌向心头。她撰写了许多文章,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和该校文学杂志上发表,讴歌中国悠久的文化,歌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1913年夏天,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她怀着报效祖国的瑰丽向往,抱着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坚定信念,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由于宋耀如是孙中山的挚友,孙中山被袁氏政府悬赏通缉,宋耀如怕受株连,只好全家出走东瀛。宋耀如长女宋霭龄在国内时,就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随父亲来到日本后,仍然任孙中山的秘书。
  8月29日,宋庆龄在日本横滨登陆,父亲宋耀如、姐姐宋霭龄等亲人到码头迎接,见到了分别多年的亲人,她多么高兴。
  9月,宋霭龄与孔子75代旁系裔孙出身山西富豪门第的孔祥熙结婚。宋耀如从8月中旬起,带病帮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他几乎每隔几天即到孙中山住处,有时待的时间很长。
  宋庆龄的到来,正好接替抱病工作的父亲,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9月16日,宋庆龄与孙中山会面,在短短的10天内,宋庆龄去看望孙中山八次。随后,宋庆龄便留下作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成了孙中山的革命助手,从而使她多年来想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她在给美国韦尔斯利大学读书的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的快乐,我唯一的快乐是与孙先生在一起。”“我对他大有帮助——使全世界甚至全中国的人民了解革命。”
  孙中山与宋庆龄对祖国命运的共同关注,在伟大理想下互相吸引,战斗的考验,思想的交流,使他们在革命工作的朝夕相处中,默默地相爱了。
  渐渐地宋庆龄产生和孙中山一起生活的强烈愿望,真切地感到:我可以帮助他,他是需要我的。她从对孙中山的崇敬中萌生爱意,坦率地向孙中山表达爱慕之情:
  “孙先生,我已仔细地想了好久,我知道没有别的比为你和为革命服务能使我更加快乐,我能帮助你做那种我已着手做过的工作,我能关心你,我喜欢这样从事于革命。如果我没有为这个伟大事业而生活,那么人生是要无意义而无中心的。我不求什么,但愿委身革命,别的什么都不能满足我,只要我于你有用,便在你这里……”
  在孙中山看来,宋庆龄是这样的年轻、美丽、迷人,洋溢着永无休止的革命热情。她是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精神上的莫大慰藉,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伴侣,娶她做妻子对他事业是莫大的帮助,有她的温柔体贴,对他流亡的孤寂生活是多么大的幸福!但是他想到自己的年龄只比宋庆龄的父亲小3岁,且宋庆龄的父亲又是自己的挚友,他迟疑了。
  宋庆龄勇敢地表示:“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而革命是不管年龄的,革命需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孙中山觉得这样大的事,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坚定地说:“你必须得到你父母的同意才行,我不能对不起他们。”
  宋庆龄却反问道:“我们目前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政体下么?难道这种爱情我们还不能自己作主吗?”
  但是,宋庆龄为了顺从孙中山的意见,并取得父母谅解,她决定启程回上海。她的父母早已回到上海去了。
  孙中山不拒绝宋庆龄向他求爱,是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表示要他另娶一个妻妾。孙中山的妻子卢慕贞曾给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来了一封信,信中向何香凝倾吐了她对丈夫的思念,诉说了自己的苦衷,还希望香凝为她的丈夫在日本物色一位贤女。
  对于妻子写给何香凝的信,孙中山思虑万千:“慕贞啊,你不该给香凝写这么一封信。你说,我们婚后你一直未能守在我身边照顾我,反而让我牵心挂肠,让我孤独一人在异国他乡四处奔波。你说,你常为自己没能力帮助我,而感到万分痛苦。是啊,我听乡亲们说过,说你常在日出或日落时,领着孩子们站在后山上,眺望经过后沙海面的军舰和轮船,期待着我返里归家;我也看见了,就在你到南京小住的时候,就在你同我一起游览沪杭和上北京的时候,你也因为过不惯政界的生活而感到十分苦恼,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在房里哭泣。我明白你的心,你和我母亲一样,不满我的职业,你们是希望我从医行善,救死扶伤,积善积德,可是,你们不理解我的信念和志趣,我立志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实现三民主义。在南京的时候,在北上的时候,你曾两次对我提出,要我在外面寻找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子,要我纳妾娶小,我当时就对你说,这是办不到的!我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一妻,怎能自食其言!当然,如此的家庭生活也给我带来痛苦,但我绝无责怪你之意,……”
  卢慕贞见丈夫不同意她的要求,便独自一人来到东京,当面和孙中山谈谈。
  卢慕贞慢慢地对孙中山说道:“打从我18岁那年来到你们孙家后,你一直在外面奔波。今年二月,孙眉哥哥病逝,我只好带着女儿去澳门,帮助料理后事。在家我尽到了做媳妇的责任,可就是没有能尽到一份妻子的心,让你只身在外,受尽苦难。你快50的人啦,还是孤身一人在海外四处奔走,没过上一天安然的日子,我想让你找一个合适的女子。”
  孙中山打断妻子的话说:“我明白了,我已经对你说了,这件事我是万万不会同意的。”
  卢氏噙着泪水说道:“是的,当时你是这么说的,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应该可以娶妾了,自大哥去世后,家里的事更多了,我实在离不开家,不能久在你身边,再说我也没有能力帮你分担忧虑和辛劳,你又不肯去干别的事,何况现在你亡命日本,想做别的事也不容你了。你就依我的心意去办,也好了结我这桩心事。”
  “你就别再说这些了,我是不会依你的。30年都这么过来了,还说这些干什么。”
  卢慕贞原以为,现在丈夫不当总统了,娶妾纳小不再会有人指责他了,况且,他又身处逆境,亡命异国他乡,他的党人中也有人娶了日本女子。现在宋二小姐在他身边当英文秘书,又是一个好女子,便向丈夫提出,要他娶宋二小姐为妾,但她没有料到,一提到这事,丈夫又是一百个不同意。她也曾想过,为了不拖累丈夫,为了让他安心地再娶,她情愿早早离开人世。但她又想,如果说出这些想法,他一定会责备她,其实她又何曾忍心去走那样的路呢!就连公开与丈夫离婚,她都难下决心,不忍开口。她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最后,她还是下了决心,低声地对丈夫说:
  “家里事多,眉哥去世后,澳门嫂子那边的事还要我分担一份心,我决定在这里住两天就回去。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想跟宋二小姐谈谈,既然她已经回国了,也不是三五天就能来东京的,我就不等她了。”
  卢氏说到这里,从手提箱内拿出红绸小包,递给丈夫,接着说道:“等宋二小姐回东京来,请你把这送给她,这是我送给她的礼物,是我一份心意。”
  孙中山接过红绸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幅广东人结婚时用的绣着一对鸳鸯在荷花池嬉游的大红缎子被面,被面上放着一个精美的首饰匣子。这个匣子是孙中山同卢氏结婚时,哥哥孙眉送给卢氏的礼物,匣子内装有一条金项链和两个镶有蓝宝石的金戒指。孙中山把手上的东西慢慢地放在桌子上,径直走到窗前,背着双手,默默倚窗而立。他的思绪纷乱,沉默了好一阵后,才转过身来,对妻子说道:
  “慕贞,你怎么还是这样想呢?你真不应该这样想。你要知道,宋小姐少年时就立志献身于改造中国,变革社会的事业。她大学毕业后,只身从美国来到日本,来到我身边工作,正是为了实现她为中国几百万民众效力的远大抱负。再说,宋庆龄年纪还轻,而我已年近半百,膝下有儿有女,更何况如今我是亡命之中,袁世凯拿着50万元赏金四处缉捕我,买我的头,她怎么会委身于我呢!”
  “不不,宋二小姐不同一般女子的见识,她是非常希望在你身边工作的。在南京时,我没敢叫你休我,只是劝你娶个小的,那一是因为我舍不得你,二是因为那时你母亲和眉哥健在,我怕他们为此事想不开,怕伤他们的心。我这次来东京,就是想让你另娶一房。不过,你一再表示不愿娶二房,我也不强迫你。我想,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咱们分手吧!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都是非常需要像宋二小姐这样贤慧、能干的女子,在你身边帮助你。宋二小姐也十分乐意在你身边工作,如果我们不离婚,你和宋二小姐长期在一起也多有不便,外边人也会有许多闲言碎语,这对你、对宋二小姐都不好,就是对我也不好啊!我想过了,为了你的生活和事业,为了宋二小姐,也是为了我,我必须这样做,你答应我吧!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我也可以安安静静地在家里过日子,把家维持好。”
  孙中山呆呆地站着,眼睁睁地望着妻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宋庆龄回到上海,向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遭到父亲,特别是母亲的坚决反对。
  由于宋庆龄聪明、美丽、听话,母亲从宋庆龄小时就最疼爱她,没想到在终身大事问题上,这个最受疼爱的女儿出了这么个大难题。母亲非常生气,坚决地说:
  “庆龄!你疯了,你简直疯了!他已经有两倍于你的年龄,是你爸爸的同辈人,又是你爸爸的朋友,同时又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我决不同意这件婚事!”
  宋庆龄的态度也同样是坚定的,她一再说明她已倾向革命,与孙中山结合是为了革命事业,恳求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倪桂珍脸色阴沉,语气坚定地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谈话陷于僵局。父亲为了缓和一下,就说:“庆龄,此事得等待一下,让我们再考虑考虑。”
  宋庆龄只好等待,一等就是三个月。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写信给孙中山说:
  “你看!你叫我先告诉父母,后加以决定的办法,是得到了怎样的结果,……我现在只是为了父亲,才留在这里,你是认识他的。同时你也知道他既然叫我等待,那是我不得不等的,但是等可是苦事,是非常苦的事,如果讲到我母亲的见解,那么等待完全是白费功夫。”
  当宋庆龄得知父亲的态度已有一些弹性,特别是知道孙中山的态度变得坚定,已与卢慕贞办了离婚协议书之后,她采取了果断的态度,冲破父母的“软禁”,离家出走。她在离家出走前,给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说:
  “在前几封信上,你大概已经知道,我早就希望回到日本去,而父母却表示反对的事了,母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反对孙先生,而父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他要我详细地考虑而要我得到相当的把握!我已经等了好久,可是母亲的意志,仍旧不会改变。而父亲的心,在我表示有了把握后,早已同意了。……美龄!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恐怕已经到了日本,而和孙先生在一起。我走时是那样的迅速、秘密而又不会通知任何人。”
  宋庆龄在上海的房子又大又好,拥有许多现代化设备,有许多卧室、浴室和盥洗室。她决定离开富贵、文明、优越舒适的家庭生活,选择革命道路,以双十初度的芳龄,自愿嫁给年龄比自己大一倍多、已结过婚、正在过着艰苦流亡生活的孙中山。这绝不是美人一时冲动爱英雄,而是建立在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共同革命信念思想基础上的纯真爱情。
  性格倔强、作事果断的宋庆龄在朱卓文、慕菲雅的陪同下,偷偷离开了家门,离开上海,东渡扶桑,到东京的第二天便与孙中山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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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4 16: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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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卷 第八章 强任大总统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在1913年7至12月,先后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张勋为江苏都督、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除了川、黔、滇、桂四省,他基本上占踞了中国南部,使自己走向了统治的顶峰。
  袁世凯为了让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还暂时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议员的年俸为5000元,于是,这批国民党员贪恋着议员的地位,仍然留在北京,与进步党合作议订宪法。国民党议员中虽然也有人主张运用国会和法律来倒袁,而有不少国民党议员,已被袁世凯收买。
  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的袁世凯,对那些有反袁情绪和反袁嫌疑的国民党议员,开始了血腥镇压。他授意军政执法处,以“串通乱党”为词,逮捕8名国民党议员,即参议院议员朱念祖、丁象谦、张我华、高荫藻、赵世钰,众议院议员刘恩格、褚辅成、常恒芳。这8名议员多半是皖籍议员,而且都与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相识,张我华、赵世钰、褚辅成、刘恩格四人兼宪革会委员。国民党不仅少了8名记员、宪革会4席,而且在大捉大捕压力下,一夜之间,袁世凯又用重金拉走了10余名国民党参议院议员,为他竞选大总统,铲平道路。
  军政执法处直接受袁世凯领导,由袁的心腹陆建章任处长、霍占一任侦探长。军政执法处设在西单牌楼石虎胡同附近,为北京着名“四大山宅”之一。
  军政执法处的职权没有限制,也不受法律约束,捉多少人,杀多少人,捉谁,杀谁,均不呈报,将人秘密处死,也不通知死者家属。对革命党人和国民党议员监视、逮捕、禁闭、杀戮,无所不干。所以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一提起军政执法处,一提起处长陆建章,就谈虎色变,心有余悸。国会议员们视军政执法处为罗刹鬼国。
  一日,陆建章饮酒正酣,监狱看守忽来报告:天热牢窄,囚徒很挤,怎么办?陆建章听了,命令把花名册拿来,然后用红笔圈了几页,交给执法处进行枪决。
  有一个叫王剑魂的人,自南方来到北京,遭到逮捕,由陆建章亲自审讯,照例先问人犯姓名、年龄、籍贯。王答名“剑魂”,陆建章听了,立即拍案大喝道:“不用再问了,拉出去枪毙,凭你这个名字,就该枪毙!”
  在袁世凯的淫威下,众议院提议先选总统,后制宪法,以213票对126票通过这项法案,参议院也照样通过了。于是,宪革会便先制出大总统选举法,作为将来宪法内容之一部分,提前公布,以便大选之进行。
  袁世凯仍然不放心,特用金钱收买,授意梁士诒组织一个“公民党”,充当威逼国会选举总统的打手。那黎元洪积极配合,会同19省都督、民政长致电参、众两院,胁迫其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同心协力,编制宪法,先订总统选举之一则,即从选举总统入手。同时指挥进步党与公民党相配合,压迫国民党议员接受先选举总统后订宪法的方案。黎元洪致电进步党负责人梁启超、汤化龙,明确表示:“揆察现状,似须先选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公意如以为然,即请急力主持。”他又致电参、众两院,催促快速选举总统,甚至指名推举,属意于袁世凯,盛赞袁“雄才伟略,卓绝一时。再造共和,易如反掌。岂惟元洪信仰,即环球各国当无异词”,要求两院“速定大计,举行盛典,浃旬之间,期于竣事”,表白自己已急切得“终日绕床,觉总统一日未定,俨若祸在眉睫者”。
  10月6日,举行大总统选举,选举前,袁世凯顾虑重重,根据大总统选举法规定,须“以选举人总数2A3以上之列席,用无记名投票行之,得票满投票人数3A4者为当选”。这次选举,国民党籍议员至少有350人以上,他们大都是坚持不选袁世凯。万一第一次、第二次得票不满法定数,以致会议延期,国民党议员就有可能以不出席相抵制,使选举会一再延期,不但夜长梦多,而且对袁世凯来说,也有失体面。
  就在袁世凯为难的时候,梁士诒来到总统府,袁世凯忙问:“公民党人怎么样?”
  “大总统放心,我皆个别授意,他们都心领神会。”
  “我担心进步党人也靠不住。”袁世凯又提出疑问。
  梁士诒道:“进步党也没有问题,最棘手的是国民党人,而且国会里国民党人也最多!为了预防万一国民党人发难,我已做了安排,大选之日自有公民团在选举会场外面助选!”
  袁世凯听到这里,脸上始有了笑意,他赞许地点了点头,抬起手搔了搔头,连声道:“很好,很好!”
  6日清晨,宣武门内外,添了许多岗哨,而且都是双岗,还有军队荷枪实弹,往来逡巡。选举会场在众议院会场。几千名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打着“公民团”的旗帜,把选举会场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高喊:
  “今日非将公民所瞩望的总统选出来,否则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
  “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不许出议场一步!”
  众议院院长汤化龙主持选举会议。各党派议员,到会选举人为759人,超过2A3法定人数很多。以投票人数的3A4计算,得票为570票者才能当选。
  汤化龙预料投票三次,检点人数、发票、填票、投票、开票、唱票一次约需要4个小时,三次投票共需要12个小时,所以,一天的功夫是完不成的,至少需要两天。可是,众议院外有几千人“公民团”守候着,从上午8时起,重重包围会场,许进不许出,四面围墙,也站满了军警。
  选举开始后,院外任何人不准进去。院内的议员们想跨出大门,即遭到呵斥逼令退回,有顽强者硬要出去的,轻则遭受到“公民团”的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使议员们抱头跑回选举会场。
  第一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刚过半数,离法定票额相差太远。这时已中午时分,主席宣布休息后再继续投票。
  这时,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议员,嗜吸大烟,瘾发了,涕泪满面,哈欠连天,想出门去吸几口,然而守门的“公民”不准。这些烟徒们抓耳挠腮,捶胸顿足,扯发撕衣,洋相百出。
  进步党本部派人送来两担面包点心,守门的“公民”们大声喝道:“干什么的?”
  “送饭的!”
  “不行,快滚回去!不选出袁大总统,谁也别想吃饭!”
  “我们是进步党!”
  “进步党?什么党也不行!”
  “进步党是拥护袁总统的!”送饭人道。
  “那就进去吧!”
  于是,“公民”们这才放行。
  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品,守门的“公民”们听说是给国民党议员送饭,便破口大骂道:“饿死也是活该!三天选不出袁大总统,就饿他三天!”
  于是,国民党议员们挨着饿又继续投票选举。
  第二次计票,袁世凯得票较第一次多了若干票,但还是不到法定票额。这时,天已经黑了,又不能散会,于是,主席汤化龙宣布,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第二条:“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当选”之规定,请大家就得票较多的袁世凯、黎元洪二人投选其一,此外投选任何人,以废票论,不唱被选人姓名。
  这个限制被选人的办法,使袁世凯和黎元洪并列起来,虽然贬低了袁世凯的身价,但是,国民党议员本不愿选,又不得不选,因为另选别人,选票不起作用。于是会场中响着嗡嗡的窃窃私语。
  国民党议员们,一天没吃一点东西,饿得头昏眼花,手脚发软,胃里一阵阵痉挛,心里一阵阵发慌。有的人意志仍然非常顽强,私下议论说:投黎元洪!饿死也不选袁世凯!也有的人的意志开始软弱下来。而且会场外的“公民团”的叫喊声一阵又一阵地传进会场:
  “不选袁大总统,谁也别想吃饭!”
  “不选袁大总统,谁也别想睡觉!”
  议员们听到外面的叫喊声,一阵阵心烦意乱。尤其是那些烟徒们,涕泪满面,哈欠连天,痛苦百般地在会场乱窜,到处寻找国民党议员,在国民党议员面前苦苦哀求,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意愿,放弃自己的信念,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早地散会。烟徒们又是拱手,又是敬礼,向国民党议员乞求。而国民党议员们饥饿、疲惫,也打起哈欠、流涕泪、神色近似麻木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到了晚上10点钟才得出第三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于是,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代表们鼓掌声稀稀拉拉,有气无力,国民党议员们不鼓掌,进步党中的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了。
  会场外的“公民团”听说选举完毕,也不欢呼万岁,而是一轰而散,各自回家睡觉去了。
  次日继续选举副总统,因为昨夜折腾得很晚,有许多人病倒在床,出席的人少了许多,又因议员们吸取了昨天挨饿的教训,不想再折腾12小时才出结果,一次投票黎元洪便被选为副总统。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就职宣誓仪式与开国纪念同日举行。
  袁世凯宣誓就职,效仿前朝做法,选择在太和殿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上午举行就职典礼,晚上9时30分在石大人胡同外交部大楼举行茶舞会。规定参加典礼的文官,一律穿燕尾服;武官将军,一律穿军礼服;参加舞会时,一律穿晚礼服。
  上午10时,320名卫士列队走入大殿,他们戴全金线军盔,穿蓝色军服,佩带军刀,分两排站在距东西席前约十数步处,形成了一个警卫的胡同。
  两文两武四位官员分别乘坐四座4人抬彩舆,彩舆至大殿前落地后,走出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书夏寿田。这两位文官皆穿燕尾服;侍从武官长荫昌、军事处参议代理处长唐在礼,这两位武官皆穿钴蓝色军礼服,戴叠羽帽,佩参谋带。
  接着,袁世凯乘着8人抬彩轿至。袁世凯身穿钴蓝色陆海军大元帅礼服,下轿后,由梁士诒、夏寿田、荫昌、唐在礼文武四官拥护前行,他那大元帅礼服上的金线装饰熠熠闪光。
  袁世凯登上主席台入座后,赞礼官程克引吭赞礼。
  袁世凯应声而起,面向议长议员席宣誓:
  “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谨誓。”
  誓毕,向议长议员席鞠躬。
  文武百官高呼“万岁”,袁世凯脸上挂着笑意,沉醉迷恋的神色,舞于眉间。
  赞礼官继续唱礼,由大礼官黄开文呈上就职宣言书,袁世凯又重行起立,宣读,宣读声激烈、低沉有致。读完,再行礼,礼毕,开始接见各国公使以及清皇室代表。其余一干人等,则由招待人员引至武英殿茶点。
  袁世凯午睡后,乘二人肩舆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段祺瑞、王士珍、荫昌、段芝贵、唐在礼等大员陪同参加阅兵仪式。
  2万余人军队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将军们结队登上天安门城楼谒见袁世凯,汇报受阅军队情况。袁世凯向将军们训话,尔后将军们下城楼归队,分别传达袁世凯的训辞。
  阅兵仪式开始。由于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袁世凯没看几眼阅兵仪式,便回去休息,陪官们也一轰而散。开国纪念阅兵仪式的阅兵台上,空寂无人,但士兵们仍然冒雨按照程序行走着。
  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过河拆桥,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占去一半多,如果不把国民党和国会搞掉,不仅袁世凯复辟帝制很难通过,就连他巩固大总统的位置也十分困难。怎样搞掉国民党和国会?袁世凯想来想去,想起了他所操纵的熊氏内阁。原准没有好‘八字’。”一个公鸭嗓子的人说到这里,猛咳几声,吐了口痰,听得出这是请他来京组阁。因为张謇认为国家前途黯淡,予以婉辞。袁世凯仍然敦促,张謇不得已,就推荐熊希龄担任内阁总理。张謇认为,熊希龄在唐绍仪内阁任财政总长时,办理大借款,颇得袁世凯赏识,认为一荐即准。
  袁世凯对熊希龄,本来是很器重的。唐阁变更,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热河都统。熊希龄到热河就任,扔下都统公署旧址,迁入珍宝堆积、美女如云的承德避暑山庄里办公和居住。
  熊希龄住进避暑山庄后,就安排他的心腹与同乡杨显曾任公署总务科长,委托他清点庄内的宝物,并把这些宝物收为己用。熊希龄不但自己受用这些宝物,还随意送人。
  一日,姜桂题来访,酒足饭饱之后,总不免带着姜桂题去观瞻他那些珍宝,临别时,将一把乾隆皇帝喜用的折扇作为私人馈赠,送给了姜桂题。
  姜桂题也是袁世凯的心腹,历来忠于袁世凯,他为了进一步讨好袁世凯,以表忠心,就暗中将这个古物转交给袁世凯,作为密报,以待立功。
  袁世凯顺水推舟,事先没有征求熊希龄的意见,便发表了由熊氏组阁。
  熊希龄在避暑山庄悠哉乐哉,突然得到由他组阁的消息,已是措手不及,无可奈何,惆怅入京,他感到前途黯淡,不愿上任,但命令已经下达。袁世凯多次敦促他组阁,他都一再拖延。当他知道是张謇推荐他为国务总理,便向袁世凯提出,非张謇入阁而不组阁。他猜想,既然张謇不干国务总理,也决不会干什么总长,张謇若不入阁,他也就能辞掉国务总理,回承德去尽享富贵去了。
  袁世凯为了达到让熊希龄组阁,就派专舰迎张謇入京。张謇觉得既然力辞了国务总理,就不便再让袁世凯下不来台,于是,随舰入京。张謇在江北经营了许多农业和工业,与袁世凯讨价还价,答应任农工商总长一职。他任这个职务,一箭双雕,既遂了袁世凯的愿,又能利用职权,发展他在江北的工农业。
  张謇入阁,熊希龄于9月11日发表组阁。
  袁世凯表面上重用熊希龄,暗地里派前司法总长许世英赴热河,查办避暑山庄失宝案。许世英明查暗访,搜集材料,汇成文书,呈报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便布下挟制熊希龄去解散国民党、破坏国会的圈套。
  袁世凯把熊希龄约到总统府,与他寒暄两句,便去接见外国公使,让熊希龄在他的办公室稍候片刻,说是应酬一下洋人就来。
  熊希龄独自一人在袁世凯办公室内踱步,突然看到袁世凯办公桌上,放着许世英查报的避暑山庄盗宝案卷。因为他刚从避暑山庄来京,不由自主地向前跨进一步,翻开案卷,看见“熊希龄盗宝”几个字,双腿瘫软,脸色煞白,冷汗如雨。又往下看行文里皆是熊希龄这个,熊希龄那个,他的脑袋立刻胀大,再也看不进去,惊慌失措地合上案卷,踉跄地倒回到沙发前,跌坐在沙发上。
  袁世凯见过外国公使,传熊希龄到外间谈话,熊希龄仿佛腾云驾雾地来到会客室。袁世凯见熊希龄形态,知他已入圈套,便用亲切的口吻道:“秉三,你昨晚因公务没有睡好觉吧?不然,为什么面色这样难看?”
  熊希龄支支吾吾,不能对答。
  袁世凯严词厉色地道:“国事不好向前推进,都因国民党凡事故意刁难掣肘,真令人气愤。我国现在是责任内阁制,如不将国民党这个障碍除掉,内阁既不能顺利执行职责,总统的权力也就不能行使了。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要把国家治好,非立即解散国民党不可,取销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秉三,你看如何?”
  熊希龄早已恐惧万分,见袁世凯一再指责国民党,对他的事一字不提,便明白了袁世凯要他戴罪立功之意,于是,他便听由袁世凯摆布。见袁世凯发问,忙不叠地点头道:“应该如此,早应如此!”
  袁世凯即将已准备好的命令,让熊希龄签署。熊签署完毕,袁世凯立即传令,让等候在邻室的其他阁员们进来,顺序副署。
  命令借口在南昌李烈钧官署查获国民党议员与李往来密电数十件,而解散国民党。令既出,袁世凯派出军警300余人,包围了广安门内大街国民党北京支部,令代理事长吴景濂不得外出,闹了整整一天。晚上,又闯入每个国民党籍议员家里,搜缴议员证章、证书,得300余件,接着又搜缴了以前曾参加过同盟会、国民党,尔后脱离组织并参加了其他党派的议员们的证章和证书,共计438件,这样一来,因议会人数不足,造成国会瘫痪。
  残余的议员们对此非常气愤,并提出质问,熊希龄因有把柄握在袁世凯手中,只好为袁世凯辩护。袁世凯又下令宣布国会完全解散。这个国会自4月召集,完成了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的任务后,到12月份被解散,只存在了9个月。
  袁世凯、黎元洪当选为正副大总统之后,袁世凯先后四次电邀黎元洪进京,但黎元洪深知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所以一再推拖,不肯离鄂一步。袁世凯电邀他到京参加大总统就职典礼,他回电拒绝。
  袁世凯除自己直接电邀外,还拉拢黎元洪身边的人为他作说客。黎元洪对饶汉祥言听计从,袁世凯便极力拉拢饶汉祥去说服黎元洪进京,但黎却抱定了老主意,坚决不肯去京。饶再劝他,他索性令饶代表自己进京,与袁面议一切。袁见黎不肯就范,决定破釜沉舟,一面把饶汉祥打发回鄂,转达他的盛意,仍欲黎公亲自到京;另一方面想出一个“霸王请客”的办法,特派心腹大将段祺瑞到武汉劝驾,露出武力胁迫的象征。
  12月8日,段祺瑞到鄂。黎元洪邀集少数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以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行都督职,作早日回鄂的准备。在段祺瑞的催促下,黎元洪匆忙地对参谋长金永炎作临行前的部署,即于9日晚乘专车赴京,随行人员有饶汉祥等十数人。
  段祺瑞到鄂并不公布来意。黎离鄂时,对下属公布段北归。段和黎一起上了火车,段反下车,黎遂北上。黎的亲随想上车送行,被陈宦所派人“持令不准入”。
  10日,任命段祺瑞署湖北都督的大总统令下,此时黎元洪还在路上。时人讥评此事谓:“陈宦押解黎元洪进京”、“饶汉祥、陈宦把黎元洪卖了两百万元。”
  11日晨,黎元洪一行人到达北京。事先,袁世凯派文武大员二人赴保定迎接。到京时,总统府军事处总、次长,侍卫武官、承宣官、全体国务员及各部8名部员到车站迎接;车站周围200步以内派军警守护,不准闲人入内;又派拱卫军一营列队迎候,极为隆重。
  黎先入总统府拜谒袁世凯。黎戎服佩剑,行最肃之军礼,态度极为谦谨。袁则殷勤特甚,仿佛极尊严之长辈见一极可敬之少年,两人久久未语,隐含着袁、黎原非一家,貌合神离。袁告黎以段督鄂之令已下达。黎唯唯。
  中午,袁大摆筵宴,招待黎元洪,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和全体国务员作陪。宴罢,黎被引至事先安排好的住所——南海瀛台,这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为避嫌,更名为“小蓬莱”。黎的随行人员则被安置在东厂胡同将校俱乐部下榻。
  黎元洪离鄂赴京,大有失魂落魄之感。他在《致鄂中父老》的电文中,承认了自己作为袁世凯政治俘虏的地位。一种哀怨凄惋之情敲击心扉,流露于字里行间,发出“遥望汉江,不禁泪下”的悲叹。
  黎元洪到北京后,家眷亦于12月11日起程来京,均住在南海瀛台。瀛台位于新华门总统府内东北部,四面环水,非舟楫不能通过,实在是软禁政治傀儡的理想处所。黎元洪感到自己处境的危殆,整日忧形于色。而袁世凯对黎内行羁縻而外示怀柔,表现出一副亲密无间的姿态。黎居方数日,袁世凯便托人说亲,要与黎氏结秦晋之好,结果议定黎之次女绍芳配给袁之九子克玖为妻。又规定给黎月俸1万元,公费2万元,合计月支3万元。黎每日除散步、读书、阅报、写字外,无公可办,这一笔俸金算是够充裕的了。黎成了名副其实的寓公。袁世凯为了监视黎的一言一行,经常派唐在礼到瀛台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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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4 22: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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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弹数万字,甚可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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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6 1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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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茶 发表于 2012-7-4 22:40
手弹数万字,甚可敬也。

这个演义还不知道喜欢的人多不多呢,或者有耐心看下去,否则我手弹数万字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尽管有灌水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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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6 13: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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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卷 第九章 帝制复辟
  国民党被解散,在党议员资格被褫夺,国会被解散。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作为御用的咨询机关。
  政治会议由80名官吏组成,其中袁世凯指派10人,国务院派4人,各省各部各派2人。这些人大多是旧官僚或者封建名流如杨度、杨士琦等,还有革命党的变节分子,如孙毓筠等,袁世凯命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
  熊希龄在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政治会议之后,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被袁世凯抛弃。袁世凯不再需要这个进步党总理和“第一流人才”内阁来供使用和点缀。熊氏内阁仅存在五个月,就寿终正寝。
  袁世凯曾企图把政治会议直接变为造法工具,但作为咨询机关的政治会议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便建议袁另组造法机关,定名为“约法会议”。1914年1月26日,袁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约法会议便由此产生。从此,约法会议即本“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的原则,成为推翻《临时约法》,重新炮制袁氏独裁所需新约法的专门机构。
  约法会议组成后,很快按照“隆大总统之权”的原则,一部给袁世凯以独裁总统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在袁的授意下,公布施行。
  袁世凯撤销了国务院,设立政事堂,选任前清遗臣徐世昌为国务卿。国务卿以下,设左丞、右丞。左丞是杨士琦,右丞是钱能训。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把他的公馆搬进中南海居仁堂。总统府、政事堂、统率办事处都设在中南海。
  袁世凯又成立了参政院,解散政治会议。参政院73个成员,均由袁世凯亲自指定。尔后袁世凯又公布了官秩令,把政府官员分为九等: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省都督改称为将军,民政长改为巡按使。并且规定各省将军传人改用令箭,求见者需递手本,新任命大员要行觐见礼等等,一切又都恢复了前朝制度。
  约法会议于12月28日又通过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人名写在嘉禾金简上,藏于金匮石室。选举总统时,拿出来唱和一下,就算通过。金匮石室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右侧。
  经过1914年袁记新约法的公布和实施,特别是修正后的大总统选举法的公布,使袁无论在事实上和形式上,已成为终身制之独裁元首。到了1915年8月,袁世凯为了恢复帝制,成立了筹安会。筹安会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大造恢复帝制的舆论。8月下旬,由于筹安会的鼓动,全国已有8个省以“公民代表”名义,向参政院投递了改革国体的请愿书。9月19日,帝制派头目梁士诒发起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更大声势的改革国体请愿。这伙人所鼓吹的“改革”,就是复辟。
  正当袁世凯策划的帝制运动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际,袁氏营垒中开始有人产生异议。
  一日,袁世凯试探黎元洪道:“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这些人当然是胡闹。”
  黎元洪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帝制运动高涨后,杨士琦等帝制派官僚密谏袁世凯道:“中华议改帝国,副总统黎元洪驻瀛台,观感有碍。”建议令黎迁出南海,袁从其言。于是,袁身边之人大肆散布“新皇移居内,三海将来须让归宣统居住”等语。黎闻言,即以夫人多病,医嘱“须择幽畅和暖地区居住,庶几病体可以挽回”为由,要求迁出南海。于是,袁世凯花10万元购买东城东厂胡同一座宅院赠黎。此宅为明太监魏忠贤之遗园、清中堂荣禄故第,民国后改为将校俱乐部。黎携家眷迁于此宅。此后,黎元洪闭户养疴,有宾客谒见者,概行谢绝,对政事装聋作哑,不予闻问。外界甚至传言:“黎副总统欲入佛教会,安心研求经典”。
  在袁世凯的淫威之下,黎元洪装聋做哑,以为韬晦之术,一以避祸,二作消极抵制。
  10月28日,全国各省开始国体投票,结果全部“赞成”君宪制。黎元洪不得不提出辞副总统、参政院长、参谋总长全部职务。社会上对黎元洪将来的出路作种种猜测,黎元洪也深知自己的处境的危殆,惶惶不可终日。孙武来京谒见时,黎竟与其相抱痛哭。黎元洪还暗中派人到湖北察看,打算购买宅第,准备还乡隐居。
  袁世凯为了稳定人心,一再笼络、慰藉黎元洪,在袁的诞辰日前,对百余名官员奖以嘉禾章,唯黎元洪一人获一等嘉禾章,又扬言在武昌给黎建铜像,以嘉其光复时之功绩。还特派内史监阮忠枢及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前去黎府慰留,以国体即有变更,仍请其担任政务,以济时艰,决不可遽萌退志。
  袁世凯对心腹大将冯国璋更加施恩惠。袁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冯带着一大帮北洋军去镇守南京。袁世凯便把家庭女教师介绍给冯国璋作继室。
  女教师姓周名砥,字道如,江苏宜兴人士,其父曾任前清内阁学士。周道如自幼随父入京,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不幸父亲早逝,因母亲无傍,她便发誓终身事母不嫁,不觉过了韶华年纪,可是家中不裕,又有一幼弟待养,只得给大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以为养家之策。周道如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而且爱读兵书,与三国时孙夫人相仿佛。袁世凯听了周道如这女才子的名,便派人把她请来当女教头,教习袁世凯十几个煮不熟熬不烂的女儿,几个年轻的姨太太也乘便求书问字,其中三姨太金氏与周道如要好,朝夕相处,无话不谈。一天便说到周道如身事,三姨太笑道:
  “姐姐你虽然30出头,可看起来亦不过20来岁,又是有红有白的容颜,为啥甘心辜负了这副美貌一辈子寂寞呢?”
  “以前为了老母亲和幼弟,我是不暇问此,如今母亲已经过世,我却也老了,还想什么婚嫁呢?”
  “这话有点不对了,男婚女嫁自古皆然,况且太夫人已经过世,姐姐你孑然一身,将来依靠什么呢?”
  周道如叹息一声,脸色微红,便低了头。三姨太知说中心事,便道:
  “咱俩有如姐妹一般,我当替你留心。”
  金氏便把话转告袁世凯,袁大笑道:
  “你倒会做好人!”
  袁世凯答应留心,有了合适的便作介绍。但急切没有对象,便放下了。可巧冯国璋从江苏都督任上进京述职,在总统府偶然瞥见这白嫩且丰满的周教师,不觉眼睛盯住了她,袁世凯猛然想起一件妙事,便道:
  “这是宜兴周女士,在我这里教导孩子们,却也是个女才子,老弟丧偶有年,我给你做个媒人如何?”
  冯国璋欠身道:“总统的好意,国璋很是感激,只是我正室虽丧,还有几位小妾,儿子也长大了,我也年将半百,恐怕委曲了人家。”
  袁世凯捋着胡子笑道:“这周女士也快40岁了,你俩相差不大,你有这个态度,我就去让内人跟她商量,再作计较。”
  冯国璋走后,袁世凯让三姨太去问周道如,如此这般的一个上将,你愿意否?周道如无话,三姨太便报袁世凯妥了妥了。袁世凯即致函冯国璋,请其践约。冯国璋大喜,返报如命,且择定良辰,筹备婚礼。
  袁世凯即派长子袁克定及三姨太率领周家近亲,还有主婚人等,送周道如南下成亲,是嫁女儿的格局。江宁铁路特备花车迎接,沿路排列兵士,过江轮渡码头,悬灯结彩,扎有松柏牌楼,上悬一匾:“大家风范”,两旁分列楹联,上联是“天上神仙,金相玉质”,下联是“女中豪杰,说礼明诗”。渡过江去,各乘大轿,进入南京,却以鼓楼前交涉局为坤宅,门前亦有松枝牌楼,五色灯泡,亮出“福共天来”。宅中陈设很是富丽,环列武装士兵,室外又有警察布篷岗位几十个,进进出出的侍者,亦是军服,与那当年东吴招婿孙夫人的武装一般。
  时当吉辰,冯国璋着上将礼服,佩挂勋章,摆开全副仪仗,由迎亲人等与袁世凯代表同至坤宅,行迎亲礼。过一小时,便由送亲人等陪着花车到都督府。司礼员高歌赞歌,请冯都督出来,又请新娘降车,便见一位盛装丽人缓缓而前,身披丈许粉红婚纱,还有少女两人曳着纱角,进入礼堂,与冯国璋并肩,听袁世凯的代表致颂词,照结婚仪式行礼,夫妇礼成,管乐齐鸣,送新人入洞房,宾朋至客厅欢宴。冯国璋与周道如煞是欢爱,对袁大总统感激不尽。
  袁世凯分批电召各省将军来京述职,借以窥探他们对恢复帝制的态度。冯国璋首先应召进京,袁见他对帝制似有微词,便另作表演。
  冯国璋道:“外面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予为秘示,以便着手布置。”
  袁世凯拍着冯的肩膀回道:“华甫,你我这么多年,难道不懂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一则,外国人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二则,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是改革国体之先声,想那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这种权利?那是些无中生有之词。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了子孙计算。可是我那大儿子克定身有残疾,二儿子克文想做名士,其余则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国璋见袁世凯说得有理,便道:“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袁世凯立即瞪起眼睛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到那里去定居,从此不问国事。”
  冯国璋回到南京不久,即已听说,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在京宣告成立,冯国璋气得直跳:“老头子真会做戏!这哪里是把我当作自己人!”
  筹安会是杨度发起成立。杨度是袁克定的太子党,与袁克定早就在谋划帝制。一日,总统府内史监内史夏寿田告杨度说,上头打算让你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马上一腔热血冲上来,便与夏寿田去见袁大总统,即谈君宪。杨度道,拟组织一个机关研究君宪,并反复陈词,袁世凯道:
  “你可与孙毓筠等谈谈。”
  杨度退出总统府,即赶忙联络孙毓筠,策划建立筹安会组织。这筹安会必得找几个名流列名发起,杨度找梁启超不成,便设谋拉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加孙毓筠和他自己,共六人,时人称为“六君子”,其中孙、李、胡、刘皆是同盟会变节分子;杨度曾留学日本,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依附袁世凯,并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杨度虽然为袁世凯恢复帝制策划,但袁死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变,并投向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以后又帮助和掩护共产党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严复此人政治上的变化似乎与杨度相反。即前期进步,后期反动。严在1879年从英国留学归国,至辛亥革命前,较有系统地翻译、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成为近代中国着名的启蒙思想家。但他在辛亥革命后,政治上主张复辟帝制,文化上提倡尊孔读经。晚年反对民主,厌倦科学,诋毁五四运动。
  这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不惜大声疾呼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安。”
  接着,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又连续作文鼓吹帝制。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道:“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且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
  此文由夏寿田呈送袁世凯,袁阅后赞赏不已,交徐世昌、梁士诒等传阅,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字,制成大匾一方送给杨度。又把杨度的奇文寄给段芝贵,叫他在湖北秘密印出,分发给各省军民长官看阅。
  “六君子”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团体派遣代表到京,共商国体。杨度等决意为天下先,即在15天内正式成立筹安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各省将军巡按使看出杨度等亮相,等于是袁氏父子亮相,多半派出代表入京,且填写志愿书加入筹安会。加入筹安会自然都是些主张君宪制的人,于是筹安会发表了第二次宣言,道:
  “中国而行前日之真共和,不是以求治,中国而行今日之伪共和,更不足以求治。计惟有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乃能名实相符,表里如一……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
  如此猖狂的筹安会引起举国舆论抨击,肃政厅也觉不安,呈请袁世凯将筹安会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但袁世凯对筹安会不仅不予取缔,而且悉心保护,派出军警到筹安会和杨度等私宅守口站岗,荷枪实弹,盘查出入;袁世凯对那些反对筹安会的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等,则设法不准立案。
  筹安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又通电全国;各省及各团体代表已经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又张罗“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且派出专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联络。筹安会哪里还是什么学术研究团体,它是道道地地的政治机关。
  此番劝袁称帝,倒叫杨度占先,一旁急坏了梁士诒,再不动手,便要与帝制大业无干了。此时梁士诒所领之交通系正遭大祸,再不振作,形势不妙。原来数月前,都肃政史庄蕴宽等提出弹劾案,弹劾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贪污舞弊,袁见交通系尤其是梁士诒恃功而骄,自立门户,便想警告他们一下,令赵停职交平政院审讯,平政院院长周树模立即呈复,此案与交通次长叶恭绰有关,袁又令叶停职待审。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与叶恭绰皆是交通系首领,又牵涉下面五大铁路局长。袁召梁见面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划去了。”
  梁士诒遂醍醐灌顶,幡然有悟,明白自己是戴罪立功之人,然所长仍在筹集帝制用费方面,其中一大财源便是烟土,遂着人去上海,把沪粤关栈存鸦片6000箱卖出,共得2700余万元,悉数供为帝制经费,收买各方,策动各色请愿团,一夜之间便冒出“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等花样,皆向参政院递交请愿帝制书。
  梁士诒推进帝制有功,深合袁世凯心意,果然把那五路大参案化大为小,不了了之。杨度等“六君子”也甚急切,以为君主国体既定,必须推行宪政,遂改组筹安会为“宪政促进会”,以为再次争先夺魁之举。
  梁士诒手快,立即收买各请愿团发起人凑成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需为会长,张锦芳、那彦图为副会长,且向参政院再呈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即议决并咨请袁世凯于年内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之妥善方法。”袁咨复道:“国民会议议员复选,定于11月20日举行,俟各地方复选报竣,当即召开会议,以征求正确之民意。”
  梁士诒认为,袁世凯称帝,以1916年元旦为开国登基典礼为佳,时间紧迫,所以他即让“全国请愿联合会”的代表再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另设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的机构,解决国体。梁士诒又以参政资格,联合一批参政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参政院通过,咨请政府予以公布,袁世凯即批示公布。
  《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一经公布,便有许多省份雷厉风行,把代表选了出来,当然,这些代表都是清一色的袁党人物。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13人,全体投票赞同君主立宪。“国民代表大会”又发出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基,传之万世。”
  参政院于12月11日向袁世凯恭上“总推戴书”,不用咨文而改用奏折,请“我圣上”上登一步,万世不易也。
  袁世凯于当天下午将推戴书发还,在回文中摆开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架势。谓“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这是袁想当婊子的言词,即他同意当皇帝。但他又说:“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可无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这是袁要立牌坊了。
  但这却也难不倒筹备帝制诸人。参政院于当日下午5时再次开会,讨论回文,孙毓筠建议再写一篇推戴书,全体赞成。参政院立即把2600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送出。此篇推戴长文称颂袁经武(编练新军)、匡国(杀灭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平灭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与日本办外交)五大功烈。歌颂之词,无以复加。对于袁世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疑虑,写道:
  “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霖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当初向参议院宣誓发扬共和,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仪式之一,今日国体已变,民国元首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推戴书把袁世凯为难之处一概洗尽。
  袁世凯阅后焉得不悦,便于次日发布告示,引述推戴书全文之后,便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
  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极,登极之前,大批授爵封王,先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命陆征祥率文武官员去黎宅道贺。黎元洪道一声:“无功不敢受爵”,众人鞠躬而退。
  当天下午,袁又命人将一套王服送去,黎亦拒不接受,并谓:“我非亲王,何须制服?”
  袁封清室逊皇溥仪为懿德亲王,位在诸侯王上,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以代黎元洪,并赏食亲王全俸。
  袁发表“旧侣、故人、耆硕免予称臣的命令”,旧侣黎元洪、奕匡、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7人;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4人;耆硕王闿运、马相伯两人均免称臣。
  新朝用五色国旗,上端加绘红日一轮,表示“五族共戴一君”。原大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又准备御座御案、龙袍、平天冠等,玉玺金印也即治好,仅此数项,花费2000万元。
  12月21日,袁世凯下令大封文武: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室、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鸾、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思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余为子、男,共128人。其余师旅长、镇守使授轻车都尉70余人。
  正当袁世凯大批授爵封王之际,大批对复辟帝制不满的官员辞职或请假离京。袁怕这些人出京将有不利,即令军警便衣去东、西两车站,禁止官员擅自出京。
  使袁世凯万万料想不到的是:12月23日平地一声巨雷,云南护国军起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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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6 13: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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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第十章 秀才光气
  在亡命日本的人流中,有位曾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他于1914年7月来到东京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原名庆同,考秀才时叫乾生。后来写文章、办报纸时,取故乡的独秀山名为名,安徽安庆人,1879年10月9日生。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生有异姿,束发受书,天性最厚,亲友困乏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教书为业,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屡困场屋,一辈子不得志,是个穷秀才。1881年10月7日,陈衍中在苏州教书时死于疫疾,是时陈独秀还不满2周岁。
  陈独秀的母亲查氏,是一个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的女丈夫,但往往又包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她常常教育子女,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她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她教育子女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
  陈独秀兄弟姐妹4人,他排行第四,有兄长和两个姐姐。兄长谱名庆元,官名健生,字孟吉,长陈独秀8岁,府学贡生。
  陈独秀5岁时,便过继给叔父陈衍庶做嗣子。叔父陈衍庶妻子早亡未生育,续娶谢氏及侧室邵氏,都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陈衍庶便当了陈独秀的继父。
  陈衍庶于1875年考中举人。初任知县,因治河有功,而步步高升,由知州、知府、直升到府级以上省级以下的道员,真是官运亨通,一路顺风。他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做官时,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东北和朝鲜,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起来。战争的双方都需要马匹,中国商人乘机贩运以获取暴利。马匹经过陈衍庶的管辖地,他便抽牲口税。这种临时性的税收,勿需上缴国库,谁收谁得,自然是大部分都落入了他的腰包。到1908年前后,他觉得腰包里有了以万计的银两,又看到天下乱哄哄的,大清江山靠不住了,便挂冠而归故里。
  陈衍庶在安庆有市房铺面近10家,在城里南水关自建住房一座,主建筑有五进三个天井,一个前院,两个中院和一个后院,宅前宅后都有花园,是当时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大门楼有一丈多宽,高悬魏体字“窦宅”木牌。陈衍庶在北京开设崇古斋古玩铺,投资白银1万两,在奉天还设有分店,又在辽宁省彰武县置地200余亩,在安徽贵池县置地800亩。
  自此,陈家由一个小户人家一跃而成为安庆的名门望族。
  陈独秀自幼由祖父陈章旭教他读书。陈章旭是候补知县。他精明强干,学问极其深醇,为人亦极其慷慨。陈章旭对后辈极严厉,他有个绰号,叫“白胡子爹爹”。当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子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再哭,这位白胡子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
  陈章旭恨不得要陈独秀一年之内把四书五经都读完。陈独秀背书背不出,祖父便气得怒目切齿地,动手打他。幼小的陈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
  “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母亲为陈独秀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她总是用好言劝独秀道:
  “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
  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陈独秀见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他揩眼泪,一面责备他道:
  “你这个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
  母亲的眼泪,是叫他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一次,白胡子爹爹又毒打小孙子,孙子仍旧不哭。祖父越打越有气,孙子咬紧牙关,以沉默相对抗,就是不哭。最后,祖父没有力气打下去了,才算结束这场“战斗”。祖父气得没法,好似从小孙子的沉默中悟出了什么道理,后来他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陈独秀自幼便形成了不畏强暴的个性。他的个性鲜明,有棱有角,既刚烈又温情,既包含了祖父的个性,又包含了母亲的个性。他嫉恶如仇,却又不尽然如是,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他待人处事,胸怀坦诚,但脾气暴躁,喜怒形于色,也难以容人。凡是他认准了的目标,就执着不放,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他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他。
  陈独秀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刚烈,使他见义勇为,疾恶如仇;温情,使他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养奸。
  陈独秀的个性不适合搞政治,但历史却把他推向政治斗争的漩涡。他不愧是一代风流人物,气质刚强,目光锐利,富有革命开拓精神。凡是他认为看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勇住直前,义无反顾;而当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后,他那刚强的个性便一变而为刚愎自用,是很难回头的,因而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尤其厌恶玩弄权术,却又不懂政治谋略。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外露的。
  陈独秀待人接物,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他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若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他从不耍阴谋诡计,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一语道破陈独秀待人处事是光明磊落的。
  1889年,陈独秀的祖父逝世。此后,家里给陈独秀请过好几个塾师,他都不满意。到十二三岁,陈独秀便由大哥教他读书了。大哥的脾气与祖父恰好相反,是个老好人。他了解弟弟的脾气和爱好,知道陈独秀不喜欢八股文,除教他研习经书外,就教他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编选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陈独秀初读《昭明文选》时,也有点头痛,但没多久就读出味道来了。
  但是,那个时代读书人唯一的“正道”是走科举道路,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然后做官当老爷,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但凡走这条路的人,必须把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和学会做八股文,因为科举制度的第一级秀才和第二级举人的试题,都以四书为限,答卷必须用八股文的格式撰写。
  由于母亲严命不喜欢八股文的陈独秀学习八股文,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直到陈独秀17岁时,在县考前的一两个月,大哥才硬着头皮对弟弟说:
  “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
  可是弟弟心里想的还是《昭明文选》。大哥对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
  县考,府考陈独秀都通过了,但名次都考得很低,剩下最后一关是院考,院考及格以后才是秀才。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要去考同他格格不入的四书,还要做一篇他看不起的八股文,本来想必将是名落孙山,然而结果却完全相反。
  到院试时,发下了卷子,陈独秀一看试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便马上决定对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把《文选》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的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陈独秀回到家里,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小时一声不响。他看见大哥这种失望的情形,才觉得有点难受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连陈独秀自己也没有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院试结果,他中了第一名秀才。
  他为了了却母亲的心愿,便着实准备乡试,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一番。
  18岁的陈独秀同大哥一起离开母亲,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这时正值夏日炎炎。
  乡试共3场9天,陈独秀在大哥带领下,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竭尽气力,从人丛中挤进考棚。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10多丈长的号简,都有几十个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警察的岗棚大小,棚顶很低,高个子站在里面要低头弯腰,科举出身的人都要尝尝“矮屋”的滋味。“矮屋”的三面砖墙砌得七齐八不齐,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的,考生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晚上睡觉也在那里。这年南京奇热,大家都把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空气不流通,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
  有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条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摇头晃脑、利欲熏心、丑态百出、“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呆看了一两个钟头。陈独秀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象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发表的文章有些道理。这一连串的联想便使陈独秀的立场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方面去。
  这次乡试,陈独秀名落孙山,没有考中举人,但他不仅不感到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决不再进“矮屋”应试。他回到安庆后,对当时反康梁派的言论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梁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斥陈独秀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自此,陈独秀开始涉足于政治活动了。
  陈独秀关心国家大事,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他对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心急火燎,如“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陈独秀的这篇文章7000余字,他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渚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陈独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热爱祖国之心。
  许多富户人家托人说媒。安庆统领高登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高晓岚,小女儿高君曼。将长女晓岚许给陈独秀。1897年冬,18岁的陈独秀和21岁的高晓岚结婚。按照封建婚姻的观点,这对夫妻可谓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
  高晓岚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出身将门,却目不识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嫁到陈家,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虽然没有文化,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她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延年,次于乔年,三子松年。
  陈独秀和高晓岚本是包办婚姻,如果说他们婚后有一段时间的爱情的话,而过了这段时光便发生了动摇。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后来陈独秀东渡日本留学时,欲借夫人10两重镯作为游资,夫人坚决不肯,故此时常吵嘴。
  陈独秀结婚的第二年,即1898年,就被嗣父陈衍庶带到东北沈阳,留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1899年,陈独秀得知生母生病,便同大哥一起匆匆南下,等他们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
  哥俩在家住了不久,又一起北上。哥哥到辽东道候补,弟弟东渡日本留学。
  1901年,陈独秀到达日本东京自费留学,入东京专门学校。在未正式入学之前,先在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
  陈独秀一到东京,首先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学说。这对陈独秀不啻是大旱后之甘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新学说。当时留学生自办的杂志《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政治名着,如卢梭的《民约论》、孟特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等。这些巨着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时锐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指针。陈独秀是很爱读这些名着的。
  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社,它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励志社的社员分为两派,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即革命党。陈独秀和张继等参加了励志社,但不久便脱离了。
  1902年春,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了安庆。这时安庆的一些青年志士原来主张维新的,现在认为非集合群力,启发民智,不足以图存。于是陈独秀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日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传,闻者兴起,陈独秀是演说的首倡者,为当局所忌恨,他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
  1902年9月,陈独秀到达日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学习陆军。这年冬天,陈独秀和秦力山、张继、苏曼殊等人发起成立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是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
  陈独秀这时已由康梁派转向革命派。1903年3月的某日晚,他和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人,闯入清政府派往日本的学监姚惕的住宅,他们对姚阻挠留学生学习军事不满,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
  “纵饶汝头,不饶汝发。”
  于是,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
  他们把姚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于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事后,姚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方,由日警捕人,陈独秀、邹容、张继3人于4月间被迫返国。
  陈独秀同潘赞化回到安庆后,联络葛温仲、张伯寅等人,筹组安徽爱国会,举办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庆地区的革命运动。陈独秀在演说会上高声说道:
  “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
  参加演说会的有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二公学学生约300余人。演说会群情踊跃,气象万千。陈独秀提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立经全体赞成。大会又决定爱国学社附设《爱国新报》,并公推陈独秀、潘赞化等7人立时起草社章。
  陈独秀即出示爱国学社社员名簿、宣言及宗旨,当场有126人入社。爱国学社的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社员规则中定有本社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社员当视全体为一体,视全国为一家等等。爱国学社决定每周演讲一次,如办得有了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
  演说会举办一周后,安庆知府桂英亲赴藏书楼查禁,不许学生“干预国事,盅惑人心”。陈独秀等则不予理睬,继续举行演说,听讲的以安徽大学堂学生为多,参加演讲的人,均签名于簿册,藏书楼实则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布政使于荫霖视藏书楼为眼中钉,遂开除大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10余人,封闭了藏书楼。安徽巡抚聂缉椝通缉陈独秀,陈独秀逃往上海。
  这时章士钊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陈独秀便协助章士钊办报。陈独秀和章士钊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两人常常彻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他们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也不浣。后来,章士钊回忆他和陈独秀这段往事。赋诗一首: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
  《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文字有时论、学术、思想介绍以及中外、地方新闻等,尤其重视登载揭露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社会上种种的不平等现象。为了作者人身安全的缘故,时论一类的文章多不署名。
  清政府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国民日日报》,致使报社经费困难,出版了3个月23天后,不得不停刊。
  1904年初,陈独秀从上海潜回安庆,初到故乡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到桐城学堂,同校长房秩五、吴守一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他们3人便商定创办《安徽俗话报》,由房任教育,吴任小说,其余稿子由陈独秀自任之。
  《安徽俗话报》于3月31日创刊,创办的经费大多是安徽爱国志士捐助的。先在安庆编辑,而社址则设在芜湖科学图书社。不久,陈独秀独自一人来到芜湖,住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办起报来。楼上光线暗,屋顶有一片亮瓦,临街有一扇小窗。陈独秀在那里默默地做着工作。
  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安徽人听听,免得众人蒙在鼓里;其二是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
  11月,陈独秀应章士钊邀请去上海。杨笃生、章士钊、蔡元培、蔡锷等人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该协会的革命计划是以暴力为主,而暗杀也在讨论之列。陈独秀一到上海便由杨笃生监誓加入爱国协会,天天同杨笃生、钟宪试验炸药。蔡元培也常在试验室练习和聚谈。
  11月19日,万福华在沪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当即被捕入狱。次日,章士钊到狱中探望,暴露了目标,革命机关被查抄,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一时星散逃匿,上海的暗杀活动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留了一个多月,于1905年返回芜湖。
  万福华行刺失败后,革命党人在北方的暗杀活动仍在继续进行。陈独秀参与了密谋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的事件。
  1905年9月,陈独秀决定到安徽公学任教,《安徽俗话报》自动停刊。
  安徽公学是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学校之最着名者,以培养革命干部、散发革命种子为教育宗旨。担任教授的,皆为革命领袖人物。除陈独秀外,还有刘申叔、陶成章、周震鳞、柏文蔚、张伯纯、苏曼殊、冷、谢无量、江彤侯等。一时各地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吸引着不少青年,轰动了芜湖社会。安徽公学成了当时长江流域中部的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长江流域中部地区的文化运动的总汇,大江南北志士几无不与芜湖互通声息。
  陈独秀为了联络皖省革命志士,与柏文蔚、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等游历皖北各地,遍访江湖侠为之士。
  陈独秀同柏文蔚以及安徽公学师范班的学生常恒芳于1905年夏发起建立岳王会。岳王会总部设在芜湖,由陈独秀任会长。不久又在南京和安庆设立分部,柏文蔚任南京分部部长,常恒芳任安庆分部长。
  1906年暑期,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去日本,暑后便回国,到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同事中有章士钊、刘师培等。不久,苏曼殊也来皖江执教。
  陈独秀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
  陈独秀在学习期间加入亚洲和亲会。亚洲和亲会是由中印在东京的革命志士联合组织的团体,中国人加入和亲会的除独秀之外,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陶冶公等等,会长是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的宗旨是: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
  1909年9月间,陈独秀回国,居杭州,于次年初在陆军小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这时,他与江南着名文人刘季平(刘三)、沈尹默(沈二)结识,他们在杭州时常做诗,互相观摩。陈独秀除做诗,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篆字,始终如一,还研究甲骨文。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过《说文引申》一文,这是他的初步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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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6 13: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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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卷 第十一章 钊钊相知
  1911年春,陈独秀又同妻妹高君曼结婚。高君曼略识文字,思想新颖,与陈独秀颇相得,关系渐趋亲密,进而发生爱情。他俩人同居,结为伉俪。这引起了全家的反对,嗣父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还难以容忍,骂他败坏门风,扬言今后不许他俩踏进陈家大门。高家也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陈独秀和高君曼却不顾家庭的反对和舆论的指谪,决然自行成婚。
  陈独秀在1907年至1911年9月的将近5年时间内,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学问,写了许多篇古体诗,有不少诗在报刊上发表。
  1911年12月,安徽临时议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孙抵达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返回安庆。
  孙毓筠是少爷出身,任都督后,不大理政事,在都督府内问事最多的是陈独秀。陈独秀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是,他的政治抱负没能施展。
  1912年4月,陈独秀主动辞去秘书长职务。他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后因陈独秀再次担任都督府秘书长,便聘马其昶任校长,自任教务主任。次年因学生闹事,被赶出学校。
  由于安徽形势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陈独秀于1912年6月去浦口,劝柏文蔚回安徽。
  柏文蔚回安徽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任命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他们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
  1913年6月,袁世凯免去柏文蔚都督职,委任孙多森接任皖督。陈独秀坚决拒绝与孙多森共事,在孙来上任之前即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去。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所谓“旧病复发,迫不及待”,是指封建专制势力的复辟,不可一日与居之义。7月中旬,陈独秀离开安庆去上海。
  几天之后,二次革命爆发,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并宣布独立,兴兵讨袁。陈独秀也由上海返回安庆,再任都督府秘书长。
  柏文蔚的部下龚振鹏驻军芜湖,残杀无度,且将讨袁计划密告袁氏大将段祺瑞。陈独秀等到芜湖时,因当面痛斥龚振鹏,均被龚绳绑,拟即枪决。陈独秀临危不惧,怡然自处,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幸有张永正旅长以兵力相救,才免遭毒手。
  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缉令,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单20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陈独秀旋即逃往上海。
  陈独秀逃往上海,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逃至乡间躲避。军警便抓走了陈独秀的侄子陈永年,并抄了他的家。
  陈独秀逃到上海后,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但书业销路不景气。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而今卖文也无以为生。他急欲学习世界语,为日后谋生之计,写信给日本的章士钊,问他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
  1914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陈独秀编辑的《英文教科书》和文字学着作《字义类例》。前者销路不好,后者更是学术专着的冷门货,这两本书所得的稿费并不能使他摆脱生机断绝的困境。
  1914年7月,陈独秀又东渡日本,进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他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在内存活。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他虽然多年飘泊他乡,可乡音未改,操浓重的安庆口音。
  亡命东京的革命党人章士钊、熊克武、李根源等人,都不愿加入孙中山新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他们于1914年8月间另组一团体“欧事研究会”,参加该会的还有李烈钧、胡瑛、殷汝骊、林虎、程潜、程子楷、陈炯明、李书城、沈钧儒、张耀曾、柏文蔚等,陈独秀也加入其中。欧事研究会没有进行什么活动,倒是《甲寅杂志》产生了很大影响。
  《甲寅杂志》的主编是章士钊,发行人是王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陈独秀外、还有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以及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陈独秀以文会友,也就在这时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着名人士,李大钊又成为同陈独秀齐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李大钊,字守常,原名耆年,字寿昌。1889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那里是广阔的冀东平原的东端,濒临着浪涛澎湃的渤海,紧靠着改道前的滦河。李大钊家的住宅座落在村子中间的高地上,远眺着一望无垠的田野。
  李大钊的父亲是一位读书人,早年患了肺病,23岁就去世了,留下怀孕的妻子。李大钊的母亲因感伤过度,在生下他以后不到16个月,也相继逝世。李大钊自小孤苦伶仃,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无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也是一个读书人。他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开过杂货铺,有90多亩地,因为没有儿子,将侄儿任荣,即李大钊的父亲过继为嗣子。李大钊出生时。他已经70多岁了,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孙儿身上,他对孙儿既十分宠爱,又管教非常严厉,一心要把李大钊培养成为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
  在祖父的督促和教育下,李大钊从3岁起,就学着认字,祖父白天教,晚上问。四五岁时,开始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李大钊从小读书异常勤奋、刻苦,学习见长,幼儿时代便以才思敏捷、能文善诗着称于乡里。
  李大钊7岁时,祖父送他到本村谷家的学塾跟单子鳌读书。李大钊跳过了蒙学阶段,直接读“四书”。
  李大钊读了3年书后,单子鳌便向他的祖父提出:
  “这孩子学业优良,我已经教不了他,请另请明师吧!”
  祖父便把李大钊送到本村赵家书馆跟秀才赵辉斗读书,又转至井家坨的举人宋家读书。
  李大钊10岁那年,祖父给他完了婚,妻子叫赵纫兰,长李大钊6岁,以大姐的身份操持家务,看管大钊读书。
  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他原是报考秀才的,赶上清朝政府改良教育,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他便上了新学。
  李大钊在永平府上了两年学,祖父去世了,家里的财产被姑母和一个本家叔叔挥霍殆尽。他本打算到通都大邑继续求学,但不仅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又面临着失学的危险。井家坨宋举人见他将来必有大造化,表示愿资助他到外埠深造。但李大钊见宋举人因做官而得到不义之财,断然拒绝他的帮助。
  妻子赵纫兰辛苦艰难,典当挪借,支持李大钊上学。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那里上了6年学。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举办人是汤化龙、孙洪伊。在教师中有革命党人,对李大钊影响最大的是史地教员白亚雨。白亚雨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重要成员。他学识渊博,待人热情诚恳。他认为,一些立宪派人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是与虎谋皮,无济于事。每慷慨陈辞,歌荆轲易水之歌,其声郁抑苍凉,听者皆涕泣相向。他的革命思想不但影响了李大钊,也团结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青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京津和滦州、张家口一带奔走,从事运送军火、联络新军等活动,终于发动了滦州起义。他领导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就义前义正辞严地说:
  “我死不足惜,倒是你们今天做清政府的奴隶,明天要做外人的牛马,难道不觉得痛心吗?”
  他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
  李大钊深受感染,立意革命。为求索新的救国之途,他于1913年冬去北京,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交谈,毅然加入中国社会党,并负责组建天津支部,为中国社会党评议员。
  李大钊在学校里担任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他在《言治》创刊号上发表的《大哀篇》中,感慨激愤地抨击袁氏政府的“共和”,仍旧是“以暴易暴,传袭至今,敲吾骨,吸吾髓;北洋军阀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民之受其患也重矣。以致农夫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1913年夏,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应邀赴京城创办《法言报》,同时考察、观注中国时局的变迁。袁世凯当时疯狂地镇压京城的革命势力,强行解散社会党,并枪杀了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逮捕一切社会党人。李大钊闻讯潜出京城,避居故里乐亭县祥云岛。
  他为了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因钊字一解为勉励,一解为“燕之北郊”。他以燕北慷慨悲歌之士自命,勉励自己与时俱进,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并在《文豪》等文章中写下了不畏艰厄、矢志革命到底的雄心。
  正当李大钊大声疾呼“中士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欲“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之时,北洋法政学校举办人汤化龙、孙洪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欲在学校中挑选李大钊等三名优秀的毕业生,送往日本留学。李大钊历经深思熟虑,遂决定东渡求学,继续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他告别了年长的妻子和顽皮的儿女葆华和星华,在海河畔的码头登上东去的客轮,涉过大海,在日本横滨港登陆后,驱车直奔东京。
  李大钊在东京考取了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住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公馆,在留学生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时常同他们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问题,探讨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于是,由李大钊发起,成立了中华学会,学会既是学术组织,又是政治团体。李大钊与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三年级留日学生司徒复兴结为好友,他们两人一见如故,谈兴不衰,司徒复兴向李大钊感慨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近况。
  司徒复兴参加了孙中山在东京召开的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会后,他秘密地向李大钊宣讲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的党章,并征询其愿否入党。李大钊以先深研各国政情、求索各种主义,后决定救国之途为词婉言谢绝了。
  李大钊在日本读书之余,研究了不少主义、学说,但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深感所研究的主义、学说,不能解救中国于危厄之中。自从20世纪初叶,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着名领袖辛德秋水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开始研究、传播欧洲新起的马克思主义,并公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理论武器。李大钊在国内参加中国社会党,已接触了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文虎的无政府主义,但他不相信无政府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时,李大钊已熟练地掌握了日、英两种文字,他出于强烈的求知欲望,从图书馆内借来了辛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欧洲其他的社会主义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埋头攻读。
  李大钊又通过司徒复兴的介绍,认识了早稻田大学着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河上村夫。河上村夫又是日本理论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着名的汉学家。多年来,他和孙中山的忠诚朋友宫崎寅藏相交素笃,并与黄兴、宋教仁为挚友。他在教学之余,支持宫崎寅藏创办的《革命评论》,配合同盟会机关报大造舆论。清廷退位之后,他被宫崎寅藏不惜倾家荡产,为孙中山讨伐袁世凯筹募经费、招聘人员购进武器的义举所感动,自己主动为孙中山讨袁从日方刺探有关情报,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民族革命。
  河上村夫同样热情地接待李大钊。他握住李大钊的手,兴致勃勃地说:“欢迎,欢迎!我真诚地欢迎中国第一个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来做客。”
  河上村夫简单地询问了几句,已经知道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不甚了了,需要给以启蒙式的帮助。当李大钊把读《共产党宣言》记下的疑难问题,像连珠炮似的发出提问时,他又感到这位初次相识的中国留学生态度严谨,不是仅仅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崇尚空谈的书呆子,而是一位学以应用,时时、事事联系中国实际的人。
  几经交谈,河上村夫教授喜欢上了这位中国留学生,他断定:李大钊将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传播者。于是,便把自己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日文书籍送给李大钊阅读。
  袁世凯敲响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之后,在留学日本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对复辟帝制的留学生义愤填膺,公开串联,主张在留学生中间发起一场革命行动。他们为了唤醒中华民族的魂灵,主张写出激昂的文字,司徒复兴对发起革命行动有兴趣,他也很有组织能力。李大钊则赞成河上村夫的见解,他赶写了一篇富有政治远见的讨袁檄文——
  《国情》,并投寄给《甲寅杂志》。
  《甲寅杂志》主笔章士钊从邮件中突接这篇论文,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他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撰言复之,请其来见。
  章士钊寓居东京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书斋兼卧室,如有亲朋相访,自然又要充做会客之地。室中布置得很合主人的身份——淡雅、幽静。章士钊的妻子叫吴弱男,出生于望门大户,清末民初的上层官僚、政客,尤其是自袁世凯而后的历届北洋政府的阁僚,几乎无人不和她家有瓜葛。其父吴保初,与谭嗣同等人齐称海内四公子;其叔父吴长庆曾官至广东水师提督之职,在率部庆军渡海驻朝鲜之际,曾一手提携事后成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吴弱男长于名门望族之室,自幼在三从四德的桎梏下长大,虽精于文墨,且又和反清的名士联姻,但仍然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终于成为贤妻良母主义的倡导者。
  这天,陈独秀不宣便直进章士钊的寓所。章士钊匆忙起身,热情地请陈独秀落座。他们两人一见面便谈起孙中山发动讨袁“三次革命”,陈独秀冷然作笑,说:
  “中山先生书生气十足!起初,双手把辛亥革命果实奉献给袁大头,现在又想把这个独夫民贼从大总统宝座上拉下来谈何容易?这不正应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句俗话了吗?”
  章士钊表示赞同陈独秀的意见。他顺手把李大钊的《国情》一文递给陈独秀。陈独秀仅仅看了标题《国情》二字,便抬起头淡然地问:
  “是写何国之情?”
  章士钊旋即把《国情》一文的内容概述一遍,并表明自己赞同《国情》一文中的观点。陈独秀沉痛地说:
  “打倒了皇帝,争来了多少民主?又得到了多少自由?没有!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进步,更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中华民族落得了这般愚昧、无知的地步,怎能不亡其国?!”
  陈独秀把《国情》文章往桌上一放,情绪低沉、颇有些悲观地说:“行严,此类稿件我不看了,你赞同就发吧!说句极而言之的话: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还不如亡了的好!”遂起身告辞,怏怏不快地离去了。
  陈独秀刚刚离去,李大钊便轻轻地叩门。
  章士钊把李大钊迎进门来,客气地问道:“先生,您是……”
  “李守常。”李大钊谦虚地答道。
  章士钊十分高兴地请李大钊落座,并向李大钊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吴弱男。历经短暂的交谈,双方都打消了初见时的拘束感,很快就进入了十分融洽的交谈。
  当章士钊知道“守常”是李大钊的字,他沉吟片刻,甚是疑惑不解地问:
  “《国情》一文,你为何不署其名,而用其字?”
  李大钊听后面带难色,他看到章士钊那种诚挚神态,方说出真情:
  “先生名曰士钊,我投文《甲寅杂志》,何敢与先生钊钊齐名。”
  章士钊见李大钊敦厚、纯朴,又有着真知灼见,更加有了好感。他称赞《国情》一文的观点,说李大钊是行文的高手,又指出《国情》文中具有政治家的远见灼识,说到此文结束处:“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他有些兴奋地说:“这就把美国人古德、日本人贺氏着文的本意,袁大头复辟称帝的野心昭然于天下了!”
  李大钊有些惶恐不安,他十分谦和地说:“先生过奖了,过奖了!我只不过是痛感国情之危难,民族之厄运,说了几句坚持共和,反对帝制,以及唤醒国民,共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话而已。”
  “这就很了不起!因为你是首次撰着论文,向国人发出警告的有志之士。”章士钊又问:“守常先生,昔日,你是同盟会会员吗?”
  “不是!但一直在追求孙中山先生所践行的革命理想。”
  “在这个问题上,你我是不谋而合的!”章士钊讲了自己虽和孙中山先生情好极笃,但因个性持重,不适于从事群众运动,未曾参加同盟会。章士钊接着说:“最近,中山先生提出谨防日本政府趁欧战之机,借口对德宣战,侵占我国的领土主权。对此,你以为然否?”
  “我赞成中山先生之说,但是我认为更要提醒国民,防止袁世凯借机卖国,达到他复辟帝制的目的!”
  “所见极是,令人顿开茅塞,望你余暇多多为《甲寅杂志》写稿。”
  “先生过谦了!为国为民,我自当尽力。”
  “先生心胸豁达、敏捷,今后希望常来舍下叙谈救国大事。”
  从此,李大钊同章士钊建立了友谊,李大钊也成了《甲寅杂志》的主要撰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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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6 13: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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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第十二章 狂人求师
  李大钊在读书之余,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知识、新主义。一年多以来,他在河上村夫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就像是一块磁铁牢牢地吸着他那颗救国救民的心。
  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济南和胶济铁路一带地方,日本侵略者还向袁世凯政府提出21条款,作为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交换条件。李大钊奔走呼号,愤笔疾书,积极组织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中国留日学生成立了学生总会,李大钊被推选为文牍干事,负责起草讨袁、反对复辟帝制的战斗檄文。李大钊强烈地呼吁国人团结一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危亡中的祖国。
  正在这时,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窗挚友、同盟会会员俞德也亡命东京,同李大钊会面,向李大钊全面地介绍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李大钊将留日学生总会委他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递给俞德征求意见。俞德一面仔细地阅读,一面又不时地发出几句评论:“好!这几句尤为深刻:中国等于自缚之春蚕,列强如争食之饥虎。……”
  俞德到达东京之后,矢志不渝,继续追随孙中山革命,他除学习外,天天忙于筹借讨袁经费,暗自购买讨袁军火。
  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发表了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这篇文章约4000字,结构严谨,文笔洗练,观点鲜明。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章士钊说:
  “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
  那么,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了些什么呢?陈独秀说:“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这些话自然能被一般读者所理解。关键是陈独秀对爱国心和自觉心的分析和阐述,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
  陈独秀说,中国人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而人民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已,并无丝毫的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看待国家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这才是立国的精神。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
  所谓自觉心,除了懂得立国的目的,还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在当前世界政局中所处的情势,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者,如是时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日本人,他们的爱国心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如朝鲜人、中国人等,皆是也。
  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本身却法日废、吏日贪、兵日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政纪至此,夫复言。即使换一批官吏上台执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依然是敌视异己,耀兵残民,漠视法治,紊乱财政,奋私无已,殆更有甚焉。总之,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
  陈独秀对国家进行了分析,对中国腐败的政府及其官吏进行了一番鞭挞之后,得出结论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他不赞成“恶国家胜于无国家”的观点,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谓予不信,试看中国的大地上,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固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这并非是没有爱国心,而实在是国家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自觉心所排而去尔。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
  李大钊看到陈独秀的文章后,便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批评陈独秀悲观厌世的论调,李大钊说他有一位朋友初读陈独秀的文章时,认为“伤感过甚”,等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看到许多专制残民的事实以后,又说“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李大钊认为“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致使他的朋友“欲寻自觉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
  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是相当委婉而温和的。他还给《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写了封信,希望能约见陈独秀面谈。
  章士钊收到李大钊的文章《厌世心与自觉心》,忐忑不安地说:“这位少年气壮的李大钊,竟然批评起一代狂人陈独秀来了。”
  陈独秀看见李大钊的文稿,刚刚阅读了个开篇,漠然地问:“李大钊系何人?”
  “就是写《国情》的李守常,是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的学生,这是他写给我的信,想约见你谈谈。”章士钊把李大钊的信递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接过信,连同李大钊的文章一起放入公文包里,笑了笑说:“嚯!着文相讥不够,还要打上门来当面训斥,好!
  有胆识,我要带回去仔细地研究研究。”
  陈独秀通过章士钊约定时间,同李大钊面谈。
  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10岁。他见到李大钊,趋步近前,望着面带拘谨神色的李大钊,主动地伸出双手,用力握住李大钊的双手,有些激动地说:“您就是李大钊,真是文如其人啊!”
  李大钊不善辞令,更不习惯表现自己,一时不知该对这位在政坛早已是鼎鼎大名的陈独秀说些什么,只好被动地点头称是。
  陈独秀落座之后,感慨地说:“大钊先生!我从你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位很有文才的年轻人,为师者不在年高,你就是一位比我年少的师者。”
  李大钊有些惶恐地说:“独秀先生过谦了,钊实不敢当,实不敢当。”
  “不,你是受之无愧的。我感谢你那篇文章,使我丢弃消极的情绪,代之而起的是乐观主义精神!它使我茅塞顿开,犹如在茫然中又觅到坦途。今天,我是为求教而来的,望先生多多教我。”
  李大钊无限感慨地说:“独秀先生真是一位十分豁达、开明的有志之士。我们知己相见,倍感亲切。”
  他们初交,简单地谈过文字之争的是非后,李大钊便介绍了他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体会,建议陈独秀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尔后李大钊很有礼貌地说:
  “仲甫先生,您对救国教民有何宏论高见?”
  “当今的中国黑暗到了极点,我思之良久,惟有科学、民主,才是驱散中国大地沉沉黑夜的两盏明灯。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民主与科学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是独裁和愚昧!”
  李大钊赞成陈独秀的观点:“如果4万万同胞都明白了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意义,就能从根本上杜绝帝制的思想!”
  “我准备近日回国,针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卖国行径,办一个杂志举起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告诫人民,政治的反动,乃是一时之事,惟有文化的反动,则会坑害一代、多代青年,那才真会扼杀和阻碍中国的革命!要用民主与科学唤醒青年,让青年自觉地充当革命的主力军!”
  “仲甫先生,不知您回国以后,准备开创一个怎样的提倡民主、科学的杂志?”
  “我想创办一种新型的杂志,名字暂定为《青年》。大钊先生,届时,你可要撰文支持噢!”
  李大钊应允。章士钊提醒李大钊说:
  “守常先生,你那篇文章是否要发表?”
  陈独秀抢先回答说:“要发!我的文章在社会上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应刊载大钊先生的批驳文章以正视听。我想这样做是民主的,也符合科学的精神,更不会影响我们今后的友谊。你说对吗?大钊先生。”
  李大钊被陈独秀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感动了,很是动感情地说:“我赞成你的做法。文字的论争和私人的友谊是两码事,我一向反对因观点的争论而伤其私谊。”
  1915年6月,陈独秀和易白沙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一楼砖木结构的楼房内。他立即着手创办杂志,通过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介绍,杂志由群益书社的开办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承担印刷和发行,每月出一期,编辑和稿费200元。
  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创刊号正式发行。次年9月,《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杂志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周报《上海青年》,他们写信给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陈子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期约100页。《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青年人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一场思想大革命由《新青年》引发出来。
  李大钊仍然在东京留学。他的思想飞速转变,迅然地从旧民主主义者,朝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演化;从进化论的观点,逐渐地朝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转化。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形势,他不像他的朋友司徒复兴和俞德那样愤然而不知所措。相反,他却采取了冷静、客观的态度,思索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以及预测着未来中国的革命前途。
  司徒复兴和俞德只知报国,不知主义,他们被袁世凯称帝所激怒。驻日公使陆宗舆又发出警告:对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留学生,即日起停放官费留学生金,并用武力押解回国。有部分留学生在这种压力下,倒戈过去。司徒复兴和俞德立意用热血擦亮这部分留学生的眼睛,洗掉他们心灵上的污秽。
  他们在留学生会上发表演说。司徒复兴慷慨激昂地说:
  “同胞们!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被专制的皇帝,被腐败的官吏,被这些留着真辫子、假辫子的奴才们害苦了!辛亥革命的鲜血,换来了共和制的民国。可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呢?又被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窃夺去了!他为了登上龙廷宝座,与日本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21条,取得了洋爸爸在身后撑腰,实现了他甘心做儿皇帝的美梦!而神州大地变色,4万万同胞受苦。你们说我们能答应吗?”
  因集会内有陆宗舆派来的武装打手,留学生们惶恐不安,面面相觑。
  俞德猛地举起手枪,对着天空“啪,啪”放了两枪。接着,他又愤怒地大声问:
  “你们都必须回答!在场的留学生,谁想做袁大头的奴才、做中华民族的败类,我就当场打死谁!”
  留学生吓得心慌意乱,全身抖颤不已,小声地答道:
  “不,不答应。”
  司徒复兴无比悲痛地大声疾呼:
  “同胞们,一个人的生死荣辱是无关重要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兴亡,则联系着每一个庶民百姓。10年前,也是在日本东京,曾经出现了一个愤而蹈海的民族英雄陈天华。他在《绝命辞》中,曾经谆谆告诫留日学生,为了中华必须奋起抗争!今天,我也想告诫诸位同胞:一个失掉灵魂的民族,决不会有富强的祖国的!若想建立真正的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必须奋起斗争!振奋中华民族的灵魂!同胞们,我要用满腔的热血,擦亮你们迷失方向的双眼;我要用年轻的生命,唤醒中华民族每一个昏睡的灵魂!”
  司徒复兴说到这里,抓着自己的衣扣,奋力一撕,“嚓”的一声撕开了黑色的内衣,露出胸脯,旋即举起手中的匕首,向腹部刺去。
  俞德欲步司徒复兴之后,举枪自杀,恰巧李大钊飞身向前,抓住俞德的手腕,“啪”的一声,子弹飞向长空。
  袁世凯复辟称帝,司徒复兴欲自杀殉国,极大地撼动了留日学生的灵魂。李大钊和俞德等人四处奔走,八方演说,终于又把动摇不定的留日学生,从袁世凯的走狗——陆宗舆那里拉回来,团结在留日学生总会周围。
  李大钊以中华学会负责人的名义,同乙卯学会负责人易象商量,将两会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中华学会和乙卯学会都是着名的革命团体,对入会的资格规定都比较严格。
  1916年1月30日,神州学会正式宣布成立,拥有会员100多人,设干事部,下设教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工商科。另设总评议会,推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原是乙卯学会成员,在合并工作中,活动积极,被推选为干事部干事。他们俩从此建立了友谊。
  神州学会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一些学术讲演和出版刊物。李大钊讲演了《联邦与邦联》、《颜之学说大旨及其劳农主义》等;易象讲演了《礼运·大同篇》。会员集资印行,办起了《神州学丛》会刊。频繁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探讨,提高了会员的思想水平。
  李大钊闻讯蔡锷首先由云南起事讨袁后,立即召开留学生总会紧急会议,一致决定为护国军筹募军饷,并选举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主任,在东京开展宣传活动。李大钊为联络反袁活动,返回上海。他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可谓是畅谈不厌,万言嫌少。
  陈独秀询问李大钊何时毕业回国,李大钊沉思片刻说:“还有一年,写出学位论文,答辩一结束,即可回国参战。”
  陈独秀深感孤军作战,力不从心,他多么想请李大钊和他共同出版《新青年》杂志,但他又不便直接说出,沉吟有顷,以商量的口吻说:
  “你在写作学位论文的同时,可否对国内思想疆场上的战斗策应一下?”
  “可以,我想为青春中华的诞生高声呐喊,策应您所开创、领导的这场新文化运动。”
  李大钊回到东京之后,就开始构思划时代的雄文《青春》,为了这篇文章早些时间脱稿,他决定从青年学会公寓搬出,迁到东京郊外幽静的高田村月印精舍居住。那里舍外是荒芜的小园,后面有凭假山而建的古刹,假山前池塘边,错落地种着梅花和樱花。李大钊在那里终于完成了《青春》的写作。
  李大钊的一些友人陆续地回国参加护国运动了,李大钊在送友人林伯渠等人回国时,口占一绝: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河上村夫教授一心要把李大钊培养成为中国第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博士,他又把厚厚一摞不同版本的书籍交给李大钊,兴奋地说:
  “大钊同学,这是我给你找来的参考书,你带回去用心阅读,我坚信不疑地认为,你一定会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理想的学位头衔的。”
  李大钊回答道:“谢谢恩师的关心,我不准备参加学位考试了。”
  河上村夫惊愕不解地问:“为什么?”
  “我想回国。我的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正在危难之中,列强们正在瓜分我的祖国,压迫我的同胞,灾难更加深重。”
  “祖国解放是漫长的,个人取得学位是短暂的。放弃就要取得的学位,而去追求漫长的祖国解放,我是不能理解的。”
  “我东渡求学的目的,是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不是为了考取学位。祖国被列强们瓜分了,灭亡了,我考取了学位又有何益呢?”
  李大钊深切地思念着祖国和人民,写下了诗句:
  斯民正憔悴,吾辈尚磋跎。
  故国一回首,谁堪返太和!
  作为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河上村夫,他希望能早一天把马克思主义送到中国去,他不止一次为李大钊绘制学业上的蓝图,也曾设想通过李大钊回国后如何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李大钊突然废弃学业,他不去准备写论文,而是把课下写的《青春》拿来请他批阅,他无可奈何地把他精心为李大钊挑选的参考书,分门别类地放回书橱里。
  当河上村夫读完李大钊的《青春》全文,情不自禁地连声赞曰:“妙文神笔,好,好,好!”他不由自主地读起《青春》中自己特别喜爱的文字:
  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
  李大钊在河上村夫的赞同下,将《青春》寄给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
  河上村夫教授终于同意李大钊回国了。他希望李大钊回国后做一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并赠送给李大钊一箱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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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卷 第十三章 携手赴国难
  1916年春,李大钊乘海轮返回上海,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
  林伯渠早李大钊两个多月回国,他们两人分别后保持书信往来,建立了革命友情。
  林伯渠,名祖涵,湖南临澧凉水井村人,1886年生。父亲林鸿仪是前清副贡生,但终生未曾入宦,一直赋闲乡里。尽管家中尚有祖上留下的几石薄产,也常常是入不敷出。于是只得像当时多数落第文人一样,很早便开始了教书生涯。他先是在本地乡塾教书,后被聘至澧州城中执教,不久便颇有名声,于是被召回本县县城道水书院任山长。
  林伯渠的母亲李氏,是邻县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略通文墨。林伯渠童年体弱,在10岁之前,一直没有正式入学,由母亲教他识字,《三字经》、《百家姓》,他都背得滚瓜烂熟。
  林伯渠有一位比他大6岁的隔壁堂兄林修梅,后来成为着名的革命党人,1921年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这小兄弟俩很要好。林修梅从小爱读书,并酷爱习武,林伯渠常向他问这问那。一天,兄弟俩走进村口乐二庵,将菩萨推翻,闯了大祸。
  父亲得到消息,急忙赶回家来,将儿子责打一顿,向村中父老陪情,并和林修梅家立即请人塑了一个观音金身。
  父亲决定让他上学,先是送到邻近的家馆寄读。林伯渠生性颖异,学习进步特快,不到两年,四书五经,便已授完。父亲把他带到身边,亲手编成一套《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励志曲选》,严加教授。他要求林伯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得有半点差池。
  林鸿仪治学,素以严谨着称。对儿子更是毫不放松。每每夜阑人静,他总是秉烛临案,反复讲授“三统”、“三世”的理论。
  1902年,16岁的林伯渠以优异成绩考取常德西路师范。林伯渠在常德读书期间,结识了常德府中学堂学生覃振。由于覃振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被学校开除。覃振被开除后,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死里求生》,同学们争相传抄,并且张贴在大街小巷,吸引了不少读者,覃振在常德名声为之大振。林伯渠支持覃振的活动。俩人友谊日趋加深,后来覃振成了林伯渠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之一。
  林伯渠还支持同学蒋翊武的革命活动。后来蒋翊武被开除学籍,并遭到通缉。林伯渠暗中邀集同学,秘密捐资,帮助蒋翊武潜往上海。
  父亲不幸早逝,母亲为了家中有个帮手,要林伯渠提前结婚。
  林伯渠的这桩婚事,本是指腹为婚。父亲林鸿仪在澧州城教书的时候,城里人有个名叫司马瀚的同窗学友,两人一向友善。司马瀚新近中了举人,被朝廷选了四川浦江县令。司马瀚比林鸿仪稍长,而两人几乎是同时婚娶。一日,司马瀚邀林鸿仪饮酒,席间,司马夫人一旁作陪。酒过三巡,林鸿仪看了一眼身怀有孕的嫂夫人,笑着对司马瀚说:
  “辛砚兄今年真的是双喜临门,又是黄金甲第,又要新添贵子,可喜可贺!”
  司马夫人嗔笑着瞪他一眼,回敬道:
  “小仙兄过奖了,尊夫人不也是有了么?”司司马瀚接过话头:“当真?”
  林鸿仪不语,表示默认。
  于是,司说来,直是上苍有眼。小仙兄若不嫌弃,倒不如咱们兄弟两个结个亲家,亲上加亲。贱内如果生个女儿,将来就是你林家的;尊夫人如果生下个女儿,那就是我司马家的人!如何?”
  林鸿仪推说不敢高攀,后见司马夫妇如此诚意,也便欣然应允下来。
  不巧,司马家生了个女儿,林家也生了个女儿,但林家的女儿不到周年就夭折了。司马家的女儿细凤5岁时,林家伯渠出生了。那时当地有句俗话:“女大两,黄金日日长,女大三,黄金堆成山。”女比男年长5岁的婚姻也是有的。于是,司马和林家这桩婚事也就这样铁定了。
  细凤和林伯渠结婚,司马家备上一份十分体面的嫁妆。林家六口,全靠几石薄产过活,常是入不敷出,细凤日夜操劳,家境也难改善。
  林伯渠在校刻苦学习,报考官费留学,名列第一。校长熊希龄见林伯渠不仅学识渊博、谈吐不凡,而且有爱国之心,竭力推荐,林伯渠才得以东渡日本留学。
  1904年,林伯渠进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学习。
  覃振亡命日本,林伯渠同他异国相逢,格外高兴。覃振与黄兴、宋教仁等关系密切,经覃振介绍,林伯渠很快同黄、宋熟识起来。
  1905年8月,林渠伯应黄兴邀请,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会后,他请求黄兴和宋教仁带他去见孙中山,要求参加同盟会。
  孙中山当即表示:“我代表同盟会总部,接纳林君入会。”
  林伯渠填写了同盟会盟书,黄兴主盟,宋教仁、覃振介绍,林伯渠加入了同盟会。
  1906年初,林伯渠和刘道一、秋瑾、姚鸿业等人一起回国。林伯渠抵达上海后,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回湖南长沙,负责同盟会秘密刊物《民报》的发行工作。
  为了掩护身份,林伯渠一回到长沙,便开办了一所振楚学堂。学堂主要用来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规模不大。
  这年秋天,刘道一、蔡绍南策划萍醴浏起义,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黄兴认为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暂时面临困难,转而南图两广和云南。林伯渠被派往东三省调查边疆,联络绿林。
  林伯渠通过一位亲戚介绍,担任吉林省劝学总所会办。他在东北发展了关显庭、陈仙舟、林武等10多人为同盟会会员。
  1909年,同盟会派廖仲恺和林伯渠同东北“马贼”建立联系。这支“马贼”拥有四五千支枪,在延吉和桦甸县间的南山沟子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自治政权,其势力范围南北约百里,东西约300里,引起同盟会注目,认为这支“马贼”可以作为革命的盟友。最初由宋教仁带领几名同志前往,不料立足未稳,被清军发觉,使命受挫,只好撤回东京。在林伯渠、廖仲恺的争取下,东北“马贼”终于成为同盟会的盟友。
  林伯渠的妻子在湖南家乡去世。林伯渠在精神上蒙此巨大不幸,使他悲痛欲绝。
  林伯渠担任劝学总所会办,积极兴办新学,名声大振。因为常到各处查学,1909年,他认识了吉林女子小学新来的年轻女教员伍崇贤,俩人一见钟情,又有提学使吴鲁说媒,便于1910年春结婚。
  1911年8月,林伯渠应中部同盟会之召,从吉林赶赴上海。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派他到湖南运动新军和巡防营的策反工作。
  林伯渠带着妻子伍崇贤和不到半岁的小女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他把妻子、女儿安顿好,便前往常德。
  同盟会湖南分会焦达峰派林伯渠在常德新军和巡防营中活动,林伯渠原来在常德西路师范的同学,多在新军25混成协50标三营中任职,因此,他便把活动的重心放在三营上。
  在武昌首义前,营中反正工作已基本酝酿成熟。
  10月23日,即长沙光复的第二天,焦达峰便委任杨任为两路招抚使、余昭常为总参谋长,前往常德招抚。杨任、余昭常等抵常德时,由于林伯渠等人预先布置,商民们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常德遂告光复。三天后澧水流域各县也全部反正。
  焦达峰被杀,谭延任都督,潭密令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捕杀杨任等人。在湘西一带活动的林伯渠,惊闻两路招抚使杨任等人被杀惨案,异常愤慨,决定偕数位同志立即离湘,前往南京、上海。
  林伯渠来到上海,恰逢孙中山也从欧洲回国。他和中部同盟会的同志们一起,热烈欢迎孙中山归来,并参加同盟会的活动。
  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林伯渠奉命回到湖南。湖南宣布独立,林伯渠出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要塞司令是他的堂兄林修梅。
  二次革命失败,林伯渠、林修梅被通缉,不得不离开祖国,亡命日本。
  林伯渠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财政、经济和法律。他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去追求新的知识,除了在中央大学上课外,还常到日华、国英、东亚等学校听讲。他坚信“过人者,学力之过人耳”,一刻不肯虚度时光。
  林伯渠在读书期间,不忘革命,他在一首诗中说:
  沉沉心事向谁说,袖手层楼看雪霏。
  远水如云欲断续,寒鸦几点迷归依。
  欺人发鬓垂垂白,列眼河山故故非。
  独抱古欢深不语,明朝有意弄晴晖。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驻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林伯渠和林修梅准时来到会场。会上革命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他站起身来说道:
  “诸位,我来讲几句!”
  众人见是素来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的林伯渠,微微吃了一惊,都静听着他用湘西北口音说话:
  “当然,打手印不见得是什么高明的办法,但作为革命党,我们面前明摆着两条路:要么是志同道合,团结一致地去和袁世凯斗争;要么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成为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的一时结合。不也有那么一些曾经是同盟会的发起者的人,后来竟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竟和立宪党人流瀣一气,反对孙先生,支持袁世凯。我觉得,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打手印宣誓,总比乌合之众好。我愿跟孙先生革命!”
  说罢,在誓约上签名,打手印。
  林修梅紧接着说:“我宣誓服从孙总理,共图拯救中华大业!”
  同样在誓约上签字、打手印。
  孙中山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
  1916年2月28日,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斗争。他赶回上海,被派到汉口、长沙等地活动。
  孙中山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他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他还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
  孙中山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
  黄兴、李烈钧、张继、陈炯明等人在新败之后,认为袁世凯镇压一次革命得逞,其势力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被称为缓进派。其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是抱反对态度的。
  孙中山为了争取李烈钧、陈炯明等人,曾指令邓泽如、郑螺生、李源水、区慎刚等南洋同志,向李烈钧、陈炯明等进行规劝,但李烈钧仍发出布告各埠同志书,陈炯明则亲往南洋各埠联络,进行分裂活动。他们为了贯彻反袁缓进主张,抵制和破坏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筹款活动,以救济广东水灾为名,于1914年创办了水利公司,派员赴各埠筹款,声言办邮船,并派学生赴欧美留学、习飞机,所至辄阻挠中华革命党之筹饷,反对孙中山。
  他们甚至想把南洋地区的中华革命党员也拉过去,声言:他们只是不赞成以中华革命党来取代国民党。现在惟有各行其是,尽力办去,务达到倒袁之目的而后已。目的达到,然后请中山先生出来共同维持。他们还说:他们和中华革命党形式上不同,其实精神如一,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孙先生施展救民政策,却非为个人而生私心。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林虎、熊克武等人还在南洋组织“欧事研究会”,假借世运,掩饰内讧,另树一帜,与中华革命党对抗。1915年1月,林虎、熊克武等欧事研究会部分成员通电,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正式谈判二十一条辟谣。2月,黄兴、陈炯明领衔通电,再次辟谣,该电以停止讨袁、一致对外为基调,而对二次革命深自引咎,表示:“癸丑7月之役,固自弃于国人,然尚有他途,国政于以修明,兴等虽被万死,又何足惜?”二次革命失败后,“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他们声明:“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
  二十一条签订后,对黄兴等人起震惊作用,黄兴等17人联名通电,指斥袁世凯“外交失败,丧权蹙国”,“其所以然,则一国政权集结一人之身。”
  此后,欧事研究会的骨干分子李烈钧、覃振、周震麟等人,相继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华革命党。孙、黄趋于一致。
  孙中山于1915年2月委任陈其美、居正、许崇清、胡汉民、张静江分别担任中华革命党本部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等各部部长,廖仲恺、邓铿、杨庶堪分别为财政、军务、政治部副部长。中华革命党机关报为《民国杂志》,胡汉民任总编辑,居正为发行人,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朱执信、苏曼殊、邹鲁等人。
  陈其美、戴季陶向孙中山建议:“辛亥、癸丑两役失败原因固然多,而以东北各省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关系最大,今后我党仍偏重南方,勿视北方,覆辙孙中山听从了他孙中山听从了他建议,便派他们到东北大连,进行“培养根基”的工作,他们的直接任务是负责建立革命机关,策动东北三省的革命运动。
  大连本是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因受反动势力的压迫,革命党人的机关、团体几乎被破坏殆尽,革命党人逃往海外者甚多,余者寥若晨星,或操业以自给,或任教授以糊口,或为谋生活计,于国事竟不闻问。
  陈其美、戴季陶到大连后,便分头去联络旧日党人,向他们介绍孙中山在日本坚持斗争的情况,鼓起他们的勇气。在这些党人的支持下,很快恢复了旧时的机关、团体。随后,又继续发展,在东北三省内建立了近30个革命团体。
  孙中山委任何天炯主持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委任邓铿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其时,朱执信虽尚未履行入党手续,但他自动回粤,与邓铿通力合作,共策讨伐龙济光的军事行动。他们分东北和西南两方面,东北方面包括惠州、韶州、增城、龙门四路,加上江门、香山,由邓铿负责;西南方面,分为南海、顺德、番禺、花县、清远、新会、高州、思平、开平、阳江、阳春五路,由朱执信负责。在朱执信、邓铿的周密策划下,广东反龙力量呈迅速聚合之势,为大规模的反袁讨龙的高潮到来准备了条件。
  1915年复,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命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分别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总司令,在上海、青岛、广州、陕西三原建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司令部。孙中山还陆续委派了各省的司令长官。大批革命党人根据孙中山的指示,陆续回国。
  居正在回国之前,孙中山找他秘密面谈,孙中山建议东北军总司令部设在青岛八幡町的一座坚固的大楼内,那里原是德国驻青岛总督的住宅,现在是日本人的战利品。萱野长知通过他的军队内的朋友,把这座大楼让给中华革命党使用。
  孙中山说:
  “我们必须火速将革命军组织好,发展壮大起来。中华革命军讨袁,你们东北军应做讨袁先锋。东北军现在实力较为雄厚,基础不错,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壮大,虽有困难,也可取胜。你到山东后,一定要设法会见刘廷汉,他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如果他能率团起义,那对敌人将是一个沉重打击!”
  居正提出:“东北军在武器补充方面,还有困难。”
  孙中山说:“我与萱野长知研究过,他同意担任东北军顾问。他答应在日本给你们买几门大炮和一些炮弹。萱野长知还有一个好办法解决武器问题:在山东有一批会制造武器的日本人,那是1897年日本为了和德国争夺胶东半岛的控制权,有计划地组织了许多日本浪人改换姓名,留起辫子,化装成中国老百姓,潜伏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以便待机乘隙而出。这些浪人都是军工人员,萱野长知准备去动员这帮人为革命军制造武器。”
  孙中山还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几十名留学生随居正回国,参加组建中华革命军。又命许崇清为东北军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居正、许崇清等人回国后,在胶东半岛建立了革命军东北军2师1旅的正规军,是革命军中力量较强的一支武装队伍,占据墨县、寿光、高密、潍县、青岛等地,司令部设在潍县。孙中山命令东北军攻占济南。
  孙中山把一批革命党人派回国之后,他和廖仲恺等人在东京为革命军筹集资金,购买军械、药品,并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他们多次购置大批枪械子弹等物资,运回国内。
  黄兴在美国也积极发动讨袁斗争,他派儿子黄一欧到东京与孙中山联络。
  孙中山见到黄一欧,喜出望外。黄一欧向孙中山交出一封父亲的亲笔信和一些礼物。孙中山双手捧着信,慢慢地念着,那苍劲有力的字,流露出真挚炽烈的感情,孙中山顿时觉得全身热血沸腾,热泪涌出眼眶。
  黄兴的信,向孙中山报告了他在美国的生活,表示了他反对丧权辱国之祸首袁世凯的决心:“袁将帝制自为,发难机会已到,如有所命,亟愿效力。”他告诉孙中山,他与云南蔡锷有密电往来,并已派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潜抵云南,协助蔡锷组织讨袁护国军;另外,他在美国正继续为讨袁之“三次革命”募集经费。
  1915年9月,陈炯明由消极反袁转到积极倒袁,派马育航等人到香港与邹鲁密商,在香港成立了工作机构,随后又亲自前往香港,召开会议。陈决定返回广东,发动讨袁战争,根据与会者各自的籍贯和地位,作了分工:陈炯明负责东江地区,苏慎初负责高、廉、雷、钦地区,姚雨平负责广惠地区,邹鲁负责潮梅地区。
  部署既定,陈炯明于1915年冬潜回惠阳、博罗一带招集旧部,组织讨逆共和军,计划10路同时起兵。
  1916年1月6日,陈炯明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并以“广东都督兼讨逆共和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袁檄文。宣称要“征讨逆贼,传檄中原,饮马沅湘,会师吴楚,直捣燕蓟,擒治元凶,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巩固共和之基础,发扬民国之光辉。”
  朱执信、陆领等领导南海、顺德的绿林揭竿而起,向佛山进军,迎头痛击前来的龙军。
  湖北革命党人蔡济民等在武昌南湖策动马队起义;湖南革命党人杨玉鹏等率讨袁军在长沙袭击将军署;陈其美等人率革命军进攻制造局。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戴季陶等人秘密离开东京,“直挂云帆济苍海”,返回上海,指导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
  孙中山约黄兴在沪相见。黄兴于4月22日由旧金山启程,5月9日到达东京,7月8日由日本启程回国。他和孙中山在上海战友重逢,悲喜交集,从此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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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6 13: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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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第十四章 蔡锷反袁
  在反对复辟帝制的大联合阵线内,有两个小联合:一个是以进步党、西南实力派为主的联合,称护国军;一个是以中华革命党和原国民党为主的联合,称中华革命军、讨逆共和军。两者在反袁大目标上是一致的。
  南方各省都督在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有两种结局,一是被袁世凯取消都督职,通电缉拿,如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二是继续留都督职,袁世凯待他的势力能够控制这些地区后,便把他们撤职调离、监视或逮捕。江苏都督程德全、自称为安徽都督胡万泰、福建都督孙道仁、湖南都督谭延、云南都督蔡锷、浙江都督朱瑞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些都督自动取消独立后,袁世凯开始表示宽大为怀,只要他们能够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是可以不加任何处分的。但当北洋军或其附属军的力量达到这些省区的时候,袁世凯就违反了诺言,把这些风吹两边倒的角色逐出了政治舞台。
  程德全始终不敢回南京。胡万泰被调任一个不重要的位子,不久就被打入冷宫。袁世凯命海军总长刘冠雄率第4师第7旅旅长李厚基的部队,由海道开到福州,以编遣为名解散了湘军,随即在旧藩台衙放了一把火,把孙道仁吓跑了。
  袁世凯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楚有等舰开到岳州,袁的虎将曹锟的第3师也奉命开到岳州,湖南已成瓮中之鳖。袁又用“借刀杀人”和“调虎离山”老计策,请黎元洪兼领湖南都督。黎“敬谢不敏”,袁又送他一个顺水人情,请他“荐贤自代”。黎元洪知道汤芗铭是袁身边的一个红人。这个加入同盟会最早,而后来又出卖过同盟会,与国民党结下了不可解的深仇的“中将汤”,就是湖北名流汤化龙的亲兄弟。黎元洪要迎合袁的意旨,就推荐汤芗铭任湖南都督。
  袁世凯发布了汤乡铭为湖南都督、王瑚为湖南民政长的命令,并令谭延“入京待罪”,又将湘军师长赵恒惕押解到北京问罪。
  谭到北京后,陆军部判处他四年有期徒刑。黎与谭有相当的历史渊源,又揣想袁对谭没有很深的恶感,因此便为谭说项,袁世凯便下令特赦。赵恒惕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由于蔡锷等具保,不久也得到特赦。
  袁世凯下了一道命令:“蔡锷准给病假三个月,着来京调养。调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派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同时打电报要浙江都督朱瑞到北京接洽要公。
  朱瑞因旅程较近先到北京。他换了一身军服,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唤。袁派一个承启官走出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形迹,请换便衣来见。”
  朱瑞打算回去换便衣,被承启官阻止,引导他走进一间屋子,拿出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给他穿上。朱对着衣镜照了一下,增之则长,减之则短,像是量着他的身材裁剪一样。
  朱瑞在承启官的引导下来到居仁堂,见到春风满面的袁世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袁世凯像熟人一样,请他坐下,海阔天空地同他谈话。
  袁出其不意地问道:“介人,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若是反对乱党,就应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什么意思?”
  朱瑞曾担任过新军标统和江浙联军司令,他战战兢兢地回答不出一句话来,袁看出他很受窘的样子,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而且脸上老是那样和善而亲切,好像对这个问题并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
  “你应当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
  朱瑞隔了几天仍穿那套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袁世凯辞行。总统府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得非常严密。他走进居仁堂,见袁世凯身穿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制服高高坐在上面。未等朱瑞开口,袁世凯正颜厉色地说了一连串的话,“军人不可无纪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口气非常严厉,吓得朱瑞连头都不敢抬,浑身淌着大汗。
  这就是袁世凯惯用的“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戏法。这套戏法并不是他发明的。他只是把从古以来的奸雄驾驭“人才”的权诈之术搬来表演一番。
  蔡锷在离开云南之前,将印信交给军长谢汝翼代管,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民政长罗佩金也随同他出境。过去袁世凯对云南鞭长莫及,此时他已统一了全国,就不怕云南一隅之地抗命造反了。
  蔡锷来到北京,袁世凯仍然用对付朱瑞的那套戏法来对付他。但那套戏法用在头脑冷静和意志坚强的蔡锷身上,就不起作用了。袁发现这个瘦小个子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便不放他回去,立刻派密探监视着他的行动。
  袁早已布置好一道假情报,诬蔑蔡锷在云南有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号为“大汉王”的叛国企图。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字,命内史归入档案。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原来他已看中了蔡锷是个长于治军而又严肃不苟的人,很想收作奴才,随时可以抽出这个档案来加他一个“叛国”的罪名而置于死地。
  袁世凯看中蔡锷是个长于练兵的军事人材。蔡被袁骗到北京加以监视起来后,经常同湖南同乡杨度往来,通过杨的关系,与总统府内史夏寿田也有来往。
  杨度早已看出袁对北洋旧将有所不满,并且有改造北洋派的决心,于是,与夏寿田里应外合地推荐蔡锷主持新的建军工作。这个建议正与袁的心意相符合,袁认为如果蔡拥兵在外,对他是不能放心的,把蔡圈禁在北京城,叫他主持建军工作,就不可怕了。但袁世凯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始终把梁启超当作一个政治上的假想敌人,而蔡锷又是梁启超的学生,他又不能不顾虑到梁蔡之间的密切关系。
  杨度向袁世凯劝道:“师生关系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梁启超就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而现在康梁分了家。如果总统结之以恩,蔡锷必然乐为总统所用。”
  袁世凯向来是拿功名富贵拉拢人的,杨度这番话正与他的见解相符合。袁向夏寿田说:“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我对南方人没有成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我未尝不可以重用他们。如果蔡锷靠得住,你就做他的副手吧!”
  夏寿田是杨度的湖南同乡,又是同学,他做总统府的机要秘书又是杨度推荐的。袁世凯用人从来就是以门第为重,夏是豪门出身,而又具有办事殷勤和文思敏捷的优点,因此是总统府内史中的一个头等红人。夏虽不是军人出身,袁用人惯于采取监视制度,用夏做蔡的副手,是用他监视蔡的一种做法。
  袁世凯打算先派蔡为参谋总长,以代替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调蔡任陆军总长,以代不听调度的段祺瑞。蔡锷同意了这个计划。
  袁世凯先后任命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昭威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这些都是袁世凯“结之以恩”的做法。
  但是,袁世凯身边有一个策士反对用南方人主持建军工作,他向袁进言说:“要完全解除北洋旧将的兵权是办不到的,只能逐步地削弱他们的兵权,使他们不致成为中央的后患就够了。用南方人主持建军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北洋派是一个有地方色彩的团体,要在军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人而不宜用南方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只能行之以渐而不能操之过急,否则祸变之来,可能不在将来,而在今日。”
  这个意见又恰恰打中了袁世凯多疑的要害,因此,用蔡锷来改造北洋派的计划就被搁浅了。
  袁世凯便用王士珍代段祺瑞为陆军总长。段祺瑞是个刚愎自用之人,他没有掌握中枢大权之前,对袁百依百顺。随着职权的提高,对袁的恭顺态度日益减退,不甘心自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袁疑心他日益揽权是想在北洋派内组成一个小集团,进而篡夺他的兵权和政权。袁段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以致启用北洋“三杰”中不问国事回原籍的王士珍为陆军总长,解除段的陆军总长职务。
  袁世凯一生从不以诚待人。他认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作伪可以欺骗朋友,欺骗部下,乃至欺骗全国人民。可是受到欺骗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他每天所接触到的都是些寡廉鲜耻、阿谀争宠的私党,看不见一个真人,听不到一句真话。他自己惯于作伪,他的私党也就用作伪的手段来回答,把他封锁在消息隔绝、耳目闭塞的愚人世界里,用奉承话对付他。
  袁世凯称帝后,即使是妥协派梁启超之流,也鼓起勇气来发动讨袁事业。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杨度请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去天津,同梁接洽。他们会见梁时,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梁就拿出写好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给他们看。梁启超道:
  “我在动笔写文之前,写出了题目后,好几天都没有写出一个字来。我不能不顾虑到这篇文章发表后,进步党人会受到袁的迫害,像以前国民党人被袁乱砍乱杀一样。正在狐疑不决的时候,袁忽然派人到天津来,赠给我20万元,以10万元补祝我父亲的七旬大寿,以10万元作为我出国的旅费,因此,我觉得这篇文章就非写不可了。”
  汤、蹇看了文章,都吓得变了颜色,认为这对袁是一颗政治炸弹,同时对进步党也是一道催命符。
  梁启超把文章的语气修改得和缓一些,并托汤蹇带去一封给杨度的绝交信:“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
  这一天,蔡锷也从北京来到天津拜访老师梁启超,他们在密谈中决定了发动反对帝制的全盘计划。
  蔡在去天津之前,杨度劝他加入筹安会作为发起人之一,蔡借词推脱。蔡到天津时,杨请他以师生关系劝梁不要发表反帝制的议论。蔡回北京后,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的话来回答。
  蔡锷为了避免袁党的猜疑,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他提笔签了头名。此后,他经常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饮酒看花,挑选云吉班妓女小凤仙作为他的冶游对象,因此,袁党渐渐地不把他当作一个有志气的人物。到了这时,蔡锷才开始布置军事反袁。
  他电召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戡来京。戴与贵州人王伯群到北京后,即成为蔡与云贵将领秘密联系的居间人。蔡派王伯群携带密函先到昆明。蔡和戴戡、陈敬铭两人着大礼服共摄一影,留作“不成功即成仁”的纪念。
  蔡锷又与黄兴取得联络,亡命东京的蔡的士官同学张孝准成了中间联络人。张孝准派了一个姓何的人到北京,将密电码一本交蔡收执。随后又派李小川持密函到北京,商量讨袁计划。
  蔡锷的住宅常有南方人往来,引起了侦探们的注意。一天,蔡刚起床,便听见门外大吵大闹,他的看门人说,这是蔡将军的住宅,不许你们检查;一个人粗暴地回答说,不管什么将军,我们一定要执行检查。随后一个北洋军的刘排长带领七八个如狼似虎的士兵冲进蔡的住宅,在各个房间里翻箱倒箧地搜了一遍,却什么也没搜查到。直到他们呼啸而去,蔡才打电话找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讲话,雷未起床。等到下午,雷才回电话说:“这是一场误会,真是岂有此理!”
  后来雷向蔡说,他把刘排长枪毙了。但雷所说枪毙的刘排长,其实是一个名叫吴宝的犯人。那位刘排长安然无恙。
  袁从蔡那里搜不到任何证据,因而放松了对他的侦察。蔡从此经常请病假,不久借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机警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老家人曹福买了两张三等车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作互不相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医院预先订好的房间下榻。
  黄兴派张孝准来天津掩护蔡锷脱险。张、蔡两人乘轮船赴日本神户。蔡锷派戴戡由天津启程到香港,为他作开路先锋。
  蔡锷变得像个戏剧性人物,他到了神户,用恭顺的言词写信向袁请病假,并说明东渡就医情况。他又写好了一张张明信片,请张孝准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地就给袁发出一张明信片,借以哄骗袁相信他仍在日本各地游览。蔡则经过上海、香港、河内回到云南去了。
  蔡擅自到日本就医,不能不使袁动疑。袁这个老奸从来就是会做戏的,他一面派人代理蔡的职务,一面在给蔡的信上批准给假,盼望他早日痊愈回京供职。
  云南2师1旅和警备队40营的中级军官邓泰中、杨蓁、董鸿猷、黄永祉等,劝云南将军唐继尧发动讨袁,唐假口各方情况不明,极力劝他们不要操之过急。
  黄兴派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龚振鹏等早些时日到达昆明。蔡锷偕同戴戡、殷承、刘云峰等来到昆明,王伯君早3天到达。
  早在蔡到达香港时,袁世凯已接到密报。袁立即用参谋部名义致电唐继尧,如果蔡到云南,请即予扣留。两天后,袁直接电唐,如果蔡锷、戴戡来滇,可以便宜行事,就地正法。唐回电说,蔡在云南的旧部虽很多,但已妥为移置,中下级军官都是服从本人的,不致被人煽惑。蔡化装由滇越路经过阿迷州投宿旅店时,知事张一鹍想下毒手暗杀他,幸而得到铁路警察救护,没有遭到毒手。
  蔡到昆明,使云南人心更加振奋,但唐继尧对云南军与北洋军的力量对比存有很大顾虑。蔡向他谈了北洋大将冯国璋、段祺瑞都反对袁世凯,大大消除了唐的顾虑。
  唐继尧于1915年12月22日召集军事会议。蔡锷在会议上发表沉痛动人的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他说:“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我们所争者,不是个人的权利地位,而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
  参加会议者一致慷慨激昂地表示,愿意断头而死,不可屈膝而生。唐继尧建议“先礼后兵”,首先劝告袁取消帝制,如拒不接受,然后通电讨袁,众人不便反对。会议推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坐镇后方;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进攻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进攻广西。云南军改称为护国军。
  次日,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通电劝袁取消帝制。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联名通电宣告独立。
  袁世凯顿足大怒,先是电责蔡锷“潜行至滇,胁诱唐任”,后又下令褫夺唐继尧等人的官职,并派云南军第1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2师师长刘祖武代理巡按使,要他们押解蔡、唐等人到北京治罪。这些命令由英国公使朱尔典令云南领事转交给刘祖武和张子贞,刘祖武据实上报未受处分,张子贞隐匿未报被撤职。袁的离间计没有得逞。
  讨袁战争开始时,与蔡锷正面作战的,是与他有结盟关系的陈焜。蔡陈在北京时经常相互来往。陈鬯由北京往四川时,蔡介绍三个湖南人雷飙、马贶生、王某做他的属员,陈就任命雷飙到川军第2师担任旅长,马贶生为军需科长,王某为军务科长。
  袁世凯派陈鬯督理四川军务时,在北洋军中抽调李炳之、伍祯祥、冯玉祥三个混成旅随同陈鬯入川。陈在启程赴任前,曾到总统府请袁面授机宜。袁说:
  “我想,四川自古以来称为天府之国,明朝藩王的殿址仍然存在,你去很好地把它修葺一下,也许我将来叫克定到四川来,你去和克定一谈,你们当自己弟兄看待。也许我将来叫你负更大的责任。”
  不料袁克定这位皇太子的眼睛生在额角上,陈鬯去看他,十分扫兴地想要退出来,忽然看到袁的一个老家人飞步跑进来,向袁克定说:
  “总统传下话来,叫大爷和陈大人换帖拜把子。”
  袁克定便立即改口称陈鬯为二哥,并且换了一副极其亲热的样子,请他坐下密谈。陈问到袁克定的兄弟们,他皱着眉头说:
  “别提他们了,都不是好东西!”
  陈鬯启程的那天,北京文武长官纷纷到车站送行,汽车排成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密布,铁路两旁和月台上人山人海。陈鬯乘坐的火车到了武汉大智门时,湖北文武官员排队到站欢迎。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的段芝贵和帮办湖北军务的王占元,特备大红请帖把陈和他的随员都接过江去飨以极其丰盛的筵宴。陈换船过沙市、宜昌时,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陈到成都后,每天忙于督修皇城,仿照北京宫殿式,朱甍画栋,壮丽夺目。有人问他为何重视这个不急之务,他说:
  “我是替袁总统的老大当差的,老头子有立爱不立长的意思,我想老五袁克权最有希望。”
  那人又问:“太子到四川,将军将往何处去?”
  他答道:“我以前由四川到云南,我想我会走上这条老路线。我的任务是做他们的开路先锋。”
  陈鬯是袁的重要爪牙之一,但他与袁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当他出京时,袁曾面许将川、滇、黔三省军事交他全权办理,他到四川不久,袁就派张联芬做他的参谋长,陈知道这个新参谋长是派来监视他的。云南起事后,袁世凯派曹锟督师入川,事先并未征求陈的意见,陈知道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必然落入他人之手。这些不满和不安情绪,使陈对战事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蔡锷曾电劝他响应独立,他用“事权不一,环境困难”为由拒不接受,但他在电文中从来不骂蔡,对蔡始终保持有一种似敌非敌似友非友的模棱态度。
  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下设3个梯团,梯团司令由刘云峰、赵复祥、赵锺岳分别担任。蔡的作战计划是:他自己率领第一梯团由昭通直趋叙州,这是进攻四川的主力;第二梯团向贵州毕节出发,到毕节后,或者北向进攻沪州,或者东下贵阳而将矛头指向湘西;第三梯团作为入川的后续部队,预计一个半月以后,再集中开到四川。
  陈鬯把川北的伍祥祯旅调到叙州布防,守沪州的是川军第2师熊祥生旅,第2师师长刘存厚和第2师的另1个旅长雷飙则驻沪州前方的纳溪县。冯玉祥旅驻内江作为叙、沪之间的策应队。伍祥祯、雷飙都是蔡锷的旧将,与蔡的关系很深。熊祥生专为个人的权利地位打算。冯玉祥既不愿效忠袁,又不肯为陈鬯卖力,他想等待机会把队伍拖到陕西去,他的舅父陆建章为陕西将军。蔡的前敌司令韩风楼又是陈鬯的得意门生。
  护国军进入叙州城外时,伍旅仅仅表面上作了些不重要的抵抗就撤走了,护国军便占领了叙州。
  蔡锷派戴戡率部经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王伯群则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络当地黔军。这两人都是有声望的贵州人,又是跟随蔡奔走反袁的活动家。蔡锷、唐继尧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采取一致行动。刘是个保守持重的地方军阀,他既不满意袁的不平待遇,又慑于北洋军力量的强大,很想保持中立。
  但是,贵州军团长王文华、熊其勋等劝刘下决心讨袁。王文华就是王伯群的兄弟。由于贵州的兵额很少,团长一级的倾向具有很大影响,而且贵州人民反袁情绪高涨。
  贵州巡按使龙建章是袁派来监视刘显世的。他为了缓和贵州军民的反袁情绪,电请袁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袁回电驳斥,并令他离职进京。袁为了讨好刘显世,派他的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化装逃走。
  刘显世等袁汇军饷30万元后宣布贵州独立,这时戴戡已率云南军一营抵贵阳。
  袁世凯下令查办刘显世,派贵州军团长唐尔锟继任贵州护军使,这个分化政策未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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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6 13: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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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卷 第十五章 四面楚歌
  贵州独立后,戴戡率领贵州军8个营的兵力由遵义向四川方向出发。贵军进入四川后,蔡锷将护国军第一军分为左右两翼,自己兼任总司令,不久改派参谋长罗佩金继任,派戴戡为右翼总司令。戴又派王文华为右翼军东路司令,率领临时编成的十三营向湘西出发,这是护国军开辟的湖南方面的战线。
  护国军第1军第2梯团由毕节通过永宁进攻沪洲。在进攻之前,约驻纳溪的旅长雷飙起义响应,并且使用反间计授意四川反袁派人士李宪文向师长刘存厚投递一封匿名信说:“我是四川人,我是成都将军署的一个职员。我从北京方面得来一个秘密消息,袁世凯疑心你暗通蔡锷,将指使你的部下对你进行暗杀。”
  刘存厚接到信后,即于第3天通电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由于熊祥生愿为袁效力,刘存厚便率领自己的1旅(雷飙旅)去打自己的另外1旅(熊祥生旅)。熊祥生撤走,护国军占领沪州,贵州军熊其勋部攻占了綦江,重庆大受威胁。
  袁世凯派3路人马合攻护国军,第一路由第6师师长马继增统率,计有第6师、第8师1旅和河南唐天喜的第7混成旅,共2万人。从湖南常德、芷江一带西进。第二路由张敬尧担任司令,计有第3师、第7师和第8师1旅,加上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计约2万人,攻打川南的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的总司令是虎威将军曹锟。第三路由广东将军龙济光派兵假道广西进攻云南。
  最使袁感到困扰的是,他身边没有一个大将替他主持征伐护国军。他不得不把打入冷宫的段祺瑞请出来为他分劳,他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实在太忙。为了讨好段祺瑞,他又把段的亲信、自己最讨厌的徐树铮提拔为将军府事务厅厅长。但段还是假口“宿疾未愈”不肯出来。
  袁世凯又想到了冯国璋,想把冯调到北京来,任以总参谋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冯也装病不出。袁派蒋雁行以探病为名到南京,冯实没病,他抓住蒋的手痛哭流涕地道:
  “我跟随总统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怎么总统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了!”
  袁接到蒋的密报,知道冯所患的是政治病,便又走马灯似的派阮忠枢、荫昌、田中玉到南京疏通,暗中却指使蒋雁行勾引江宁镇守使王廷祯就近篡冯位,王廷桢却不上当,原原本本告诉冯国璋,冯亦恨袁。袁又想电召冯到北京,解除他的督理江苏军务一职,以泄心头之恨。尚未发出,消息已传遍,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联名发电,请留冯坐镇东南,切勿轻予调动,袁只得作罢。
  袁世凯还想起张勋,打算组织辫子军十营作为第二批征滇军,便叫阮忠枢到徐州探张口气,然见面阮尚未开口,张勋便道,全国局势紧张,他的兵力不够,请转达总统,准其招兵十营。阮无法,返京归报老袁,老袁又沉不住气,即令马龙标以帮办军务名义去徐州,分张之兵权,张勋亦毫不客气拒绝此令。袁世凯才知道北洋军已非昔日之北洋军,心里惶急得不行。
  北洋军到了这个地步,实是袁世凯所至。一天,张勋和冯国璋在南京碰头,张勋多喝了几杯老酒,忽然情不自禁地向冯说:“老头子打了一个密电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
  冯听了并不惊异,也从身上拿出一个电报给张看,并说:
  “我也接到老头子的电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
  袁世凯疑人之深,在派员监视之外,又采取了一种互相监视的办法,真是花样翻新、无奇不有。
  1916年2月下旬,北洋军陆续开到四川和湖南前线。开到四川的北洋军主力集中在沪州一线,计有第3师吴佩孚旅、第7师张敬尧部,此外还有四川军周骏之一部、熊祥生旅;蔡锷所属护国军3个梯团约3000多人,刘存厚部队号称4000人,临阵却不见一人。由于众寡悬殊,蔡锷主张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由綦江直冲重庆,以断北洋军的后路,而在泸州、纳溪一线采取守势。但部下都不以孤军深入为然。
  蔡锷请唐继尧每月补充兵力500到1000人,声称如果这样,逆援虽众,不足平也。但唐始终没有满意的回答,军饷也同样得不到接济,护国军衣不蔽体,食无宿粮,只得向地方人民有息借款。由于战线长达200里,后面没有预备队,兵力实在不够分配,只得退出沪州,在纳溪与北洋军隔江相峙。
  2月下旬到3月初,护国军与北洋军进行20天的激烈战斗,张敬尧的9000兵只剩下5000兵,吓得北洋军躲在战壕里不敢出击。但由于护国军兵力太少和饷械两绌,也只能多张疑兵,以分敌势,俟有隙可乘,然后分头击破之。由于北洋军的援军第8师王汝贤旅开到,刘存厚的部队首先溃败下来,影响到全军士气,蔡锷还咬紧牙关主张坚守阵地,但罗佩金、刘存厚等都认为弹竭兵疲,主张退守,终于不得不退出纳溪。
  冯玉祥见熊祥生夺回沪州,他便乘势由内江开到前线,攻入纳溪。袁世凯破格封熊祥生为二等男爵,冯玉祥为三等男爵;又加张敬尧为陆军上将,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为陆军中将。
  护国军右翼退出綦江,广西方面龙觐光军攻占剥隘,湖南方面北洋军周文炳师攻占麻阳。特别使袁世凯喜出望外的是,还有一支攻入云南境内的奇兵,川军统领杨起元率队偷渡金沙江,夜袭摩鱼鲊,由江驿过江进抵芝麻口。袁授给他勋五位,发表命令盛赞他“出奇制胜,深入滇境,占领要隘,骁勇绝伦”。
  袁世凯为了鼓励前方士气,采办大批咸牛肉、咸猪肉、罐头食物、绍酒、彩缎、贡绸、金银用具、时计、衣帽、刀剑、古玩字画、碑帖、相片、磁器送往前线,分别慰劳将士,对立功将领给以一至五等荣光宝星章,得到勋章的人,每年可领取年俸3000元、2000元、1000元、500元、250元不等。
  北洋军在四川和湖南打了几次胜仗,而人民对他们的仇恨越来越大,湘西护国军在人民的支持下,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各条战线上的北洋军越发处于四面皆敌的孤立地位,除了保守几个据点外,在战区附近的广大地区内,到处受到人民武装的袭击,或者遇到人民的消极抵抗,使他们在物资供应和军事运输上,感受严重困难。于是他们就用更加残酷的手段报复人民,到处滥捕滥杀、强派捐税、勒索物资、拉走壮丁、奸淫抢劫、杀人放火,犯下无数滔天罪行。
  张敬尧是北洋军内替袁最卖力者,他的第7师蹂躏人民最为凶恶。蔡锷写信谴责他说:“帝制未成,先屠百姓,苟无百姓,何以为国?足下媚兹一人,已属罪不容死,况复虐我同胞,人将不食尔肉!”
  护国军退出纳溪后,经过十几天整顿,又于3月17日开始反攻。仅有几天内,势如破竹地占领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綦江等县,张敬尧逃回沪州。这时广西陆荣廷又宣布独立反袁。
  陆荣廷对袁世凯早已不满。陆荣廷与广东的龙济光原来都是一省提督,而袁世凯却任命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命陆为宁武将军,已引起陆的厚彼薄此之感。后袁虽晋授陆为耀武上将军,但又封龙为一等公爵,进而晋封郡王,陆则仅得侯爵,陆大为不满,他不许属员向他道贺。袁世凯派出高等特务王祖同任广西巡按使,并加上一个“会办广西军务”的头衔,王祖同到广西就任时,陆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待,便向袁请假以示反抗。袁对各省军阀采取了以子为质的办法,使他们不敢跳出他的手掌心。这些作为人质的小将军们,大多被袁任为公府武官,表面说让他们有学习军事和学习公府仪节的机会,以便将来继承父亲的事业。但当陆荣廷托病请假,并以侍疾为由打电报召回在京为质的儿子陆裕勋时,袁世凯则派人将途经武汉的陆裕勋毒死。陆对袁的仇恨更大,但他并不形诸词色,而袁也装出十分悼惜的样子,派员照料丧事,双方都唱起骗人的假戏。
  国民党军人派的偶像首领、前清两广总督岑春煊极力劝陆荣廷参加讨袁,陆又是岑提拔起来的。陆素来仰慕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而梁也一再函劝陆树起讨袁的旗帜来,陆荣廷便决定倒袁。
  1916年1月,陆荣廷派唐伯珊、陈协五两人到上海邀请梁启超到广西协商讨袁计划。梁启超在送走蔡锷之后也偷偷离开天津来到上海。他接见了陆派来的密使,接受陆的邀请,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乘“黄滨丸”到香港。然后换乘“妙义山丸”到越南的海防,沿途自有人妥为照料。他白天躲在舱位下层锅炉旁,等到夜深人静才敢偷上甲板透一口气。
  3月15日,日本三井洋行的运煤船“妙义山丸”抵达海防附近产煤地洪屋时,又有日本友人横山携带两个日本妇女预先在此等候,乘着天黑夜雨的机会,掩护梁偷偷上了小艇。为了避免关吏的检查,这支小艇通过曲折迂回的水路,于16日夜间8时到达海防。梁由此偷过镇南关进入广西。梁启超经过曲折离奇的冒险旅行,躲过了袁世凯密探的眼睛,来到广西。
  袁世凯派遣北洋军假道广西进攻滇东,陆荣廷利用广西人民团体抗议北洋军假道广西。袁便劝陆派兵打云南,陆又以广西军饷械两绌为由加以谢绝。后来袁世凯忽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命广东将军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率领军队假道广西进攻云南。龙觐光与陆荣廷是儿女亲家,龙的儿子龙运乾是陆的女婿,由至亲来假道,不会引起陆的猜疑。陆荣廷果然不拒绝龙觐光父子假道广西,他电请龙觐光多带军械、少带士兵,行军沿途可招募新兵。刚好龙济光忙于对付广东境内陈炯明、朱执信的中华革命军,不能抽出更多的兵力,仅仅抽调4000兵,打算在沿途招募4000新兵。
  龙觐光至陆荣廷的老家武鸣访陆,陆正在老家装病请假。两个亲家见面,一个热情到极点,一个却冷淡到极点,陆表示什么事都懒得过问,甚至官也懒得再做下去。两人当然谈不出个所以然来。
  袁世凯电请陆荣廷派兵协助龙军进攻云南,陆出人意外地毫不推辞,派他的儿子陆裕光带队前往协助龙军。陆对袁的态度也变得日益恭顺,经常对他的将领称赞袁的许多好处,这些消息传到北京袁的耳朵里。袁虽是老奸巨滑,但认为陆荣廷态度的改变,多少受了龙觐光到广西以后的影响,北洋军在四川又打了胜仗,陆见风使舵也是人情之常。因此,袁又请陆进兵贵州,开辟对云贵两省的另外一道战线。
  陆荣廷也不推辞,他要求拨发步枪5000支和军饷100万元,以便动员出发。袁思虑再三终于分批照发。
  袁任陆为贵州宣抚使,派广西第1师长陈炳焜护理广西军务。袁又密令龙觐光就近监视陆的行动,如果发现有可疑之点,可在陆离开南宁后取而代之。陆又向袁索饷100万元。
  陆荣廷由南宁率师到达柳州,就与梁启超及广西军将领联名通电劝袁辞职,限于24小时以内答复。
  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行营通电宣布广西独立,自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长。
  在此之前,龙觐光已把司令部移驻百色,龙军已占领剥隘,龙觐光的另一个儿子龙体乾也在云南境内发动了地方团队的三路暴动,进攻个旧、蒙自、临安。龙军前锋李文富团已进入到土富州附近。龙觐光没有料到,陆荣廷派来协助他的陆裕光却忽然从内部动起手来,把他的全军缴了械,并把他和他的儿子龙运乾扣留起来。
  龙运乾不敢直接和丈人通电,就打电报哀求岳母谭氏放他们父子一条生路。回电说,政见虽不同,亲戚究竟还是亲戚,请龙觐光电劝他的兄弟龙济光响应独立。龙觐光不敢不从。龙体乾所发动的三路暴动,也被驻蒙自的刘祖武师扑灭。
  四川督军陈鬯派代表胡鄂公到南京与冯国璋联系,胡在冯的女婿陈之骥的陪同下去见冯,表示:“陈鬯完全唯上将军之马首是瞻,如果上将军同意四川宣布独立,我在这里发去一个密电,他就宣布独立。”
  冯国璋开始并不表态,过了一段时间,他情不自禁地说:“老头子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他的手下都是些狐群狗党。老头子不到几个月就要完了,癞虾蟆难过端午节。你的电报拿来,我照发好了。”
  冯国璋又发密电给与他有密切联系的各省北洋军阀,建议联名发出一个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回电愿意列名。冯觉得五人联名声势不够大,便用五个人联名密电征求其他各省将军列名。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向袁告密,袁看到这个密电,吓得几乎晕倒过去。
  袁世凯把智多星杨士琦找来问计,杨劝道:除非立刻取消帝制,否则危险将不可避免。袁世凯合眼长叹,罢了,罢了。
  袁世凯召开公府紧急会议,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出席;杨士琦、张镇芳、朱启铃、梁士诒、倪嗣冲等参加。袁世凯向众人说要取消帝制,众人也表示除此之外,别无办法。独那倪嗣冲圆睁双眼:“君主政体中国几千年都是,什么人敢以取消要挟大皇帝,臣嗣冲誓死扫荡而后已!”袁世凯忙劝止说:“丹忱,你看”,把冯国璋等五将军密电拿给他看,倪当即无话。
  袁请徐世昌再任国务卿主持对南议和,徐推三阻四不肯。袁又说了一套“老朋友不肯帮忙谁来帮忙”的话,徐勉强应下。
  会议决定:
  (1)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
  (2)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
  (3)解除陆征祥的国务卿,请他仍任外交总长。
  (4)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5)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以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为优待条件,满足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
  次日,袁世凯申令撤消承认帝制案。隔一天,又告令所有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乃以本年为中华民国5年。袁世凯从称帝起至取消帝制,总共只有83天,是个短命的皇帝。
  但他又打电报密谕北洋军前方将士捏造西南护国军拟推岑春煊为总统,北军全体将领将被撤职的谣言,以诱骗他们继续替他出力卖命。密谕说:“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蔡、唐、陆、梁迫予退位。君等随予多年,恩意不薄,各应激发天良,为予致力,富贵与共。如予之地位不保,君等身家性命亦将不保。”
  袁又用黎、徐、段三人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
  袁又用黎、徐、段三人名义向护国军提出议和条件6项:
  (1)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
  (2)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
  (3)三省新兵一律解散。
  (4)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
  (5)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军交战。
  (6)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护国军见此口吻真是逼降,便亦提6项议和条件:
  (1)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
  (2)诛帝制祸首杨度等13人以谢天下。
  (3)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6000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13人的财产赔偿之。
  (4)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
  (5)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6)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
  孙中山委任的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朱执信及其副手邓铿,在澳门设立指挥机关,中华革命军在广州附近十几个县,或沟通军队、或联络土人,此仆彼继,再接再励。
  李烈钧率领的护国军第二军开始向广东进发,3月9日抵达广南。陈炯明的共和军已占领数县,他还收编了东江地区的部分民军,有部队1万余人。徐勤的广东护国军以及林虎、魏邦平等人组织的反袁部队、李福林的民军等各种反袁力量遍布广东,龙济光已成瓮中之鳖。
  陆荣廷又率桂军向广东杀将而来。龙济光陷于四面楚歌,迫不得已于4月6日,在得到袁世凯“独立拥护中央”的密电后,宣布广东“独立”。
  5月18日,护国军在肇庆成立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权,并推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等为抚军。发表宣言,否认袁世凯总统资格,主张依民元约法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因“黎公今方陷贼围”,所以组织此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能,指挥全国军政。
  浙江军队各部酝酿联合反袁。驻省旅长童保暄劝浙江将军朱瑞宣布独立,朱是个畏袁如虎的懦夫。外间纷纷传说,朱拟诱杀童以除心腹之患。童遂于4月11日先动手进攻将军署,朱瑞这个在浙江搜括多年、宦囊已饱的骑墙将军从后门溜走了。
  第二天,童保暄召集省城各界代表推举浙江都督,袁世凯所派的高等政治侦探、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被推选为都督。屈宣布浙江独立。
  屈宣布独立,并不讨袁,外间传言“粤浙二光两面光”的讽刺话,意思是说龙济光和屈映光都是假独立。
  屈给袁世凯发密电:“突有军民拥至军署,将军失踪。次早,强迫映光为都督,誓死不从。……固辞不获,始行承诺。”
  袁世凯将这份电报全文公布出来,对屈大加称赞,使他露出马脚。浙江各界纷纷通电痛数屈称臣劝进和首鼠两端的罪行。不久,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到杭州,屈被迫辞职,吕公望继任浙江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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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6 13: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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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卷 第十六章 魂断“皇帝”梦
  陕西在此气氛下,民军纷纷起义反袁,陕军旅长陈树藩与各路民军暗中联络,曾引起陕西将军陆建章的猜疑,把他由陕北调往陕南。陈在三原宣布独立。陆建章的长子陕军第1旅旅长陆承武自告奋勇,率部向三原进击,在富平一役被陈部营长胡景翼生擒,陈把他当作人质,要挟陆建章宣布独立,否则请他自动离开陕西。
  陆建章曾做过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是个屠杀人民血债累累的大刽子手,他既要保全儿子的性命,又怕人民清算他的血债,因此愿意离开陕西。陈树藩率部队和平开进西安。陕西独立,陈树藩任陕西都督,让陆承武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
  陆建章离开西安时,把他在陕西搜刮的民脂民膏,装在几十箱内带走,走出城外,就被陈树藩的部队拦路劫去。后来陈树藩替他追回了一部分,并派兵护送出境。
  冯国璋自五将军密电泄露后,又发一电报给袁,表示对袁的政策不满。那些北方军阀中见这面旗帜已经竖起,便有不少人通电劝袁退位,袁的火气闷在肚里,装着不知冯已有异心,却派阮忠枢南下,请冯联络未独立各省军民长官,联名发出一个拥护定居总统的通电,以加强北洋军的团结。袁又去电叫冯会商各省,迅筹调停之法。冯国璋默筹甚久,自道不若将计就计,即准备联合未独立各省在南京举行会议,成立临时政府,选出临时总统,然后完成南北统一,召开正式国会,产生正式总统,他冯国璋再以东道主与盟主身份把总统争过来。
  冯国璋便打电报给张勋、倪嗣冲,三人联名发起召集南京会议,电请未独立各省派遣代表参加。
  张勋立志复辟清室,从未更改主张;那倪嗣冲打算对袁效忠到底,三人各怀异志,凑在一起,自然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
  全国各方面都提出以袁退位为解决时局办法。到沪国会议员256人联名通电,声明背叛国家的人没有与西南议和的资格。唐绍仪通电骂袁丧尽廉耻。张謇写信给徐世昌,叫他劝袁退位以平民忿。伍廷芳劝袁退位以求灵魂的安乐。除了极少数帝制派和主战分子外,甚至北洋军阀也纷纷电请退位。袁只能借口保持国家安全,先筹善后办法,退位与善后则到南京会议上去解决。
  参加南京会议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15省区和上海、徐州、蚌埠等地区的军阀代表20余人。山东代表丁世峄在会议上首先提出袁氏必须退位,冯国璋暗中支持,河南代表陈裔时首先附和,各省代表都没有相反意见,虽未提付表决,但已占有极大优势。
  不料倪嗣冲当天晚上忽然带领卫队三营赶到南京,他奉袁世凯密令来监视会议。次日,倪出席会议首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丁世峄表示反对,湖南代表陈裔时、湖北代表冯国璋、江西代表何恩溥先后发言,都站在丁的一边。
  倪回过头来问丁:
  “你是不是靳将军的代表?靳将军是拥护中央的,你为什么却私通南方?”
  陈裔时代丁解释说:“不是不拥护中央,君子爱人以德。”
  冯筼、何恩溥也都随声附和说:“主张退位并不等于反对总统,而是为袁总统着想。”
  倪嗣冲气得脸上青筋暴起,和他们争吵起来。张勋的代表万绳栻也支持倪的意见,反对袁退位,因此,以前同意袁退位的代表都不敢发言。冯国璋声明:“关于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应召集国会来讨论决定。”大家一致赞成。
  关于备战问题,倪和万绳询问各省能出多少兵,山东、江西和两湖代表都不发言,同样无法作出决定。
  当南京会议发生争吵的时候,四川将军陈宣布独立。
  四川的北洋军将领都不肯替袁卖命,因而士气异常低落。冯玉祥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响应起义,愿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主张倒袁后推举冯国璋继任总统。蔡叫他先劝陈宣布独立。张敬尧有信给蔡,表示他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同样劝他宣布独立。
  袁授意陈与蔡锷进行地方性的停战议和谈判,陈见冯国璋态度日趋明朗,曾公开打电报要袁退位。蔡锷又一再劝他宣布独立,以取得护国军与民军谅解,形势逼人,陈叫秘书起草独立电报,一连换了三个秘书,起草了三份电报稿,总觉不当己意,不肯发出。不料四川民军已等不及,联络18路人马进攻成都,枪声震耳,陈鬯才取出最后那份电稿,亲笔加了一句,发了出去。电文道:“项城先自绝于川,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人民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陈入川之前抱住袁氏之腿,恳请早登大位,当时就有人道,陈此举正是与袁有异心,抱腿属非常之举,正要结袁氏欢心,使他不疑,他日陈必反。固陈鬯无耻,亦是袁世凯待人以奸,人以待袁以诈,不得不然耳。
  袁世凯接到陈鬯电报,竟然气得晕了过去,待醒来时,脸色涨紫,两眼热泪盈眶,万般悲痛,口中低沉无力地频频吐着:“人心大变”、“人心大变”四字。
  袁氏发一道申令痛骂陈鬯,怒骂陈背信弃义,又令陈入京,以重庆镇守使、川军第1师师长周骏为崇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曹锟督办四川防务,张敬尧加将军衔,帮办四川军务。却是想叫四川军人赶走陈,而以在四川的北洋军为监督。后来周骏果然打着崇武将军的旗号进攻成都,护国军救援不急,陈鬯弃城而逃。
  时隔数日,湖南将军汤芗铭依样宣布独立。湖南民军纷纷而起在各县暴动。陆荣廷电劝汤芗铭独立,汤长兄汤化龙亦从上海派人去长沙劝其起义,反戈一击立功自赎。汤惧湘西有北洋军4师之众,那倪嗣冲的弟弟倪毓芬又率安武军15营到达岳州。汤能指挥的北洋军只有一个混成旅,一旦宣布独立,必成俎肉,遂观望不定。后广西护国军向湘边移动,永州镇守使望云亭不能支,向汤请示,汤即示以“独立求自保”,望云亭遂改所部为湘南护国军,宣布永州独立。
  广西护国军继续向衡州移动,湖南民军声势更大。汤芗铭请袁撤退湖南境内北洋军,首先撤退岳州的安武军,才能避免南北两军在湘作战,湖南以中立姿态出现,可作缓冲地带,对北方有利。汤暗示陆荣廷,北洋军一撤,即宣布独立,请勿进兵过速。
  袁世凯果然令安武军撤走。此时,汤化龙通过谭延与国民党军人派取得联络;国民党承认乃弟汤芗铭为湖南都督,保证不算旧帐,由国民党军人协助汤芗铭收编民军,改成湘军3师。
  汤芗铭见有了保障,遂通电宣布独立,汤不好意思痛骂袁氏,措词温柔,引起护国军不满,疑其为假独立,真拥袁,汤又补发一电,道:“公即取消帝制,不负为国法之罪人,芗铭虽有知遇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云云。
  袁接汤此电,气得语不成声,原就病累不堪,遂卧床不起,召集有关人员举行榻前会议,令公布“帝制始末案”,道:“即今日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
  袁又召蔡廷干道:“听说各国使馆认为我应该或者将要辞职?”
  蔡见老袁面容黯淡无光,惟眼中一点火星尚未熄灭,便委婉答道:“大家都认为您十分需要休息,政府财政前景非常不好,困难与日俱增。”
  一位法国医生和一位中医负责为袁治疗,诊断为尿毒症,已经不能排尿,遂决定从后背导尿,但只导出一滩血水,在场诸人一阵惊惶,老袁亦知病情严重,即召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至榻前,对诸人略作点头,却已无力,只道得:“约法”两字。守在一旁的袁克定忙补了一句:“金匮石室。”
  法国医生给袁打了一针强心针,袁慢慢醒过来,微有叹息之声,道:“他害了我。”说完气绝身亡。
  有人说,袁最后服了一帖“二陈汤”以致送命,二陈是指陈树藩、陈,汤是指汤芗铭。
  袁死后,众人打开“金匮石室”一看,总统继承人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个人的名字。
  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便讨论谁继任总统。众人无法开口,都推徐世昌表态,徐世昌道:“据约法,该以副总统继任。”
  徐世昌这个老官僚的精明之处,不言新旧约法,因为新约法是西南护国军所反对的,旧约法又是北洋派所不满的,但言约法,就能够做到两面讨好。无论根据新约法或者是旧约法,黎元洪都有资格继任总统,利用黎来收拾残局,利用这个政治俘虏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来说是当时最好的打算。徐怕他的主张堵塞了段想做总统的出路,于是瞟了段一眼说:
  “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好还是总理决定。”
  段祺瑞左手端着烟斗,右手往身后一背,心想,如果我当总统,不仅西南护国军不会答应,就是冯国璋也不会同意。冯在反对袁世凯帝制活动中,形成了在袁与护国军之间的第三种势力。如果让徐世昌当总统,他是袁的金兰密友,而且是北洋军阀“团体精神”的主要塑造者,和袁两人共同造就了北洋军阀,而且此人足智多谋,是不好驾驭的。想来想去,只有让黎元洪出任总统才比较妥当。一来让黎出任总统,名正言顺,能摆平多方关系;二来黎手里没有兵权。就让黎元洪当一个傀儡总统,大权仍操在我责任内阁总理手里,岂不更妙!
  段祺瑞沉默良久,便道:“很好!”
  黎元洪继任总统遂定。
  梁启超早已提出以黎代袁的主张,而且得到护国军的赞同,那老袁在未死之前,对护国军公开提出由黎继任大总统,对黎是否会公开倒向护国军方面,十分担心,对黎防范甚严。他特派步军统领江朝宗监视黎的行动,江密令黎私邸之守卫队长:“无论如何不可使黎出东厂胡同一步。”
  黎元洪不顾一切,竟在宅中放置一口空棺,以示其处境之险恶。黎的左右亲信都认为,黎居虎穴,长此以往,实难保证安全。于是秘书瞿瀛、郭泰祺等人,通过日本东方通信社驻北京社长井上一叶,同日本公使小幡西吉,策划了一个协助黎元洪出京到南方行使大总统职权的计划。办法是:黎宅与刘钟秀宅一墙之隔,将墙凿穿,让黎易服钻洞入刘宅,再由日人一叶驾同仁医院病车,扬言刘有急症,须送医院,遂驰车送黎疾驰东交民巷。即由小幡从东交民巷使馆陪同黎元洪乘专车出京去天津,再由天津上船南下。
  黎元洪同意这个计划。不料出走前消息走漏,东厂胡同黎宅附近军警密布,出走计划告吹。
  黎出走的消息,是他的家人向袁克定告密的。黎向妾危文绣流露将要出京之意,危文绣诘问何往,元洪未明答,只说:“将来再派人接你。”
  危文绣早已受袁克定收买,因她与外交部特派湖北交涉员胡朝栋之妻为“手帕姊妹”,胡又与杨士琦过从甚密,从而接近袁克定,袁克定知胡妻常到黎家,特托付胡妻持价值2万元的珍珠赠黎妾危文绣,使探黎动静。危文绣得知黎元洪欲出京消息后,即告胡朝栋,胡又告杨士琦、袁克定。黎元洪出走不成,并不十分懊恼,反而说:“我是副总统,叫我易服钻洞,岂不失了体统!”
  袁世凯气绝后,段祺瑞三往黎宅,劝黎根据约法代理总统。黎初闻袁死,将信将疑,先派长女绍芬去袁家探视,绍芬回报后,方信袁死。他对段祺瑞说:“项城聪明一世,不意竟有今日。”遂从私人存款中拿出10万元赠袁家属,为袁治丧。袁曾以10万元购买东厂胡同宅邸赠黎,黎以这种方式归还。
  对于接任总统一事,黎最初推辞不就,继而又表示无力维持秩序。段毅然道:“公为副总统,当然继任。公出,北京秩序,祺瑞当一人负责。”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宅邸前宣誓就职。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要求政府恢复约法,尊重国会,即要求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把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恢复起来。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也于6月10日通电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民元约法,召集旧国会,惩办帝制祸首,将抵制护国军之军队撤回原地,召集军事善后会议等4项条件,声明北方如同意此条件,即可撤销军务院和取消西南各省独立,云云。
  段祺瑞对孙中山及西南护国军的要求偏偏不理。又有国会议员孙洪伊、谷钟秀等,在上海自行召集议员250多人,联电致段祺瑞,要求恢复旧约法。
  段祺瑞接此电报后,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与幕僚们研究对策,几天来都拿不出应付的办法。作为总理,他主张责任内阁制,而袁世凯的新约法的主要内容则为总统制,与他的愿望相背;旧约法的主要内容则是责任内阁制,对他甚是有利。但恢复旧约法,国会也将随之恢复。老袁非法废止旧约法,非法解散了国会,国会问题同约法问题,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要责任内阁制,就要旧约法和国会,国会之中,国民党人占多数,一旦恢复,他想个人军事独裁便行不通。
  在南北双方就新旧约法问题之争陷入僵局时,不料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率海军宣告独立,声明如不恢复《临时约法》,不恢复国会,不新组织责任内阁,海军就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此时北洋集团内部中,江苏将军冯国璋、河南将军赵倜等也主张恢复旧约法。
  段祺瑞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重大压力,感到有点难以支持,不得不于6月29日接受南方条件。
  于是,黎元洪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说:“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3年1月10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至开国5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3月11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
  黎元洪还发布命令,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复会。并下令裁撤参政院、肃政厅、北京军政执法处等机关。
  关于约法问题和国会问题,段祺瑞虽然被迫屈服,但是惩办帝制祸首问题,段又与西南各省争执。
  西南方面提出惩办的帝制祸首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所谓的“六君子”,和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所谓的“七凶”,合起来称为十三太保。事实上,参加帝制活动的岂止“十三太保”,除了不计其数的政治流氓称臣劝进的而外,还有为袁家皇帝摇旗呐喊的各省北洋军阀在内。西南方面,认为如果牵涉面过广,可能会影响与北方的和平解决,因而只提出这些人,其余不究,希望北京政府惩办,以便对全国人民有所交待。所谓的十三太保,不但是护国军所指出的“内乱重要罪犯”,应当“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而且也是通国皆知的洪宪王朝的罪魁祸首,应说是绝对没有逃避罪行的余地。
  但是,段祺瑞等与不少帝制祸首具有血肉相联的关系,就替他们说话。北京政府在研究这批祸首名单时,首先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为雷震春、张镇芳乞情,这两个人就从名单中剔出;随后冯国璋为段芝贵乞情,李经羲又力保严复和刘师培,说他们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名单上又剔出了这三个人;黎元洪认为李燮和、胡瑛都是老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善意,通缉祸首的名单中不宜罗列与国民党有关的人物,因此这两个国民党变节分子也可逍遥法外了;袁乃宽因与袁世凯有同族之谊,段也把他的名字剔出了。这样,“六君子”剩下“两君子”,“七凶”剩下“三凶”,合起来“十三太保”,只剩下了“五太保”。还有人替梁士诒乞情,说他与银行界具有深切关系,留着他替政府筹款也是好的。但黎元洪大不以为然,他说:“那么,我们不下这道命令倒还好些。”因此梁“财神”仍然榜上有名。
  由于祸首的人数越研究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得交代不下,才又补进了并非首要分子的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人,于7月14日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将这八人“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
  北京政府在惩办令发表之前,预先示意榜上有名的人赶快离开北京,因此,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从容不迫地由北京搬到天津,又由天津南下到上海、香港一带,有的则被张勋召往徐州,礼为上宾。北京法庭自然也就没有捉到一个祸首。
  虽如此,西南护国军也就满足了。7月14日,护国军抚军长唐继尧、副军长岑春煊、政务委员长梁启超及南方各省诸首领,联名通电,撤销军务院,取消独立。至此,南北实现了统一。
  北京政府在下令恢复旧约法的那一天,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发表:
  唐绍仪为外交总长  许世英为内务总长
  陈锦涛为财政总长  段祺瑞为陆军总长
  程璧光为海军总长  张耀曾为司法总长
  孙洪伊为教育总长  张国淦为农商总长
  江大燮为交通总长
  唐绍仪未到任前,派陈锦涛代外交总长。7月12日调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7月31日改派谷钟秀为农商总长。
  8月1日,国会议员们重集北京,召开了国会。汤化龙、陈国祥当选为众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黎元洪向国会宣誓就任总统。
  北京政府又发布命令,各省将军、巡按使改名为督军、省长,任命名单如下:
  奉天督军张作霖兼署奉天省长
  吉林督军 孟恩远  省长 郭宗熙
  山东督军 张怀芝  省长 孙发绪
  河南督军 赵 倜  省长 田文烈
  山西督军 阎锡山  省长 沈铭昌
  江苏督军 冯国璋  省长 齐耀琳
  安徽督军 张 勋  省长 倪嗣冲
  江西督军 李 纯  省长 戚 扬
  福建督军 李厚基  省长 胡瑞霖
  浙江督军 吕公望兼署浙江省长
  湖北督军 王占元  省长 范守佑
  湖南督军 陈鬯兼署湖南省长
  陕西督军 陈树藩兼陕西省长
  四川督军 蔡锷兼四川省长
  广东督军 陆荣廷  省长 朱庆澜
  广西督军 陈炳焜  省长 罗佩金
  云南督军 唐继尧  省长 任可澄
  贵州督军 刘显世  省长 戴 戡
  直隶省长 朱家宝兼署直隶督军
  黑龙江省长 毕桂芳兼黑龙江督军
  甘肃省长 张广建兼署甘肃督军
  新疆省长 杨增新兼署新疆督军
  又任命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汤芗铭为广东查办使,李烈钧授以勋二位和陆军上将衔,着即来京另候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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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8 11: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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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第十七章 府、院相争
  陈鬯被川军师长周骏困在成都时,蔡锷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攻城,一面派护国军往成都。陈鬯因力不支而逃离成都,后被黎元洪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署湖南省长。川军师长周骏喊着“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用以诱惑护国军方面的将领熊克武、刘存厚等,熊克武等并未受到诱惑。当蔡锷动员打周时,刘自告奋勇愿为前驱,周部团长刘湘等也都弃周而加入护国军。刘存厚师进入成都,周骏逃走。蔡锷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后又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患有严重的喉结核病,又是个事必躬亲的人。在艰苦作战时期,他不但忙于指挥军事,还要亲理文书,因此病情日益恶化,服药后毫不见效,肿痛更甚,饮食难进,体温高达39度。他接到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公报后,通过梁启超请求北京政府负责偿还半年内护国军欠资200万元,同时请求卸职养疴。
  但军中会议力加阻止,四川各方面也纷纷欢迎他赴任。蔡认为这是“恶作剧”,使他“失却自由之身”。他不止一次电请梁启超传达北京政府准其辞职。他又电告唐继尧说:“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慝所劫动,实为公私两济。”他除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外,还讽示唐继尧不要听信那些狗头军师们的鬼话,想把四川纳入云南的势力范围。
  北京政府接到蔡的辞职电,认为是一种表面文章,只批准给假一月,叫他就近调养。
  蔡锷想改造北洋军,他认为北洋军是一支很好的武装力量,北方人朴实忠勇而又具有强健的体格,只是由于袁世凯自私自利,把北洋军造成为他的个人军队和政治资本,因此北洋军对国家不但没有贡献反而起着破坏作用。现在袁死了,应该是化私为公改造北洋军的良好时机。但是,袁氏虽死,袁的化身依然遵循着袁的轨道,把北洋军作为争夺个人权力的工具,蔡的心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蔡颇受各方面重视。梁启超想留他在四川建立进步党的武装力量;一部分湖南籍的进步党人想请他到湖南“为桑梓服务”。蔡既不愿留四川,也不愿调往湖南,希望有一个较长时间医治疾病。他继续向北京政府请假辞职,北京政府给他两个月假。在重庆主持收编各路民军的戴戡,邀请他到重庆疗养,他没同意。他偕同蒋百里等由成都出发,经过重庆稍作逗留,即换轮船下驶。
  蔡到宜昌时接到一个注明“沿途探送”的急电,是梁启超从上海发来的,电文仅有一句话:“此间破获贩毒巨案,涉及某公之贵介弟。”老师无端打来的这个无头无尾的电报,引起蔡的注意。
  蔡在宜昌会见了从四川逃出来的陈鬯。
  陈鬯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陈准备带1师北洋军入湘,但这道命令立刻引起湖南军民的激烈反对。湖南人民刚刚赶走了北洋军阀汤芗铭,断然不能容许第二个北洋军阀接踵而来。因此,湖南各界推举年已七旬的刘人熙为湖南督军。刘曾做过广西藩台,与桂系军阀陆荣廷颇有渊源。刘通过陆荣廷,请桂军协助,共同抗拒北军,陆立刻表示予以支援,滇系军阀唐继尧也给予坚决支持。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也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北洋军再度入湘。
  部分进步党人希望调蔡锷回湖南,国民党人则希望黄兴继任湖南督军,但黄、蔡两人都无此意。黄兴推荐谭延闿自代。谭是个介乎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人物,所以进步党也不反对。陈鬯得知湖南的风势不对,表示不就新职。
  段祺瑞派他的内亲吴光新率领北洋军3旅接防岳州,并内定吴为湖南督军。消息泄露,湖南军民和西南军阀又一次表示激烈反对。北京政府不得不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湖南督军。
  陈鬯在宜昌把他所率领的一个师的北洋军解散了。他的这一举动受到总统黎元洪的赞同,黎正在提倡裁兵。但陈鬯不清楚,黎与段祺瑞交恶,大权已由总统移于总理之手,他没有得到北洋派领袖段祺瑞同意,擅自把北洋军解散,是段痛恨的事。段决定等他到京,组织军事法庭审讯他,从他的头颅为自己立威。
  蔡邀请陈鬯同轮往汉口。陈自己感觉到与蔡同行,一荣一辱,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便婉言谢绝了。
  蔡乘大轮到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派楚信、楚义等巡防舰驶往武昌迎接,王又乘楚材舰来迎接,各机关、各团体也乘各种船只来迎接,武汉江面上布满了欢迎者的船只。蔡乘的大轮周围,被难以数计的欢迎船只从四面八方蜂拥包围。王占元热情地请蔡锷在武汉多停留几天,蔡坚辞谢,王只得在楚材舰上大张宴会,款待蔡及其随行人员。蔡并未登岸,当晚换乘江裕轮下驶。
  事后得知,这是北洋派摆下的“鸿门宴”。原来长江上游经常有一些武装军人私带烟土。蔡来自成都,北洋军阀估计在他的随从中一定有人私带烟土,因此,王占元奉命假欢迎之名,用许多船只把蔡所乘大轮包围起来,如果在船中发现烟土,就借此毁灭蔡的盛名。蔡在北洋军阀眼中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敌人。梁启超给蔡锷发急电,是因为上海海关破获了一件贩毒案,北洋军阀无中生有地把案件牵扯到张耀曾的头上,梁暗示蔡防备北洋军的暗害。
  蔡到上海,把自己隐藏起来,仅到梁启超的“礼庐”“相对欷歔,互道劳苦”。
  蔡又一次向北京政府辞职,请求东渡养疴。段祺瑞请梁启超转劝他到北京西山疗养,不必远渡日本。蔡没忘记以前袁世凯电召他到北京养病,从此成为袁的政治俘虏的往事。他推托说,北京繁嚣,不宜养病,段给假三个月。
  陈鬯迟蔡一天到汉口,王占元开始对他还有些礼貌,随即派密探监视他的行动。随同陈到汉口的前四川军署参谋长刘一清,因私带手枪被捕。陈吓得躲在汉口租界不敢出来。
  蔡在上海看望了黄兴,于9月8日动身到日本,在九洲福冈医院治病,11月8日逝世,年仅35岁。他生前吩咐蒋百里录写他的遗电:
  “国会、大总统钧鉴:锷病恐不起。谨口授随员等以遗电陈四事: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取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人望者以道德爱国;三,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北京政府下令褒扬他再造共和的功绩,派驻日公使章宗祥照料身后事,并给予治丧费2万元。
  黄兴也于10月10日旧疾复发。他奔走国事,操劳过度,饮食无节,曾患胃出血症。北京政府授黄勋一位,黎元洪聘他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湖南省议会举为湖南督军。富贵功名逼人而来,黄均坚辞不受。31日,黄兴在上海福开森路逝世,年仅42岁。
  12月22日,北京政府公布了国会关于国葬黄兴、蔡锷两人的决议案,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黄蔡二公追悼大会”。
  中华革命军淞沪司令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他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中成为要人,此是后话。
  黎元洪就任总统后,调任农商总长张国淦为总统府秘书长。秘书有林长民、贾寿坤、雷豫钊、欧阳葆真、刘远驹、张则川、瞿瀛、郭泰祺8人;军事幕僚有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4人。军事幕僚经常建议总统必须掌握兵权,他们认为:责任内阁制是指政治而言,而军事方面,总统既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黎元洪也觉袁世凯做总统何等威风,我这个总统虽然不集权,毕竟还是个总统,不能不管军事。
  但向有“段虎”之称、骄横跋扈的段祺瑞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他认为在前清时期,自己做过统制(师长)、军统(军长)和提督,署理过湖广总督,而黎不过是一个协统(旅长)。袁世凯当权时,他是北洋派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勇的政治俘虏。袁世凯死后,是他把黎“提拔”到总统地位的。段要以国务总理的地位掌握全国政权,以陆军总长的地位掌握全国军权。
  黎元洪不甘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总统,不愿做北洋军阀掌上的玩物,被人吆三喝四,只做一个盖印机器,于是,总统府和国务院无端生出许多事情来,这便是府院之争风波。
  黎元洪经常与孙中山、黄兴、岑春煊、唐绍仪等文电往来,段对此大为不满:“原来这些反对我的人都是你的好朋友!”黎元洪指使幕僚,越过陆军部,直接给各省督军打电报,传达总统命令。段祺瑞指责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为“府中四凶”。
  段祺瑞的蛮横专制,不仅是黎元洪不能忍受,国会内许多议员也极为不满。国会中有一位反段的议员孙洪伊提出了“以冯制段”的策略来,推举冯国璋为副总统,以牵制段祺瑞。冯国璋原想取袁而代之,但没有做成总统,心想退一步得一副总统走着瞧倒也不错。段祺瑞也有他的小算盘:如果冯国璋到北京来做副总统,离开了他的地盘,反倒便于控制,这样北洋派的领袖就非自己莫属了。
  冯国璋在10月30日被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冯国璋向有“冯狗”之称,善于观测风向,他顶着副总统的头衔,依然呆在南京,静观政潮变幻。
  黎元洪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总统职权,但他手无实力,所能依恃的只有与他继任总统地位俱来的国会,而国会并不统一,党派政争极为激烈。原进步党一面高唱“不党主义”,一面组成两个团体,一为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的宪法讨论会,一为梁启超、林长民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不久又合二为一,统称宪法研究会,简称“研究系”;国民党方面,有张继以国民党领袖资格出组宪政商榷会。内中又分客庐系、丙辰俱乐部、韬园系三系,后又由三系演变成政学会、益友社、丙辰俱乐部、韬园系四派。不久丙辰俱乐部、韬园系合并为民友社。研究系完全支持段内阁;商榷会的右翼因为谷钟秀、张耀曾为内阁阁员,也倾向于维持段内阁;民友社和益友社算是“商榷会”的左翼,主张倒段,当时左翼占据国会优势。这样的情况决定了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必然发生矛盾冲突;冲突的根本性质,是政治权势之争,却也反映了国民党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抗争。
  段祺瑞的左右对黎也毫不尊重,只知有总理,不知有总统。特别是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依恃段公然蔑视总统。他又专断越权,引起府方人员和许多阁员不满。
  府院之争多发生在任免官吏问题上,黎、段在用人路线上有分歧,一般说来,黎倾向用新派人物,对帝制派分子坚决不用。而段祺瑞则乐于用旧派人物,排斥新派人物。时人评说:“府为新派所依恃,院为旧派之护符。”
  一日,徐树铮不顾国务院调解龙济光部与李烈钧部武装冲突的决议,擅拟粤、闽、湘、赣四省讨伐李烈钧部的命令,到总统府盖印,遭到黎元洪拒绝。徐胆大妄为,径直以国务院名义电令四省会剿李烈钧部。及至江西督军李纯复电“无兵可调”,只能担任防守赣、粤边境等语,阁员们才知道徐竟私自擅发军事命令。内务总长孙洪伊当面指责徐越权,徐仍强辩。
  孙、徐二人经常在国务院会议上短兵相接,几乎无事无时不冲突,致使孙愤而提出辞职。
  黎元洪得知孙洪伊被迫辞职,异常气愤,特将孙召进总统府,温语慰留。孙洪伊得到总统支持,气势更盛。徐树铮在段祺瑞的支持下,本来发生在徐、孙之间的争执,发展到内务部与国务院的冲突,又演变至府院冲突。双方冲突多日无结果,院方索性破釜沉舟,拟就“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由段祺瑞单衔副署,徐树铮送府盖印。黎见命令,不禁震怒,咆哮道:“你们说的话算话,我说的便不是话么!”
  段祺瑞亲到公府,请黎在免孙的命令上盖印,黎仍拒绝。
  段愤然宣称,如再不肯免孙职,即请总统免我职。
  孙洪伊是“韬园派”首领。“韬园派”议员数十人在国会提出办徐树铮案,列举徐“蒙蔽总理”、“侮蔑元首”、“伪造文书”、“擅发院令”、“擅专军令”等七大罪状,还酝酿对内阁总理段祺瑞提出弹劾。
  政局出现一片混乱。最后由徐世昌等人出面调解。结果以孙、徐去职结束。
  黎元洪和段祺瑞之政争终于在1917年对德外交问题上达到白热化程度。
  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7年春已进入最后阶段。其间,日本借西方列强大战之际,加强侵略中国,迄未参战的美国力图与日本在侵华中展开竞争,英、法、俄等协约国曾诱使中国参战,因日本反对而作罢。现在美国企图抢先一步拉中国步其后尘,对德绝交,以便使中国摆脱日本的控制。2月4日,美国照会中国政府,拉拢黎元洪,“希望与美国采取一致立场”,表示愿意借款给中国作参战经费。段祺瑞也力主对德宣战,他想利用对德宣战之机,勾结日本,借款练军,扩充实力。段向日本政府表示均以“诚意”相接,日本政府对段深表满意。
  黎元洪对美国素有好感,希望在外交上得到美国的支持,以与以日本为靠山的段祺瑞抗衡。黎、段是反映美、日帝国主义不同利益的代理人。美国转而指使黎元洪抵制中国参战。段祺瑞率领阁员谒黎元洪,说明对德外交方针,由绝交而宣战,再行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认为绝交、宣战,尚非其时。于是,段与黎展开了一场舌战。段以不耐烦的口气告诉总统说:
  “内阁已通过对德断交一案。”
  黎声色俱厉地说:“根据约法,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
  段冷笑一声:“总统既不要我负责,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样的总理我没法干下去了!”说罢扬长而去,当晚出走天津。
  黎元洪只得让步,他请冯国璋出面调解,并表示说:“外交问题,就听段祺瑞的,但以国会的意见为准。”
  段回到国务院办公后,国会又以多数票通过与德国绝交案。
  对德绝交案公布后,黎元洪对外交问题态度消极,抱定主意,依恃国会,冷眼旁观,一旦时机来临,即推翻内阁,段内阁一倒,对德问题即好解决。他设下“隔岸观火”计。
  段祺瑞在对德绝交案通过后,积极推行对德宣战政策,但不久便遭到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通电反对。孙中山等电参众两院,反对加入协约国,国会议员马君武等3人通电各省,反对对德绝交、宣战。社会各流康有为等也通电反对。
  协约国开始时承认中国参战的权利,但中国加入协约国后不久,中国提出的要求全成画饼。各国除同意中国停付对德、奥的庚子赔款外,其他要求均遭否决。
  由于上述情况,国会对段内阁逐渐失去信任,对德宣战案难以在国会通过。段祺瑞一意孤行,他把各省督军召到北京来开会,会议议定,同意对德宣战。此次会议被称为“督军团”。段决定用督军团来压迫反对对德宣战者。
  1917年5月1日,段用督军团冲击国务会议,胁迫国务会议通过参战案。段又急不可待地要总统黎元洪在参战案上盖印。谁知国务员程璧光向黎直言督军团倪嗣冲、张怀芝、李厚基、孟恩远数人闯进国务会议厅,疾言厉色地胁迫国务会议通过参战案。黎元洪对督军团冲击国务会议十分不满,令段将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通过。
  段祺瑞便模仿四年前袁世凯竞选总统时以公民团包围国会议院的办法,暗地里命令部下组织公民团。
  5月10日,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时,数千名自称“公民团”的光怪陆离的队伍将众议院层层包围,他们要求当日通过参战案,否则不许议员出院。有的议员因不肯接受他们的“传单”,当场被打,田桐、邹鲁等十余人被打伤。议长打电话给总统府和国务院求救,黎元洪听了,气愤地说:“应该由内阁负责。”
  段祺瑞不得不于晚7时半乘汽车来到议场,“公民”立即闪开通道,并向段摇旗欢呼,掌声雷动。议员们纷纷愤怒质问段祺瑞,并把段留在院,以为自卫之计。于是形成“公民”围困议员于院内,而议员则围困总理于休息室之奇观。
  最后,因“公民”用瓦块袭击议场,一名日本记者被击伤,从而段祺瑞不得不派马队驱散“公民”。这些“公民”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根据段祺瑞的意见,花钱雇来的流氓、乞丐和无业游民,段祺瑞的亲信陈绍唐、靳云鹏、段芝贵等均到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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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8 11: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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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卷 第十八章 辫子军闹剧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章太炎均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暴徒。阁员伍廷芳、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等在阁议席上提议内阁全体辞职,段祺瑞置若罔闻。于是,阁员自行辞职。内阁原来人就不齐,这下就剩下段祺瑞和范源濂两人,而范又一直请假,实际上只有段一人在国务院办公。其实无公可办,北京政府陷于瘫痪,国会拒不议事,惟督军团大为活跃,大有包揽一切之势。
  冯国璋致电北京政府,对“公民团”包围国会事件不满,斥其为法律外之行动,这是北洋派内冯氏直系军阀第一次与段氏皖系军阀不合作的表现。冯国璋和西南各省把督军团内的代表撤回。
  督军团一看国会拒不通过对德宣战,便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大怒,斥道:“简直是军人乱国。”恰巧国会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职务。于是,黎元洪便通电各省,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以伍廷芳为代总理;任命王士珍暂代陆军总长。
  段祺瑞和督军团岂肯罢休?经过一番密议,决定前往天津进行活动。不但要解散国会,还要驱走黎元洪。段发表通电称:总统发布命令,按约法规定,必须有总理副署方可生效。而黎元洪的命令,我段某未签署,因而无效。
  段祺瑞的通电发表后,倪嗣冲立即宣布安徽独立。接着,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也纷纷宣告独立。不承认黎元洪免段祺瑞的命令。段祺瑞在天津成立了独立各省总统参谋处,以帝制要犯雷振春为总参谋长。
  形势陡变,吓得黎元洪惶惶不可终日。他没有什么新招数,仍是一味地恳请北洋派元老徐世昌出来组阁,圆滑的徐世昌却坚辞不就。黎元洪又找王士珍,王则以曾劝黎辞职为嫌回绝。黎又请李经羲出来组阁,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
  黎元洪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勋突然打来电报,表示愿进京调停。黎元洪喜出望外,立即复电张勋进京,并派出专车到徐州迎接张勋。
  黎元洪没有料到,张勋是以进京调停为名,要清室复辟。他接到复电,哈哈大笑。心想,黎元洪既然已经撤了段祺瑞,我再利用督军团赶走黎元洪,岂不就可以在北京扶幼主登基,恢复大清朝了吗?
  6月6日,张勋立刻带领5000辫子军,坐火车直奔天津。黎元洪听到这个消息,莫名其妙:我让他来调停,他怎么带着大队人马来了?黎元洪立即派秘书长夏寿康到天津拜会张勋,弄清原委。
  夏寿康来到天津和张勋见面后,说:“我奉总统之命,前来接您。但是总统一再嘱咐,请你简从入京。”
  张勋听罢,一拍桌案:“简从入京?哼!你回去告诉黎大总统,我进京调停的条件是:限3日内解散国会,否则,休怪我不负调停之责。”
  西南六省纷纷表示反对倪嗣冲等独立各省军阀。孙中山于6月6日与章太炎发表联合通电,指斥倪嗣冲宣布独立为“叛逆”行为,并电促西南六省兴师讨逆。岑春煊与李烈钧自沪电粤,请即发兵讨逆。国民党系的海军总长程璧光通电各省取消独立,又与海军上将萨镇冰联名电告黎元洪:“海军全体拥护中央,惟总统之命是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联络滇、黔、粤、桂四省,共谋防卫,保障东南,拥护中央。李烈钧自上海来到广东,拟联合西南各省,出师北伐,保障共和。李烈钧又与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联名发表通电,发起西南六省联盟,倡议公推陆荣廷为盟主,保卫约法,拥护共和,表示“一息尚存,决难坐视,只有效命,以求最后之解决”。在李烈钧的推动下,粤省已经制定了分三路北伐的计划。云南督军唐继尧也通电西南各省,建议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
  但西南六省军阀,只限于口诛笔伐,并不打算真的出兵北伐,只有李烈钧和少数军官是真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誓师北伐,保卫共和制度。他们人少力单,左右不了西南大局。
  黎元洪决定解散国会,拟好命令,邀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入公府副署。伍坚决不肯,道:“余法学士也,余未见宪法许总统解散国会。余决不与闻此举,宁死不从!”
  黎派人去天津请李经羲副署,李答道:“我既未就职,更说不到副署。”再谦请段祺瑞副署,段拒不接见。
  张勋的辫子军的先头部队已开进了北京的天坛和先农坛。张勋所限3日已快到。王士珍见解散国会命令无人副署,张勋一旦翻脸,岂不大祸临头!于是收拾行装拟逃出北京。黎元洪闻讯,立即派江朝宗等奔赴王宅劝阻,王才未能脱身。
  黎见距张勋所给时限还剩下几个小时,立即连夜召集会议。公府中空气凝固得似乎就要爆炸,忽有一人提议以步军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江根本不是国务员,无人异议,江竟义形于色地慨然允诺,道:
  “我牺牲一身,替大总统担些干系吧!”
  于是,黎元洪绝处逢生,一连发了准免伍廷芳代国务总理职、任命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解散国会三道命令。
  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不承认黎元洪的命令,他们联名通电说:“解散国会之命令,既总统、总理自认违法,当然无效。”
  6月14日,张勋带着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万绳权从天津乘火车直达北京。
  张勋率兵入京后,以北京政府“新主人”的姿态劝各省取消独立。6月16日,张勋换上清朝全套官服,陛见清室。
  清皇帝仍居住在紫禁城内,保留着小朝廷的格局。13岁的逊帝溥仪听说张求见,师傅陈宝琛给他换上朝服,并把他引到养心殿,他在那里召见了张勋。
  张勋诚惶诚恐地行跪拜大礼,赞颂溥仪如何圣明。溥仪大大地夸奖了张勋几句,赐给张勋不少珍藏的古玩字画。张勋跪拜出宫。
  康有为从上海化装进京。张勋赶紧上前连连施礼:“康老夫子,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
  康有为是维新之后的保皇党领袖,念念不忘皇恩浩荡。张勋和康有为可谓臭味相投,他们的联系也是由来已久。张勋在徐州时就已经让万绳栻通知在上海的康有为,要他准备溥仪复辟的诏书。
  康有为把写好的诏书交给张勋,俩人又密谈了良久。
  诸事安排停当,张勋、陈宝琛、刘廷琛、张镇芳、雷震春等人于6月30日晚,鼠窃狗偷般溜进清宫,参加“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发动政变。深夜,张勋派辫子军占据车站、邮局等要地。
  7月1日凌晨4时,张勋指派梁鼎芬为清室代表,王士珍、江朝宗为民国代表,李庆璋为张勋个人代表,同到公府逼迫黎元洪退位,令其在已拟好的“奉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名盖印。
  黎元洪震怒,眼睛直视王士珍骂道:“毫无心肝,背叛民国。”又厉声对梁鼎芬说:“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举,当以全国公民之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君欲尽忠清室,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余对清室即不负治安责任。”
  一直交涉了两个小时,黎誓死不从,6时许,梁鼎芬等出公府。15时,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3人再入公府,要求总统退位,还政清室。黎元洪正颜厉色道:
  “当问国民,余不能私相受授”。
  这一天,张勋身穿朝服,率文武官员300余人拥入清宫,跪奏自己“代表22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权。”
  溥仪按照师傅的嘱咐,先推辞一番:“不行不行。我年纪尚轻,无才无德,难当大任。”
  张勋领着众人一再磕头恳求,溥仪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溥仪被捧上皇位,即发布复辟诏书。
  张勋和康有为文武两圣以宣统名义,张勋副署,盖上“御玺”一连发了19道伪谕,宣布废除民国纪年,改用宣统年号,捏造黎元洪“奏还大政”之奏折,并大肆封赏,封张勋为忠勇亲王、黎为一等公等。整个北京一律悬挂龙旗。
  黎元洪坚决反对张勋复辟,写了一道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他起兵讨逆。又电请冯国璋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
  张勋逆历史潮流而动,他复辟清室,只有短短的12天,终于成为历史小丑。
  段祺瑞在天津接到黎元洪重新任命他为国务院总理的命令后,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他立即策动驻天津马厂的第8师师长李长泰和驻廊坊的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及驻保定的曹锟等部组织讨逆军,自称讨逆总司令。
  可巧,前司法部长梁启超也来到天津,运动段祺瑞讨逆,两人一拍即合。段祺瑞与众位将领商定进兵事宜后,又嘱梁启超代拟讨逆檄文。这时,冯国璋发来电报,愿与段祺瑞联合讨逆。于是,两人共同署名,发一通电,数张勋八大罪状。
  段祺瑞设讨逆军总司令部于天津造币厂,任命曹锟为东路讨逆军司令,段芝责为西路讨逆军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冯国璋又任命倪嗣冲为南路讨逆军总司令,并下令褫夺了张勋两江巡阅使和安徽督军的职务。
  讨逆军兵分三路攻京城。张勋决心要背城一战,可是那些复辟派大臣却都担心害怕。他们知道张勋的辫子兵只有5000人,而且战斗力差,不堪一击。张镇芳、雷震春、冯德麟3人见此,出京逃生,统统被讨逆军截住拿下,就是康有为、万绳鲊也准备逃走,背张勋而去。
  7月12日凌晨,只听见北京城外“轰轰轰”,炮声连天。炮声响,辫子军闻风丧胆。张勋指挥3000辫子兵集结在天坛一带,讨逆军攻进城后,在天坛一带和辫子兵交战。张军寡不敌众,双方刚一交锋,辫子兵立刻就土崩瓦解、举旗投降。张勋一看大事不好,骑上一匹快马,直奔南河沿自己的公馆,带着家眷跑到荷兰使馆,自己躲了起来,托人把家眷送进德国医院。
  至此,讨逆战争结束,从7月6日至12日,历时6天,辫子军被打死者仅70余人,讨逆军战死20余人。
  溥仪于7月12日宣布退位,复辟闹剧就此收场。
  7月14日,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姿态回到北京,北京欢迎总理者,何等火炽!段一进北京,立即谒见黎元洪,表示慰问,并下令缉拿民国叛逆张勋、康有为、万绳栻等人。
  黎元洪立即发表通电宣布自己要去天津养病,从此以后,隐居家园,不再过问政治。
  黎元洪去职,冯国璋带领1师兵力任代理大总统。冯任命亲信将领李纯调任江苏督军,陈光远调任江西督军,作为树援。段祺瑞提出傅良佐出任湖南督军,请冯任命。傅乃段氏弟子,使他督湘,一是据住长江中枢,抵制李陈;二是控制岭南一带,抵制滇粤。冯为直隶人,称直系军阀,段是安徽人,称皖系军阀。直皖军阀为争夺权力又开始斗法。
  段祺瑞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国务院顺利地通过了对德宣战。所谓对德宣战,并不是要真的出兵参战,而是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借款。用大借外债充作军饷,扩充实力,实行武装统一。
  财政总长梁启超颇为段祺瑞卖力,他见段对旧国会耿耿于怀,深不愿旧国会之恢复,在旧国会已解散、新国会尚未成立之际,建议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这个建议深合段意。于是,国务院在致各省的敬电中说,国会业经解散,断无重新召集之理,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那无异于国会之存在。
  段祺瑞不以民主选举而由地方当局指定临时参议院议员的手段,造成一个由他个人控制的临时立法机关。这一做法,受到孙中山和西南各省军阀的反对,形成了护法斗争。
  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表示愿与段祺瑞合作,特派中华革命党人萧萱和叶夏声到北京,征询段对处理反袁战争善后问题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收束中华革命党的军队。与此同时,孙中山电令国内各地中华革命军罢兵息战,实现国内和平,一切俟法律解决。他分别致电山东的居正和广东的朱执信说:“袁死政局一变,我宜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孙中山确定了“召开国会”、“息纷争,事建设”、“固国体”的方针。
  国会在北京恢复后,黎元洪电请孙中山北上,并聘请孙中山为高等顾问,孙辞谢。孙中山对全党宣示今后方针曰:“约法既复,黎总统为依法继承之人,故相劝罢兵,示仗义者非为权利而动,至今后对于政府、国民监督指导,则其责任有不容逶避者。”
  当时,中华革命军分布在山东、福建、广东、四川等省,有一定的实力。中华革命军将领和一些志愿从事反袁的华侨,对孙中山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并解散革命军队持有异议。但孙中山力排众议,一再发出立即收束的命令。对少数抵触情绪较大的中华革命军将领,孙中山甚至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电告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说:“各军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对于华侨战士,孙中山则反复劝谕说:“假如今日军队不解散,其数不过10万,华侨队不过千数百人,其力未必能谓之无敌。惟以心力护此共和,则效力远胜于武力。”
  孙中山还派廖仲恺、许崇清、蒋介石等人从上海乘轮船赴山东潍县,向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传达孙中山“罢兵”之意,与居正等人面商军队收束各事。孙中山命夏重民率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从山东潍县撤往上海徐园。孙中山亲往徐园慰问华侨敢死先锋队全体同志,发表演说,并设宴为归国从军华侨洗尘,以表中华革命党酬谢诸君之热心。
  几百名敢死先锋队员需要一笔遣散费,而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又缺款。孙中山命廖仲恺向各方筹借款项,得南洋烟草公司经理简照南捐助3万元,孙中山又卖掉了自己的那部小汽车,才凑足此数,每人发300元遣散旅费。廖仲恺将加拿大的华侨讨袁敢死队员马湘荐给孙中山作卫士。
  在孙中山的督促下,居正等赴济南,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和北京政府代表商定编遣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事宜。不久,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潍县、高密、昌东等地交枪,由北京政府和山东督军派人编遣。
  在广东,中华革命军有3个军,数万人。孙中山多次致电朱执信遣散军队。数月间,广东的中华革命军烟消云散,想留在军中学习军事的华侨同志,也被孙中山劝回南洋各埠。
  陈炯明的讨逆共和军也被编遣。但陈明炯提出:“个人放弃兵权,部队不能遣散。”他是个久掌军权的人,深知保重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交出军队时,谋取隐保军队之策,希望时机到来,再把军队拉出来,树旗立寨。
  陈炯明派亲信马育航、钟景棠等人去广州,与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谈判,以“军中多属粤省退伍军官,略事改编,即成劲旅,较重新征募训练,事半功倍”为理由,要求把讨逆共和军全部改编为正式陆军。朱是北洋派官僚,与桂系军阀素无交往,和南方国民党人却有些交情。而且他初到广东,毫无基础,需要拉拢地方势力,收编军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陈炯明的要求正好迎合了他的需要。
  朱庆澜将讨逆共和军汰弱留强,编为省警卫军20营,归朱庆澜管辖,分兵驻守东江各属。这样,陈炯明部队就借“警卫军”这一合法外衣保存下来,这支部队基本上仍在陈炯明的老部下洪兆麟、罗绍雄、熊略等人的控制下。到后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时,这支部队成为援闽粤军的基本力量。
  在四川、福建的中华革命军,也都结束了军事行动,并相继解散。
  不仅中华革命军完全收束,就是中华革命党,也宣布停止活动。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地支部发出通告,宣布不仅收束军事,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孙中山认为执法者已赞成共和,中国已具备了从事和平建设的环境,“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孙中山为了向国人表示从事和平建设的决心,宣布从此不再过问国事。这和当时进步党人、国民党稳健派标榜的“不党主义”相仿。
  孙中山为了表示与北京政府合作的诚意,接受了黎元洪颁授的大勋位,并在上海寓所举行了正式接受大勋位的仪式。他多次鼓励在上海的国民党议员北上,以便组织一个好国会,制定一部好宪法。他在欢送国会议员北上的茶话会上,向全世界公开提出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的政治主张。
  国会议员北上后,孙中山游历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行踪所至,无不发表讲演,鼓吹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权。孙中山的这一救国方案,仍是以美国为模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他认为,学习美国、瑞士等国家实行地方自治的制度,便能建设真正的共和,使民国名实相符。孙中山的这一设想,并不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条件,所谓地方自治,只能是地方军阀割据和专政。
  孙中山密切注视着北京“府院之争”的演变和督军团祸乱以及张勋复辟的表演,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着国会第二次被解散,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奸贼当权,国家遭殃。而民主政治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国人不能容羿、浞、莽、操之徒窃据大位,时势迫亟,民国不可一日无主。他通电号召两院议员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并派刘成禺、符梦松北上欢迎,汪精卫则驻沪招待南下议员。孙中山曾一度考虑以上海为护法根据地。但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封建顽固势力集中之地,外交问题十分棘手;那里的政学会分子又是非不辨,不愿与他合作共事,复辟势力的暗流或隐或现,蠢蠢欲动;护法力量很难发展。因此,他毅然放弃上海而选择广东为护法根据地。孙中山在上海几次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行列。
  程璧光原是孙中山的朋友,老兴中会会员,即表示愿同孙中山一起护法。
  程璧光在6月5日离开北京前,夜访伍廷芳,探询他对时局的看法。伍回答说:“国事至此,若图挽救,非一手一足之烈。孙中山、唐绍议、岑春煊三君虽在野,未尝一日忘国事,现皆居沪。君抵沪,必与计议,国事可为也。”
  程璧光于6月9日抵沪,拜会孙中山。孙中山促其即行出师讨逆,勿以经费为虑。23日,孙中山与唐绍仪、岑春煊联名宴请程璧光于上海静安寺路哈同花园。27日,孙中山派人送银行支票30万元给程,以作护法军饷之用。7月4日,程璧光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的狼子野心,宣称即日出师,挥戈北上。孙中山即在上海召集重要会议,决定率领海军南下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孙中山把西南六省看作是“民国干净土”,认为“默观时势,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惟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张勋在北京复辟期间,广东省长朱庆澜派人到上海邀请孙中山组织军政府,而驻粤滇军将领张开儒也通电主张迁都广州,认为“国都既陷,政无所出。
  维今大计,速迁政府,设置地点,广州为宜”。
  中华革命党讨袁军事斗争结束后,已停止在华侨中筹款,孙中山决定南下护法时,经济上极为困绌,为了进行护法斗争,孙中山于1917年6月19日以总理名义通告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就地恢复筹助军饷等工作。孙中山以个人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及上海德国犹太人、富商哈同借款140万元,解决南下广州护法的燃眉之急。
  7月6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率海琛、应瑞舰离沪赴粤,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同行。他们于10日抵汕头,13日,孙中山派章太炎先到广州接洽。
  7月17日,孙中山等到达虎门,旋改乘江固舰抵黄埔,广东督车陈炳筼、省长朱庆澜等前往江边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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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8 11: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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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第十九章 护法军起兵
  孙中山等到达黄埔,陈炳栻、朱庆澜在黄埔公园举行欢迎会。孙中山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揭穿了张勋复辟是北洋军阀所布置的政治圈套,他十分激动地说:
  “段祺瑞起用段芝贵、倪嗣冲这些复辟派做讨逆军统帅,以逆讨逆,忠奸不分。今天的中国,不是复辟与共和之争,而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今天真复辟者少,假共和者多。”他指出,中国共和垂6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幸福,是因为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希望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以贯彻吾人救国救民之宗旨。他号召各界同心合力,奋起护法。
  7月19日,孙中山出席广东省议会欢迎会,与陈炳焜、朱庆澜商讨邀请国会议员来粤,以便召开国会和组织护法政府问题。孙中山提议以省议会名义,请国会议员来粤召集国会,以决定大计。如果法定人数不足,可召开紧急非常会议,以决要政。
  朱庆澜表示赞成,陈炳焜态度暧昧,他以南方力薄、经济困难为辞加以推托。孙中山逐一解释,并希敦促陆荣廷东下合作。陈炳焜勉强同意。
  孙中山即通过津、沪各报邀请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以行民国统治之权。他又致电程璧光,要他率海军舰队南下。
  7月21日,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队自吴淞口开往广东,有海圻、海琛、飞鹰、永丰、舞凤、同安、永翔、楚豫,过象山时又增加福安、豫章两舰,共10舰。唐绍仪、汪精卫等与程璧光同行。
  8月5日,海军舰队全部抵黄埔,广东各界在长堤东园集会欢迎海军南下,到会者数逾数万,盛况空前。各界代表争先发表演说,淋漓慷慨,闻者咸为动容。
  国会议员应孙中山电邀,先后到达广州者150余人,但仍不足法定人数。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事宜。与会者认为,北京政府既已毁废约法,向护法各省用兵,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为了对内团结护法各省,对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必须在南方另行组织政府,议员人数不足法定,可采取法国的先例,召开非常会议。
  次日,国会议员举行谈话会,讨论召开国会及组织政府问题,决定采用“国会非常会议”名称,定于8月25日召开非常会议,并推举吕志伊、王有兰等7人为军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并通电东南各省,召开非常国会,“以谋统一,以图应变”。
  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开幕,国会议员150余人出席。会议由原任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孙中山及广东省长朱庆澜等到会祝贺。粤督陈炳焜仅派代表列席。会议通过《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规定国会非常会议到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时为止,军政府组织大纲由国会非常会议制定并宣布。
  国会非常会议又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原预定选程璧光为元帅,但程派代表表示不愿居此名义,会议乃从缓议。
  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率议员数十人,乘舞凤舰到黄埔,举行大元帅授印仪式。吴景濂在致大元帅颂词中道:
  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创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即日赍致证书,登坛授受。悃忱未尽,复申是言。所愿我大元帅总辑师干,歼灭群丑,使民国危而复安,约法废而复继,不胜郑重期望之至。
  旋由王正廷代表授印。孙中山致答词道:
  文以不德,忝为共和先导。民国成立,六年于兹,而枭雄畔换,频繁不已,文不能救,自念无以对我邦人兄弟。今者叛督倡乱,权奸窃柄,国会解散,元首迁废。此诚勇夫志士发愤倡议之时也。而迁延数月,大兵未举,政府未立,内无以攘寇乱,外不足以示友邦。文以国会诸君不释之故,不得不统摄军政。任职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责任在躬,不敢有贰,诸所举措,亦唯国会诸君实匡逮之。
  经孙中山提议,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任命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 伍廷芳  次长   王正廷
  财政总长 唐绍仪  陆军总长 张开儒
  海军总长 程璧光
  内政总长 孙洪伊  次长   居 正
  交通总长 胡汉民
  军政府若干军政长官名单如下:
  军政府秘书长     章太炎
  军政府总参谋长    李烈钧
  军政府海军总司令   林葆怿
  大元帅府亲军总司令  李福林
  大元帅府参军长    许崇清
  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  陈炯明
  大元帅高等顾问    吴景濂
  川滇劳军使      王 湘
  湖南劳军使      林伯渠
  军政府卫戌总司令   方声涛
  大元帅府筹饷总办   李耀汉
  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鼓舞了各地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力量,护法运动的高潮随即到来。
  在四川先后宣布独立护法的有:
  1917年11月1日,四川川边屯殖使张煦在西昌宣告独立,并致电大元帅孙中山,表示“拥护真正之共和,扫除非法之政府,爰举十邑之地,卅营之众,遥承军府,近联滇黔,为国讨贼,虽死不避。”唐继尧将该部编为靖国军第7军,任张煦为总司令。
  11月3日,颜德基以“四川靖国军临时司令”名义,在绥定通电独立。
  12月14日,陈凤石在大竹县宣布独立,自任“四川靖国军招讨司令”。
  12月18日,川军第1师第2混成旅旅长王椅在合川通电护法,军政府任命他为四川靖国军联军川北总司令。
  1918年2月16日,川军第2师所属刘成勋、陈洪范两旅在乐山宣布拥护西南护法军。
  2月17日,川军1、3两师全体军官联名致电李烈钧,表示加入西南护法军。次日,川军1、3两师及刘成勋、陈洪范、汪可杰、舒荣衢各旅再次联名宣布与西南靖国、护法各军一致,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在湖北,拥护护法的有:
  1917年12月1日,鄂军第1师师长石星川在荆门宣告自主,组织湖北靖国军,电请襄阳镇守使黎天才,一致行动。电致孙中山,表示愿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孙中山复电祝贺,并派张伯烈、蒋文汉前往犒师慰问。
  同时,原鄂军第3师师长王安澜率旧部于鄂豫边境宣布独立。
  12月6日,鄂军第1师1团在黄州宣布自主。
  12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蔡济民率民军攻克广济,次日占领黄梅,自称鄂军总司令。随后攻占施南、利川、咸丰、来凤等县。
  12月16日,黎天才通电宣告自主,就任湖北靖国军联军总司令,决心跟石星川“誓同生死”。孙中山复电祝贺。
  陕西的护法运动发展广泛:
  1917年11月25日,焦子静等在白水通电宣布自主,筹建陕西护法军。
  12月4日,陕西龙驹寨驻军王明敏等以护法军名义,占据商县、洛南一带。
  12月11日,陕西警备军分统领耿直在西安发动政变,赶走陈树藩。
  12月21日,郭坚在凤翔通电宣布独立,就任陕西护法军西路总司令。
  1918年1月25日,胡景翼部营长张义安在三原独立。两天后,胡景翼、曹世英赴三原,组织陕西靖国军。胡景翼、曹世英为陕西靖国军左右翼总司令。
  2月17日,陕西靖国军占领西安。
  安徽的护法运动也有一定规模:
  1917年11月22日,程萌等宣布成立皖北讨逆军,次日攻占寿县。
  1918年3月12日,李雨春在含山县举义,攻占县城,释放政治犯。
  浙江的护法运动,又是一番新气象。
  1917年11月26日,宁波驻军通电独立,组成宁波独立军,推前督蒋尊簋为浙江军总司令,宣称“誓必荡除叛逆,兴复约法,还我国会,厉行自治。”
  同日,温州、处州、绍兴、台州、严州等地宣布独立。
  湖南的护法运动开展得最早。
  1917年8月,段祺瑞命傅良佐任湖南督军,原湖南省督军兼湖南省长谭延闿回茶陵原籍“省亲”,并通电辞职,并悄悄化装后离开湖南。
  谭延闿在辞职前调湘军第1师第2旅旅长林修梅部移防衡山,并派刘建藩代理零陵镇守使,用意是集中力量,退守湘南,待时反攻。
  9月18日,林修梅在衡山、刘建藩在零陵同时宣布独立,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
  10月2日,宝庆守备第二区司令周伟、第5师3团团长宋鹤庚联衔通电宣告自主,声讨湘督傅良佐标榜实行“以湘治湘”的祸湘计划。
  11月9日,宁乡数百名护国军占领县署,宣布独立。
  此外,山东靖国军、福建靖国军、河南自主军相继起事。在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的烽火遍及十几个省份,纵横于大江南北,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皆以拥护中华民国军政府为名。
  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派胡汉民、汪精卫与广东省长朱庆澜多次密谈,希望朱庆澜把他过去收编的陈炯明部队20营警卫军移交给军政府。朱不仅曾收编了陈炯明20营,而且还收编了李福林的10多个营,以及未去海南岛而留在广州的龙济光部队。朱庆澜与桂系军阀陈炳焜有矛盾,桂系要求把省长节制下的40营警卫军交给督军统率,逼使朱庆澜交出兵权,并打出“省长民选”、“粤人治粤”的法宝,把朱庆澜挤出广东去。
  朱庆澜同意将20营警卫军交给孙中山,并提议由陈炯明担任省长公署亲军司令。陈炯明在孙中山的同意下,接受了朱庆澜的委派,朱庆澜把王德庆、李次皋、熊略等人的警卫军共20营,全部拨给陈炯明。
  可是,移交警卫军一事,遭到桂系军阀的粗暴干涉。陈炳焜竟然出动部队,包围了陈炯明的司令部,缴去关印,迫使陈炯明匆匆出走香港。桂系军阀头领陆荣廷亲自出马,导演了省议会的省长选举,陆保荐的李耀汉当选省长。朱庆澜无法与桂系抗衡,只好交出大印,弃职北上。陈炳焜轻而易举地把省长辖下的40营警卫军,全部收为己有。
  孙中山多次派人与陈炳焜交涉,要他把陈炯明的20营交出来,陆荣廷也打电报给陈炳焜,要他把20营亲军交出来,陈拖延敷衍,实际上按兵不动。陈炯明回到广州,只好赋闲家中。
  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段祺瑞令傅良佐率两营精兵进入湖南,命吴光新出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率重兵进驻四川。又命冯玉祥部队开往福建,威胁广东。段氏武力统一西南各省的声势,越来越咄咄逼人。
  桂系不得不缓和南方内部矛盾,以免后院起火。陆荣廷在梧州召集包括有孙中山代表胡汉民参加的各方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把与广东某些方面势成水火的广东督军陈炳焜调离,由陆荣廷自兼广东督军,并由桂系的广东将领莫荣新代理。会议还决定:程璧光以海军总长兼任讨闽军陆海联军总司令。讨闽军以林葆怿为海军总司令,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方声涛为滇军总司令,共同进攻福建。这样,陈炯明才接受了20营亲军。
  孙中山计划把各地分散的护法力量纳入军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具体方案是:由唐继尧统一滇、黔、川三省兵力,攻取四川,顺江东下;陆荣廷统一粤、桂及驻粤滇军援湘,协同程潜、刘建藩、林修梅夺取湘南,直趋江汉;黎天才、蔡济民攻占湖北,挥师北指;陈炯明、李烈钧率粤军攻闽袭赣,西上武汉;黄复生、熊克武北击祁山,东进荆襄;然后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统一中国。
  1917年10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出师北伐的战略方针,决定:
  (1)派员与陆荣廷及两广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的计划。
  (2)以滇军第3师援湘。
  (3)以滇军第4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
  (4)饬陈炯明、朱执信两军加紧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
  (5)由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
  陆荣廷在南宁召开了两广援湘军事会议,决定推桂督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司令;孙中山特派革命党人钮永建为总参谋长,陈继祖为参谋长;组成5个军,以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别为一至五军司令。
  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阳,约有40营兵力,1.5万人。孙中山派程潜来衡阳指挥,成立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程潜为总司令。
  开进湘南作战的是北洋军第8师和20师。傅良佐任命第8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20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
  护法军的进军路线是:第四军(粤军)司令马济出韶关,经湖南耒阳向攸县、醴陵、长沙进攻,是为右翼;第一军(桂军)司令韦荣昌出三江,经新宁逼宝庆;第三军(桂军)司令陆裕光和第二军(桂军)司令林俊廷出全州,以永州、祁阳、衡阳攻长沙,窥岳州,由谭浩明指挥,是为中部;湘军由湘南总司令程潜、第1师师长赵恒惕、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以及林修梅等人指挥,自宝庆北上,是为左翼。三路护法军的总目标是会攻长沙。
  正当南北军在湘南鏖战之际,北洋军开进湘南的主力第8师师长王汝贤和第20师师长范国璋发表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四督”通电响应。赣督陈光远还发表宣言,宣布保境息民,拒绝北洋军假道江西开往湖南,要求停止川、湘两省的战争。
  王汝贤、范国璋在发表主和通电的当天,便从衡山撤兵。傅良佐急电朱泽黄部和李传业部回援长沙。但不待两路军队赶到,傅与代理省长周肇祥就在当晚携带印信乘坐军舰逃离长沙。湖南人民发出“赶走北兵狼子”的怒喊,北军陷入了草木皆兵的境地,长沙一片混乱。
  护法军在北军撤出衡山后,向北推进,连克湘潭、株州,直趋长沙。北军节节败退,王、范被迫逃往岳阳。
  湘军第1师师长赵恒惕抢先进入长沙,湘军总司令程潜随之赶到长沙。次日,湖南各界公推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
  1917年11月24日,程潜就任湖南省长职,但桂系谭浩明立即反对,程不得不解省长兼职。12月12日,谭到长沙,宣布自己“暂以湘粤桂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
  护法联军占领长沙后,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和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坚持响应“四督”停战主和的号召,反对进攻岳州,力求与北京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因而前线陷于停顿状态,出现了不战不和、不进不退的微妙局面。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主张乘胜追击,进攻岳州,会师武汉,直捣幽燕,将护法战争进行到底。
  鄂督王占元为自存计,从主和变为主战,北洋军阀开始向鄂西的荆、襄宣布独立的鄂军石星川师和黎天才师进攻。谭浩明电请北京政府停止进攻荆、襄,否则南军将进攻岳阳,以为报复。湘西军民纷纷要求开往鄂西,与湖北自主军战斗在一起。
  1918年1月上旬,湘军总司令程潜于新市连续召开军事会议,拟订攻岳作战计划,决定:湘军赵恒惕师第一旅和陈嘉佑之独立第3旅进攻托坝、西塘,为主攻;林修梅旅进攻筻口,为助攻;桂军韦荣昌部及陆裕光部各自佯攻坡塘和新墙、小桥岭,以牵制正面之敌;刘建藩部担负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机策应赵恒惕的主力部队;吴剑学、李仲麟部为总预备队。定于1月16日分兵进攻岳州。
  湘军为解放故乡、保卫桑梓而战,士气大振。1月23日拂晓,护法联军开始五面攻击岳州。湘军右路和中路首先迎击当面之敌于托坝、后唐,然后乘胜推进到白湖瑕,威胁北军的防御重点乌江桥;左路林修梅旅攻战筻口、花山。守岳阳的北军总司令王金镜的第2师、李奎元的第11师、王汝贤的第8师、范国璋的第20师,都是直系主和派或亲近直系的部队,他们不愿与南军血战而毁灭自己,让皖系军队坐收渔人之利。
  24日,湘军集中兵力攻击江桥。25日,包围乌江桥,26日攻康王桥。北军不支,湘军长驱而入,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命令放火焚烧后退出。1月27日上午,联军占领岳阳,俘敌1300余人。
  联军攻克岳阳,西南各省人心振奋,纷纷要求乘胜进攻武汉。湖北第1师师长石星川、襄阳镇守使黎天才、第3师师长王安澜宣布独立护法后,他们彼此配合,共同成立湖北靖国军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当时鄂省北军主力都集中在荆、襄,同黎天才起义军大战,武汉空虚。如果南军乘虚进取武汉,与黎天才护法军会师湖北,将使南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但桂系军阀不从大局出发,旋即与直系军阀秘密勾结,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夺取岳阳,各得其所,双方均应适可而止,转战为和,迅速召开和平会议,谭浩明下命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境一步,又把护国军第二路林俊廷部调回广东对付广东方面的国民党。这样进攻湖北、直捣京畿的大好时机,就被桂系军阀断送了。
  桂系军阀对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一开始就采取听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后来更发展到公开进行破坏。广东代督莫荣新杀害了孙中山任命的潮梅前敌司令金国治,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的连排长及卫士多人,任意枪杀。孙中山派人到各县招收民军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莫荣新得到消息,通令各县指这些招兵人员为土匪,一律就地枪决。单是增城一县就有69个招兵人员被杀。孙中山在困难的环境下,想另求发展,准备自己带兵打福建,桂系又不肯给以物质支援。广州又有两个招兵人员被捕,孙中山立刻写信要求保释,莫荣新连信也不回就把这两个人枪决了。孙中山忍无可忍,决定不顾一切和桂系硬拚一下,把莫荣新赶出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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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8 11: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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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卷 第二十章 炮轰观音山
  1918年1月3日晚,孙中山率领亲信将领及少数警卫部队,亲登同安、豫章两舰,驶到中流砥柱炮台指挥开炮,向督军署所在地观音山轰击,同时命令朱执信促李耀汉、李福林等同时发难,许崇清、邓铿、罗翼群协助陈炯明响应举事。孙中山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续发70余发。除李安邦巡舰不时向长堤桂军机关扫射外,陆上部队全无响应。陈炯明认为此举“冒险”、“轻率”,按兵不动,袖手旁观。滇军虽经大元帅参议刘德泽运动,但因第4师师长方声涛、旅长朱培德、张维新等极力反对,亦不能行动。其他部队则表示中立,徘徊观望。莫荣新先得密报,接受其参谋长郭椿森的献计,采取“不理睬”政策,电令熄灭灯火,不许还击,同时打电话到海珠的海军总长办公室,请程璧光迅速进行调处。
  程璧光一向反对广东内部破裂,他不同意炮击观音山。他接到莫的电话后,急忙派海琛舰向豫章舰、同安舰传达“停止炮轰,开回省城”的紧急命令。这两艘军舰起事后得不到陆军的响应,势孤力薄,又接到上级长官的命令,只得开回省城。
  炮击观音山的第二天,各界要人及国民党一些元老们,对这一事件主张进行调解。孙中山向桂系提出5个条件:
  (1)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
  (2)承认大元帅有统率军队的全权。
  (3)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
  (4)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
  (5)广东外交人员由政府任命。
  莫荣新表示,1至3条须向陆荣廷请示;其余两条修改为“须得军政府同意”。这等于一条也不接受,但是,莫荣新故作姿态,装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亲自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道歉问疾,并答应接济元帅府卫兵月饷2万元,又循孙中山之意,派罗诚为广东交涉员,且受军政府任命。
  1月9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招待军政及工商各界代表,说明炮击观音山的事实经过,揭露桂系的真面目,指出军政府成立以来,由于地方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致形同虚设,贻误讨逆战机。他表示这次炮击观音山,莫督军既未还击,又能接受条件,军政府有了生路也就不必苛求了。
  时人称孙中山炮击观音山为“炮打莫荣新”,既打击了桂系军阀的嚣张气焰,也提高了军政府的威望。
  但是,军政府越来越陷入困难境地。陆荣廷和唐继尧采取“虚与委蛇,敷衍中央”手段,不愿就任元帅职务,以便把孙中山架空,让孙中山在广州有府无军,有政无权,当一个光杆大元帅,使军政府形同虚设;继而密谋策划另立西南各省联合会议,与军政府分庭抗礼。
  1月15日,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议在广州成立,推岑春煊为议和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20日,莫荣新等13人联衔通电公布《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
  孙中山开始对陆荣廷、唐继尧等成立西南联合会议的目的并不清楚,后来才得知西南联合会议的幕后操纵者是蛰居上海的岑春煊。岑暗与冯国璋勾结,不仅插手南北和谈,而且暗以西南联合会具备南方政府之雏形。有了这个西南联合会,他就可以排斥孙中山而充当西南各省的盟主。李烈钧也密电唐继尧透露说:“岑意只好由联合会议推为军事总代表,将军政府无形取消。”
  这个独立于军政府之外的西南联合会议的出现,终于使孙中山逐渐清醒,表示反对。孙公开宣称联合会议于约法无根据,为“督军团”之第二。章太炎也通电怒斥岑春煊等为“倪嗣冲第二”。忠于孙中山的滇军第3师师长张开儒也指出:“组织名虽为联合会议,其内容实为合议政府。”由于孙、章等人的及时揭露,各省代表、非常国会以及各界有识之士的一致反对,加上伍廷芳、程璧光拒不受职,西南联合会议终于流产了。
  西南联合会议刚收场,改组军政府之议又起。在岑春煊的策划下,政学会国会议员杨永泰、郭椿森、汤漪等采取威胁利诱手段,联合吴景濂、褚辅成等倡议改组军政府。程璧光不明真相,表示赞同,并以调解人身份,在孙中山与陆荣廷之间极力疏通。但是,程璧光又被孙中山说服。
  陆荣廷看到,孙中山有海军总长的支持,想挤走他不易,于是密令莫荣新设法除掉程璧光。2月26日这天,正是龙灯会,程璧光在广州海珠码头被刺杀。
  4月10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出席者60余人,由于桂系和政学会议员运动的结果,赞成改组军政府组织案的达40余人。居正、邹鲁、马君武等反对改组,屡欲起立发言,均遭无理禁止。田桐在沪上书孙中山,报告在沪议员反对改组军政府,联名致电非常国会,提出挽留大元帅。
  次日,孙中山邀全体国会议员至军政府,发表义正词严的谈话,表示:“今日余个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
  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召开,出席议员80余人,赞成改组军政府者40余人,超过半数4票通过。孙中山当即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国会,并通电辞职。
  5月7日,留沪国会议员林森、田桐等27人,通电要求挽留大元帅孙中山,不许其辞职,并要求延期改组军政府。但留粤国会非常会议竟于18日三读通过军政府组织法12条,变大元帅制为政务总裁制。
  20日下午,国会非常会议举行总裁选举会,出席议员120余人,选举结果,孙中山及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7人当选。随后,陆荣廷、唐继尧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孙中山眼见军政府实权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遂于21日在胡汉民、朱执信等人的陪同下离广州赴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了。
  孙中山在赴上海途中,特意前往大埔三河坝粤军总司令部视察。
  孙中山寄望于陈炯明的援闽粤军。陈炯明率领20营粤军开到汕头后,便抓紧时机,招兵买马。对20营进行整顿,补充青壮,裁撤老弱病残,又收编了一些地方团队。孙中山派许崇清、蒋介石、吴忠信、蒋国宾等中华革命党骨干到该部任职,并绞尽脑汁地设法为部队筹款。经过三个多月的苦心经营,援闽粤军扩充为5个支队,2个预备队,共1万余人。在孙中山看来,在南方,唯一的出路是粤军在福建谋一立足之地,保留并壮大这一支护法军队。5月中旬,粤军进攻闽南,已迭获战果,攻占了闽南武平等地。孙中山甚为欣慰。
  孙中山对陈炯明面授机宜,劝他冒险进攻。粤军的主要军事负责人都从前方赶回司令部,听取孙中山的指示。孙中山还不辞辛劳,亲自去松口、梅县、潮安等地巡视慰问,勉励粤军将士牢记护法职责,奋勇杀敌,以完成革命事业。
  5月31日,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与谭人凤相遇于三河坝,适有捷音报到,永定已被攻下,汀州望风而降,下洋亦经占领,所得子弹甚多,同拍掌称快。
  孙中山到上海后派徐谦在广州代表他出席军政府的政务会议。唐绍仪也因不在广州而派陈策代表出席。岑春煊任主席总裁,实际上实现了以岑代孙的计划。岑春煊是桂系的代理人,改组后的军政府成为桂系操纵的傀儡机关。
  桂系不但要推翻孙中山的地位,而且要消灭在他的旗帜下的粤军和滇军。粤军远在潮汕一带,桂系一时无从下手,首先想解决在北江的滇军师长张开儒。张开儒任军政府陆军总长,曾以陆军总长名义在各县设立招兵机关,招收民军开进省城,编为陆军部警备队,桂系早已视为眼中钉。紧接着军政府改组案成立以后,莫荣新突然发表命令,解散陆军部警备队,通令各县解散陆军部所设招兵机关,并且诱骗张开儒来省接洽公务。张开儒在西村车站被捕。同一天,张开儒的秘书长兼陆军次长崔文藻也在西濠酒店被捕。当天张、崔就被枪决了。
  莫荣新胆敢枪决张开儒,也因为唐继尧有密电。唐曾经电调张开儒率军回滇,张开儒拒不奉命,唐继尧改派郑开文接任师长,张开儒又拒不交卸。
  国民党左翼议员在非常会议提出动议,指出广东督军莫荣新无权捕杀陆军总长张开儒。但另外一部分议员认为,督军有权惩办镇守使、师长。张兼任南韶连镇守使和滇军第3师师长。国民党左翼议员的动议不能成立。
  南军据岳州后,连扰郧阳、通城、蒲沂等处,声势甚盛,亟待援师。而此前,滇、黔、川护法联军占领重庆,赶走了四川督军周道刚和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北洋军阀决定命直系“虎变将军”曹锟为攻湘军总司令,皖系将军张敬尧为攻湘军副司令,率三路大军杀向湖南。曹锟又命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
  吴佩孚系山东蓬莱人,原是前清蓬莱秀才,流落京华,穷途末路之时投靠了北洋,依附曹锟,辛亥革命时已官升为标统。张勋复辟时,受命“讨逆”,任前敌总司令。这次南征之前,被曹锟任命为第3师师长。吴孚佩已露头角,他在未来10年内,对中国历史有较大影响。
  吴佩孚率领大军,所向披靡,一直攻下长沙。这次战争,皖系将领作战时屡遭失败,全赖吴佩孚一路向南挺进,若论功行赏,头功应归吴佩孚。可是段祺瑞竟任命了在征南战争中没有寸功的皖系将领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时人称“直系打仗,皖系做官”。吴佩孚十分不满,攻克衡阳后,突然勒兵不前,第3师全体军官一齐向中央请假。
  曹锟本是直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偏又是个“两栖动物”,他虽属直系又与皖系保持良好关系。他先前领衔与长江三督军联电停战主和,但后经皖系大将徐树铮的拉拢,并许以“副总统”尊位,他便一下子由主和派变成了主战派,并充当盟主,在天津曹家花园,与倪嗣冲、张怀芝共同主持了督军团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攻湖南的计划。曹锟在会上表示:“我愿战至最后一个!”时人嘲讽曹锟,说他大人虎变,赠他一个雅号,名曰“虎变将军”。
  曹锟先前与冯国璋有秘约,待打下长沙,杀杀南军的威风后,即停战议和,而皖系允诺他做副总统之约,又成泡影。他攻克长沙后,向段祺瑞索饷。段祺瑞只好派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向日本大借外债,又与日本签了12条军事秘约,出卖国家主权,允许日本军队进驻我国东北地区。
  曹锟拿了钱,按兵不动。徐树铮认为布贩子出身的曹锟是无足轻重的,只要拉拢好吴佩孚,就不愁进兵了。1918年5月27日,徐树铮跑到衡阳拜会吴秀才。吴巧与周旋,并答道:“我是军人,上面如有命令,但有‘服从’二字。”
  徐树铮兴冲冲回北京向段祺瑞报告。段听了很高兴,为了拉拢吴佩孚,忙任命吴为“孚威将军”,与督军官阶相等。
  曹锟听说他的直隶督军一职奖励给徐树铮,便称病回天津调养。他在天津老站刚下车,便遇见了炳威将军陆建章。陆奔走赣、鄂,运动议和,他建议曹锟召集各省督军在天津开会,讨论西南和战问题。
  曹锟通电请各省督军到津会议。几乎所有主和派政客麋集天津,反对南北战争的呼声甚嚣尘上。
  徐树铮回到天津,发现陆建章在幕后活动,大怒:“如果我不能让这个屠夫闭上臭嘴,不久,所有的督军都会起来反对我们了。”
  徐树铮约陆建章到奉军驻津司令部谈军事情况,却暗中埋伏武弁,及待陆建章入内,用手枪当场把他打死。
  段祺瑞得知徐树铮擅将陆建章枪毙,且惊且喜,便下一道令,说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现已被徐树铮拿获枪决,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
  这边却恼怒了一代名将冯玉祥,冯乃陆建章外甥,听得舅父遇害不禁呜咽道:“舅父屈死在小徐手中,殊不甘心。小徐靠了老段,横行不法,暴戾恣睢,我若不为舅父报仇,如何对得住姻戚?但眼下我部下不过数千人,尚难轻动,不如从缓为是。”
  段祺瑞为促使曹锟出兵南征,任命曹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成为民国以来最大的地方官。但是,吴佩孚已在衡阳与南军将领暗中往来。9月26日,湖南战线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陆裕光、赴恒惕、林修梅、贲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发出联名通电主和。
  直系头子冯国璋代总统任期一年已满,理应卸职另选。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合法倒冯”闹剧便又紧锣密鼓。大总统改选之前,为排斥冯国璋,操纵新国会的选举,派徐树铮与政客王揖唐共商组织安福俱乐部,并取款80万给王做活动经费。不久,皖系一手经办的安福系议员为主体的新国会在北京开幕。安福国会以安福系的王揖唐、刘恩格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接近安福系的梁士诒、朱启钤为参议院正副议长。
  冯国璋感到欲连任总统不可能,但他也不愿让段祺瑞登上总统宝座,便暗中嘱使同党设法阻段。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及吴佩孚,隐承冯意,一再通电主和斥战,南方政府通电支持。
  段祺瑞感到南方未平,而北洋派内部又如此分裂,若把冯国璋逼下台,岂肯甘休?于是他决定不谋下届总统职位。最后采取折中办法,让比较超脱的徐世昌出来任总统,冯、段两人愿一起下野。
  10月10日,徐世昌正式就职,便按照冯、段预约,下令免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任命旧僚属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冯、段同时下野。冯国璋在与段祺瑞的斗法中,是个失败者,从此,冯回到老家河间,不再出山,不久病亡;段祺瑞名义上不做总理,当个参战督办,但照旧在幕后操纵政局。直系中的曹锟、吴佩孚逐渐成为代表人物,直皖斗争仍在激烈进行。
  徐世昌不甘心做个傀儡,他上台后,即以“文治”标榜,除了任用自己的一帮“文人”外,就是主张南北议和。英、美、日、法、意五国也出面“和平劝告”。10月23日,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庆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麟、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峄、王芝祥、王克敏、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启甫、汪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通电宣告成立“和平期成会”。徐世昌是个善于用谋的军阀政客,他审时度势,乐得顺应国人所愿,以总统名义下了和平令。
  几经周折,终于在1919年2月20日,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举行。北方代表有:朱启钤、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等10人,以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代表有: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等11人,以唐绍仪为总代表。
  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又挂着参战督办的头衔,掌握着军事大权。北方议和代表们多系安福系人,他们出发时,段就嘱咐说:“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
  南方代表团提出停止参战借款、陕西战事,取消参战军、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
  由于北方缺乏诚意,南方代表团遂宣布从26日起停止正式会议,改为谈话会。28日,唐绍仪向北方代表团提出要求陕西停战及撤换陈树藩等三项质询,限48小时答复。北方代表团致电北京政府请示,未得回答,于是于3月2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总辞职,会议中断。
  吴佩孚与长江三督呼吁重开和谈,全国也出现了抢救和平之声。美、英、法、意四国公使,也联合劝告北京政府恢复和谈。北京政府只好回电慰留北方和谈代表。4月1日,陕西停战。4月7月,南北和谈重又恢复。
  重开和谈,争论的焦点是国会问题,南方代表要求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北方代表则要维持安福国会,南方代表根本不承认安福国会,于是北方代表从4月29日起,装病不到会。
  就在这时,国内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难,领导“五四”运动的领袖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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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9 15: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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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三大主义”
陈独秀于 1915 年 6 月中旬从日本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
21 号楼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团
聚在一起。20日,老朋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
9 月 15 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出版。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
败后,苦苦的沉思、求索,所获结论是: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
革命,这是他办杂志的原因。
1916年 9 月 1 日,陈独秀将杂志名称改为《新青年》 。陈独秀在自己办
的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 ,便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
他“涕泣陈辞” ,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
与责任” ,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他提出6项标准,
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
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 6 项标准的主线是科学与民主。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
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所谓民主,它
的对立面便是封建专制,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
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哪怕
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
不值也”。
1916 年秋冬,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发动了文学革命。这
场革命的主将是陈独秀,急先锋便是留美学生胡适。
胡适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接触
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 年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仑比亚大
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获博士学位。
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
因此一经书信来往,便成了好朋友。
陈独秀同胡适建立联系,是通过老朋友汪孟邹的帮助。汪与胡是同乡,
1915年 10 月 6 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
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12 月 13 日,汪再次写信给胡适,重
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1916年 2月 3日,胡适写信给比他大 12 岁的陈独秀
说: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
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胡适认为,国语之文
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则是一种活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
优美适用。文学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国人为大能事。
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 ,请他在课余之暇,为《新青年》
多译那些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
一个在西半球,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1916 年 10 月 1 日, 《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胡适在这封
信中提出了文学改革的8条意见。陈独秀虽然表示赞同,但觉得这些主张立
意不高,态度不够坚决。因此他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 “文学改革为吾国
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 ,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
《新青年》。
胡适接信后,对 8 条意见略加修改和阐述,命题为《文学改良刍议》
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立即把它发表在《新青年》上。胡适从此便成为全国文
学改革的著名人物了。
1917 年 1 月,陈独秀进京,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他担任北大文科学
长是个偶尔的机会,去年11月26日,陈独秀为了募集资金,使群益书社与
亚东图书馆合并为公司,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同汪孟邹同车赴京,下榻
在西河沿中西旅馆。他在琉璃厂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学主唐诗的教授沈尹默,
由于昔日陈独秀曾讥议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 ,促使沈尹默立志书法,终
于成为一代书法泰斗,由此两人得以相识。沈教授便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入
北大任职。
蔡元培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
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一同治理北大。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在 1905
年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
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他有一种不忘的印象。现在又看到陈独秀主编
的10余本《新青年》 ,决意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月薪为300元,允许他
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
陈独秀白天四处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元培差不多天
天都来看他,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
在房门口等候。蔡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
长,而陈只是个秀才,蔡礼贤下士风度诚然令人敬佩。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
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 ,当他看到蔡是那样的诚恳待他,又答应把《新青
年》搬到北大办,便答应回沪稍稍整理即来北京。
陈独秀在携眷去北京之前,对原岳王会友人岳相如说: “我从没在大学
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3个月,如胜
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1917 年 1 月 13 日,蔡元培宣布“本
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
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
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
学长了。蔡元培对于这些攻击,态度鲜明,驳斥有力。他说:仲甫先生精通
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章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独秀的
人也站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
教授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章太炎先生之下。
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
为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陈独秀就职后,住在
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
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间会客。
同年 7 月,胡适毕业回国,陈独秀立即推荐他到北大任教,经蔡元培
同意,9 月 10 日即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
学。
不久,陈独秀的好友李大钊也来到北京大学。
李大钊在 1916 年 5 月从日本回国后,暂留居上海。他经常到陈独秀那
里,策划新文化运动。8 月,李大钊应汤化龙的邀请,前往北京主编《晨钟
报》 。汤化龙原是李大钊的校长,又资助他东渡留学,但汤与袁世凯勾结,
支持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 ,为世人所不耻,后来才转变了
态度,跻身讨袁护国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钊接到汤化龙邀请他去京创
办报纸之时,不愿从命,经同学白坚武一再劝说,才决定利用报纸,为再造
青春中华大造舆论,出任主编之职。
《晨钟报》是宪法研究会的喉舌,社址位于丞相胡同,紧挨着南宋末
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祠庙的一个大院里。李大钊经过紧张筹备,创刊号终
于出版了,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 ,公开申明《晨钟报》
的宗旨是:唤醒民众觉醒,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
中华、青春之中华。
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他号召青年“本其自由之精
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晨钟报》刚刚出版 22 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当权者,汤化龙对此不
满,说李大钊把《晨钟报》办成了一份过激党人的报纸,要求李大钊改弦更张。
李大钊不肯违背信仰,决定辞职,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辞职声明,
便扬长而去。
从此之后,他被《宪法公言》聘为撰稿人,继续著文,抨击黑暗的时
弊。
1917 年元月,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 ,他到李大钊寓所,请他
出任编辑。
李大钊且喜且忧,喜的是他又有了一个阵地,很想立即去供职;忧的
是老友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使他犹豫不决。于是他便问章士
钊:“ 行严先生, 《甲寅日刊》是否可以抨击腐败的时政?向甚嚣尘上的孔家
店投枪?”章士钊答道: “批判孔丘,防止复辟,我赞成;对于政府的黑暗
之处,阁僚们的私下争斗,我也是深恶痛绝。 ”经过一番交谈,李大钊终于
表示: “好!我即日就走马上任! ”李大钊以孔子与宪法的关系为题,针对复
古思潮展开了批判。章士钊怕李大钊激进的文章惹麻烦,建议他改写国际问
题的论文。李大钊便写国际述评,向读者介绍俄国革命,并指出: “平心论
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我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
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 ”李大钊的文章,暗示中国先进
分子向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学习。
北洋政府要缉拿宣传革命的李大钊,章士钊立即掩护李大钊逃离北京。
李大钊仓皇出京,南来上海,寄住友人家中。旧地重游,万端思绪一
齐涌上心头,便作诗一首: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别江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李大钊在上海继续研究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1917 年底,李大钊接到章士钊的来信。章士钊已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
主任,兼逻辑学教授。他约李大钊北上,代替他继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并声
称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认可。李大钊喜出望外,即日北上。
李大钊在北大即任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
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坚决反对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
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余地。他请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为文科学
长,请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的夏元瑮作理科学长。胡适、李大钊、李四
光、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鲁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蔡元培萃集各路人才,陈独秀是佼佼者。蔡的治校方针是“教授治校”,
有关校务大事,由校评议会讨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校务委员会,由
校长、学长、主任教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1年。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
此外他还担任北大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 、北大附设国史
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编辑等职。
陈独秀上任后,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
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于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
于北大文科。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
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
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
陈独秀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 4 件大事: (1)扩充文科,增
设德、法、俄语新系,并在哲学、中文、英文系设立研究所。
(2)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学校四
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
(3)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
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是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
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
(4)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
陈独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他为了约束自己,
加入了北大的进德会,作甲种会员。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
为3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除前3戒外、加不做官吏,不
作议员2戒;丙种会员除以上5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3戒。陈
独秀性格豪放,私生活也比较随便,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
这在当时虽不足为奇,但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加入进德
会后,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
北大的改革、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
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它提高了教
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对学生接受新事物新
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
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
科学与民主的思潮在北大盛行。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冲开
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青年学生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
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大事。李大钊又于 1918 年冬组织起秘密的马克思
主义研究会,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北大传播。
原由陈独秀 1 人主编的《新青年》 ,于 1918 年 1 月改为同人刊物,成
立了编委会。编委会7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
农、沈尹默。并规定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 《新青年》每出
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编委聚会地点常常在陈独秀的
寓所,陈独秀的家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编委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
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其中钱玄同又是老同盟会员;鲁迅(周树人)曾参
加光复会,并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他在教
育部任职,公余时研究古碑,自然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时遇钱玄同组稿,
便于《新青年》发生了关系。受《新青年》的启示和鼓舞,便在《新青年》
上发表小说、随感录、政论、新诗和译文等。
陈独秀对鲁迅很敬重,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很
盼望他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并一回一回的催。1918 年 5 月,鲁迅的短
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他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数千年的
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这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
《新青年》的影响迅速扩大,创刊时发行不过 1000 份,到 1917 年猛
增到1.6万份,而且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但是, 《新青年》是
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
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为了
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
议创《每周评论》。
1918 年 11 月 27 日,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胡
适等在北大文科学长室开会,讨论创办《每周评论》问题,会上公推陈独秀
负书记及编辑之责,编辑所设在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
12 月 22 日, 《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
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
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12个专栏。 《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
时政的战斗性刊物,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公开亮出文
学革命的大旗,又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三大主义”
的革命口号,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
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封建国粹派由恐惧慌乱,变为疯
狂的咒骂和反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 、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
最为猖獗。于是,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反对文学革命、
为封建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 ,刘半农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
《复王敬轩书》 。通过这出“双簧戏”对复古思想、以及对文学革命的各种
非议,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抨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919 年 1 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对
3 年来所作的宣传,做了总结,从根本上反击了顽固派的进攻。林纾终于按
捺不住,跳了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的战斗,便
在《每周评论》上进行。
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安福国会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
要求取缔《新青年》、 《每周评论》等刊物,否则国会将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
弹劾蔡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特辑了全国14
家报纸上的 27 篇支持新派的文章,以《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
为标题,刊登在《每周评论》上。这 14 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
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
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检阅。
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
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看透了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
蛮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但不可忽视的
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上发表《编
辑部启事》 ,正式声明: 《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
做教员,但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
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
顽固派早就想把陈独秀等驱逐出北大。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
大,陈独秀立即揭露: “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
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 ”至于“造谣吓人,
那更是卑劣无耻了! ”上海《申报》登出北大教员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
4人被驱逐北大的消息。这些谣言一经刊出,读者信以为真,于是舆论哗然,
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
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
学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4月8日实施了,推举
马寅初任教育长。为封建恶势力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排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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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9 15: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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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五四圣火
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20 世纪俄罗斯的革
命》一文,这时他的思想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前面说过,李大钊在中国
宣传马列主义是第 1 人,他在 1918 年下半年即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
比较观》、 《庶民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赞扬马克
思、列宁的业绩。
李大钊、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的宣传社会主义
革命的文章或译文,主要内容有3个方面:一是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报道战后德国、匈牙利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形势;
二是摘译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三是
报道国内劳动状况,如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矿、唐山煤厂、山东东平
县佃户等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
主义观》 ,这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向马克
思主义者转变虽然比李大钊晚半年多,但紧紧地跟上来了,而且当他一旦转
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他发
挥的作用和影响更大。
陈独秀、李大钊不仅通过办刊物来宣传革命,而且还在实践活动方面,
积极组织青年人从事革命活动。李大钊在北大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
红楼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为园地,吸收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何孟雄、
罗章龙、朱务善、赵尔康、秦君等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参加,向他们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北大学生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张国
焘、段锡朋、易光嶷等,成立了《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顾问。文科
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 。遇到经济困难时,陈独秀跟他
们说: “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
担。 ”于是, “新潮社”便宣告成立,并创办《新潮》月刊。
《新潮》和《国民》杂志的创刊,更使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
来。 《国民》杂志反帝旗帜鲜明; 《新潮》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中学生,它的宗
旨是“把中学生在封建主义顽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 。它的发行数量大,
影响面广,时人美誉它是《新青年》的卫星, 《每周评论》又是青年人欢喜
无量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
全国新闻之冠。以上几种刊物,对五四运动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
用和指导作用。1918 年 5 月 21 日,北大、高师、高工等校学生 2000 余人为反对中日
协定,破天荒地举行游行请愿活动。
这次游行请愿活动虽然没有结果,但学生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于是
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并派出许德珩、易克嶷等人南下联络。
他们与天津的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工专学生马千里、张传琦、马骏、郭隆
真(女) 、谌志笃,武汉的恽代英,九江的方志敏,南京的林祖列,上海的
张闻天等爱国学生建立联系。 学生救国会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 1919
年3月,邓中夏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北大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时
加入的有39人,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 。他们在北京
的大街小巷作讲演,向平民进行启蒙教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巴黎和谈。
1918 年 11 月,大战结束,1919 年 1 月,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
宫举行“和平会议”。
中国曾经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也属战胜国之一,北京政府遂派
外交总长陆征祥及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5人为全权代表参加巴
黎和会。会上,日本代表提出荒谬无理要求:大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包
括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一切动产及不动产以及筑路开矿权,无条件让给
日本。袁世凯曾以日本支持他称帝为条件,接受亡国的“二十一条” ,其中
便有山东问题。段祺瑞为了武力统一全国,大量向日本借款,派章宗祥和日
本政府交换了“中日军事秘密换文” 。日本代表在和会上便以“二十一条”
和“中日军事秘密换文”为借口提出无理要求。英、法、美等国首脑不顾中
国代表的请求, 答应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部让予日本, 并写进 《协
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中去。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国人大为震惊,全国上下
奔走呼号,沸沸扬扬。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挫伤,青年知识
分子尤其义愤填膺,怒火中烧。
陈独秀分析了巴黎和会后,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
本改造。他的言论非常符合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紧紧地
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的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罗章龙、
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
学裴、王有德等各院校青年学生,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
这个小组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19年5月2日,北大2000余名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巴黎和会。3日,
北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4 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
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 ,说国内的南北和谈会议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和
会各帝国主义重在本国的权利,这是两个分赃的会议,什么公理,什么永久
和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5 月 4 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 3000 余人,为解决山东问题,举行
示威。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汇合,旗上大书“外抗强权,
内除国贼!”、 “还我青岛!”、 “取消二十一条!”、 “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青年学生一马当先,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迅速波及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150
多个大小城市。单是山东一省,先后便有 30 多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投入斗
争。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于 5 月 9 日晨秘密离京。陈独秀在沪上的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
答说: “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
之社会也。”6 月 3 日,北京学生团又上街演说,军警狂捕学生 170 余人,
监禁在北大法科的讲堂里,其中大部是北大学生。4 日,又有 700 多学生被
捕,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拘留所。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文章虽不满100
字,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且富有哲理。其文
曰: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
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
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便像普通的战士一样,直接行动起来。他起
草了《北京市民宣言》 ,交由胡适译成英文,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
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
《北京市民宣言》印在一页纸上,上半部为汉文,下半部为英文,即: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
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
两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 6 人官
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
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陈独秀提出罢免官职的那 6 个人,
其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人是卖国贼,曹曾任外交次长、总长,时任
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签约的代表;章宗祥时任驻日公使,是“中日军
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陆宗舆时任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他
是驻日公使,也是日本人的一条忠实走狗。学生在五四游行时,队伍冲向赵
家楼,找曹汝霖算帐。正巧,曹汝霖、章宗祥从总统府饮宴回来不久,曹汝
霖越墙逃走,章宗祥被学生捉住打得鼻青脸肿,趴在地上苦苦求饶。学生们
未抓到曹贼,心头怒火难消,便纵火烧了曹宅赵家楼。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
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这3个人都操有重兵,是
段氏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
罢免这3个人,对皖系军阀,便是釜底抽薪。
《宣言》印好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他和高一涵一起到中央公园,
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吃
茶的人到桌子上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
陈独秀又约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邓初等北大教员,分别到香厂新世界附近和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
不料,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因上下楼甚频,且衣
服兜中膨满,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当陈独秀散发传单时,立即被捕。
当晚 12 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了陈独秀的住宅,破门而入,陈
的眷属从梦中惊起,当即四处搜检,拿去信札多件。
陈独秀被提讯时,他编造了一套供词,使案件成为无头案,警方无法
再去捕人。
陈独秀被捕以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
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
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6 月 13 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相继报
道,舆论界大为震惊,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
予开释。
孙中山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便说: “你们逮捕
了陈独秀,他做了好事,国人足以相信他。你们不敢把他杀死,死了1个,
就会增加 50 个、100 个,你们尽管做吧! ”许世英连忙说: “不该,不该,
我就打电报回去。 ”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参与营救活
动的有各阶层人士,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学术观点,其中包括旧
派人物如刘师培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以及安徽省长吕调元、
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等,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
展,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
政府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先是释放了全部被捕的学生,又下令免去曹
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国务总理钱能训也被迫辞职。在陈独秀被关
押了98天后,将其释放。
陈独秀获释后,北大学生为他举行了慰问欢迎会。李大钊、胡适、刘
半农、沈尹默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欢迎陈独秀出狱。陈独秀还出席
了国民杂志社的纪念会,并发表演说,称赞该社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
并说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不可与党派同日而语。98 天的铁窗
生活,使陈独秀磨炼得更加刚健了。
钱能训辞职后,总统徐世昌本想让他的旧僚周树模继任国务总理,但
段祺瑞欲让安福系幕后人王揖唐出组新阁。双方争持不下,最后任命财政总
长龚心谌暂代国务总理,作为过渡。徐世昌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推荐陆军总
长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是皖系要员,又是徐世昌的门生,还是羽毛已经
丰满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女亲家,也是直系头子曹锟的换帖兄弟。参众两
院立即通过靳内阁案。10月,靳云鹏出组内阁。
南北议和破裂后,段祺瑞清楚地看到,直桂两系在湖南战场上已结为
同盟。他为了同直系争斗,便寻求与国民党合作的途径,改派王揖唐为南北
议和代表,接替朱启钤,到上海和孙中山直接谈判。吴佩孚对此深为憎恶,
立即打电报反对,从而使直皖两系的冲突完全公开化,吴佩孚便酝酿了一个
重大计划。
吴佩孚把他的“四大金刚”萧耀南、王承斌、董政国、张福来找来,
道: “湖南向来是是非之地,以袁世凯的雄才大略,尚不能制服,何况段合
肥?现在,北洋集团眼见得土崩瓦解,将来要重振北洋声威,就得靠我们这
点力量,因此军事上应适可而止,不可把精力耗在这种徒劳无益的战争上面。 ”萧耀南吃惊地问: “师长是否有北撤之意?”吴佩孚坚定地说: “现在
徐世昌为了箝制皖系,让靳云鹏组阁。靳表面上是段派中人,但因为和徐树
铮不和,近来与老段也日渐疏远。现在他组阁,可以作为我们北撤的内应。”
1920 年 1 月,吴佩孚要求班师的电报飞向北京,电报结尾道: “战死者既作
泉下游魂,生存者又为他乡之饿殍。 ”段祺瑞接到吴佩孚的电报,问计于徐
树铮,徐道: “除非我们把他死死地堵在湖南,否则无异于放虎归山。 ”段祺
瑞紧蹙双眉: “怎么堵?靠张敬尧的军队吗?”张敬尧督湘不到两年,把湖
南搞得一团糟,他敲削脂膏,弄得老百姓一贫如洗。他的第7师纪律极坏,
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无所不为。湖南人冤声震天,把张督军称为 “张毒菌”。
徐树铮也知张敬尧无力阻挡吴佩孚北归,便道: “可借口河南督军赵倜
纵容其弟赵杰卖官鬻爵,改派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
为河南省长,把吴佩孚的去路堵死。 ”河南是吴军北归的必由之路,而赵倜
是淮军系统,不听段的指挥。于是段祺瑞点头赞成。
内阁成员多数是安福系骨干分子,国务会议果然通过了吴光新为河南
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的命令。靳云鹏作为总理,未能阻止这项任命,非
常气恼,他决心运用手中的权力,与总统徐世昌共同阻挠。
徐世昌与靳云鹏意见一致,道: “张敬尧摧残湘民,天怒人怨,我这里
要查办他的电报就有100多件,他们为什么不去撤换呢?你去对段合肥说,
河南易督之事,万万不可! ”靳云鹏驱车到府学胡同向段祺瑞转告了总统的
意见,并谨慎地解释道: “徐总统也是顾全民生,担心北洋集团分裂,希望
各派力量不要存有意见,共同维持和平。 ”段祺瑞把靳的这一行为看作是背
叛,他不直接回答靳的话,十分蔑视地说: “在我看来,一个见风使舵的人,
是不适宜当国务总理的。 ”靳云鹏吃惊地注视着段祺瑞,过了许久,才低声
地说:“ 既然督办认为我不能做总理,我马上辞职就是了。 ”靳云鹏向徐世昌
递交了辞呈。徐世昌拍拍他的肩头: “你别走,我准你10天假,休息后回来
再干。 ”段祺瑞也料定公府不会批准靳云鹏辞职,他和徐树铮密谋后,打密
电给王揖唐,要他赶回北京主持倒阁运动。安福系阁员在王揖唐的纵使下,
果然同时拒绝出席国务会议,并提出辞职,出现了内阁危机。
吴佩孚闻讯,立即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说: “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
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
不欲与共戴天,……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
勃勃,不夺不餍,法纪荡然,人人自危。……政府措施,莫不违反民意!全
国痛绝者保障之,全国景慕者排挤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矛头直指段
祺瑞把持的北京政府。
吴佩孚得到广州军政府 60 万元经费的援助,遂与军政府相约,吴军开
拔时,湘军立刻来接收吴军的防地。吴佩孚又与南军密谋一个重要计划:共
同组织“救国同盟军” ,在推倒皖系以后召开国民大会,另组南北统一政府。
5月 20 日,吴佩孚下令部队撤出防地。他率领第 3 师自衡阳北上长沙,
序以每旅距离30里,水陆兼行,水上船舻相接,陆上列兵阵阵,好不壮观。
吴佩孚又作“回防途”诗一首,令军士谱成歌,齐声高唱,以壮行姿:行行
复行行,日归复日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我今定归期,天下一绒
衣,船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周……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得遂击楫志,
青史有光辉……段祺瑞闻吴佩孚擅自撤兵北归,一面密电张敬尧,让他迎头
截击;一面电令长江上游司令、其妻弟吴光新星夜南下,将长江上游军队集中在岳州,准备将吴佩孚消灭在洞庭湖中。
但直系早有准备,湖北督军王占元已把他的北洋军两个师和鄂军两个
旅的兵力,沿长江两岸和襄樊一带层层布防,使吴光新的部队受阻。张敬尧
虽做了截击的准备,然而没有吴光新的部队支援,他不敢行动,却眼睁睁地
看着吴佩孚的军队从他们的枪口下开过。
吴佩孚的第 3 师到达武汉,受到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欢迎。王占元同吴
谈了一个通宵,他发现吴确实是个栋梁之材,便慷慨地赠送给他 60 万元,
其中40万元是王的个人财产。
6 月中旬,吴佩孚把他的全部军队带回了中原。吴佩孚回到保定,同曹
锟密议,拟定对皖系的方针。
直军撤防,湘军在谭延闿、赵恒惕率领下,立即占领祁阳、莱阳、衡
州、宝庆等地。
几乎像是南北两军的一场足力赛跑,湘军兼程推进,北军退得更快。
湖南人民久处张敬尧的暴力统治之下,几年来呼号奔走,请愿驱张,
都没有取得效果。湖南人民还提“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决心一定要把张
敬尧打倒。
张敬尧曾是北洋派驰名的骁将,他手下的北军已有 7 万人,但自己不
敢身临前线,只得派他的弟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并任命他为第7师师长。
张敬汤坐着八抬绿呢大轿出发,到了湘潭,听得一些风声,还没见到敌人的
影子,就豕突狼奔地逃回长沙。
6月 11 日,湘军又向湘谭、宁乡两路推进。晚上 10 时许,张敬尧下令
将军火库放火焚烧,长沙城内顿时腾起一片火光,轰轰隆隆地响起了炮弹爆
炸声。张敬尧在火光和炮声中逃走。
赵恒惕、谭延闿先后来到长沙,在此后的 20 多天内,湘军把北军完全
驱出湘境。
北军在逃跑途中,一路抢劫财物,逢人便杀,轮奸妇女,妇女被奸后
还被断头剖腹。
张敬尧和张敬汤逃到湖北。王占元逮捕了张敬汤,处以死刑。张敬尧
见势不妙,从汉口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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