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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宋亡志一

《民国春秋演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从33#开始刊登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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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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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清帝退位
  良弼被炸死,清皇族心惊胆颤。铁良一听到他兄弟被暗杀致死的消息,便逃离北京。其他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分子,也纷纷逃出北京,前往天津、青岛、大连等地租界,托庇于帝国主义列强。这宗社党策划的反袁活动,也就烟消云散。
  袁世凯趁机唆使亲信纷纷发出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先后发通电要求袁内阁代奏的有:
  河南巡抚齐耀琳,
  山西巡抚张锡銮,
  署直隶总督张镇芳,
  署山东巡抚张广建,
  署两湖总督、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
  段祺瑞的两封电报却是厉害。段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通电声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2、3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到了这个时候,清室满族亲贵没有人上朝了。袁世凯便授意外交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人,不时入朝恐吓隆裕太后,隆裕太后吓得魂不附体,只好哭求袁世凯:“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隆裕授权袁世凯,与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袁世凯立即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电文文驰,往迫磋切。2月6日,由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优待皇室8条: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400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400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皇帝未完成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礼。那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仍然称病不入朝,他委派外交大臣胡惟德率领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10名国务大臣,头戴翎顶,身穿袍套,进入乾清宫门内东南角上的廊子里落座候旨。他们默默无语地坐着,喝盖碗茶,但却表情不一:胡惟德、赵秉钧、王士珍眉飞色舞,一副欣喜若狂神态;梁士诒眯着一双神秘莫测的眼睛;唐景崇表情迟钝;绍英一脸愤懑;达寿无可奈何地垂着头;谭学衡、熙彦一副怅然若失的神色。一个太监通报:
  “太后已至后殿,请各位大臣上殿。”
  10位大臣一齐起立,整了整头上的翎顶和身上袍服,从廊子里出来,由胡惟德领头朝大殿鱼贯而入。
  进入大殿,胡惟德在离宝座一丈远的地方站定,各位大臣依次在胡惟德两旁,横列一行,面向宝座站定。大殿内的四个佩着军刀的侍卫武官,站在大臣身后。那内务府大臣世续、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也应召前来上朝。一位太监呼道:
  “请太后御驾。”
  隆裕太后在两个太监引导下,领着6岁小皇帝溥仪慢慢地从后殿走出来,走向宝座。
  胡惟德忙带领众国务大臣朝隆裕太后三鞠躬。胡惟德上前一步奏道:“总理大臣袁世凯身体欠安,命我带领各位国务大臣前来给皇后请安,给皇上请安。”
  隆裕点点头,道:“好。袁世凯为国家,为皇室都出了不少力。南北议和,做到如此优待皇室等等条件,也是不易。我按照议和条件,把国家大权交出来,让袁世凯去办共和政府。
  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
  御前太监把皇帝退位诏书放在隆裕面前,她看了几行,泪水便糊住了双眼,勉强看完。她想到:这大清268年的江山,被她拱手让出,她实在不愿把它奉送出去,但又无可奈何。想到这里,便顾不得太后的体面,“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双手死死地抱住退位诏书,呼喊着:“祖宗呀!祖宗呀……”
  整个大殿,充满了恐怖、阴森的气氛。那胡惟德见隆裕死死攥着退位诏书不肯交出来,深怕发生意外,他恨不得奔上去从隆裕手里把诏书夺过来,扬长而去。但他却从眼里挤出几滴泪水出来,哽咽着对哭得死去活来的隆裕唯恭唯谨地奏道:
  “太后,现在大局只有如此。太后能睿明鉴远,顾全皇室,顾全百姓,袁世凯和群臣、百姓岂有不知,绝不会辜负太后的一番慈衷善意。况且优待条件已经确定,今后必然做到五族共和。敬祈太后保重。太后放心。”
  隆裕听了,反而哭得更痛心了,双手仍旧紧紧地把退位诏书捧在怀内。胡惟德料想不到,他善言相劝竟不起一点作用,正在着急的时候,站在他身旁的赵秉钧,忙向他递个眼色,用手指了指衣袖。胡惟德恍然大悟,想起入宫前,赵秉钧给他的一份孙中山发来的电报。他忙从袖里取出电报,上前一步,惊慌地奏道:“禀太后,这里有一份孙文发来的电报,我差一点忘了奏报。”
  隆裕说有孙文电报,止住哭声,抽抽泣泣地说:“电报里说些什么?”
  胡惟德展开电报念道:
  万急。上海伍秩庸代表鉴:今日经参议院同意,如15日下午12点钟以前清帝不逊位,则收回优待条件。此布,即转北京。总统孙文。震。
  隆裕听了,如一声霹雳盖顶,山崩地裂。她浑身震颤,仆地而倒,两个随扈太监赶忙把她扶起,她悲痛欲绝地将诏书交给内务府大臣世续、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由他们钤印御玺后,交胡惟德。胡惟德捧在手上,大声地开读起来: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非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到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胡惟德读完清帝退位诏书后,他也不等隆裕太后发出退朝命令,便带着各位国务大臣,手拿退位诏书,急急奔出宫去,上了马车,直驰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向袁世凯复命去了。
  退位诏书,是由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叫实业部长张謇起草,经唐绍仪转袁世凯的。袁世凯亲笔加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这样以来,共和政府不是由议会选举产生,而是由清政府任命产生了。孙中山对此极为愤怒,他致电袁世凯,表示抗议:“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可是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犹如遗言一样,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
  袁世凯早已做好了接受诏书的准备。在外交大楼附近,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尤其是外交大楼的门口,便是戒备森严。从大门口一直排到正厅,一色扈卫的队伍。正厅里,两旁站着各级武官,再往里走,便是一些重要的大员了。正厅中央,静摆着一条大条案,条案中间,放着一个紫檀镂花的帖架。
  胡惟德等人捧着诏书走进大厅的时候,大厅里百余人哑口无声,甚为静穆。袁世凯从内室走了出来。胡惟德同去朝见的各内阁大臣,都以胡惟德为首列队站立。袁世凯一脸虔诚,轻整衣冠,朝胡惟德走去恭恭敬敬地向诏书鞠过躬,双手从胡惟德手里接过诏书,把它放在大条案上的大帖架上陈列起来,然后转身站到下手。
  胡惟德朗声道:“太后把国家大权交给了宫保,请宫保早日组织共和政府,以不辜负太后的愿望。”
  袁世凯恭恭敬敬地回了声:“是!”
  接受诏书仪式完毕,袁世凯转身,对胡惟德等人说:“你们辛苦了,到后厅里休息吧!”
  是日晚上,袁世凯在外交大楼剪去发辫,异常兴奋地哈哈大笑。其他人也纷纷效仿袁世凯,把发辫剪去。
  次日,北京各家报纸,争先恐后地把《清帝退位诏书》全文发表。于是,北京城内街头巷尾,人们拱手相告:“改了朝代了!”“共和了!”“再也不会打仗了!”
  北京城的龙旗收起来了。人们只知道“共和”二字,但不知如何“共和”法。
  袁世凯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即2月13日,便按孙中山提出的办法,迫不及待地将退位诏书送各国公使及南京临时政府,并发表声明: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各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袁世凯之声明,可谓情真意切,信誓旦旦。这些极其动听的言词,不仅迷惑了革命党人,就连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些首脑人物,也被他这番花言巧语弄昏了头脑。孙中山接到袁世凯声明电文的当天,便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他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说:
  “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员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
  孙中山为了防范袁世凯破坏共和恢复专制,在咨文中附有3个条件:
  (1)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2)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院自行解职。
  (3)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新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章程。
  2月15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根据孙中山推荐,以17票选举定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美、英、法、德等国公使,立即登门祝贺,并纷纷答应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孙中山辞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总统的消息传出,一般革命党人、海外华侨及各界人士,纷纷致电孙中山,反对推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了平息众人的反对之声,孙中山在回电革命党人中说:
  文等所求者,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也。
  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滋所誓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若在吾党,不必身揽政权,亦自有其天职。更不以名位而为本党进退之征。
  先生在野,吃苦辞甘,宁不喻此,祈更广之。
  孙中山在复电海外华侨时说:“今日目的已达。我辈之义务告尽,而权利则享自由人权而已,其他非所问。”
  孙中山把用无数烈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以“成功而不私其权利”的磊落风格,拱手让给了袁世凯,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民军的中下级军官,仍表示强烈不满,有的要求立即出兵北伐,有的甚至愤而自杀,那临时政府陆军部致电:
  徐州电局转镇军柏军长、湘军柴司令、粤军姚司令、清江蒋都督、孙司令、扬州徐司令、上海陈都督转陈汉钦君、安徽孙都督转皖北,各军司令均鉴:顷广东香、惠两军来电,大不满意于新大总统,并云决意北伐等语。果如此,于大局实有关碍。务希洞观时局之危急,曲体孙大总统之美意,互为劝阻,祷切盼切。
  南京城内,部队听到孙中山退位,让位袁世凯,大家哗然,一般军官开会都主张立即出兵北伐,粤军旅长任介眉发言尤为激烈。陆军部总长黄兴闻之,到会极为劝慰,半夜始散。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通令各省军队改编。北伐招讨使谭人凤调任川汉铁路督办,所部立即解散,不尊者以土匪论。谭遵命照办。湘军将领邹永成独持异议,对谭人凤说:
  “袁世凯决靠不住,不特你的军队不可解散,连南京应裁的军队都不可裁撤,否则后悔莫及。”
  谭人凤不依,邹永成又坚持说:“你去和克强商量,把所有不要的军队都配好了子弹,交把我带到绿林中去训练,等到大局变动时也好出来备用。”
  谭人凤骂邹永成道:“你发神经病么?”
  邹永成气愤不过,又见一班老同盟会员只图苟安,马马虎虎地把民国重任交给靠不住的袁世凯,辜负从前的一片心血,因此郁闷在心,决计自杀。他投江自杀,被人救起未死。
  孙中山认为,只要有了参议院制定的宪法,就能迫使袁世凯遵守宪法,从舆论。他从2月初开始花了1个月的时间,领导参议院制定了一部《临时政府约法》,并在3月11日公布。但孙中山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袁世凯对于一纸《约法》,不以为然。但对迁都南京,却十分恼怒,他致电孙中山,拒绝迁都:
  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来,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北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苦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
  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此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世凯立即退归田园,为共和国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
  袁世凯又密电张謇,希望他来京,予以襄赞。张謇虽没亲自北上,却派刘厚生持密函为袁献策说:
  “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飞钳捭阖,在少川知其意而妙用之,若不着一毫痕迹,使不欲南来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此题不过政府尚在南方,公如何能组织正当之政府也。”
  张謇之计却是高袁一筹,袁便按张的妙计做去。
  张謇又鼓动拥袁党派和势力做袁的后盾,2月21日,民社、中华民国联合会、国民协会,以及《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等8社团,联名致电江苏都督庄蕴宽(程德全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后,庄接任江苏都督),并要求他转告黎元洪、各省都督、谘议局说:“查北都关系外交内政最巨,若舍北取南,帝党有死灰复燃之虑,强敌有乘机侵略之虞。望公电抗议,以全大局。”
  章太炎早就与张謇串通一气,他以上海光复会总会的名义,分别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和袁世凯,反对民国政府设在南京,要求袁世凯即在北京就职,“以顺舆情”。
  江苏都督庄蕴宽实际上是张謇的代言人,江苏都督府自成立以来,一直掌握在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人手中。庄蕴宽有了8团体要他出面抗议孙中山等建都南京的决定,便立即通电全国说:
  阅报载大总统咨交参议院全文,……光明磊落,薄海同钦,但附有办法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一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辞职。二项办法,蕴宽期期以为不可。各省代表所议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乃南北未统一以前,今事实既已变更,则前议岂有拘执。至政府地点之应设在南京,与新总统之是否须到南京,当就事实上论之,不可参以主客尔我之见,致起中外猜疑。今姑设为问题数则:一现势上观念,如袁公南来,北方各省能否保持秩序,满蒙等处能无联外人拥幼主以破坏全局之事否?一地点与历史上之观念,披览地图,南京能控制西北各边否?中国古时除洪武一代外,南京有建都之价值否?一外界上之观念,东西各国能不反对迁都否?以鄙见测之,舍北就南种种危险,将使和平解决之共和政体自生荆棘,致启争端,曲直固不必言,利害岂能不计?前见《大共和日报》13日登有《章太炎致南京参议会书》、《民立报》同日登有空海《建都私议》,业已阐发尽致,太炎谓都南京之毒有五,有八报馆持论鉴定衡平,毫无偏倚,蕴宽南人,岂不以南都力便利,顾以大局所系,自当奉总统府删电转达袁公真电,有极愿南行,祗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等语,自系实情,明者自能鉴之。谨贡所见,以待公决,庄蕴宽叩咸。
  庄电发表后,安徽都督孙毓筠通电表示:“袁君电称北京秩序不易维持,东北人心未能一致等,尚系实在情形,藉令举足南来,大局必定为牵动,故定都宁、鄂之说,目前决不能行。”
  顺直谘议局也通电响应,提出迁都南京之五虑,即:“关东一带现在正忧蠢动,又有外人从中窥伺,风声吃紧,可虑一。京都未靖,倘一摇动,难保不死灰复燃,再生意外之变,可虑二。各国公使对于此事皆喷有烦言,稍一不慎便生交涉,可虑三。庚子乱后与外国使馆订有使馆通路之约,若移南京则江阴、吴淞等炮台,必须撤毁,利害关系甚大,可虑四。蒙藩回藏,正待经画,倘一移则控御失宜,不但于殖民不便,且恐内讧外侮后患方长,可虑五。若就吾国历史上考察,则南不如北尤为彰明较着。”
  天津的旅津南10省绅商代表崔文藻、徐铮等10余人,致电孙中山说:“临时政府宜北不宜南,章太炎先生论说极详,兹不复赘。恳乞允临时政府仍设北方,以维大局。如不得请,则拟邀约各省绅商来南京,哀请于大总统之前,必得请而后已。”
  对于庄蕴宽反对定都南京的通电,临时政府外交次长魏宸组致电驳斥道:“公为都督,行政中人也,即政府一分子也,对于国家大计,有所陈述,当告之总统或各部长,能行者以中央之命令行之,否则由中央政府交于议会,决定而后行之。断无以一人之意见,经电各部、各省、公人、私人及各报馆,至有类于耸动社会,反对政府,扰乱秩序之理。令中外闻之,将谓我政府何也。且公所提各问题,固易解决,无俟过为研究者。维持秩序,赖有兵力,固与袁之在南在北无关也。控制西北,亦视兵力与政治若何,决不因京城为转移;英于印度,法于安南,美于菲律宾,未闻因京城之远而失也。联外,拥幼主,系公过虑。至全国反对一节尤为大谬。义师一起,商务全消,各国何尝不反对,吾人固未尝先求外人之同意,而后施革命也。”
  黄兴以公开信的方式严厉地批评了庄蕴宽。
  又有驻汉口的湘桂联军以8000人名义向孙中山、黄兴通电说:“公等和平解决之苦心又为国人所欺,然以建都问题既经参议院第一次议决而不克实行,则袁公之心路人皆知。公等何必因循从事,希图苟安,坐令北氛逼人,胥我貔貅行见拚命流血换来之民国政府几奄奄无声息,可为痛哭。袁果赞成共和则请速推诚布公毅然南来,若犹眷恋于专制窠穴,负隅思逞,某等誓必提兵北上拚死一战,不血洗二百余年之秽污地不为黄汉子孙。”
  南方军队虽然普遍地存在着主张定都南京的强烈情绪,但在高级将领中的意见反而不一。那南京联军参谋团的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团长柏文蔚、光复军司令李燮和、第7师师长洪承点、江北都督蒋雁行、鄂军代表傅人杰、李正溶等、竟发出通电,主张统一后的临时政府宜设在北京。这通电引起了南京军界内部的争论,陆军部便下令解散联军参谋团。而参谋团各统将群起不服,拒不执行陆军部的解散命令。
  在定都问题上,临时政府内部、军队内部和参议院,都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使孙中山、黄兴等,陷于被动地位。他们不得不表示:国都问题当由国会解决。
  孙中山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照文、步兵第31团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精卫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专程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看到舆论多主张定都北京,形势对他极为有利,对如何对待欢迎团,已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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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1 13: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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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章 “老猿”称王
  2月26日,欢迎团的汪精卫、唐绍仪先一天到达北京,袁世凯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所经之路均有军队夹道而立,火车站且有军乐队一班,人民观者如堵。
  当晚,唐、汪晤袁,唐道:“国都建设北京,孙逸仙断无反对之理,惟虽定都北京,总统必先赴南京一行庶可化南北畛域,使南京布置略定,再回北京方可。”
  袁世凯答道:“若赴南,以后北方军队,恐有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可派大公子袁克定先行南下。”
  次日,欢迎团全部抵京。那袁世凯便在迎宾馆与欢迎专使蔡元培等开会,他拿出京外人民各团体条陈不可迁都之电呈一百余件,评述宜在北京奠都。
  孙中山已在定都问题上退让,他密授专使:都城地点,决之于袁,但必先请袁赴宁一行,以与旧总统面议各事。蔡元培便道:“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但反对迁都南京,而且也不肯南下就职。但他在与蔡元培等会谈时表示:“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行期不能骤定。”他表现出打算南下的姿态,给欢迎团造成很大的幻想。
  正当欢迎团准备陪同袁世凯一起南下时,袁世凯却导演着一场闹剧,他授意心腹在北京、天津等地发动兵变,并与外国特使通气,让他们调兵入京以“保护”使馆为名,与所谓的兵变相配合,故意制造北方的混乱局势,造成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的假像。
  那天晚上,蔡元培又去外交大楼催请袁世凯早日动身南下。袁世凯对蔡元培道:“正准备着,准备就绪就一同南下!”
  并执意留下蔡元培共进晚餐。
  7时30分,突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人声喧噪,袁世凯当着蔡元培的面,立即假装打电话询问情况,“才知道”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曹锟所部第3镇整队兵变,在东安门及前门一带放火行劫。不到半小时,电话再也打不出去。
  顿时,外交大楼里大乱,人心惶惶,仿佛大难临头一般。江朝宗、姜桂题请示袁世凯,要带所部去弹压兵变,但是,袁世凯对他们命令道:
  “你们要调度好自己的军队,必须守卫好自己的防卫地带,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兵变,只要你们守好自己的驻防地区,不叫变兵进来,北京城就乱不了。对付变兵,我自有办法。”
  袁世凯命令江朝宗要随时报告外面的情况。江朝宗于是马不停蹄,东奔西走,不断进出外交大楼,向袁世凯报告外面闹到什么地方去了,死了多少人,什么地方又放火了。
  袁世凯虽然遇事不慌,对于外面的曹锟兵变心中暗自有数,但他为了防备万一,也忙着做些应变准备。他换上短装,穿上马裤,登上一双青布便鞋,并收拾好了几箱细软,打点了随身穿用之杂物,让蔡元培留在他身边,选好了几个护从,不离左右。看来,袁世凯对外面的兵变是真是假,他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了,如果真的闹大了,他也有动身逃避的准备。
  曹锟的假兵变,一夜未停,商民有数千家被烧被劫,假兵变成了“北京正月十二兵变”。
  这一夜,外交大楼里的人一夜未睡,种种猜测、谣言四起,越说使人越感惊恐不安。
  一会谣传说:“听说亲贵中有人主张杀尽北京城内的汉人。民政部早就把巡警里的汉人,一律换由旗人充当了。”
  一会谣传说:“禁卫军要进城了!”
  一会又谣传说:“宗社党早就买通了曹锟!”
  欢迎团的其他几个人正在下榻的馆所里准备吃晚饭。饭菜刚刚摆好,就听到外面枪声大作,人声嘈杂,继尔,又看到四处火光冲天。不久,枪声越来越近。有人慌忙进来报告说:“北京驻军因为反对袁宫保离开北京,闹兵变了。”
  欢迎员们看看那人,并不认识,但听到枪声逼近,就都坐不住了。接着,那人又说:“隔壁是个礼拜堂,那里有洋兵保护,乱兵不敢进去,墙根有个梯子,不如过去躲躲。”
  众欢迎员听了,觉得有理,就忙把饭菜端了出来,爬上梯子,往那边教堂里递过去。是时,馆所外面像是已被乱兵困住,吵闹声乱哄哄地传来。众人端着饭菜刚刚翻过墙去,乱兵们便持枪一哄而进,把馆所抄了个底朝天。
  欢迎团在礼拜堂内躲了一夜,第二天天未亮,就逃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里去了。
  各国公使,暗中配合兵变,借口保护在北京城内的使馆,纷纷调兵进京。大街上,处处可见外国军队,尤其日本军队最多,使北京人心惶惶。
  袁世凯又派梁士诒来到六国饭店,看望困留在那里的欢迎团,他说道:“现在全国倡行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地调部队弹压,确保地方安谧,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是应该切实注意的。”
  欢迎团受到兵变的惊吓,又目睹了外国出兵的猖狂,再听梁士诒这么一说,不但心里发慌,而且也没有了主意。经过与梁士诒反复磋商,蔡元培于3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报告北京的局势,陈述袁世凯不能南下就职的原因,并提出建议。电文称:
  “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兵入京。设使再有此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重要问题,馀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袁世凯唆使兵变玩弄骗局,不但没有被揭露,反而得到旧官僚、军阀、原立宪派人和一部分革命党人的拥护。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呼声高了。有的甚至将兵变归罪于南京临时政府。
  袁世凯的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在3月4日发布通电说:“宣布共和已逾两旬,专使到京,亦已7日,而临时政府设置何处,袁大总统受任何时,统一政府如何组织,迄无定议,北京秩序似难维持,满蠢将再牵动,使馆卫队昨已调集、六国发兵既见电报,若徒事无理之争执,功亏一篑,更召灭亡,谁尸其咎?各方面观之,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
  国民协会致电孙中山,声称:“京兵构乱,外患日迫,全由争持临时政府地点致统一政府不能成立,倘在迁延,必至内乱环生,外人藉口,大局何堪设想,请速电袁暂缓南下,就近组织统一政府,以维人心而杜外患,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幸早定大计。”
  立宪派报纸《时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实在恶毒,它说:“如当道不满意于项城,可以不举项城,既举项城矣,则凡事对于项城,宜尽力让步,岂能因争持临时政府地点之故,两相龃龉。……当道诸公,如以国家为前提也,为今之计,第一宜地点让步,第二宜阁员让步,第三宜临时宪法让步,百事皆弃捐,务须于此旬日内建成一统一之临时政府。统一之临时政府既设立,南京之政府,即宜取销,使全国之统治权出于一,全国之内不论如何军队,如何地方行政长官,皆当服从新政府之巩固,新政府既巩固,然后可以望秩序之回复。”
  江苏省议会通电指责临时政府,强行要袁南下,致统一政府乞未成立,奸人乘机煽惑,遂肇京、保之变。今全国大多数皆主临时政府设在北京,所见既同,自应协力以达公共之主张,岂可挟私见争意气者败坏大局,惟有请孙总统速电袁总统在北京受任组织政府。
  黎元洪也乘机说风凉话。他发布万万火急通电说:“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孳未靖,祸变之来,将未有艾,外人对此,极为激昂,某国并潜谋运兵入规京辅,瓜分之祸,即在目前。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况利便之势,相判天渊乎?”
  在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拥袁定都北京的大合唱中,一些省份的都督和民军将领阎锡山、谭延闿、马毓宝、孙道仁、将尊簋、蔡锷、蓝天蔚、朱瑞、蒋雁行等人,纷纷出台表演。
  革命党人也有反袁的激进派,但是,孙中山等已决定把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而在定都问题上同袁世凯争论,只不过是扬汤止沸而已,那些坚决反袁的激进派,已是寒心,不再给孙、黄以有力的支持。因而在这场斗争中,陷于极为孤立的境地。
  各国帝国主义在北京兵变之后,纷纷调兵入京,进行恫吓,通过它们在中国办的报纸,散布“不让袁世凯组织政府,即将进行干涉”的种种消息。
  袁世凯搞的假兵变,使蔡元培等欢迎专使,完全上了圈套。他们惊恐之余,一再上书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说:“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既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
  蔡元培等提出两项主旨与袁世凯作最后交涉,即:“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
  孙中山在国内、国外的压力下,不得不完全放弃他辞职时所提的三项条件中的二项。3月6日,南京参议院正式决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于是,袁世凯立即派唐在礼与范源濂作为代表前往南京。临行前,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找到唐在礼对他说:“现在上边派你和范源濂为北方代表、尽快到南京去对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声明,说宫保由于北方局势的关系,无法离京到南京就职,为民国计,请他们从权考虑。这是件大事,请你们二位到南边把宫保的意思妥为转达,使他们承认通过。”
  梁士诒又小声道:“南方的临时政府和参议院方面,通过蔡元培等已经预先接洽好,并且不少的参议员也已经打点好了,我想这次到南京应当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袁世凯也接见了唐在礼和范源濂。袁淡淡地对他们说:“你们二位辛苦一趟,到南京对他们把北方的情形说一说,我看你们只要说一说就行了。”
  唐在礼、范源濂二人抵达南京,孙中山带着他们来到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厅,当着全体参议员的面把他们作了介绍,说明了他们的来意。唐在礼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拟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地读道:
  “自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以来,南京临时政府一再敦促南下就职,并于2月18日特派专使北上迎接,自当早日南下,以副公等厚意。奈北方局势颇不稳定,各省官长及军队等函电频来,咸欲世凯暂勿离京,以维大局,甚致有妄以哗变劝阻世凯南下者,此风殊不可长。为亟弭此风,不拂众意,遂不克离京南下就职,谅诸公等必以国是为重,不拘仪节,从权考虑,俞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唐在礼读完发言稿,众参议员一致鼓掌通过。接着,参议院议决了从袁世凯受职至孙中山解职的6项程序:
  (1)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
  (2)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
  (3)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承认为授职,并通告全国;
  (4)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征求同意;
  (5)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待事宜;
  (6)孙大总统于交待之日,始行解职,由参议院电达。
  实际上,以上六条早已讨论安排,现在只是履行手续罢了。先是孙中山向北京六国饭店迎袁使团致电:“经参义院决议电允袁总统在北京受职。”
  接着,袁世凯致电孙中山:“自经此变,北方商民愈不欲凯南行,函电吁留,日数千起。而南京政府亦鉴北方事之方殷,谅南行之宜缓。连日筹商办法,以凯既暂难南来,应请黎副总统代赴南京受职。”
  不久,袁世凯便在北京宣誓就职,专使蔡元培等,也参加了典礼。袁在就职宣誓词中,宣誓遵守《临时约法》。这样,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了。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一再妥协,老百姓看得十分清楚,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横商量,竖商量,
  摘下果子别人尝。
  今也让,明也让,
  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前夕,便致电孙中山,提出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由孙中山送交参议院通过。参议院讨论时提出,总理必须是同盟会会员。便有赵凤昌提出,由他劝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孙中山、黄兴拍手赞成,欢迎唐绍仪入党,于是参议院便通过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绍仪被正式任命为总理,于3月下旬赴南京组阁,由黄兴和蔡元培介绍参入了同盟会。
  内阁总理的人选经双方达成协义后,袁世凯便向孙中山提出内阁成员名单。袁拟定的内阁名单没有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力保宋教仁、陈其美、王宠惠等为阁员。袁世凯对政府中的要害部门,如军政、内政、财政、外交各部门,牢牢地抓住不放。革命党人对内阁重要席位,也是十分重视,他们力主必须由黄兴来任陆军总长。
  两广党人开会提议军、财二部长官非民党不可,即由刘毅、朱先悴等出函纠合各军队署名致函参议院,推戴黄兴为陆军总长,反对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参议院开议新阁员一案,也欲推黄兴管陆军,同盟会员覃振从南京急电上海各报说:
  组织内阁一节,袁公所提出阁员概属亡清旧吏,无一纯新人物差强人意者,此间军、政、学、商各界咸怀不平,暗潮汹涌。寻见南北混合之统一政府,势将破裂不可收拾,贵报主持舆论,最有价值,务希鼎力维持,大张公道,使袁公幡然醒悟,以融合南北感情,为今日救急之要义,万不可循私行诈,功亏一篑,致五大民族之新共和国陷于分裂之惨境,不胜祷盼。
  革命党人对陆军总长席位的要求,不但遭到袁世凯的坚决拒绝,其他各种拥袁势力也纷纷表示反对,压迫南京临时政府让步。正当南北之间就由谁任陆军部长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时候,赵凤昌向黄兴和汪精卫提出,由段祺瑞任陆军总长,黄兴任参谋长的方案。他首先给黄兴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接着又打电报给汪精卫,要汪精卫努力说服南方的革命将领柏文蔚、洪承点等人接受这一方案。
  唐绍仪于3月25日来南京组阁,双方就陆军总长席位的争夺,仍然相持不下。唐便致电袁世凯:因南军力争陆军总长非黄兴不可,劝袁改段祺瑞为总参谋长。袁世凯复电谓北军亦为段力争。这时,统一党也发出艳电为袁世凯助阵,劝黄兴放弃做陆军总长,就任参谋总长。唐绍仪又电商北军,劝其顾全大局,一得允电,即向参议院宣布阁员名单,请求同意。
  军权是袁世凯的命根子,他自然不会因为唐绍仪的电商,就会把陆军总长的位置交给黄兴。
  这一斗争,最后还是黄兴退让而终结。黄兴正式向参议院公开宣布,他不接受陆军总长这一职务。黄兴在参议院演说,力辞陆军新任,言时声泪俱下,故表决时多数推段。
  3月29日下午4时,大总统孙中山、内阁总理唐绍仪、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及各部总长国宴毕,至参议院报告新国务员名单,求其同意。6时开会进行投票,是时议长议员到会39人,以得20票者为通过。唐绍仪提出的经双方商定的内阁名单,经参议院投票的结果是:
  外交总长陆征祥(38票)  内务总长赵秉钧(30票)
  陆军总长段祺瑞(29票)  海军总长刘冠雄(35票)
  财政总长熊希龄(30票)  教育总长蔡元培(38票)
  司法总长王宠惠(38票)  农林总长宋教仁(34票)
  工商总长陈其美(21票)  交通总长梁如浩(17票)
  以上除梁如浩未能通过外,其他均获通过。唐绍仪提名汤寿潜为交通总长,遭到议员们的反对。最后,交通总长一席,决定由唐绍仪兼任。
  《临时约法》中的责任内阁制的本来精神,总理处理一切国家事务,阁员和总理共同负责。内阁总理的人选虽由总统提名,但总理一经由议院通过之后,全部阁员应由总理自行遴选。可是,唐内阁的全部阁员,都是经过袁世凯所指定或同意的,由唐绍仪向参议院提出通过,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因此,唐内阁实际上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制。在唐内阁的10名阁员中,同盟会籍的阁员占有一半,即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和新入会的唐绍仪。从表面上看,这个内阁是以同盟会为中心的混合内阁。但实际上,内阁中的要害部门:内务、陆军、海军、财政、外交都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或追随者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熊希龄、陆征祥手里。因而混合内阁的实权,却完全操在袁世凯手中。
  袁世凯为了缓和南方军人的情绪,便在内阁成立的次日,发布委任黄兴为参谋总长的命令,黄辞不就。袁世凯改任黄兴为南京留守。黄兴发表辞参谋长暂留守南京的通电,表示:
  参谋总长职任綦重,非兴材力所能胜任,已复电力辞,至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断不敢置,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已商请唐总理妥定办法,务使南方各军队布置得宜,各安其所,俟布置大定,始行告退。
  袁世凯任黄兴为南京留守,统率南京附近集中的10余万军队,表面上是倚重黄兴,实际上是要黄兴来替他稳定南方局势,并替他遣散南方军队。黄兴肯接受这个委任,一方面是唐绍仪对他的请求,另方面是因为南方许多革命党人,感到在此过渡时期,不仅需要军事和行政权力,而且需要拥有一个民政和军政的总机关,以便保存革命力量,应付出现分裂时的非常局面。黄兴虽然表示归隐之志,但他又不能不顾及客观形势和许多革命党人对他的要求。
  黄兴力辞参谋总长之后,袁世凯改委徐绍桢为参谋总长。徐绍桢因南京参谋部有人竭力反对,致电力辞。最后,袁世凯请黎元洪以副总统兼参谋总长。其实,军令、军政等实权都由陆军部掌握,参谋部并没有什么实权。
  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在参议院行辞任礼。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设北京,4月7日参议院发出通告说:“本院已议决迁往北京办公,自本月初八始休会15天,于本月21日齐集北京。”4月下旬,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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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1 13: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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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章 留守穷城
  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的恶浪,一浪高过一浪,在定都之争之后,紧接着又掀起参议院风波。
  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中,同盟会会员居绝大多数。江苏、湖北两省便以种种借口去搞垮参议院,另立一个能为他们控制的参议院,进而否定南京参汉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为袁世凯效劳。
  江苏省籍的参议员杨廷栋、陈陶怡、凌文渊首先发难,他们借口南京临时政府未遵循法律程序,擅用汉冶萍公司与轮船招商局的资财抵借外债和威逼参议员,蹂躏参议院,提出辞职。湖北籍参议员时功玖、刘成禺、张伯烈在参议院审查通过一项向道胜银行借款合同,发生激烈争论后,便通电辞职。
  江苏、湖北两省议员辞职,黎元洪控制的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发表《足以亡国之参议院》一文,公开号召取消参议院,另立国民议会。它指控南京参议院犯有“借款”、“争都”、“变乱政体”、“暴公肥己”四大罪状。并说“以上四罪仅犯其一,即足以亡国之祸,若兼而有之,其亡盖可立待”。
  3月14日,湖北省议会发通电:以南京参议院是由各省军政府委员组成,不能作为人民的代表机关,近因南京临时政府以赋税抵借俄债,苏、鄂议员业已辞职,参议院人数不足,议案已难发生效力为理由,主张任用国务员一节暂由袁大总统独立主持,不必再征得南京参议院的同意。要求各省议会在3月底之前,另行选出参议员,组织临时中央议会,待临时中央议会成立后,袁世凯所任命的国务员,再行追交通过。
  湖北议会又致电江苏议会,提议:“每省由议会或谘议局选举10人以上20人以下议员,于20日内齐集汉口,筹划一切事宜,如蒙赞成,恳即先行告知本议会为盼。”
  江苏议会立即通电响应:“敝会本日开会,尊议极赞成,惟拟修正三事:一、正名为临时国会;二、每省由议会或谘议局选举7人;三、齐集临时政府所在地。贵会如表同情,拟请续电各省议会或谘议局,倘得多数赞同,仍由贵会挈名,电请袁大总统认可,共和肇建,事机万紧,伫盼赐复。”
  湖北黎氏集团原打算在汉口组织临时中央会议,以便控制。现在江苏提出不同意见,只好复电说:临时国会地点,原以汉口为齐集地点,俟首都决定后,即行移往,现事机紧迫,凡在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均齐集汉口同往北京,长江流域以北各省经往北京集会,限15日务各达到往在地点。他们的倡议已得到皖、粤、浙、闽、吉、奉、江、直、豫、晋等省来电赞同,要求江苏速选议员,如期集会。
  湖北议会不但不承认南京参议院,而且否认南京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在3月17日的一份咨文中说:“自上月28日后,苏、鄂议员辞职,各省议员相继辞职者甚多,所余仅23人,已不足法定人数,断难开会,即令该院违背法律,任意开会,揆之法律决难发生效力,勿论该院所决《临时约法》为何项性质,人民决不承认,本议会除电恳袁大总统主持外,相应咨请贵军政府通电袁大总统及各省都督督抚,不以该院决定之《临时约法》为有效。”
  湖北议会利令智昏,它支持袁世凯集权,主张国务员的任命,不必再征参议院同意,由袁世凯独立主持,又要废除对袁世凯的权力有所限制的《临时约法》。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是由参议院选举出来的。若废除《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和黎元洪的副总统,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南京参议院致电湖北议会,批驳其另立国会的主张:
  昨接袁总统寒电,转达贵会通电各省发起临时国会,已得11省回电赞成,不胜骇异。本院之成,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现公布之《临时约法》,亦载明10个月内召集国会,当此参议院既成立之后,国会未成立之先,乃以一省议会名议,辄召集临时国会,不知何所依据?若不承认,临时政府皆将无效,民国之基础于以动摇。且今日以一省议会反对参议院而召集临时国会,他日将又有一省议会反对临时国会而召集第二临时国会,起覆纷纭,事权不一,民国前途,将何以赖?方今国基初肇,所赖以维持培植者,端在守法,参议院为法定机关,万不可任意破坏。至于参议员本应依约法选派,规定选派方法,权在各省,或民选或公派,一惟各省自定,万不能执民选二字反对参议员,因以反对参议院。且全国各地未设省议会或谘议局者有之,即现时省议会,亦多因仓卒成立,并未经正式选举。贵会所提断不能完全实行,非徒无益,实生纷纠,本院公认此举当然无效。
  参议院又通电各省说:
  鄂省临时议会发起临时国会为不正当之举动,经本院皓电通告,谅已达鉴。参议员能否代表人民之意,乃参议员之选派方法问题,非参议院可否消灭问题。若谓都督选派之议员不足代表人民,尽可按照《临时约法》第18条规定选派5人之数,尽由民选,选定后,即可陆续来院与该省前派之参议员实行交替。《临时约法》规定选派方法由各省自定,各省如何选派,其权皆在各省。各省主张民选,应依约法选举参议院之议员,方不失为正当。参议院为行使立法权之机关,若不承认,则根本破坏中华民国,前途不堪设想,恐非真心爱国者所出此。总之,参议员可以全体改选,参议院为法定机关,断不能改。鄂省之发起临时国会实为非法举动,当然无效。
  袁世凯出于维护自身的合法地位,于3月22日给南京参议院发出祃电说:“所论极为正当,《临时约法》既经议决公布,自为今日办事之唯一之依据。”但袁世凯又支持江苏省议会改选全体参议员的主张。把参议院中占大多数的同盟会籍议员改选掉,以达到能够控制参议院的目的。
  袁世凯下令各省以临时省议会为选举参议员的机关。又通令各省,除已将谘议局改为省议会的省份外,所有未经设此项议会之省,应各就原设谘议局名称撤去,改称临时省议会。那些谘议局议员本是满清时代之议员,袁世凯只不过是让他们穿新鞋走老路而已。这样的议员改造,势必有许多原立宪派人成为议员,从而改变参议院中力量的对比,削弱同盟会在参议院的力量,增强参议院中拥袁势力。
  袁世凯在3月28日通令各省由临时议会选举参议员,限于电报到达后一个月内办理完毕。但时间刚刚过去8天,袁世凯便迫不及待地再电各省,以“现在统一政党业经成立,非有正当立法机关相为对待,于一切进行,殊多窒碍”为由,要求各省所选出的参议员,必须于4月20日以前,一律起程赴京。
  4月下旬,一些省份按照袁世凯的通令,由临时省议会新选出的参议员,陆续到达北京,南京参议院也已迁往北京。这就在参议院中,出现了所谓“官派”与“民选”参议员同时并存的局面。以至当4月29日参议院举行议会时,发生了新旧议员冲突的场面。会议刚刚开始,便有一新议员大呼:“今日为民选参议院开幕,林议长擅将官派而来未经民选参议员,滥列位次,殊为违背约法!”从而和者十数人,一时甚为叫嚣。
  弄得林森议长无法出席主持会议。
  由于出现争吵,便改为开谈话会,新议员又当面质询林议长,会议无结果而散。次日上午,民选议员仍在议场开谈话会,公推汤化龙为临时主席。江西议员李国珍、湖北议员张伯烈等人相继演说,认为所有各省官派之参议员自经改选之后,即当取消,万无再加入本院之理。
  那些官派议员便站起来保护自己。杨廷栋对约法第18条原文作两层解释:“各省议员由各地方选派,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既谓自定,自不限定民选,但得地方上之承认,即为当选。今日各省改选之参议员亦不尽由省议会选出。”
  双方各持理由,争论不决,当日主席宣布表决,凡赞成官派议员一律退院者请起立,起立者仅21人,表决无效。
  最后议决,凡民选参议员未到省份,暂由官派议员充数,俟民选议员到一人后,即将官派议员取消。
  5月1日下午,参议院开会改选正、副议长,吴景濂以46票当选为议长,汤化龙以44票当选为副议长。又选出谷钟秀为参议院委员长。参议院下设法制股、惩罚股、请愿股、财政股。
  新的参议院议员主要有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等党派的议员组成,其中同盟会33人,共和党26人,统一共和党13人,共和建设讨论会1人,还有12人无所属。
  共和党是由原立宪派人发起支配和领导作用的政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与同盟会对立。统一共和党是介于同盟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党。
  同盟会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那一度担任同盟会庶务干事并代理总理职务的重要人物刘揆一,继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之后,发表《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提出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应一律取消的主张。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也发表文章说:只有解散同盟会,才能救党派分歧之中国。同盟会在上海的一些领导成员宋教仁、张继、景耀月、陈其美、谭人凤等,也声言将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又有同盟会会员景耀月、胡瑛、王宠惠、陈其美、钮永建、汪精卫、马君武、于右任等,联合立宪派人伍廷芳、张謇、唐文治、赵凤昌等,发起成立“共和统一会”。许多同盟会会员,要求同盟会变为公开的组织。
  孙中山不同意马上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他说:“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趁革命成功之势,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不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孙中山反对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党,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一党之专制”。孙中山的这种主张显然是错误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同盟会必然思想混乱,并屡受挫折。
  1912年2月底3月初,中国出现了组党热潮,在涌现出来的许多政治团体中,以立宪派人为主体,吸收部分旧官僚和从革命派中分离出来的革命党人所组成的政团,它们的基本立场是拥袁反孙,对同盟会十分不利。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同盟会又成为在野党。这时,孙中山、黄兴等才深感加强同盟会的组织建设,使它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十分必要,他们指定居正等负责改组大会的筹备工作。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三牌楼第一舞台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四五千人到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并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宋教仁、刘揆一、平刚、田桐、居正、马君武、李肇甫为干事,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
  同盟会改组后的宗旨是“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决定大为扩张,以完成民国之最大政党,号召各地支部实力推广,以张党势。
  孙中山又指定汪精卫、张继为总干事,马君武、田桐任文书,居正任财务。
  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后,在组织上得到迅速发展。不数月间,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18行省。但是,改组后的同盟会,在思想认识上,仍存在着严重分歧意见,会员既有激进派,又有稳健派。这两派各自利用自己掌握的报纸,进行着公开激烈的论战。同盟会组织迅速发展,一批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被拉入会内,如黎元洪被选为协理,造成组织严重不纯,孙中山并没有觉察。他在1912年4月初,应黎元洪的邀请,偕同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乘船到达武汉,黎元洪派孙武、蒋翊武乘小轮至孙中山座舰迎请登岸,黎元洪则率文武官员在都督府门前脱帽站立迎候,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位蜚声中外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力赞黎元洪为中华第一伟人;黎元洪复颂孙中山功成身退,决非当今俊杰所及。孙中山当面敦请黎作同盟会协理。黎心中不愿,但仍未置可否。
  显然,黎元洪借孙中山抬高了自己在革命党人的威信,但他不久便利用革命党人内部矛盾,去屠杀革命党人。但总的来说,同盟会改组有重大的意义。
  其地位仅次于同盟会的共和党于1912年5月9日在上海张园正式成立,它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以及国民党(江浙从事教育和地方公益的学士所组织的政团)5政团合并而成。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等4人为理事,并选出干事54人。
  他们是立宪派达半数,因此,共和党的基本力量是原立宪派人。共和党成立后,其本部机构与各地支部、分部迅速发展。在本部先后设置了参议员讨论会、政谈会、政务研究部等机构,又设置交际员100余人。共和党共有支部34个,其中国内支部27个,国外支部7个。随着组织的发展,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全国人数不低于10万。
  共和党的扩张方针是:在中央,努力向权力机构渗透。先后成为阁员的有:熊希龄、范源濂、张元奇、应德闳、章宗元。在地方,参加共和党的都督有黎元洪、蒋尊簋、朱瑞、庄蕴宽、吕公望、赵惟熙、杨增新、胡景伊、程德全等人。
  共和党以国权主义来抵制同盟会的民权主义,以国家社会政策来抵制同盟会的民生主义。共和党与袁世凯结盟,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处处作对,想托庇于袁世凯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待自己力量壮大后,来实现自己独立执政的素志,或者取得与袁世凯联合掌权的资格。但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民国初年,中国有两大政治力量相互对立,即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势力、以张謇等原立宪派人为主体的共和党的拥袁势力为一方;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为一方。
  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后,革命党人努力保留南京留守这个中心。黄兴改任南京留守,统辖南洋各军。他便成立留守府,以李书城为留守府总参议,府内设政务、军务两厅,以马相伯为政务厅厅长,张孝准为军务厅厅长,陈嘉会为秘书长,何成浚为总务处处长,耿觐文为参谋处处长,曾昭文为军需处处长,陈登山为军法处处长,赵正平为军学处处长,林虎为警卫团团长。
  黄兴着手整编军队。他将在南京的各省民军编为5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雨平的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
  黄兴在任留守的第6天,驻宁赣军因军饷不足发生兵变,焚掠白门桥、太平桥一带。兵变发生时,黄兴正在上海同唐绍议洽商公务,闻讯急忙搭夜车回宁,到南京时已经天明,兵变已被驻宁各部平定。
  南京临时政府撤销后,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给军饷。南京10余万军队,军费没有来源。熊希龄在上海时曾许诺待到北京就任财政总长职以后,即拨汇军费给南京,但他就职以后,分文不给,虽多次函电催促,仍置不理。南京留守府总参议李书城,公开指摘他失信,他还是不理。李书城不得已,只得把南京军队的伙食从于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留守府便将南京城的小火车向上海日商抵借20万元,暂维现状。南京留守府所属军队,每月饷银约需200万元以上,抵借20万元显然不足维持数日。某夜,江西军俞应麓所部突然哗变,在南京城内肆行抢劫。经请广西军王芝祥军长派队弹压,到天晓才平定。除由军法处将罪据确凿的犯兵予以惩处外,其余均遣送回籍。
  这次兵变后,黄兴向袁世凯提出辞职。但袁世凯还要利用黄兴去稳定南方局面和遣散南京的军队,不准其辞职。
  南京留守府的辖区只不过是南京周围的那么一小块地区,而且南京又是江苏省的辖区,南京留守府的上司是江苏都督程德全。4月14日,袁世凯颁布《南京留守府条例》,规定留守府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留守府管辖范围内所需的款项,由留守咨商财政部筹解。
  但是,财政总长熊希龄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对留守府所需军饷置之不顾。黄兴函电交加,熊仍置若罔闻。过了半个多月,袁世凯才让熊希龄去宁,会商解决。熊到南京后,口头上允拨款百万,但离开后仍一再拖延不拨,迫使黄兴天天发表演说,以革命大义来动员军队解散。
  袁世凯一方面不给革命军军饷,迫其解散,另方面又制造谣言,攻击黄兴留守权力太大,存割据东南之心。黄兴忍辱负重,他在5月12日致电唐绍仪、熊希龄说:“此间经济又告罄,千方罗掘,敷衍至今。日来奇窘之状,几乎不敢告人。不但各军积欠饷项无从发给,即目前伙食已无术支持,告急之声,不绝于耳。似此情形,一两日内必有绝大险象。务恳无论如何,请尊处火速电知中国银行,立拨百万元以救眉急。万分危迫,立盼电复。”
  过了两日,黄兴又去电催问:“告急一电,谅邀鉴察。未蒙赐复,五内焦灼。前尚可靠军钞救济,今则坐困穷城。此间军队伙食已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有数处竟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门为之塞。危险情形,日逼一日。加以急报密陈,日必数十至。哗溃之势,已渐发端。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
  袁氏政府对此仍置若罔闻,不给予接济。黄兴因军饷无法解决,又受不住拥袁报纸的流言舆论压力,于5月13日通电要求销职。由于南京所属军队大多裁撤,袁世凯表面上装着挽留黄兴,暗中却着手准备结束留守府。
  5月18日,袁世凯电告张謇,准备派陆军次长蒋作宾去南京与黄兴面商留守府结束事宜,要求张謇和江苏都督程德全(袁世凯窃国后,程德全再任江苏都督)会商接收留守府军队的办法。张謇因病以密电告程。程德全害怕操之过急会发生变故,便密电袁世凯说:“在宁亲见克强办事情形,实系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即使三月不能完竣,大概五月为期总不无不了之局。蒋次长到宁,实于各方面均有裨益,但虑蒋君一到,留守即将各事立即交出,失之太骤,非事势所宜。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钧意,以此番来宁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接,闻克强与蒋君至好,必乐引为己助,似此一面可以促事实进行,一面可以释军心猜虑。”
  程德全此招确实巧妙。袁世凯接受了他的建议,以挽留黄兴为名,派蒋作宾前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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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2: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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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章 与虎谋皮
  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秀才出身。1903年,19岁入武昌文普通学堂。1905年春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回国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教官。次年调陆军部军衡司任职。1911年升司长。武昌起义后去九江,任军政府参谋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部次长。
  蒋作宾于5月23日到南京后,黄兴从蒋处得悉:熊希龄同国外银行团签订了《垫款章程》,得到一笔垫款,但这种乞求贷款的条件严酷,于是,黄兴便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对熊希龄加以猛烈抨击。他召开留守府特别会议,邀集各师、旅、团长、巡警局长、宪兵司令参加,他在会上说:“现在3000万之外款,熊总长已擅自签约,不独失财政权,且失军政权,盖因度支竭蹶,而北方之对于国民捐皆不以为然,故熊总长非借不可。据我之意,发行不换券任何多数之款均可立得。即以国民捐为不换券之基本金,并于各省设立银行,非此不能济急。我之请取消留守,欲以诚意感动北京政府,庶国民捐与不换券皆可实行。”黄兴还说:“留守机关有碍统一,决定即日取消。推荐程德全来南京,接收管辖各军。”
  黄兴坚决要求解职,但蒋作宾和程德全都反对黄兴立即解职。几经协商,最后决定由蒋作宾出面要求袁世凯拨款。蒋致电袁说:“此间裁军密令已下,被裁之兵,束装待发。至今尚未收到拨款。两月又未发军饷,伙食无着。会党趁机运动,危险万分。程都督抱病甚深,一味推卸,实难胜军事繁重。数日内若无大宗款项来宁,宾即回京。非独不敢挽留守,并不忍坐视糜烂。”
  袁世凯并不支持蒋作宾,他接到告急电报后,仍不拨款。黄兴、蒋作宾为了争取袁世凯拨款,以缓和因缺饷所出现的军队严重不稳,便商请程德全到南京来接收留守府机关。于是,袁世凯在5月31日发布命令准允黄兴辞职,并说:“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
  袁世凯并没有因为黄兴呈请取消南京留守府而受到感动。但对黄兴所提出的发行不兑换券以救目前之急的主张,表示同意。他要蒋作宾复电黄兴,表示“即日照办”。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表示:“南方富庶可以倡办,北方贫瘠,不能不借外债。”即请黄兴筹办国民捐,为留守府所辖军队的粮饷。
  黄兴由于自己提出推行国民捐的主张,只好进行,颇得各界拥护,特别是驻扎南京各部队更为热烈支持。南京各界组织国民捐总会,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孙中山在6月1日发出通电表示接受,并要求国民捐总会以他的名义分电各省,使四方闻风响应。他又致电袁世凯和参议院:“民国存亡千钧一发,前经留守发起国民捐,实为求亡之要策。唯此举须由参议院采取累进法,须行一定章程,方能有效。务请诸公竭力提倡,应使共和基础得以巩固,民国幸甚。”
  推行国民捐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财政困难,提高人们的爱国心,抵制外国银行团的侵略野心。但是,作为下台的大总统孙中山和下台的南京留守黄兴,已无大的号召力,又有袁世凯暗中破坏,应者甚少,军饷无法维持,弄得非常被动。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掌握着陆军80个师团,约45万人,这是袁世凯的一大心病。3月31日,袁世凯颁发了《训勉军人令》,三令五申要军人服从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4月29日,他又在参议院提出缩编军队的主张。对于南方各省的军队,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给军饷。而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对北京政府的诚意,通令各省革命军队自行裁兵或解散。在黄兴的号召下,革命军中曾出现了“功成身退”、“全师遣散、解甲归农”的热潮。这一举动,当然得到袁世凯的赞赏,称赞他们是“仁心向义,懋树风声”。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苏、湘、粤、赣、皖、闽等6省,裁兵27个师,计36万人。在湖北,黎元洪裁减了7个师,7万人。但袁世凯的北洋军,非但一兵不裁,反而有所增加,各军新招不少精壮士兵,使部队编制充实,战斗力提高。此外,倪嗣冲、张勋、张作霖也到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袁世凯对此不闻不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黄兴辞去留守职务,同盟会内部的态度各不相同。稳健派认为黄辞职可以使“前此詈同盟会之专横者,疑军府之拥军自卫者,恶军人之争权黩货者,至此亦为之冰释。”激进派则批评黄辞职是功成身退的思想作怪,他们说:“留守其留,此非畏难苟安之时也。”“若必辞职,是所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同盟会上层领导人陈其美、范光启、谭人凤等对黄兴要求辞职、完全放弃军权的危险性,亦有所察觉,并试图挽回。
  陈其美一面到南京劝黄兴留任,一面准备在苏州发动政变,推倒程德全而自为江苏都督,把江苏控制在革命派手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江苏省会苏州和近邻的上海,两个都督府并存,立宪派人支持下的程德全力图恢复清朝旧制,将上海置于江苏都督的管辖下。但由于上海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它在光复进程中的贡献,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但已引起双方明争暗斗,颇为激烈。
  陈其美与苏州的同盟会组织素有联系。在苏州同盟会以柳成烈为主脑,有骨干分子蒯际唐、删佐同、程宏、徐国华、吴康寿、朱葆诚等,都是策划酝酿苏州起义和响应革命的活跃人物。联军攻克南京时,朱葆诚、吴康寿、程宏等人都参加了沪军洪承点部队。攻克南京后,朱葆诚被提任为沪军先锋队第2联队队长,吴康寿为朱葆诚部第1营营长,程宏也是该部军官。1911年底,朱葆诚部调回苏州,扩编为“先锋团”。这个先锋团,名义上属江苏军政府,实际上却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系统的武力。陈其美为便利蒯际唐、蒯佐同在苏州活动,特委任蒯际唐为沪军都督府特派联络员,蒯佐同则由上海“共和协进会”委派组织苏州分会。
  陈其美用柳成烈、蒯际唐、蒯佐同和朱葆诚掌握的先锋团,联合驻苏州的原新军45、46标,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发动兵变,把程德全赶下台。黄兴提出辞留守并荐程德全接收留守府,江苏就将完全被程德全控制。陈其美便决定发难倒程。柳成烈等组织了“洗程会”来领导这一行动。策划在6月1日由先锋团首先发难赶走程德全,举陈其美为江苏都督,陈不在苏州时,由柳成烈代理江苏都督。
  但是,由于事机不密,被程德全所挫败。蒯际唐、蒯佐同、程宏、吴康寿4人被捕杀,先锋团被包围缴械,柳成烈逃走,朱葆诚被判永远监禁。
  程德全在苏州处理了“洗程会”事件后,准备去南京接收留守府军政事宜。这时,谭人凤、范光启等,和同盟会南京支部幻想让袁世凯改委黄兴代替程德全为江苏都督,这倒像是让败下阵来的将军重新上阵。6月4日,谭人凤通电袁世凯说:
  近且许黄留守请愿取消,而以10余师两月未发饷之兵,畀之老病龙钟之程都督,敢信其能维持现状乎?东南动摇,北面随之,民国前途,何堪设想!乞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则危局尚能支持。革命党断无拥兵自卫之心,如以谗慝之言存疑,窃恐贻误天下也。
  范光启和同盟会南京支部也分别致电袁世凯,要求袁世凯改任黄兴为江苏都督,言词激烈。
  但黄兴已授袁以柄,袁便“理直气壮”地复电曰:“此次取消留守,本因黄君再三电请,无计可留。参以实行统一大义相责,故不忍强迫以累其盛德。至程都督接收军队,即系黄君再三力保,且称于南方军队决不受其影响。来电谓政府猜忌英雄,利用老朽,实未知兹事真像。南北统一,方消化意见之不暇,岂宜轻动恶感,为谗拘者所中伤。务望竭力维持,以维大局。”
  袁世凯据此回答,谭人凤、范光启等无言以对。黄兴在6月14日交卸留守职务、退居上海的第2天,北京便发生了袁世凯逼走唐绍仪的事件。
  唐绍仪原来是袁世凯的亲信,但在上海议和期间,唐绍仪的态度已引起袁世凯一些猜疑。唐绍仪南下组阁加入同盟会后,在一些问题上站在同盟会一边,同袁世凯发生了分歧。
  唐绍仪到南京组阁,参议院正式向唐提出由柏文蔚任山东都督,王芝祥任直隶都督。袁世凯答应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革命党人放弃陆军部总长的交换条件,但却坚决反对柏文蔚任山东都督,由此引起双方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所领导的烟台军队万余人反对周自齐任山东都督,在烟台的山东省临时议会也通电反对周自齐任山东都督。袁世凯则通电声明:并未令柏文蔚代周自齐山东都督。唐绍仪颇接近同盟会的倾向,他向孙中山建议,用政治手法对付袁世凯。他同袁世凯不断发生争执。
  蔡元培等人在袁世凯策动北京兵变期间,曾同袁世凯达成临时政府北迁时可派军队护送的协议。现在袁世凯又口头上接受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同盟会就要求袁尽快发表委任王芝祥的命令,并由王芝祥率领军队3000人护送参议院和在南方的国务员北上就职。唐绍仪就这两件事向袁提出后,袁世凯立即复电唐绍仪,表示拒绝。
  革命党人并没有因袁世凯的反对而放弃派兵护送参议员北上的决心,决定派由广西开到南京的3000军队,在王芝祥带领下北上。袁世凯见通过唐绍仪阻止南军北上,未能奏效,一面利用报纸大造阻止南军北上的舆论;一面唆使北洋军将领冯国璋等人、北京的社团和黎元洪致电唐绍仪,反对南军北上。最后,驻宁赣军因军饷不足,发生兵变,派军护送参议员北上的事,才不了了之。
  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唐绍仪再次向袁世凯提出王芝祥任直隶都督之审,袁世凯仍一口应下。唐绍仪便电邀王芝祥进京就职。袁世凯表面上对王赞誉不绝,但直隶是他老巢,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背后指使直隶北洋军5路将领通电反对王芝祥。直隶各团体针对北洋军的反对,纷纷通电表示拥护王芝祥为都督。于是,袁世凯命令国务院以传达他的命令的形式,通令不准直隶各界随意欢迎王芝祥,同时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
  唐绍仪表示反对,他当面对袁世凯道:“政府不能以军队反对为理由失信于民。前既答应,现在何能食言?”
  袁世凯赖账道:“是你答应的,我并未予闻。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尚有余地吗?”
  “这是责任内阁职权。国务院会议因不用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将全体辞职。”
  “吾为总统,乃受全国委托。吾之用人,乃以国家为前提,且以不违背约法为标准。国务员中如有告病者,可以告病。倘以同盟会为要挟工具,则吾将开全国大会公布天下。”
  唐绍仪拒绝在袁世凯给王芝祥的委任状上副署,袁不顾唐的反对,公开破坏《临时约法》规定的大总统必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不经唐副署,将委任令交给王芝祥,并给王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用的宣慰使公费,示意王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公费一律不必上缴,要王芝祥立即返回南方,给唐绍仪以难堪。
  在内阁各部组建过程中,在人员安排上,唐绍仪又同袁世凯发生矛盾。内阁会议决定,各部组织实行原来南北各部人员同时兼顾的原则。唐绍仪为了表示南北合作,主张多用南方人。但袁世凯则明令各部总长:“官制虽改,断不能全换新手,仍当照前委任,或略更调而已。”
  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段祺瑞得到袁的尚方宝剑,在用人问题上便同唐绍仪大闹起来。赵对唐大加诘责,词极严厉,彼此遂大起冲突,几至用武。赵秉钧并以辞职相威胁。最后,唐不得不退让,即与赵约决不干涉内务部中用人之权。陆军总长段祺瑞,在陆军部用人问题上同唐绍仪争吵。段祺瑞先是推荐其心腹、日本士官学校第8期毕业生徐树铮任陆军次长,但群滋不悦,不得不接受唐绍仪的意见,改任原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蒋作宾任次长,并电其拣带司员北来。但又不等蒋作宾到京,抢先委任王赓等5人为司长,致使蒋由南带来80余人,无从一一位置,蒋大为愤懑,因之与段颇起龃龉。后经调停,于原订5司之外,添设3司安置南来诸员,并议定:“以后司长由段荐任,蒋不得预闻,科长以下则由蒋委任,段亦不干涉,并以段所推荐的徐树铮任秘书长。”
  内务部和陆军部情况如此,其他外交、海军、财政各部,也大体相同。唐内阁虽然成立起来,但袁世凯不仅将内务、外交、陆军、海军、财政等要害部门夺去,而且在唐内阁成立后,千方百计地缩小内阁权限,企图把唐绍仪架空。
  但是,革命党认为责任内阁制直接关系到民主共和制度的成败,绝不能听任袁世凯随意破坏。根据《国务院官制》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教令及其他有关国务的文书,须有国务总理或全体国务员或总理与有关国务员副署。如果不经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员副署强行公布,那就是违法越权。这对袁世凯想推行专制独裁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限制,这是袁世凯难以容忍的。而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在政治上明显的倾向同盟会,在内阁中,每有要事,必就商于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他们决心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袁世凯决心等待时机,把唐绍仪赶下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黄兴在4月29日通电反对在苛刻条件下借外债、提倡开国民捐来解决财政问题以后,很快掀起反对在严酷条件下进行借款的声浪。这时,唐绍仪同4国银行团代表会晤,唐绍仪拒不接受银行团代表提出的对中国财政进行监督等条件,于是谈判陷于破裂。
  谈判决裂的当天,唐绍仪同财政总长熊希龄一起去见袁世凯。唐绍仪同袁世凯、熊希龄在贷款问题上出现分歧。唐主张施行强迫公债及不换纸币等办法抵制外债。他说能出万元之资本家,中国尚不为少,得千人便是千万,且欲强行不换纸币。袁、熊均不以为然,并密电黎元洪、黄兴、孙中山征求意见。黄、孙赞成唐之政见,黎则极端反对。袁决定改派熊希龄负责同银行团谈判,同时指使拥袁报纸,就借款事对唐绍仪进行攻击。
  在袁的策划下,参议院开秘密会议,内阁成员出席。会上,不少共和党籍参议员就借款问题对唐绍仪进行诘责,有人说唐总理失信于国民,外见嫌于邻国。现在时势统一南北之责任全在总理,而总理之责任几乎全在借债以济焦眉之急。唐总理于借债事件已误大事,若留以当国,于将来外交财政上,必大受其苦,定不日提出弹劾案。共和党参议员张伯烈攻击唐为“亡国总理”。另一共和党议员李国珍登台演说,指责唐在借款问题上的失败:“非彼唐总理一身之辱,实致吾民国将为埃及之恶因。”
  唐绍仪在参议院受种种逼迫后,异常愤恨,到国务院时一言不发,裂眦咬牙,自谓非立时辞职不可。当晚,唐向袁世凯提出辞职。6月15日,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唐绍仪被袁世凯逼走的事件。
  唐绍仪离职去天津,正中袁世凯下怀,但他表面上还派人赴天津对唐慰留。6月17日,袁世凯任命其亲信外交总长陆征祥暂行代理国务总理。
  唐绍仪是为了民主共和制度、维护约法尊严才离职的,同盟会理应给唐以有力的支持,站出来公开揭露袁世凯的违法行为。但同盟会本部没有这样做,它于6月20日派代表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4人去见袁世凯,说:“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手进行,实因党派意见不一致之故;因为唐内阁不是纯粹的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鉴于混合内阁的失败,今后应组织政党内阁或无党派的超然内阁,如果再组织混合内阁,同盟会决定不再参加。”
  袁世凯明确地表示,他做总统期间,是不允许政党内阁出现的。他说:“诸君须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材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
  袁世凯表示将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之人共同组织,则断不能成一完美之内阁。”
  同盟会想通过袁世凯来实现在其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席位,并成立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党内阁,这是与虎谋皮。袁世凯希望的是利用共和党去攻击同盟会,削弱同盟会在政府里的力量。
  共和党视唐绍仪被迫离职为攻击同盟会千载一时之机会。它开秘密会议,决定对同盟会采取5项办法:
  (1)为同盟会多布谣言,令机关报尽力攻击,使同盟会中人个个体无完肤。
  (2)所有津、汉、沪报告均由党内寄稿,使一致进行。
  (3)请某政治顾问谒袁,谓同盟会中人无健全分子,无学识无经验,更率引外人为后盾,谓外人不信用同盟会,要求袁世凯此后万万不可用会中人。
  (4)今日再开全体职员会,广征意见,期藉此事将同盟会一网打尽。
  (5)推举后补国务员,探闻拟定总理熊希龄、内务赵尔巽、外交刘成禺、陆军张勋、海军程璧光、(司法未详,有谓汤化龙或薛大可)农林那彦图、工商赵凤昌、财政叶景葵、教育梁启超、交通孙武。
  共和党在上述5项方针下,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造谣,攻击谩骂同盟会和唐绍仪、宋教仁等。共和党本部发出通电说:“同盟会员实不宜再为总理。”共和党控制的报纸《神州日报》,以戏弄怒骂交加的方式攻击同盟会说:
  民国更始,同盟会必自夸首功,骄甚,惜黄克强失弃汉阳,不争气。
  政府初建,同盟会先得总统,荣甚,惜孙中山私取公款,不争气。
  内阁告成,同盟会竟位至总理,阔甚,惜唐绍仪潜逃出京,不争气。
  熊氏借款,同盟会正可利用其机,猛事攻击,奈国人不输国民捐,可恨。
  各地光复,同盟会本已假种种名义攫获多金,奈人民必须查账,可恨。
  愚民无知,同盟会尚可肆其簧鼓再倡革命,奈各报馆必为揭破,可恨。
  攻击同盟会的恶浪,甚嚣尘上,统一党继共和党之后,也发表公函,攻击唐绍仪“擅离职守,乘间潜逃”,攻击宋教仁、蔡元培“惟务党争,不为国计,非以同时辞职要挟,则以政党内阁饰词”,说“唐绍仪罪有应得,不可挽留。其他同盟会阁员,亦可听其逃罢。”
  同盟会领导人中,陈其美和黄兴对袁世凯逼走唐绍仪一度表示不满。陈其美发电质问袁世凯说:“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
  黄兴在一次讲演中说:“今后内阁若不速为解决,我知非驴非马将继续出现,民国之危甚于垒卵。”
  袁世凯使出又打又拉之招术,他复电陈其美,指责陈:“误听浮言,殊出意外。”对于同盟会激进派揭露他“帝制自为”,他发出通电反咬一口说:“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谣惑视听,或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万不宜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袁世凯又致电孙中山、黄兴,请他们“即日来京协同组织内阁”,用这种拉拢的办法,缓和同同盟会的敌对情绪。
  陈其美、黄兴一时颇为激烈的态度,却很快缓和下来。他们在同盟会上海第10次夏季常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同盟会员正当对待共和党的造谣诬蔑,不必相对骂。又表示支持陆征祥的新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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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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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后,抱定主意暂时不过问政事,专心致力于实业。唐内阁风潮发生后,孙中山并不怎样介意,认为政见之所以分歧,是由于经济困难引起的,是小争执,不足虑也。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我知袁世凯实能斡旋大局,必不至有变动。”
  孙中山对袁世凯逼走唐绍仪,对共和党、统一党造谣诬蔑同盟会置之不理,持不过问态度,但对共和党报纸诬蔑他受贿巨款百万,却通电要求袁世凯政府迅速查明宣布实情:“如文受贿之事果确,国法具在,甘受不辞。倘实为少数私人凭空捏造,岂能任其逍遥法外?”
  袁世凯逼走唐绍仪后,准备推徐世昌为内阁总理,消息传出后,立即受到革命党人的猛烈批评。他们说,满清亡国妖孽之徐世昌做总理之举动,非推翻同盟会之国务员也,直欲推翻此中华民国耳。徐世昌做总理,赵尔巽、梁启超、张勋为国务员,共和党之报纸亦居然为此辈鼓簧,呜呼!中华民国可以亡矣。袁之所以荐担任过清廷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盖欲位置一糊涂昏聩之徐世昌,而达其拿破仑之目的。共和党本为极守旧之官僚,趋炎赴势之滑政客,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知徐世昌若为总理,亦共和党之好友,则赞成而附和之。共和党与袁世凯朋比为奸,而利用糊涂昏妄之徐世昌,以揽政夺权,破坏共和之目的者也。
  袁世凯见复辟帝制的条件还不成熟,便决定暂时放弃让徐世昌出来做总理,6月29日,他正式任命陆征祥为国务总理。
  陆征祥,上海市人,原是清末驻沙俄公使,武昌起义后曾联合一些驻外公使电请清帝退位,因此,当上了唐内阁的外交总长。袁世凯因他无党派,可以实现他超然总理混合内阁的主张,就推他出来做内阁总理。参议院投票表决时,以74票对10票通过。陆征祥得到了共和党支持,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看到自己没有单独组阁的希望,便没有激烈地反对。
  同盟会为表示政党内阁的立场,于陆征祥内阁成立的次日,便通电宣布同盟会阁员全部退出内阁:“鉴于混合内阁之弊,而超然内阁其害亦与之相等,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盖非是则无以祛政治进行之障碍。此次陆征祥为总理,陆君硕材,中外同仰,惟义取超然,不合于本党之主张。吾党国务员同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陈其美、王正廷诸公,已遵照本会多数同志决议,悉行引退。”
  同盟会发出通电的同一天,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王正廷等再次向袁世凯提出辞职。次日,他们去总统府当面向袁世凯辞职。袁世凯知道此时还不是和同盟会决裂的时候,便向宋、蔡等人表示坚决挽留。
  宋教仁、蔡元培等为了表示辞职决心,于7月10日致函陆征祥,声明从即日起,一概不到院参加国务会议,从14日起不再到部办公,请及早派人接任。袁世凯这时才批准宋、蔡等同盟会员辞职。
  同盟会发出的通电,除责令同盟会籍的阁员辞职外,并规定:“凡本会会员不得自由加入。”但袁世凯对同盟会的声明却置之不顾,仍准备委任同盟会会员孙毓筠、胡瑛、沈秉坤3人分别任教育、农林、工商3部总长。孙、胡、沈都是同盟会稳健派,他们又是临时参议院的新议员。来京之后,与袁世凯最惬。
  同盟会对此极为不满。宋教仁指责袁世凯此举是一种“逼奸政策”,并派魏宸组去见袁世凯,请他切勿提出。同盟会于7月16日开会,正式否决了孙、胡、沈3人参加内阁的意见。
  袁世凯无视同盟会决议,仍提出这3人为补充阁员。因共和党对胡瑛有异议,将胡瑛换成王人文。袁世凯最后提出的补充阁员名单是:财政周自齐、交通胡惟德、司法章宗祥、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坤、教育孙毓筠。袁世凯派陆征祥拿着他提出的阁员名单,到参议院要求通过。
  陆征祥是个不学无术、根本不懂政治的洋奴饭桶,他出席参议院会议,向参议员说明这份阁员名单时,说了许多鄙俗不堪的话,议员们听来听去,才明白陆征祥在大谈开菜单、作生日之类的废话。于是,一些参议员一气之下,在对阁员名单举行投票前,先提出陆不配做总理的问题。另一些参议员却认为陆就任总理还不久,既没有政策上的失败违法行为,推倒问题自无从发生。陆被选为总理时,得票较多,今日因一夕谈话,便把其人说得一钱不值,当日投陆之票,岂非盲举?
  袁世凯得知消息,坚决反对去陆之职,当天致函参议院,要求对阁员名单推迟表决再进行协商。次日参议院会议,同盟会、统一共和党认为袁的信函不是正式咨文,应属无效,坚持进行投票。到会参议员99人,投票结果,袁世凯所提6位阁员,都被否决。陆征祥便躲进医院里养病,不敢再出任内阁总理,并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向袁世凯提出辞职。
  袁世凯决心施展手段来迫使参议院就范。他又玩弄软硬兼施的两手,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通电指责参议院只争党见,不顾国家危机,甚至叫嚷要用兵力解散参议院,用硬的一手来进行威胁;又邀请各党派参议员60多人到总统府开“茶话会”,劝说参议员化除成见,同心协力,以挽救国家危亡,用软的一手加以笼络。
  袁世凯向参议院送出新的补充阁员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在参议院投票表决前,恐吓信、匿名信、传单纷纷送给各议员。其中有署名军界公启声讨议长吴景濂、委员长谷钟秀,以及殷汝骊罪状的传单;有取得吴、谷二人头颅者赏洋1万元的匿名传单;有说再不牺牲党见,将以炸弹从事署名公健十人团的传单。那军警会议公所召开特别会议,声称参议院再不通过阁员名单,就请大总统予以解散。
  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籍的多数参议员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投了同意票。除蒋作宾一人外其余5人均获通过。原拟蒋作宾任工商总长一职,由刘揆一登报声明脱离同盟会后充任。
  袁世凯想让他的亲信内务总长赵兼钧接替总理,但担心不能为参议院通过,所以只任命赵为代理总理。又声言:国务总理人选,待孙中山、黄兴来北京后商定。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此人,可以为恶,也可以从善,主张用诚意来感化袁,争取他从善。黄兴也认为,只有停止内战,发展实业,国家才能繁荣。他们对袁的邀请,表示“拟缓数日即同北上”。
  袁世凯深知孙中山、黄兴在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对他们采取拉拢欺骗的手段。他得知孙、黄同意北上后,立即去电表示:“得遂夙慕,至深欢忭。”并急派蓝建枢、张昉携带他的亲笔信赴沪迎接。又派梁士诒、赵秉钧、傅良佐等军政要人为招待员,负责迎接事宜,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来欢迎孙、黄。
  孙、黄决定8月17日启程北上。但是,在8月15日,突然发生了袁世凯枪杀武昌首义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的严重事件。消息传出,举国震惊。蔡元培、吴敬恒、徐宗汉等同盟会员都认为袁世凯阴险毒辣,不足见信,反对孙、黄北上。京津革命党人也以袁捕杀首义党人包藏祸心,致电劝阻孙、黄北上。同盟会激进派本原就反对孙、黄北上,8月12日,《民权报》发表社论说:“彼袁世凯者,专制流毒于骨髓”,已为“中华民国之霉毒”,孙、黄北上,也决不能使袁“变种”,中华民国不去袁氏,决不会病愈。
  孙中山仍以为大局混沌,力主以诚信感化袁氏。他表示“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力排众议地说:“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认为可靠,必欲一视吾目光。”。黄兴提出暂缓启程,孙中山则决定一人去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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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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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章 湖北黎屠户
  张振武、方维被杀,是袁世凯、黎元洪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屠杀革命党人的典型事例。
  黎元洪坐镇湖北,多次屠杀革命党人。湖北革命党人内部早有矛盾。以刘公、孙武为首的共进会与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在联合之前,就存在门户之见。武昌起义前夕,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了联合总部,一起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初期,即革命党人组成谋略处,与旧军人、立宪派抗衡的时期,两团体合作得较好。但在联合总部组成中,共进会占据明显优势。在湖北军政府建成时,掌握军政府实权的军务部部长孙武、副部长张振武,均系共进会党人。文学社对此不满,一直存有戒心。文学社领导人之一詹大悲成立汉口军政分府,便在蒋翊武的积极支持下,大量安插文学社社员。在文学社社员心目中,只有汉口军政分府才可赖以维持革命系统。他们往往不受武昌政府的指挥,而自行其是,想在汉口另树一帜,以待将来改组湖北军政府。孙武等共进会成员也对汉口军政分府心存疑忌,有人曾献计要取消汉口军政分府,以免所谓“尾大不掉”。
  湖北军务部长孙武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一面打击文学社党人,一面与黎元洪为首的旧势力相勾结,拥黎以自重。而黎元洪也需要寻找党人首领作为代理人,于是,孙武与黎元洪的勾结日益加紧。
  黄兴来武汉督师,孙武因忌妒黄兴的威信,与黎元洪为首的旧军官势力更加紧密勾结,与黄兴对立;蒋翊武等文学社党人则拥戴黄兴。恰值黄兴、宋教仁、胡瑛等同盟会领导人和蒋翊武、杨王鹏、宋锡全等文学社党人均为湖南人,而孙武、黎元洪等均为湖北人,便形成了以黄兴为首的在鄂同盟会党人与将翊武为首的文学社党人为一方,同以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党人与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势力为另一方的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
  1911年10月29日,詹大悲看到汉口不守,同文学社员温楚珩、何海鸣等人乘轮离鄂,去安庆,得到安徽革命党人的支援。对于詹之弃职东下,黎元洪宣称为军法不容,孙武说是拆革命的台。詹等如果回武昌,则有被黎元洪、孙武加之“失陷汉口”的罪名而杀害的危险。
  汉口失陷前夕,受文学社拥戴的胡瑛,虽然担任了军政府外交部长,但仍不满足个人权欲,利用文学社的不满情绪,挑唆驻汉阳的民军协统宋锡全于11月1日晚,自汉阳率兵撤往湖南,造成汉阳防守空虚。湖北军政府闻讯后,即电湖南都督将宋锡全就地正法,首级解武昌悬城示众3日。与宋同行的王宪章、胡玉珍等,经蒋翊武、蔡济民力保方获释。由于宋走时佯称奉黄兴之令,时人信以为真,故宋被杀又引起文学社不满。
  汉阳失守,黄兴东下,蒋翊武任战时总司令。军务部根据第5协协统熊秉坤的报告称,第5协第10标标统、文学社员杨传连前在汉阳临战时,私卸武装欲逃,将杨的职务撤销。蒋闻讯大怒,函知军务部及熊秉坤,宣称欲撤熊协统之职以报之。孙武便以军务部长名义召开会议,第7协统领、与孙武关系密切的邓玉麟发言说:“今军事紧急,各军皆布列江岸战斗线内,而蒋代理总司令乃欲撤熊协统,殊属悖谬已极,将来军事必败于一人之手,安能久任此糊涂竖子耶!”于是,孙武等决计捧出谭人凤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方招讨使,将蒋翊武撤职。蒋被撤职,愤愤不平。其他文学社党人也对孙武等共进会领导人满腔恼怒。
  孙武对与他意见相左的共进会负责人之一、军务副部长张振武也排挤打击,以致势成水火。由于孙武、蒋翊武、张振武3人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且都有一定的实力,3人又分别担任军务部长和副部长,时人称之为“鄂军三武”。随着南北议和达成协议,黎元洪日益倒向袁世凯,“三武”的政治态度也愈益分野:孙武组织民社,支持黎元洪,反对南京临时政府;蒋翊武则亲近黄兴,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张振武处于中间状态,但对湖北局势不满,声言要进行“二次革命”。
  蒋翊武、张振武为了与孙武把持的《中华民国公报》抗衡,先后分别办起了《民心报》、《震旦民报》,各自抒发自己的政治意向,互相攻讦,在湖北军政府内形成了“三武鼎立”的局面。孙武因与吴兆麟争夺北伐第一军总司令,也发生了矛盾,总监刘公也对孙颇为不满。孙武树敌过多,除了政治原因外,他盛气凌人,飞扬跋扈,攘功怙权,无所不至,不但排斥和打击文学社党人,即对共进会同志也不大重视,所以同志们怨言极多。革命党人和军政府内的不满矛头,均指向孙武一人,驱孙几成普遍要求。
  黎元洪就利用大家对孙武的不满情绪,从中挑拨。若有人对黎处理的事情不满时,他便说:“这是孙尧卿(孙武)的意思,是孙尧卿他们议妥了让我盖章的。”他既把责任推到了孙武身上,又挑拨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致使党人把对军政府的不满情绪均集中到孙武头上,反对孙武的情绪终于导致一场以“倒孙”为目标的事变。
  倒孙事变的发起人是共进会员黄申芗。黄在革命准备阶段曾广泛联络会党,并在军队中发起革命团体种族研究会,拥有会员80余人,又联络其他团体,总并联络军中同志500余人。孙武自日本回鄂后,组织共进会,黄加入,并将所联络之团体归并成为共进会的群众基础。孙武对他极为器重,以孙中山名义委任他为大都校。但后来他一直没有被重用,武昌起义时,初任他为民军第4镇第7协第14标统带。1912年2月,湖北军队编为8个镇以后,他升为协统。但资格和能力都在他之下的高尚志却是他的顶头上司(镇统制),他对这个委任不满,碍于面子,才勉强到军务部找孙武,谢军务部对他的委任。未料到,孙武对他的态度非常傲慢。孙坐在靠椅上,双足俱跣,昂然不动,慢条斯理地问道:“你来了,接到委札没有?”
  黄申芗已是怒火中烧。孙武又道:“协统不小呀,你好生的干,听着没有?”
  黄申芗见他太瞧不起人,强忍怒火不辞而去,而且到处说:“尧卿得意忘形,连老朋友也不认识,我非杀他不可!”
  黄申芗与群英会的领袖向海潜关系极为密切,而且二人都是湖北大冶人。群英会是向海潜等在武昌起义之前建立的会党性的反清团体,基本群众对外称108人,取水浒梁山伯聚义108将之意,实际人数远不止此数。曾得到文学社刘复基等人的支持,但文学社不吸收会党,故武昌起义前,群英会大多数加入共进会。黄申芗发动“倒孙”运动,便以向海潜的群英会相号召。提出“改良政治”的口号,组织“改良政治群英会”,企图驱黎倒孙,改组湖北军政府。后又收缩目标,专门打击孙武。
  黄申芗为了团结各路人马,参加倒孙事变的人员很复杂,有文学社员王文锦、王国栋领导的伤兵团体毕血会、武昌起义以后从四川返鄂的原31标组成的教导团、起义老兵组成的将校团,以及义勇团、学生军等士兵组织。这些人各自带有不同的目的,有出于对孙武勾结黎元洪植党营私,打击革命党人不满的;有革命有功人员因被置之闲散、或因伤残未得到应有的抚恤,而对军务部不满的;也有因个人权位未得到满足而郁郁不得志的,等等。由于参加人员极复杂,行动起来就没有统一的政治方向,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惟因同盟会、文学社中人暗中与群英会携手,文学社机关报《民心报》社,便无形中成为联络机关。起事时,各军重要人员,往来报社络绎不绝。
  孙武对下面的不满情绪,有所耳闻,故以军务部长名义与副部长蒋翊武联合发出布告,针对群英会警告说:“近月以来,流言蜂起,争权利,挟意气,怀疑诈,树党援,第二次革命之风潮几于昌言不讳,试问此等无意识之举动为公乎?为私乎?其推倒异族乎?抑自残同类乎?……我同胞宜慎思之。”
  但为时已晚,不能奏效。
  向海潜于1912年2月27日晚10时,对空放了一排枪,是为起事信号。毕血团、将校团、教导团、义勇团、学生军一齐出动,以黄申芗为总司令,在武昌城内采取暴力行动,驱逐孙武及其亲信镇统制邓玉麟、近卫军统制高尚志等人。起事队伍佩戴“群英会”徽章,手持百旗,上书“改良政治”、“驱除民贼”、“保商保民”等字样,上街游行,鸣枪示警,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等口号。
  孙武、邓玉麟、高尚志等事先得到消息,已避走汉口。群英会发出告示,只诛孙武一人。但由于诸人协谋时各有忿心,本非一致,祸机既发,各赴其事,内务部与军务部同时被扰,各部人员纷纷逃匿。参加事变人员一时失去控制,秩序大乱,军政机关,破坏殆尽,乱兵盛行抢劫,借机报复。第2镇统制文学社骨干张廷辅亦于当夜被乱兵所杀;蔡济民被绑架,经黎元洪力保,方得被释。
  黄申芗见孙武已逃,于次日天明把他在武昌大朝街的寓所查抄,并扣押了孙武的家眷,不许随便出入,抄出的箱笼推积如山。称孙为“民贼”、“悬赏购孙头”。
  孙武在汉口闻讯,怒不可遏,要调兵平乱,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后经汉口绅商蔡辅卿等恳劝,又与武昌黎元洪商妥,向起事人提出3个条件:(1)不得动摇都督;(2)不得累及无辜;(3)不得骚扰平民。孙武发表退职宣言后了事。孙武辞职后即寓居汉口,在英租界组织武汉民社,继续从事拥袁、黎,反对同盟会的政治活动。
  黎元洪的本意是以革命党来残害革命党,他巴不得利用党人之间的矛盾,把孙武搞掉。在事变发生前,他已得到消息,但并不加制止,摆出一副坐山观虎斗的姿态;孙武也曾向他上书辞职,以免凶终,他却表示再三挽留,不使孙武离位,要把笑话看到底。事变后,孙武果然被逐,他心中暗喜,顺水推舟地接受了群英会的要求,批准孙武辞职。而另一方面,对驱孙的发动者黄申芗,同样不客气,当众申斥黄破坏秩序,给5000元作路费,要他立即出国留学。
  黎元洪以镇压“叛乱”的口吻致电鄂省各军事机关谓:军务部长孙武,昨已平和解决,市廛无惊,秩序如常,各机关照旧办公,望勿轻听谣诼,仍在该地镇慑,是为至要。
  由于孙武、邓玉麟、高尚志等去职,黎元洪便可以名副其实地独揽湖北的军政大权。他首先将军务部改为军政司。原军务部副部长蒋翊武、张振武一同去职,改充都督府顾问。任命旧军官曾广大为军务长。为平革命党人之气,3天后又改任蔡济民为司长,但军务司失去了军官的任免权。改组后的军法处则成了黎元洪用来任意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工具。
  第2镇统制张廷辅被杀,近卫军统制高尚志和第4镇统制邓玉麟去职,而代之的均是黎元洪的心腹、爪牙。在黎元洪的周围不但早已聚集了一帮阴险狡猾的文人政客,又聚拢了一批野蛮凶悍的旧军官以及共进会的败类,杀人不眨眼的蔡汉卿和与他同有“屠户”之称的军法处长程汉卿等,组成了一个极端反动的统治集团,对湖北革命党人施行血腥镇压。
  黎元洪不但把革命党人从军务部赶走,而且把其他几个革命党人部长,如内务部长杨时杰、教育部长苏成章、副部长查光佛、实业部副部长牟鸿勋等均撤职,换上旧官僚。黎元洪又撤销了总监察,改组为纠察处。不及半月,黎元洪仍嫌纠察处碍脚,又下令改为纠察院,大大缩小编制,只留60名工作人员,其余近千人全部解散、遣散。
  军务部和监察处本是革命党人对黎元洪的都督权力限制最大的两个职能部门,现在这两个职能部门均取销、缩小,改变了性质,完全在黎元洪的控制之下。
  可悲的是,革命党人并未能自觉地把“驱孙”与“倒黎”结合起来,而是把“驱孙”看作是“党争”,共进会、文学社,仇恨日深,形成势不两立,加剧了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黎元洪坐收渔人之利。
  孙中山接到报告,立即意识到湖北党人存在内争大不利于革命,当即发电报给鄂省同志进行调解,可惜鞭长莫及。
  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没有看到黎元洪的阴谋,发出“保全大局,不遭人忌”8个字通告全体社员,甚至说:“如有不遵我副总统之命令及损失我副总统之威严者,惟以武装维持治安耳。”蒋的态度遭到文学社同志非难,有人批评他“胆小畏事,不足表率群英”。
  4月,同盟会于鄂省组织支部,以石瑛为支部长。文学社遂与同盟会支部合并。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被推为副支部长。民社成立后,共进会发生分化,部分共进会骨干,如居正、杨玉如、李作栋等回到同盟会阵营里。杨玉如当选为同盟会鄂支部总务干事。7月14日,民社与统一党等合并的共和党鄂支部成立,孙武当选为支部长。从此,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组织,不复存在,代之以同盟会与共和党。
  黎元洪在同革命党人争夺权力的实践中,看出革命党人的力量多集中在军事部门,便提出“军民分治”的口号,将总揽军、民两政大权的军政府撤销,另立平行的都督府和民政府,都督和民政长各司其事,两不相扰。这样,都督独揽军事大权,可以削弱革命党人的军权。又规定民政府的民政长必须由“富于政治经验”之人担任,借此起用前清旧官僚,以旧官僚掌握行政大权,消除革命党人势力,是旧势力复辟夺权的一个重大政治步骤。
  黎元洪选中了清朝老官僚樊增祥作湖北民政长。樊原籍湖北,曾任过清朝知县、布政使等官,并曾护理两江总督。武昌起义后寓居上海。黎元洪曾派人带着他的书信赴沪,恳切敦请。樊意存观望,坚不赴任。黎乃电请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对樊加以委任,但樊仍不肯出山。黎元洪又推荐另一前清旧官僚刘心源暂代湖北民政长,袁又命刘署理湖北民政长,刘只答应代理3个月。
  民政府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实业、司法、交通、教育7个司。由夏寿廉、李作栋、李四光、姚晋圻、伍朝枢、张知本、熊继贞分别担任司长。民政府刚刚成立1个月,下属几个司长均易人,革命党人李作栋、李四光、张知本、熊继贞都是过去军政府各部部长,民政府成立后,分别担任财政、实业、交通、司法司司长。黎元洪、刘心源迫使他们辞职,以满清旧吏代替,美其名曰“有经验”、“重资格”,让那亡清官场之山精海怪一齐出现。湖北军民分治的实施,是黎元洪全部篡夺湖北军政大权的标志,也是湖北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
  袁世凯也看到了军民分治是削弱革命党势力的办法,便通电表示:“外省官制,必本伟论。”一些拥袁政党,也把黎倡导的“军民分治”赞为“建国良谋”。但是,一些革命党人都督敏锐地看出黎通过“军民分治”排挤革命党人的企图,所以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率先通电反对。袁世凯不甘心放弃,只得令赞成军民分治的湖北、四川、山西3省,首先实行,其他缓办。
  黎元洪的军民分治,进一步激化了他与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以致激起湖北“第三次革命”风潮。
  刘心源将民政府中大部分革命党人排挤出去,引起军界同盟会党人不满;而且刘心源腐败浅陋,不堪重用,且引用私人,因刘是嘉鱼人,致外间有称民政府为嘉鱼会馆,以致群情大愤,密议推倒。
  一些反对同盟会的人乘机造谣生事,扩大事态。在都督府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共和党人造谣道:“同盟会在京争内阁,恐不胜,特派杨玉如君回鄂运动军队,以王宪章为主动。”他们还在会上宣布:“同盟会鄂支部副理事长王宪章、总务干事杨玉如等多人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谋危黎副总统,推倒鄂军政府。”
  同盟会党人起而反对共和党诬陷,引起争论,继竟斗殴。黎元洪调卫兵胁迫会议解散。上海同盟会机关部特致电黎元洪,指出上述传闻,系反对党因王、杨为同盟会支部干事,故有意中伤。同盟会本部干事居正、胡秉珂特为此事去会见黎元洪,声明:“但使共和政体一日无颠覆之虞,同盟会断不致有革命之举。”
  黎元洪当面保证:“日内派兵巡城,亦为防范宵小起见,与同盟会并无丝毫嫌疑。如有人心存破坏,我必力饬保护。”
  黎元洪的话是向来靠不住的,都督府军事参议王宪章、都督府顾问杨玉如、警察学校监学祝制六被他解职。王、杨被迫离鄂赴沪。同盟会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原系文学社党人,由于文学社屡遭黎元洪镇压,心中极为愤恨,积不能平。遂秘密联络,组织改良政治团,设立秘密机关,欲图改革政治,改组都督府。时称“第三次革命”。
  这时,毕血会因退伍问题发生风潮,几致暴动。黎元洪下令戒严,发出严令:“有暴动及擅自开枪聚众者,格杀勿论。
  若被捕获,则就地正法。”
  祝制六等初拟7月8日,后又改为16日起事,均因大雨未成,17日,被都督府侦探探悉。黎元洪接到密报,立即调近卫军奔赴阅马厂同盟会事务所,将江光国、滕亚纲2人逮捕,交军法局审讯。又派出大批军警在汉口大公宾馆破获机关,逮捕祝制六,并立即解送过江,押至武昌汉阳门码头即被杀害。江、滕也于当日下午在狱中被杀。
  黎元洪又出布告,指控祝、江、滕私立机关,假改革政治为名,主持极端破坏,实属民国罪人。他宣布说:“本都督辟以止辟,刑期无刑,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乱党经伏诛,此外概不追究。”黎元洪所说的“概不追究”是为了稳革命党人之心,目的是为了一网打尽。从7月17日开始,直至月底,破获机关数处,逮捕党人数十名,多数立时枪毙,少数永远监禁。黎还秘函驻汉口外国领事,要求协缉租界内之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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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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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袁、黎合谋
  黎元洪及其党羽在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同时,大肆挑拨同盟会与共和党,以及“首义三武”之间的关系。7月18日,黎元洪亲信孙发绪对孙武说:“居正、蒋翊武等人认为祝、江、滕3人被杀,是你主使,故对你欲兴问罪之师。”
  孙武立即上书黎元洪,建议“速将所杀乱党罪状宣布,通告国中,以免同盟会先声诬我湖北,并诬我副总统也。”同盟会鄂支部得悉此信非常愤怒,立即致函诘问孙武:“足下致副总统书,任意诬蔑,谓系本会所主持,不知足下果何所据而云然?夫士君子立身行己,须堂堂正正,庶俯仰无惭,奚必鬼鬼祟祟,为倾陷异己之举哉!”
  同盟会支部领导人虽然对会员祝、江、滕3人被杀深怀怨愤,但又不敢公开为3人申冤,只是竭力否认与3人之间的瓜葛,并指责孙武为事件的挑唆者。他们指责孙武出钱唆使祝、江、滕3人组织机关,然后又反过来唆使心腹向黎元洪告发,借以张大其事,波及无辜,为一网打尽之计,致使3人被杀。
  同盟会既不敢为被害战友辩诬,使黎元洪更加猖獗,他屠杀了数十名革命党人之后,又藉口《大江报》刊登社会党首领江亢虎的的一篇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是“妖言惑众”,“破坏共和”,于8月8日将该报查封,该报编辑何海鸣、凌大同逃往上海。黎元洪又发出通电,指控《大江报》“实属大逆不道,悖谬已极”,宣布将何海鸣、凌大同一体严缉,就地正法,以惩悖逆。
  《大江报》在武昌首义前就是革命报纸,因宣传革命,曾受清廷当局查封,主笔副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入狱。1912年春,《大江报》复刊,发扬其一贯战斗作风,畅所欲言,毫不忌讳,对拥袁的共和党时加抨击,持论甚激昂。对共和党党魁黎元洪攻击尤为厉害,引起黎的忌恨。黎不顾一切地撕下“尊重舆论自由”的假面具,以“军法”惩治报界。
  《大江报》被查封后,黎元洪遭到全国舆论抨击,上海《民权报》、《民立报》等7家报纸一致谴责黎“违背国宪,蔑视人权”,“以专制时代所不敢为者而黎公竟然为之”。同盟会南京支部亦愤怒表示:“共和国中,民命民权断不可任一二当道者随意蹂躏。”但黎元洪根本下听舆论忠告,倒行逆施,凌大同于9月自沪返鄂,化名凌乔,参与南湖马队暴动,被黎元洪抓捕枪毙。
  《大江报》被查封后,同盟会在鄂喉舌《民心报》发表蔡寄鸥的《哀大江报》一文,抨击黎元洪:“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虽爱黎,亦不能为之讳。”黎阅报恼羞成怒,拍案大呼:“何物狂生,敢呼余为竖子耶!《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而若辈公然庇护之,是非重办不可!”
  黎元洪下令将蔡寄鸥拿至都督府,经蒋翊武等说情力保,方释出,但《民心报》被他查封。
  对黎元洪执掌湖北政权威胁最大的“首义三武”之首的孙武,已在群英会事件后倒台,还剩下“二式”,其中以张振武是黎元洪的心腹之患,他决定除掉他。
  张振武(1870—1912)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竹山人。肄业于湖北省师范学校,任小学教员,后加入共进会,为负责人之一。武昌起义时,他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与蔡济民共同挑起了指挥全局的重任。起义胜利后,出任军各部副部长,对于革命初期的政权建设、稳定革命秩序以及阳夏战争,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思想激进,在武昌起义时,对旧势力的妥协思想较少,曾鲜明地反对黎元洪为都督,说:“我不相信他能够革命。”黎做都督后,他曾说过:“将黎元洪斩首示众。”汉阳失守后,黎元洪、孙武、孙发绪均支持放弃武昌的主张,张振武则激烈反对,怒斥:“敢言弃武昌者斩。”民国成立后,他发现革命果实有丧失的危险,见在黎元洪把持下的湖北政局日益恶化,便道:“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他又在武昌国民公校开学典礼发表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军政府成立时,军务部长孙武住院,军务部由张振武掌握,他在湖北军队中有较大影响,得鄂军士心。他直接掌握的军队将校团,约有3000余人,以心腹之人方维为团长。黎元洪在群英会事件后,下令将校团解散,但未能成功。黎又千方百计使将校团摆脱张振武控制,派去一心腹任副团长,遭到该团拒绝。黎又下令将该团编入其亲信王安澜统率的第6镇,又遭该团强烈反对,不得不收回成命。黎又设计,企图将该团改为军官学校,此又没成功。
  黎元洪下令遣散张振武直接掌握的另一支军队,这支部队是由原兵站总监所辖的6个大队,共1000余人。张振武则将这支队伍改编为军务司护卫队。黎元洪指责张“拥兵自卫”。
  议和期间,张振武以军务部副部长身份去上海购置枪械,准备北伐。有人电告黎元洪,说张耗费公款,械不合用。黎元洪派人去清查他的帐目,并电沪都督陈其美监视他的活动。张一怒返鄂,当面质问黎元洪:“你凭什么资格查我的帐?”黎连声解释:“此为尧卿所为,与我无关。”从此,他同黎元洪、孙武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黎实行“军民分治”,藉故将武昌起义有功的革命党人、警视厅长顾庆云排挤去职,张大愤,立即上书黎元洪,严词诘责。黎闻后,恼羞成怒。黎改军务部为军务司,军务部正副部长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同时被解除职务,孙、蒋均消极隐退,独张仍不甘退让,曾向黎要求留任,并继续掌握将校团武装力量,不肯放手,致使黎席不安枕,去张之心遂决。
  黎元洪虽然打算除掉张振武,又顾张系革命功臣,恐杀之影响波及全国,因此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策:假手袁世凯,在北京除掉张振武;可免却湖北发生动乱的危险。
  3月19日,黎元洪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令其由鄂调拨精兵1镇,赴东三省驻扎。袁也表示同意,但到4月中旬,又借口东省大局已静,南军不服北方水土,阻止鄂省派兵屯扎东北,实则不愿革命党人屯兵在自己的侧背,张振武的边防使名目也随之取消。
  黎元洪又多次密函袁世凯,以首义元勋16人在鄂党见纷歧,恐将来酿生他患,请其将各员调京内用,名义上似为酬报有功,实际乃为化除党争之计。从4月份开始,袁世凯屡电首义党人百十人进京。然此间诸人大都窥见及此,深恐脱离巢穴,势力更形薄弱,故一再上书辞职。惟蒋翊武自恃兼人之才,欲一展其作用,电复袁世凯自欲赴京供职。要求黎元洪给川资1万元,黎以鄂省有困难仅准拨给4000元。蒋既得此川资,故即乘快车首途。
  5月26日,拙于心计的张振武满怀希望地与孙武一同北上。袁对“三武”一概给以顾问官虚衔。张大为不满,甚至对段祺瑞大发牢骚:“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
  张又两次向袁呈递条陈,要求给以实职。袁无意认真对待,随便给他一个“蒙古屯垦使”的名义作为敷衍,张振武却很认真,又是申请经费,又是要求设立专门机构。袁又借口财政困难,不予理会。于是张便负气缴状留书而去,仍尽义务于桑梓。
  6月中旬,张振武回武汉,凭自己在湖北的实力,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并向黎元洪每月索款1000元,准备招兵1镇,往蒙古赴任。黎元洪对张振武的复返武汉极为恼火,于是杀机顿起,但却不敢贸然行事。
  黎元洪便与袁世凯加快了筹划杀害张振武的阴谋。袁世凯和参谋次长陈宦派遣心腹之人万廷献来鄂,同黎元洪密谋后回京。袁世凯在北京与陈宦进一步布置杀张阴谋,与此阴谋相配合的挑拨“三武”之间的关系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张振武与孙武之间,原来“交谊契合”,而欲杀张,必须使其脱离任何党派的保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张振武本是好逞意气之人,经黎元洪心腹孙发绪的挑拨,张振武果然同孙武交恶。
  挑拨“三武”之间的关系,是袁、黎及谋士们的本意,是在暗中进行的;但还有更阴险的一手,是他们在明里给当事人灌迷魂汤剂:借调解孙武和张振武矛盾之名,行迷惑张振武之实,取得张振武的信任,将张振武等人骗往北京杀害。
  7月底,湖北籍民社派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等,受袁世凯派遣返鄂,调解孙、张矛盾。刘、郑在汉口嘉宾楼设宴招待孙、张及黎本唐、蔡济民等50余人,进行调解。席间,郑万瞻首先发言:“此次奉大总统命令出京,实因鄂中时有暗潮,尤多误会。起义诸同志时起纷争,未免使旁观者暗笑,希望捐除意见,融化党派。”刘成禺说孙、张交恶,系出误会。那孙、张则自认前误,并誓以永无意见。
  孙、张同刘、郑等人共同发布了《孙武、张振武原无意见之布告》,孙、张算是恢复了团结。
  黎元洪便装出要与张振武和好的姿态,邀请刘成禺、郑万瞻来调解。刘、郑也热心周旋。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皆大欢喜之事。黎元洪暗与袁世凯通气,时机成熟,袁便频频来电,请张振武进京,说什么:“屯垦事正在筹商,何以径行回鄂?仰速来京筹划进行。”黎元洪给张振武路费4000元,促他迅即北上,刘成禺等也劝张携眷去京。胸无城府的张振武不知此乃袁、黎调虎离山之计,兴致勃勃地邀集方维等30余人随同刘成禺、郑万瞻一同进京,临行时,黎元洪与张振武握手作别。
  张振武喝下袁、黎“调和”迷魂汤剂,顿时忘乎所以,满脑子想的是消除党见,联络南北感情,又雄心勃勃地想在镇抚边陲方面有一番作为。他刚到北京,便向袁世凯呈递《上袁大总统书》,建议筹边之策。又为调和党见,在北京德昌饭店宴请两党要人,即同盟会宋教仁、张继,共和党张伯烈、刘成禺等,变得异常活跃。
  袁、黎谋士们毒杀张振武的阴谋活动正在加紧进行。陈宦见张振武经刘成禺、郑万瞻调解后来京,立即与黎元洪的幕僚饶汉祥商议,共同为黎元洪起草了一道请袁杀张的密电,谓“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谋。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投专局。一言示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照炯戒。元洪抚驭又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
  饶汉祥将此稿带回武昌,由黎元洪签署,于8月11日发往北京,此即“真电”。
  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电报,召集北洋高级将领会议,研究杀害张振武、方维的具体方案。但又觉得黎元洪电报“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等近于空言,似不得为罪状。当即复电,拟为之设法调停。
  黎元洪得袁复电后,又于13日发第2封电报给袁世凯:“不杀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并以参谋总长名义,派饶汉祥及军官10余人乘快车赶赴北京,向袁世凯报告:“鄂军队俱已布置妥协,万无他虞,请即日行刑。”袁便于15日下捕杀张振武的军令。
  15日晚,张振武为增进南北感情,和湖北同来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参加宴会的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人身上、已带着袁世凯立即捕杀张的军令了。宴席未终,段芝贵就说有点小事先行告辞。10时左右,张振武和冯嗣鸣、时功玖分坐3辆马车,冯车在前,张居中,时殿后,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指挥预先埋伏好的军警,将张逮捕,押送到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
  方维于当晚9时左右在金台旅馆被捕,押送到执法处城外分局。16日晨1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在木柱上,身中6枪毙命。临刑前,他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方维也在同时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坐在后边马车上的时功玖立即赶到共和党本部报告消息,并邀集孙武、邓玉麟等在凌晨3时赶往执法处营救。刘成禺、哈汉章也先后赶到,要求保释。但陆建章打断他们的话,说张已伏刑了,并且拿出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是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段祺瑞副署后交来的。面对这一惊人的事变,哈汉章伏尸痛哭,孙武一言不发,刘成禺大呼:“无怪外间多骂共和党无人格,似此自残同党,夫何人格之可言。”
  孙、方被杀,全国震骇,群情愤激,函电纷纷,诘难群起。
  最感愤怒的是民社派(即共和党的湖北派)参议员,因为他们刚刚奉袁世凯之令赴鄂调解张振武与孙武的矛盾,并向张劝驾来京,几日后,张即被杀,他们感到受了愚弄,又颇蒙卖友之嫌。故最先采取行动。16日晨8时,时功玖、刘成禺、张伯烈、孙武等同往总统府质问袁世凯,未得要领。
  17日,袁世凯要报纸全文披露黎元洪“真电”原文以及袁世凯军令大意。18日,由张伯烈领衔,共和党参议员20人署名,向参议院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对袁世凯杀张、方军令的依据,即黎元洪“真电”进行全面批驳,将“真电”提到的张振武的“罪行”摘成“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倡二次蠢动,乘机思逞”,“盅惑军士,破坏共和”,“要求发巨款,设专局”,“冒政党、藉报馆”等五个问题,进行反驳,认为均系诬蔑不实之词。对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的违法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
  8月19日,参议院讨论质问案,刘成禺首先起来对《质问书》作了简单说明。他说“查约法第6条明戴,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张振武既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即应受有中华民国人民之权利。而张振武之被杀也,并未捕送审判厅公开审问。即云罪有应得,亦不宜星夜邀袭,旋捕旋杀。……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
  在讨论过程中,各党参议员对袁世凯、黎元洪耍弄权术,违法杀人进行谴责。同盟会籍参议员陈家鼎、彭允彝、刘彦等先后发言,主张弹劾陆征祥、段祺瑞和黎元洪。刘彦说:“此事体重大,质问恐无效力,不如提出弹劾案,以尽本院保护人民之职。”
  张伯烈提出,弹劾案必须满法定人数,质问案则不需如此,参议院人数不足,不得已才提出质问案。
  陈家鼎认为非提出弹劾案不可,弹劾后,或政府国务员解职,或参议院解散。如果参议院此时尚不弹劾,尚有参议院何用?
  彭允彝主张必须在质问之后再提出弹劾案,弹劾时弹劾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刘彦补充说,还应弹劾黎元洪。
  袁世凯就质问书向参议院作了答复:“查此案情节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系军人,故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出之处。且以军事通例而言,事关军事秘密,未便宣布者,本可无庸宣布。惟既经贵院质问,为解释群疑起见,业已电达黎副总统,请其审查现在情形,如不至因此滋生枝节,可将犯事地方之证据,摘要宣布。俟得黎副总统复电,再行答复。国务员明日碍难出席。特此咨复。”
  20日参议院开会,参议院对袁的咨复极为不满。卢士模、彭允彝、覃振等主张即日弹劾,时功玖主张退回咨文,刘成禺认为咨文可作政府无法之根据,不能退回,张伯烈提出两种办法:(1)今日非政府出非答复质问不散会;(2)令其明日出席。最后表决:要求段祺瑞明日出席答复。
  21日下午,参议院开秘密会议,在讨论弹劾案问题时,发生分歧。同盟会籍参议员主张弹劾陆征祥、段祺瑞,共和党籍参议员则主张弹劾全体国务员。
  同盟会和共和党参议员们各有各的想法:同盟会籍参议员对张、方案虽甚为愤慨,但他们同张振武的关系较浅,主要是从维护约法、着眼于改组政府,想通过张、方事件,推宋教仁出来改组内阁,他们并不敢与袁世凯直接对抗。所以不少同盟会籍参议员尽管言词激烈,但却害怕同袁氏政府决裂;共和党籍议员中,民社派与张振武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密切,且兼含有一种嫌疑性质,故愤激异常,主张弹劾。而非民社派参议员,因张振武系共和党干事,不能不随声附合,但这些人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立场未根本改变。他们迫于形势,表面虽表示赞同,其内心却是反对弹劾,故提出弹劾全体国务员来和同盟会所提出的弹劾陆征祥、段祺瑞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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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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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章 虚情欢会
  袁世凯极力阻止参议院提出弹劾案,他在21日晚邀请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郑万瞻等到总统府谈话,作了一番解释之后,表示“追悔莫及”,又请求刘等“仰仗诸公疏通意见”。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郑万瞻等虽然表面上并不示弱、但实际上他们已开始软化。到22日参加议会时,刘、时、张、郑4人,意气稍平。
  议会外,谴责政府的活动颇为激烈。黄兴于18日、20日连续电袁,指出黎电中所述“张、方罪状,语极含混。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而黎竟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致使群情激动,外人轻视,民国基础,愈形危险”。他对共和前途,表示忧虑。同盟会本部于8月22日发布开除黎元洪的启事。启事指斥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国,人神共愤,决定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嗣后,同盟会与黎元洪断决关系。
  其他各政党、社团以及知名人士,也对袁、黎表示极大义愤。黎元洪任社长的东西大同社,也以黎为“共和之敌”,与黎脱离关系,将社名改为大同公社,拥戴黄兴为社长。黄兴婉言谢绝。
  袁世凯杀张、方的主要目的是离间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使其失去革命党人的拥护,成为孤家寡人,以便为己所用,直至黎成为千夫所指的过街老鼠。黎元洪知被袁所卖,甚为尴尬,以至气喘旧痰复发,咯血时,精神颇觉不支。于是,亟通电自白。19日发出通电,开列张振武“十大罪状”,21日再次通电,电文长达2000余字,把“十大罪状”扩充至“十五大罪状”。黎元洪极尽罗织之能事,无限上纲,把张振武描写成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罪犯,以平息社会舆论,求得对自己的谅解,但全部“罪状”无一证据。黎元洪还列举了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假手袁世凯将张、方杀于北京的“理由”,以诉自己“苦衷”。他说:
  “元洪数日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柔肠九回,慈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受负振武罪,无受负天下罪。臂疗身,决蹯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
  黎元洪还假惺惺地自认三罪:一罪自己驭将才疏,造成武汉动乱不已,致使商民流离,市廛凋瘵;二罪自己本与张振武相从患难,情同骨肉,乃因不善调理,竟使首义之士,堕为罪魁,心怀惭德,愧对振武;三罪国基甫定,法权未张,乃有杀张之事,以致险象环生,祸机密切,快一邦黎庶之心,解天下勋庸之体。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伫待严谴。黎元洪保证对张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妥为保护。俟灵柩到鄂,元洪当开会追悼,亲往祭奠,以安哀魂。
  黎元洪还致电袁世凯,正式提出辞参谋总长及鄂军都督职,又向参议院辞副总统职。
  黎元洪是否真的认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不是,恰恰相反,黎元洪凶相毕露地又对湖北革命党人进行镇压。
  张、方被杀的消息传到湖北,鄂人士甚震骇,军人尤不平。谣言四起,黎令武昌戒严益甚。各界人士群情愤激,莫可名状,黎竭尽全力削弱革命党人力量,首先派亲信部队将张、方统率的将校团包围,令即日缴械退伍,实即遣散。又召集军界人员在都督府开会,强词夺理地说,杀张振武,实出于万不得已。元凶既除,余党自解。此后我军人务宜和衷,同御外侮,不可再存党见。
  黎元洪下令解散张振武所设军务司卫队和屯垦事务所,即连张振武创办的民国男、女公校也下令取缔,后经教育司力争,才决定将两所学校收归公办。黎元洪加派军警巡逻市街,缇骑四出,暗探密布,都督府周围长期处于戒严状态。黎谕令汉口电报局总办孙发绪:“凡有关系之电,概行扣下,不为代送。凡交鄂报馆来去访函至汉口邮局,均派人检查拆阅。”
  谴责黎、袁的电函无法从武汉发出。
  黎元洪得悉参议院要弹劾自己,非常紧张,连忙策划对付手段。他采纳饶汉祥献计:“假用鄂军人联名挽留为要挟地步,又用商会、教育会名义,电责参议院不应弹劾,恐摇动大局。”于是,湖北全体旅以上军官、各级军事学校校长、都督府军事顾问,以第1师师长黎本唐领衔,在黎元洪提出辞职的第2天发表通电(梗电),对民社派参议员提出的质问书进行了逐条驳斥,为黎元洪辩解。未过一日,湖北军界再次气势汹汹地发出通电,语气尤为激烈,点名痛骂刘成禺、张伯烈等,说他们“混乱是非,颠倒黑白,违反人民意思,亵渎副总统威严,是为丧心病狂,玷辱祖宗”。还威胁说:“参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24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误,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
  在黎元洪及其亲信的煽动下,又有湖北教育总会、商会,武昌、夏口、汉阳议会,以及“湖北保安社绅耆暨全体士民”、“旅沪鄂人”等,也纷纷致电北京,斥责参议员,挽留黎元洪。稍后,鄂省议会也致电北京。这些电文,均系黎元洪左右舞文弄墨者所为,那军界之恐吓电,更开武人干涉议会之恶例,为此激起参议院和舆论界的不满。
  黎元洪作贼心虚,连忙致电袁世凯,说是“军界通电,措词激烈,元洪往阻无及,索稿未获,深为惶歉。伏念元洪于振武案办理委曲,未能事先遍晓,致启诘问,故谨请失察之罪,临颖彷徨,泪随电堕”。黎怂恿军界攻击参议院,又自请“失察之罪”,可见其已捉襟见肘,黔驴技穷。
  黎元洪的这些活动,确实发生了作用。参议员们害怕动乱,袁世凯除亲自接见湖北议员外,又暗中运动共和党的非民社派议员,要他们说服民社派议员不要再坚持弹劾政府,一旦弹劾无效,则参议院必出于解散之途,而大局为之动摇。稍后,袁世凯命参谋部次长陈宦、陆军部次长蒋作宾、海军部次长汤芗铭等宴请民社派议员,劝其勿迷于张振武私情,而与政府为难,即要求他们放弃弹劾案。民社派议员终于软化。为了保全面子,他们只是没有公开撤回弹劾案,而是消沉下去。
  到了22日下午,参议院经过辩论表决,赞成弹劾陆征祥、段祺瑞者为多数,于是弹劾陆、段案得以成立,并举定由张伯烈、时功玖、刘成禺等为起草员。但是由于袁、黎收买和串连参议员不出席会议,使到会议员达不到法定人数,使弹劾案不能成立。28日,拖延了1个星期的弹劾案,终于提交参议院。弹劾案由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4人提出,同盟会籍参议员陈家鼎、覃振、刘彦、彭允彝、欧阳振声、卢士模、周珏、殷汝骊8人连署。该案仅把袁世凯不经审判,捕杀张振武、方维的违法举动,归罪于陆征祥和段祺瑞的“辅佐乘谬”,“陷临时大总统于违法地位”,要求临时大总统依约法将陆、段即予免职。与此同时,同盟会籍议员刘星楠提出《咨请政府查办参谋长黎元洪违法案》,指控黎元洪恃有全国军事上之大权在握,对张振武、方维不依法手续,坚持其就地正法之蛮横办法,屡电北京,强陆军部以必行,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大憝,咨请政府严行查办。这两个避重就轻均未涉及黎、袁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杀害张、方的提案,袁世凯和参议院中拥袁、黎参议员,仍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弹劾陆、段案未能通过。
  革命党人遂将斗争重点放在查办黎元洪身上,认为张、方一案,黎元洪假手袁世凯泄其夙愤,破坏约法,杀戮首功之罪在黎不在袁,此案黎为造因生祸者,袁为黎连带,而陆、段当代负其责者也。故陆、段可递咨减罪,而黎元洪则万不可不问。黎元洪杀张、方非以参谋长电杀之,乃以鄂督电杀之,乃改查办鄂都督案,举陈家鼎起草。
  但查办黎元洪案同样遭到袁、黎势力的反对,他们出于共同的打击革命党人的立场,出来袒护黎元洪。9月3日,陈家鼎提出了查办鄂督黎元洪案,连署20余人,列出交参议院。拖延到9月13日,陈家鼎始得在会上报告,列举黎元洪十大罪状,要求讨论通过。十大罪状从杀祝制六等到封闭《大江报》,通缉何海鸣、凌大同,逼走王宪章、杨玉如,到杀张振武、方维,以及外云军民分治,内实大权独揽,滥用刑讯,唆使鄂军界干涉政治等问题均涉及到,虽然也是从法律角度提出问题,但接触到了黎屠杀革命党人的政治问题,说明了黎杀张、方非出于偶然违法,而出于敌视革命党人的一贯立场。
  报告甫毕,刘崇佑、刘国珍等大声反对,不待议长宣布散会,纷言延会而去。至此,参议院中环绕着张、方事件的所谓弹劾与查办也就不了了之。但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的声讨下,不得不为张振武开追悼会。他亲往致祭,并致挽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义,此心不负故人。”
  “杀戮首功之罪在黎不在袁”的认识,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的态度有关。张、方被杀前,袁已多次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面商国是,调停党争。16日,张、方被杀,大多数革命党人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他们认为“此等现象,一若并非真共和,殊形危险”。于是,众人力劝孙中山、黄兴不要轻入虎穴。同时,河南、安徽、广东等省也纷纷致电孙中山与黄兴,力阻他们只身进京,误入圈套。但是,孙中山对众人道:
  “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袁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
  对于进京与否,黄兴也有所犹豫,于是,孙中山也劝黄兴暂止其行,以防突然。黄兴正踟蹰时,仆人乘机把他的行李搬回家。孙中山从上海同孚路黄兴的寓所起程,在袁世凯的迎孙专使张昉、程克陪同下,登上商局的“平安”号轮船。与孙中山同行的有其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还有魏宸组、居正、王君复等10余人。
  在码头上,欢送孙中山的中外记者、各界人士,人山人海,他们团团将孙中山围住,并一再劝他不要贸然进京:“公世界伟人,历经险阻,岂怯于民国成立之后,惟此行以有益无益为断。观北方情形,似即行亦无大裨益。”
  但孙中山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仍然决意北上。于是,送行的人。有人神情黯然,有人痛泣。孙中山一再向人们解释,让人们相信袁大总统,并声明他这次进京,主要是想帮助袁世凯当好民国总统,解决好迁都、治政、建军等一系列大事,并能一心一意搞些实业,改造中国。
  在送行的人群中,有一美丽、年轻的女子,随着孙中山一行混上安平号轮。在安平轮上,她趁人不注意,把孙中山请进一间船室内,尔后关上门,正当孙中山愕然之际,她掏出一把寒光阴森的尖刀,道:
  “先生是国民代表,共和坚城,必欲投身虎穴,我誓死反对!”
  那年轻女子说着,便举刀刎颈。孙中山见是个女志士,慌忙拦住,从她手里夺过尖刀,掷于地上,然后慰言再三,劝止百般,那女志士才肯下了安平轮,怏怏而去。
  8月18日下午,“安平”号轮在“海琛”号巡洋舰的护送下,载着孙中山一行从上海启程,去北京会见袁世凯。22日下午,“安平”号轮抵天津,孙中山在袁世凯的代表、教育总长范源濂、工商总长刘揆一等北京专员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天津去北京。
  袁世凯以欢迎元首的礼遇进行隆重的欢迎。孙中山来到北京,袁世凯将自己的专用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供孙中山使用。
  孙中山下了专列,只见北京站欢迎牌坊耸立,军警如林,政府各部总长、议员、工商界、学界、报界、外宾都来迎接。由于北京市民早就期望看看这位革命领袖,加上袁世凯有意隆重接待,欢迎群众达数万人。孙中山举帽从人丛中穿过,频频向人们致意、然后乘袁世凯的双马车由正阳门入城,进中华门。孙中山的马车前呼后拥,沿途军警林立,军警背后便是人山人海。孙中山在代理内务总长赵智庵等政府官员的陪同下,来到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下榻。
  袁世凯命令对孙中山的接待仪式要十分隆重,供奉要十分丰盛。袁世凯为接待孙中山来京,筹划甚久,用心颇深。他把孙中山的馆舍选择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即袁世凯的总统府,这里建筑既宽敞轩朗,铺陈亦富丽堂皇,还便于警卫,而他自己却搬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去办公,故意把总统府腾出来,加以修缮,让给孙中山居住。
  孙中山因路途劳累,原准备在第二天会见袁世凯。但袁当晚就派人邀见,并举行晚宴欢迎。孙中山去铁狮子胡同总统府时,袁世凯早迎于厅下,互相礼毕,手拉手来到大厅。在晚宴上,袁世凯亲自执盏于孙中山,致词道:
  我盼望先生与克强久矣,今克强未与同行,未及共聆伟论,深引为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殊为欣慰。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浅,深望先生有以教我,以固邦基,世凯忝负国民付托,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求赐宏论,以匡不逮。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
  孙中山见袁世凯如此说,便道:“文久居海外,于国内情形或有未尽详悉之处,如有所知,自当贡献。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早日筑成,则我民国前途受惠实多。”
  袁世凯忙道:“极是,极是!”
  孙中山原只准备作短时间的拜会,但同袁晤谈后,即“欢若平生,恨相见晚”,即留驻府中与袁畅论时事,至夜半犹未辍谈。
  次日,孙中山宣布自己北上的宗旨和政见7条:(1)男女平权。(2)大铁道计划。(3)尊重议院。(4)南北不可分离。(5)大局急求统一。(6)报界宜造成健全政论。(7)决不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
  袁世凯为了表示竭诚招待孙中山,特派唐在礼和大礼官黄开文在石大人胡同孙中山的行邸照料,并派有侍从多人听从孙中山等人支派使唤。孙中山如公出,即有人安排车马,预洽休憩餐膳之所。袁世凯又特别命令巡警总厅:凡孙先生出入除派马队侍从外,沿途均派军警护卫,并断绝交通。
  孙中山每次外出,见途中总无一人,甚为诧异,得知是袁世凯特意安派之后,道:“鄙人虽系退位总统,不过国民一分子,若如此尊严,既非所以开诚见心,且受之甚觉不安,应即将随从马队及沿途军警一律撤去,俾得出入自由。如大总统坚执不肯,则鄙人小住1、2日即他去矣!”
  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心思,忙将军警撤除。
  孙中山住在袁世凯的总统府,石大人胡同一时车水马龙,前往谒孙的人很多,有新旧政府成员,有前清遗老,有广东同乡,有日本人,有新闻记者。孙中山应酬不暇。
  28日,袁世凯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孙中山,并邀请各部总长、各高级军官,参议院议长吴景濂、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及孙毓筠、沈秉坤、章太炎、王赓、孙武、宋教仁、张绍曾,还有诸满蒙王公作陪。席间,袁世凯致欢迎词,道:
  “孙先生游历海外20余年,此次来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
  袁世凯举酒向孙中山致敬,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起立作答:“今日承大总统特开宴会,备极嘉许,实深感谢。”他称赞袁世凯“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担任国事,可为中国得人庆”。孙中山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宴后,袁世凯同孙中山就国内外重大问题举行秘密会议。
  由于孙中山在北上前就认为,中国无论由何人来执政,都不能有所作为。因为国力日竭,外患日逼,现实的政治状况犹如一团乱麻,谁也一时难以措手足,如果只从党争下手,结果反而会越搞越乱,难以解决问题。现在既已让位给袁世凯,就应该努力去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支持他推行利国福民的政策,争取有一个较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实业,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从根本上解决国弱民困的问题。他对袁世凯失去警惕。来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又对他极为尊重,孙缺乏同袁世凯这样的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很容易受袁世凯的欺骗。袁世凯在张、方事件后,很需要孙中山的支持,来稳定革命党人的不满情绪,因而表现出极其尊重孙中山。他们俩人这才相互高呼“万岁”来。
  孙中山与袁世凯初次晤谈后,就向自己的同志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总统为恶。”
  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
  袁世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像盼孙中山一样,也盼黄兴能北上,他坚请孙中山特电黄兴即日来京商议要政。孙中山致黄兴的电报,就是应袁的请求发出的。
  黄兴在孙中山的敦促下,于9月5日率陈其美、李书城、张孝准、徐少秋等10余人,乘铭新轮离沪北上。
  9月7日,黄兴还在途中,袁世凯就颁令授黄兴为陆军上将,同时授上将衔的还有黎元洪和段祺瑞。
  黄兴抵京后上书辞谢,袁又批复说:“该前留守奔走国是20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入生,坚苦卓绝,凡我经历,中外咸知。……事经国务会议,金谓该前留守名冠军界,众论翕然,所谓收回成命,碍难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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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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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章 “化男为女”
  宋教仁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在北京着手把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同盟会5党合并成立国民党。
  宋教仁为什么要把同盟会与其它政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呢?原因是南京参议院经过一场风波而北迁后,同盟会已不能控制参议院中的多数议席。5月中旬,共和党成立后在参议院的势力大增。在唐内阁风潮中,它同袁世凯狼狈为奸,宋教仁等深感要坚持责任内阁,就必须实行政党内阁,而要实现政党内阁,就必须组成强大的政党,而要组成强大的政党,同盟会就必须联合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当时在参议院占有相当席位的号称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胡瑛、魏宸组、谭人凤、刘揆一、张耀曾、李肇等最积极,但屡次开会研究,均无结果。因为多数同盟会会员反对改组,他们认为“现值党争剧烈之时,本党若稍有动摇,恐他人利我改名而分势,其危险而不堪设想者”。田桐、白逾桓等人反对尤为激烈,他们“痛陈同盟会系数十年流血而成,今日当以生命拥护,此名与民国同体,奈何提及改组?”蔡元培也表示“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但是,由于袁世凯使用武力威胁参议院通过陆征祥任国务总理,统一共和党在陆内阁风潮中和同盟会一起受到共和党和军警的攻击,多数人异常激愤,于是终于决定和同盟会合并。同盟会为了增强在正式国会竞选中同共和党的竞争力量,也同意同统一共和党合并。
  统一共和党的代表、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向同盟会提出两党合并的3个条件:(1)变更同盟会的名称。(2)废除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
  吴景濂字莲伯,奉天宁远州人。1907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后,留学日本。1909年回国任奉天谘议局议员,旋任议长。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参议员,后任北京参议院参议员、议长。
  8月5日,以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得知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合并的消息后,派代表到京,表示愿意参加,除同意统一共和党所提出的合并3条件外,又提出取消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的要求。
  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光绪举人。1898年任广东布政使,旋调甘肃布政使。1900年率兵护送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至西安,升陕西巡抚,次年3月调山西巡抚。后历任四川、两广总督,残酷镇压人民反清斗争。1907年调任邮传部尚书,因与奕匡、袁世凯争权而解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又被起用为四川总督,见清廷大势已去,未赴任。
  同盟会为了达到改组扩大的目的,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但坚持在党纲中必须保留“民生”两字。
  8月7日,三党代表开会,又有北京的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派代表参加。提出参加合并。他们就党名党纲达成最后协议,推定宋教仁、张耀曾和国民公党代表杨南生负责起草宣言。
  8月11日,同盟会代表宋教仁、统一共和党代表谷钟秀、国民公党代表虞熙正、国民共进会代表徐谦、共和实进会代表许廉举行正式筹备会议,宋教仁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会上,通过了内部组织和“宣言”。两天后,五党联名正式发布了国民党成立宣言:
  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取其名曰国民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治。众志即定于内,不可不有所标帜于外,则党纲尚焉。故斟酌损益,义取适时,概列五事,以为揭橥:
  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平和,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凡此五者,纲领略备,若夫条目,则当与时因应,不克图定。
  国民党成立宣言发布的同一天,孙中山、黄兴便通电国内外同盟会各支部,通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2000余人。张继为临时主席,报告五党合并经过以及政纲的起草经过。因为国民党政纲是由同盟会政纲演绎而来,但国民党政纲里取消了男女平权一条,于是,参加大会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大怒,她们围着宋教仁严词诘问,其中一个女会员怒不可遏,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左右开弓,打了他几个嘴巴,使会场大骇。继而,为国民党政纲中是否补入“男女平权”一条,主席主持以举手形式表决。
  结果,举手者未过半数,仍然没有通过。
  接着,大会发选票选举理事和参议。不久,大会开检选票,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孙中山又被推为理事长。
  国民党内部组织分为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5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总务部主任干事魏宸组、殷汝骊,干事任鸿隽等;政事部主任干事谷钟秀、汤漪。政事部下又设有选举科,主管干事杨永泰,干事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刘盥训、张耀曾、伍光建、文群、仇鳌等。交际部主任李肇甫,干事覃振、顾维钧。文事部主任干事杨光湛。政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干事张耀曾、刘彦,干事冯自由、石志泉、吴铁城等。
  大会选出参议: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唐绍仪、孙毓筠、谭延闿、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29人。名誉参议钮永建等7人。
  孙中山来到会场,全体与会代表起立,脱帽向孙中山致敬。然后,孙中山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五党合并,从此成为伟大政党,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我中华国民将可日进富强。故兄弟于五党合并,有无穷之希望。……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故政党者虽意见之不同,行为之不同,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今五党合并,诸君皆当持此观念,则民国前途永无危险之象。……同盟会素所主张者有三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民族、民权已达目的,惟民生问题尚待解决。……男女平权本同盟会之党纲。此次欲组织坚强之大政党,既据五大党之政见,以此条可置缓图,吾人以国家为前提,自不得不暂从多数取决。然苟能将共和巩固完全,男女自有平权之一日。”
  孙中山语声刚落,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在奏乐声中,孙中山退出会场。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孙中山仍要宋教仁直接负责,他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并一再表示,不多问党事。他认为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的社会革新,比党务与政治问题更重要。他说:
  “现在我正在集中我的思想与精力于从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国家。对于西方国家劳资间的不协调以及劳工大众所处的困境,我所见已多,因之,我希望在中国能预防此种情形的发生。由于实业的发展,生产必将增加,而此种情形的变化,必将有加深劳工阶级与资本所有者之间分野的危险。我希望看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获得改善,而不愿帮助少数人去增殖他的势力,直至成为财阀。”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大力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实业,把兴办铁路作为他工作的中心。
  孙中山表示不多问党务,并不是不问,对于国民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他仍以国民党理事长的威望和权力,给予指导。
  国民党成立后,为了扩大声势,争取多数,到处拉人加入。国民党对“青年之士子,跋扈之武人,市侩之商贩,皆搀杂于其中,对于大官阔佬,则不问其是否同情,预写文凭,强之加入”。
  孙中山、黄兴都同意大批发展国民党党员。黄兴一到北京,一心一意扩大政党,他在北京逢人便动员其加入国民党,上至袁世凯,下至一般君主立宪派分子、旧官僚以及前清遗老,都是黄兴动员的对象。孙中山、黄兴极力邀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首领。袁世凯内心不愿加入,他根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他为了拉拢孙中山等人,态度暧昧,虚与委蛇,使孙中山、黄兴存在种种幻想。后来袁世凯向国民党参议柏文蔚解释说:“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
  黄兴到京后,袁世凯举行了欢迎黄兴的公宴,袁世凯再一次亲自到场主持。因为有孙夫人参加,所以政府方面除了国务院各总长、次长及总统府各重要大员七八十人为陪宾外,其夫人也都参加。
  晚宴在居仁堂大殿举行。袁世凯讲了欢迎词后,孙、黄答谢,态度毫无拘束。然后便是陪宾们依次致辞。
  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坐在西南角,他在致辞时,从恭维孙中山、黄兴,自然地转向恭维袁世凯,出于本性,继而不自觉地牵涉到政治,批评国民党说:“共和是北洋之功,同盟会是暴徒,只会乱闹……”
  有人开始响应,高声叫喊:
  “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
  “孙中山是孙大炮、大骗子!”
  晚宴骚乱起来,有人偷看孙中山,见他态度从容如常,若无所闻。黄兴虽然有些坐立不安,但见孙中山如此,也稳定下来,不为所动。
  袁世凯见火候到了,该出来压一压了,便站起身来,用拳头猛砸桌子,众人立即寂静下来。袁世凯怒叱道:“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尔后,他拱手向孙中山、黄兴说:“北洋军人都是老粗,程度不太够,望孙先生、黄司令海谅!”
  孙中山气量宽广,面带微笑点头,他见袁世凯坐下,便站起来,举杯道:
  “我与黄兴相约,皆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让项城作总统10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设计,把铁路线延长20万里,民国即可富强!”
  孙中山的这一席话,正中袁世凯下怀,他站起来大呼:
  “孙中山先生万岁!”
  孙中山接着呼喊:“袁大总统万岁!”
  黄兴本对袁世凯产生怀疑,尤其是张振武被杀案,使他不想北上进京与袁世凯会谈,后经孙中山说服,消除了对袁世凯的疑虑,他到京便说:
  “定当调和一切,使我同胞无稍隔阂,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
  孙中山和黄兴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还告诫革命党人,要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即有他党反对,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他不顾袁世凯屡用军警干涉政治的严重事实,要革命党人相信,此次共和既由军人赞成,则军人决无破坏共和之事。他还邀集原同盟会在京各报负责人座谈,要求他们勿猛烈攻击袁世凯。黄兴北上途中,在天津演讲宣称:“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到京后更提出“以和缓手段,对待婴儿之政府”,要求报界诸君,须牺牲党见,共维大局。孙中山反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采取激烈态度,他说:“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孙中山极力说服党内和平了结张、方案件,认为“弹劾大可不必,盖于事实毫无补救。”
  孙中山在京近1月,先后与袁世凯晤谈13次,每次谈话均由梁士诒陪同。谈话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3、4次直谈到晨2时,所谈的都是国家大事,包括政治、财政、实业、外交、国防等问题。每次会谈,报纸上都有大体的报道,但没有记录发表。每次谈话,袁世凯都装出十分谦恭的样子,无论孙中山说什么,他都颔首:“所言极是。”就连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激进主张,他也满口答称:“事所当然。”偶有异处,袁世凯也说“贵论宏大,可以参考”之类的奉承话。
  某夜,孙、袁会谈结束后,梁送孙回行馆,孙问梁:“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到今尚疑,君为我释之。”
  梁问是什么事?
  孙道:“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改革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认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
  梁士诒回答道:“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者之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在北方,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者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也。”
  孙中山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袁世凯百般地曲意相从,二人谈得十分“投机”。当然,袁世凯的“谦恭”不过是为了骗取孙中山的好感,是要孙中山作出更大的让步。因此,谈话中袁总是“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之苦”,“诉党派竞争之苦”,并表示:“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袁世凯百般地曲意相从,很快就骗得了孙中山“十年内,大总统非公莫属”的保证。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话很满意,他后来曾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故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黄兴同袁世凯晤谈后,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袁热心维持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袁总统经营国事,不辞劳怨,实所钦服。”
  袁世凯在发生内阁危机时邀请孙、黄北上,想请他们解决陆内阁的风潮问题。
  8月20日,陆征祥提出辞职后,袁想让他的亲信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但又怕参议院通不过,于是一面任赵为代理总理,一面声称内阁总理待孙、黄到京后协商解决。与此同时,又故意作出物色人选、改组内阁的姿态。他先是派范源濂、刘揆一动员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宋以仅换总理,阁员仍采各党混合,既不能组成强固的政府,又不合国民党政党内阁的主张,辞谢不就,并表示待孙、黄到京后再议。
  孙中山到京后,28日同陆征祥会见时曾劝陆勿存退意。当袁向孙征求内阁总理人选的意见时,孙提议由宋教仁出任,黄兴也来电劝宋担任。宋以临时政府即将结束,所余时间很短,不能多所施展,调和南北感情须有威望素着者,始能得到人们信仰之理由,反过来建议由黄兴任内阁总理。
  黄兴北上到天津,宋迎黄于天津时,又动员唐绍仪、陈其美共同促黄出任总理。以后袁、黄会晤,袁也作出动员黄为总理的姿态。黄兴以准备专心致力实业来谢绝。袁世凯就趁势提出在赵秉钧和国民党籍的沈秉坤两人选一人担任总理。袁提沈秉坤自然只是作为陪衬。黄兴认为沈、赵两人均可。宋教仁反对沈而赞赵,因为他认为沈若出任,必然破坏国民党政党内阁的主张。在京国民党人亦多认为国会大选在即,临时政府时间已不长,如沈勉强出任,万一短命,对国民党不利。
  经过反复商议,多数国民党党员主张取放任主义,谓不如即用赵秉钧为总理,俾得组一纯粹的袁派内阁,黄兴便代表国民党正式向袁提出赵秉钧为总理,这当然正中袁世凯的下怀。9月24日,经参议院通过,赵内阁正式成立。
  赵秉钧正式任内阁总理后,黄兴建议全体阁员加入国民党,以便实现政党内阁。狡猾的袁世凯见黄兴画饼充饥,极表赞成。于是黄兴、陈其美在六国饭店宴请全体国务员、国民党议员、国民党本部各部正副主任与新闻记者,正式宣布“欢迎新加入国民党的国务员诸君”。可是那些新加入国民党的国务员们在宴会上说了几句应酬话之后,根本不拿国民党当回事。内阁总理赵秉钧说:“我们并未理他。”范源濂、周学熙、朱启钤表示不承认。表示积极的惟有最热心做官之外交总长梁如浩,及以留学生一跃而至农林总长之陈振先。有人讥笑黄兴拉这些人入党实是“天然凑成一部一见哈哈笑耳。”也有人说忠厚老实的黄兴劝赵内阁加入国民党,变赵内阁为国民党内阁,是要用“化男为女”的玄想,去化旧为新。
  孙中山一心扑在中国的实业上,在他的心目中,头一件大事,就是把中国的铁路搞上去。他到张家口视察了詹天佑设计修建的铁路,并游览了长城。孙中山希望自己铁路建设计划能够得到“参议院之赞同,政府之特许”。袁世凯表面上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正式任命他为全国铁路督办,全权督办全国铁路。孙中山预定的3大铁路干线是:由广州经广西、云南、四川,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由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以迄伊犁。一由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以达乌梁海。资本定为60亿元,里程为20万里,期限10年。筹款方法是借债修路,允许外人承办,但限期若干年收归国有。
  9月18日,孙中山离开北京,到各地考察铁路、矿务,结束了他这次北京之行。他在孔祥熙的陪同下,前往山西太原,去和阎锡山会面。
  孙中山和黄兴在京热心调合南北,又公开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为袁世凯施展诡谋提供了可乘之机。孙中山走后,袁世凯发表了自己拟定的袁、孙、黄、黎的共同宣言,即八大内政大纲。这共同宣言没有经过孙中山、黄兴的酌定。那黎元洪因为张振武案,回避与孙、黄见面,未入京,只列上了名。9月25日,“四大伟人”之协定政策予以公布,这“四大伟人”协定又称为八大内政大纲。其内容是:
  (1)立国取统一制度;(2)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先储海陆军人才;(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6)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7)迅速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孙、黄为除祛袁之猜疑心理,表示无意竞选正式总统,而黎元洪亦通电预辞总统:“沉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黄兴,湖南善化人)。”黎又另致共和党之私电,则仅推重袁世凯一人。南北表面上的谐和一致赖以铸成,实则袁、黎之间扭得更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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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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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国会争权
  黎元洪在湖北惨杀革命党人,湖北、上海两地革命党人对黎怀有深怨巨仇,送以绰号“黎屠夫”。他们不甘坐视,纷纷酝酿誓欲将黎推倒。逃到上海的何海鸣在《民权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与黎元洪反动政权作斗争。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到鄂设立秘密机关,称“振武会”。总机关设在武昌城内札珠街13号,顾开文为司令长,顾斌为干事,又设分机关3处,还有许多小的秘密机关不下10处,联络有志为张振武复仇的革命党人。他们一方面鼓吹社会,揭露袁、黎勾结,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谓“袁、黎不死,即不能真正享共和之幸福”;另方面积极与军队中党人联络,希图乘时暴动。
  驻扎城外南湖之马队第2标积极响应,计划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起事。
  黎元洪戒备森严。9月23日,宪兵队在嘉宾楼拿获党首1人,汉口亦获大头目黄某,立即正法。南湖马队恐事机泄漏,决定提前于24日夜12时起事,却不料24日下午城内的总机关被黎元洪的密探侦破,黎当夜派宪兵1营包围札珠街13号,将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8人抓捕,将二顾二罗4人在都督府前斩首示众,其他4人监禁20年。
  南湖马队2标得悉城内机关被破获,即有第2营管带集合全标官兵演说,道:“机关已破,不如趁此时攻进城内。”声称有某标某营可为接应,决不至于失败。2标标统周某亦和之,遂率全标官兵出。先攻起义门,希图乘敌不备,斩关而入,但第4师师长蔡汉卿已奉黎元洪令,事先在起义门埋伏,并在城墙上以重炮向马队轰击,击死数十人。马队后队即往扑保门进攻,那里有第1师师长黎本唐把守。蔡汉卿亦率军出城夹攻,马队官兵腹背受敌,双方激战3个多小时,至天明,马队3营仅剩1营,退回南湖本营,凫水死者甚众,仅存的400余人,犹敢恃险抵抗。黎本唐、蔡汉卿率军追随围捕,直至中午1时始逃散。对于被捕之马队官兵,有的被就地处决,有的被解至都督府或司令部正法,有的被解至阅马场杀害,标统和2营管带均被正法。
  次日,黎元洪下令巡查城内各军,遇有马队2标中人,格杀勿论。又令军警稽查散兵,捉获即杀,不问口供,尸体丢进长江,连姓名、罪状均不宣布。此役死于战斗中的马队官兵200余人,湖中泅水死者数十人,被“正法”者数十人,共300余人,此外,有部分并未参加起事的马队也被误会,指为乱兵,四围合攻,当场枪杀200余人。蔡汉卿率军到南湖,又误会炮队参与起事,毙炮队数十人。
  马队2标失败后,又有马队1标革命党人继起,密谋再举,结果被拿获,又处决数人。9月25日到10月中旬,又陆续破坏“振武会”机关10余处,数十人被处死。此外,在武昌周围各县:襄河、沙洋都有振武会活动,荆门、当阳等县亦有振武会分支七星会组织,均遭破坏,多人被杀。加上零散被搜捕杀害者,死者当在1000人以上。军法局收禁的人犯达500余人,以至人满为患。这次被杀的革命党人,基本上是国民党员,即原来文学社系统的革命党人,经过这次杀戮,幸存下来的极少。
  黎屠夫电告袁世凯,轻描淡写地说:“正法5人,其余均弃械逃溃,暴动业已平定,现在省垣人心安谧。”他虽然这么说,但内心十分恐慌,特电袁世凯要求从直隶、江西、江苏、安徽4省派军到鄂驻扎,以资镇慑。袁世凯立即抽调北洋军1000余人到汉口,驻南湖马队附近,又命4省派军队援鄂。直隶、江西、江苏各派1营陆续到鄂驻扎。
  黎元洪还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设立鄂军稽查处,加强对革命党人的秘密侦讯;下令禁止军人参加政党、社团,已入者务须脱离,尤禁参与秘密结社或开会,违反者,则惟该管上官是问;加强警戒,各军队按照区域添班逡巡,每晚发特别口号,在险要地点酌设快炮、机关枪,巡警厅、消防厅分途巡逻街道,晚9点钟以后戒严。10月5月以后,又下紧急戒严令。
  首义周年纪念日前几天的武汉,气氛异常紧张,人民均有恐惧之色,群以国庆日为不祥之日,必须度过此日,方可安枕。
  10月10日,纪念会场设在前清万寿宫,宴会厅设在抱冰堂。两个场所附近皆驻军队,旁架机关枪,预防变乱。参加会议的人限制极严,各行政官署、局、所、学堂、军队只准派2名代表入场,其他一概不准入场。袁世凯这日发布大总统令,授黎元洪为人勋位,特派哈汉章前来参加武汉的纪念会,并带来授与黎元洪的嘉禾勋章1枚,以及纪念祭文一道。黎元洪佩戴此嘉禾章,在首义周年纪念会上演说,他赞颂一番“中华民国共和立宪政体”诞生,然后便把民国成立1周年“国基未固,民生未宁,秩序未复,纪纲未振,风俗未淳,奸宄未戢”等等现象归咎于坚持革命的党人。又把辛亥革命的功劳完全归于袁世凯:“元洪得有今日,武昌得有今日,中华民国得有今日,皆我大总统旋乾转坤,与各都督宣战议和。”
  黎元洪演说之后,惟恐革命党会有非常举动,匆匆离开会场,连国庆宴会也未敢参加。
  首义纪念日在机枪、大炮保护之下过去,但局势远未平定。1913年阴历年关,又发生“同志乞丐团”的反黎活动。同志乞丐团的主力是退伍军人。他们谋生乏术,日食维难,曾上书黎氏求筹生计,亦被置之不理。于是以胡某等为首,联合被迫遣散而生活无着的起义官兵组成同志乞丐团,设立事务所,印发传单,共谋乞丐生涯。临近旧历年关,同志乞丐团向各暴富户告贷年费,于是各“伟人巨子公馆咸有破衣无褐辈”要求资助,此去彼来,络绎不绝,甚有成群结队硬索巨数,不予不走。
  黎元洪惟恐聚众,兹扰来府,别蓄隐谋,即派人携银1.2万元,交给该发起人按名遣散。同志乞丐团拒却不受。该团参与革命党人活动,组织秘密机关,准备发难。黎侦悉后,督饬军士警察日夜奔驰,皆以捕乱党、抄机关、搜军械为事。捕获之人皆由军法处秘密处死。城内宣布戒严,每日下午2时即闭城门,除军警、宪兵外,又加派正式军队2营公驻各街巷;并加派楚材号军舰逡巡武汉。特饬警厅出示禁放鞭炮,甚至不准商铺停贸闭市,不准举办庆祝活动。以至商民无不嗟怨共和反不如专制之自由也。
  黎元洪即使这样防范,仍不能安枕。由于历次反黎斗争均以军队为主,他对鄂军队已不信任。同志乞丐团人数甚广,他不敢绳之以法,又苦于无法安置,便电请袁世凯设法维持,于是又一批北洋军进入湖北。
  湖北革命党人几经镇压,党人被杀得寥落殆尽,稍有学望节操之士,则去之唯恐不速。南湖马队事件后,军务司正副司长蔡济民、吴醒汉辞职离去,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累累尸骨上,逐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又进一步倒向袁世凯,为袁氏北洋军统一全国出力。
  孙中山离开北京之后,不再过问袁世凯的政治,而一心扑在中国的铁路建设上,他为考察日本实业和解决经营铁路的经费问题,于1913年2月,与夫人卢慕贞及其子女孙科、孙婉、英文秘书宋霭龄,乘坐山城丸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南京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规定,要在其施行10个月内,需根据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国会选举法,进行国会选举。袁世凯由于迫不及待地急切登上大总统宝座,要求临时参议院尽快制定出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临时参议院在袁世凯的催促下,于8月3日通过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及时予以颁布。
  《国会组织法》首先确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其次规定参议院由以下几方面议员组成:1、各省省议会每省选10名;2、蒙古选举会选27名;3、西藏选举会选10名;4、青海选举会选3名;5、中央学会选8名;6、华侨选举会选6名,总计议员274名。众议院以各地方人民选举议员组成,其名额:各省取人口比例主义,每80万人选议员1名,但由于全国人口尚未普查,普查也非一时所能办到,所以各省名额实际分配采取前清谘议局额数1A3为标准,总计议员596名。
  国会议员“选举法”规定实行限制选举制。所谓限制选举,除年龄、居住期限有所限制外,最主要的是财产限制、教育限制、性别限制。具体规定是: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21岁以上,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居满2年以上,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1、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2、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动产;3、小学以上毕业;4、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其中1、2项为财产资格限制,3、4项为教育资格限制。
  限制选举使一般贫苦大众被排于选举之外。相当一部分工商资产者由于无田产,又未能在小学毕业,也失去了选举权。其次,无视女界要求,拒不承认女子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以唐群英为代表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为争取政治上男女平等,从南京到北京掀起颇有声势的女子参政活动,接连两次上书临时参议院,指责参议院不承认女子选举权,是违背约法,蹂躏人权,不以女子为人,坚决要求补定“女子选举法”。一部分参议员同情,大部分参议员拒绝,未经讨论,女界要求即被打消了。
  “选举法”虽然对选举资格作了种种限制,但各省登记的选民仍有4000万以上,占总人口4万万的9.98%,约每10人中便有1名选民,这较清末谘议局选举则增加24倍以上选民。“选举法”放宽了选举资格,使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毕竟有了点民主气氛,多少体现了民主共和精神。
  国会选举自1912年12上旬开始,到次年3月基本结束。
  还在国会选举筹备阶段,各党派就已秣马厉兵,为全面竞选作准备,宋教仁担任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后,为了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号召党员:介绍党员,以有选举权者为标准,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宋教仁还说:
  “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政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共和党也视国会选举为最注重之事,决心倾力以争。统一党于选举一事,同样不甘落后,它声称:“无论用何项手段,总以不使国民党取胜为是。”民主党虽成立最晚,但它以选举胜利激励党员说:“出而组织内阁,出而为各省省长,掌握政权,亦何所不可。”
  各党激烈地竞选,而又不是通过宣传政见,而是倚仗行政手段控制选举,那选举便不可能在完全“合法”范围内进行,以至明抢暗夺,愈演愈烈,出现了种种“怪状”和“丑闻”。诸如浮报选民,竞相效尤;拉票、冒投,还有比拉票、冒投更为新奇的,就是“列名指定”,真是无奇不有;抢票、毁票,时有发生;金钱收买,变本加厉;手持手枪,威逼胁迫;那些预料不能取胜的政党,最后使出拒不到会,以为抵制。“选举法”固然有违法、舞弊情事,得向地方、高等审判厅起诉的明文规定,但司法机关通常为一党把持,很难做出公正裁决,起诉、审判,几若虚设,无法有效地制止舞弊行为的发生。
  国会选举开始,人们普遍欢欣鼓舞,认为“吾国今日之国势已如是,强弱兴亡,在此一举”。但五花八门的选举作弊现象,使许多人大失所望,也引起不少选民的反感。但是,尽管暴露出上述种种污点,却并非所有选民都不珍惜自己的权利,因此卷入了唯党是争的漩涡,当选议员者,也不都是出于非法手段。有数千万选民参加的国会选举,客观上又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民主大演习,使人民平等、人民有权利决定国家事务的观念得到进一步传播。
  宋教仁担任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后,成为该党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第一步是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组织完全政党内阁。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选举事宜,同时顺道探望离别8年的老母和妻子。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的消息,他兴奋不已,又匆匆告别亲人,继续出游。他经长沙到上海,后又到杭州与南京,到处会见国民党人,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演说没有谩骂,没有恫吓,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平心论事的风度”。他的演说,抨击袁世凯政府,反复宣传国民党的政见,满怀信心地准备组织国民党内阁,实行他的政治抱负。宋教仁的活动,博得了各界的支持。
  在参众两院初选和复选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个,占45.1%,共和、统一、民主党为154个,占25.7%。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123个,占44.9%,共和党、统一、民主党为69个,占25.2%。国民党虽未能达到超过半数的地位,但所占议席数,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政党。国民党竞选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但是,在国会如何开法?宪法如何制定?国民党人同袁世凯势力展开了激烈地争论。
  《民权报》在上海组织欢迎国会团,发表《欢迎国会团宣言书》,倡议国会自行召集,先开预备会议于上海,再举行成立会于南京,认为这样可以保持立法机关的安全,预防北京的干涉,使议员可以自由议定宪法,选举总统。
  袁氏一闻此说,即张皇失措,日夕焦虑,求所以消弭之策。首先出来替袁世凯说话的是原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他发表反对迁移国会的通电。说自行召集国会,自行择定国会地点,即是变更国都地点,欲假国会之力,迫政府使必迁南方而后已。自孙、黄入都后,南北意见已洽,今倡此议,徒今南北人心又生一重恶感,影响所及大有全国分裂之忧,小则亦起乱公安之渐。
  针对孙毓筠的通电,激进派进行批驳,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袁世凯使出种种手段,力图取消“国会欢迎团”。他暗中指使冯国璋通电进行威吓,说:“该团员竞肆其无意识谬论,冀破坏我民国初基,其罪既不容诛,其心尤不可问。国璋嫉恶如仇,爱国如命,凡有敢簧鼓其僻辞邪说,冀以动摇国本、盅惑人心者,惟有执法以随其后。”
  袁世凯亲自上阵,电令程德全取消“国会欢迎团”,并通电各省:“谓人心甫定,倘再动摇,演成分裂局面,不啻自求灭亡。”
  有人问袁:“上海欢迎国会团一事,甚为危险,总统当有以防其渐。”
  袁答道:“这都是瞎闹,本可以不理他们,他们若真干起来,则稳健派必齐到了北京,其余暴烈派主张南都者,必不肯来,就一概不要他,一概除名,令各地方另选。如果他们不服,我自有办法。”
  上海欢迎国会团成立后,曾派出代表到各地活动,并得到各地革命派的激烈进步分子的热烈响应,继上海欢迎国会团之后,在北京成立了国会地点研究会。袁世凯想尽办法,破坏欢迎国会团。利用金钱收买,允以官爵加以引诱,是袁世凯的一贯手法。袁通过孙毓筠用巨款收买了北京国会地点研究会赴上海代表石寅生,让石寅生到上海去活动,解散欢迎国会团。由于国民党稳健派不支持欢迎国会团的活动,它们的目的便不能达到。
  宪法如何制定问题,袁世凯一再声明,他反对制定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国民党人则反复论述,宪法为一国基础,一字之出入,或关系于国本之安危,一语之增减,或关系于国民之消长,决不可忽视。袁世凯无视国会组织法“宪法由参众两院各选同数委员起草议定”之规定,企图另行成立宪法起草机构,以便加以操纵控制。在袁的授意下,江苏都督程德全发出通电说:
  “夫宪法必由国会起草,表面虽似合共和原理,而实质上其弊甚大,因为国会中立法事件,极为纷繁,再益以最重之宪法草案,其不能得宽闲之时间,静一以求之,是可断言者。”
  他主张由各省都督联合呈请大总统向参议院提议,仿美国各州推举代表之例,由各省都督,各举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2人,一为本省者,一为非本省者,集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国会,再行议决。
  程德全的通电,遭到国民党的猛烈抨击,但得到许多都督的通电赞同。袁世凯便利用这些通电,宣布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国务院选定李家驹、汪荣宝、杨度等为委员。
  袁世凯的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北京国民党本部否认宪法起草委员会。不仅国民党否认,连一向支持袁世凯的黎元洪也不赞成设立宪法起草委员会。
  袁世凯鉴于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确实没有法律根据,便将起草委员会改称讨论委员会。这事又遭到国民党人的批驳,激烈抨击袁世凯有心劫夺,必欲将仅存一线之立法权摧残之无余而后快。袁世凯又将宪法讨论委员会改称宪法研究委员会,但仍遭到批驳。
  国民党与袁世凯势力的争论,不限于宪法的起草权,而且涉及宪法的内容。袁世凯先是一再表示反对限制总统权力的“弱国宪法”,后来又明白地提出,宪法必须规定“国务总理及陆海军总长委任之权,为总统专有,方能为正式总统之候补员。”为适应袁世凯的要求,云南都督蔡锷、江苏都督程德全、贵州都督唐继尧、四川都督胡景伊、直隶都督冯国璋、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都督张镇芳、陕西都督张凤翙八省都督,致电袁世凯,提出制定宪法的4条要点,为袁世凯张目。这4条是:1、组织内阁无须取得国会同意;2、大总统任期7年以上;3、大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4、大总统有不可裁夺之法律权。袁世凯接此电,喜出望外,立刻交给宪法研究会作为议题。
  这个消息发表后,国民党人立即发表文章抨击,指责8都督逢迎袁世凯,实为无理取闹。国民党根本不承认什么宪法研究会,声言研究会的经费应该由都督自己拿出,所研究的结果,不得向国会饶舌一句。
  袁世凯没有达到目的,由于舆论界的批驳,使各省所举宪法起草委员,其自好者皆电京辞不就职。这样袁世凯始终没有能建起一个“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的班子。袁世凯所成立的那个有杨度、汪荣宝、李家驹等人的“旋起旋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始终没有得到参议院的通过。袁世凯得知参议院将他提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大纲案”打消的消息,大怒:“若正式政府成立,选举余为大总统,国会新订宪法对大总统责任权限过于苛刻,没有意外干涉,余不认其咎。”
  除国会如何开法,宪法如何制定之外,还有选举谁做正式大总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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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车站暗枪
  袁世凯认为他做正式总统,是理所当然,势在必得;国民激进派认为,若袁世凯爬上正式总统宝座,就会覆辙重蹈,那绝对不行;国民党稳键派的不少人也开始感到:袁世凯实在是不可教诲,但究竟是否让袁世凯做正式总统,却处在举棋不定的状态。至于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看法,主张举袁为正式总统。黄兴和宋教仁虽然仍主张成立责任内阁,由国民党取内阁以掌实权,而不取总统,但暗中确有拥黎元洪为总统的想法。
  如果国民党议员不选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要当正式总统便成了问题。于是,袁派能员数十人,携款数十万,分赴各省运动自己为正式总统,袁世凯还特令总统府秘书函询国会事务局,将当选议员属何党籍详细调查呈阅。
  在袁世凯着急的时候,他又听到黄兴、宋教仁联合孙武及共和党民社派,举黎元洪为总统,黄兴为副总统,将袁排除在政府之外的消息,甚是惊慌。他指使他的党徒匿名大肆攻击宋教仁。宋教仁针对匿名攻击进行反驳,并揭露官僚派的“造谣生事”。
  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从武汉乘江新轮到上海,当晚住进黄浦路惠中饭店,后迁居同学路21号黄兴家里。不久,孙毓筠从北京致电黄兴说:“正式国会成立在即,谣言纷起,人心动摇,时势儳焉不可终日。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匡扶之力全恃我公,万恳即日力疾来京,主持一切,以救危亡。”
  黄兴以袁世凯处事无诚意,拒不应孙之邀。
  袁世凯没有达到将黄兴调北京之目的,便搞起恐怖来,多家报纸刊载消息:“大致谓选举总统在即,人心惶恐,纷纷迁避。各国使馆亦日日增置军械防备。”1周后,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枪声在上海响起。
  使用暗杀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是袁世凯惯用的伎俩。
  袁世凯最先曾企图拉拢并利用宋教仁。陆内阁风潮后,袁表示希望宋出来任内阁总理,宋以这“与国民党政党内阁之党议大相刺谬”,坚辞不允。后来,袁又企图对他收买。宋教仁准备南下回湖南桃源老家省亲,并参加国会议员竞选,袁赠予50万元的支票,要求宋随意支用,宋不为所动,婉言将支票退还。
  宋教仁南下后,袁极不放心,派他的爪牙随时监视。宋教仁在各地的演说,表达了国民党人的决心和愿望,但也引起了袁世凯的仇恨。
  一天,袁世凯看到秘书处呈上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道:“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为抵制宋教仁演说的影响,打消国民党的组阁计划,冯国璋暗中主持所谓“救国团”,攻击宋“莠言乱政”,抱“总理热心,思攫现政府而代之”,并把内政、外交一切失败全部归咎于国民党“醉心权利,不能垂功德而祛私见”。
  宋教仁对袁世凯有所警惕,他劝谭人凤担任粤汉铁路督办,说:“此路于南方军事上的关系紧要,大局难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应变。”他叮嘱程潜:“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他认为国民党获得选举胜利,袁世凯“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国民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宋教仁认为袁世凯至少在正式国会召开之前,不敢公然撕毁约法,与国民党为敌,他没有从北洋集团的肆意攻击中,嗅到火药气味。当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恐有加害阴谋,劝他先为戒备时,他不相信道:
  “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
  宋教仁错了。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阴谋正在加紧进行。
  这天日黑时分,一辆黑色小汽车飞驰而来,在北京政府内阁总理赵秉钧的门前嘎然停住。一个身穿貂裘大衣、头戴海獭皮礼帽的人,从车门里闪了出来,一跛一跛地溜进了赵寓。这人便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
  赵寓后宅的一间小厅里,壁炉火旺,灯光通明,不时传出一阵男人得意且淫荡的笑声和女人们娇柔造作的怪叫声。袁克定闻声,收住脚步,身子斜立在后院门前石阶上,袁克定很熟悉赵秉钧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若无紧急公务,他总要和妻妾们在这小厅间玩一阵牌,下几盘赌注,妻妾中谁个连赢3局,这天晚上她便可得到赵的宠爱。
  赵寓内侍对袁克定也很熟悉,知道他此时亲自上门,必有要事。见他在院阶上驻足,侍人便匆匆往小厅跑去。
  穿着长袍马褂的赵秉钧,一听来报,“哗”的一声,挥手推倒面前的麻将牌,起身离座,急步跨出小厅,迎至门前。一看来的果然是袁世凯大公子袁克定,心里不由一惊:通常到了这般时辰,这位“大爷”是绝不出门的,即使有要务急事,也都是挂个电话,叫赵秉钧去一趟罢了。今晚,到底有什么特别要紧事犯得着这位“大爷”亲自出马了?
  “‘大爷’驾到,未曾远迎,……”赵秉钧的客套话刚一出口,袁克定一扬手,又向他瞟了一眼,他便知事非寻常,把后边的话慌忙咽下,赶紧把袁克定引到二楼一间密室内。赵秉钧刚把密室的门拴上,还未坐定,这位公子便抢先开了口:
  “赵叔,外面风声很紧,谅必你也有所闻了吧。国会选举揭晓后,大势不好呀!‘梁山匪魁’宋教仁趁国民党人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获胜之势,借口回湖南故里省亲,在湘、鄂、皖、苏诸省,大放厥词,大肆鼓吹政党责任内阁制。这小子野心倒不小。我爹早就看出宋教仁是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袁克定见赵秉钧直愣愣地站着,急忙又说道:
  “赵叔,你想到过吗?若让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出山组阁,到那时,‘梁山宋江’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你就得卷铺盖,我爹即使在位,也只能是个徒有虚名的大总统,我们的天下就算完了。”
  “唉,这个‘梁山宋江’,年纪不大,手腕倒是挺厉害的,真***厉害!”赵秉钧为表示效忠袁世凯,连骂了几声。
  “我爹说了,总统总统,就要统管天下。手上无权,听人使唤。他当总统由人摆布,仅仅是用来当聋子的耳朵——摆设,这样的总统,他是绝对不当的。”
  袁克定说到这里,拧开一颗大衣钮扣,伸手从内襟口袋里取出一支乌黑锃亮的小手枪,尔后又掏出一个小蜡纸包,轻轻地放在漆木桌上,沉着脸说:
  “我爹口谕,务必在四月初国会开会之前,把‘梁山匪魁宋江”除掉,这支手枪和5发带剧毒弹头的子弹,由你交给一个绝对可靠又有胆量的人去执行,不得有误,事成之后嘛,我爹应诺了,从向五国银行团的借款中支取10万英镑予以重赏。”
  赵秉钧听罢这位大少爷传达了他老子的口谕,犹如当头挨了狠狠一棒,脑子发胀,手脚发麻,两眼盯着桌子上的手枪和子弹。
  “赵叔,你看这桩事,……嘿嘿……”袁克定奸笑了几声。
  赵秉钧立即意识到:若不马上应下这桩秘密差事,必将招致杀身之祸。他强掩着内心惊惶,赶快从太师椅上站起来,两手垂立,摆出一副十分虔诚的样子,不卑不亢地说道:
  “总统口谕,智庵俯首听命,绝对服从,只是这合适的人嘛……唯恐一时难以选到,不过,我将尽力物色,尽快去干!”
  “好!赵叔,我爹一向是把你当亲兄弟看待,这一回,就看你的了。我爹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梁山宋江’回到北京之前……”
  袁克定没有说下去,只是用那对凶恶的眼睛瞟了下桌上的手枪和子弹。
  赵秉钧送走了袁克定,回到密室,视线一触及到桌上的手枪和子弹,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无力地坐在太师椅上,哀叹一声,垂首沉思起来。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因国会议员已陆续北上,他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资格,准备赴北京参加国会。这天,天空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从清早开始一直不停地下着,晚上夜更浓了。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陈其美、于右任陪同下,从《民立报》报社乘上一辆四轮大马车赴上海沪宁车站。虽然上海的十里洋场依旧是灯火通明,但街上毕竟不同晴天那样热闹,行人稀少了。他们乘坐的四轮马车,在通往上海火车站的一条街道上,在茫茫细雨中不快不慢地行进,为了挡雨,车上四周的帆布帘篷全都落下,遮得严严实实的。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在车里谈笑风生。
  坐在马车前排的宋教仁扭头对坐在后排的黄兴说:
  “克强兄,从现在起你就要做好一切准备,待国会闭幕后,你即来京,根据国会的情况,我们再共同商议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黄兴神情带着几分亢奋地回答说:“如果由我党组阁的事真的实现了,责任内阁制定下来了,那连其美、仲恺,都得一起赴京才是。”
  “到那时候,孙先生也该从日本回来了。”廖仲恺补充了一句。
  沪宁火车站临时特设的议员接待室里,摆设得颇为排场:一盏16头的玉兰吊灯下,摆着几张长条桌,白绸桌布镶着荷花叶边,桌上摆着精致的茶具、各色糖果和香烟,条桌的四周,一色的漆木架藤座椅上,已经坐着20余位议员和前来送行的上海各界知名人士。
  离检票进站上车还有20多分钟时,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刚从马车上下来,接待室门口便走出几个撑着雨伞的人,热情地迎到马车跟前:
  “噢,是黄先生、宋先生、陈先生、廖先生,失迎失迎!”
  宋教仁、黄兴等并不认识他们,以为是政府临时雇来的招待员。宋教仁、黄兴等人都穿着风衣,戴着礼帽,雨并不大,可迎候者还是举着伞,把他们接进了车站。就在进门的那一瞬间,在接待室通往进站口的拐角处,一个人鬼鬼祟祟地飞快闪过。廖仲恺眼快,见此情况心中顿生疑云,警惕地用手肘轻轻碰了碰宋教仁,侧身凑近他的耳边说道:
  “钝初兄,那边似有坏人。”
  宋教仁听了,不以为然地朝拐角处瞥了一眼,轻声答道:
  “这类事,防不胜防。”便大大趔趔地走进了接待室。
  窗外,依旧是风裹细雨,四处飞扬。初春的夜,寒意三分。车站接待室里却是一片热烈气氛,相识的,不相识的,彼此寒暄问候,特别是即将赴京的宋教仁,这样一位年轻而又颇负声望的大党魁的到来,人们自然是不约而同地向他围拢过来,客套话、恭维话不绝于耳。宋教仁兴奋地应酬着,那怕是在与人简短的几句交谈中,也几次提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的主张,以致使几个非国民党员在寒暄过后,一转身面孔上就呈现出几分不悦。
  时间将近10时40分,一阵急促的铃声,使这暄腾热闹的接待室顿时静了下来。开始检票进站了。议员们自当是第一批进站的贵客。宋教仁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转身对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说道:
  “诸兄,请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们的好消息吧!”
  黄兴拉着宋教仁的手,深情地说:“钝初,到了北京,莫忘了给孙先生写封信,据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长崎了。”
  “一定,一定。不过,我想等国会闭幕之时再写,到那时,我要向他报告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讯,让他也高兴高兴。
  哈哈……”宋教仁一边笑着,一边大步走出接待室。
  其他议员已经稍前进入了检票口。宋教仁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陪同下,匆匆向检票口走去。从接待室至检票口只不过数十公尺距离,他们刚走到一半,突然“砰砰砰”地3声枪响,宋教仁惊喊道:
  “有人刺我!”
  宋教仁的小皮箱“啪”地一声从手里掉到地上。他双手捂住腰部,随即栽倒在地上,鲜血从风衣里流出来。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随即将他送进附近的铁道医院。
  火车站内警笛四起。巡捕们发现一个持手枪的人,正趁站内秩序大乱之机,慌慌张张夺路而逃。巡捕断定此人就是凶手,便跟踪紧追。凶手是个矮个子,穿一身黑呢子军官服,跑得并不快,看样子,心里十分惊恐慌惶。
  车站外,风呼啸,细雨茫茫,灯昏暗。凶手刚跑到拐角处的沥青路上,见前面有一滩水,正想避开,不料由于湿漉溜滑,一侧身滑倒在路旁。巡捕奋力追上,眼看就要擒住,凶手抢先开了两枪,前面两个巡捕应声倒在马路上,凶手立即跃身冲进一条小巷,待后面的巡捕追来,他已经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
  宋教仁由于被子弹击伤肾脏、大肠,手术后虽将子弹头取出,但因子弹带有剧毒,抢救无效,于3月22日晨去世,享年仅31岁。
  宋教仁入医院时,神志清醒地嘱于右任3事:“(1)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2)我本家寒,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3)诸君皆当勉力进行,勿以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费尽心力,造谣者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宋教仁于痛苦中请黄兴代笔向袁世凯报告被刺经过,道:“窃思仁自受任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丝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这位为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体而献出生命的革命家,直到临死,也没有看清南北之争是不能用调和的办法去解决的,更没想到暗杀自己的就是那甜言蜜语的袁世凯。
  袁世凯得知宋教仁死讯,凶手当场逃之夭夭,便扮演一幕贼喊捉贼的丑剧。他颁布命令说:“昨据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电称,20日晚在上海车站被奸人枪击重伤,当即饬江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及上海地方官、沪宁铁路总站,悬重赏勒限缉凶,并派交涉使陈贻范前往慰问。据陈交涉使电称,宋前总长于22日寅时因伤身故。民国新建,人才至难,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识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袁世凯又致电程德全等,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他又令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以图转移视线。袁世凯自以为得计,没有料到事实真相很快就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宋教仁被刺后,黄兴和陈其美等痛心地联名致电上海闸北警局、上海租界总巡捕,请他们加紧侦缉,尽快破案。
  陈其美派任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平时已从来往电报中获得不少线索。案发后,一个古董商人王阿法向巡捕房提供重要线索。英巡捕房于23日晚12时半在湖北路迎春坊3弄妓女李桂玉处将谋杀犯应桂馨逮捕。第二天又在应家捕获行凶者武士英,并搜出五响手枪1支以及应同主谋者赵秉均、洪述祖往来的密电码3本和函电多件。
  洪述祖字荫之,人称“洪杀胚”,江苏常州人,清附生,1884年至1891年间当过福建兼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后来又当过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幕僚。民国后,充当赵秉钧在内务总长任内的内务府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指挥下的侦探头目。
  应桂馨浙江宁波人,稍有家产,曾承父命在家乡办理学堂,后因仗势欺人,避捕出亡上海,成为上海流氓、帮会头目。武昌起义前,陈其美在沪组织秘密革命团体,曾借应家在沪的房屋作为据点。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委应为上海都督府谍报科长。孙中山归国到上海,陈其美命谍报、庶务两科负责照料,应桂馨在上海组织卫队,护送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被孙中山委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并兼任庶务科长。但是,应桂馨妄自尊大,挑拨是非,刁难临时政府官员,欺侮华侨来客,又从应办菜席中克扣银钱,“应办菜每席开支银5元,后减至1元,与5元菜相等。”孙中山才知道他从中舞弊。有不少人建议不仅要把他撤职,而且要逮捕查办。孙中山本着与人为善,又碍于他是陈其美推荐,就宽容了他,革了他的职。他回到上海后,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中华民国共进会”,自任会长。共进会成立时,虽标榜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实际上,该会成立后,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浙江都督朱瑞、江苏都督程德全先后通令查禁民国共进会,黎元洪也曾下令通缉应桂馨。袁世凯得知此人历史,以为可以利用,遂派洪述祖到上海,借商谈解散民国共进会为名,秘密加以收买,并由洪引见程德全,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袁随后致电黎元洪取消通缉令,又亲自电召他入京,借解散民国共进会名义,任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批给5万元活动经费,从此,应桂馨投靠了袁世凯,成为袁在上海对付国民党人的一只恶犬。袁世凯、赵秉钧又通过洪述祖安排他刺宋。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人,是个毫无政治头脑的退伍军人,只知金钱的兵痞,流窜到上海后,就被应桂馨收买,为直接刺杀宋教仁的凶手。
  孙中山在日本接到黄兴的电报,得知宋教仁被刺身亡,极为悲痛,立即从长崎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及上海交通部,要求党人全力查明宋被害的原因。3月25日,孙中山自日本返沪。他刚从轮船上下来,便被前来迎接他的黄兴请进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内,他迫不及待地询问宋教仁遇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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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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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杀赵灭口
  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落网后,袁世凯惶恐万状。3月29日,他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为凭核。”接着,他又电催程德全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麟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的证据向英厅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但是,袁世凯当时还不能完全控制江苏和上海一带。
  4月16日、17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先后将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18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又将英、法总巡在应犯家中搜获的凶器五响手枪1支,密电码3本,封固函电证据2包,皮箱1个移交上海地方当局。公共租界捕房总巡也当堂移交在应犯家内搜获的函电证据5包。这些罪证都由程德全、应德闳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检查验收。经过整理后,将有关紧要各证据共同盖印,并拍照片。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各件: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中有:“密码送请验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等语,外附密码1本,上注“国务院‘应’密”。
  1月25日应致赵秉钧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
  2月1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月2日,应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10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同日,洪致应桂馨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经电老赵,索一数目。”
  2月4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2月8日,洪致应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
  2月12日,洪致应电:“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兄(洪自称)一手经理。”
  3月10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350万,请转呈,当日复。”
  3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遁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近来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3月18日,洪复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2时,武士英刺杀宋教仁后不到4小时,应致洪述祖电:“24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急,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
  鄙人于4月7日到沪。”
  这些确凿的宋案证据公布后,舆论哗然,证据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在孙中山、黄兴的要求和舆论的压力下,程德全、应德闳在公布宋案证据的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均,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接着,孙中山和黄兴也在4月26日联名通电,要求严究宋案主名,他们所说的“主名”指的自然就是袁世凯。通电说:
  宋案移交内地以后,经苏程都督、应民政长会同检查证据完毕。凡关于应桂馨、洪述祖、赵总理往来通电,已于有日摘要报告中央,并通电各省都督在案。此案关系重大,为中外人士注目,一月以来探询究竟者,无时不有。今幸发表大略,望即就近向都督府取阅原电。诸公有巩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想必能严究主名,同伸公愤也。孙文、黄兴。宥。
  配合着程德全、应德闳对宋案罪证的公布和孙中山、黄兴要求严究宋案主名的通电,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抨击。
  孙中山自日本返沪的当天晚上,在黄兴寓所会商宋案对付办法。在座的有陈其美、居正、戴天仇等人。当时已经弄清刺宋由袁世凯指使已无疑问,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完全破灭,主张速战,他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道:
  “袁世凯之出此,天性恶戾,反复无常,固其一端;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一是因为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二是因为在中国,专制之毒麻木人心,习于旧污者,视民主政体为仇雠,伺瑕诋隙,思中伤之以为快,这些封建遗老和崇尚旧习者趋重于袁世凯,将挟以为推翻民国之工具,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积此两方面原因,袁世凯便有了铲除南方党人势力之计划,推倒民治,恢复帝制之野心,狙杀钝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借款,便是第二步,往后,还有更狠毒更嚣张的第三步、第四步……看起来,我们南方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孙中山说罢,看看在座各位,催促道:“诸位,有何见解,请发表吧!”
  黄兴道:“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
  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语气平缓而坚定地说:“不不,依我之见,对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宋案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后悔终嗟无及。”
  黄兴迟疑了一下,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也曾闪过一念,想趁党人和国民无不激愤之时,兴师问罪,兴兵讨伐。可是,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薄力单,实在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民国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孙中山情绪有点激动地说:“袁世凯两面三刀,阴险狡诈,豺狼之性终不可移,杀害钝初,又要私借外债,以一己之私为天下之公,此逆迹已彰。本党一方面应利用当前国人之义愤,外联日本,以孤袁贼之势;另一方面,应立即动员南方五省宣布独立,起兵北上讨袁,先发制人,方可取胜。错过目前之时机,后果将难以预料,我打算近日再次东渡日本,联络日方军政界朋友,以期得到日本的援助。日本与我国乃一衣带水之近邻,日若助我,我则胜;日若助袁,袁则胜。所以,对日方的力量应积极争取,切不可等闲视之。”黄兴的情绪也有点急躁,道:“恕我直言,若用武力倒袁,一来难以得到国人谅解,二来袁世凯正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乞怜求助,其结局更是不堪设想。如今真理在握,罪犯在押,铁证如山,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
  孙中山道:“在今日之中国,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是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的。历史,我没有看准,可还是有人看准了,去年柳亚子君在报上撰文写道:‘孙退袁兴,旧势力完全存在,革命实在太不彻底,且卧榻之旁,任人鼾睡,必无佳果。’说得好,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
  黄兴又提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省事免牺牲。”
  孙中山一向不赞成暗杀,亦不认为能用法律解决问题。道:“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孙、黄二人争持甚烈。
  4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及广东、湖南省代表周震鳞、覃鎏钦参加了会议。会上李、柏两人皆主战,柏文蔚表示:“愿首在皖发难。”
  孙中山、黄兴仍争论不决,结果采纳黄兴建议:分电广东、湖南两省,征求胡汉民、谭延闿意见,再行决定。电报发出后,旋得复电,皆主张法律解决。
  因此,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制定出兵讨袁的计划。孙中山又提出联日计划,拟再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持,黄兴以中国内务不便乞外援相劝阻。
  孙、黄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孙中山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天仇与黄兴辩论,往往争论激烈,不欢而散。
  在国民党内,也就形成了主张武力解决和主张法律解决的两种不同意见。大体说来,原来的激进派都主张武力解决,原来的稳健派多主张法律解决。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也多主张法律解决。在国民党掌握的各省中,江西、安徽两省倾向于尽快出兵,湖南因立宪派谭延闿做都督,广东由于胡汉民和陈炯明内部争权,矛盾重重,都主张先争取法律解决,福建都督孙道仁则患得患失举旗不定。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南京各军中,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上层则多取观望态度。
  国民党内部尽管存在分歧意见,一时做不出全党统一的决策,但在揭露和谴责袁世凯罪行方面,态度是一致的。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掌握的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宋被刺的经过和各地的强烈反映,对袁世凯、赵秉钧表示强烈的声讨。
  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追悼会在上午10时开始,由居正主持,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徐血儿报告宋教仁的生平,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出席追悼会集中在会场上的有万余人,在场外有万余人,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追悼会的人,挤满了每辆电车。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于右任、沈缦云、黄郛、陆颂橘。所有发言,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
  有关袁世凯、赵秉钧主谋刺杀宋教仁的材料逐渐透露出来,袁世凯、赵秉钧手忙脚乱,甚恐此种铁证即日公布后,政府中人变为国民公敌;袁世凯惊恐焦虑过好些日子,他深怕南方国民党人趁民愤鼎沸之时举兵北伐逼他下台;后得知国民党领袖们关于起兵一事尚在争论之中,他又暗自庆幸,急忙部署对南方异动的措施。4月初,袁世凯收到孙中山发去劝他下野的电报,他拿着电报杀气腾腾地对手下人说道:
  “你们听听孙文在说些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还有‘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老子干呢!你们可以告诉国民党人,我现在已下决心。孙文右是捣乱,左是捣乱,他除捣乱外再无别的本领了。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而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
  从此,袁世凯的活动更为频繁,加快了各方面的部署,差人到上海把凶手武士英、应桂馨等除掉,来个杀人灭口。以后又命赵秉钧辞职,以段祺瑞兼任总理,组成军人内阁,组织军政力量,以便对国民党进行武力镇压。
  赵秉钧辞职后便去了天津。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他本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员,善于逢迎诌媚,深得袁世凯的器重,在清末当过民政部侍郎和尚书,民国时代他又爬上内阁总理的高位。
  在程德全、应德闳将宋案证据公布后的第2天,即4月26日夜,袁世凯为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苦于财力不足,为解决军费问题,不惜辱国丧权,命赵秉钧领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完全接受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苛刻条件,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借款合同”。
  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人又采取拖延的手法,以掩护他暗中积极备战的行动。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黄兴为此以个人名义,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并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
  袁世凯接到黄兴电报后,竟在复电中为应桂馨辩护,说:“赵君与应直接之函,惟1月19日致密电码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凭。”他借口立宪国司法独立,表示对许士英的反对成立特别法庭,“未便过于摧抑”。
  由于特别法庭在袁的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就只能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5月8日,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是,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拒不到案。
  赵秉钧辞去总理职务,到天津做直隶都督。宋案发生后,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把自己说成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企图为自己解脱嫌疑。
  袁世凯看到报纸后,就怀恨在心,对儿子袁克定说:“看来赵秉钧胆怯了,其实他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越会洗不清。”
  赵秉钧得知应桂馨从狱中保释出来后被人杀死,知道是袁世凯所为,便给袁世凯打电话,埋怨袁世凯不该拉完磨杀驴,并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
  袁世凯便对赵秉钧起了杀心,派了几个心腹拱卫军到天津去执行。
  赵秉钧独自在天津督署内厅踱步沉思,忽然又忆起一桩往事:辛亥年武昌爆发革命,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就在袁入京组阁之前,曾邀请他在密室里共商谋取清室而代之的策略。他俩又仿照三国里诸葛孔明和周瑜比智的办法,各自在巴掌心上写四个字互相对照。袁世凯写的是“两面威吓”,他写的是“两利俱存”。袁世凯一看发现赵的计谋比自己高出一筹,就冷笑三声。
  赵秉钧想起袁世凯的那三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险奸猾的冷笑,顿觉一股寒气吹往脑门上来。他正想回卧房躺躺,突然闯进来几个彪形大汉,拦住他的去路。一个大汉走过来对他道:
  “袁总统听说你近来身体不适,特命我送点药来。”
  赵秉钧低头一看那来人手里拿着的两颗药丸,脑子“轰”的一胀,眼睛直了,脸色铁青,嘴唇发乌,方才那股寒气从头顶吹到脚跟。那人催促道:
  “请吧!这是袁总统特制的‘安神大补丸’。”
  “不!不不!”赵秉钧脑子迅速记起袁世凯命蒋自立去杀武士英时,交给蒋的正是两颗“安神大补丸”,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我没病!没病!不吃药。”
  “不准喊叫。”那彪形大汉喝了一声。
  赵秉钧明知道躲不过,但又哀求道:“那就请你转告袁总统,就说我说没病,谢谢他的关切。”
  “没病也得吃下去,这是袁总统的命令。快吃!”
  赵秉钧仍不甘心,妄想死里逃生,唤家人搭救,高声嚷道:“好,好,我差人倒杯水来,我就服下。”
  “不必叫人取水,这里就有。”那人从腰间取下一只水葫芦,递给赵秉钧。
  赵秉钧这才向周围看看,见门已被关严,屋里几个大汉一齐掏出手枪和匕首,都对准他。他颤抖的双手慢慢抬起,接过那两颗药丸,眼睛射出悔恨、凄楚、绝望的暗淡的光,在枪口和匕首的威逼下,吞服下那两颗“安神大补丸”,顿时七窍出血,凄死在地上。
  那几个大汉,见赵秉钧横尸于地,便扬长而去,回京向袁世凯交令去了。
  袁世凯将赵秉钧毒死灭口,顿觉心情舒畅,便邀新上任的内阁总理段祺瑞、总统府军事处的心腹大员唐在礼、段芝贵、陈宦等人在中南海乘画舫饮宴取乐,并叫来那给赵秉钧送毒药的领头军官,叙说赵秉钧服毒经过。那唐在礼见状,便明白了袁世凯的用意,他心里暗自说:“人都说袁世凯对付政敌有两件法宝,黄金和白刃。我看他对自己人也有一套戏法:
  既要怀之以德,又要临之以狠。”
  袁世凯早就察觉到,他在北洋军内部的基础并不稳实,许多将领并不是真心实意为他效力卖命,他们只不过是利用他的权势作为个人取得功名富贵的阶梯,这和他自己要利用这些将领们去拼杀,作为扩大势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一样,一旦目的达到,这种相互利用的“心腹”也就变成互相攻击的政敌。尤其是当袁世凯看到眼下南北交战已不可避免,而南方革命党人内部意见分歧,四分五裂,南北开战,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他疑虑在击败南方国民党之后,北洋派将领的个人力量必然会发展起来,将会养成“尾大不掉”和增长不利于他的趋势,特别是象“段虎”这样的人,目下虽是自己的“第一号心腹大将”,也口口声声说袁对他“私恩极重”,可是在袁世凯看来,段也是一个不好摆弄的人物,因为他有好几次发现,段祺瑞虽说目下不敢公开抗拒他的命令,但是段对下属却非常专横武断。段现在已是总理,日后如果权势再大,必然也会对他来像对待赵秉钧那么一手。
  袁世凯对他的“心腹”都不放心,他视段芝贵私心重,视陈宦是黎元洪的人,视唐在礼心直口快,不易为他所用。他让人叙述赵秉钧被迫服毒的过程,目的是让这4个心腹大员知道,要他们永远俯首贴耳,不然的话,他袁世凯会毫不留情地将其除掉,就像除掉赵秉钧那样。
  席上再也无人敢张声,再也无人敢举杯动筷。袁世凯沉思片刻,然后长叹一声,对儿子袁克定说道:
  “拿文房四宝来,念在智庵跟随我多年,有功还得记住,我给他写副挽联,明日你亲自送往天津。”
  “是!”那袁克定说完取来纸笔墨砚,摆在一旁小长桌上。
  袁世凯挽起袖子,挥笔写下:“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
  站在一旁观看的唐在礼心中暗自说道:“这袁宫保真会做戏,红脸白脸花脸全是他自己一人唱。”
  袁世凯对国民党人采用金钱收买。在国会召开前,受袁世凯收买最先出来另外组织小政党的是曾任安徽都督的孙毓筠。孙毓筠纠合王芝祥、林述庆等人发起成立国事维持会,并接受袁世凯的重金,派人到南方从事解散欢迎国会团的活动。国会召开后,国民党议员受袁世凯收买,脱离国民党,另组7、8个政党,其中有陈家鼎等人组织的癸丑同志会,刘揆一发起成立的政团俱乐部,景耀月、孙钟等集合西北国会议员80余人组织的政友会,刘揆一和陈黻宸担任正副会长的相友会,司徒颖、陈垣等人发起成立的潜社,夏同和等人发起成立的超然议员社,郭人漳组织的大公无我俱乐部,黄赞元和赵炳麟等人组织的国事商榷会,张汉杰等人组织的调和党,广东议员暗中筹建的第三党等等。
  袁世凯对国会虽无兴趣,但根据约法,要有正式国会,尔后才能建立正式政府,选举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为了成为正式大总统,在刺杀宋教仁的前一天,就发布定于4月8日召开国会的命令。
  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新建的众议院会场举行开幕典礼。临近各街道,张灯结彩,以示庆贺。那些参、众两院议员,均着新制礼服陆续进入会场。国务院总理和各部总长,以及内外来宾多人列席会议。
  由于“宋案”关系,国民党与袁世凯关系紧张。一些国民党籍议员声言:国会一经召开,临时政府就不复存在,如果袁世凯到会,仅视为一般来宾,不以总统之礼相待。袁为避免出现被动局面,未出席开幕典礼,仅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作代表前往祝贺。
  上午11时,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鳌宣布开幕典礼开始,鸣礼炮108响致敬。接着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施愚报告国会召集经过,随后公推最年长的云南参议员杨琼为临时主席。杨就席后,由筹备参议院事务处筹备事务员林长民宣读四言颂辞,梁士诒代表袁世凯致贺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4000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4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最后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袁世凯虚伪地赞颂国会,却使不少国民党议员增添了“法律解决”宋案的幻想。
  在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召开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象征的国会,引发出多数国民对国会的善良愿望,当时有一篇时评这样说:
  “今日多数人之希望,国会开后,公平以举议长、安稳以选总统,建设真正善良之政府,维持有秩序之议会,欢迎各国一致承认,此第一步也。
  公人专心于国事,军队一志于国防,政党以光明之手段竞争,议员以正大之问题辩难,政治能任艰难之责任,各省力谋地方之治安,外交有方,法律不敝,此第二步也。
  教育得以普及,少年以力学为荣,生计得以扩张,人民无失业之患,财政不求借债,军器不藉乎外来,言论不事夸张,而自有价值,人才不相嫉妒而各放光华,些第三步也。
  三者能如愿,中国之民国固矣。由斯以进,富强幸福不难也。”
  但是,国会开幕后,没有满足人民的愿望,首先没能“公平以举议长”。以国民党为一方,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为另一方,就如何选举两院正、副议长问题上,展开激烈争斗。国民党为防止敌党分化、拉拢国民党的议员,预防党员投机取巧,主张记名投票,而共和、民主、统一3党则反对记名投票,经过多次预备会议,双方仍争持不下。一直闹了半个月,才商定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议,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选举规则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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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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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北军南犯
  4月25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援引临时参议院先例,采用记名投票法分别互选。结果国民党参议员张继、王正廷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
  共和、民主、统一3党,一看采用记名投票,国民党得了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席位,便在众议院选举问题上,坚决主张采用无记名投票。而国民党议员则坚持记名投票的主张。由于双方争持不下,最后决定采用投票表决来确定选举正副议长是否用记名方式。结果通过了无记名投票选举众议院正副议长。
  国民党在众议院中的议员,也同在参议院一样,居于多数地位。但由于共和、民主、统一3党的拉拢、分化,一些国民党议员纷纷退出国民党,转入共和、民主、统一3党,另有些国民党议员,受袁世凯收买,脱离国民党,另组小政党。
  4月26日,众议院用无记名投票选举议长,民主党议员汤化龙获272票;国民党议长候选人吴景濂获266票。汤化龙虽然比吴景濂多6票,但未超过参加投票人的半数,依选举规则,应由2人决选确定。后经二次决选,汤化龙最后战胜吴景濂,当选为议长。随后进行副议长选举,共和党陈国祥当选。这样国民党在众议院正副议长的选举中,都失败了。
  从此之后,国会两院内部,国民党议员与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环绕着制定宪法、大借款、宋案、江西民政长事件等诸问题,呼应着院外国民党同袁派及拥袁派势力斗争,彼此施展种种手段,展开了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在制定宪法问题上,国民党议员主张总统解散众议院,须先得参议院许可,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无须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对于内阁,国民党议员主张组织纯粹政党内阁,只有众议院议员才有资格成为阁员;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阁员应当由总统亲自举任,不限众议院议员和政党;在大借款问题上,国民党议员认为,政府与五国银行团自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未经前参议院通过,是为违法,当然无效;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那彦图、汤化龙、籍忠寅、张伯烈、郑万瞻、李国珍等44人,则通电说:
  此项借约,在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惟议决方法上,与普通法律不同,事前未刊日程,事后亦未另具公文。
  在宋案问题上,国民党议员以宋案证据发表,主使竟是政府,国会当根据约法提出弹劾,使袁、赵解职,由国民党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的审判;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召开3党议员会议,议决“对待宋案,俟法律上之正当解决,但政府有侵及立法范围,如设特别法庭之类,则不能不反对。”
  由于两党议员(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成立进步党)的尖锐对立,在国会的两院会议上,不是一党议员有意中途退席,进步党议员经常采用这种手法,使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做出决议,就是两党议员发生尖锐的冲突,大声争吵,甚至动武。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议会:“中国议会有三特例:一曰叫骂,二曰走散,三曰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而殴人掷物未闻焉。今已开其例,日后必有以杀人掳人闻者,是亦可谓捣乱之极轨矣。”
  袁世凯见国民党在国会中占优势,恐正式总统不能到手,焦思苦虑,便有计划大规模收买国民党议员。袁世凯从向五国银行借款中拿出300万元,来收买议员。被收买的议员,可得到5000至8000元赃款,必需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拥护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主要是依靠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去昼夜奔走。那国民党人、众议院议员邹鲁,从广州来到北京后,便被陆建章所派之人刘某、陈某纠缠,他们对邹鲁说:
  “总统很想借重先生,拟拨40万随先生组织新党。这事总统命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办理,陆处长叫我们来致意先生。”
  遭邹鲁严词拒绝后,陆建章仍不死心,他亲自请邹鲁吃饭,并对邹说:“我有事请刘、陈两位转达先生,这是总统的意思,千万请先生答应。”
  邹鲁再次拒绝收买。但已有不少国民党议员被收买,脱离国民党另入进步党,或另组新党。孙中山、黄兴对此十分焦急,力图加以挽救,但却无济于事。
  孙中山、黄兴得知国民党籍议员郭人漳将脱党另组大公俱乐部时,致电劝阻说:“闻公欲脱离本党,自组政团,文等以党派愈多,相争愈烈,国基未固,即一党一心犹不足以尽维持之责。我公顾全大局,尽力本党,素所羡佩,他人出此,公尤当急止之,万不可发自公致兆分裂之势。十年肝胆,万里心期,风雨晦明,思急弥切,希即复交,以慰远怀。”
  郭人漳不理。湖南国民党人便采取行动,查抄郭人漳的家。
  袁世凯迫不及待地将共和、民主、统一3党合并为进步党。为尽快实现合并,袁世凯在宣布暂不入党的同时,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为经费,由袁派统一党出面策划3党联合。他派人去天津迎梁启超入京,商讨合党事宜。
  梁启超进京后,便积极活动,他同各方面反复磋商,在大体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举行3党党员恳亲会。梁启超还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名义,公宴该党参众两院议员,并以《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为题,作了长达3小时的演说,阐释了共和党成立以来,为什么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一直采取支持袁世凯政府而反对革命党人的政策和立场。
  梁启超又以黎元洪的名义,在3党恳亲会上发表演讲说:“3党在院内尚不能多数,此种现象极为可忧。为3党计,为敌党计,皆宜3党合并,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轨道。”
  汤化龙、孙武、王赓等在会上,一致认为3党的精神本来一致,他们强调为取得议院中的多数,彼此务必相互谅解,容忍与牺牲各方面的小意见与小问题,以取得合并的成功。会后,3党正式签订合并为进步党的协议书。3党又联合发出通电,通告各党决定合并的消息,要求各支部接洽合并事宜。
  5月11日,3党职员及议员400余人召开会议,讨论党章和召开成立大会等诸问题。梁启超主持会议,丁世峄、孙洪伊逐条宣读党章。新党定名为进步党,采取理事制,设理事长1人,理事10人,下设政务、党务2部,政务部专主调查政况,进行研究,下分法制、财政、外交、军政、教育、实业、地方自治、庶政等8科。党务部专主执行党中一切事务,下分文牍、会计、交际、地方、庶务5科。每部各设部长1人,副部长2人,各科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干事若干人。
  党章讨论完毕后,梁启超提议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全体赞成,其他理事等到召开成立大会时再行推举。
  梁启超再次发表演说,他说道:“以时事之需要,议会之现状,国家之存亡,其不能不仰赖进步党之出现。进步党之成否即在诸君,国家之存亡亦即在诸君,千钧一发,慎勿功败垂成也。”
  5月29日,三党在北京举行在京全体党员大会,1000余人到会,宣布正式成立进步党。孙武担任会议主席,丁世峄报告筹备情况,刘崇佑报告党章及宣言书,陈国祥报告所选定的理事长和理事名单。随后孙武代表理事长黎元洪讲话,梁启超、汤化龙、王印川等相继在会上讲话。
  进步党的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等9人,另外,由理事长及理事共同推定的名誉理事有:冯国璋、周自齐、阿穆尔灵圭、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闿、程德全、朱瑞、庄蕴宽、陈昭常、齐耀琳、陈炯明、陈国祥、汪大燮、徐勤等20余人,参议100余人。政务部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荫棠,党务部部长丁世峄、副部长孙洪伊、胡汝麟。
  进步党包含着袁世凯实力派、从革命派分化出去的分子、原立宪派3种力量。黎元洪虽挂名为理事长,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理事中,孙武在3党合并过程中虽代表黎元洪出面活动,但是进步党成立后并未主持党务。那彦图、伍廷芳并未参预党事;代表袁派势力的统一党党魁王揖唐、王印川,在并入进步党后,势力单薄,事事消极,不预党事。在理事中实际控制党权的是原立宪派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蒲殿俊。在政务、党务2部成员中,骨干力量都是清末着名的立宪派人。因此进步党名为3党合并而成,实际上领导和骨干力量是原立宪派人。进步党成立的目的,是组成大党,以便在国会中战败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
  黎元洪为进步党理事长,他早已踏上袁世凯的反革命战车。黎元洪虽未参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密谋,但黎似有预闻。当时曾有人以湖北为首义之区,进言黎元洪对宋案应有严正表示,而黎似预知此事为袁世凯所指使,暗中自然称意,为了应付湖北革命党人,才去电上海陈其美探询情形。为敷衍一番,又去电袁世凯,口是心非地要求“严拿正犯,务得主名”。
  程德全发出通电公布宋案证据后,黎元洪当即致电袁世凯及各省,委婉地敬诫各省都督及民政长官,要其“老成谋国”,劝其“勿狃于成见,掉以轻心”,“勿激意气以相残”;又意语双关地劝慰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强调“承办宋案尤应法庭详求真状”
  袁世凯接读黎元洪此电,颇感欣慰,复电说:“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金玉之言,敬佩无拟。”
  黎元洪又于5月4日、8日、14日、30日、6月1日连续发表通电,歪曲宋案真相,公然对程德全等所宣布的罪证表示怀疑,无端为袁世凯政府辩护,说什么“程都督所宣布者果否政府主使,抑系应桂馨、洪述祖揣测邀功,招摇诈款?均不可知”。他颠倒黑白地指责揭露宋案真相的人们是:“前者宣布证据,不出之于法庭,而出之于军府,学律者犹窃律其非,乃各省团体当法庭未判以先,动辄任意通电,牵入政治,摇动邦基,加人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于违法之实。”
  黎元洪诬蔑各阶层人士对刺杀宋教仁的声讨是“有意破坏大局”,造成“人心摇动,谣琢逢起”的混乱政治局面,别有用心地劝慰各界不要抓住宋案不放,甚至说为“巩固共和,维持大局,宁可以宋君殉全国,不可以全国殉宋君”。也就是说宁令宋教仁冤死,亦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宁静的大局。
  黎元洪对袁世凯为发动内战、武力统一全国而非法借款,杜撰了不借外债之“六大危害”说。
  黎元洪唯恐袁世凯因宋案和大借款案而不能当选,又致电参议院和共和党本部,推荐袁世凯为正式总统候选人。他在电文中说:“袁项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经验,……非举膺继任,不足以奠危局,拨逆乱。”他还向袁世凯发出效忠电说:“民国之兴,发之者虽由元洪,而成之者实我总统也。元洪爱民国如命,即爱我总统如命,力所能济,生死以之。……俾元洪锋镝余生,获享共和之福,是有生之年,皆莫非我总统之所赐也。披肝沥胆,以此为盟。”
  黎元洪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袁世凯罪行之际,惟恐武汉出现反袁活动。他在5月14日发出布告:“谓宋案自有法庭主持,借款之宣否,须由国会解决,毋庸平民聚讼。”
  上海各界成立公民大会,声讨袁世凯罪行。各省各县纷纷成立分会或支会。武汉各界亦召开会议,拟成立公民大会支会,黎元洪侦悉后,立即派军警干涉,未得成立。
  章太炎此时对袁世凯彻底失望。章太炎于1912年底曾被袁世凯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宋教仁被暗杀后,随着“宋案”真相渐次披露,章太炎开始觉悟到自己指望借助袁世凯以完成“政治革命”的荒谬,于1913年4月17日弃官从长春赶回上海,就“宋案”发生后的形势,与孙中山、黄兴商讨反袁问题。章太炎的幡然悔悟,孙、黄等极表欢迎。对于宋案章既不赞成孤注一掷的“武力解决”,也不满意于徒然迁延时日的“法律解决”,而主张“政治解决”,即通过充分揭露袁世凯的种种劣迹与罪行,造成袁世凯不得不退出大总统候选人的地位以及不得不下台的政治形势,用政治手段来结束袁世凯的统治。
  章太炎不想依靠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国民党,异想天开地于5月上旬来到武昌,谒见黎元洪,企图动员黎元洪反袁。黎元洪已下决心与袁左提右挈,他一见到章太炎,便知章要说服他反对袁世凯,即先表明极端拥护项城之意见,使章氏说词不得出。稍后,岑春煊、李经羲、章士钊等相继到鄂,他们拉上章太炎一起,劝黎元洪处处以国家人民为重,不要相信袁世凯有定大局之才略。黎元洪则抱定非袁则乱之宗旨,始终不为稍动,反而劝诸人助袁,以固国基。谈话间,章太炎与黎元洪激烈辩论,终无结果,章以三国中人物讥黎曰:“吾尝论慰亭为人似袁本初,今观公未免类刘表。”
  由于岑、李、二章与黎晤谈时,于总统之位,极力劝进,黎害怕有人以此在袁世凯面前挑拨离间,连忙将与他们谈话的详细情形,电告袁世凯。“申明如选举及彼,定高蹈效巢,由之避世。”黎元洪还公开接见新闻记者,更明确地将自己拥袁、反革命的态度公诸报端。他表示:“将来如不幸以宋案、借款酿成南北战争,余必力助袁总统。”
  黎元洪为了送走章太炎,反过来要章去北京劝袁世凯,并说:“苟其人可谏,安用更置,必不可谏,如君等计耳。”对岑春煊等,黎则示意:“隔墙有耳”,敦促他们尽快离去。
  黎元洪如此频频地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一则说明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二则是黎元洪害怕袁世凯的淫威。袁世凯何等样人?连宋教仁都敢杀害,岂能容黎元洪背道而驰!黎元洪知道,袁世凯对他不无怀疑,在5月12日,袁世凯派军事顾问哈汉章到武昌,名为查察要事,实为侦察江西、安徽2省举动,监视黎元洪行止。黎元洪处处赔尽小心,一再表白心迹。
  黎元洪所占地盘,有举足轻重,操纵南北之势。湖北军队虽多次裁减,但仍有4个师,约6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6万余人的军队如果能同南方国民党控制的几省兵力联合起来,对抗北洋军,其结果便殊难逆料了。再者,袁世凯要对付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要出兵江西,非假道武汉不可。假使黎元洪不答应假道,战争根本就打不起来。
  黎元洪完全投向袁世凯,他不但答应袁世凯假道武汉,而且“披肝沥血”,赌咒发愿,向袁世凯表示忠诚。他在致袁的电报中说:“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撑柱,决不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世凯见电大喜,立即回电:“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亦罪在不赦。”
  这两封电报,稳定了武昌和北京的关系,给袁世凯放胆去打内战的决心。
  要打内战,关键是北兵南进。北兵早在1912年秋天应黎元洪之邀,已开始陆续进入湖北,但数量尚小。1913年4月4日,黎元洪致电袁世凯:“鄂省不靖,请饬李钝派步兵1团到汉,以资镇慑。”5月中旬以后,北洋军大批南下,至5月下旬,驻鄂北军已达2万余人。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既可以此为基地进击江西、湖南,又可协助黎元洪镇慑湖北的革命党人。此外,黎元洪又在距武昌30里处的青山修建炮台,扼长江下游之咽喉,为武昌之门户,由陆军部及鄂省合建;将汉阳兵工厂收归部办,其库存枪炮弹药除鄂省必须用者留备外,其余均运北方,供北洋军使用。
  有人劝说黎元洪守中立,使北军出境,截留枪弹北运,黎元洪严词驳斥。此刻派人请见者皆行谢绝。
  北军驻鄂后,无恶不作,霸占房屋,强奸妇女,抢劫财物,骚扰阎闾,欺行霸市等罪行,屡屡见诸报端,引起湖北商民极大惊恐。鄂军虽在黎元洪严密控制之下,然亦有南北观念,不少军官,目睹北兵在鄂暴行,异常气愤。甚至连黎元洪的心腹大将、第1师师长黎本唐也气愤不过,晋谒黎元洪,反对北兵南进,以致言语冲突、触黎之怒,报告袁世凯,免去黎本唐师长职务。
  袁世凯出资促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为进步党。担任共和党理事长的黎元洪被推举为进步党理事长。黎元洪自然知道袁世凯肯于出资促3党联合之用心,所以被选为理事长后,立即复电接受,并表示:“执鞭相从,实所深愿。”3党合并过程中,屡起纷争,黎元洪千方百计调和党务,目的是保住袁世凯的御用党,以与国民党相对抗。
  袁世凯收买分裂了国民党,对于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又来个杀人灭口,矢口否认宋案是他指使;他得到黎元洪相助,便放胆对付不屈服的国民党人。
  5月3日,袁世凯公然发布除暴安民令。这个通令不仅是对革命党人的恫吓威胁,也是为他对南方各省用兵制造根据。他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近阅上海4月29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各运兵赴宁等语。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观乱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回殊。但使众望允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听言,奸人乘此煽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位,即有扞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民,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将此通令知之。”
  袁的爪牙所控制的报纸,如此京的《天民报》、《国报》、《新中国报》、《民视报》、《黄河报》、《黄钟日报》等,则发出一片叫嚣,大量制造革命党人将举兵作乱的消息,为袁世凯的即将武力镇压革命党人作舆论准备。
  袁世凯命令北洋军秘密南下,第一军左司令李纯和右司令王占元率北洋第6师和第2师的1个混成旅,沿京汉铁路南下,已抵江西九江;第二军军长冯国璋率禁卫军1个旅、直隶第1混成旅、外加两个旅1个团和张勋的辫子军,沿岸浦铁路南下,已逼近南京。海军方面也由郑汝成和汤芗铭率“应瑞”、“肇和”、“飞鹰”等兵舰沿长江南下,直插吴淞。
  当时海军共有各种舰艇40艘,有22艘驻泊上海,其余18艘分泊于烟台与长江沿岸各埠。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同情革命,袁世凯命令海军总长刘冠雄以检阅名义,调各舰到烟台集中,并令参事挟资30万南下运动各司令听袁调遣。海军曾主动与革命党人联系,表示愿意宣布独立,孙中山极为支持,但黄兴、陈其美等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海军先发之计,结果海军在袁世凯策动下,于5月中旬北上。至此海军就为袁世凯所控制。
  袁世凯在中南海海宴堂接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防害敌军之集中。”
  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一方面施放和平烟幕,以欺骗人民和麻痹国民党讨袁派。
  6月22日,袁世凯发布裁兵节饷令,命参谋、陆军两部会商财政部,“妥筹限制兵额,分配军区,核实简练,以足维持地方治安为度。”并规定行政经费应由各部各省权衡缓急,大加裁减,制定预算,依法颁行,务使漏卮尽寒,丝毫无滥。
  好像他从无发动战争的打算。为了消除国人对他“复生帝制”的疑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将信守诺言,效忠共和。
  当章太炎到京探听情况时,他对章说:“吾以清廷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
  袁世凯又特地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共和英雄”和“和平天使”。他同弥勒有这么一段对话:
  弥勒问:“你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凯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答:“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
  袁世凯欺骗性的宣传收到相当效果,不但全国商民大多信以为真,就连那博学的政活动家章太炎也确信袁世凯“帝王思想是其所无,终身总统之念是其所有”。
  “宋案”罪证公布和袁世凯违法大借款,使革命党人的反袁情绪更加激昂,他们当中的一批激烈分子纷纷主张立刻兴兵讨袁。国会选举后,宁调元致电胡汉民,呼吁说:“总统厉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为赏罚,好恶即为贤不肖,致朱烈头血未寒,而共和已归破坏。我东南最初起义各省,亟宜联为一气,协筹对付。”
  广东都督胡汉民反袁比较坚决,他和护军使陈炯明联名,强硬表示:“粤省兵力雄厚,械亦精利,军心固结,谁为祸首,破坏共和,当共弃之。”但军权在陈炯明手里,而陈对起兵讨袁表示冷淡。谭延闿则态度相当暧昧,只是因为湖南革命党人力量颇强,他不能不附和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赣督李烈钧刚刚取得民政长事件的胜利,宋案后强烈主战,通电表示:“如果有神奸世蠹,必欲推倒共和,即为国人之公敌,赣虽地瘠兵单,愿以昔日推倒专制之精神,再随各省之后而调护之。”他并积极与各省联络,建立了赣、皖、粤、湘、闽等省的联盟。
  皖督柏文蔚和赣督李烈钧积极备战。临准关1旅和安庆省城军队,以剿匪为名,向皖北前线开进。李烈钧在九江上游瑞昌县属临江码头镇屯扎重兵,部署炮兵阵地,以控制长江。码头与湖北武穴隔江对峙,江面狭窄,形势险要。
  一批激烈分子纷纷主张立刻兴兵讨袁。何海鸣、张尧卿、韩恢、尹仲材、王宪章筹组铁血监视团,举何海鸣为团长,表示袁世凯如拥兵自卫,“同人等一致进行,誓以铁血相见。”
  湖南、浙江等省的革命党人纷纷致电本省都督与省议会,要求与袁世凯政府断绝关系,宣布独立。湖南籍革命党人张通典、周可均、曾继梧、陆鸿逵、章勤士、宁调元、张孝准等,要求谭延闿拒绝承认大借款,驱逐在湖南境内所有袁世凯派遣的官吏;张尧卿、吴作霖、刘天猛、丁洪海、颜炳元、葛天民、熊仁等要求谭延闿迅率湖湘子弟首先独立,讨贼问罪,为各省倡。浙江省的革命党人吕东升、王逸、陆惠生、张人杰等,要求浙江都督朱瑞拒绝承认违法借款,宣布与临时政府断绝关系,并使各银行团知难而退;丁匡一、韩一飞、周维新、汪铁民等要求立即宣告独立,与万恶之临时政府断绝关系,为各省倡。国民党江西支部在5月2日发表通电主张各省协电国会,提出弹劾书,勒令袁世凯解职投案,否则,以武力为后盾,请各省联合组织护国军并特别国会解决一切。并说:“同人眷念国基,眷怀前路,愿糜身骨,共讨叛奴。”
  然而,当袁世凯调兵遣将,积极备战的时候,革命党人起兵讨袁的计划,却再次受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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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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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广东内耗
  革命党人起兵讨袁,那拥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他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但若靠广东一隅讨袁也不是长久之计。
  广东省都督胡汉民本讨袁坚决,只是受到陈炯明等人的制约,才持消极态度。
  胡汉民、陈炯明入主广州,曾共同致力于广东军政府的建设。胡汉民是孙中山得力的助手,他长期流亡海外或香港,在广东商绅中影响不大,他又是一介书生,手中无一兵一卒,很需要实力派人物作后盾。而陈炯明在广东声誉鹊起,又是握有重兵的“党中同志”,其地位足以支撑艰巨。因此,对于当时的胡汉民来说,陈炯明是不可缺少的帮手。就陈炯明来说,他虽有一定声望和实力,但毕竟加入革命党不久,资历甚浅,要在革命阵营中营造自己的地盘,就必须凭借革命党及其领袖孙中山的这面旗帜,所以陈炯明对胡汉民也只能是支持和迁就。且胡汉民曾解饷10万,以济陈军。胡、陈入主广东时,他们之间是“同”多“异”少,“同”着“异”伏。在新生的广东军政府中,胡汉民任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廖仲恺、陈少白、蒋尊簋等人基本控制了财政、外交、军政各部;朱执信、胡毅生、姚雨平等人,则是枢密处的主宰者。因此,革命党人掌握了军政府的大部分实权。
  胡汉民、陈炯明携手在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法令,没收了满清官吏和反抗军政府之人的家产。广州和平光复时,旧军队并没有解除武装,龙济光军12营、李准军6营降卒,都原封不动地驻扎在广州城内;驻扎城内的各路民军,没有来得及进行整顿,广州城内军队林立,各不相属,以致司令遍地,政出多门。陈炯明的循军进驻广州,起了一些镇慑作用,但革命秩序一时尚未建立。
  胡、陈为稳定局势,定计先巩固新军,使其居中不动,作诸军之监视。对于陈炯明的循军军官钟鼎基、王肇基等委以重任,使军政府有军事实力对付龙济光部和其他旧军队。对民军逐步进行整顿,委任威望素着的黑旗军首领、原台湾“民主大将军”刘永福为民团总长,同盟会员何克夫副之,总摄各路民军。又把民军领袖们组成“广东军团协会”,作为水陆51军的自律团体,直隶于军政府,以陈炯明为会长,周之贞为副会长,高剑父、刘师复、李栖云为干事员。
  胡汉民竭力笼住李准和龙济光,使其不至危害新生革命政权。胡汉民刚上任,就照会李准、龙济光等,饬令他们照旧统辖所部,所有城内衙门局所,均请妥为防护,共保治安,并表示饷项由军政府发给。胡、陈对李准、龙济光部厚发军饷,每人的军饷是民军的7倍。胡、陈的目的主要是在于缓和旧军队和新政权之间的矛盾,采用收买办法稳住“济军”,使他们不致轻举妄动。待正式陆军组编完毕,民军实力已压过济军时,便把济军调往远离广州的高廉雷琼地区去。但是,胡汉民等未能对这支旧军队进行整编和彻底改造,使龙济光得以保存旧部,后来这支军队成为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的鹰犬。
  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坚邀胡汉民立即随他去南京。胡汉民分别致函陈炯明、朱执信等,嘱陈炯明接任广东都督,并饬令各军服从陈炯明。已筹备就绪的广东临时省议会致函陈炯明,推举陈正式接任都督,陈辞不受,向省议会推举汪精卫为广东都督,陈自己仅允暂任代理都督。但汪精卫对所举,以“功成身退”为词,辞不就任。陈辞汪不就,孙中山亲自出面,致电陈炯明,委任陈为广东都督;省议会也再次推陈为都督,但陈始终不接受。孙中山只好委任汪精卫督粤,在汪未到任前,由陈炯明代理,并申令:不可更辞,各界亦不可再举他人。
  醉心于利禄的陈炯明推三阻四,辞不就都督职,有多种原因:其一,武昌起义不久,部分革命党以“功成身退”来自鸣清高,汪精卫几辞都督、刘师复高唱“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等等。陈炯明受这些处世哲学和沽名钓誉的思想影响,且与这些人交往颇密,亦很重视个人声望;其二,广东时局混乱,棘手问题很多,而当时北伐声浪很高,陈炯明不愿坐守广东,而声言“素志北伐”。他请为北伐军总司令,以所部循军及他部改编,并把姚雨平已编定之北伐军合并为1军,乘机掌握军队,尔后地位、声誉将必更有凭借。但姚雨平不愿受陈节制,胡汉民与朱执信商量,北伐必须立即进行,而广东内部亦尚需陈炯明留粤整顿办理,所以,胡汉民等令姚雨平北伐,陈炯明虽未如愿,但他的循军却因编入北伐军序列而跻身于“政府军”行列(未出发北伐),后来裁撤民军时,这支军队也得以保留。广东北伐军由姚雨平率领,于广州誓师出发,后转战江北,为巩固南京临时政府作出了贡献;其三,孙中山由于同胡汉民、汪精卫共事时间长,了解比较多,因倚畀也比较重。广东是他的故乡和进行民主革命的基地,在择人任事的问题上也特别关注和慎重,所以,他主要寄望于胡汉民、汪精卫。只是因胡、汪或因北上需人,或因固辞不就,才再三拉陈炯明出来,而在陈辞不受之时,孙中山和广东革命党人还先后想捧出冯自由、朱执信、孙眉、何克夫、邓泽如、胡毅生等人供粤人抉择。广东的革命党人才济济,陈炯明不过是个乘时而起的革命后起人物,还不能唯一独尊。陈炯明对于这种局面不能无睹。他的固辞,实际上是谋求进一步掌握实力,待价而估,以退为进,饲机再起。
  在1911年12月22日至1912年4日25日,陈炯明为广东代理都督,全权督理广东120余天。
  南北和议告成,北伐中止。陈炯明将北伐军总司令部改为广东陆军司令部,已经编成但没有出发的北伐部队,全部改为广东正式陆军。陆军数目,本来须设3师,然以经费无出,仅成立2师1旅。改编后的广东陆军,以陈炯明的循军为主,以反正新军为辅,这样,大多数官兵,都是陈炯明的老部下,如师长钟鼎基、旅长王肇基、叶举、团长洪兆麟等。这些军队名义上隶属于军政府,实际上带有军队私属的色彩,成为陈炯明在广东营建统治的凭藉力量。
  陈炯明在裁撤民军方面,错误地采用残暴镇压手段。广东民军对广东独立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广东光复后,云集在广州的民军51股计有15万人,这对反革命势力是一支强大的镇慑力量;但由于民军多数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有些是铤而走险的绿林,有些是游兵散勇转投过来,因而他们既具有小农的分散性,又具有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虽然大部分民军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民军首领进城后,沉迷于嫖、赌、饮、吹的堕落腐化生活。胡汉民、陈炯明起初利用民军的声势,来对付清朝降军和防营;并成立“军团协会”来约束民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陈炯明以他的循军为主体的正式陆军组编工作完成后,不再需要民军。首任民团正副总长刘永福、何克夫治事一月,显得软弱无力;换上老同盟会员黄世仲,黄颇能操纵王和顺、关仁甫之属,而遭陈炯明之深忌。同时,民军首领居功骄傲,目无军政府,同大权在握、个人野心渐次萌发的陈炯明尖锐对立。一部分民军以武力要挟省议会,令举孙眉为都督,明显地流露出对代都督陈炯明的不信任感。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陈炯明为了排除异己力量,采取了残暴镇压手段。首当其冲的是石锦泉和他的“石字营”。
  石锦泉绰号“石鬼仔”,广东独立前就倾向革命,为革命党人潜运武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竖起义旗,成为促进广东独立的一支武装,因此,对革命是有贡献的。然而,石锦泉以桀骜不驯着称;入城后,更颇为骄恣,他曾手提土制炸弹,闯入都督府,气势汹汹,要胡汉民立即发饷。石本人还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州多宝街擅自杀人,取出人心,沿街夸耀。对于石锦泉这样的行为是应该予以规劝和惩戒的。
  但是,陈炯明却扩大了事态。虎门炮台截留了一批军械,这批军械是胡汉民主持军政府期间代民军购买的。陈炯明本来有裁撤民军的意图。他做了代理都督,当然不愿意这批军械落入民军之手,而想用来装备正式陆军。民军首领很不服气,石锦泉尤其按捺不住,竟直奔虎门,私自起用军械。这正好为陈炯明提供了解散“石字营”的借口。陈炯明接到报告后,马上通知魏邦平,派兵追赶石锦泉,将石拿获,未经审讯,即予枪决,并随即将“石字营”全部遣散。在布告中,给石锦泉加了许多罪名,如“屡抗命令”、“扰害治安,商民共愤”、“擅行缴械抢物,并敢隐匿实数,延抗不缴”等。
  石锦泉事件发生后,其他民军首领已预测到陈炯明是杀鸡儆猴,尤其是王和顺。在51支民军中,王和顺的惠军实力最雄厚,对陈炯明的威胁最大。为了对付陈炯明的武力压迫,求得自存,王和顺与关仁甫的“仁字军”、杨万夫的“协字军”结成盟军,约定互相支援。
  陈炯明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以重兵对王和顺的“惠军”形成包围,然后派出巡查队前往惠军驻扎的太平沙一带巡逻,故意寻衅闹事,挑起事端,惠军及其盟军“仁字军”、“协字军”被迫自卫,陈炯明乘机宣布惠、仁、协军“变叛”,派出整编正式陆军向他们猛烈进攻。在广州的惠、仁、协军失败,王和顺出走,这3支民军被缴械遣散。随后,陈炯明又先后派出军队攻占黄埔炮台、虎门,惠军被全部消灭。陈炯明在进攻民军时,竟调动了龙济光军和降将吴祥达的旧巡防营。
  在镇压惠、仁、协军的过程中,陆兰清,李福林等民军首领、军团协会、演说会、各善堂负责人曾经到交火双方进行调解,但陈炯明既已得手,凯肯善罢干休。他召集各界代表会议,混淆黑白,硬说此举是出于万不得已,进攻惠军是“政府命令”,并非内讧,要求各界不要出面调停。他又发出布告,把冲突的责任全部推给王和顺,要求“各军民人等,不可误信谣言,致淆乱实情,动摇心志”。
  慑于陈炯明的声势,其他民军纷纷自请遣散。被裁民军达9万余人,只有李福林的6个营,因朱执信的斡旋,才得以保留。
  陈炯明还以“绥靖地方”为名,对各地民军进行“剿办”和屠杀。他派出冯国威的“威字营”围剿连阳的“复汉义军”。“复汉义军”因寡不敌众,尽行逃散;冯军乘胜追击,将民房烧毁,一村有民军一人,即指全村为匪。陈炯明又应潮州商民和外国领事之请,委任前清巡防营统领吴祥达为潮梅绥靖处督办,率2800人乘英国军舰抵达汕头。吴祥达以宴请当地民军首领为名,将民军首领、同盟会员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3人当场枪杀。惨案发生后,很多同盟会员为许雪秋等通电鸣冤,要求陈炯明惩办吴祥达。陈炯明自然不闻不问,吴祥达因而更加嚣张,又派人捕杀了光复大埔的有功人物、三合会首领温阿拱。
  民军被裁撤后,遭遇极其悲惨。多数无田可耕,无业可就,又得不到陈炯明政府的妥善安置,于是再度沦为流民,或者混迹绿林、四处打家劫舍。后来这些人又流落入军阀队伍。
  尽管民军自身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主流是好的。一些民军将领还是革命元老,如王和顺、许雪秋等。王和顺是1905年广西农民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他亡命香港,加入同盟会,筹划和参与反清起义,他领导的“惠军”即使在横遭陈炯明镇压时,还是举动文明,绝无乘机抢掠情事。许雪秋也是老同盟会员,曾参与领导1907年的黄冈起义。他们都是革命功臣而不是革命对立面,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不但挫伤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严重损害了新政权的形象,使群众脱离新政权。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出走港澳后,组织“扶正同盟会”,他们推举孙眉为首领,并派人潜入广州,从事反对陈炯明的秘密活动。只是由于孙中山及时制止,孙眉才拒绝加入,扶正同盟会才逐渐解体。但王和顺等人由于对陈炯明结怨,转而对革命丧失信心,投到袁世凯的怀抱,成了袁的走卒。
  陈炯明镇压了民军、残杀同志,激起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有些人在都督府会议上公开为王和顺辩诬,大声疾呼:“今日之乱象,不是王和顺之罪过”,“比王和顺更坏而盘踞要津而无人敢过问者,触目皆是”。但陈炯明这时已控制了军队,有恃无恐,他凭借这支陆军,不仅加强了对广州的控制。而且以陆军第1师出防惠潮嘉一带,以第2师出防北江及西江一带,加强对广州以外地区的控制。
  镇压民军,又助长了陈炯明的专擅自为,更加露出他排除异己的私心。广东北伐出师时,陈炯明就和姚雨平为争夺北伐军统帅权而生嫌隙。后来姚雨平北伐军为扞卫江淮、巩固南京临时政府屡建功勋,而陈炯明却一反前态,在饷弹接济上诸多掣肘。南北议和达成后,姚雨平与胡汉民商定,拟将军队调回广东高州、廉州一带驻防,筹建营房。因陈炯明阻挠而中辍,只好被迫全军就地解散,仅留炮兵1营,调回广东。该营回抵广州虎门时,又被陈炯明派兵缴械。
  专擅自为的陈炯明,除了敬畏他的师尊朱执信而外,往往不恤人言,甚至于议会也积不相能。时人称广东有二陈,一个是陈炯明,另一个是警察厅长陈景华,都是杀人魔王。二陈曾判决“扶正同盟会”25名会员死刑。他们杀人很简便,不必经过什么法律手续,抓到人,动辄就杀,有时连话都不问,拉出门就枪毙。黄世仲和陈听香被杀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黄世仲是杰出的革命宣传家,他青年时代就从事新闻工作,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与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宣传革命,抨击保皇谬论,勋劳卓着。先后着有《廿载繁华梦》、《大骗》、《洪秀全演义》、《宦海升沉录》等长篇章回小说。因他同民军首领素有联络,所以胡汉民委派他接替刘永福,任广东民团总长。黄世仲站在公正立场上,在裁撤军队问题上,主张“裁弱留强,合理编遣”,反对陈炯明“裁减他人部队,扩充自己实力”。陈炯明甚为恼恨,派人将黄世仲逮捕,以“串通民军统领,冒领军饷,私图分肥”的罪名,将黄枪决。与黄同时遇害的还有军械总局局长香益远,说他“擅将枪械发给民军”。
  陈听香是当时报界风云人物,与民军首领交游颇多,所以他主持的陀城、公言两报,经常为民军说话,对王和顺更是多所赞赏。陈听香又很自负,常以民意代表和政府监督人的身份自居,撰写文章,批评时政。因而深遭陈炯明之忌。当《公言报》、《陀城独立报》、《国事报》、《人权报》等9家报纸先后刊登了广州燕塘新军“解散”的消息时,陈炯明便借口“事关军政,不容捏造事实,扰乱军心”,勒令《国事报》停刊,并传讯各报主笔,拘留陈听香和《人权报》主笔陈藻卿。陈听香不服,领衔发表《广州报界全体布告同胞书》,指控陈炯明干涉报纸之野蛮举动,“欲借报馆以逞其大威福”。陈炯明更恨之入骨,令法务局以“依附叛军,防害军政”等罪名,将陈枪决。
  黄世仲、陈听香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盟会员潘达徵写信给陈炯明,予以责备。省议会就黄、陈案提出讨论,并向陈炯明提出质询,要求他到议会解释。陈炯明视议员为卖弄狗皮膏的“假洋鬼子”,拒不出席会议,议员们大为不满,作出弹劾陈炯明的决议。陈炯明有军队做后盾,又有广东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在给议会的咨文中,否认省议会对都督有“纠治权(即弹劾权)”,省议会力争纠治权,3次咨会陈炯明,但每次都被陈炯明毫不客气地驳回。议员们群情激昂,决定派代表去北京请愿控诉。陈炯明则使出杀手锏——
  辞职。
  陈炯明这一着果然奏效。72商会、公安维持会等团体纷纷打电话给袁世凯政府,请求挽留陈炯明,粤省军界及省港商界更“力诋省议会弹劾陈督为非”。袁世凯复电照准,并竭力慰留陈炯明,弹劾案不了了之,陈炯明也就更踌躇满志,予智自雄了。
  正当陈炯明春风得意、个人权利欲开始上升之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同胡汉民等一起南下,来到广州。
  孙中山同陈炯明作了一次长谈,想把广东改造为“模范省”,主张由胡汉民继续出任都督。这对陈炯明来说,不啻冷水浇头。他既不好公开反对,又不愿屈居胡汉民之下。权衡再三,只好一走了之。他在都督府设宴欢迎孙中山一行之后,立即出走香港。行前写信给胡汉民,“请”他代行都督职权;又写信给省议会,要求解除职务,回家“省亲”,建议省议会推举孙中山或胡汉民接任广东都督;并告诫军人服从命令,拥戴新都督。
  省议会按照孙中山意图,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表面上看来,都督易人,是在谦让中实现,而实际却出现复杂情况。陈炯明控制的广东陆军,非但不受胡汉民控制,且对胡很不服气,陆军部会议厅召开会议,议决挽留陈炯明,并派团长翁式亮、李济民和军部军需司陈竞杰去香港请陈炯明归省任事。港穗商人也拥陈反胡,弄得胡汉民处境十分尴尬。在种种压力下,胡汉民不得不派陈炯明的师尊朱执信到香港请陈炯明归省。
  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任军统。胡汉民委任他为广东绥靖处经略,专门处理帮会、赌博械斗等事务;又委任陈炯明为广东警卫军总司令,责成所有各路军务处督办,总办、按抚使均归节制。陈炯明把全部军权都拿到手后,仍怨气满腹。
  胡汉民身为都督,负责全省军政,但军队则不容胡汉民置喙。甚者,胡汉民计划组编1个营的都督府卫队,已经指定李海青为营长,但陈炯明坚不同意,卫队刚刚成立,就被迫解散了。
  相反,陈炯明却倚恃军权,扩及政权。陈任广东总经略时,设经略处总揽军权,兼办清乡缉捕,又要求划赌盗会斗4项归军法惩治,得就地枪决人犯权。陈炯明权益大,杀戮益多。后经略处改为绥靖处,其权如故。陈炯明的权力已混入民政范围。
  陈炯明与胡汉民处处作梗,打击胡汉民,而又扩大自己的势力,因而双方益成水火。胡汉民有一口诀:“救国必用粤,用粤必去陈。”同盟会广东支部易名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陈炯明在易名仪式上作即兴演说,他大声呼吁:“今日必须扩张党务,吸收人才,能达到开放主义,凡我党员,万勿分新旧畛域;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但是,由于国民党广东支部的负责人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广东支部征集新党员时,陈炯明竟然一反“扩张党务,吸收人才”的主张,以所谓“军人不党”为借口,严禁部下加入。在陈炯明看来,如果部下入党,身为国民党广东支部负责人的胡汉民,必然趁机插手陆军,从而削弱他的势力。
  黎元洪提出“军民分治”的主张,遭到南方各革命都督的强烈抵制,胡汉民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军民合治”。陈炯明本应抛却个人权力之争,一致对付袁世凯,但是,他稍后便附和军民分治之说,并在行动上极力推行军民分治,企图使都督徒具虚名。袁世凯任命他为广东护军使,陈炯明也不推辞。这样陈炯明身兼数职,尤其是护军使职,同都督权限不清。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后,遂开府广州,设使署,仍自兼绥靖处督办,一时权倾都督。
  袁世凯极力抬高陈炯明,推倒胡汉民,造成胡、陈水火局面,以便坐收渔利。陈炯明亦有倚靠袁世凯来压胡汉民的念头。袁世凯政府的秘书梁士诒是广东人,梁是袁的心腹,称“智囊”。他秉承袁世凯意旨,挑拨胡陈交恶,多次派巨绅江孔殷当说客,竭力劝说陈炯明拥护袁世凯。陈炯明亦派心腹与梁交往。在陈炯明的默许下,梁士诏的亲信李兼善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南园俱乐部”,专事贿诱粤军官,使拥陈叛胡。在李兼善的唆使下,《总商会报》、《七十二行商报》、《华国报》、《平城报》等,遇事攻讦胡汉民,使胡处于十分困难境地。宋案发生后,梁士治以“亲寿”为名,回到广州,亲自出马部署倒胡。梁贿买了许多粤军将领。
  袁世凯于北京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胡汉民派秘书金章去京,而陈炯明加派官银钱局总理、国民党员邹鲁偕行。袁世凯认为邹鲁与陈炯明同乡同学,又曾同事,一定是陈炯明的心腹,所以对邹鲁很重视。除一般性接见外,还特别约见一次。袁问邹:“以陈代胡如何?”
  邹当即表示反对,并提议派陈炯明去库伦处理外蒙独立事件,好把陈炯明调离广东,从而平息胡、陈之争。袁世凯不仅不肯答应,而且加紧进行以陈代胡的阴谋活动。
  胡汉民本身也有许多缺点,他不习军事,未能掌握军队,性情狭隘,又是秀才造反、书生从政,缺乏足以应付时艰的实际斗争经验,习于纸上谈兵。他同省议会的关系紧张,省议会指控他“厉行军政,蹂躏法政”,甚至派温雄飞等人为代表,去北京控诉胡汉民,商界、报界对胡汉民也是一片嘲讽和叱骂之声。胡汉民原靠孙中山、孙中山已下野。胡汉民处于穷于应付的地位。
  胡汉民在艰难的处境下,仍紧跟孙中山,他积极筹划了广东的反袁斗争。1913年5月初,他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直斥“善后大借款”。他还多次提议扩编广东军队,以适应讨袁需要。在他主持下,广东制造局昼夜不停地赶造枪炮;大批粮食被购进广东,留充军粮之用。
  宋案发生后,陈炯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袁世凯的态度保持令人费解的沉默。他和胡汉民一起参加省议会召开的秘密会议,胡汉民慷慨陈词,坚主讨袁,而独陈炯明一言不发。胡汉民禁不住问他:“公守口如瓶,外间必以公为否赞者,公宁忍坐视不相助为理耶?”
  陈无以答。为了加强广东军事力量,以准备对付袁世凯的武力进攻,胡汉民多次提议,正式陆军再扩编1个师,以林震为师长。而陈炯明却不肯答应,议遂不行。广东的反袁运动,因而不能及时展开。胡汉民虽有心跟随孙中山,但手中无兵,亦无可奈何,只好一度暂主缓进。
  胡汉民在犹豫一阵子后,还是坚持反袁。而陈炯明则不同,袁世凯尚不断赐给他恩典,而袁世凯又势焰方盛,因而态度犹豫,他说:“世凯虽怀不轨,但罪状未显,信用犹在,师出恐无名。”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武装讨袁的准备,给袁世凯重金收买粤军将领留下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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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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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江西王”斗法
  袁世凯在1913年6月14日下令撤免胡汉民广东都督兼民政长职务,调充所调“西藏布政使”,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陈昭常为民政长。如何回答袁世凯这一公开挑战,军政府内部意见分歧。朱执信向胡、陈献策说:“此时欲讨袁必先简选革命之劲旅,今在粤之第1师为钟鼎基,第2师为苏慎初,第1兵中无革命党人,第2师之中虽有而不多。今若新编革命军1师,则第2师当然可互相提携,第1师亦不敢有所变化,此上策也;其次则余辞去一切名义中之职务,专选优秀同志在粤军各军中宣传革命之理论与讨袁之大义,以坚将士讨袁之心,此又一策也。”
  陈炯明曾高唱“军人不党”,使国民党在大难当头之时,却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朱执信所献二策,都有“亡羊补牢”的深意,但陈炯明听不进去,不予采纳。胡汉民则无实权在手,茫然失措,灰心丧气。有人向胡建议,要求袁世凯收回成命,但胡已丧失斗争信心,去志甚坚,终于在6月20日弃职赴港。临行前,他不无沮丧地对陈炯明表示:他到上海后,将与叶夏声等人组织报馆,决不再入政界。
  袁世凯以陈炯明取代胡汉民,其用心十分阴险毒辣,不但加剧了胡、陈之争,而且以都督为诱饵,将陈炯明收为己用。如果陈炯明不俯首听命,袁世凯则以龙济光为广东护军使,分割广东军政大权;以陈昭常为广东民政长,分割民政大权。军政、民政大权旁落他人之手,“都督”也就徒具虚名了,陈炯明在龙济光、陈昭常的牵制之下,无所作为。袁世凯如此煞费苦心,其目的就在于控制陈炯明,进而控制广东全省,斩断国民党的退路。
  广东远离全国政治中心,袁世凯对它鞭长莫及,只能实行间接控制。而国民党在广东却有深厚基础,所以广东可以成为武力讨袁的根据地。孙中山等决定武力讨袁,对广东自然特别重视。胡汉民被免职后,孙中山和黄兴力促陈炯明立即就职,保住广东这块地盘,以便据以反袁。但陈炯明始以“内部不一致,兵力还薄弱”为借口,拒绝参与。孙中山亲自去澳门,约陈炯明在军舰上会面,促陈“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
  陈炯明对都督职位早就梦寐以求,但此时接任,却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按照孙中山的意图,实行武力反袁,这就会招致袁世凯的军事镇压;或者不反袁,国民党人必不容他。因此,陈炯明煞费踌躇,举棋不定。
  陈炯明举棋不定,引起同志们的疑虑。黄兴从上海一连发给陈炯明3个电报,请“接任都督,宣布独立讨袁”;希望他“联合讨袁,切勿再延”;最后一电更愤然指出:“再不接任都督,独立讨袁,党人将不能相谅。”
  袁世凯也逼着陈炯明表态,他通过他的秘书长梁士诒向陈炯明递交“最后通牒”,胁称:如果3天内不就职,一周之后,将改派龙济光接任。袁世凯的部队已大举南下,江西、安徽、江苏奋起讨袁已如箭在弦上,形势非常迫人。陈炯明至此已别无选择,只好于7月8日宣布正式就职。
  陈炯明不甘心听任袁世凯摆布,让袁世凯的亲信龙济光等人架空自己。他在就职前向袁世凯提出,不得任命政府私人为粤省护军使及民政长,从中牵制一切。就职后,又一次要求袁世凯取消护军使的设置,从而垄断广东兵权。在陈炯明授意下,广东掀起一股拒陈风潮,吓得袁世凯派来的民政长陈昭常不敢南下。陈炯明趁机向袁世凯提出“暂时”兼任广东民政长,以10个月为限。袁世凯无奈,只好默认。于是袁世凯利用龙济光、陈昭常架空陈炯明的计划落空。
  陈炯明就任都督后,并未下定决心讨袁。他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仍然坚持己见:“广东兵力单薄,不能首先发难。”他还致电袁世凯政府,希望调停“北赣两军冲突”,“使赣军晓然于中央用意所在,不至铤而走险,贻患大局。”
  江西李烈钧反袁态度最为坚决。江西军队号称2师1旅。5月中旬,当袁世凯的北洋军第6师进驻兴国、蕲春、田家镇一线,随时准备向江西进攻时,李烈钧毫不示弱,立即在湖口、九江沿长江一线加强战备,将所属第1师、第2师及炮兵团、护卫军尽数开往九江、湖口、马当、关城、德安、沙河、江北瑞昌、武穴等处,沿长江布防,准备随时迎击袁军南犯。并断然拒绝袁世凯通过黎元洪要他“洁身引退,举贤自代”的劝告。李烈钧的态度虽很坚定,但江西1省毕竟兵力单薄,在缺乏其他各省配合的情况下,李的处境不免孤立。
  李烈钧与袁世凯发生尖锐冲突是在江西民政长问题引起的。李烈钧是最早坚决反对“军民分治”的,自然被袁世凯视作眼中钉。他更针对袁世凯的“中央集权”,提出“地方集权”的口号。李烈钧的“地方集权”得到国民党人的支持,国民党人马君武称李为本党主张的第一贤豪。袁世凯更加愤恨李烈钧。
  共和党曾拉拢李烈钧入党,举李为共和党江西支部长,李辞不就,引起共和党人不满。后来共和党人在江西活动,同李烈钧的江西都督府不断发生矛盾。李烈钧为了加强在江西的政权建设,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实行了革命的专政。诸如在禁烟、国民捐和筹饷等问题上,都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当地豪绅。这更激起了共和党人的愤怒,把他称为“江西王”,并从各方面帮助袁世凯铲除李烈钧。
  1912年12月10日,在袁世凯指使下,由原江西第3旅旅长余鹤松在南昌发动兵变。余原为李烈钧的同学,和李关系甚好,由于李将余部编入其他军队,委余为省府顾问,余心不愿,遂跑到北京谒袁,辞令之间,对李颇露不满。袁知可利用,遂给以咨议名义,月支300元叫他到赣便宜行事,只要能够倒李,就任他为江西都督。于是,余返回南昌运动旧部,策动兵变。
  在兵变发生前,李烈钧曾考虑缓和他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推荐前清候补道、署理江西按察使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汪曾任前清武备学堂总监,与李烈钧有师生之谊。李派人同汪联系,汪表示同意。但这本是李的一种考虑,并未正式提出。
  兵变发生后,李烈钧迫于形势,致电袁世凯,对兵变引咎自责,又在都督府会议上决定实行军民分治,并向袁世凯推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
  李烈钧请简民政长的电报刚刚发出4个小时,就接到了袁世凯发布任命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的命令。这种怪现象不能不引起李烈钧的怀疑。他本来是反对军民分治最积极的人,只是由于兵变的压力,才不得已把不久前设想让汪瑞闿出任民政长一事正式提出。袁世凯这么异常任命汪瑞闿为民政长,袁、汪是否勾结?李本打算给汪以民政长虚职,如果袁、汪勾结起来,对李十分不利。
  实际情况是:汪认为李既叫他任省长,江西方面已不成问题。惟闻袁和李极不睦,专凭李荐,袁未必允,若先到北京和袁接洽妥当,岂不更好。遂进京谒袁,述李荐他为省长固然好,但甚愿谓大总统径行任命,不由地方大吏推荐,这不是表示中国更统一么!
  袁见汪主动上门,正可借他来牵制李,所以在李请简汪任民政长的电报后,立即给予任命。这时,李烈钧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但事已无可奈何,只好暗中布置抵制。
  在李烈钧策动下,江西广饶协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历数汪瑞闿在前清时的种种劣迹,对他出任民政长表示极力反对,誓不承认。国民党江西支部则以“省长简任须经民选”等理由,要求袁将简任民政长之成命收回。
  袁世凯态度十分强硬,通令声称:“民政长一职由国家设置,汪瑞闿到任后能否任职,国家自有法令,功过原无所逃,该协会等种种指陈,无论虚实,既有溯及既往之谈,尤属党同伐异之见。至于所称誓不承认一语,查任官依照约法并无须某会承认之条,似此未免弁髦约法。”袁饬李烈钧“传知该协会等,嗣后务遵法律,各守范围,勿得自滋纷扰。”
  江瑞闿由于有袁世凯撑腰,有恃无恐,便乘船到南昌上任,受到共和党人和当时共和党人占优势的江西省议会的欢迎。李烈钧表面上也表示欢迎,隆重接待,并在都督府政务会议上,表示将贯彻军民分治,但暗中则积极布置驱汪。
  南昌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汪大会,有人提出武力驱汪,也有人主张“举代表告汪,速离省城,否则人民激于义愤而有暴动,我两界难负保护之责。”汪瑞闿即逃离行馆,于第二天函告李烈钧,声称赴沪就医。同时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李烈钧表面派人挽留,汪在当天下午乘船离南昌,经九江,前往武汉。
  袁世凯电准给汪病假20天,责令李烈钧从速筹划分治事宜,敦促汪民政长迅行调治,刻期赴任,以专责成而清权限,毋再延缓。李烈钧复电,表示将接受军民分治,但又说:“烈钧承乏江右,本由省议会所公举,大总统所任命,重以乡梓义务,未敢告劳。现在正式议会形将成立,于此数月内,拟即勉为其难,于军民要政担任完全责任。一俟正式国会、省议会成立后,即当呈请大总统分别简任贤能,以期共臻郅治。”
  他在这份电报中,实际上拒绝让汪瑞闿返任。
  汪瑞闿被逐后,共和党人开展了更加猛烈的反对李烈钧的活动。共和党人派人在浔游说各界,逐日集议主张推翻李督,派谢熊赴汉联络汪瑞闿同谋进行。共和党人发动江西各团体以“李烈钧违法殃民”联合赴京请愿,并公布李烈钧的14条“罪状”。是时谣言四起,人心恐惶。舆论哄传有中央派兵送民政长重行至赣之说,又有派张勋或岑春煊为镇守使之说,形势颇为紧张。
  此时恰好李烈钧从日本先前订购的步枪700支、子弹300万发,由英国商船运抵九江。袁世凯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命令参谋部和陆军部以这批军火未经陆军部批准为由,密令此时已投靠袁世凯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戈克安扣留这批军火后,又害怕李烈钧以强硬手段进行报复,便致电陈宦、段祺瑞,要求调张勋部和海军兵舰到九江一带接济。不久,就传出从下游来军舰8艘停泊九江,2艘停泊湖口,张怀芝将来江西镇抚的消息。
  李烈钧通电陆、参二部,说明这批军火是经过合法手续的,要求发还。段祺瑞复电,诈称“此项枪弹已分给各水兵师军队”,拒绝李的要求。李当即通电再次坚决要求发还。
  黎元洪的暗探程守箴、邓汉祥将在南昌了解的情况报告给黎,黎便向陆军部密报:“赣省刻下群情愤激,对于中央颇起恶感的原因,在于李督以中央之防赣省,几如寇敌,人情觉不能忍。”他主张陆军部将所扣军火放行,并说:“即令李督有如何野心,此区区军火,亦何济事!窃视李督似非甘冒大不韪者。”至于所传中央有派张勋或岑春煊任江西镇抚之说,他主张“果有其事,即令取消,否则请设法和解”。
  海军楚谦舰奉命提取枪械,赣军蔡锐霆部屯扎岸上,声言如敢装运,立即开炮还击。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此时,黎元洪发的调解赣事通电到达,戈克安派人登舰请楚谦舰长王克熊上岸协商,由于王克熊电陆军部:“查浔、赣各有军队保护军火,内地毗连租界,若果强取,必动武力,实与大局有关。因此未敢妄动,听候中央和平了结。”
  李烈钧的强硬立场,使袁世凯终于不敢强行提取这批军火。
  黎元洪提出的调解条件是:发还军火,以平赣人之疑虑;迎回汪民政长,惩办生事之人,以重政府之威信,黎元洪想以政府放行军械的微小让步,来换取李烈钧对汪端闿回任民政长的同意,这自然对袁有利。
  李烈钧通电拒绝了黎元洪所提出的撤兵、迎汪、惩凶三个条件,理由是:“湖口设局征兵,属永久计划,汪公未来之前。即已实行;反对民政长属于舆论,确非少数人民意思;汪公当日去赣,并无个人胁迫之行为,即无从根究。”李烈钧愤然表示:“烈钧奔走国事将近10年,乃不意昔日以革命不能见容于满清者,今共和告成,转不能见信于民国政府。”
  黎元洪调解未成,袁世凯不再让步,他发出通电,坚持“由都督、议会公派代表迎汪民政长莅职”,并强硬表示:“苟反乎此,则国法具在,断不敢博宽大之名,贻分裂之祸。”李烈钧也不退让,他多方布置,志极坚定。
  正当李烈钧同袁世凯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江西省共和党籍参议员郭同等串通民主党人,用江西临时省议会、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共和党、民主党5团体的名义,在汉口密电袁世凯,要求袁“迅派镇抚使率兵莅赣协助李督剪除凶暴,而靖地方”。共和党人梅光远也以江西公会名义,由上海致电袁世凯,要求袁“迅派威望素着大员为镇抚使,偕民政长莅省慰众庶之渴怀,宣中央之威信,正纲纪而戢奸谋。”
  郭同等在汉口用5团体名义发给袁世凯的那份要求武力解决江西问题的密电,被李烈钧派驻北京的俞应麓所探获,乃撮抄原电告李烈钧,请其饬各机关速电中央解释。于是,李烈钧乃将俞电油印数函分发省议会及各公团,附以最猛厉之辞,要求各团体自行再电中央取消前电。于是,江西各团体纷纷通电指责郭同的捏名窃发的行为。江西凡有血气者,闻请派镇抚使带兵来赣之电,莫不怒发冲冠。而商务总会、教育总会各公团被盗名尤属无辜受屈,经详细调查,确系郭同所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江西教育总会、商船总会、工商勇进会、铁道协会、国民会、社会党等10余团体,亦通电声明:“此次赣省反对汪瑞闿实出于各界公愤,并非一二怀私报怨者之所为,且非以中央简民政长而反对,实反对汪瑞闿不能任民政长,同人等宁可牺牲性命而决不能听汪瑞闿贻害江西。”
  南昌各团体召开江西公民联合会大会,反对汪瑞闿返赣及中央违法颁布省官制,有数千人参加大会。会议通电各省:“吾赣自不认汪瑞闿为民政长以来,一二怀私挟怨之不肖赣人,如郭同、李国珍、梅光远等,在京沪间散布谣言,构成疑窦,遂致外间腾喧沸之声,内部兆恐惶之象。而陆军部扣留江西军械,海军部派赴九江兵舰之事,亦因之前后发生。同人等窃为此惧。……而又适值临时省会已停,正式省会未立,机关不备,维系无人,爱于本月三号,集会全省各界,各公团并请李都督暨各司长莅临开联合大会。当经议决,凡属赣省大事,对内、对外代表,暂以本会为总机关。除电请袁大总统将江西民政长汪瑞闿成命收回,并祈命陆海军部掷还军械,退去兵舰,暨电请参议院提出质问外,尤不能不环告同胞。……再前月八号,大总统乘参议院休会期中,擅以命令颁布省制,以及各种文武官制,显系出于专制,实有背于共和。吾民若不抵死力争,则约法几等弁髦,民国将成泡影,履霜坚冰,宜防其渐。伏冀共表同情,感伸公论,以维政体而巩民权。幸甚!”
  这份通电发出后,政治上拥袁的云、贵、川、桂四省都督,蔡锷、唐继尧、胡景伊、陆荣廷联名发出声讨“阴谋窃割”的通电,其电说:“近闻有奸宄之徒,阴谋窃割,乘机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缔造方新,岂堪再有破坏?万一见诸事实,则扰乱治安,即为国民公敌。吾辈责任所在,惟有尽力所能,声罪致讨,必不令奸谋得逞,致蹈危亡!”矛头直指李烈钧。
  共和党籍参议员郭同、李国珍、陈国祥、籍忠寅等24人,在参议院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质问书,列举李烈钧武力驱汪、越权调动军队、擅自扩大军队编制、下令征兵、私购军火等5大罪状,质问袁世凯政府为什么“任其帝制自雄,不加惩究”。旅居京、沪的江西籍共和党人梅光远、吴宗慈、陈三立、谢远涵等则联名通电,宣告李烈钧“罪状”,“痛陈李烈钧祸赣之实情。”一时,声讨李烈钧之声,甚嚣尘上。
  袁世凯看到他不仅有共和党、民主党,而且有掌握实际军政权力的西南4省都督的支持,气焰更加嚣张。他阅4都督声讨电,益形愤慨,当即拟一长电,他致4都督及各省长官,表示“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非惟辜负众望,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绵力,殄此么魔。”接着,国务院传出大总统以除暴安良为天职的通电,表示“一息尚存,总以除暴安良为天职”,摆出一副即将出兵镇压的架势。
  李烈钧面对袁世凯和拥袁势力,坚决进行反击。他用“江西全省公民联合会”名义发出通电,指责袁世凯简放汪瑞闿为民政长,是既无择贤之哲,又无体察民意之诚,不知共和国政府以人民为主。指责旅京、沪的江西绅耆的通电攻讦,是一小撮奸佞僻拗之人贪个人私利置地方于不顾,颠倒黑白,吹毛求疵,适于江西大多数人民公意相反;批评袁世凯扣留军械,派军舰驻扎九江等种种不当行为。李烈钧在军事上则加强吴城、姑塘、湖口、德安一带的布置,严密监视戈克安控制下的九江,同停泊在长江中的军舰对峙,形势日趋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程德全、柏文蔚、朱瑞、黄兴、谭延闿等纷纷出面调解,主张和平解决。这时袁世凯鉴于正值召开正式国会,选举大总统的前夕,而且还没有得到银行团的“善后大借款”,发动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于是委任隶籍国民党并同南方军人有关系的王芝祥为镇抚使兼理江西都督,准备调李烈钧入京。但王芝祥立即识破袁世凯挑动国民党人内讧的阴谋,便以“不宜纯用手段,反启纷争”为由,拒绝上任。袁只得改派王芝祥为“查办使”,南下查办江西事件。
  王芝祥离京南下的消息传出后,共和党人认为王是国民党人,必然偏向李烈钧,群起而反之。袁世凯看到共和党对王芝祥赴赣有所误会,赶忙电告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说:“铁珊(王芝祥字)此行不啻代表鄙人与赣中人士握手,掬诚相见,该省人民或不知中央之用意,不免又生误会,请贵处速派人员,前往开示此意,以释赣人之疑虑。”共和党人反对王芝祥到江西的活动方才停止。
  袁世凯又派耿毅作为王芝祥的副手。耿是革命党人,曾任同盟会广西支部长。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耿到北京在总统府任职。袁见耿同南方军人关系较多,准备加以收买利用,耿虚与委蛇。耿同李烈均关系素来密切,就利用王艺祥赴江西前先到上海会晤黄兴的时机,先王芝祥到南昌,同李烈钧密议对付袁世凯的策略。
  王芝祥到南昌后当即表示:“汪民政长决不再来,将来由李督兼署或另简人,此时未能预定。军械扣留案,陆军部嘱兄弟看江西枪弹是否足用,是用则归中央,不足则发还江西。
  此案政府已表示退让之意,当不难了结。”
  袁世凯发布了如数发还所扣江西军火和任命赵从蕃任江西民政长的命令。李烈钧通电表示欢迎。袁世凯退让,除因发动内战时机尚未成熟外,英商向袁氏政府行索取“耽延赔偿费”,每天索价200两,从1913年1月28日算起,这使袁政府在经济上有颇大压力。因此,袁世凯令王芝祥解决赣事,“迅则妙”。
  李烈钧并未就此罢休,江西省议会换届,使李烈钧在江西的处境改善,换届后的省议会不再是共和党人占优势,因此,省议会在李烈钧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出通电说:
  本会前不承认汪民政长,纯为恪守约法起见。文电改委赵从蕃署江西民政长,窃地方官制未经参议院通过,民政长一职,在法律上无委署之依据,况正式国会成立在即,此次官制当俟议决践行。若于约法有效时期骤事变更,无论改委何人,赣民抵死不能承认。本会为人民代表,断难缄默。伏乞收回成命,以维约法而顺舆情。
  省议会拒赵,袁世凯极为恼怒,立即致电黎元洪指责江西省议会“蔑视约法,莫此为甚”,扬言“该省会苟能幡然省误,自可勿庸置议;若仍借端反对,则惟有执法进行,以维大局。”
  江西省议会毫不后退,针对袁电发出通电说:“民政长为大总统命令官制中之一,吾人民既绝对不承认此代法律之命令,即当然不承认此命令官制中之民政长。本省拒汪一案,业经电中央查照,讵中央复简赵从蕃为赣民政长,命令官制必欲实行,专制进步一日千里。本会不敢冒昧服从,躬为祸首,谨就事实,聊布腹心。”
  李烈钧在接收了被袁世凯扣留两个多月的军械后,立即采取措施驱逐戈克安。他首先以“本省沿江炮台,共计6台,延长百余里,仅设总台官1员,指挥殊多不便”为由,下令改编金鸡坡炮台及驻浔上下两炮台为上三台,委任陈廷训为上三台总台官。湖口东、西两炮台及马当炮台,为下三台,委任陈传曾为下三台总台官,均归“本都督直接指挥”。并命令将戈克安所指挥的驻浔第9团编入第1师。这样就把戈克安作为九江镇守使的职权完全剥夺了。同时,李烈钧又命令第1师师长欧阳武,在沙河没司令部,向九江、湖口一线增兵,准备以武力解决,戈克安一日数电向北京告急。
  王芝祥闻讯从南昌赴到九江调停。袁世凯只好下令:“戈克安着来京面询事件,其九江镇守使事务任命王芝祥暂行兼管。附近各军均归王芝祥节制调遣。”
  李烈钧宣布:“现已奉令调戈镇守使入京,浔事由王上将暂行兼理。地方安宁,人心大定。”李烈钧与袁世凯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这也是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在许多问题上的斗争,赢得的唯一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由于李烈钧有一省作为据点,手中握有一定的武装力量,立场坚定,并在斗争中比较讲究策略。这是1912年底至1913年4月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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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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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章 恐怖武昌
  袁世凯采取收买分裂革命党的策略,革命党人武力倒袁的主张一再受挫,法律解决的希望全属幻想,袁世凯的态度又日趋强硬起来,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起来。在革命党人中首先出来进行调停活动的是谭人凤。他于4月底到5月初和王芝祥一起在上海积极奔走,联络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的一些督抚和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如岑春煊、李经羲、伍廷芳、温宗尧等人出来主持公道。
  岑春煊以恐其不听辞。谭人凤加以激励说:“公等与袁资望平等,听不听由他,言与不言则视公等之爱国心如何也。若坐视南北决裂,不出赞一词,人将不蔑公等乎?”
  岑春煊、李经羲乃慨允。岑领衔,伍廷芳、李经羲、谭人凤、温宗尧、王芝祥、高而谦、蓝建枢、杜锡圭、张其锽等10人签名致袁世凯和各界通电说:“政府与人民未能相见以诚,一事发生,是非各走极端,相持益急,纷扰日甚。祸机既伏,大局垂危,国事如斯,安忍坐视。”他们提出引渡洪述祖、赵秉钧出庭对质,大借款交国会通过、政府不得干涉宪法的制定,作为南北妥协的条件,希望袁世凯能够采纳。
  又有于右任到京,自称为孙中山、黄兴全权代表,谒见袁世凯,提出调和3条件:其一、宋案要求赵秉钧到案;其二,要求撤回派往军队;其三,组织国民党内阁。并谓此为国民党最后之忠告。
  袁世凯回答道:“宋案尚未水落石出,究竟赵秉钧有无关系,并不能确定,自当保全赵之人格,无到案之理由。至于所派往军队,究何所指。如指张勋、倪嗣冲之兵,则张、倪两军本驻扎该处,并非派往,武胜关以南之军队,则系黎副总统电请派往,镇压地方,黎副总统未请撤回,中央不能卸责。惟政党内阁一层,毫无疑义,盖议会中谁党占多数,即以谁党组织内阁,实属当然之事。”
  显然,袁世凯的态度已十分蛮横。他又复电岑春煊等,断然拒绝他们所提出的调和条件,他说:“当宋君被刺之始,尚未获凶,即有人预设成心,诬指政府。继又凭影射之词,牵混之据,断章取义之电文,预侵法官独立职权,实为文明国所未有。即就所呈证据而言,赵秉钧尚无嫌疑可说。设将来法庭判决,应行备质,政府断无袒护理由。但未经判决以前,无论何人不得妄下断语,判决以后,当事亦何得抗不受理。”袁世凯对岑等电文所提出的借款、政府干涉制定宪法问题,逐条强辩。
  那些拥袁的各省都督和北洋将领,紧密配合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开展猛烈抨击,并发出战争叫嚣。背叛同盟会的陕西都督张凤闿、山西都督阎锡山,联合直隶都督冯国璋、奉天都督张锡銮、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都督张镇芳、甘肃护都督张炳华等通电责骂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殄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诬政府,断以借款冀逞阴谋。”声称:“自今以后,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谣言发端,以奸谋破大局者,定当戮力同心,布告天下与国民共弃之。”
  袁世凯对态度缓和的黄兴也不留情,他悍然发布命令,取消黄兴陆军上将军衔。
  谭人凤的调停活动仍在加紧进行。他和王芝祥进京会见袁世凯,袁态度极为强硬地说:“并非南北有意见,乃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当然惩治,无调停之可言。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袁世凯痛诋黄克强种种“违法”行为,切齿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
  谭人凤见难再多说,只得告辞。第二天谭人凤去武昌前向袁辞行。袁世凯和颜悦色地说:“先生此来甚好,民国疮痍未起,诚不愿再见动乱,兵队可否撤退,还清与黎副总统相商。赣督去留,我亦尚无成见。但须劝彼等以国家为前提,勿蓄意谋乱方好。不然,我受国民付托,不得不以土匪目之矣。”
  谭人凤抱一线和平希望来到武昌,会见黎元洪,告诉他在京与袁所谈之事。黎断然说:“李烈钧跋扈桀骜,中央即允留,尚有13省都督不承认,势非撤不可。赣省大小军官与各机关人员,多已来鄂接洽,李烈钧已成独夫矣。”
  袁世凯做好了经济、军事、政治上的准备,便于5月21日召见梁士诏、段芝贵、曾彝进时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4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4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亦未尝不愿,但今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袁世凯要求把他的话传给国民党人,并说这是他负责任的话。
  袁世凯、黎元洪又加紧收买、分化李烈钧的部下,逼李自动下台。黎元洪密电驻守九江的赣军第1师师长欧阳武,暗示以推荐他代李烈钧出任江西都督,要他退军撤防。第2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也先后被袁世凯收买,与袁私通款曲。袁又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他弟弟欧阳武策反。欧阳武遂电李烈钧,要求撤退前沿部队,以利和平解决。
  黎元洪派黄祖徽到南昌会见李烈钧协商调停办法。李烈钧迫于内外压力,不能不表示退让,他通过省议会提出双方将军队后撤,中央实行责任内阁制,省长民选,不得撤换赣督等4项妥协条件。
  袁世凯和黎元洪不接受这些条件,黎元洪向李烈钧提出最后方案:“(1)请公开声明服从中央;(2)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3)九江镇守使由中央简员充任。”限李10日内答复。
  李烈钧自然不会接收,他通过江西省议会加以拒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江西局势紧张的时候,5月29日凌晨,在上海发生了攻打制造局的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5月中旬,张尧卿、柳人环等到上海,以孟渊旅社为据点,用黄兴、陈其美的名义,运动混成第3旅下级军官,密谋起事。又联络上海籍工党领袖徐企文,由于徐熟悉上海情形,请他出面组织。张尧卿等在夜间摆花酒7台,号召本埠之军官赴宴密议。伪称张为黄兴代表,柳念陈其美代表。此事被第3旅旅长李英石知悉,电告程德全,程复电要求立即将张尧卿等人拿解南京究办。
  赴宴之军官中有数人与陈其美相识,便去访问陈其美,曰:“昨夕曾蒙招饮,感谢之至。先生与张、柳诸君所议之事,我等大表同情,请随时指挥可也。”
  陈其美立即表示:“余并未摆酒议事,黄克强先生亦未有此举,请速关照昨夕赴宴之人及各营同志,万勿为他人所愚。
  当此建设伊始,国民元气未复,我人须以大局为前提。”
  来人恍然而退。黄兴、陈其美得知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便派黄郛去南京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又告知制造局督理陈榥戒备。陈榥得知情报后,派间谍打入内部进行侦察,并做了周密的布置。
  5月28日晚,陈其美得悉张尧卿等准备动手的消息后,即用电话通知陈榥。
  29日凌晨1时,张尧卿自任总司令,会同徐企文、柳人环等率100余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分3批冒大雨进攻制造局,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除少数人被捕外,多数人逃散。
  张尧卿等起事失败后,陈其美赴制造局,会见陈榥,并发表谈话,暗示此次事件系内务部勾结“南方败类”冒名捣乱。陈其美的这行径,受到激进分子何海鸣的谴责,何就此事说:
  “徐企文之失败,系前沪军都督告密所致。事后,且诬柳人环、徐企文等为袁之侦探。自残同类,如此其剧。”
  柳人环失败后,带10多人跑到江西,想投靠反袁最为坚决的李烈钧。他们来到南昌求见李烈钧,不料遭到李烈钧的断然拒绝。李致电程德全,询问是否予以拘捕。程回电说:“张尧卿,柳人环假克强名在外招摇,克强迭有函电来请拿办。近来臆度造谣者多,必将张、柳拿办,以表白克强之心,以见执事之力维大局。”
  李烈钧派军警逮捕了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等13人,准备将柳、文、卢等人解往江苏交程德全处理。当时担任李烈钧秘书的铁血监视团团长何海鸣,向李力争,要求释放,但李不听。何海鸣见革命党人自相残杀,十分痛心,愤而离赣赴沪。
  后来,柳人环被解赴北京,于9月8日,与徐企文等同日被处死。徐、柳等人表现得相当英勇。徐企文公开承认参与起事,“专以巩固共和,声讨民贼”为目的。唐尧臣在被讯时声称:“因观时局艰难,刻下虽称共和,实与专制无异,是以此出。”临刑时,立而不跪,声称“起事之事,系我威逼士兵而去,兵士实出无意”。
  反袁坚决的李烈钧也同样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了同类。但是,在他逮捕了柳人环等人4天后,袁世凯便把他免职了。
  从欧洲刚刚回国的汪精卫和蔡元培,仍对袁世凯报有幻想,他们同胡瑛通过赵凤昌请程德全、张謇致电袁世凯,进行调解,并要求袁世凯暂不撤换国民党都督。袁世凯不予理睬,于6月9日突然下令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并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贺国昌为护理民政长,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欧阳和陈都是李烈钧的部下,贺国昌是李烈钧都督府的顾问。袁世凯企图利用他们来稳住江西,作为控制江西的过渡。
  李烈钧决定同袁世凯斗争到底,有人问李烈钧反袁的结果如何?李回答说:“一定打仗。”
  问:“打仗胜负如何?”
  李答:“国民党一定失败。因为国民党虽有5省(江西、安徽、江苏、广东、湖南),但一盘散沙,互无联系,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孙、黄二人意见又不一致,孙中山的话很多人都不听。”
  问:“如果打败,都督又何以自处呢?”
  李说:“打不赢也要打,打败了就走路。我没有第二条路好走,我不是北洋派,我只有打,这是我的人格问题。”
  孙中山在袁世凯宣布解除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后,决心不顾一切举兵讨袁。当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去见孙中山和黄兴时,孙断然表示:“本人无论如何将以冒进主义一举去袁。”
  为了起兵讨袁,孙中山派南下参加讨袁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和马君武、白逾桓、邵元冲4人到南昌对李烈钧进行动员。
  孙中山发表宣言,指出:
  袁氏专为私谋,倒行不已,以致东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内,相连并发。大势如此,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
  孙中山同时向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各军师、旅、发出通电:
  今袁氏种种违法,天下所知,东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当此存亡之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说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
  对此袁世凯发表命令:捉到黄兴赏洋10万元,捉到陈其美赏洋5万元。
  张继等人奉孙中山之命来到南昌,动员李烈钧起兵讨袁。
  李烈钧并没立即举兵讨袁,而是通电下野。
  李烈钧接到解职令,召集部下商讨对策,一些将领建议“即行通电否认此乱命”。赵正平觉得事体重大献上一计:“不如先行电询湘、皖、粤诸省,再行决定。”并当即起草电稿,用密电急发,不一日,而复电都来。湘督谭延闿主张从众意;皖督柏文蔚主张不如大家撒手;粤督胡汉民且言他不久到沪,可在沪相见;闽督孙道仁也含糊。
  李烈钧反袁的主张得不到同盟者的积极响应,因而有所顾虑,再者袁世凯收买了他的部下,他感到内部不稳。在京议员徐秀钧密电李烈钧:“赣省上级军官悉与中央通,多不足恃,须从速计划。”李闻之胆落。第2师刘师长等指天誓日,议决派张鲁藩、陈泽霈、周斌到浔游说欧阳师长,勿为中央毒计。那欧阳已被袁提为护军使,趋向已定,张、陈、周探知后电李,李乃悔用人不当,兵权旁落,且财政又极支绌,便打起退堂鼓,决定下野。
  李烈钧宣布下野后,于6月15日离开南昌前往上海。路过湖口时,约见耿毅、李明扬、周璧阶、卓仁机等一群英俊青年军官,大家都主张立刻兴兵讨袁,并说:“再延时日,袁定派大军压境,欧阳武为了清理内部,也会收拾我们。”
  李烈钧说:“外面局势实在弄不清楚,到上海后再和孙、黄诸要人商议,并询各省意见,再行发动,如现时不发动,我定电知你们,大家到外国观察一时,将来总有事做。”
  李烈钧途经安庆,同柏文蔚会晤后,由柏派军舰护送至南京,改乘火车到沪。这时,孙中山因女儿病危,已由沪赴港、澳,李烈钧便留滞上海。
  欧阳武在李烈钧离开南昌的当天,即致电黎元洪报告筹划江西军政事务的打算,并表示:“誓矢血诚,拥护中央,保卫地方,鞠躬尽瘁,至死靡他。”接着,他就任护军使,并根据黎元洪的要求,代理江西都督。
  欧阳武从九江前往南昌,道经湖口时,下令遣散李烈钧命水巡总监蔡锐霆将内河水巡炮船之兵调集湖口训练的调训团。他抵南昌接管了都督印信后,即着手破坏李烈均的备战措施,将沿江部队撤回腹地,并下令取消军政司,裁撤总务厅,停止征兵,解散兵站,使江西的防务受到削弱。
  李烈钧、胡汉民相继被免职,使革命党人内部武力讨袁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坚持法律倒袁但也未放弃为讨袁做准备的黄兴,在李烈钧被免职的第3天,便着手规划讨袁的实际部署,并把重点首先放在湖北。
  黄兴早在3月下旬就派田桐拿着他给湖北革命党人的信去武汉。田桐在武汉先与季雨霖晤面,又由季召集黄兴信中所致诸人,在武昌昙华林举行了秘密会议。经讨论,议决先以宴会方式召集各方面,以言语暗中打动,联络有志于反袁倒黎的同志。
  季雨霖和田桐在汉南旅馆宴请各部队团以上、宪兵司令部营以上,以及政界人士,共约四五十人。宴罢,一部分人作了秘密商谈,决定组成改进团,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为宗旨;以推翻今政府为主义。推季雨霖为团长,设秘密机关于汉口碧秀里,武昌中瀛街、大朝街、抚院街、巡通岭、鸿翔巷等处。改进团的主要成员采用喝酒、叙旧情等方式,联络军队中的党人,以他们所掌握的部队为基本力量,酝酿起事。由于湖北军队大量裁减,属于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已经很少,改进团便广泛招纳退伍和失意的闲散军人,同时联络会党群众。旬日间达数万人。
  改进团制订了几套打倒黎元洪的方案,其一是打算利用原季雨霖的1团和都督府的60名校尉队,通过召开军事会议,劫持黎元洪,铲除顽固派,并宣布彼等造反,破坏革命,这样便从中取得实权,更利于以后行动。其二是先挑起吴醒汉所统之兵与蔡汉卿部下冲突,牵扯蔡部力量,并可乘混乱之机冲击都督府,推倒黎元洪。拟以蔡济民为都督,詹大悲为民政长。计划于4月6日起事。
  3月28日,黎元洪侦悉改进团的活动,他发现改进团分送各军的宣言书,大为骇异,悬赏万元捕拿张统,熊自豪2首领。在大智门某旅馆内将2人捉获,立即斩决。
  黎元洪将江南留鄂第1师黎天才部调入城内,负责各处巡哨查缉。为了捕获在租界活动的党人,黎又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要求:(1)租界内如有匪徒,经鄂政府查悉,鄂政府得直接派兵会同当地巡捕捕拿。(2)捕匪军队因为防范匪徒拒抗起见,得持械前往。(3)捕获匪徒即照引渡犯人之规定,不必经捕房之审问,可直接带回鄂政府讯办。(4)如因捕匪,租界内受有损失,鄂政府担任赔偿。这样,黎元洪便无所顾忌地在武汉三镇,包括租界内外,大肆搜捕改进团党人,缇骑四出,军警密布,拿获之犯,日有所闻。
  黎元洪乘改进团重要成员、碧秀里秘密机关负责人、第5旅中校参谋官容景芳等在汉口如寿里宴客联络时,派军警逮捕了在座人员,同时破获碧秀里机关。容景芳供出改进团发起人季雨霖、曾尚武,以及改进团活动计划。幸运的是,季雨霖、曾尚武、熊秉坤、詹大悲等主要成员已闻讯逃往上海。黎元洪下令通缉季、曾等,令以10日为限,自行回鄂投案对质。黎元洪还两次致电袁世凯,报告破案情形,要求袁饬令院部及各省都督、民政长、交涉使,通饬所属军警,悬赏缉拿,按律治罪。
  季、熊、曾均为首义功臣,黎元洪发出告示:“能生获季雨霖赏银10万;生获熊秉坤、曾尚武各赏银5万。”这引起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安徽都督柏文蔚发表通电,对黎元洪通缉季雨霖等提出抗议,责其轻听人言,误伤士类,要求黎立将佳电取销,并通告海内,以前此误听之故。
  黎元洪气急败坏,发电痛驳柏文蔚,斥其诬毁个人名誉,贻误国家全局。袁世凯配合黎元洪的行动,发布大总统令,将陆军中将勋二位季雨霖、陆军少将勋五位熊秉坤、步兵中校曾尚武、容景芳一并先行停职,归案查办,季雨霖、熊秉坤并褫夺勋位,即由该省组织军法会审,分别惩办。
  10日期满,黎元洪复又将期限延长10日。又10日满,黎元洪宣布将季雨霖、熊秉坤、曾尚武3人实行缺席审判。同案被捕的容景芳,王子英、管心源被判绞刑。容景芳虽然叛节,亦不能免;另有王神斧在审讯中变节,具吐实情,仍被判绞刑。临行刑前,赣、湘、皖、粤4省都督李烈钧、谭延闿、柏文蔚、胡汉民所发抗议通电到鄂,电文曰:“湖北乃首义之区,彼辈皆系革命志士,拥公而建立民国,勿能杀戮。”黎迫于舆论,未敢即杀,但直到袁世凯死去,方予以释放。
  在通辑季雨霖等人时,黎元洪对改进团党人进行残酷屠杀,大有血染长江之势。在3月25日至4月6日,10天内斩决共120名,拘禁未行刑者尚有百余人。这些还不包括军法局秘密斩决的数字。军法局秘密处决者已成一大片血场,其中19人系军政学各界知名人士。
  6月,袁世凯解除李烈钧等人职务,决心发动全面内战。面对这种局势,黄兴再次指示湖北党人,立即起义,先发制人,打乱袁世凯以及湖北为根据地进攻江西的部署。季雨霖、詹大悲、宁调元,熊越山等率同志多人先后由上海返回武汉,以季、詹、宁、熊住处以及汉口国民党交通部、《民国日报》社为机关,定名“临时鄂军机关部”,使用国民党的名义,决定联络军队及退伍士兵于6月25日夜发动起义,放火为号。
  一切布置均已成熟。
  可惜又事先被黎元洪探得讯息。24日,黎元洪即派军警会同法国巡捕包围《民国日报》馆,搜出文电、布告多件,内有通告湖北独立、组织北伐军,请各省协应,并起义宗旨、军人条例等语。25日又探悉秘密机关多处,拿获改进团党人50余人,均立即处决。这时军队已处在黎元洪的严密控制之下,对反袁的二次革命,各部队官长为保全职位计,外表赞同,内实观望,内心抱定成功则从,事败则离的主意。有的看到形势不利,甚至杀掉前来联络发动的革命党人。如钟仲衡即因亲去发动驻汉口附近铁路沿线某团,而被该团杀掉。所以当6月25日夜预定起义时,武昌城内外仅有3处放火发难,但没有得到响应,很快被早有戒备的黎元洪镇压下去。26日,又在汉口德租界日本所开的富贵馆内将起义重要领导人宁调元、熊越山拿获,日租界松乃家、九原公馆以及法租界伊达医院等处机关亦先后被破获,季雨霖、蔡济民、吴醒汉、詹大悲、熊秉坤等领导人逃往上海,蒋翊武、杨王鹏、钟畸、温楚珩等逃往湖南。
  驻天门县、岳口一带的章裕昆1营如期于6月25日发动,但很快失败。章只身逃走,黎元洪下令缉拿。驻沙洋之刘铁一团人迟于7月21日起兵,树“湖北讨袁军”旗帜,传檄各处,自称讨袁军鄂西总司令。黎元洪先后派出3个团又两个营的兵力往剿,刘铁部仅五六百人,寡不敌众。刘铁逃跑,黎元洪悬赏3000元捉拿,后袁世凯下令悬赏1万元捉拿。
  刘铁逃亡日本。
  改进团第二次反袁倒黎起事至此全部失败,黎元洪再次进行血腥屠杀。自6月24日以后,日日擒斩,连续不绝,每日多则10余人,最多的1天杀了48人,少则二三人不等。革命党人机关被破获,亦无日无之。至7月上旬,为时满1旬,诛戮者已不下300余人,捕拿者尤众。7月下旬到9月初的40多天里,又杀了300余人,而军法监狱囚犯,由800余人增至1000余人,几无隙地。9月份黎元洪又杀了革命党近50人。时人称湖北省城为“暗无天日之湖北”,“恐怖时代之武昌”,“鬼哭人号之鄂垣”。革命党人报《民立报》抨击黎元洪“外假书生文饰,以盗宽仁之名,内则任用宵小,以行险残之实”,“叹黎元洪之残忍,殆为各都督冠”,“屠户之类名,赵尔丰不能独有矣。”
  在被杀的革命党人中,较着名的有宁调元、熊越山、蒋翊武等。宁、熊是被解至北京杀害的。蒋翊武在广西全州兴安县唐家冲被驻军统制秦步衢的部下所捕,由全州解桂林。黎元洪电袁世凯称:“蒋逆翊武……不予迅诛,终为巨患。可否饬陆都督从速执行,以昭显戮。出自钧裁。”袁世凯立即电陆荣廷,令其将蒋就地枪决。蒋翊武临刑前,从容不迫,仍向围观群众宣传革命。
  首义功人王国栋、胡捷三,以及钟伸衡、罗云锦、彭志超等亦均同案被杀。参议员居正、胡秉珂,众议员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均以“照内乱罪”,革除其议员名义,有勋位及军职者,一律褫夺。谭人凤也被革去长江巡阅使职务。在逃的季雨霖、詹大悲、章裕昆等10余人也被袁世凯以大总统令通缉。
  《民国日报》,《震旦民报》遭到迫害。《大汉报》编辑余慈舫,是国民党中坚分子,被捕枪决。
  至此,湖北革命党人已被黎元洪摧残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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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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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卷 第一章 二次革命
  袁世凯于6月30日又下令免去柏文蔚安徽都督的职务,改任柏为陕甘筹边使,同时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署安徽都督。安徽革命党人张子刚、管鹏、王孟启、陈紫枫、孙师武、郑赞丞等都主张即时起义,拒绝孙多森来皖。但柏文蔚对革命党人内部在举兵讨袁问题上始终举棋不定不满,认为大势已去,意志非常消沉。他以未奉孙、黄命令,不宜轻举妄动为托词,不赞成立即举义。他致电段祺瑞表示交卸省亲和拒绝接受新任。柏文蔚于7月10日交卸都督后,由安庆赴南京,闭门谢客,借以休息。
  孙中山不甘心不战而降,他同黄兴宴请李烈钧,动员李起兵发难。李于席间意气自豪,谓各省如能响应,赣事尚可为。中山极力怂恿。
  江西第1F旅旅长林虎派遣团长李思广到上海向李烈钧报告:“倘同志各省有意讨袁,我愿以本部首先发难,以报诸公持本部之苦衷。无论若何,总可望支持两星期,过此无援,亦可退湘边或粤边,再想办法。”
  李烈钧见江西部队士气旺盛,终于下定决心首先发难。他命李思广迅速回报林虎:“皖、宁、湘、粤,均倚戈待命,若吾赣发难,一星期间,各省即可响应,并出援军。”
  林虎得到回报,遂将情况分别通告江西其他将领方声涛、赵又新、耿毅、何子奇、蔡锐霆等人,密为准备。
  但是,李烈钧的活动很快被已叛降袁世凯的江西要塞司令官陈廷训侦知。陈立即向袁世凯密报说:“九江湖口为长江要冲,匪党往来如织,防不胜防。近闻煽惑上下六台,克期举事,台官中竟有为其所动者。”他要求袁世凯电商黎元洪,就近派军队及兵轮来浔,以滋镇慑。
  袁世凯向北洋军驻湖北的李纯部下达命令说:“严行戒备,一闻有警,立即驰援。”并告诉李纯,已电黎元洪副总统派队前往,并饬徐司令亲率各舰先驶至浔驻守,以防意外。实际上,李纯在此之前,已根据黎元洪的密令,派遣第12旅吴鸿昌的第23团附机关枪一连,由圻春开往九江。李纯随后率第11混成旅旅长马继增部继续向九江挺进,并进驻九江,占领了入赣的战略要地。
  当李纯部前锋进入九江地区后,林虎便急电南昌,要求护军使指示作何对付方法,并表示本团现已实行防御。林虎已扣留了由德安开往九江的火车,并将前哨布防到沙河一线。
  欧阳武虽然曾被袁世凯收买,但他得知北洋军李纯部入赣,大怒。他致电国务院抗议北洋军入赣,并提出辞职。他说:“伏念武奉大总统令为江西护军使,关于江西军事,应负完全责任。我在受事之初,当众宣布了副总统来电,决无北兵入境一步之语。今副总统即欲派兵来浔,亦当先询情形,与武接洽。今该军队到浔在先,副总统电到浔在后,虽有通告,已不及时。江西军队现有二师有余,万一因误会而生冲突,患不胜言。”
  欧阳武一面提出辞职,一面要求黎元洪速将军队调回。
  黎元洪电令李纯撤兵,但李纯置之不理,更将前锋推进到沙河一线,同林虎的防地仅距数里之遥。两军对峙,战争一触即发。在这关键时刻,李烈钧乘小轮来到湖口,他一面筹组讨袁军司令部,一面电告欧阳武及江西各党政机关说:“鄙人免官赴沪养疴,忽闻北军入赣,愤不欲生,现已回赣效力。”
  欧阳武对李烈钧的行动并不支持,他严词答复说:“此间皆不主战,请君速速返沪。否则,武即会同北军夹攻湖口。”欧阳派三人到湖口劝李烈钧离境,表示愿出3万元作李出洋的旅游费。
  李烈钧以生死以赴的坚决态度示意欧阳武不得阻挠起义。他对欧阳武的代表说:“烈钧亦知欧阳武素主和平,但烈钧已到此,决无返沪之理。请为欧阳言,好则回头见,否则来生见可也。”
  欧阳武企图调动两团兵力进攻湖口。他致电袁世凯说:“李烈钧到湖口,确系实事。9、10两团虽为所用,然此外非武之命不能调动者,似较该两团更强,现武调集南昌附近军队,竭力维持省垣外,并开两团往攻湖口。”
  但是,赣之军队毕竟是李烈钧的旧部,支持革命,欧阳武已经指挥不动了。这时,南昌的局面已为江西革命党人骨干分子俞应麓所控制。俞曾在李烈钧病假期间代理都督。江西议会更是李烈钧的拥护者。欧阳武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召集各界领袖会议,宣布辞职。他声称:“护军使本系军官,今既无调遣军队之能力,武何颜任此重职。”
  李烈钧在湖口作了进攻九江的军事部署。他发布讨袁檄文,对外通电及对党团公启,并通饬各属与人民约法三章:其一、誓诛民贼袁世凯;其二、巩固共和政体;其三、保障中外人民的生命财产。
  江西省议会开大会宣布独立,公举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都督,贺国昌为省长,俞应麓为兵站总监。江西首先举起了讨袁义旗,酝酿已久的二次革命终于在7月12日爆发。
  但是,起义一开始,李烈钧便存在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问题。江西有陆军两个师和1个混成旅,共10个团的兵力。李烈钧在军队中有较高的威信。但由于袁世凯收买分化,第1师师长欧阳武倒向袁世凯;第2师师长刘世钧在九江与袁世凯、黎元洪暗中通气,政治上已动摇不定。完全服从李烈钧领导的只有林虎的第1师第1旅(两个团),李明扬的第10团,周璧阶的第9团,卓仁机的机关枪大队,方声涛的新编旅(只有两个连兵力,营长陈铭枢、连长蒋光鼎)。
  李烈钧自兼任正面军司令,命江西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第1师第1旅旅长林虎为左翼军司令,并以江西讲武堂堂长夏之麒为总司令参谋长。
  7月12日拂晓,林虎兵分两路,一路向沙河镇挺进,一路出右翼袭击十里铺的北军。
  北洋前线指挥官第6师师长李纯,一面命驻沙河镇的吴鸿昌团阻击,一面命驻十里铺的肖安团向沙河迂回前进,抄袭赣军后路。肖团于途中同林虎派出的部队发生遭遇战。激战竟日,讨袁军初战获胜,占领沙河镇,迫使敌人退守瓜子岭。
  当林虎部队在沙河一线投入战斗后,方声涛所指挥的部队从姑塘向九江城东侧进攻,因水路木船运输困难,行动阻滞,没能同林虎部同时发动进攻,到13日夜才进入阵地,士气激昂,一个个磨拳擦掌,打算入九江城吃早饭。但通讯联络不畅,方声涛听沙河方面枪炮声已停止,误以为是攻不上去,便下令部队退回原地。部队接到退回原位的命令,士气沮丧,官兵都躺在路上睡觉了。严重影响战局的发展。
  在九江城的赣军团长伍毓瑞、李定魁协谋趁北洋军增援部队未到前线之前,迅速消灭北洋军驻在城内的部队,然后率部开赴德安,从翼侧攻击九江以南的北洋军,配合林虎作战。但是由于李定魁违约按兵不动,伍毓瑞见事态暴露,情况突变,独自逃离九江前往湖口,所部2个营,1个营转移湖口,1个营投附赣军驻九江城内的第2师师长刘世钧。
  李纯在沙河战役受挫后,急忙调整部署,集中大部分兵力向林虎部反扑,他集中3个团的兵力向沙河镇一线猛烈进攻。林虎率部奋勇抵抗,激战9个小时,不支,向蓝桥方面撤退。李纯因援军未到,后路空虚,浔城赣军时有袭击十里铺之警报,不得不令北洋军保持现状。这时驻德安的李定魁团1营营长郭懋修策动叛变,虽经林虎发觉,立予平定,但军心动摇,从此无力出攻。
  黎元洪致电驻孝感的北洋军第2师师长王占元,要他迅速将该师驻湖北的各部开赴九江,进攻湖口,并配合李纯进攻德安。王占元立即派驻汉口附近的两个团开赴九江。第2师其余部队,拟等北洋军援军开到湖北接防后,再向九江集中。
  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第1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统一指挥前线作战部队,段归黎元洪节制。
  林虎左翼军进攻失败后,右翼军司令方声涛率第9团和机关枪两连,以及新从湖口前来增援的伍毓瑞团的两个营,右翼军共计5000余人,分左右两路,由姑塘向九江东南的金鸡坡炮台发起进攻。
  在这场相当激烈的战斗中,赣军第9团团长周璧阶身先士卒奋力冲杀,不幸阵亡。周璧阶阵亡后,军心有些动摇,已被戈克安、陈廷训收买的第9团营长龚星胜,于撤退途中,带领两个营及炮队、机关枪队,偷过六把桥、琵琶湖的赣军前哨绕道金鸡坡,向北洋军投降。方声涛的右翼军兵力大减,失去了进攻的能力。
  7月20日,段芝贵率拱卫军8营抵达九江。海军次长汤芗铭也指挥舰队配合北洋军进攻。段芝贵以李纯为左司令,王占元为右司令,命李纯一部驻守十里铺同林虎部相持,以掩护北军右翼安全外,其余各部会同海军军舰队进攻湖口。
  北洋军分3路向湖口一线进攻。一路由第6师22团团长张敬尧率所部从金鸡坡出发,经新港、灰山、回峰矶,攻占西炮台。张部在新港遇赣军3000人极力抗拒,甚为猛悍,经激烈战斗后将新港占领。尔后,张敬尧乘黑夜在灰山、回峰矶设伏。次日晨,张部经4个小时的激战,攻占了三面临水一面依山的灰山和回峰矶,接着占领了西炮台。
  北洋军的另一路由第2师鲍贵卿旅为主力,于夜间乘船从官牌夹出发,沿长江东进,偷渡鄱阳湖口,利用浓雾于湖口以东抢滩登陆,在汤芗铭的四艘军舰配合下,向东炮台开炮轰击。赣军湖口守备司令何子奇指挥炮台守兵装弹开炮。但湖口炮台的射程不过六七千米,而敌舰的炮火射程却达万米以外。军舰摸清情况后,把军舰开至炮台炮射程以外,向炮台开炮。7月25日,湖口终于被北洋军攻陷。李烈钧率守军从水路退守吴城。
  驻守在姑塘一线的方声涛部,又遭到北洋军第三路王金镜旅的猛攻。方部伍毓瑞所率领的第3营,同由南昌前来支援的独立营,以及一个连,同北军在狭市激战一昼夜。7月26日,方声涛放弃坚守多天的姑塘,率部退往吴城。
  北洋军攻占湖口、姑塘后,段芝贵令李纯率第6师及第1师一部,向驻守在瑞昌、蓝城一线的赣军林虎部发动攻击。
  林虎鉴于蓝桥地形开阔,易招敌迂回侧击,便稍加抵抗后撤离蓝桥,退守老黄门。老黄门三面环山,一面山口险狭,铁路穿山而过,是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林虎在此构筑阵地,组织防御。
  北洋军两个团轮番向老黄门进攻。林虎指挥部队顽强抗击,使北洋军遭到沉重的打击。敌主力1连仅剩8人。李纯连夜休整后的22团乘火车来老黄门支援。北洋军分3路进攻赣军阵地。林虎旅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弃守老黄门,经德安退往建昌。
  北洋军攻占老黄门后,又不战而下德安。8月7日起,北军以南昌为目标,分路前进,一路由陆路攻建昌,一路由水路攻吴城,然后合击南昌。
  林虎军在众寡悬殊情况下,不待敌人进攻,即放弃建昌,退守山下渡,林虎本打算联络南昌守军,凭险力战,以待湘、粤援军,可是,南昌复失,友军无踪迹,回顾徘徊,只得经奉新退往湘赣边界。
  李烈钧在吴城命方声涛整顿撤回部队,负责防务。
  北洋军马继增部70余人化装成难民模样。乘民船数艘,利用夜雾大风直驶吴城东岸,驻守望夫亭的炮兵营长刘棱受其蒙蔽,没有发炮阻止。北军一跃登岸,发枪攻击,守军仓卒抵抗,陷于混乱。北洋军马继增部随后进抵吴城,赣军不支,吴城失陷,李烈钧退往南昌。
  欧阳武见李烈钧失陷吴城,即将回到南昌,他便逃离南昌,赴青山,自称止戈和尚。欧阳武的两营护兵为宪兵司令廖伯琅控制。廖伯琅和警察总监阎思荣有叛变企图。李烈钧到达南昌城,廖闭门不纳。李烈钧打电话责问廖伯琅,并命士兵越城而上,打开城门,始得入城。
  李烈钧入都督府后,廖伯琅来见,被卫兵剥下衣服押着进来。李烈钧见到他,便叫人把军服、军刀交还给他,叫他穿好军服,并不责怪他,只是怪自己无用,打了败仗。廖伯琅回去后自觉不安,逃往赣州。
  李烈钧重整军队,任命伍毓瑞为南昌卫戌司令,在南昌东北20公里的樵舍、南昌北16公里的乐化一线,部署防线。在牛行附近选择据点,布置第二道防线,同时架设浮桥,以便交通。
  李纯军进攻樵舍,伍毓瑞率领4、5营兵力,抵抗李纯1师之众,众寡悬殊,经过激烈战斗后,放弃樵舍,退守牛行防线。伍毓瑞又在南昌近郊与北洋军战斗,终不能敌。伍毓瑞率所部向进贤撤退。途中,将部队解散。伍经浙江、上海、转赴日本亡命。
  李烈钧在南昌失陷前,看到李纯军势方张,湘粤援军久不至,赣苦战,弹尽力疲,难以继续坚持。湘督谭延又来电劝他赴湖南,部下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等亦劝他去湘;伍毓瑞向他报告前线败退情况,劝他先行撤退。于是,李烈钧同何子奇等人乘坐两艘快轮,经樟树镇,向赣、湘边境撤退。
  李烈钧到萍乡后,与唐蟒率领的湘军援赣部队会合。又在袁州同林虎研究赣军的善后问题,然后带领少数亲信和随员,乘火车去长沙。
  李烈钧9月2日到达长沙时,谭延闿虽然已经宣布湖南取消独立,但并不打算同革命党人断绝关系。他害怕公开接待李烈钧,被袁世凯知道抓住把柄,特安排一乘大轿,将李抬到日本驻长沙领事馆,在那里同李会晤。在他安排下,由日本领事馆掩护,经上海去日本。林虎所部则由谭延闿电请袁世凯同意,由湖南收缴枪械,按退伍的办法出资遣散。林虎本人也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辗转流亡日本。
  湖南也曾宣布过独立。
  湖南自赣督李烈钧被免职,一批湘籍革命党人受黄兴等人派遣先后由沪、汉等地回省。
  在湖南的国民党内部原同盟会派程潜、周震鳞、唐蟒等人,坚决表示与袁世凯誓不两立,而以谭延闿为首的原立宪派则动摇退缩,顾虑重重。谭延闿本不赞成同袁世凯作对,无奈身为都督,隶属国民党,不便同国民党人闹翻,但又怕附和袁世凯,将来万一失败无法开脱,于是施展两面派策略,明里极力强调独立困难,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借以拖延;暗中却与袁世凯、黎元洪等人私通款曲。
  谭人凤由沪返湘,传达黄兴意旨,谓赣、苏、皖、闽、粤各省决计在7月间起义讨袁,湖南万不容坐视,要立即响应。李烈钧在湖口发难后,苏、皖、沪、粤相继响应,湖南革命党人急不待,日夕向谭延闿进言,要求宣布独立。谭延闿不得已,派人告诉黎元洪说:“已准备药水,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
  黎元洪回信劝他说:“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数平。”
  谭得此方略,据以敷衍革命党人,尽力推迟宣布独立讨袁的日期。
  谭延闿召开政务会议,讨论湖南去向。谭人凤带枪入场,道:“今日有不赞成独立者,即以此物相赠。”
  稳健派不敢出声。激进派相继发言。第二次会议规定不准带危险物,稳健派才发表反对湖南独立的言论。谭延啰当众宣布:“如必欲宣布独立,鄙人固不敢赞成,然亦无反对之能力,但请另举贤能,继此重任。如不许鄙人去职,鄙人惟有闭户深居,听诸君为所欲为而已。”
  是时,唐蟒、陈强、谭人凤等人极力辩驳,意气激昂,争论并无结果。
  7月24日,革命党人不由分说,起草独立宣言的通电,公推谭都督为讨袁军总司令。在都督府悬挂讨袁军大旗,正式宣布独立。
  谭延匡与黎元洪密商,设法采取消弭革命党人斗争锋芒、极力压制省内群众反袁热情,力争袁世凯谅解,伺机取消独立。谭延椝用调虎离山之计,借口援赣讨鄂讨袁,将省城拥护革命的军队由第1军司令程子楷、副司令赵恒惕率领,调赴岳州,又以蒋翊武为鄂豫招讨使、邹永成为湘鄂豫联军第3军军长,与蒋同驻岳州,部署对湖北的军事;派唐蟒率新兵援赣。
  谭延鬯将革命党掌握的军队调出省城,即以亲信余道南为省防守备队司令,又以童锡梁为新募5营管带,控制长沙城卫戌权。尔后下令防止会党活动,饬各属举办团练,负责地方治安,如有“聚众滋事”,扰害社会安宁者,一经拿获,从严究惩。私藏私造危险物者,散放飘布希图起事者斩,造谣生事煽动人心者斩,秘密集会者斩,私自招兵者斩。对于群众自发组织北伐敢死队、招募讨袁义军的,谭廷闿都批驳取缔。
  谭延闿请黎元洪为他在袁世凯面前转圈,希望得到袁的宽宥。黎元洪对谭颇感同情,他对各军长官说:“湘鄂唇齿,谊若兄弟,其独立本属少数暴徒之主张,吾不忍湘民之涂炭,极力主和平。请中央不必征讨。令彼自行取消独立,所有援赣之师,概置不究。”
  谭延瓛在通融之后密电袁世凯说:“湘事措置无方,咎在延鹍一人,惟维持操纵,实具苦衷,现情安谧,终当始终保持,不敢上烦荩忱。”
  当南方讨袁阵线开始全面崩溃时,谭延鬯眼红面黑,大起恐慌。他和程潜密议说:“湖南在上月25日宣布独立,从当时环境看,可以说水到渠成,除独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孤立无援,取消独立,也可以说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独立,依靠黎元洪担保,可免生灵涂炭,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以为如何?”
  程潜不得不表示同意,并辞去军事厅长职务,表示愿意担责任。这时,湖南革命党人内部发生分化。文经纬、易宗羲、吴作霖、文斐等人站在谭延鲊一边,不仅主张取消独立,还打算牺牲几个同志,来保全自己;唐蟒、罗良干、刘承烈、柳聘农等人要求坚决同袁世凯斗争到底。他们在都督府特别会议上,拔剑舞刀,愿拚死一战,将来失败,我等须要同归于尽,决不令有一人得庆余生者。
  湖南妥协空气占了上风,革命党人上层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决定放弃抵抗,纷纷出走。谭人凤、程子楷、陈强、周震鳞、唐蟒等人先后潜往上海转赴日本。谭延焜遂于8月13日通告正式取消独立。
  谭延筼宣布湖南取消独立后,把许多革命党人送去上海,继续同革命党人结好。
  革命党人中激进分子不甘心失败,力图作最后的抗争。李严翼、胡熙寿、柳杨谷等人运动先锋水师统领杨玉森率兵入城,谋再次独立,因谭延栻有备,未能成事。党人刘崧衡、魏伯益、杨久明等率众进攻都督府,准备逐出谭延锽,宣布独立,事败被擒。这时谭延骍则凶相毕露,遇犯即杀。他说:“我平日何尝杀人,越不杀人越不待结束。”他很快将刘、魏、杨3人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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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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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兵败石头城
  黄兴派赵正平去南京联络起义事宜。赵到南京后,致电在徐州的冷瑮到南京,同章梓、洪承点几人密商。冷、章认为苏军的枪械弹药全靠上海制造局供给,袁世凯已派兵1团驻扎制造局,如果上海不供给枪械弹药,江苏军队实在危险,若先将上海拿在手中,南京通电响应就有办法。赵回上海向黄兴报告。
  黄兴召集陈其美、钮永建、黄郛等商议上海起事计划问题。因上海方面没有军事力量起事,只得请南京方面先发动。
  黄兴再派赵正平、何成浚赴宁,邀集驻宁的第1、8师高级将领、驻徐州的第3师师长冷歔、前安徽都督柏文蔚,开军事会议,决定7月15日宣布讨袁。冷劼的部队散在乡间剿匪,他匆匆北返徐州,调集四乡军队。
  会议之后,第8师士兵和下级军官准备杀死师长,欢迎孙中山到南京主持讨袁。那第8师师长陈之骥和旅长王孝缜、黄恺元等,都认为第8师缺额尚多,不赞成马上出兵讨袁。孙中山对他们极为不满,他为了起兵讨袁,竟派朱卓文从上海携款2万元,到南京运动8师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8师的两个旅长王孝缜、黄恺元得消息,仓皇来沪,向黄兴报告说:“现在事已至此,虽准备未充分,也得树起讨袁的旗帜。希望您去南京作讨袁军总司令。”他们要求孙中山千万不要在此混乱时期赴宁,须俟南京独立稳固后,再去宁组织政府。
  黄兴应允他们的要求,决定次晨动身去宁。他立即见孙中山,说明自己赴宁举兵讨袁,请孙中山在初举义时勿赴南京,等形势稳定后再去宁组织政府,孙中山点头同意后,王孝缜、黄恺元当夜赶回南京,布置起义。黄兴也于次日轻车简从,秘密地到了南京,当晚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讨袁的作战计划。
  7月15日,1师师长章梓派人割断了都督府的电话,8师士兵开入都督府。
  尚在睡梦中的苏督程德全惊骇异常。赵正平急忙上前安慰说,请都督安心,克强先生就要来了,即要同都督商量。……赵的话声未落,黄兴以温蔼大度的态度,踱进来了,背后跟着各高级将领。大家坐下,黄兴说明讨袁大义,请求协助。若干高级将领,自8师师长起,纷纷跪下,语极诚恳。
  程德全遂一变其惊骇颜色,表示附和独立讨袁,并留住和黄兴同来的章士钊,起草讨袁通电,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的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宣布江苏省独立,其电文是:
  近日北军无端入赣,进逼德安,横排浔军,迫之使战。又复陈师沪渎,威逼吾苏。溯泪政府失政,狙害勋良,私借外款,暮夜签押。南方各省,稍或抗之,意挚词温,有何不法。政府乃借辞谴责,罢斥随之。各都督体恤时艰,不忍为抗,亦即相继谢职,静听后命矣。政府乃复于各军凝静之时,浮者甫息之会,耀兵江上,鞠旅海隅,逼迁我居民,蹂躏我秩序,谣诼复兴,军纪大乱。政府倒行逆施至此,实远出意料之外。吾苏力护中央,夙顾大局,今政府自作昏愦,激怒军心,致使吾苏形势,岌岌莫保。德全对于政府,实不能负保安地方之责,兹准各师之请,兴本日宣布独立,即由兴受任江苏讨袁军。
  黄兴没有看诱程德全是黎元洪之类的人物,他本来完全可以自己打起讨袁的旗帜,但是他却要程德全做太上皇,由程德全任命他为江苏讨袁总司令。事后,柏文蔚密告黄兴说:“最好快刀斩乱麻,处程于死地,俾免后患。或为人道主义,即行拘禁,否则必坏大事。”
  黄兴未采纳柏文蔚的意见,放程德全托病离宁赴沪。程到上海后,即通电声明说:“驻宁第8师等各军官,要求宣布独立。德全苦支两日,旧病剧发,刻难支持,本日来京调治。”
  黄兴着手组织讨袁军司令部。他委任章士钊为秘书长,黄恺元为参谋长,何成浚为副官长,赵正平为兵站总监。因第1师师长章梓为文人,不会打仗,即调任都督参谋长,任命洪承点为第1师师长,任命马锦春为要塞司令(未就任),坚请柏文蔚出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赴蚌埠部署军事。同时令冷遹率第3师向驻韩庄的北洋军立刻发动进攻;令第8师骑兵团团长刘建藩率该师第29团附机关枪连及骑、炮、工兵各1营,组成混合支队,开赴徐州前线支援第3师;第1师第1旅旅长戢翼翘率该旅随后跟进;周应时率第1师第2旅开赴临淮关,协助安徽讨袁军进攻北军倪嗣冲部;派洪承点进驻蚌埠,节制第8师的混成支队和开赴徐州、临淮关一带的第1师的部队,并负责组织徐州以南沿铁路线的防御;第1、8师的其余部队,负责在南京四周的防御。
  冷遹回到徐州,立即收拢部队。未待全师集中,就率部向徐州以北30公里的利国驿方向运动,并拆毁韩庄以南的铁路数处,占领徐州电报局,断绝南北交通和通讯。
  北洋军第5师师长靳云鹏闻讯,立刻致电袁世凯说:“徐州军队既经叛变,应乘其尚未集中,迅速突击。第5师现经分扎,猝难集合。张勋军队聚驻铁路沿线,可否饬令星夜进攻。陆军集中后即行继进,以赴事机。再韩庄支队至今未见报告,焦甚!”
  袁世凯复电靳云鹏说:“五师严守准备,未可轻进。望向韩庄确探军情再夺。”
  冷霨的第3师冒雨向驻守韩庄的方玉普旅的两营北军发动进攻。方率部坚守待援,多次打退冷部的进攻。
  张勋接到方玉普求援急电,不待袁世凯行令,立刻派他的义子武卫前军左路统领张文生,带步炮3营赴韩庄助战。张文生的3营辫子兵和从兖州开来的田中玉的巡防营,先后到达韩庄前线、加入战斗。冷沄部遭到北军左右夹击,被迫退守利国驿。北军团长潘鸿钧率部从济南冒雨赶到韩庄参战,炮团团长郑士琦也从济南率步兵一营、炮兵一连赶到前线,将利国驿车站轰毁。冷遹部被迫撤出利国驿,退守徐州北20公里的柳泉。
  8师混成支队在刘建藩的率领下到达柳泉前线,从铁路两侧向敌猛攻,激战一昼夜,包围敌军右翼。敌军急调第5师的两个营投入战斗,才得突围后撤。讨袁军1师第1旅赶到前线,与3师、8师刘建藩支队并力再度反攻,将北军赶回利国驿一线。讨袁军前锋一度追到运河。
  在讨袁军节节取胜的时刻,黄兴听说驻杨州的徐宝珍的第4师叛变,将从六合进攻南京,急电刘建蕃支队撤离前线,回守六合。刘队的撤回大大削弱了利国驿前线的兵力。
  黄兴幻想利用张勋忠于清室、不满袁世凯愚弄旧朝的情绪,动员张勋倒戈。他致电张勋说:
  “兖州张军统鉴:江西、江苏先后独立,皆袁世凯自开衅端,过为已甚。……世凯本清室权奸,异常显诈。每得权势,即作奸慝。戊戌之变,说者成为寒心。前岁光复,世凯复愚异旧朝,盗窃权位,继以寡妇可欺,孤儿可悔,假其名义,以御民军,旋乃取而代之。自入民国,世凯更无忌惮,阴谋满腹,贼及太后之身。贿赂塞途,转吝皇室之费。世凯不仅民国之大憝,且清室之贼臣,无论何人,皆得申讨。公久绾军符,威重于内。现冷军已在徐州方面,与袁军接仗,公率一旅之众,直捣济南,则袁氏丧胆,大局随定,国家再造,即由我公矣。”
  黄兴对张勋这个臭名昭着的封建余孽策反,无异与虎谋皮。张勋不仅不理,反而派出骑兵,绕道台儿庄经涧头集,配合新抵前线的袁军向讨袁军进攻。已被袁军收买的大土匪李扒子(李已被冷军击毙)余部,也抄袭冷军的后路,使冷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退回徐州。冷军刚退还徐州,又遭到受敌军收买的冷师骑兵团团长张宗昌骑兵的突然袭击,以致军心大乱,被迫退出徐州。
  讨袁军撤出徐州后,高级将领斗志消沉,无意部署节节抵抗。不久,第1师被调回南京,第3师师长冷遹脱离部队回南京,3师由旅长伍崇仁率领移驻凤阳。
  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2军军长,负责统一指挥江苏方面的作战。冯国璋将北军主力集中在徐州一带,准备向南推进。
  袁世凯命令张勋率全军由运河水路南下杨州,会合南京叛军徐宝珍的第4师进攻镇江;命令冯国璋率第4、5两师沿津浦路南下,速取临淮关,再趋浦口,与张勋联合,会攻南京。同时要求冯国璋注意与安徽的倪嗣冲联络,配合作战。
  袁世凯见程德全与革命党人离心离德,便下令恢复他和应德闳职务,他在通电中说:“该都督有治军守土之责,似此称病弃职,何以对江苏人民。姑念该都督从前保全地方,舆情尚多感戴,此次虽未力拒逆匪,面事起仓猝,与甘心附逆者迥不相侔。应德闳因事先期在沪,情亦可原。”
  袁世凯命令程德全、应德闳即在就近地方暂组军政、民政各机关行署,要程德全选择得力军警严守要隘,迅图恢复。
  程德全见袁世凯不再追究他在南京独立问题上的责任,又看到讨袁军在徐州战役失败,就活跃起来。他通电声明说,南京独立的一切电文,都是黄兴假借他的名义搞的,并说黄兴跪泣哀求他宣布独立,他始终不允。程德全、应德闳密召苏属旧部水陆军警,策划配合袁世凯的活动。
  7月26日,程德全通电黄兴,要求“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如尚坚持成见,必以江苏之生命财产,为孤注一掷,即违全国公意,即系江苏公敌”。
  徐州前线的失利和程德全从政治上的打击,使坐镇南京的黄兴,面临着严重恶化的军事、政治形势,一筹莫展。南京军界不但接到了程德全取消独立的密电,南京卫队营营长张鹏翥还接到了程德全捉拿黄兴的电令。张把程的电令报告了黄兴。黄兴悲愤万分,企图自杀,经部下一再规劝,遂于夜间乘日轮静冈丸离开南京,一走了之。何海鸣对黄兴的出走惋惜道:
  “南京之独立,即借此一追而成功,章梓犹不为功首也。彼等玩克强于股掌之上,一方欲胁其出走,一方又畏士兵之反对。乃思得一极妙之策,对克强则曰:‘事不可为矣,兵心悉变,卫队且将不利于公之身,公曷不速去,为明哲保身之计’。及克强已许离宁,乃又派出许多兵士云:‘护卫总司令出城有要公。’不使其知底细。江干一别,黄克强之要公乃办到东瀛去,真奇剧也。斯时克强如果以镇定处之,或与下级军官、兵士向无隔阂,侧彼等又何能售其奸。后各军官兵士多语予。若克强曾以此情告之,必能力卫克强,而直取奸人之颅。克强既不出此,而其身近又无一沉着之人与亲信之兵,徒恃一不招兵,不增加人民负担之文告,以取悦于人,究与实事奚盖。”
  黄兴离开南京后,章梓、洪承点、冷遹亦当即出走。
  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8师师长陈之骥、代理1师师长周应时等当即宣布取消独立,连发两电与袁世凯联系,并派人到上海要求程德全迅速返回南京处理善后事宜。程德全急派杜淮川前往南京接任1师师长职务。撤退到凤阳的3师也宣布取消独立。
  何海鸣、韩恢等赴江北发动起义,道经镇江时得知黄兴已离南京,就星夜入宁,谋补救。是时8师已全部由阵地开回,1师悉数在城,即吴浩之卫戌团亦分扎下关各处。兵士对无端停战、克强等无端出走,南京取消独立,怀强烈不满。韩恢与1师士兵有广泛联系,所有1师及宪兵、巡警等非其同乡,即与同事,韩恢之名无人不识。于是,何海鸣、韩恢就从运动1师着手。
  詹大悲、戴天仇也从上海到南京在8师中进行活动,但双方未通声气。
  何海鸣、韩恢同1师的代表经过紧急会议,决定在是夜发难,并规定以富贵山信炮为号。但是,由于所放之炮系40磅之空炮,声响不巨,何、韩所在的指挥所大观楼在门帘桥,耳不能闻,都督府附近则闻之,以致未能按时发动,但这声空炮却吓倒了程德全派任的1师师长杜淮川,使他仓皇出走,告急于浦口冯国璋军。
  8师兵士闻空炮声,均跃跃欲试,何海鸣率100余人占领都督府,贴出布告,宣布独立。1师士兵全部拥护宣布独立,8师骑、炮队,29团已疏通意见,决不反对。反对者惟8师之陈之骥与1师中上级军官耳。
  何海鸣为了争取陈之骥,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推举陈之骥为江苏都督。何派代表迎陈就职,陈开始不答应,后表示接受,并通知何海鸣来都督府办事。但到了晚间,陈却派参谋长袁华选带兵将何海鸣劫往8师司令部,将何囚禁起来,再次宣布取消独立。
  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他虽然囚禁了何海鸣,但由于何得到8师29团的支持,却不敢加害于何。
  陈之骥由于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部队,便通过英国驻南京领事馆联系,在宪兵司令茅乃封的陪同下,于夜间渡江到他岳父冯国璋军营,商谈和平解决方法。
  陈、茅出城后,8师29团下级军官和士兵举行起义,击毙企图阻止起义的代理团长李浚,又与1师联合起来,拥入8师司令部,断绝陈之骥的归路。8师司令部士官纷纷卷行李而逸,军需外之款为此辈拐去不少。旅长王孝缜躲到船上电告陈之骥部队哗变。陈见大势已去,在日本领事馆参赞护送下,乘日本舰经上海流亡日本。
  何海鸣再次宣布独立,其布告说:
  江苏讨袁军临时总司令何为布告事。袁逆世凯,黄总司令兴宣布独立于前,为程贼德全破坏,本司令重行宣布于后,又为陈贼之骥推翻。人天共愤,万众不容。幸各军深明大义,于昨夜又行建树义旗。本司令承各军士推戴,仍任临时总司令。凡地方之安全、军队之接济,本司令当竭办维持,毋敢稍懈。仰商民人等,勿得自相惊惶,纷纷迁徙。以免匪徒乘间骚扰,自贻伊戚。至于各军士,幸敌忾同仇,志节高尚,深保秩序,遵从命令,为国家尽天职。本司令誓与各军士共患难生死,决不敢忽。
  戴天仇在何海鸣被囚禁后,本想返回上海。但他在下关遇到8师参谋长袁华选,得知何海鸣再次宣布独立,就折回城内。29团营长王兆鸾将戴接到团部后,一般同志闻天仇来,亦莫不欣欣然有喜色,交相告曰:“天仇先生,中山先生代表也,天仇来,经济问题有着矣。”
  何海鸣恳求戴天仇留南京相助,并希望得至上海方面的支持。戴则说:“予须回沪一次力筹之,此间事项,以知兵之人为司令,钮永建可承其乏,尔可退贤让路也。”
  何表示同意,希望戴返沪尽快派人来支援。但事实上,戴返沪后,他和钮永建并未来南京,上海来的经济支援也十分有限。
  由于师长及上级军官多逃去,军队漫无统率。何海鸣召集1、8师军官开军事会议,举出徐涛为1师师长,王兆鸾为8师师长。但举徐为1师师长,只不过二三个军官的意思。熟悉1师情况的韩恢去上海未回。何不知1师何人可用,故暂时不能不以徐涛承其乏。徐握权后,反复无常,其结果亦不过如陈之骥而已。而经戴天仇推荐被举为8师师长的王兆鸾,竟于被举后的第2天,忽不别而去。何海鸣令8师再举,李可钧乘势而出,以师长自命,其党徒附和之,出入都督府,其势汹汹,8师中人鲜承认之者。
  1、8师虽然未获适当之人任师长,士兵们却战斗自觉性高,不待将校指挥,人自为战。军士每日荷枪巡行街衢,甚为严密。无论昼夜,处处皆见军服者徘徊在警备中间。
  南京第3次宣布独立的第2天,即8月12日,张勋率部到达龙潭。他致电冯国璋,要求冯派兵自大胜关、三汊河渡江攻占雨花台,同时令所部武卫前军不待冯部协同作战,即会同徐宝珍师突袭并占领紫金山及天保城。旋为富贵山炮台所知,当即发炮轰击。8师亦发起反攻,至中午夺回天保城,随即在天保城架炮轰击紫金山。张、徐两军不支,弃山逃走。徐军被击毙团、营、连长各1名,排长以下55人,旅长方更生重伤;张军被击毙营管带1名,伤管带2名,兵士死亡人数不少,叛降的张宗昌所派潜入下关的两营步兵,也为守军发现,歼灭大半,残部退入南京东北的幕府山。
  冯国璋下令各军晚间渡江,向神策门、太平门、钟阜门一带进攻,未获成功,仅占领老虎山。张勋再度攻夺天保城、紫金山。在这紧要关头,徐涛、李可钧和卫戌团团长吴浩,联络南京地方维持会,勾结北军,图谋取消独立,献城叛变。
  何海鸣派韩恢、钱通前往,向徐涛、吴浩做工作。徐不服,其意欲叛;吴劝之气稍平,然终必迫何海鸣等退出南京,念在同志,向商会筹3万元为赆。吴浩要何等于当日下午2时出城,否则,以炮队来攻。
  何海鸣被迫躲入金陵医院,借宿一宵。8师29团、1师3团等部士兵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怒,当夜围攻8师师部,镇压了徐涛和李可钧,但攻击卫戌团失利,吴浩仍出布告,取消独立。1、8师官兵又联合击溃卫戌团,吴浩逃跑。
  何海鸣出示宣布,举定张尧卿为临时都督,何海鸣兼8师师长,韩恢为1师师长。但张尧卿在军中并无基础。何海鸣为一文人,不懂军事。就连韩恢也说,何海鸣为总司令,不过儿戏而已。何海鸣是位革命精神很强的人。这次独立,凡不肖军官一律剪除尽净,无稍绊碍。从都督以至排长,皆系坚决果敢之士,万众一心。
  保卫南京,主要依靠在天保城一线的1师29团,在雨花台一线的1师3团为主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群众,士兵们凡一临敌,无须号令,即奋身前往。在阵前亦无须指挥,即向前攻击。
  张勋再次发起猛烈攻击,经4个小时的激烈战斗,重占天保城,并先后3次向太平门、洪武门一线发动进攻。
  北军数千名猛扑该门,城上大队守军驾麦肯沁炮2尊,静以待敌,北军竟难进逼。是役炮声极为激烈,晚间北军复进扑该门,仍未得手。北军屡图冲入尧化门,惟均未得利。
  8师29、32团及炸弹队向天保城发起反攻。战斗异常剧烈。民军在枪林弹雨中毫不退却,奋力前扑,战绩甚微。但是,至第2天下午,终因寡不敌众,复为张勋所占。这时,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从芜湖率卫队1营及宪兵共约1000多人来南京支援,给血战中的南京军民很大鼓舞。柏文蔚被推为江苏都督兼8师师长,领导南京的讨袁战斗。
  在柏文蔚的指挥下,讨袁军再次向天保城发起反攻,但未能攻下。
  张勋军与讨袁军在南京城外激烈争夺,冯国璋在隔岸观火。张勋在天保城站稳后,冯国璋才命令他的部队分别向神策门、太平门发起攻击。但他又下令说:“本军首次攻击,早迟必定成功,无须太着急。”他的本意是让张勋为他火中取栗。
  袁世凯担心南京久攻不下,他处再起,电令海军总长刘冠雄:“会合海陆各军迅速荡平,切勿延缓,致牵大局。陆军大队尚未渡江,望速设法护渡。”
  北军第7师由上海开抵镇江登陆,海军兵舰4艘,水雷艇2艘由镇江驶抵南京下游龙山附近,准备水陆四面围攻南京。
  在兵临城下之时,张尧卿和柏文蔚、柏文蔚和何海鸣之间却出现不和。张尧卿原赞同让都督与柏文蔚以维持危局,但柏就都督职,而张又异常不悦;柏文蔚见何海鸣不得人望,内部矛盾甚多,强敌压境,前途无望,欲带8师出走,何和8师官兵坚决反对,柏的卫队多数也不愿随行。柏文蔚仅带少数人从水西门出走。
  柏文蔚原打算返芜湖后入徽州,经赴江西,同李烈钧联合。但所带卫队途中遇冯国璋军一击,逃散无余。结果仅剩下柏文蔚和亲信祁耿寰,化装逃往上海,转赴日本亡命。
  何海鸣又兼任江苏都督、8师师长等职,全权指挥。
  刘冠雄命令海军海琛、应瑞、楚有3舰暗渡上游,直抵大胜关。不仅截断了南京与芜湖的联系,而且利用舰队炮火助陆军攻城,掩护北洋军从上游渡江。
  8月26日,冯军全力攻城。张勋马队1营突入朝阳门,张宗昌部攻入神策门。张勋狂喜,电京告捷。但他的马队入城后,即遭到讨袁军预掘深沟的拦阻。向后撤退时,却被守军全部歼灭。张宗昌部也遭到守军城墙两侧火力的射击,被迫退出城外。失败后,冯国璋严饬南岸各营队,并约会海军,联合张军,协同作战,再也不敢轻率冒进了。
  8师29团100余人,出敌不意,冲出仪凤门,攻占宝塔桥,一直冲到幕府山下江岸处,距北军第3师司令部仅四五百米。敌人拚死抵抗,伤亡40余名,司令部被迫后撤。但次日,北军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包围。张勋、徐宝珍部攻朝阳门,北军第3师攻神策门、第5师攻太平门、第7师和第4师一部攻雨花台,第4师另一部扼守通向芜湖及秣陵关的要道。海军上游舰队不时攻清泉山、仪凤门暨城内西南部,下游舰队日夕攻狮子山东西岸暨城东北部,南京的形势顿时险恶起来。
  何海鸣和韩恢在只有虚名的新编第三军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时任1师师长的王宪章、5师(新编)师长钱通积极主张以攻为守。何海鸣主持决定:于8月31日晚分4路进攻。
  即1师出雨花台,攻紫金山;新编5师出朝阳门,俟1师与敌接仗时,出而合攻;8师出太平门,突出天保城;新编6师出仪凤门,攻击幕府山。是时1师迟迟没有行动,5师至朝阳门,敌人炮火猛烈,不能出城。而8师亦因之不能直攻天保城。原定4路进攻计划完全落空。
  9月1日早晨,北军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击。讨袁军各师由于昨日晚的反攻计划未能实现,不仅打乱了守城的部署,而且天亮后纷纷转回休息,削弱了守城的兵力,在敌人总攻面前,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张勋部利用地道将朝阳门城垣轰崩两丈有余,蜂拥而入。太平门被北军用猛烈炮火击穿,北军冲入城内,分别占领了富贵山和骆驼山;徐宝珍部也由通济门拥入;神策门也被北军攻破。
  何海鸣、韩恢、钱通、王宪章、参谋长廖培坤、护卫团1营营长张露、副官石俊卿、都督府办公厅厅长夏裕藩等率部在钟楼、内桥、鸽子桥、花牌楼等处与敌军进行激烈的巷战,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一部由清凉山撤出城外,一部退守雨花台。次日上午,何海鸣、韩恢等率卫队及1师3团、8师29团残部在雨花台同北军进行了最后的一战,伤亡殆尽,队伍溃散。何海鸣同少数亲随潜行至武定桥下,乘小船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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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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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第三章 讨袁再受挫
  北军攻占南京后,大肆淫掠,几乎无兵不抢。冯国璋兵在下关抢,雷震春兵在南门抢,张勋兵在太平门抢。冯国璋且在下关纵火焚烧,全埠化为焦土。抢掠后所有赃物皆运往浦口,由火车直运天津、北京或运至上海。南京城被劫一空,虽家具什物,亦搬运全尽。各等人民皆体无完衣,家无一餐之粮。
  南京在7月15日宣布独立后,上海因军事力量不足,未能及时发动。7月18日,陈其美才宣布上海独立,由黄兴任命陈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上海宣布独立后,没能对据守在制造局的北军臧致平团立刻采取行动。陈其美幻想通过谈判使臧团能自动退出制造局。
  上海商界十分害怕战争。上海商会、商团公会、教育会、救火联合会联合组织上海保卫团,推李平书为团长,一面维持内部治安,一面弭止战祸。李平书赴制造局会见陈督理、郑汝成,要求和平解决。次日,李平书又特邀陈其美、郑汝成、臧致平、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在高昌庙自来水厂会谈。李提出:“将制造局军火一并封存,等南北大局定夺后,再行办理。”
  郑汝成声称:“我等奉袁氏之命来此保护该局军械,断难违命。如果前来攻劫,我等只有抵御之法。”
  上海总商会见制造局方面态度生硬,便于次日致函南北两军说:“本日宣传北军在制造局将有战争,商民恐慌,要求设法维持。顷间全体开会决议,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敌党。”
  显然,这封反战公函,貌似公平,实际上警告革命党人,如果进攻制造局,则视为“敌党”。
  由于上海革命党人方面兵力不足,不得不向南京方面求援。镇江赵念伯部1个团的支援上海部队抵沪。原由上海调赴南京的刘福彪统领的福字营,也被调回上海。陈其美将刘部改为敢死队。陈其美得到这两支军队后,才向制造局发起进攻。
  讨袁军61团、37团攻击制造局西栅,福字营助攻;松军、镇军攻南望道桥制造局正门。战斗开始后,北军凭借预先设好的阵地死战,海军发巨炮压制讨袁军的火力。由于讨袁军炮兵营炮火对制造局威胁很大,臧致平遂与海军司令部李鼎新商定,由海军集中炮火先轰击讨袁炮兵营。
  炮兵营被摧毁,讨袁军失去了攻坚的能力,进攻失败,死伤100人。
  讨袁军向制造局发起第2次进攻,这次进攻由福字营充先锋,其他各军配合。但仍然被海军大炮击退,死伤500多人。
  敌将郑汝成顿时猖狂起来,他威胁南市商团说:“如果陈其美不取消司令部,我就进攻南市。”
  陈其美被迫将司令部撤往闸北南海会馆。当天晚上,陈其美又令讨袁军发动第3次进攻。钮永建所部松军2000名与北军500名在沪杭车站发生战斗,随后,松军佯败诱敌,向西撤退,北军追击,遭到松军接应部队的回击。讨袁军再次失败。
  红十字会长沈仲礼、英国医生柯司在驻沪领事团支持下,向讨袁军运动停战,但谈判没有结果。
  讨袁军向制造局发动第4次进攻,主攻力量为松军1500人。但在进军途中,为北军探照灯发现,遭到制造局与海军炮火轰击。讨袁军受探照灯电力射目,不能还击,殊难进攻,只能在外日晖附近沪杭铁路地方布阵,亦开快炮遥击。进攻再次失利。
  驻沪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战,支持袁世凯。7月27日清晨,租界工部局以中国商民夏粹芳等人要求保护生命财产为借口,派遣总房巡捕头卜罗司带马队30余人至火车站北南海会馆,驱逐讨袁军驻沪总司令部。陈其美此时已往吴淞,驻守司令部的蒋介石所率61团一部207人讨袁,为英军缴械。上海租界工部局曾在此以前决定将黄兴、孙文、陈其美、岑春煊、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杨信之等8人逐出租界。这次公然越界到闸北来驱逐讨袁军司令部,是一次公开的侵略行为。
  袁世凯命刘冠雄率领舰队,以及北军第4师师长李厚基部进攻吴淞。吴淞前线开始吃紧。
  讨袁军对制造局作第5次进攻之后,即将主要兵力撤至吴淞,以加强吴淞的防守,讨袁司令部也迁往吴淞炮台江湾中国公学内。
  7月31日,北军援兵全部到达制造局,倒向袁世凯的浙江都督朱瑞也派遣部队开赴上海支援北军。驻在龙华的松军被迫撤离龙华,辗转退集于吴淞一带。进攻制造局之役完全失败,困守在江湾、吴淞一带。
  吴淞原为姜国梁率广军驻守。段祺瑞派人对广军进行策反活动,广军动摇,偷走炮闩,图谋叛变,姜国梁出走。陈其美委任白逾桓、居正率镇军平叛,并任命白逾桓、居正为讨袁军吴淞要塞总监和总司令,扼守炮台。海军进攻吴淞,白、居指挥炮台守军反击,联鲸舰投降,海圻各舰逃遁。后来刘冠雄抵达吴淞口,一再指挥海军进攻吴淞炮台,屡攻不克。这时,刘福彪部由南市撤守江湾,经程德全勾引,阴谋攻夺炮台策应海军。但程德全给刘福彪的攻夺炮台命令为居正截获。居正率部对刘部先行围捕,将刘军击退。但由于刘部的叛变,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炮台兵力,就更加薄弱了。钮永建率部到达吴淞,居正等推戴钮为总司令,镇压了通敌的水上警察,协同守卫吴淞。
  8月11日,从上海开出的北军进抵江湾。当夜钮永建、居正率兵进袭北军,冀收九死一生之效。无奈夜间战斗,军队服装不一,辨敌不清,深恐误伤,有妨元气,故小挫敌军,仍回防御。次日,沪、松消息断绝,居正部各军官逃走一空。饷源无出,兵士愈慌,军心动摇。红十字会医生柯司往返炮台与海军联系,与双方协商和平解决。商定由柯率领救护队于8月13日接收吴淞炮台。
  红十字会接收炮台,钮永建、居正等已率1000余人经罗店退往嘉定,至太仓将部队解散,上海讨袁军完全失败。
  安徽的胡万泰和孙多森勾结起来,搞了一幕假独立的丑剧,于7月17日宣布安徽独立,推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以孙多森为民政长,胡万泰自称都督。
  芜湖革命党人对胡万泰、孙多森的“独立”甚为怀疑。张永正率部以援赣为名,沿江上溯,同胡部发生冲突,胡部不敌,退回安庆。胡、孙两人搞假独立,心中有鬼,以赴上海提款为名,同船逃往上海,但胡万泰途经南京时,上岸跑到柏文蔚处进行活动。柏文蔚虽风闻胡万泰与袁世凯早有联系,但却认为孙多森、胡万泰都是他寿州同乡,且与胡的父亲胡殿甲关系甚好,因此对胡相当尊重,不疑有他。
  孙、胡离开安庆后,柏文蔚的亲信、宪兵司令祁耿寰被推为都督。但2天后,与段祺瑞私通款曲的胡部旅长顾琢瑭即发动兵变,围攻都督府,赶走了祁耿寰,与商团勾结推出正在安庆休假的保定军校教官刘国栋为都督兼民政长。
  这时柏文蔚正在蚌埠调集皖北各军以抗击倪嗣冲,忽得安庆兵变消息,又接到黄兴要他速回南京的急电,遂遄返南京。
  黄兴要柏文蔚速返安庆,处理安徽的问题。柏文蔚率部返皖,胡万泰随行。柏抵安庆,顾琢瑭亲自出迎,刘国栋闻风逃逸,安庆形势平静。革命党人中的许多骨干分子龚维鑫、管鹏、范光启、郑芳荪、凌毅等相继回到安庆。柏任龚维鑫为参谋长,代行都督职务,管鹏为内务司长,代行民政长职务。
  倪嗣冲率马、步、炮8营进逼正阳关、遭到皖军长淮水警处处长岳相如和第2旅参谋曾杰率兵在三沫河口截击。河水猛涨,进兵困难,双方隔河对峙。河南都督张镇芳派旅长王钰锦率一支队,由周口店出发,支援倪嗣冲。倪嗣冲部进攻正阳关。安徽讨袁军一支队司令张汇滔率部奋勇阻击,获小胜。敌军退向东窜,欲犯凤台。
  讨袁军与倪军再战鲁口,失利。倪嗣冲在得到豫军支援后,将进攻正阳关事交给豫军,自己率主力向凤台转移,定下取道凤台,直捣寿县之计。
  倪部向凤台外围阵地发起攻击。讨袁淮上军主力5000余人在凤台城外土山、古城优胜地势布防,严阵以待。倪军向讨袁军猛攻,讨袁军竭力抵御。从凌晨3时30分一直战斗到10点,倪军右翼以地势不利,猛突数次,智穷力竭,几几不保。倪军急调左路5营及机关枪队接战,直鏖战到14时,方才攻占古城要塞。讨袁军被迫退守凤台。16时,又放弃凤台渡淮溃退。倪军向寿州进攻,冯国璋分兵1团助战。
  寿州失守,张汇滔率部退往庐州,被驻军胡万泰部下营长夏永伦部包围,张仅率少数人突围逃亡。豫军占领正阳关,淮上军全部失败。
  柏文蔚令胡万泰为一线,在太湖作战,令龚振鹏为二线,向西作战,令张孟介为北路作战主力。许多人认为胡万泰早有异谋。反对他为一线,一旦胡统兵外出,放虎归山,后患不堪设想。但柏文蔚认为,内部即行破裂,影响殊甚。其实,胡万泰为一线,是胡向柏的有意献策。胡请求分兵赴援马当。胡领兵出省城20里许停扎,当夜返回安庆,准备对柏文蔚采取行动。
  胡万泰来到都督府,见柏文蔚,气色傲慢,腰怀实弹手枪。柏知其来意不善,持吴禄贞所赐军刀,锋锐异常,注意胡若取枪,刀即出鞘。胡未敢动手,始问柏言曰:克强已走知之否?柏答曰不知,并伪责胡曰:大势如此,我预备所有之实力,你可继续保存,你前天电骂倪氏,未免不留余地,刻下最好派人前往疏通,克强出走我已早知,即准备一切交你负责。胡至此释然,恶意顿消。
  胡万泰未敢当面对柏文蔚直接采取行动,但他和顾琢瑭在城外集合部队,以团长柴宝山部为主力,分兵3路向城内发动进攻,获内应入城,围攻都督府。叛军步马兵力不满2营,尚无炮队。忠于柏文蔚的部队,则有步兵2营,炮兵1营,重炮1营,炸弹队1队,宪兵1营,机关枪队约1营,完全能够平叛。但柏文蔚失去信心,认为黄兴既从南京出走,中心实力不存,大势已去,再战徒苦生民。他一面在都督府坚持抵抗,一面命令城西狮子山炮兵发炮轰击叛军,迫其转移兵力攻击炮台,然后率部数百人乘机出南门,仓猝渡江经大通退往芜湖,与龚振鹏部会合。
  胡万泰在叛乱的当天,即通电宣布取消独立,北洋军乘军舰从湖口开抵安庆,胡万泰迎接入城。安庆遂为北军控制。
  柏文蔚退到芜湖后,又率领部队去南京。
  龚振鹏守芜湖,安庆叛军和汤芗铭的海军,已开始向芜湖进攻。驻守在芜湖外围的龚部团长常守昆在获港以西战死,敌人集中陆、海兵力进攻获港。守军英勇抵抗,激战6小时之久,荻港终于失陷。
  8月27日,芜湖下游要地西梁山与东梁山先后为庐州夏永伦部攻陷。芜湖外围要地尽失,难以久守。28日,倪嗣冲部也来芜湖助战,龚振鹏弃城出走,安徽讨袁军完全失败。
  在二次革命中,福建都督孙道仁曾一度参加赣、皖、粤、湘、闽五省联盟,后因胆小怕事而退出。李烈钧湖口起事后,福建陆军14师师长许崇智同部分国民党人组成讨袁同盟,向孙道仁施加压力,要求宣布独立。孙道仁以“若不赞成,暴烈立见”发布通告说:“刻下赣、宁、皖、粤业已宣告独立,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心。道仁广征意见,并据军政绅商佥请,一律赞成,以保治安。又据英、荷属79埠华侨电请伸讨前来,大局所关,吾闽亦不得不府顺舆情,宣告与袁氏断绝关系,自修政治,力策进行。……俟大局粗定,仍归统一,即可共享永久共和幸福。”
  胆小怕事,必然反复无常。孙道仁宣布同袁世凯断绝关系后,又密电在京的前福建14师师长杜持,要杜向袁世凯政府说明他:“事急情迫,勉从众意,暂称脱离,并未用独立字样,且通告有云:‘俟大局粗定,仍归统一’。此仆之一片苦心,为全闽人士所共口者也。”
  许崇智等本拟出兵援赣及北伐,但孙道仁以饷械缺乏,总以保守疆土为宗旨,拒绝许等的要求。孙道仁虽表面上佯附革命,但实际上他在旅长孙宝镕的支持下,在密电调集旧部来扼杀革命。许崇智主要是依靠新兵的支持,力量不足,各军借口枪械不精,粮饷太薄,相率不肯随许崇智出发。
  许崇智看出孙道仁无意革命,企图把孙推倒。但孙有旧部支持,许不敢贸然发动。许曾派人赴沪运动海军,但无结果。
  7月25日,袁世凯下令革职拿办许崇智。许看到形势不利,出走香港。
  许出走后,孙道仁派人将讨袁司令部门额摘除,又致电在北京的杜持,要他向袁密报闽省情形,并说:“须广东势衰,赣省肃清,闽省即可取消脱离字样。否则,粤军来攻,闽人仍不能免祸。”
  袁世凯得到密报,便发布要孙道仁平乱的命令:“前闻福建有独立之遥,当即饬员确切查明。兹据复称:‘都督孙道仁素明大义,倾向中央。惟师长许崇智纠合乱党,冒孙道仁之名,妄称独立’等情。……着孙道仁督饬所部迅平乱事,重悬赏格,将许崇智拿获及其私党严拿惩办,以申法纪,仍责成该都督维持地方秩序,勿稍疏忽。”
  孙道仁得到袁世凯的谅解,又保留了都督的位置,但没敢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小心翼翼控制福建的局面。直到大局明朗,才正式发出通电,陈明“衷曲”,宣布取消脱离袁政府。
  广东陈炯明对起兵反袁一直犹豫,胡汉民、汪精卫自香港至广州,力劝陈炯明立即响应李烈钧湖口起兵讨袁,陈仍不敢发难。随后几天,武装反袁风潮在东南飙然而起。南京独立时,曾推举与袁世凯夙有怨嫌的前清官僚岑春煊为各省讨袁总司令。岑曾任两广总督,广西都督陆荣廷和广东的济军首领龙济光皆系其旧部,孙中山、黄兴想通过岑春煊促使两广独立。岑于南京独立后,即肩负此使命南下。陈炯明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抛弃对袁世凯的幻想,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
  在广东,袁世凯耍弄手段,已日益取得瓦解军心、民心的效果,而把反袁力量消灭于无形之中,使讨袁陷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陈炯明召开军事会议,当时有两步兵团长首先赞成独立,余各军官则反对,因畏陈之威,莫敢反抗。要塞司令饶景华,以不宜过急宣布独立为请,当被严斥。粤军1师师长钟鼎基起来说,独立事关重大,应当慎重处理。陈炯明勃然大怒,又申斥了钟鼎基。当天,恰逢省议会开会,陈炯明出席宣布广东独立。省议会一致通过讨袁,反对者逃席。议会推陈为广东都督兼讨袁军总司令,即日发表《粤省讨袁檄》,列举袁世凯12条罪状,宣告与袁世凯断绝关系,由陈炯明率粤军北上讨袁。
  陈炯明还发出布告,要求:
  (1)广东省所属文武军警及有职任人员,应一律照旧办事,不得本都督命令,不得擅离职守防次,如违彻究。
  (2)各属外国人所驻地及教堂教民并游历之外国人,应由各知事会同军警切实保护。
  (3)此次系广东省与袁世凯脱离关系,并非南北恶感,亦非党派竞争,所有本省人外省人,均应各自相安,并由各属严禁寻仇报复,如违应即严拿究治。
  (4)各属钱粮税契杂款及各关卡一切收入,均应照旧征收报解,不得借词抗延。
  (5)各属地方非得本都督命令,不得借名筹饷,向商民人等勒捐军需。
  陈炯明讨袁,已成骑虎之势。一则,广东军队已被袁世凯收买,陈炯明对军队失去了控制力;二则,从广东逃出的黄士龙,已投靠袁世凯,企图借袁之力来推翻陈炯明。他已奉袁世凯密令,回粤设立秘密机关,进行倒陈活动。钟鼎基、苏慎初、谭流钦、饶景华、张我权等粤军将领亦入其彀中。广东海军也被黄士龙收买,陈炯明成了光杆司令;三则,由于陈炯明对民军采取杀逐和强迫遣散的手段,部分民党转为绿林,一些民军领袖在暗地进行反对军政府的活动。一般人民也对陈炯明屠杀民军、解散北伐军产生怨言,对陈失望;四则,广东军政府领导层处于涣散状态,朱执信、廖仲恺、陈融、杜贡石、金章、张树棠等都曾留学日本,被称之为日本派。钱树芳、关景燊、伍籍磐、黄兆珪、罗文干、罗沣辉、钟荣光等则皆卒业于欧美,被称为欧美派。两派相互拆台;五则,反动的龙济光军移驻梧州后,虽然人数不多,但为自存计,而谋求扩充和提高。他们聘请新式军官教练,朝夕奋习。加上袁世凯、陆荣延大量饷械的接济,因而济军的军事素质大有提高。而李耀汉、翟汪所部7营及汪道源所部10艘军舰归附龙济光,更使济军战斗力倍增。
  陈炯明对此种形势缺乏清醒的估计。对内,他过份相信自己的威信和号召力。他没有看到各军官虽在他的压力下发表一则讨袁通电,实际上却视他的号令如空文。陈炯明拟先派1旅,由林震、张我权统率,前往援助李烈钧;再以其余部队为第二支队,取道南雄北上。陈复召各师、旅长到署磋商,但钟鼎基不肯应召,他以缺粮饷为借口,公开拒绝发兵援赣。陈炯明发放弹药和军饷之后,各部队的军官仍然按兵不动。由于他们或明或暗的阻挠,援赣之师迟迟不能成行,陈仅以子弹数万发援救李烈钧。
  袁世凯发布命令称:“陈炯明祸国、祸乡,竟敢通电各省,措词狂悖,罪不容诛。”“褫去广东都督官职,并撤销其陆军中将暨上将衔,着龙济光督饬各师旅长派兵声讨,悬赏拏办。”
  袁世凯委任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觐光为宣抚副使。
  陈炯明对龙济光疏于防范,认为龙济光对自己很崇拜,断不会倒戈相向。他在报上辟“谣”说:“龙济光不日攻粤,此说亦属无稽。即或确有其事,济军为数只有5000,决难为拥护袁氏之效力也。”于是,他拒不采纳朱执信等人的正确建议,陷后防于空虚。不仅如此,他还幻想龙济光能为己助,打电报向龙征求讨袁意见。龙在回电则诓骗陈说:“如果能付给济军军饷,当即率部下健儿,追随鞭镫,共捂国贼。”但龙济光又密电袁世凯说:“今日陈炯明来电云,江西独立,苏、皖、湘皆响应,渠为粤省大都督,兼讨袁总司令,克日兴师北上,特电要约等情,狼子野心,早知叵测,今兹果然,业已复电拒斥。……粤人对于济光感情甚洽,荡平粤乱,责不容辞。”
  陈炯明不知是计,派陈任平到梧州与龙济光谈判。龙济光把子弹和军饷骗到手后,就翻脸不认人,把陈任平杀死。
  岑春煊入穗,陈炯明指望岑能笼络住陆荣廷、龙济光这两个旧部属,免除后顾之忧。岑下车伊始,就打电报给龙济光,要他顺天应人,宣布讨袁。但龙济光予以断然拒绝,并公然奉袁世凯命令,率领济军,由梧州顺流东下,进攻广东。
  陈炯明因而腹背受敌,局势更为严重,为了阻止济军东进,陈炯明命令汪道源出任肇庆绥靖处督办,前往封川江口布防,还加派兵舰10艘,交汪道源调遣。但为时已晚,西江防线已在济军的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海军背叛了陈炯明,效命龙济光。其他广州各舰,或托词至香港,入澳修理,或托词避风,纷纷远走。同时,陈炯明过去镇压民军的恶果也显示出来,遭到残酷镇压和强迫遣散的流落在东江、西江一带的民军,乘机蜂起,打出反陈旗号。
  在龙济光攻肇庆,其军尚未到肇庆,绿林已先为布置,肇庆不战而下。汪道源率兵舰溯西江而上,穿越羚羊峡,抵达肇庆河面时,即为济军包围缴械。他带领的舰队,也全部投降龙济光。
  陈炯明得到消息,极度震惊,不得不改变计划,命令援赣部队停止前进,防守广州。但所谓防守已经有名无实。钟鼎基等拒不受命。陈炯明大怒,将钟鼎基革职,钟惧而逃之港。张我权心不自安,亦逃之港。陈炯明另委李根源接任1师师长。李见大事已去,不敢赴任。1师和独立旅群龙无首,局势更加混乱。
  陈炯明同岑春煊结成反袁联盟,其实,他们的合作缺乏诚意。陈炯明举行讨袁誓师大会,岑春煊作为元帅莅临视察,方知各军人表露不赞同意,且有诘者,吃了一惊。岑看到陆军军心动摇,陈炯明已经不足依靠,因而大失所望,在发表一通“鄙人始终抱一救国救民宗旨,誓以血泪救苍生”的慷慨激昂演说后,于当天就背信弃义,仓皇出走。这使陈炯明陷入更加孤立境地。
  陈炯明派邓泽如向李福林求援。李拥兵数千,如果见义勇为,加入反袁行列,陈炯明也许能多支撑几日,等到邓铿把驻守琼崖的部队调回广州,也许会有另一番局势。但李福林滑如泥鳅,从来见风使舵。此时见陈炯明地位动摇,也在一旁冷眼作壁上观。
  2师师长苏慎初对陈炯明宣布独立,本不赞成,但他却不露声色,表面上仍和陈炯明虚与周旋,暗中则与军民人等设谋取消独立。8月3日,济军攻占三水县城,打开了通往广州的门户,随即进扑广州。二次革命的失败几成定局。
  苏慎初这时撕下面具,于8月4日上午10时命令2师由沙河出发,直至牛王庙一带布防,准备战斗。同时又以大炮多门,直指都督府,待一切布置就绪后,苏打电话威胁陈炯明,要他取消独立。陈炯明此时还抱有幻想,认为陆军既然迁怒于己,那就只有辞职出走,局势或可挽救,因此赶紧派人动员姚雨平接任都督。姚雨平不愿接下烂摊子,代人受过,所以一口回绝。中午时分,燕塘炮兵奉苏慎初命令,率先炮轰都督府,都督府卫队奉命出防,半路上哗变,并派出代表,与燕塘军联络,一致倒陈。陈炯明手中无一兵一卒,无可奈何,只好挟资百万和副官黄强一起,躲进广州石室天主教堂,然后在法国神父的保护下,秘密出走香港。
  苏慎初被举为临时都督兼民政长,袁世凯即加苏慎初陆军上将衔并给勋三位。
  8月5日,张我权又驱走苏慎初,自称都督,并发表取消广东独立电。11日,龙济光率部3000进驻广州,开始了长达3年的残暴军阀统治。
  陈炯明出走后,委托邹鲁主持策反工作。邹派人去各地联络,定于8月15日晚上起义,以广东警察厅长陈景华为内应,不料事机不密,陈被龙济光设宴诱杀,起义流产,邹又派保定军校学生陈铭枢潜入广州,暗杀龙济光,同样没能得手。
  琼崖镇守使邓铿回援广州,打算赴三水督率旧部叶举旅抵挡济军。邓到三水仅1日,苏慎初倒戈反陈,邓铿挽救广州的努力终归徒劳。
  至此,二次革命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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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2 13: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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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卷 第四章 流离日本海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离开上海,同胡汉民等人乘船去福州,打算从福州换乘去广州的轮船。轮船到达福州时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孙中山的朋友多贺宗之急匆匆登上船来。
  孙中山有点诧异,心想:“他来干什么?他怎么知道我在这艘船上?”他微笑着迎上去热情地伸出手,想同多贺宗之握手问安,多贺宗之却一挥手,抢先低声说了一句:
  “回舱房去!快!”
  多贺宗之说着一把夺过孙中山手上提着的皮箱,挽着孙中山的臂膀往回走。胡汉民惶惶地紧随其后。回到孙中山原来的头等舱房,多贺宗之随手把门关上,焦急不安地说:
  “孙先生,胡先生,你们不能下船!”
  孙中山惊讶地问:“怎么,出了什么事了?”
  “我为你们买到了到台湾去的船票还是这艘船,明日启航。今晚你们只好在船上,千万不能上岸。袁世凯已经下令追捕你们几位国民党领导人。”多贺说着,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盖有大印的布告,递给孙中山:“您看这个。”
  孙中山接过一看,果然是北京政府发出的通缉令。
  孙中山怒目圆睁,愤愤地骂了声:“无耻!”尔后对多贺武官说:“谢谢您的好意,多贺先生!袁世凯下通缉令的事,我们离开上海时就知道了。但是,我不去台湾,我要去广州,我要亲自指挥陈炯明的粤军,北上讨伐袁贼!”
  多贺宗之控制内心愤慨,镇静地说:“广东的局势已经逆转,龙济光与驻粤将领合谋附袁,陈炯明逃离广州,去向不明。袁世凯派出大批密探、刺客,布满了南方诸省。”
  “我先赴香港,再图讨袁大计。”
  多贺宗之不赞成地摇摇头。
  孙中山惊愕问:“怎么,难道连香港也去不成吗?”
  多贺宗之轻轻地点了点头,又从公文包内取出一张命令:
  “这件事,您是万万料想不到的。”
  孙中山慢慢地伸手去接过英国政府命令香港英督禁止孙文、黄兴等国民党要人入境的文告。孙中山看着,肝火往上冲,不禁放声骂道:“太卑鄙了,想不到英国当局竟公然与袁世凯勾结。”
  孙中山把纸递给胡汉民:“你看看,当年反清,同盟会党人尚可在香港设立机关,进行革命活动,现在香港当局为了讨好袁世凯,竟下令禁止我们入境。”
  胡汉民长叹了一口气:“先生,上海回不去,广州、香港去不成,只有先到台湾去了。”
  轮船到了台湾基隆港,孙中山和胡汉民夹在旅客中间走上码头。刚刚来到一个广场上,一队警察在一个挥着长刀的日本警官的带领下,向聚集在广场的人群冲去。人群惊惶四处逃散。胡汉民见状,喊丁一声:“快步!”拉着孙中山朝广场外跑去。他们俩人刚跑出几步,身后忽然有人喊道:
  “快跟我来!”
  孙中山回头看去,原来是他的同乡、早年的革命同志杨心如。他惊喜万分,正欲喊,却被杨心如挥手制止。他们一路急走,拐进小巷,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家旅店。杨心如把他们领到自己租的楼上房间内。没等孙中山开口,杨心如说:
  “好了,多年来各奔东西,历尽沧桑,今日偶然相逢,你我都有很多话要说,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怎么,这里不安全吗?”
  “袁世凯的密探早两天就上岛了,刚才广场上的事,就是他们勾结日本警官干的,他们要抓革命党人。……”
  楼下突然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杨心如忙收住话,朝孙中山投去一个眼色,急忙下楼去了。
  孙中山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步,几次想把头伸出窗外去看个究竟,都被胡汉民拦阻回去。
  不一会,杨心如神色慌张,一进门便说:“外面势头不对,日本宪兵和地方警察正在挨门挨房通知,要居民取下挂在厅堂上先生您的画像,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北京政府的通缉令,他们出20万大洋重赏捉拿你。”
  孙中山解开外衣钮扣,两手叉腰,怒目圆睁,注视窗外日本宪兵和当地警察在街道上来回穿梭,吆喝。胡汉民心情十分紧张,目光呆滞,不知所措。
  “东渡日本,重聚力量,再举革命!”孙中山一拳打在桌子上。
  杨心如自广州起义失败后,只身逃到台湾,在台北美时茶行当账房。曾与陈少白一起负责台北兴中会的工作。这次他到基隆是为茶行老板收账和接洽一笔生意,恰巧在广场上遇见孙中山和胡汉民。他很想留孙中山、胡汉民在旅店里住几天,好好叙谈叙谈,却又碰上大搜捕,只好同意孙中山东渡了。
  夜里,日本“信浓丸”海轮启航回国。杨心如给孙中山和胡汉民买了头等舱船票,并把自己的两套唐装送给他们,给他们改扮一番,又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部给了孙中山,尔后悄悄地送他们到码头。上船前,杨心如叮嘱孙中山:“先生,一路上要多加小心,说不定这条船上也有密探。”
  孙中山、胡汉民默默无语地同杨心如握手告别,踏上“信浓丸”甲板,走进舱房。
  “信浓丸”在风浪中向前方驶去。孙中山、胡汉民各自躺在小床上。突然,舱外甲板上一阵骚动、叫嚷声、谩骂声由远而近。孙中山急忙下床,从窗户向外望去,只见几个日本船员押着一个健壮的中国青年,前拉后推地朝船长室走去。因月光迷蒙,船灯昏暗,孙中山没看出那青年的面孔。
  不久,门突然被推开了,一前一后走进来两个人来,前头的那人面向孙中山道:“高野先生,您好!”
  “高野”是孙中山的化名,是杨心如去购买船票时遵照孙中山吩咐改名的。
  孙中山闻声转身看到身穿制服的人,便知是船长,后面跟着的那个却是普通水手打扮。
  “我叫郡宽四郎。”船长自我介绍道。
  “郡宽先生,您好!您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孙中山十分客气地说道。
  “我的船是专门航行在日本——中国这条航线上,加上我们船上有几位中国船员,慢慢就学会了,不过写汉字还差些。”
  郡宽指着身后的水手又说:“这位就是中国人,在我船上当水手,我很喜欢他。为了给您解闷,我特意让他来陪您下棋消遣,好吗?”
  “欢迎,欢迎。”孙中山这才发现水手的手里本拿一盒东西。可能就是象棋吧。他很感谢船长的关心。
  “那好,你们玩吧,不过只准下一局,下完就休息。”郡宽船长说完,转身朝舱门走去。
  “请留步,郡宽船长!”孙中山把船长喊住。
  郡宽回身问道:“有事吗?”
  “刚才,你们抓了一个人?”
  “是的,是一个中国青年人。”
  “他犯了罪?”
  “因为他没有买票,是混在旅客中间登船的。”
  “就因为这个吗?”
  “是的,高野先生。”郡宽态度平静,但又有些疑惑地回答。
  “哦,他对您说了吗,他要到哪里去?”孙中山得知青年人只是因为没有购票而被抓,以为他也可能是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才逃亡日本的,心情松缓了些。
  “他说,他要到日本去谋生。”
  “那就让他去吧,不要关押他,更不要把他交给公使馆。”孙中山从衣袋里掏出杨心如临别时给他的几百日元,“船票钱我付,给您。”
  “不不,高野先生。”
  “乘船不买票是不对的,我想,也许那青年是万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请您一定收下,因为他是中国人,我有责任帮助他。”
  郡宽微微一笑:“好吧,你们下棋吧。”把钱收下后,走出舱房。
  被抓的那位中国青年是林寒梅,他到日本后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
  8月9日,“信浓丸”即将驶进日本神户港,船长郡宽收到通缉孙中山的命令,急急忙忙来到孙中山的舱房,严肃地说:
  “二位先生,请马上跟我走!”
  “船长先生,要我们到哪儿去?”
  “神户水上警察署要搜捕你们,现在必须把你们隐藏起来。”
  “好,我们听从您的安排。”
  郡宽四郎把孙中山和胡汉民领进他的办公室里间的一个小房间,拉开舱壁上的一个不易发现的暗门:“请进去吧!”
  孙中山、胡汉民进去后,郡宽把门锁上。
  郡宽四郎回到船长办公室,坐在帆布躺椅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通缉今,从头至尾地认真看了一遍。又把通缉令折叠好,站起身来,把通缉令压在桌子上乘客花名册的下面,在室内慢悠悠地踱起步来。副船长急冲冲地走进船长室,低声对郡宽四郎说:
  “神户水上警署的汽艇向我们这里开来了。”
  “不是说好了,等船抵神户港时,他们才上船检查吗?怎么变卦了呢?我刚才交代的事,赶快去办。还有,孙先生他们住的五号舱房要仔细整理一下,他的那些书要收藏好。”
  “是,你放心吧!”
  副船长转身退出船长室。郡宽四郎戴好帽子,整整服装,振作起精神,迈开大步,直出办公室,去迎接神户警察署的事务长和警官。
  事务长和4名佩带金色肩章的警官被郡宽四郎请进船长室。事务长坐下后,用审视的目光盯着郡宽,说道:
  “内务省警察局已获得中国方面的情报:中国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有可能乘你的船来日本。我们奉命前来搜捕。”
  “事务长先生,这位孙大总统我认识,几个月之前他以国宾身份来我们国家考察工业和铁路时,我在长崎见过他一面,自然他不认识我。请放心。如果孙中山确实在我船上,我是不会不加注意的,也一定会把他交给你们。”
  事务长不相信郡宽船长的话,他一边吸着烟,一边饮茶,那瘦长的脸上没有丝毫反映,而那对小眼却射出疑神疑鬼的狐光。
  郡宽船长拿起桌上旅客花名册说道:“我看这样吧,这是头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名册,请您先看看,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亲自搜查。”
  郡宽说完,把名册递给事务长。
  事务长接过花名册:“好,就这么办,”他朝四位警官使了个眼色,又回过身来,对船长点点头:“船长先生,请勿介意,这是履行公务。请吧!先检查头等舱。”
  列队站在甲板上的十几名警察,在警官的指挥下,开始了大搜查。事务长检查头等舱,郡宽四郎一直跟随在他身后。
  一个警官过来报告:“头等舱五号房的两名旅客不在房里。”这五号房正是孙中山、胡汉民的舱房。
  事务长一扬眉,睁着鼠眼,望着郡宽船长:“噢!船长先生,五号房的两位旅客是……”
  “这两位旅客是台北美时茶行的经纪人,他们是到日本来接洽茶叶生意的。昨天我到他们房里闲谈时,他们还拿出几包茶叶给我。”郡宽十分镇静地回答道。
  事务长边走边说:“是做茶叶生意的吗?”他显然不相信。来到五号房,果然见茶几上有两包茶叶。他拿起看看,包装纸上印着“美时茶行出品”字样,“人呢?都快到神户了,他们这时会到哪里去呢?”
  “不知道。也许是在小餐厅里喝酒,也许是在船尾甲板上散步、聊天,或者是在别的舱房跟中国旅客谈茶叶的事吧。要不要去找找他们?”
  “不不,不必了,我们在房里等等他们吧。”事务长在帆布椅上坐下。
  “也好。”郡宽船长只好坐在床上。
  一高一矮。身穿长衫的两个中年人兴冲冲地走进五号舱房。高个子见到船长,笑着说道:“噢,船长先生在这里,实在对不起,我们到餐厅吃点心去了。有事吗?是不是给我们美时茶行拉到了笔生意,介绍买主来了?”他故意瞟了一眼坐在帆布椅上的事务长,还向他点点头。
  郡宽船长起身,正想说话,不料事务长抢先说道:“早就听说,美时茶行的茶叶声誉很高,今天郡宽船长特地领我来见见二位,我们神户水上警察署也想买些好茶叶。”
  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公文包,拿出几张孙中山的照片,偷偷地对照眼前这两个中国人,审视一番,都不像,但又不放心。一对鼠眼转转,计上心来,漫不经心问道:“你们从事茶叶买卖多年,谅必对茶叶有很深的研究喽?”
  “谈不上研究,不过,做买卖嘛,总得知道一点茶叶上的事。”高个子笑着回答道。
  事务长露出狡猾的笑容:“好好。我爱喝茶,还想知道支那人喝茶的历史和风俗习惯,你们能介绍介绍吗?”
  高个子一时语堵。事务长嘴色慢慢露出一丝冷笑,沉默一会后,突然睁开眼睛,正想发话,不料矮个子上前一步,客气地说:
  “长官,敝人虽说经营茶叶多年,但由于才疏学浅,对茶叶研究不深,如果长官不见笑话的话,我可以略说一二。我国唐朝诗人白居易有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年浮梁买茶去’,可见既有人贩运茶叶,各地必有喜欢喝茶人。在中国,据文字记载,饮茶盛行乃始自晋朝南渡之后,不过,当时所用之茶叶,是碾成粉末制成饼状,而且还有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盐等合煮的。当时饮茶所用之器具,正像如今还保留在贵国‘茶道’里的那些。”
  这位事务长曾在日本驻清朝公使馆干过事,在北京呆过几年,算是半个中国通,一听矮子的回答,似懂非懂,似知非知,一副窘态:“噢噢,是这样,是这样。那这茶以哪种为上品呢?”
  矮个子不慌不忙地答道:“据《茶谱》记载,‘木樨、茉莉、玫瑰、蔷薇、蕙、兰、橘、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但据我之经验,以茉莉花茶为上品,因为茉莉花晒干后,贮藏于干燥处,其花颜不褪,其香味不变。花茶乃是中国四川人发明。”
  “说得有理,说得好。”事务长见他对答如流,引经据典,全是行话,不仅解除了疑惑,而且表示恭敬,起身施礼道:“好了,公务在身,不能多谈,失陪了。买茶叶之事,到了神户再谈吧。”
  事务长随郡宽四郎回到船长室。一进门,郡宽对事务长说道:“我们接到这份通缉令,哪敢让孙中山在我的船上。”
  “实在对不起,打扰你了。”事务长带着恼怒的表情又说:“我们山本权兵卫内阁的态度变得也真快,半年前,视孙中山为国宾,热情接待,这阵子又把孙中山当作国事犯,拒绝他在日本登陆。真是令人难以捉摸呵!好了,我回去交差,你也准备进港吧!”
  神户水上警察署事务长带领警官、警察坐汽艇离去,一场虚惊过去,郡宽四郎急忙打开小房的门。
  孙中山、胡汉民走出小黑房,孙中山紧紧搂抱着郡宽四郎,眼眶上挂着晶莹的泪花:“谢谢您,谢谢您的帮助和搭救!”
  “快别这么说,刚才若不是我们船上的一位中国厨工对答如流还险些出事呢!”郡宽就把刚才发生在五号房里的事说了一遍。
  一高一矮的两个中国人在副船长带领下走进船长室。郡宽把他俩介绍给孙中山。原来这两个中国人都船工。高个子姓刘,是勤杂工,矮个子姓李,是厨工。
  孙中山同他们一一握手:“谢谢你们!”
  海轮在神户码头靠岸。郡宽拿出望远镜朝码头望去,见码头出口处的警察很多,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还有几个像中国人在出口处游动。郡宽略为思索后轻声对孙中山说:“目前,你们不能上岸,码头上已布满了警察和密探。北京驻日使馆派有耳目在神户和东京等地,就连我们船上旅客中也有袁世凯的密探。日本政府也不准许你上岸。为了防备万一,你们还必须在我这里躲藏,我派人上岸探听消息,秘密地同您的朋友联系,援救你们。”
  “谢谢!我相信您,听从您的命令!”
  郡宽四郎在下完旅客,卸完货后,立即将船驶离码头,停泊在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并派出副船长和刘、李船工上岸,根据孙中山提供的地址,秘密地与在神户、横滨、东京等地的孙中山的日本老朋友联系。
  码头上的警察一直没有撤去,对旅客检查很严。街上贴了一些中日两国文字印的通缉令。松本副船长一直在日本奔走了两天,终于把孙中山的老朋友古岛一雄、萱野长知和菊池良一3人接到“信浓丸”号船上来。
  孙中山看到3位老朋友,惊喜若狂:“朋友,你们好!快请坐下,我真想念大家啊!”
  古岛一雄说:“袁世凯通令缉拿您和黄兴等人,山本内阁竟下令禁止您在日本登陆,并要逮捕您,大家都非常愤慨,也万分担心、焦急,因为我们估计您是一定要东渡的。为此,官崎寅藏、犬养毅、头山满、梅屋庄吉,还有我们几个,几天前就商议要尽一切努力,让您能在日本停留。”
  “谢谢大家!我们中国有句俗语:‘疾风知劲草,严霜识贞木。’大家这样关心我,我一辈子都会牢记大家的友情的。”
  孙中山说着,眼角都湿润了。
  萱野长知道:“谢什么,孙先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信浓丸’抵达神户的前一天,头山满就去拜访军政界要人,如犬养木堂。他答应动身回东京与山本首相商谈。可是,就在这时候,‘信浓丸’到了神户,神户水上警察署派人上船搜查,我们几人吓坏了,急忙采取应急措施,古岛一雄雇了几只小船,在警察汽艇开出后,也一起驶向‘信浓丸’附近,乔装捕鱼,监视船上搜查。今天犬养木堂回电了,他说,山本已私下同意您上岸,但是必须绝对保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在各地都有耳目。山本内阁目前还不敢公开保护您,他担心北京政府会对日本在华的利益和侨民造成威胁和损害。
  接着,他们一起商量了秘密上岸的方案。第二天,孙中山、胡汉民穿上西装,系上领带,脸部作了化妆,乘坐一艘银白色的小汽艇,松本和萱野长知驾驶着汽艇在海上绕了个大圈后,才向神户诹访山附近一个僻静的小港湾靠岸。孙中山、胡汉民上岸后,跟随荒野翻过一座小山,来到松本幸次郎的别墅,并在那里暂时住下。
  神户的一家报纸,把孙中山抵达神户的消息登出来,而且还说是乘“信浓丸”号船抵日的。北京政府驻日公使馆立即向山本内阁提出抗议,并派出一批密探到神户活动。新闻记者根据“信浓丸”这几天既不装货,又不准船员上岸的迹象,推测孙中山是乘“信浓丸”来日本的。神户水上警察署只好派人再次搜查“信浓丸”海轮,还将船长郡宽传到警察署盘问许久。神户通往外地的水陆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严格检查进出车船。神户市内气氛异常,大街小巷都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巡逻,宾馆旅店也有警察把门。夜里还进行了全市大搜查,抓去了几个日本居民和中国商人到警察署问话。紧接着,搜查范围又逐步扩大到郊外小镇。
  古岛一雄、萱野长知立即安排孙中出、胡汉民转移到东京去。
  这天晚上,萱野长知、古岛一雄陪着孙中山和胡汉民,秘密地下了诹访山,在小港叉里登上小汽艇。萱野长知亲自驾驶小汽艇,朝神奈川县方向飞驶而去。
  小汽艇在海里停停开开,直到次日下午3时,才靠上了神奈川县富冈海岸的一个小码头。码头上人来客住,十分热闹。在码头不远处,有一辆黑色小汽车在等候他们。这是萱野长知事先与东京方面联系安排的。
  汽车在黑夜里亮着大灯,向东京方向奔驰而去。萱野长知同古岛轮换开车。第三天天未亮就来到了东京,在赤坂灵南坂25号头山满的住宅前停下。
  头山满与孙中山见面,紧紧地抱在一起,两位异国朋友如同久别的亲兄弟,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头山满把孙中山安排在与他一墙之隔并有小门互通的房舍里。这所房子是海妻猪勇彦的住所,房子比较合适,屋宇轩昂,庭院宽敞,围墙高筑,前后有门,各通一街,又有侧门与头山满住所沟通,万一遇事,有地方躲藏,逃走也易。头山满从海妻猪勇彦那里租借几间给孙中山使用。海妻欣然应诺,主动把房间粉饰、布置一新,在院庭里移种了许多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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