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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宋亡志一

《民国春秋演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从33#开始刊登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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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28 18: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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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辛亥枪声
  刘复基、邓玉麟、杨玉如等人商定,共进会和文学社领袖们在刘公寓所召开联席会议,推刘公主持会议。
  刘公俟诸位落座,即道:“诸位,我们共进会和文学社今天商讨联合大事,有何高见,请发言。”
  孙武起身道:“在我们文学社、共进会共同努力下,武昌革命时机已到,实在应该动手了,但只有文学社与共进会联成一体,才能取胜。”
  刘复基道:“现在革命形势已到紧要关头,为了精诚合作,应暂时放弃文学社、共进会团体名称,大家皆以革命党人身份参加革命。”
  刘公亦起身道:“本人以为,不光团体名称放弃,就是从前所推职务亦应作废。比如我自量就不能胜任那大都督,指挥起义军,恳请大家另推贤能。”
  蒋翊武、王宪章亦表示辞去文学社社长、副社长职务,以示取消两团体,共作一个大组织,听命于联席会的决定。
  杨玉如等提出,两团体领袖都取消头衔,必得推一主帅,不然,那就群龙无首,成为乌合之众了。众人甚觉有理,便在刘公和蒋翊武之间推选主帅,二人固辞。遂决定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来武汉主持。即决定居正、杨玉如二人赴上海邀请主帅。孙武建议他们带上1000银元购买手枪和子弹,以便起义时供干部们使用。
  居正、杨玉如赴上海,向宋教仁、谭人凤报告联席会议决议,得到他们赞成,即电告黄兴,邀他由香港返上海赴武汉共谋大事。
  湖北新军果有调动,那蒋翊武随军开往岳州。一部分革命力量随军调走,使革命党人力量削弱。但同时也导致湖北腹心地区——武汉反动统治的空虚,给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
  9月24日,刘复基、刘公、孙武等人召集共进会、文学社要人举行联席会议,60余人到会,蒋翊武赴岳州未归,孙武主持会议。刘复基向大家介绍两团体合并情形。清朝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民变,急应乘机起义。
  大家积极赞成起义,遂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义。并通知焦达峰,希望他在湖南同时发难。
  大家根据刘复基草拟方案,及事先商定的协议,作出革命领导机关军政府人员名单的决议:总理刘公;军事总指挥蒋翊武;总参谋长孙武;参议部长蔡济民,副长高尚志;内务部长杨时杰,副长杨玉如;外交部长宋教仁,副长居正;理财部长李作栋,副长张振武;调查部长邓玉麟,副长彭楚藩,等等。
  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宣布起义作战方案,及发动与攻击步骤、各部队所担负的任务等等。离起义的日期还有12天,要求抓紧时间准备,众人欣然应命而去。
  湖北常备军有一镇一混成协,那一镇是以张彪为统制官的第八镇,那一混成协是以黎元洪为统领的第21混成协。黎元洪还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且管理兵工、钢药两厂。张彪兼任湖北讲武堂总办,黎元洪兼任讲武堂会办。
  张彪位居湖北军官之首,他自幼酷爱武术,18岁中武举人,后中武进士。张彪系旧派将领,没有进过近代化的军事学堂,是凭着多年跟随封疆大臣张之洞,受到宠信而身居高位的。
  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生于湖北黄陂。20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他读书用功,遇事勤勉,擅长轮机驾驶技术,且善骑术。待人朴厚,有长者之风,学友视为兄长。毕业后被分派到北洋舰队主力舰上,参加甲午海战,他所在的铁甲舰被日本海军击中,他在海上漂泊3个多小时,被人救上岸来,逃到天津,因战败船毁被惩,监禁数月。获释后到上海谋生。闻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招募海军人才,毅然去南京投奔张之洞。张之洞询问他关于海军建树和营建防御工程意见。黎倾其所学,思虑周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张大为赞赏,扭头对其身边的官员说:“黎先生是我长期以来才遇到的一位非常可靠的干才。”张又见他厚重寡言,宽裕能容,便亲手书写“智勇深沉”4字赠之;并委任他监修金陵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诸炮台工程。
  黎元洪通过修建炮台,给张之洞留下印象:刚毅、强忍、有不挠之气概,且又忠实笃厚,是难得的可贵人才。黎受到重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又把他调来湖北,希望他在湖北新军建设方面作出贡献,于是连续3次派他赴日考察军事。
  黎元洪逐渐成为湖北新军中令人瞩目的军事人才。从1896年至1906年的10年间,黎元洪以营帮带而升至协统,并曾兼护镇统制,军阶由都司升至副将。
  1907年9月,张之洞奉调入京,补授军机大臣,以东三省将军赵尔巽补授湖广总督。赵尔巽素知张彪从前进身之历史,颇看不上眼,便欲以黎元洪取代张彪位置,黎闻讯力辞,并对赵尔巽说:“公强逼我,我将并此末秩而弃之。”赵尔巽见他语气恳挚,不忍相强,只得作罢。
  黎元洪在湖北新军军官中,素以“知兵”、“爱兵”着称,他律己严,对士兵则较为宽容。他为人不慌不快,老谋深算。黎元洪不但在广大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群众中赢得一定威望,而且在军队以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获得人望。连革命党人也觉得同他易于合作。居正曾说:“元洪廉谨宽厚,得士卒心,又敬礼士,众望归之。”
  但是,黎元洪毕竟是清廷湖北新军副将,他曾多次奉命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1906年底,他率步队6营、炮队3营去湖南屠杀萍浏醴起义者;1909年又带兵去淝阳芦林湖,残酷屠杀饥民;1910年黎奉命率“六楚”、“四湖”舰艇,去长沙镇压参与“抢米”风潮的灾民。
  湖北一些新军将领,往往对查讯潜伏新军内的革命党并不那么认真。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前途,一旦查出部下有革命党,他们自己也会因防范不力而影响官运。再者,新军中革命党很多,同情革命的更多,如果采取过激手段,会激起众怒,酿成巨变,后果不堪设想。黎元洪除了这些顾虑之外,还因为他平素喜爱文化人,有些文化人在他们的革命党身份暴露以前,已经同他有了交谊,所以处置更为温和一些。
  1903年,刘静庵投入湖北护军马队1营当兵,得该营管带黎元洪爱重。次年,黎升护军前锋4营督带,刘随至先锋营,并升为护弁,帮理文件。刘参加科学补习所,并积极筹划响应黄兴预谋的长沙起义,恰值黄兴自长沙来信联络,不幸误入文案刘稚亭手中。刘稚亭大骇,立即报与黎元洪。黎闻后,嘱刘静庵以有病为名辞去军营职务,并将黄兴来函销毁,此乃刘万幸也。刘静庵离营后,又积极组织日知会,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被清廷侦破,被捕入狱,坚贞不屈,死于狱中。
  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人数愈益增多,清廷对革命党的防范愈益加紧。黎元洪对自己部下中的革命党人采取两条原则:对下,坚决清除“隐患”;对上,瞒天过海,敷衍了事。
  振武学社的两位主要领导人杨王鹏和李抱良,都是黎元洪所辖41标的士兵。由于振武学社发展很快,事为黎元洪侦知,遂传唤1营左队队官潘康时(亦为振武学社社员)斥责道:“汝队有人组织会党,胡若罔闻?”
  潘康时道:“程度稍优之士兵,常集合研究学术,实无会党情形。”
  黎怒斥道:“革命党作法,现尽如此,汝不严禁,反从而庇护之耶?”于是下令将潘撤职,委派亲信施化龙为队官。
  施上任后,对杨王鹏外松内紧,示谦和,阴结行间最服从者,充彼密探。不到3个月,搜集许多关于革命党人活动情况的材料,密报黎元洪。黎对施化龙说:“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办理。”于是将振武学社的杨王鹏、李抱良等4人开除。对于潘康时,黎令潘的上峰,即管带戴寿山写一份假报告,诬潘吸食鸦片,呈请撤差了案。把这一政治事件掩盖了过去,保全了潘康时、杨王鹏等人的性命。
  黎元洪之所以没有滥杀潜伏在自己部队中的革命党人,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他清楚地看到,清朝已是风雨飘摇的破船,他不得不窥测方向,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在客观上却缓和了他同革命党人的矛盾。
  1911年10月初,清廷湖北当局和革命党人都进入临战状态。这段日子里,黎元洪忧心忡忡,他不赞成瑞澄、张彪的高压政策,唯恐会激起众怒,惹出大祸。但他因长期受张彪排挤,且到任未久的湖广总督瑞澄对他也极不信任,所以处世惟谨,对防务大计,更不敢多言,只是在一些具体的防务措施上,提出一些较为缓和的意见。
  10月2日,瑞澄召张彪、黎元洪、铁忠秘议,策划武汉防卫。次日又召集文武官员举行紧急防务会议,武官管带以上,文官司、道以上参加会议。会场气氛十分紧张,瑞澄说他已得到秘报,革命党定于中秋节举事,他问在座文武官员,应该如何部署防务,加强防范?
  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武昌城里顶要紧的地方是楚望台,因为那里是湖北总军火库。一旦有失,大局将不可收拾。”
  张彪问是哪部分队伍在守楚望台,有人告之是工程第8营。工程8营代理管带阮荣发,便从袖口中掏出一份工程8营的革命党人名册来,报告营内革命党人最多。
  张彪大怒,打了阮荣发一个大嘴巴,责其治军不严,并夺过名册,立即撕毁。阮荣发没有想到,不但在工程营有革命党人,其他各部,甚至与会者中间可能也有革命党人,他当众揭发,反而会打草惊蛇。张彪毕竟老奸巨猾,当众撕毁名册,可暂时稳住革命党人。
  军事参议官铁忠提议以第30标1营旗籍兵士替换工程第8营兵士守楚望台军械库,免生意外。
  黎元洪表示反对:“我楚人素多谣,吾人今宜处以镇静。谈革命者,不自今始,余亦不能保其必无,如革命党果多,则鄂事难料,少数旗兵,何济于事?满、汉界严,始有革命,今以旗人换守军,民多误会,反为革命所乘,藉以煽惑。据余管见,工程营兵多武黄子弟,多有父母妻孥在近,而前营长李克果,感情颇洽,不若仍以工兵专守,添派李前营长监之。”
  张彪也不以铁忠的话为然,因为工程8营隶属他第8镇之下。又不欲受人指摘,于是遂从黎议。
  又经会议讨论,决议派李克果、参议厅工兵课长及课员成炳荣、马祖荃、张策平、刘绳武诸人,常驻军械库,协同阮荣发带领工程8营守楚望台。
  瑞澄在会上张牙舞爪地宣布了防务措施,诸如各城门加派警士,早7时开,晚6时闭,夜间行人无通行证者,不许通过;旅社、客栈一律细密检查;命令各标、营、队官长,设法劝导士兵,如受革命党欺骗,倘若觉悟,不咎既往;密令检举革命党人,确认形迹可疑者,即格杀勿论。他规定实行弹械分离,收缴士兵子弹。
  瑞澄把武汉城播弄得阴霾满天,用加强警卫来掩饰内心的恐慌。他的督辕大量增加守卫之兵。还特别饬令第21混成协所属第41标1营士兵逡巡宾阳门外一带,黎元洪亲率本协步兵逡巡武胜门及塘角沿江一带。但瑞澄还不放心,又在长江中的兵舰上设置行辕,夜间宿于其中,以备有事逃跑便利。
  张彪、黎元洪也加倍小心,为收买士心,对守卫各军每日均有赏赉,中秋节每人赏钱2000。按军营旧例,中秋节应放假停操,兵士可请假回家过团圆节。此时风声吃紧,特规定停止中秋请假。处事谨慎的黎元洪特传令混成协各标、营、队于中秋节的前一天一律置备酒肴,庆祝中秋。中秋节那日照常上操,禁止请假,以防趁人众闲散之际,酿成巨变。
  到了中秋节这日,武汉三镇居然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气氛中,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使清朝湖北官吏大出意外。
  其实,这并非湖北官吏震慑住了革命党人,而是武汉革命党人因南湖炮队事件的惊扰,以及派赴上海请黄兴等主持大计的代表未归,而将原订中秋节起义的日期往后拖延。
  武昌革命党起义的时间订在中秋节,士兵们都很受鼓舞,便有人沉不住气,露出马脚。那炮队中有几名士兵退伍,却是共进会同志,炮标共进会代表孟发臣便备了酒菜,饮酒猜拳,为之送行。那值日的刘排长便过来干涉:“不许喧哗!”饮酒的人已有酒态,又是人多势众,便骂道:“婊子养的,找老子麻烦,到时候要你好看!”
  刘排长听出话中有话,便去报告管带。管带即传孟发臣等,喝令跪下,重责军棍。
  营中共进会员甚众,发一声喊,便暴动起来,将营部砸烂,抢了军刀。管带人等惶惶而逃。孟发臣等遂高叫反了反了!去军械房拖出两尊大炮,再去弹药库搬炮弹。库门上锁,又撞库门。
  炮队标统忙报告第8镇统制,张彪令马队就近弹压。
  炮队闹事者20余人当即逃跑,马队士兵亦多是党人,磨磨蹭蹭装作追赶不上,听任逃去。
  孟发臣仓皇进城找孙武报告,请求即时发难。孙武遂邀请刘复基商量,复基沉吟良久,道:“各军倘无充足准备,似难成事,可由发臣回南湖营盘察看,如果大家已经大举,即通知各军响应,如仅是少数人暴露,赶快避去,不坏大局。”
  孙武表示同意。所幸闹事人等已经逃跑,炮队营队官亦怕因此得咎,以“酗酒闹事”开革数人,敷衍上峰。
  孙武因为局势紧张,同刘公夫妇等都搬到俄租界去住。
  革命党总部加紧起义准备工作。孙武留学日本时学会制作炸弹,他便同邓玉麟等日夜赶制炸弹;刘公与李作栋等在印好的中华银行钞票上盖章,拟定起义后各机关接收事宜,预拟军政府文告与致驻武汉各国领事照会,绘制起义旗帜:18星军旗,代表18行省。
  10月9日这一天,孙武制造炸弹,所用硫磺将尽,即着邓玉麟上街去买,恰这时,刘公之弟刘同,叼着纸烟走进来。刘同并非党人,但由于是刘公之弟,也经常参预一些活动,对革命党务机关都很熟悉,也经常来看孙武做炸弹,很有兴味。这刘同大大咧咧,那嘴上的香烟火星迸落在炸药盘中,霎时闪烁蓝光,轰隆一声爆炸,地动山摇,孙武顿时炸得一身焦黑。刘同吓得飞逃,楼下李作栋闻声上楼,见孙武兀自站立,忙用长衫裹了头脸,即送日租界医院抢救。
  俄巡捕听到爆炸声,即吹警笛飞奔而来。机关中人各自逃去,巡捕登堂入室,不见人影,炸弹数十赫然在目,忙室内搜索,把革命党人名册、文告、18星旗帜、袖章、印信等全部查获。因名册中的刘公一家,新近搬来附近,遂去搜捕,将神色慌张的刘同等一并逮去。
  邓玉麟外出归来,见巡捕已将巷口守住,便混在人群中探听到切实消息,即过江往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却在途中遇到逃出人等,确知孙武被炸送往日租界医院。
  小朝街总指挥部里,刚刚从岳州回来的蒋翊武同刘复基等人正说着话,邓玉麟进来便把汉口机关失事情况一五一十地倾诉出来,众人惊得目瞪口呆。
  彭楚藩却又急匆匆赶来,说那刘公家被捕人等,已被引渡中国官厅,转押总督衙门了,都说那刘同年少无知,一经大刑必然招供,且文件名册已经被搜去,这便如何是好?
  刘复基道:“只有立即发动今夜起事,不能等死。”
  蒋翊武踌躇半晌,跳将起来:“就是这样!”便起草起义命令:“南湖炮兵今夜12时放炮为号,城内外闻炮一齐动手。”
  杨宏胜正好进门,拿出藏在竹篮里的子弹,却是邓玉麟让他从军械所朋友处买来的。邓玉麟便把提前起义因由告诉他,叫他一道去工程营传送命令并交子弹。这命令便分头送住各营。
  刘同等已在督署关押,瑞澄即命督练公所总办铁忠审讯。刘同被带上堂来,看到堂上刑具侍候,早是腿肚打抖,一经刑讯,果然经不住,就把武昌小朝街等处机关一一供出。铁忠忙报瑞澄,瑞澄且惊且喜,即令关闭武昌城门,着警察满兵等搜捕革命党,并下令截断武昌和汉口、汉阳间的交通。
  邓玉麟刚把城内命令送大营盘,再出门去南湖炮队,各处城门已关,且有兵搜身盘问。无法,只得把炸弹子弹等物抛在水沟中,待混出城去,到达南湖,已近半夜,翻墙入营,唤醒同志,口头传达起义命令,炮队同志道:“毫无准备,今晚举事已不可能,况且没有步兵掩护,夜间炮兵很难行动。”
  邓玉麟无奈,只得权且住下。
  杨宏胜给工程营送去了起义命令,往而复返。他携了炸弹,又来工程营给熊秉坤送炸弹。方才去传达起义命令时,工程营需要炸弹。到营门处,却有人突然窜出阻拦,杨宏胜只得逃去。原来这杨宏胜却是开了个杂货店做为革命机关,此时亦已被刘同供出,杨宏胜方归,即有军警闯入,杨宏胜被促。
  彭楚藩探得消息,即去小朝街向刘复基、蒋翊武报告。众人却也无奈,便在灯下等候那南湖炮响。
  张彪亲率巡防兵、督院卫兵数十名,至小朝街围捕党人。
  蒋翊武等人忽听院外门响,却是木棍捣门声,知道不妙。
  蒋翊武摸出一颗炸弹,道:“大家不要慌。”
  刘复基摸出两颗炸弹,抢前一步:“我来对付,你们快走!”
  哗啦一声,大门被砸开,刘复基大叫:“你们等死吗?赶快掀瓦上房!”他边说边向楼下冲去。
  敌人已闯进院内,刘复基扔出炸弹,却未爆炸,再扔出第二颗,也没爆炸。楼上又抛一颗,却也未炸。原来没有装上导火管,敌军再无畏惧,一轰而上,将刘复基捉住。
  楼上3人便只有破房而出。跳下巷去,便有警察冲上,彭楚藩忙道:“我们是捉人来的,我是宪兵。”
  那巡防兵细瞧,果是宪兵,便要放行,不料有个瑞澄的亲兵在场监视,却将彭楚藩、牟鸿勋捆起,再捆蒋翊武,蒋叫起屈来:“我是看热闹的,捆我干么事?”
  那些兵弁见蒋翊武长辫乡巴佬模样,不像革命党人,略一犹疑,已被蒋翊武挤进围观人群逃跑。这里彭、刘、牟三人即被押赴总督衙门。被捕者还有杨宏胜等30多人。
  当夜,瑞澄命令组织军事法庭会审,以参议官、督练公所总办铁忠为主审,武昌知府双寿和督署文案陈树屏为陪审,瑞澄亲临指挥。
  铁忠等便升堂,令先提彭楚藩。铁忠问道:“你可是彭楚藩?”
  “老子便是!”
  铁忠却又犹豫,想那宪兵营管带果青阿是自家亲戚,如宪兵营出现革命党,于果青阿很是不利,便道:“你不是宪兵吗?为何将你捉来?”
  彭楚藩直认不讳:“我正是革命党!”
  “你是宪兵,为何盲从革命党?”
  “拿纸笔来!我写给你看!”
  铁忠便命衙役端上笔墨纸张。彭楚藩就灯疾书,写毕,由衙役呈上铁忠,三审官传阅供词:
  余乃大汉黄帝子孙,立志复仇,誓与清廷不共戴天。
  予非革命党,谁为革命党?……鞑虏入关,残暴已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各省驻防,残民以逞,使我炎黄袋裔,皮骨仅存。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腼颜曰:‘宁赠友邦,弗与家奴’。我炎黄子孙不忍见我民族沦亡,特伸革命救国之大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非尔等若冥顽不灵,亦当从速反正,共享民主共和之幸福。予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惟尔等图之。
  三审官相顾失色,铁忠拍案狂吼:“你竟敢诽谤朝廷,罪该万死!”
  彭楚藩亦高叫道:“革命党岂会怕死!”
  铁忠提笔写了旗标:“谋反叛逆一名彭楚藩,枭首示众!”
  刀斧手即押彭楚藩赴刑场,彭楚藩边走边呼:“轩辕黄帝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铁忠便审刘复基、杨宏胜等人,那刘、杨亦宁死不屈,大义凛然,怒斥敌人,召唤同胞起来革命,慷慨就义。
  陪审官陈树屏因见被捕者和搜获到的党人名册上,尽是现役军人,大为震惊,深怕因此酿成巨变,主张从宽处理,只办刘、彭、杨三人,并当众烧毁名册,不予追究。遭到铁忠反对,瑞澄更坚执不允,要根据党人名册,按图索骥,把武汉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次日晨,瑞澄召张彪、黎元洪,命令立即按名册继续大搜捕,不使一人漏网。黎元洪也见名册上革命党人数过多,恐酿巨变,请求瑞澄,别图处理,庶可消祸于无形。瑞澄怀疑黎元洪有贰,严词申斥,黎不敢辩,喏喏而退,未至协本部,经返私第。盖明知兹事,穷极追究,必有意外之虞也。
  瑞澄即派张彪率警宪到各革命机关、兵营、旅栈、学社和交通要道搜捕党人。
  这天上午,又有30标排长张廷辅等一批革命党人被捕,于是军心动摇。
  正午,瑞澄又召集军管、巡防、水师及各机关长官参加军事会议,谓革命党谋反叛逆,反对我朝,非搜杀尽净,不无后患。特责成部署严为防备,尽力搜捕,以绝其根株为要。
  铁忠又命派人分途向各营传谕,令各营长官认真搜捕,不得阳奉阴违,违者必究。
  于是继续大搜捕,紧闭城门,断绝交通,各营士兵不许出营房一步,官长领弹携枪守在各排出口,武装巡查各棚,甚至士兵大小便均令以痰盂盛之,不许外出,气氛极为恐怖。
  革命机关被破获,大批革命党人被捕,瑞澄欣喜若狂,当天即向清廷发电告捷,并为其部下报功:“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各员,以及员弁警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工程8营正目、革命党人营总代表熊秉坤,昨日接到邓玉麟、杨宏胜送来命令与子弹。熊即密传同志,闻炮起事,因子弹大少,只能择最勇敢同志每人两粒,自留三粒备用。入夜,军营忽然紧急戒严,不许士兵出棚,一个巡逻的护兵朋友密报熊秉坤,那杂货店老板杨宏胜被捕。次日清晨,又听说刘、彭、杨三人已成烈士。忙派可靠同志设法出营探听,获悉五处革命机关均已破坏,巡防营已在工程营左右成包围之势,铁忠着工程营代埋管带阮荣发,按名册捕杀工程营党人380余名。
  熊秉坤暗自琢磨:到这个地步,再不死里求生,就太窝囊,手中有枪,何不果断行动?遂将工程营内可靠同志召集起来,道:“奉起义机关命令,由我们工程营首先发难,我们营正是防守军械所,各营响应后都要来领取子弹。”
  众人默不作声,秉坤看出大伙有点胆怯,高声道:“我们是不得不发,大家听说昨天捕杀革命党没有?我们的名册全被搜去,正按名捕杀,不反亦死,反亦死,为什么不死得轰轰烈烈?”
  便有那前队代表徐少斌道:“熊哥说得对,大家拚命向前,革命未必就不成,如果坐以待毙,就不是我们革命党所为了。”
  众人便跃跃欲试,便定当晚行动。只是为子弹发愁。原来昨晚发的子弹,各人害怕搜查,便都抛弃了。
  这天中午,却是大雨不停。熊秉坤弄到出入营盘的腰牌,到15协30标、29标的党人接洽起事,回到班里,恰有一位党人士兵问他:“熊代表是否要子弹,我哥哥从外地当兵退役,带回几盒子弹,可以取来一用。”又有一位党人士兵从排长处偷来两盒子弹,熊秉坤大喜。
  时至晚7时,又逢熊秉坤所在棚值班守卫,即给各同志发下子弹两粒,沿本营四队巡视营房,见同志都已欲动。忽听二排那边鼓噪,急忙端枪往巡,却是二排长在查问革命同志金兆龙:“为何擦枪?”夺过枪去,又见枪中有子弹,喝问道:“你要造反吗?”
  金兆龙大叫:“老子就是要造反!”遂扭打起来。金兆龙道:“还不动手更待何时?”便有一同志用枪柄猛击那排长,那反动军官便要逃去,却值熊秉坤赶到,对着那排长,便是一枪。
  这便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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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29 18: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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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俘虏”都督
  1911年10月10日晚8时半,熊秉坤率领第8镇工程8营后队革命党人首先发难,起义士兵便都持枪在手。代理管带阮荣发督率少数军官闻讯来堵,又放枪威胁,打伤两个同志,起义士兵遂开枪打倒阮荣发,其余军官便都逃窜。熊秉坤集合起义队伍直奔楚望台军械所,那守卫楚望台的工程营左队革命士兵马荣等立即响应,便设法打开库门,取出子弹,分发士兵。这熊秉坤率队前来会合,占领了楚望台军械所。
  熊秉坤遂以总代表名义命令:“本军是湖北革命军,即以楚望台为大军营,金兆龙马上带兵去接应南湖炮8标,并掩护进城,然后进攻总督署。”
  临时参加起义者甚众,出现了随意开枪,难以指挥的现象。恰在这时,左队队官吴兆麟便出场,众人遂推吴兆麟来指挥作战,熊秉坤也非常拥戴他。
  吴兆麟字畏三,湖北武昌人,先后毕业于湖北武汉普通中学堂、参谋学校、军官讲习所。原本是日知会员,后来消沉多年,但在营中素有威望,且对革命活动暗中同情。他见众人恳切推戴,便同意临时指挥,部署进攻防守等,甚是周详妥当。
  金兆龙带兵出中和门至南湖,恰炮队已有准备,队官张文鼎等已与邓玉麟等接洽妥当,金兆龙一到,遂带领炮队入城,途中又与混成辎重营起义部队汇合,遇着城内吴兆麟所派第二批接应步兵,遂一路杀奔城内,至楚望台,吴兆麟又请炮队再去把留在营内的大炮拖来。
  蔡济民、方维等党人遂率队来楚望台汇合,陆军测绘学堂学生亦在党人代表李翊东带领下投入起事。
  各起义部队推举吴兆麟统一指挥进攻督署,布成步炮阵地,便由大炮射击督署,且轰击尚未起义的41标,促其响应。
  黎元洪10日晚一直在协司令部里坐镇。第21混成协各部将士大多出调外地。黎元洪接到驻守在武胜门外塘角之21混成协炮队营管带张正基打来的电话,告以同驻塘角的21混成协辎重队纵火起事,黎闻讯恐慌异常,令张立即扑灭,同时电话通知铁忠。他又想到要设法阻止城内本协士兵响应起义,于是命所属41标3营管带谢国超严防本营士兵行动,同时下令召集41标全体官佐到会议厅集合。
  黎元洪面色庄重地环视着聚集在会议厅内的官佐,宣布了三项命令:严阵以待,来则还击,去不追击。然后只说了两个字:“请坐。”他便一言不发地来回踱步。
  会议厅沉默了一个多小时,黎元洪接到督署电话:第21混成协工程21队、辎重第21队兵变。没过10分钟,得到21混成协驻塘角的炮兵亦变。继而又接到张彪电话通知,城内工程8营和右旗部队兵变,又不到半小时,听说第8镇炮标进城,在楚望台驾炮攻督署,城中大乱。约10点钟,瑞澄逃至楚豫兵舰,11时督署电话不通。
  黎元洪和41标官佐静坐着听会议厅之外的枪声、炮声、喊杀声,黝暗的夜空不时闪着火光。
  突然,41标士兵、共进会员邹玉溪夺门欲出,黎元洪当即开枪将其打死。约11点半钟,听到有人攀营墙高呼:“革命成功,同胞速出,去攻督署!”然后逾垣而入,为守者所执。拉到黎元洪面前,黎向此人猛砍一刀。由于用力过猛,刃折而人未死,仍高呼革命,护兵乱刃齐下,移尸沟中。被杀者是由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所派给各营送信并联络响应起义、攻打督署的共进会员周荣棠。
  黎元洪一连杀死两个革命党人,并未挡住革命党人的进攻。过了一会,隔壁30标留守兵枪声大作,势将及41标,黎指挥标兵,乘墙防之,他命令:“如人来攻我,则发枪击之!”黎见革命军势力强大,又下命令说:“不还枪,好言劝之。”见地的部下慌乱已极,再下令说:“如来攻我,退守营房。”
  起义军在蛇山的炮兵阵地和楚望台上的炮火交相辉映,呼啸的炮弹直向41标营房射来,41标的军士亦有哄动之相。
  黎元洪眼见大势已去,始令官佐各自回营,并最后训话说:“带兵出外避炮,如能维持,不负皇恩,是所至盼;更能维持到底,将来定予重赏;否则听其自便,余不能为汝等负责。”
  41标全体官佐一哄而散。
  41标革命党代表阙龙、廖湘芸在队官胡廷佐等人协助下,集合队伍,冲出了营门,直奔楚望台。
  起义军士臂缠白巾进攻督署。先头部队到督署东面不远,忽遇张彪亲自率领的队伍,在望山门城楼抵抗,进攻受挫。
  吴兆麟、蔡济民、熊兼坤等商量第二次进攻,定下放火之计,兼为炮兵射击参照,便令民众从督署周围撤走,日后赔偿所损房屋,民众则搬出油桶、棉花,自愿毁家,便把督署照得如同白昼。炮兵遂用排炮轰击督署与第8镇司令部。起义军组成敢死队,熊秉坤带队猛冲,督署遂为起义军所占。
  第41标起义队伍亦不甘人后,在队官胡廷佐等带领下攻下藩署,都是白银满库,胡廷佐下令封存守卫,有妄取者立斩,无人敢动。
  电报局、官钱局也相继拿下。张彪见大势已去,遂领残余兵将,出城渡江到汉口刘家庙车站喘息,城中残兵便都投降。
  黎元洪焦灼万分。参谋刘文吉、管带谢国超、执事官王安澜等劝他暂避他处。他便偕王安澜等至黄土坡刘文吉家。黎对刘说:“我身居协统,部下兵变,如革命党失败,我必受处分;若革命党成功,我能否逃命,不得而知。我有金钱几许,存于某处;田地若干,均有契据。更有金表一只,现款几何,暂为拜托。我若不幸,我之家属儿女,烦君照料。”
  黎元洪在刘家换了一身便衣,又偕王安澜一起至谢国超家。他在谢家辗转不能成寐,忆及平时积蓄,乃派伙夫回家搬运。
  伙夫从中和门内黎宅挑出了个皮箱,担任巡查的工程起义士兵马荣、程正瀛等见其神色慌张,怀疑是乘火打劫的窃犯,喝令止步,并声语要严加惩办。伙夫慌忙答辩,吐出真情。马、程二人连忙回楚望台将此情报告。
  11日拂晓,很多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纷纷聚集在楚望台坡下,集议下一步行动方案。吴兆麟、蔡济民等人都在场。
  蔡济民道:
  “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
  当时,革命党的领袖们:刘公隔绝在汉口,孙武炸伤,蒋翊武出逃,刘英远在京山,詹大悲、胡瑛在狱中,刘复基等被害,居正、黄兴、谭人凤、宋教仁俱在港、沪,杨时杰在京。起义各军领导人,均以资望浅,不敢出来负总的责任。蔡济民、吴兆麟、熊秉坤、李作栋、张振武等筹商,邀请原谘议局正副议长及议员前来开会,商讨地方政府组织事宜。
  议会会长汤化龙字济武,37岁年龄,湖北蕲水人,中过进士,担任过授法部主事、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后留学日本,归国后任湖北谘议局筹办处参事,被选为议长,1910年被推选为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主席,要求清廷召开国会,实行立宪,抨击皇族内阁,与谭延棪等发起组织“宪友会”,声明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他正为武昌兵变惊慌,闻说开会,很是没底。
  议长、议员来到楚望台,关于组织政府,便有人推举汤化龙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倒也知趣,知道手中无兵,都督如何能干。正在此时,马荣和程正瀛回来报告黎元洪去处,吴兆麟、蔡济民当即作出决断:“以黎在湖北负人望,且甚得军心,此时出任都督,最为适当。”
  吴兆麟同黎元洪有师生和同学之谊,当然拥护黎为都督。蔡济民政治上十分幼稚,又有单纯的排满思想,他种族界线清楚,而阶级界线模糊,却把都督位置让给属于革命对象的旧官僚黎元洪。吴、蔡当即派各军代表,偕同马荣、程正瀛率兵一排,前往谢宅迎黎。
  黎元洪闻起义军至,忙躲进床下,却被马荣识破,只得爬出来,端出协统架子叱责革命战士:
  “余带兵并不刻薄,汝等何事难余?”
  众人答道:“我等来此,特请公出主大计。从则生,不从则死。统领自择之!”
  黎知不可抗拒,只得由众人拥到楚望台。
  吴兆麟等派出一排士兵,列队鸣号欢迎。众人这才注意到黎元洪身着灰呢长夹袍,上罩一件青呢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背后仍拖着一条“豚尾”,一派颓败的前清官僚神气,面容沮丧,失去了平日作协统时的威仪。黎见到这个欢迎场面,无可奈何地向革命士兵笑了笑道:
  “各位辛苦!”
  吴兆麟等引黎至中和门城楼观战,黎见众人视线集中在远处的战场上,小声对吴兆麟道:“你为什么要革命?这是要全家诛戮的事。你学问很好,资格很深,你万不该与革命党共同革命,你若不革命,你在军队进级很易。请你快叫大众各回各营。事情闹太大了,更不得了。”
  吴兆麟小声回道:“我也是被众人挟来的。”
  马荣在旁,听黎元洪竟出此言,大怒。斥黎元洪道:
  “我们同志很抬举你,你反不受抬举,叫我们回营,待瑞澄派人来杀。你昨夜亲手杀了我们传信的同志周荣棠,我们尚未问你的罪!今请你来,仍是反对我们。你就是一个汉奸,我们就要杀你。”
  吴兆麟急忙喝止,对马解释道:“黎统领素来是很爱我们的,刚才所说的话,是关照我们,看我们同志太辛苦了,暂请回营休息,黎统领自有维持之法。”又低声对黎道:“请统领暂且容忍,因昨晚杀人太多,此时都是一鼓奋勇之气,稍不如意,即动手来,反于统领面子不好。”
  黎不再发言。吴又对黎道:“瑞澄自督鄂以来,措置乖戾,激起湖北军队全体革命,足证清廷无道,今闻瑞澄与张统制均已出走,仅统领一人在武昌城内。统领素爱军人,甚得军心。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只好请统领出来维持大计。”
  黎元洪听说督署已被攻下,瑞澄、张彪、铁忠逃走,武昌城全城已被革命党人控制,便临时集会,在了解了大致情况后冷笑道:
  “瑞澄、张彪统清兵水陆并进,何以抵御?海军军械尤犀利,不需10弹,此城将粉碎矣。汝等将退何处?依吾之见,汝等不若暂且回营,待吾往说瑞、张使不追究,何如?”
  革命党人大怒:“吾人革命,原不计生死利害,但尽心力而行之,虽肝胆涂地,亦甘之如饴也。统领意见,绝不可行。”
  黎元洪长叹一声:“我只老命一条,给汝辈玩掉吧!”
  革命党人决计在原湖北谘议局设址办公。蔡济民等与汤化龙等商定,起义军代表、黎元洪等去谘议局开会,组织政府。革命党人方维牵来一匹骏马,供黎乘坐。吴兆麟又派100名士兵护卫,熊秉坤、邓玉麟、李作栋、徐万年、马骥云等随行。
  会议正式开始,众人公推汤化龙为主席。因有人曾提议汤为都督,汤首先发言道:
  “革命事业,兄弟素表赞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成伟举。鄙见瑞澄自逃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等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助。”
  吴兆麟起而发言,表示赞成汤化龙意见,并补充说明武昌首义后,革命所处的有利形势,鼓舞大家必胜的信心,然后说道:“首义后,军、民两政实繁,兄弟拟请在座诸位同志、先生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系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
  众人拍手赞成。黎元洪答称:“此事体太大,务必谨慎,我不胜都督之任,请另选贤能。”
  立宪派人士汤化龙、胡瑞霖以及吴兆麟都婉言劝黎;革命党人蔡济民、张振武、李翊东更强迫其必须接受推戴,黎仍无动于衷。蔡济民拔出手枪厉声道:
  “事已至此,黎公再不允就,我等只有自杀,以谢同志,而慰死难诸先烈!”话音未落,突然有一人举刀自杀,血溅满座。
  原来是革命志士朱树烈试图以鲜血感动黎元洪,黎居然不为所动。一霎时,空气极为紧张,许多革命战士感到愤怒、焦躁。正在僵持之中,忽见李翊东手捧一夜之间写就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对黎说道:
  “请于都督衔下,署一黎字。”
  黎元洪吓得双手发抖,颤声道:“毋害我,毋害我!”
  李翊东大怒,手持长铳道:“汝絅颜事仇,官至统领,岂大汉黄帝子孙耶?罪不容于死,今不罪汝,举为都督,反拒绝之,岂非生成奴性,仍欲效忠于敌耶?余杀汝,另举贤能。”
  蔡济民、陈磊急忙劝止。黎元洪瑟缩不语。李翊东提笔代书一个“黎”字,并对黎元洪说:
  “余代为书,岂能否认乎?”
  众人鼓掌,表示称赞。然后把黎元洪关在谘议局楼上的一间房屋里,并派兵把守。黎元洪见此情景,思虑:革命党人把他当成囚徒,清朝又把他当成叛臣,无论哪一方都可以把他的脑袋搬家,故此整日愁眉苦脸,饮食不进。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在武昌城内广为张贴,这告示为六言文:
  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民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池。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示。
  告示是武昌城内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人们奔走相告,争先恐后地观看,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倩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武昌城内,人心为之大定,而残余的清吏、旗兵则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甚多。甚至汉口租界的外国人士闻讯,也大为惊愕:“想不到黎统领也是革命党!”逃散之陆军官长,闻黎公出任都督,多归附焉。
  汉口民众得知武昌起义成功,便急入监狱看望詹大悲,卫兵也不阻止,任由詹大悲等自由行走。汉口街面已乱,盗匪横行,詹大悲等急忙过江,找到蔡济民道:“你们如何在武昌闭城造反,不管汉口,请速派兵过江占领。”
  蔡济民等深觉有理,便派军队随詹大悲过汉口设司令部。革命党人群集詹大悲身侧,遂成立汉口军分府,出示布告,共推詹大悲为分府主任,何海鸣为副主任。当夜藏在汉口的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发动42标一二营,在汉阳、汉口行动起来,赶跑反动军官,举在狱中的党人李亚东为汉阳知府。武汉三镇,已经光复。
  黎元洪被软禁在谘议局,闭目不语,实乃木偶尸居,不画一策。革命党人的本意是借用黎的空名来镇定人心,并不需要黎负任何责任和过问事情,所以当蔡济民、邓玉麟、王宪章、吴兆麟等人看到黎的态度如此顽固,毫无转变立场的表现,即决定举行会议,成立谋略处,负责军政大事,实即军政府的决策机构。会议推蔡济民为谋略处负责人,其成员还有吴醒汉、高尚志、张廷辅等,共15人。谋略处遂议决:都督署设在谘议局;废除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
  用都督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革命军旗为18星旗;军政府暂设机关四部:参谋部、军务部、政务部;设立招贤馆。谋略处又派出刚出狱的胡瑛为外交部长,带军政府照会过江会见各国驻汉口领事,洋人们原来不知底细,至此才知局面。此时军情却也紧张,武汉革命军不足3000人,清兵必将很快南下,谋略处遂定扩军四协,退伍老兵通知归营。
  蒋翊武长衫短发,满面风尘闯进设在谘议局的谋略处,众人大喜,急道辛苦。原来蒋翊武那日从小朝街机关逃出,拟至京山县找会党首领刘英,伺机再举。于途听说武昌革命党起事,遂折身回返,一路奔回,却是3天3夜工夫。
  黎元洪不言不笑,不进饮食,终日正襟危坐,形同偶人,人皆目为泥菩萨。黎元洪的执事官王安澜看见黎每天不食不语,心里着急,惟恐饿坏了这位他跟随多年的黎协统,便把黎的情况报告了军政府的革命党人。
  几位革命同志商议,都说黎如此反对革命,终日忧闷,饮食不进,若真饿死,岂不麻烦!当时在座的陈磊道:
  “我想黎元洪是故意装模作样,他以为革命难以成功,一旦失败,他则求请政府原谅,或者再谋做官;如果革命成功,他则享受元勋。此时假装愁闷,其心正在计算。不然,他果忠于满清,何以当初晚间不死?”
  都督府警卫司令甘绩熙起而支持陈磊:“黎元洪这个态度,甚是可恼!我们真看不来!依我愚见,不如用手枪扣了完事!”
  说着,陈、甘二人提着手枪便朝黎元洪的房间走去,其他革命党人连忙劝阻,争说不可如此激烈,以致外间有所藉口。甘绩熙遂改口道:“我纵不扣死他,亦要他决心。”说罢推开黎元洪的房门,其他同志亦随着进去,甘对黎道:
  “黎宋卿先生,我们汉人同志,流血不少,以无数头颅换得今日成绩,抬举你为都督。你数日来,太对我们同志不起。我对你说,事不成,你可做个拿破仑;事若成,你可做个华盛顿。你很讨便宜的,你再不决心,我们就以手枪对待!”
  黎元洪这时头脑似乎略觉清醒,慢条斯理地道:“你年轻人不要说激烈话。我已在此两日,并未有什么事对你们不起。”陈磊道:“你的辫子尚未去!你既为都督,该做一个模范,先去辫子,以表示决心。听说你自到了谘议局,茶饭不进,你未免太着急了。我今有一言奉问:现在是民国了,你若尽忠民国,你就是开国元勋;你若尽忠满清,你就该早天尽节。二者必居其一,何以如此装模作样?你非才智胜人,即你不干,以中国之大,汉人之多,岂无做都督之人耶!望你三思,不然,恐同志等不容汝也!”
  这时蔡济民等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劝他剪辫子。黎连忙道:
  “你们再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去辫子,我早就赞成。我前在营内并下过传知,谓:愿剪发者,则听其便。你们明日叫个理发匠来,将我的辫子剃去就是。”
  讲话间,起义士兵丁仁杰和刘度诚二人一起当即给黎剪去了辫子,现出圆圆的光头来。蔡济民毕竟是20多岁的青年人,竟抚摸着黎元洪的光头开玩笑道:
  “都督好像个罗汉!”
  黎元洪苦笑道:“有点似弥勒佛。”
  黎元洪所以转变了态度,是他看到残余的反革命势力逐步被清除,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尤其是他听到起义炮兵1营、步兵1队在武胜门外两望一带阵地上,同停泊在长江的楚豫(瑞澄在此舰上)、楚材、江清各兵舰炮战约2小时,楚豫、江清两舰被击伤,敌舰向长江下游败走,这对他震动颇大。他向来迷信清政府的海军实力,今见清朝海军竟败于革命军之手,可知清朝的前途不妙,于是态度方始有所转变。
  另有文字记载,正当黎元洪心情郁闷,自杀未遂的当口,黎家老仆来到都督府,欲面见黎元洪,卫兵不许其入内,老仆遥对黎元洪喊道:“如夫人劝主公降”,自是黎持两端,不坚欲殉节。这未免夸大了如夫人的作用了,那如夫人,即是黎元洪以3000元买的妾危文绣是也。
  其实,在革命党人中,反对黎元洪做都督的不乏其人。革命党领导人张振武见黎元洪态度仍无改变,主张杀掉他,以吴兆麟为都督,李作栋、陈磊赞成,但吴兆麟坚执不肯。又有一些革命党人见黎元洪态度顽固,主张罢黎元洪都督职,以黄兴易之。赏叙长李翊东力持不可,谓:
  “黎名为都督,实则俘虏,以黄易之犹如反掌耳。然窃以为不可,盖黎厚重知兵,为人望所归,一旦去之,恐摇动人心,招致内乱,则为敌所乘,其害可胜言哉。且黎氏为吾人所立,旋又去之,将何以取信于人,而招致天下士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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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29 18: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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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武汉血战
  士兵们给黎元洪剪了辫子,天真的革命党人以为黎元洪真的拥护革命,便欢呼雀跃,燃放鞭炮庆贺。其实,黎元洪之肯于此时剪掉辫子,是因为他看出武汉三镇已归民军掌握,瑞澄经此炮击,谅不敢再有举动;纵然再来,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至于张彪盘踞在汉口一隅的刘家庙,手无实力,更是掀不起风浪。革命形势日有发展,他想就任新职,以迎合革命潮流。但又不肯明说,只好借剪辫子为题,来表示他转变了态度。
  当晚,在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黎元洪当众慷慨宣布:
  “我对于革命,自11日至13日上午,犹未下决心,此际心已决矣。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倒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但革命必须有充分武力。同事中多不明宗旨,临时走避,各位赶快通知他们,即速前来,以便扩充军队,准备战争,尤其老兵不得有逃走思想。品行端正或操课兼优者,概以军佐委任。拟即建议派员往说张彪回来,我让都督席位,使他仍为我等之长官,兄弟愿往前方督师作战;张彪如执迷不悟,就是我们的敌人,我认为革命成功,有十万分的把握。时间匆促,不多说了。各位回去尽其职责,速召集旧同事前来,鼓励士兵,不使士兵有逃脱思想,这是目前要紧的任务。”
  听了黎元洪的讲话,诸人欣喜若狂,会场之中,掌声雷动。这表明黎元洪正式承认他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了,从此要就任了。
  就在黎元洪公开转变态度的次日,那谭人凤、居正自上海来到武昌,他们带着一大包手枪,于途已知武昌大势,即奔谘议局,一到即由蔡济民介绍与黎元洪见面,黎元洪即现出一幅可怜相道:
  “革命二字,从未闻之,今强制我于此,岂非意外之事?”
  黎元洪接任都督的最初一个时期,不知究竟同志若何?团体若何?事机若何?处处谨慎从事,凡事不多表态,现出一种莫测高深的模样,他窥视对革命别有用心的旧官僚、政客,招引他们向革命党人开展夺取军政府的大权,他的盟友便是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汤化龙、胡瑞霖等人趁机向黎元洪靠拢,他们急欲设法使黎元洪真正掌握都督实权,排挤革命党人。
  谭人凤、居正来武昌之后,对湖北军政府的状况颇不满意,使黎元洪有了操纵大权的机会。当时军政府既要招军、组编军队,组织迎击敌人;又要处理政务,发布各种函电、文告;制订各种政策、纪律;安置各方来投靠的人;处理各种矛盾等等,真是繁忙混乱到了极点。加之首义诸子,大抵年少气盛,动机虽正,计事实疏,既难容人,又轻于动作。故军政府成立后,一切措置,颇有未尽之处。谭人凤、居正目击军政府整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片喧闹,混乱非常,觉得有必要重新整顿军政府,以加强军政府的职能。居正首先想到的是加强都督的权威,因为有许多革命党人着实瞧不起黎元洪,虽然拥戴他为都督,但对他既推重而又加以贱侮,甚至插刀拍案,嘲弄辱骂,居正颇虑主帅徒拥虚名,无以整肃三军。
  汤化龙、胡瑞霖等窥破居正的心思,便在军政府大造舆论,说武昌起义乃“汤武革命”,必须举行隆重仪式,以示顺天应人。建议仿照古礼,筑坛祭天,以昭示光复大义,并祀列祖列宗。
  居正赞成此议,因与谋略处商议,在阅马场“设坛场,具礼仪,请都督誓师”。
  黎元洪身着军服,骑马来到帅台,各军举枪向都督致敬。然后,都督率各高级将校升坛面南。台中设黄帝神主,摆香案,置玄酒、太牢(以小黄牛代),两旁旗剑分列。先由都督率众将校面对香案跪下,行免冠四叩礼,继由都督亲读祭文。然后由谭人凤代表同盟会向黎授旗授剑,接着便是黎元洪慷慨誓师。
  一时台下欢声雷动,全军举枪,三呼中华民国万岁!4万万同胞万岁!黎都督万岁!黎元洪威风空前,兴奋异常。随即请居正演讲同盟会革命之精神及创立民国之意义。居正大声疾呼,听众鼓掌。最后黎元洪下台阅兵,绕场巡视一周。
  如此用封建帝王祭天的古老形式来树立黎元洪的权威,埋下了辛亥革命最后失败的种子,对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资产阶级革命志士,不啻是一种污辱。
  瑞澄仓皇逃出武昌,登上楚豫兵舰,连夜给清廷发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叛军占领省城,速派知兵大员率领北洋第1镇劲旅,多带枪炮,配足弹药,刻日乘坐专车来鄂剿办。”清廷接到奏报,犹如晴天霹雳,惊恐万状。下令将瑞澄革职,命陆军大臣荫昌为第1军军统,统率约一镇兵力迅即南下剿办;另加派北洋悍将、军谘府正使冯国璋为第2军军统,统率约一镇兵力为预备队,又令河南巡抚宝芬就近调派第52标张锡元统率两个营前赴汉口,与张彪残部汇合。
  黎元洪不听谭人凤等人的劝告,以“新造之卒军械不完备、战斗力薄弱”为词,遂不出兵。谭人凤见黎对战事一再延宕,焦灼万分,遂邀集部队军官入都督府,对大家说明形势危急,决定一致胁迫黎元洪下攻击令,倘再犹豫,欲为清廷作留守,当以手枪饷之。黎元洪命令旧军官原第2协统领何锡蕃为汉口前线指挥官,率革命军1300余人向刘家庙之敌发起进攻。
  由于革命军斗志昂扬,士气旺盛,作战极为英勇;人民群众热烈支援革命军,一般军民均不畏死,面对清军,大有灭此朝食之慨。10月18日攻打刘家庙首战告捷,打死清军400余人,伤者更多。拆毁京汉铁路十余丈,使载有两标清军的一列火车脱轨,清军死伤枕籍。19日革命军出动3000人,胜利占领刘家庙车站,清军丢盔弃甲,向北溃退至滠口三道桥以北,遗弃载有粮食、弹药、被服等军需物资的列车约10余辆。
  攻占刘家庙之后,本应乘胜前进,驱清军于汉口郊区以外。可是在何锡蕃指挥下,仅追敌至三道桥而止,使清军得以在桥北设防固守,以后革命军队再想通过三道桥,进攻滠口之敌,遭到桥北敌军机枪猛烈扫射,伤亡惨重,越过三道桥的可能性不大,只得退回原来的阵地。
  清军大部陆续南下,北洋军第4镇和第2镇的第3协共2万多人,已经布置在孝感、祁家湾、滠口一带,并从北方运来了大批退管炮和马克心式机关枪等新式武器。清廷正在准备起用袁世凯,袁的头号大将冯国璋已取代了荫昌,在孝感设立司令部,直接指挥对汉口的进攻。
  黎元洪任命旧军官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指挥官。不久革命军又加派张廷辅统率的第4协、熊秉坤统率的第5协、蔡德懋统率的炮兵第2标和方兴、马荣统率的敢死队增援汉口。所以从26日双方战斗又激烈起来。
  27日、28日两天的激烈战斗,革命军伤亡达2000余人,清军死伤人数大致与此相当。
  正当汉口前线紧张鏖战之时,探悉前线总指挥张景良(投黎元洪的旧军官)在汉口后城马路与原第8镇正参谋官刘锡祺密商暗害革命军阴谋。汉口军政分府负责人詹大悲亲自审讯刘、张二人,证实刘确为清军奸细。詹大悲认为此二人非处死不可,遂报告黎元洪,请示办法,黎命将二人解至军政府审问。詹大悲对黎不放心,认为若把张、刘解到军政府,一定会“从宽赦免”,甚至会受到重用,便在汉口江汉关将二人枪决,枭首示众。
  正在汉口战役进入极端艰苦的危难时刻,国内同盟会主要负责人黄兴偕宋教仁、田桐、李书城等由上海抵达汉口,渡江抵武昌。
  武昌起义时黄兴正在香港,得到消息后,立即回到上海,并作出即赴武汉的决定。这位以领导历次武装起义着称、为民主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功臣的到来,使武汉军民为之一振。黎元洪更感到如释重负,对黄、宋抵鄂,亦喜形于色,对这两位同盟会领袖的态度,备极谦恭。
  黄兴片刻不曾休息,即与各方面负责人集议汉口战事。经商谈后,知汉口形势已然危急,难于从根本上扭转局势,但见士气可用,加上革命同志的积极主战,便不计个人利害,自告奋勇,率师督战,得到革命党人和军政府各方面负责人的一致赞同,遂公推黄兴为总司令,到汉口组织反攻。
  黄兴偕居正、田桐、蒋翊武、胡瑛、蔡济民等率队渡江。临行时,黎元洪告诫诸将曰:“诸事惟黄先生之命是听!”诸将皆敬诺。
  黎元洪为安定人心,命人赶制1丈2尺长的“黄”字大旗两面,一面由领队人高举前导,使武汉人民都知道黄兴到汉口督战;另一面插在总司令部的门前。表示黄兴在此,借以振奋军心。
  黄兴等来到汉口前线时,军民已退至汉口中心区。黄兴对众人道:“如不急谋进攻,包围圈会越缩越小,形势将愈形危急。”于是决定将援兵分成两部,采取攻势。背负长江、汉水,只能背水一战。
  黄兴尚未部署完毕,即接到报告,清军已进至六渡桥,炮兵2标统带蔡德懋、第4协统领谢元恺阵亡,敢死队长马荣、工程队长李忠孝战死,何锡蕃受伤。马荣尸体被清军剥肤剖心。黄兴闻讯大怒,立即带领江防军出战。
  清军闻黄兴名,俱胆落。黄挥队猛扑,清军反奔,直追抵刘家庙。
  但由于敌军武器精良,且军队人数众寡悬殊,革命军对失去阵地虽得而不敢守,仍退回原地防御。
  冯国璋到达汉口前线,亲临指挥。他竟凶残地传令各部清军火烧汉口。繁华的汉口市区成为一片火海,坚持巷战的革命军被迫节节后退,11月1日下午退往汉阳,当天夜间,汉口终于沦陷敌手。
  汉口战事结束,汉阳之战开始。
  经过汉口战役的殊死战斗,革命军人数锐减,调到汉阳的兵力,总数不足5000人,另有湖南来援的两个协,总共亦不过一万三四千人。来自湖南的两个协援军,是训练精良的新军,和那些汉阳前线作战的衣衫褴褛,装备低劣的新募士兵大不相同。他们的到来,使汉阳的守军增添了信心,黄兴十分高兴。
  正在这时,在武昌的一些同盟会会员讨论让黄兴取代黎元洪作为湖北军政府的首脑问题。
  同黄兴同来的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田桐、李书城等,以及湖北革命党人居正、蒋翊武、杨王鹏等人力主拥护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地位和职权均在黎元洪之上。11月2日晚,宋教仁、居正、田桐等部分党人及军政府有关人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居正提议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拥护。但是,那旧派人物吴兆麟却提出反对意见。他站出来滔滔不绝地罗列了6条理由,反对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
  革命党人不敢坚持原则,在辩论中显然也没抓到要害,他们既不敢公开揭发黎元洪、汤化龙等排挤革命党人的反动企图,又不敢公然为革命争夺领导权。相反,吴兆麟强调更换都督将引起军队内部分裂和帝国主义干涉的指责,倒是触动了革命党人的隐忧。吴兆麟这么一说,宋教仁马上退缩了,于是大家决议,推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军队均听其节制调遣。
  对战时总司令的职权和出任方式又出现了争论:党人主张与黎元洪分权,总司令的名义由“公推”产生,不经黎元洪委任。旧派人物则以“统一事权”为理由,力主由黎元洪委任。那汤化龙、胡瑞霖道:“黄兴由黎元洪委任,就是团结一致的最好机会,不可更张,以生内乱。”这种主张获得通过。
  次日,黎元洪以最高权威、开国元勋的身份,在武昌阅马场“拜将台”上,效法汉朝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的印信、委任状和令箭。
  黄兴在坛拜将典礼后,即于当日率领有关人员渡江,在汉阳西门外昭忠祠设战时总司令部。在筹划战守方针时,军政府参谋部副部长吴兆麟、军务部部长孙武同战时总司令部黄兴、李书城等发生分歧。黄兴、李书城等人主张乘汉口清军立足未稳,集中兵力反攻汉口,而对于孝感、新沟、蔡甸一线,则凭坚固守。吴兆麟、孙武则认为民军新兵多,缺乏大炮、机枪,且汉口挫折后,元气尚未恢复,只能凭借汉水固守汉阳,以疲清军而待各省响应。
  由于黄兴没有采纳吴兆麟的意见,吴便到都督府向黎元洪反映,希望黎能亲自出面阻止黄兴。黎元洪沉吟道:“据黄兴派李书城来言,现在攻击计划已定,颇有把握,我亦不便阻止。”
  黄兴也到武昌见黎元洪道:“现在各地纷纷响应,宣布独立的省份已超过全国半数以上,如能攻下汉口,起义的省份将更多,清廷势不能支,非垮台不可。”那黎元洪对黄兴的说法心里虽不尽然,表面上却唯唯称是。
  反攻战斗非常激烈。16日下午,队伍待命出击。当晚,他们渡过汉水,胜利地建立了滩头阵地。但是,遇到了敌人的猛烈抵抗,经过24小时的连续战斗,革命军损失惨重,800余名伤亡。黄兴在撤退中也几乎丧生。一个敌兵在离黄兴很近处准备向他开枪,被跟随黄兴的日本友人萱野长知发觉,向黄报警,黄兴迅速转身,一刀把那个敌人砍死。这次反攻失利,使黄兴极为沉痛,几不欲生。
  黎元洪派蒋翊武到汉阳慰勉黄兴,谓汉阳有襄河之险,且系武昌保障,仍要固守。此时之败不足虑也,一俟各省援军齐到,再图恢复可耳。
  黄兴召集军事会议,确定凭借汉水之险,固守汉阳。从此,革命军完全处于被动的防御地位。
  在革命军谋攻汉口之时,清军除留主力部队守在汉口龙王庙至玉带门一带防止革命军强渡汉水外,另派出两支部队迂回进攻汉阳。琴断河以东,依次密布着美娘山、仙女山、锅底山、扁担山、汤家山和磨盘山,居高临下,形势险要,成为汉阳城两侧的天然屏障。革命军在这一带设置了防守汉阳的一道防线。但是,冯国璋调动了3万人的精锐部队向汉阳发动了进攻。从21日至26日,革命军同清军双方为争夺这一带险要山地而展开激烈的战斗。革命军付出重大牺牲,与优势火力的清军展开艰苦的拉锯战,几个山头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最后终于落入敌手。25日,湖南援军第1协统领王隆中擅自率部撤离前线,后又擅自率部潜回湖南,第2协统领甘兴曲,则率部退往湘南岳州。
  黄兴见湘军既撤,汉阳形势危急,恐兵工厂为敌所用,经大家议决,暗将兵工厂一切紧要部件及所余枪枝弹药搬运武昌储存,以免资敌。
  27日凌晨,清军突破十里铺防线,沿大道向汉阳城推进。同时,汉口清军也由硚口渡过汉水,进占钢药厂、兵工厂,并夺取龟山炮台。
  黄兴逐日至前线亲自督战,每日敌炮落在咫尺,不为所动,随从人员辄强拽以避。其英勇如此。黄兴看到败势已不能挽回,愤不欲生,黎元洪派人来劝慰,并请回武昌休息。
  黄兴于27日渡江回武昌,革命军也全部撤回武昌,汉阳失守。
  黄兴在军政府会议上报告了汉阳失利情况及原因。最后,他说道:“为今之计,只有弃武昌而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黄兴说完,黎元洪立即站起身来,表示赞同,并征求众人同意。
  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老日知会会员、同盟会会员范腾霄起立发言:“武昌关系全国,不啻如人身之首脑,首脑有失,民国生命岌岌危矣。如弃城不守,风声所播,敌即欲入武昌而可得,是自绝也。我无数流血志士艰难缔造之新起民国,其血食将由此而斩!”
  范腾霄又从战术上分析了汉口、汉阳虽失,武昌仍旧可保。他最后高呼:“敢大胆请诸君一决,赞成死守武昌者,起立举手!”
  话未毕,全体齐举手,欢声雷动。大家纷纷表示:“头可断,武昌不可弃!”军务部副长张振武拔出手枪,大声喝道:
  “倘再有言退者,即杀之!”
  黄兴只好放弃己见,约同李书城、田桐一起回上海而去。
  黄兴是否真的提出放弃武昌,败走南京的计划,已不可知。有人分析认为,黄兴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计划,因为武昌、南京相距遥远,这样的长途军事行动,既乏补给,又缺交通运输工具,又可能遇有敌人途中袭击的危险,是个不可能实现的冒险计划。那么,为什么又有黄兴建议撤军武昌的说法呢?有人认为,这是湖北某些军阀政客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挑起人们对黄兴的恶感而蓄意捏造的。
  黄兴在汉口和汉阳之战中,在众寡悬殊形势下,率领革命党人舍身捐躯,竭智尽力,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在坚守汉口的日子里,有5个省脱离清朝,在坚守汉阳的日子里,又有10多个省宣布独立,黄兴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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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29 18: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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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龙头大哥”
  武昌首义之后12天,湖南第一个起来响应。湖南起义的领袖便是24岁的焦达峰。
  焦达峰原名大鹏,字鞠荪,湖南浏阳人。15岁时毕业于南台高小,经姜守旦介绍,加入洪福会。华兴会成立时,他又参加过同仇会,从事联络会党工作。18岁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肄业,并加入哥老会,受反清思想影响,倾向革命。1906年赴日本,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旋加入同盟会。湖南萍浏醴起义时,奉黄兴之命回国,任浏阳会党领袖李金奇为联络参谋。因遭清军突然搜捕,李金奇落水而死,焦达峰逃回日本。次年被推为同盟会调查部长,专任联络各省会党事;同孙武、胡瑛、张百发、邓文辉等在东京创立共进会,改同盟会“平均地权”纲领为“平均人权”,主张在中国长江流域地区,联络会党发动起义。黄兴对成立共进会不满,问焦达峰:“何故立异?”
  焦答曰:“同盟会举趾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
  黄兴道:“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
  达峰笑道:“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
  我功盛,公亦当附我。”
  1909年,焦达峰回国,在长沙建立湖南共进会总机关。他在浏阳县召集湘阴、平江、萍乡、万载、长沙、醴陵、浏阳等县的洪门会的“龙头大哥”30余人集会,经龙头大哥们抬举,焦达峰便成了“穿靴子上山”一步登天的“龙头大哥”,成了会党首领。
  焦达峰原与学界有紧密的联系,现又同会党有很深的关系,他有这两方面的条件,遂成为重要人物。
  1911年10月,长沙新军酝酿起义。
  最早在湖南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的是刘文锦。1909年刘文锦从保定速成军官学校毕业后到南京会见其兄、同盟会会员刘承烈,在那里结识同盟会会员邹永成。邹永成是湖南新化人,原是华兴会会员,后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奔走于湘、桂、鄂、赣、苏、皖各省,从事革命活动。1909年到苏州任新军第23混成协管带,在军中联络了不少同志,被清廷发觉,逃到南京。刘文锦在邹永成影响下,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在南京别后,刘文锦到长沙进新军25混成协。邹永成赴日本留学。次年下半年,邹永成同谭人凤、宋教仁在东京密议加强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邹永成便回湖南,在长沙见到刘文锦,刘已是马队排长。邹便把东京商议的计划告诉他,要他在军队中设法组织革命党。邹永成还介绍吴任到新军当文案,暗中帮助刘文锦。
  刘文锦在新军中组织革命党,发展很快,他把25混成协的革命同志严密地组织起来,标有标代表,营有营代表,队有队代表,排有排代表,棚有棚代表,都由目兵担任。除了刘文锦、吴任之外,没有官长。虽然有几个官长在日本留学时也曾加入过同盟会,但恐人一做官,思想便不免动摇,所以索性不让他们知道。
  1911年2月,谭人凤、刘承烈、谢介僧等来长沙设立起义机关,邹永成派人送信给刘文锦,要他同谭人凤联系。谭人凤约集文斐、刘文锦、陈作新、吴任、曾杰、文经纬、龙毓峻等人开秘密会议,推刘文锦负责军队的起义,文斐等负责学界鼓动,焦达峰、杨任、谢介僧等联络会党,龙毓峻筹集经费,文经纬在铁路协会与士绅联络。由于焦达峰当时在武汉,谭人凤便赴武汉同他商议。
  刘文锦便在长沙天心阁三棱召集新军各标营代表开会,25混成协的步、马、炮、工程、辎重等队代表安定超、徐鸿斌、刘安邦等五六十人参加了会议。刘文锦道:
  “清政不纲,国土日削,我辈为救亡图存光复祖国而革命,必须群策群力,方克有济,幸勿稍怀疑惧。”
  话毕,旋即对江宣誓,共约死生,并由各个自行认定担任联络。
  抚院探目汪子林、探兵刘宏德等在天心阁二楼喝茶,见到刘文锦召集这么多军人在楼上集会,便产生怀疑。会散后,找人打听,便有与会者年少气盛,言词间不免有所流露。汪子林等立刻向湖南巡抚杨文鼎报告。杨文鼎大惊,即同协统萧良臣密议,认定刘文锦是“乱首”,但又怕在湖南动手杀害,会激起兵变。于是设计派刘文锦到北方买马,暗中嘱湖北新军统制张彪在途中把他杀掉。他们找马队管带张翼鹏前去商议。张在日本曾加入同盟会,托称刘文锦早已因酗酒滋事而被撤职,张又暗中通知刘逃走。
  刘文锦脱离部队,去武汉。刘出走后,萧良臣又亲自到各营房大事搜查,没有得到证据。杨文鼎还想杀马队头目数人,以止乱源。张翼鹏道:
  “这事未获实证,枉杀恐激起变乱。”
  49标2营管带陈强亦是在日留学时加入同盟会的,也暗中帮助被侦探出在天心阁开会的目兵张海斌、徐鸿斌逃走,并嘱安定超、丁炳尧二人转告,叫他们各自小心,相机行动。由于张翼鹏、陈强两位管带暗中掩护同志,革命势力就一天天壮大起来。
  湖南同盟会会员多在学界。在5月的铁路保路风潮中,又有湖南绅商学界的文斐、文经纬、龙璋、粟戡时、易宗羲、左学谦、黄瑛、姜济寰、曾杰、常治、龙铁元等发起组织铁路协赞会,以贾太傅祠为会址,掀起保路高潮,其中既有革命党人,又有立宪派人。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协手合作为湖南起义打下基础。
  刘文锦亡命武汉,对湖南的起义仍积极筹划,曾多次秘密函电湘中同志计划一切,但因那些大多数学界中的同盟会员们不主急进,没有收到效果。于是,刘文锦又把活动目标直接转到新军中去。他写信给马队的党人刘安邦转告各位同志:“加紧组织,趁四川铁路风潮,即速起义。”
  刘安邦在城东清水塘召集会议,到会者有200余人。刘安邦宣读了刘文锦的密函;各代表报告了工作进展状况,决议加紧宣传联络工作,务使全协目兵接受。会后,各代表分头去作,新军中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被开除的徐鸿斌又投入中路巡防营当哨官,把革命火种撒向巡防营中。
  焦达峰同刘文锦在汉口相遇,刘以湖南军队中的组织相告,并写了秘密函件,介绍焦达峰到长沙,找安定超、刘安邦、熊光汉接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入长沙,湖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跃跃欲试,正苦于缺乏领导时,焦达峰带着刘文锦的介绍信返回长沙,即与安定超、刘安邦、熊光汉见面,又召陈作新、丁炳尧、徐鸿斌等相见。焦达峰道:“奉同盟会命特派来湘联络同志响应武昌起义。”那新军党人听命于刘文锦者,转而瞻焦达峰之马首矣。焦以甫行到湘,初次接洽,对新军之能否任此艰巨尚无把握,因言已于浏阳、平江方面联络洪门会多人,并购有手枪炸弹,须俟人械到齐,再与新军联络发难。
  湖南巡抚余诚格刻意防范,与司道黄忠浩密谋,将新军分调各府州县驻扎,以散其势。又将驻各府州厅县的巡防队兵弁,拨回省城,听候调遣。再派多员稽查新军各兵士往来函电,凡新军函电概由稽查员拆阅,先行登记,不准径交兵士,各兵士亦不准擅发函电。
  已是防不胜防,湖南的立宪派也积极行动起来。
  湖南政学各界占有最大优势的是立宪派的首脑人物谭延颛。那谭延墀字组安、组庵,号畏三,31岁,湖南茶陵人,是原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儿子,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1909年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次年因长沙抢米风潮事,对湖广总督瑞澄、湖南巡抚岑春萱诿过于人不满,曾以谘议局议长名义致电军机处、遭清廷申斥,渐生怨望。后赴北京,参加立宪派联合举行的第三次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他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任主席,并与汤化龙等发起成立“宪友会”。他号称“文武全才”,有着很高的社会声望。
  湖南立宪派因独占谘议局地盘,可以公开活动,连官府也不敢奈何他们。武昌首义一举成功,湖北立宪派汤化龙等人参加湖北军政府,给他们很大震动。武昌首义的第三天,蒋翊武派蓝综、庞光志拿着他的介绍信来长沙联络,由阎鸿飞陪同,见过谘议局的左学谦和常治等人。他们便并设法多方同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在李藩国家中找到了陈作新。
  陈作新字振民,湖南浏阳人,他本是个文人,曾捐了监生去应乡试,没有及第,作过家庭教师。1899年随唐才常在湖南联络会党,准备起义。1902年入湖南弁目学堂学习军事。后加入同盟会。毕业后任新军25混成协炮队兵营排长,旋改步兵49标排长,因倡言革命被撤职。1909年该协创办随营特别班和测绘班,他任教官。次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时,他对管带陈强道:“报告管带,机会到了,我们拥护管带。”
  陈强问道:“陈教官讲什么呀?”
  “管带在日本留学很久,自然知道的,不用我多嘴。”
  陈强大惊,心想这人如此冒失大胆乱说,必会弄出事来,就装作不懂,喊道:“护兵,陈教官喝醉了酒,送他回去。”便借故辞了他的职。
  陈作新失业后,便到李藩国家里教书,新军里的目兵同情他,常找他聚谈。陈作新自称和同盟会领袖孙文、黄兴是拜把兄弟,又是湖南革命十领袖之一,云云。
  立宪派黄瑛、曹惠邀陈作新到自治公所商量。陈作新放言高论:“湖南如果要响应武昌起义,新军由我负责,只是巡防营和会党须与焦达峰商量。”
  立宪派人求文经纬、易宗羲介绍认识焦达峰,约他到贾公祠见面。焦达峰正在运动各界参加起义,毫不犹豫地同立宪派商定,由他担任联络会党的任务,惟以清室铁桶江山,不易破毁,仍主张采纳烧毁教堂洋行,捣毁学校之手段。文经纬、易宗羲力劝勿扰乱秩序,以至垂涕。
  立宪派人对陈作新不够信任,认为此人爱说大话,常信口开河。陈作新虽说过“新军由我负责”,总觉得陈作新不为新军所信,事体重大,若仅恃陈一人接洽,未能坚信,乃托陈直接间接转知新军士兵,派代表接头,以便互相认识,利于行动。于是,陈作新就邀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安定超到福寿楼与政商学各界代表黄瑛、左学谦、黄翼球等见面。安定超是刘文锦离开后新军中革命党的核心人物。
  安定超同邹永成商量是否去同立宪派人见面,邹永成道:
  “此辈是临时投机的,最不可靠,我是决不去的,你们去时也得小心些,不要上他们当。”
  40余人来到福寿楼聚会,先有着天青团花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的焦达峰,次来者陈作新,那些长袍短套、不伦不类的代表也陆续来到。
  士绅们问焦达峰:“浏阳可到多少兵马?”
  焦答曰:“至少2万人。”
  “进城时有什么标识?”
  “青衣青包头。”
  “带来多少炮火?”
  焦达峰毫不在意地随口答道:“没有炮火。今日局势,只须10个洋油桶,10挂万子鞭炮,即可将抚衙门攻下。”
  有人突然发现抚署的侦探唐满老鸦正坐在这家茶馆里,会议中途散去。焦达峰即去浏阳联络会党。
  次日,陈作新邀集部分新军代表到小吴门外义冢山开会,30余人到会,推安定超、刘安邦、徐鸿斌分别指挥新军。巡防队于10月20日起义,由成邦杰等通知哥老会响应。
  10月18日,焦达峰返回长沙,因他联络的会党未到齐,便召陈作新、安定超、文经纬、易宗羲、吴作霖、徐鸿斌、左学谦、阎鸿飞、成邦杰、粟戡时、黄瑛、文斐等100余人在贾太傅祠体育学堂开会,决定21日起义,由炮兵营举火为号。
  21日夜始终未见火光,原来清军防范很严,炮兵营没有举火机会,没能起义。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是急不可耐,在营士兵不论白天晚上,操场讲堂,三五人一碰头,议论纷纷,群情激动,有一触即发之势。官长对各代表外出不敢过问,对于在营士兵的议论也不去管,偶尔碰到,则装作不闻不见,悄悄地走开。
  湖南巡抚余诚格知道新军不可靠,就同主持湖南全省营务处兼中路巡防营统领的黄忠浩商量,将巡防营的枪、炮、子弹都收缴存军装局,每营只留10小箱,作警卫之用。新军的子弹已收缴,新军部分部队已调驻岳州、临湘、宁乡、盖阳等地,各县的巡防队15营则调防省城。
  黄忠浩有“小诸葛”之称,他由文人而任武职,足智多谋,余诚格对黄倚之若长城,军事悉取决焉。黄同绅商学界都有广泛联系。立宪派人甚至曾想拥他当湖南都督。他最初心存观望,派心腹去武汉侦探革命军是否取得武胜关,如果取了武胜关,他便响应,否则便帮清朝“戡平祸乱”。侦探回报武胜关仍在清军手里。21日起义没能发动,次日上午,余诚格、黄忠浩便听到消息,商量用大炮对新军营房轰击。
  安定超21日夜未见火光,认为事情已迫不可缓,于22日拂晓向前来报告消息的炮队同志李金山道:
  “汝速回营准备,听枪声轰动,当齐集发难也。”
  安定超并派人分头通知新军各标营和巡防队准备。
  22日是星期日。安定超于8时便率领49标士兵发难了。
  这日8时,安定超要谭满芳在操场吹紧急集合哨子,2营左队把营部军装库打开,军需长问他们:“到底什么事?”
  安定超道:“今天起义,你听命令好了。”
  每个目兵得10发子弹。官长不知何事,个个大惊失色地望着。
  安定超朝天放了三响信号枪,向目兵演说革命意义,并传禁令:各队由代表指挥,官兵不准擅离队伍,违者以临阵私逃论罪;未遇敌人反抗,不准随便放枪;不准取民间物品。
  违令者就地正法。
  安定超命令:彭友胜率49标2营后队会同50标和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水池军装局;李金山率炮队进城后即到军装局领取炮弹,威胁抚署。他自己率49标2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3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局。
  起义队伍分途出发,旧官长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同去。旧官长易棠龄问:“你们干什么事?”
  一个目兵拿出刀来:“今天我们起义,你要反对,便先杀你。”易不敢反抗,跟着队伍进北门。
  黄忠浩已下命令要各营管带督促士兵,严密防守城门,不使新军入城,准其开枪制止。令各营管带派兵巡逻四城,缉捕革命党人防止暴动。但各路防营士兵要求改善待遇,未得解决,军心涣散。
  彭友胜率一路起义队伍开到北门,守北门者为巡防营管带赵春霆,他早已被部下徐鸿斌联络成熟,故起义军入城时,他便列队举枪致敬。
  守军装局军械弹药库的是巡防8队,起义部队赶到,那已被联络的王鑫涛、周福堂、易尚志便开库门。新军目兵猝见大批枪弹,如获至宝,各各尽量饱装;又见拨壳枪枝,知是利器,而未谙用法,则坏其壳而取其枪。
  安定超等到达小吴门,巡防营管带已命目兵将城门关闭,并令向起义军射击。目兵却不放枪,但也不开城门,彼此相视而笑,毫无敌意。相持1小时余。安定超命炮队退到教场坪,将炮架起,装作将射击恣态。恰在这时,在城内的工兵代表赖福春来到城门口,见城门虽闭,尚未加锁,就上前摇落门杠,守兵也不加阻止,城门豁然洞开,起义军一拥而进。
  安定超一队起义部队也来到军装局取军械弹药,见身穿便衣的焦达峰被兵士捉住,便上前解释,请他们放人,原来兵士不认识焦达峰,见他拿枪在军装局往来,以为他是奸细,便把他捉住。
  谭延遹正在抚署同余诚格议事,忽一仆至,称报新军攻城,余诚格道:“没有的事,再去打听。”
  谭延即欲辞去,起身道:
  “今日中丞有事,改日再谈。”
  余诚格亦起身解释道:“今日新军开往株洲,他们误会了,所以才说新军攻城。”
  谭延韵刚欲下楼,又一仆至,道:“报告大人,新军进城了!”
  余诚格还是不信:“没有的事,再打听罢。”
  谭、余刚下楼梯,又一仆至:“报告大人,新军已到了贡院东街!”
  余亦不信:“没有的事!”但他又道:“你们准备去罢。”
  余对谭道:“回去拜上老太太,请她老人家放心,没有甚么事,不要紧的。”
  谭延恉向余诚格点头而别。
  新军到抚署,抚署卫队即投诚。余诚格见势变,出来向起义军士兵道:“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他令仆人将他亲书在白布上“大汉”的标语悬挂在桅杆上,自己便进堂内,钻进后院的洞内,逃往小西门外的洋行,乘轮避往上海。
  黄忠浩听说势变,便骑马带领几个卫兵奔往城门指挥,同一队起义军相迎。起义军并不认识黄忠浩,黄的卫兵故意大声道:“这就是黄忠洁。”起义军立即把黄忠浩击毙,尸体落下马去。
  新军占领了长沙城,整个起义过程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反抗。
  焦达峰在谘议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问题,一些同革命党人有联系的士绅参加了会议。
  焦达峰首先讲话:“我是奉孙文的命令来的。孙将湖南的事交给了我。”于是,大家推焦达峰力湖南都督。
  陈作新忽然当众对焦达峰说:“你当都督,我来当副都督。”
  焦达峰道:“原议并无副都督一职,湖北也没设副都督,你当都督好了。”
  “我不是和你争都督,我只要当副都督。”
  同陈作新私交很厚的黄瑛见焦、陈意见分歧,便小声地对常治道:“你的声音洪亮,你就提名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由大家去决定。”
  大家听到常治的提议,一阵掌声通过了。
  焦达峰提议推举谭延闿为民政部长,阎鸿飞为军务部长,一致通过。
  新政权一成立,立宪派便开始争夺领导权。22日晚,军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谭延飏突然提出设置临时参议院的计划。焦达峰道:“这件事,明天再讨论如何?”
  谭延玑坚持:“革命告成,我们要建立的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应设议会,一则表示新邦的民主作风,二则可以聚集各方贤达,集思广益。”
  焦达峰询问大家的意见。曾杰、吴孔铎同意设立。文经纬道:“议会是应该设立,但现在就设,未免为时过早,我们的一切设施,都在草创时期,此刻设立议会,可能对革命政府的工作,发生牵制。”
  大家急于散会休息,对文经纬的意见没有注意,就匆匆忙忙决定设立临时参议院。
  次日清晨,谭延昉便将临时参议员名单交给焦达峰,请求即发聘书。
  这天下午,谭延闿便召开临时参议院议员第一次会议,这些议员多数是原谘议局议员。会议选举谭延闿为议长。临时参议院一成立,便要夺都督之权力,制订《都督发令条例》,规定参议院有权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命令必先送参议院审议同意,加盖院戳送还,才可发交各属执行。未经参议院盖印的,各机关得拒绝执行,参议院认为应该兴革的事宜,可先行议决送请都督发交各属执行。参议院的决议,都督不同意时,可以送还请求复议,经复议后,已盖院印,都督不能再持异议,当即执行。照这样做来,临时参议院总揽一切大权,都督只是个傀儡而已。
  焦达峰看到《都督发令条例》,愤然道:“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先行取消参议院。”
  谭人凤于当月26日到达长沙,看到这种情形,不满地道:
  “焦达峰特一笼中之鸟而已。”
  30日,在谘议局开会商议都督府各机关组织职能时,谭人凤、曾杰、阎鸿飞等坚决主张取消临时参议院和军政府,另订章程,一切军事、行政、理财、司法均由都督掌握。这个主张得到多数人赞成。
  次日,焦达峰召集全省各界开会,公布取消各机关,谭延闿当场辞去临时参议院议长之职,愤愤而去。
  起义的新军驻长沙的人数不多,军政府为了扩大革命武装,准备援鄂,便招兵买马。应募入伍的新兵有会党群众,他们是焦达峰联络来长沙参加起义的各地洪门会会员,他们涌入长沙:“焦大哥作都督,吾洪家天下矣。”这些人无器械,无戎装,则皆髻绒球,胸前拖长带,以为是汉官威仪,若戏剧中之武伶装束。应募入伍的还有青年学生,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个。
  18岁的毛泽东在湖南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一个革命党人来校作鼓吹革命演讲,毛泽东和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朝政府,号召同学行动起来,参加革命,建立民国。
  毛泽东异常兴奋,认为武汉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需要更多的人去参加战斗。他决定和几个同学一起弃学从戎,参加革命军。但是,毛泽东不愿参加由学生入伍组成的学生军,认为学生军的基础太复杂,而去正规军报名投军,被编入25混成协50标1营左队。他在营内同班长以及大多数士兵交了朋友,被称为“秀才”。还同士兵们热烈地议论社会主义问题。
  招募新兵,以49标各营为基础,添募部分巡防兵,新编独立第1协,在协统王隆中率领下乘轮船赴鄂。这支部队开拔后,使湖南革命党的实力处于空虚状态,因新军49标是发动长沙起义的主要力量。
  独立第1协开拔后的第三天,即取消参议院的那一天,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被杀害了。
  发动叛变的是原新军50标第2营管带梅馨。长沙起义后,军政府不仅留用了他,还任命他当标统。梅馨不满足,要当协统。焦达峰也同意。但他又不愿受镇统的管辖,要当独立混成协协统。焦达峰道:“独立协的名目,原议是没有的,等和大家商量后再说。”
  梅馨很不高兴,便在士兵中煽惑:“焦达峰只有会党,不喜欢新军,我们不杀他,他就会解散我们。”士兵中早有对焦达峰用人以会党分子为多不平。焦、陈两都督亦自知不满人意,屡次出有谕帖,声明草创伊始,用人行赏多有未当,此后应由士兵具折呈报,按照升赏;委任各种人员,应由各总机关甄别去留。另有一部分士兵没有发饷,对焦、陈强烈不满。焦、陈对于自己私人又特别照顾,又引起士兵不满。梅馨便同部下吴家铨、袁富荣密谋杀焦、陈两都督,由吴家铨领一队至都督府杀焦,袁富荣领另一队趋北门杀陈。
  这日,都督府忽然接到报告,说许多人在和丰洋火局挤兑。都督府正在商议,忽又有人对陈作新道:“事关省城治安,挤兑之风,平息越快越好。副都督如果亲自弹压,群众看到副座的威风,一定可以放心,不会扩大风潮。”
  陈作新办事素来漫不经心,匆忙带了卫队两棚,亲自骑马向和丰洋火局进发。路经文昌阁附近一家成衣铺门前,袁富荣带领的预伏在那里的一队叛军拥出,将卫队缴械,另有一叛兵使马刀劈向陈作新,陈拔枪不及,跳下马来,抓起一条板凳,将那人砸死,陈作新连中几枪,倒地而亡。
  吴家铨一队叛军冲入都督府,假索饷为名,要焦达峰接见,那焦达峰和从浏阳赶来的会党领袖龚春台共进午餐,听卫兵报告,把龚春台送出仪门,与叛兵相撞,叛兵将焦达峰拥出府门,达峰道:“你们要怎么办?”
  叛兵道:“要杀你。”
  “要杀就在这里。”焦达峰说完,就在都督府前坪立着不动。
  叛兵乱刀将焦达峰砍死。吴家铨用马刀割下焦达峰衣襟,蘸着血在照壁上写:“焦达峰系匪首姜守旦冒充,应予处决。”
  写毕,用脚踢几下尸体,便结队往东而去。
  叛兵涌到戥子桥谭延闿寓所,哗呼:“谁为谭延闿?”
  谭延闿不明来意,坚不肯出,叛兵将他抬上轿子拥入都督府,推他为都督。谭延闿赏叛兵500金。
  谭延闿虽任都督,湖南局势仍动荡不安。长沙城内风传,革命党人要为焦、陈报仇。黄兴得知湖南形势,派人给谭人凤、周震麟送去一封长信,要他们稳定湖南局势。湖南再乱,湖北将会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亦恐发生迟疑观望,既然谭延闿已被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
  周震麟等召集新旧两军集会,发表演说,旌恤了焦、陈两都督,以明是非;要求大家顾全大局,不要相互歧视、排斥,严守纪律。那谭延闿令厚葬焦陈二人,亲往致祭。
  湖南援鄂部队开至鲇鱼套,闻变皆泣不成声,徒以汉上战事方急,未便回师讨贼,以分革命之势,亦惟有沫血饮泣,与清军拚生死而已。
  谭延闿任都督,立宪派人在湖南掌握大权。常德巡防营西路统领陈斌升便杀害焦达峰派去的西路招讨使、同盟会会员杨任,剖腹取心致祭黄忠浩,造成复辟惨案。
  但谭延见黄兴、周震麟、程潜等同盟会人胸襟开阔,深受感染,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能接受革命党的一些主张,几个月后,他也参加了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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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29 18: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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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兴汉灭旗”
  在湖南起义的同一天,稍迟几个小时,陕西便发生了起义。领导起义的核心力量,便是在陕西的同盟会会员。
  陕西较早的同盟会员便是井勿幕。井勿幕,1888年生于陕西蒲城,字文渊,是民国初年在榆林做了20多年陕北镇守使的井岳秀的弟弟。1903年赴日本东京,入东京大成中学。1905年参加同盟会成立会,旋奉孙中山命回陕西建立支部。他虽年少,活动却很见成效,固然能和青年人在一起讲新学,也能同中年秀才举人们做诗谈旧学。他从小跟着武秀才的哥哥习武,对于十八般武艺也都会耍,能与江湖之人结交。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发展同盟会会员30余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子端(字欣)、焦子静(字冰)、李仲特(宇异材)、李桐轩(字良材)、张拜云(字铁)等,大多是学界中人,井勿幕任支部长。
  次年,井勿幕再赴日本,与赵世钰等在东京组织同盟会陕西分会。1908年,井勿幕从日本回陕西。那王子端、李仲特、焦子静、张拜云等已在西安创办健本学堂,成为同盟会的重要活动据点。
  1909年11月,陕西谘议局成立,议长是进士王锡侯,同盟会会员李桐轩和倾向革命的举人郭希仁被选为副议长,李仲特和井岳秀等为议员。郭希仁不久便加入同盟会。
  郭希仁在一次同盟会的会议上,痛陈革命乃大义,事不可视为儿戏。王子端、焦子静等听言,众相顾失色。1910年5月,陕西成立国会请愿团,推郭希仁和王敬如为代表,进京请愿。去后,同盟会开会,改推郭希仁为会长。
  井勿幕比会长郭希仁更激进,他在陕西各地奔走,在三原办了畜牧场,说要预备养好了马将来革命时编马队用。因没枪械弹药,便于1911年5月返回西安,筹措资金,派张奚若到日本购买手枪和炸药。
  张奚若到日本,找吴玉章、洪承点、任鸿隽等,都说买手枪、炸药没问题,运回国内困难,尤其上海检查时不易逃过。
  张奚若离开西安不久,四川省同盟会主盟人,曾在四川多次领导起义,发动广安、嘉定起义,参加广州黄花岗之役的熊克武,应井勿幕邀约抵达西安,同井勿幕、郭希仁、胡景翼等会面。他们商讨了今后的活动办法。井勿幕表示要在陕西关中地区举义,如果事成,便可以震动南北,但因交通不便,军械弹药缺乏,须要多方准备。他请熊克武折回上海购买制造弹药的机器。
  熊克武到上海找到宋教仁、陈英士、于右任、居正等,报告了陕西形势和他来上海的任务。宋教仁等道:只要武昌起义成功,则陕西方面的军火接济自然容易解决,为陕西购买弹药机器的事可缓后一步。
  井勿幕购买枪械弹药没着落,也就难以发动起义。
  但是,另一批在陕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着手做起义的准备工作,担任营副的钱鼎成为主要人物。
  钱鼎字定三,陕西白河县人,由陕西陆军小学推荐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入步兵科就读,加入同盟会,被推为陕西同学会会长。1909年他毕业后回陕西,先在新军1标当排长,后升3营营副。这是一个温文而且多才的人,有周密计划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决定策略不轻出口,同仁都愿和他接近。同钱鼎一起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回陕西新军的,有充当队官的曹位康和党仲昭,充当排长的张钫、张宝麟,他们都是同盟会会员。陕西新军中原来已有同盟会会员4人,即队官朱叙五、张作栋、彭世安,以及司务长张光奎。
  陕西新军中还有一名同盟会员张凤畀。张凤廛字翔初,陕西咸宁人,家里开铁匠铺。他19岁中秀才,1902年初入陕西武备学堂,因成绩优异,没毕业便被陆军部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并加入同盟会。因与留学生监督李士锐有矛盾,毕业回国后,受一年内不准录用处分。1909年回西安闲居。次年先后出任陕西新军督练公所委员、第39混成协司令部参军、参议兼2标1营管带等职。他学术水平较高,办事认真公允,平素为人深沉果断,谦虚诚恳,获得一般中下级军官好评,享有很高威信。
  张钫同张凤刲曾在武备学堂是同学,祖籍又都是河南,常在一起无话不谈。在谈论国家兴亡,以及孙、黄倡导革命问题时,意见相合。张凤戢道:“我们是军人,搞革命切要机密,以免偾事。目前处境困难,未便直接参加,以免暴露。”
  张钫介绍钱鼎同张凤儳见面,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钱鼎、张钫把准备革命的事告他,他虽不直接参加革命行动,但他另有一套做法,他从全协的军事训练中,尽量在中下级军官中树立自己的威信,时机一到,便出来参加起义。
  武昌首义消息传到西安,陕西震动。官府对新军很不放心,计划把西安的新军全部调离。张钫先从巡警道机要科长公恩傅那里得到消息。张钫和钱鼎会面商议,为了保密,两人用笔谈达4个小时,认为时机紧迫,决定发动起义,并秘密串连,商议起义日期。最后确定10月22日起义。
  关于起义领导人问题,钱鼎是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核心人物,又有同盟会、哥老会双重身份,大家推举他为领袖。但钱鼎觉得自己的才能和声望不足以当此重任,主张由张凤闿担任。由于张凤闿平时态度持重,不少革命党人对他并不了解,担心他没有参与革命活动,仓促间万一不允,将暴露机密,坏了大事。钱鼎、张钫力主同张凤宄接谈。
  10月21日傍晚5时,张凤闿带第1营从临潼野外演习归来,张钫便在西安西关梢门外途中通知他:事已紧迫,要他晚间在营部稍候。
  晚上7时,钱鼎、张钫来到营部见了张凤闿,因营附、旗人恩厚在室内,他们3人只好出去到大操场,在黑暗中商谈。
  钱鼎对张说道:
  “时机紧迫,不能再有迟延,决定明天起义,你负责指挥。”
  张凤翙默然沉思一会,毅然答道:“这是革命大事,既承大家不弃,要我出来干,这是义不容辞。成功了是国家民族之幸。万一失败,你们都说由我一人主使,千刀万剐我一人承当。既然决定明天起义,那就事不宜迟,明早发饷后,各方面的主要人在林家坟开会,决定起义部署。”
  钱、张二人高兴地同意。分手后,钱鼎对张钫道:“我们平日没有看错。”
  22日上午7时,协部及督办公署、藩台衙门的委员分别到军营,点名发饷,以防顶替。8时放假,旗籍和同革命没有联系的军官,纷纷回家或外出。张凤翙以参军身份命令各营目兵擦枪、整理内务、听候命令,再行出营。
  参加会议的各营代表和新军中的洪门帮会代表75人,陆续来到林家坟,林家坟在新军营房外的古庙景教寺右面,有10多亩地的松柏树林,是士兵平日聚赌的去处。
  张钫宣布:“决定今天起义响应武昌革命,公推张凤翙为指挥,钱鼎为副指挥。”众人表示赞成。
  有人提出起义日期推迟到26日或28日。
  张凤翙道:“我们响应武昌起义,推倒清政府,这是革命义举,是生死大事,成功是国家民族之幸,失败就流血杀头,不是儿戏。据确实消息,巡抚衙门已决定把我们新军最近几天调走,还开了要逮捕的革命党人名单。时机已不许我们再迟延,迟延就是失败,因此必须当机立断,今天就干。我蒙大家不弃,被推举出来,这是救国大事,义不容辞。我向大家有个要求,要听我命令,还要互相团结、不论同盟会还是洪门帮会都是一家。成功大家都是革命功臣,都有前途;万一失败,我一人承当。”
  众人无异议。张凤翙宣布起义部署和各人的行动任务:上午行动,记号用白布缠左臂;炮、骑兵分骑马和徒步零星入城,在高等学堂附近集中,听候招呼,这一路由张钫指挥;1标听到枪声后,向陆军中学前进,收缴该校枪弹,编制学生,占领鼓楼及北城门楼,从满城西北进攻,这一路由钱鼎指挥;二标进攻军装局,取得子弹后,由东、南两方向攻满城,工、辎两队随2标进攻,这一路由张凤翙指挥。起义的口号是“兴汉灭旗”。
  张钫带领两骑,先进西门,侦察军装局附近情况。左队队官朱叙五随即带领20多骑由西门续进。党仲昭带30骑到骑兵营监视出入,从南门进城。其余徒手兵三三两两,形同闲游,由西门进城,顺着僻静街巷向军装局进发,到高等学堂门前空场等候。
  张钫骑马途中,遇见省谘议局议员严庄,嘱他到谘议局通知郭希仁听到枪响,便是起义。
  已有28骑来到军装局附近。张钫见到已有宪兵和警察前来干涉,怕迟延会生变故,便下令进攻军装局抢枪。起义士兵没有子弹,将军帽掷向天空,大声喊杀,蜂拥而入。
  军装局毫无戒备,巡防队士兵大半出外游玩,少数士兵见冲进的人多势猛,不敢抵抗,都从后门溜走。
  起义军士冲进南院库房,见铁栅门上大铁锁长达尺余,便找来3尺长的青石条撞击,铁栅门洞开。起义军士进入楼内,见枪弹箱堆积高与梁齐,乃从上层推箱坠地,木箱破裂,将枪枝子弹运出库房,实弹朝空发射,枪声震天。炮营及其他徒步士兵赶到,控制了军火库。张凤翙率领的队伍迅速来到军装局,取得枪弹后,向西安城内东北隅的满城进发。
  钱鼎带领一队起义军队来到北校场陆军中学,学校不加抵抗,便开门迎接他们。钱鼎率队将学校存贮的1000枝枪和16万发子弹取出,发给起义部队,按计划攻占全城,并组织陆军中学学生700余人占领藩台衙门,保护存有70余万两银子的藩库。
  陕西官员正在谘议局开会,听到枪声四起,仓皇失措,立刻作鸟兽散。有人弃去官服,藏匿在民家,不敢回衙。陕西巡抚钱能训慌忙躲在一个随从家里,用手枪自杀未遂。
  起义军攻击的最后目标便是满城。满城是西安的城中之城,满城四周筑有城墙,城内全是旗民2万户,有步枪1万余枝,旗兵四五千人,不许汉人入城,汉人经过这里都侧目而视。满人将军文瑞,听到西安城内枪声四起,立即下令关闭南西两面通汉城的城门。满城骑兵几次冲击起义军,均被起义军击溃。
  起义军大炮轰击满城,击中旗兵火药库,弹药爆炸,旗兵伤亡极大,顿时陷入混乱,失去抵抗能力。起义军中的哥老会头目刘世杰、马玉贵等,率部从被炮兵轰塌的满城城墙处,冲入满城,其他起义部队也攻进满城,在满城内逐巷逐院搜索。那起义的部队都是汉人,一贯对旗人不满,杀了些不该杀的旗兵和家属。张凤翙得知,急忙禁止。文瑞自知不能幸免,便在混乱中跳井自杀。
  西安光复,张凤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名义,发出安民布告,但局势一时难以稳定。
  新军士兵多是会党群众,帮会势力极大。陕西地方贫穷,连年灾荒,民众生活日趋暗淡、游民遍地,流传着“想当兵,拜仁兄”的谚语,当兵的多数是洪门帮会的弟兄。这些士兵虽然对清政府强烈不满,但缺少革命意识。高级军官大部逃散后,军队中的哥老会头目们便各自运用洪门的组织关系发号施令,自立山头。起义胜利后,大批军火落入哥老会头目手中,他们擅自扩编军队,任意委官招兵,自立系统,个个气焰万千,成为难以驾驭的力量。在会党首领中万炳南和张云山势力最强。
  万炳南是湖北郧西人,当兵后来到西北,加入洪门,在行伍二三十年之久,开山结友,麾下众多,形踪诡秘。他先在巡防营内称雄,后转入新军,是1标3营下的正目。他因自己是老资格的哥老会头目,号召力大,认为军政府最高权力应属于他,他的党徒们也说:“我们只认识万大统领,不识什么张大统领。”万炳南又有谋士、同盟会会员陈素子相助,便有不可一世之概。
  张云山是陕西长安人,幼年失学,入行伍,曾转战青海、新疆。他吹号技术名噪关中,升至协部司号官。他拥有一批帮会群众,用红绸包裹铜铡,每次外出,铡刀队跟其后,前呼后拥。后请清朝翰林宋伯鲁为军师,逐渐改变作风。
  张凤使用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发布告示,万炳南、张云山等对用“复汉军”名不满,主张改用“洪汉军”,并要洪门哥弟领导。万炳南表示要当大统领。
  10月25日,张凤召集各方负责人来军装局开会。他表示谦让,道:“起义之初,蒙大家一致推举我负责指挥,为国家民族我是义不容辞。承大家协力一致,现在取得胜利,以后要做的事很多,我资望、能力均属不够,请大家另选贤能接替大统领之职。”
  钱鼎立即起身道:“我们起义,很快就能成功,张大统领指挥有方,功劳最大,大家应当一致拥护。现在西安虽然平静,但豫、甘两省清军势力强大,前途如何,未敢逆料,我恳请大统领再勿谦辞,准备对敌。”
  张凤部下正目、洪门帮会舵把子马玉贵、吴世昌相继发言,表示拥护张凤。万炳南没有参加会议,其军师陈素子刚要讲话,张凤部下、会帮分子陈殿卿猛然起立道:“大家一致拥护张大统领,没有别的可说。谁若不顾大局,我就把军装局烧了,大家散伙。”
  经过多次商量,又选举钱鼎、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兵马大都督,马玉贵为粮饷大都督,刘世杰为军令大都督。后来,张凤翙为陕西军政府都督。
  陕西起义的次日,即10月23日,江西九江岳师门外金鸡坡炮台三声炮响,宣告起义。
  九江沿江交通便利,早有同盟会会员林森、吴铁城等在那里创办书报社,灌输革命主义于军、学界。林森字子超,1867年生于福建闽候,是同盟会较年长的会员。
  武昌首义的第二天,一位同盟会会员身着新军服从云南昆明经武汉来到九江,他就是在云南新军工作的九江籍人蒋群,字君羊。蒋群在江西督镇公所任过事,同驻九江的新军第53标标统马毓宝是旧交,同该标下属的3个营的管带范福增、黄焕章、何文斌是军校同学;同九江炮台总台官徐公度、统领戈克安等是老朋友。他在这批军官中奔走相告,运动反正,进展迅速。清朝派庄守忠率55标4个营来九江,又派周树森为九江炮台总稽查官,名为充实江防,实为监视53标和九江炮台。蒋群见事不宜迟,就同马、范、黄、何、徐、戈约定,10月23日起义。
  金鸡坡炮台三声炮响,各营便放枪一排,起义军臂缠白布,向道府两署进攻,遂唾手而得。九江道保恒和知府璞良,携同眷属逃避无踪。
  起义军出南门,进攻驻扎在火柴厂的第55标。标统庄守忠和江西按察使张检,立即逃往省城。九江起义,兵不血刃。
  马毓宝、蒋群、徐公度等在道台衙门商定,宣布九江独立:马毓宝为都督,蒋群为帮办军务兼参谋长,刘世均为参谋次长,徐公度为炮台总司令,戈克安为副司令,吴铁城为总参议,吴照轩为副总参议,林森担任交涉事宜,罗大佺为政事部长,舒先庚为财政部长。
  九江刚刚独立,又有一同盟会会员李烈钧来到九江。李烈钧字协和,1882年生于江西武宁,中过秀才。20岁入江西武备学堂,1905年留学日本,在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加入同盟会。1910年毕业归国,任江西新军54标一营管带,积极宣传革命,事泄赴云南,任陆军讲武堂教官兼炮兵科科长、陆军小学堂总办。武昌起义时他去北京观操。起义发生后,秋操停止,他便潜返九江。李烈钧是位有才能和胆略的人,蒋群要他代替自己出任参谋长,他自己则去南昌,发动起义。
  九江光复,南昌大震。南昌的新军只有27混成协,且许多人倾向革命,又有同盟会会员蔡公时从中鼓动。10月28日,新军中革命党人20余人,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军官有:马营管带方先亮、排长蔡森、工程队官蔡杰、排长韦兆熊、米洛宾、司务长沈鹤年、辎重队官宋炳炎等。推选方先亮、蔡杰、宋炳炎为司令,蔡森为独立马队指挥,韦兆熊为前卫司令,决定10月30日晚举事。蔡森为爬城队队长,由他挑选勇敢精壮士兵充当爬城队员。
  蔡森率领爬城队,爬进南昌城,警察和抚台卫队早有联络,起为内应,把城门全部打开。方先亮率骑兵营,蔡杰率工兵队,宋炳炎率辎重队,各路起义部队,蜂拥进城。警察用石油纵火焚烧皇殿、抚台衙门两侧的鼓楼、旗杆。
  江西巡抚冯汝骙听到满城枪声,赶快从后门逃走。
  蒋群提议在万寿宫开会,宣布江西独立。在推选军政府领导人时,军队方面推举吴介璋为都督。
  吴介璋是江西新军第27混成协协统,在江西军界资望高,曾任过江西武备学堂总教习兼陆军测绘学堂总办、督练处总办等职,多数江西新军军官是他的学生。吴介璋却不肯任都督,提出:“巡抚还在省城,都督应由冯汝齛e担任。”
  冯汝得知消息,道:“要我仍做抚台,司道照常办事,则可。要我为都督,宁死不愿,即砍头亦不做。”
  最后商定仍由吴介璋任都督,推刘凤起为民政部长,雷恒为财政部长,李瑞清为文事部长。李瑞清不肯任职,以副长熊育锡代理。
  吴介璋宣布就都督职,规定以青蓝市衣为礼服,男人剪去长辫,废除作揖、跪拜等旧礼。吴介璋对冯汝留居省城不安,请蒋群去要冯汝的印信。冯汝骙道:“因恐事情发生,已把印信差人送京。”
  蒋群不信:“这不能取信于一般军民。”
  冯汝取纸笔书写“印已送京,决无他虞,请各界安心。”
  署名后交给蒋群。
  2日后,冯汝骙离开南昌赴九江,在九江服毒自杀。
  江西境内,袁州光复,推新军第54标二营管带胡谦为都督。鄱阳光复,推防营黄金台为都督。赣州光复,推蔡锐霆为都督。
  吴介璋办事庸懦,任用非人,故视事10日之久,亦无甚表现,名虽改革政治,其实仍旧时专制政体故辙,致令外间喷有烦言。他扩充军队,军饷开支增大,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引起民众不满,又受到新军第55标标统冯嗣鸿等人反对,局面难以维持,只得离职出走。
  江西各界在军政府集会。原第27混成协骑兵营排长邹恩灏,有去武昌参加革命活动的身份,便报告道:“吴都督离职,不知去向,本会急须决定继承人选。我在武昌时曾谒见黄克强先生,谈到江西光复后都督人选,我提出彭程万最为适当,黄克强先生赞同,并发了印信,交我带回江西。”
  到会人等,均无异议。
  彭程万是留日学生,起义前在江西测绘司工作,又在测绘学堂任教。虽然积极响应起义,却无实力和影响。他起身道:
  “吴都督既已离职,不知去向,地方秩序不可无人负责,大家如要我出来,我便维持几日。一面打听吴都督去处,请他回来复职。至于黄先生发的印信,我暂时不能接受。本会可去电告黄先生,说明今日会议情形。”
  彭程万也无法控制江西局势,处境亦难。南昌起义时的骨干方先亮、蔡杰、蔡森等,担心形势再变,秘密开会,酝酿倒彭迎马,派人去迎接九江都督马毓宝来省城,做江西省都督。
  彭程万得知方先亮去九江迎马的消息,便自卸江西军政府都督职务,又电劝袁州、赣州、鄱阳都督胡谦、蔡锐霆、黄金台取消军政分府,让马毓宝做江西都督,以谋统一江西。胡谦等人表示赞同。
  马毓宝便来南昌就任都督,实行援鄂、锄奸等措施。但马毓宝亦没有控制江西局势之能力,众人便推李烈钧来南昌任都督,那李烈钧办事之能力,处事之果断,为军民所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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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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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山西立威
  陕西起义后的第7天,山西便在10月29日响应。
  山西、陕西地域毗连,两省革命党人早有联系。他们曾约定同时起义,相互策应。陕西起义后,山西群思起义,举事如箭在弦,随时都可爆发。
  山西革命党人力量,主要在新军中,新军中有一批军事人材,他们大多是留日学习军事的,起义后被推选为都督的28岁标统阎锡山,就是其中之一。
  阎锡山字百川,号龙池,堂名斌役堂,是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他6岁进入小堡私塾,学习认真,能熟读、背诵课本。10岁丧母,受到很大痛苦和刺激,有时沉默寡言,呆若木鸡;有时像一匹脱缰野马,狂奔乱跳,且好打抱不平。15岁到父亲在五台县城办的钱铺里当小伙计,与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增长见识。他探行情、记帐、算利息、讨债,什么都干。学会了精打细算,牟取暴利,投机钻营。他利用业余时间读书,摘录了许多古代圣贤修己治人的名言要语,名曰“补心录”。
  1900年,阎锡山的父亲在“打虎”市场上折了本,欠了债,一时间,讨债、打官司的人涌上门来。他两手空空,一筹莫展,招架不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乘着黑夜,悄悄离开五台县城。凤凰落毛不如鸡,只好给人当帮工。阎锡山也落了个走街串巷卖饶饼的下场。
  但阎锡山必然比他父亲精明,18岁混上个司赈纠首,相当于村长。时值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德军进攻五台县龙泉山,阎锡山被清军拉去做杂工,吃尽了苦头。他预防清军扰害村民,偷卖了继母首饰,纠集壮丁,组织武装,保卫村庄,备受村民称赞。初露头角的阎锡山,树大招风,引来了络绎不绝的讨债人,父子俩人躲避他乡,先在忻县的一家药铺帮忙,后奔太原。
  阎锡山拜一位在太原开“裕盛店”的同乡魏老五为干爹,在裕盛店当伙计。他交结了一些朋友,与黄国梁、张瑜拜为“桃园三结义”,阎年龄小,为老三。
  阎锡山涉世后,饱尝了社会生活的酸甜苦辣,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刺激着他的爱国心,清朝腐败无能萌发了他忧国忧民之思想,他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他报考了武备学堂,论文有见地,口试对答如流,即被录取。他的结拜兄弟黄国梁、张瑜一同考上。
  1904年,阎锡山在武备学堂学满三年,报考日本留学,他同黄国梁、张瑜以及朋友温寿泉、乔煦、焦纯礼、姚以价、王宝善、金凤巢等被录取。阎锡山、姚以价还是公费留学。
  阎锡山东渡日本,在东京入振武学校学习。1905年,阎锡山加入了同盟会,他对同盟会纲领中“平均地权”一语不解,便向孙中山请教,孙中山给他讲解了30分钟,使他茅塞顿开。
  同盟会设立各省分会,山西分会干事是谷思慎,山西分会会员还有温寿泉、荣炳、荣福桐、景定成、赵戴文、何澄、王用宾、张瑜、乔煦等人。同盟会在留日军校学生中秘密地组织了“铁血丈夫团”。山西籍学生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等人加入了这个组织。“铁血丈夫团”取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团规,规定每个团员都要随时准备为国捐躯。
  同盟会山西分会积极派人回省进行革命活动,第一次回省的荣炳在武备学堂学生中,发展了常樾、王嗣昌、张煌等人参加同盟会。以后,谷思慎、景定成等回省,学校中又有一些人参加了同盟会。
  1906年,阎锡山、赵戴文利用假期回省运动革命。临行前,他们接受同盟会总会要他们在华北宣传革命,发展革命势力的使命,并领了两颗小型炸弹。轮船抵达上海港时,阎锡山得知海关检查非常严格,便将赵戴文携带的炸弹藏到自己身上,对赵说道:
  “如查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
  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后列。”
  赵戴文道:“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
  “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以我站前列为宜。”
  海关检查人员果然前松后严,阎锡山安全地渡过了这一难关。赵问阎为何有先见之明,阎道:
  “事到危险宜放胆,不可畏缩,畏缩会让人生疑。”
  阎锡山和赵戴文在山西活动了3个月。假期满之后,赵戴文留太原发展同盟会会员,阎锡山返回日本,进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实习结束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他在这里同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绥光等人结识,一起分析时事、研究政情。
  1909年,阎锡山毕业归国。山西革命形势日益发展,革命党人不仅在学界发展组织,而且在军界、商界和其他阶层发展了许多同盟会员。但政治局势复杂,拥护革命的有两派,一派以省谘议局议长、清翰林梁善济以及谘议局副议长、清举人杜上化为首,称北路派;一派以《昔阳日报》主笔王用宾、北京《国风日报》主笔景定成,以及温寿泉为首,称南路派。南路派比北路派激进。
  阎锡山绕道北京,谒见清朝陆军部左丞姚锡光。他自称是留日归国的学生代表,谈吐谦恭而庄重,得到姚锡光的赏识。姚的儿子姚鸿法是山西新军协统,他写信嘱咐儿子优待阎锡山。阎锡山回太原即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官,3个月后升为监督。
  阎锡山在山西上层搞社交活动,拜访省谘议局议长梁善济、副议长杜上化、标统夏学津,又取得了巡抚丁宝铨的信任。但阎锡山很快意识到,夏、丁不去,他很难夺取军权。于是,他同同盟会会员李蒿山、张树帜等人,联络北京《国风时报》、太原《晋阳公报》制造社会舆论。时值“交、文禁烟惨案”发生。交城、文水产烟区收割之际。丁宝铨下令全部铲除。两县群众拥往巡抚衙门请愿,夏学津下令开枪,打死打伤多人,造成流血惨案。丁宝铨与夏学津之妻有暧昧关系;标统齐允贪污腐化。这些丑事公诸于报,社会舆论大哗,丁被朝廷给予降职留任处分。
  清政府为选拔军事人才,下令召集留日归国学生到北京会试。会试结果,温寿泉成绩最佳,阎锡山、黄国梁、姚以价、乔煦等人为上。温寿泉为陆军炮兵科举人,提为副军校,阎锡山等为陆军步兵科举人,授以协军校。不久,温寿泉任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监督;阎锡山升为86标副标统,黄国梁升为85标标统,乔煦为86标3营管带,张瑜为1营管带,姚以价为85标2营管带。革命党人在新军中有了相当力量。
  阎锡山同温寿泉、赵戴文、张树帜、南桂馨等人策划,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和模范队组织,以研究学术和训练表演为名,联络团结革命同志,鼓动革命,作起义准备。
  清朝调江苏藩司陆钟琦为山西巡抚,丁宝铨被免职。陆撤了夏学津的86标标统之职,命阎锡山为标统。阎推荐南桂馨为86标军需官,仇亮、常樾为陆军督练公所科员。
  阎锡山见新军中多是老兵,那些老营混子纪律松懈,军队不易掌握,便提倡征兵,得到有关方面支持,便招劳动农工子弟入伍,兵员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山西督办姚鸿法提出老兵逐步退伍。但很多老兵是同盟会会员,又是班长之类的骨干,遣散老兵,对革命党的力量有较大影响。阎锡山等人决定筹款,建设农庄,开设店栈,安置退伍老兵。南桂馨、王嗣昌、李成林、杨沛霖、杨彭龄等人,于1911年中秋节召集退伍老兵八九十人,以聚餐为名,为将要退伍老兵饯行。席间歃血饮酒,立誓结盟,约定退伍时,按计划进行。山西当局怕酿成事变,不敢贸然遣散老兵。
  同盟会员景定成、谷思慎、王用宾等人到北京办《国风日报》,抨击时弊,揭露山西统治者劣迹。南桂馨等在太原创办“振兴派报社”,与《国风日报》呼应,开展革命活动,革命思潮传遍全省。
  山西巡抚陆钟琦思想守旧。陕西起义那天,他急电平阳总兵谢有功调集所部步马7营,加强黄河河防,他又召集督办姚鸿法、协统谭振德密谋对策,认为新军绝不可靠,决定将新军调出太原,85标和86标分别调往晋南和晋北,加以分隔,将驻在外地的巡防营调来省城,以资震慑。85标革命党人多,先行调离,规定部队先开拔,后发子弹。因黄国梁、姚以价等力争,才允许发给子弹4万发。
  阎锡山、黄国梁、温寿泉、南桂馨、乔煦、赵戴文感到形势危急,便在85标标统黄国梁家秘密集会,商议对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85标遵令开拔,等领到子弹后将军队开往韩信岭,伺机返回太原,举行起义;二是不离开太原,待领到子弹后即发动起义。决定采取第二方案。
  却在这时,一位革命党人张树帜,从陕西返回太原,即找阎锡山商议起义之事。阎锡山道:
  “我同志等,逢此时机,尽可举事,想君早有筹划。我省若不速为起义,以分清兵势力,时机一失,吾辈革命有何价值,即我前辈数年辛苦,竟成画饼,何面目对武汉同志乎?”
  张树帜道:“即然如是,决不失此宝贵时机。”
  阎锡山道:“现在事体大,非靠军队不能成功。不过,目前有机可乘,陆钟琦要85标到韩信岭南驻扎,我们可以军需品一时难以备齐为借口,罢兵不动,陆钟琦必然以违抗军令论处,我们就先发制人,杀85标反动军官3营管带熊国斌而起义,陆钟琦必定命令我们86标进攻85标,我以86标以同室不相操戈为辞,拒绝执行命令,并乘机起义。派人逼令陆钟琦出城暂住,我们到谘议局开会,推举都督。”
  张树帜道:“如此办法很好。”
  两人作了分工,张到85标发动起义,阎找85标标统黄国梁商议。
  黄国梁已接到命令:10月29日前必须开拔。他问阎锡山是否出发。阎道:
  “不出发,过不去,你带标部先出发,把队伍留下,你走了,我反好运用。”
  两人默契,互相配合。
  黄国梁因出发命令催逼甚紧,不敢违抗,便同南桂馨率先行队南下。
  张树帜到85标和缉探队运动起义,又回来向阎锡山报告,劝阎从速起义。阎决定立即起义,道:
  “85标官长兵士如能响应,即以该标2营攻抚署,本标2营接济;85标1营两队攻警署,两队攻满营,本标1营二队守军装库,两队接济攻满营。85标驻城外,今夜入城,诸多不便,必得翌晨进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事成,我诸同志即到谘议局开会,公举都督。事不成,由东门退出,无堪阻碍,以便举兵南下,与陕省民军结合,势力膨胀,好图再举。”
  阎锡山派张树帜到85标发动,嘱咐:“特别注意头目和下级军官,将头目和下级军官运动好,以他们带起军队,逼迫营长。等运动好,即打电话通知我,暗号为‘债讨起’,运动不好的暗号为’债不能讨’。”
  阎锡山又道:“你纵使运动不好,也不可离开85标的队伍,如本标发动时,你在85标能拉多少就拉多少,至少要纠合同盟会员带队响应。”
  阎锡山又命令刘文英通知张培梅、王赞绪、王栋材、张子奇等,联络军界,准备起义。
  张树帜来到85标一营,找张占元、梁俊玉、柳殿魁、白路喜、李开成等人,商谈起义大事,人愈聚愈众,一时齐集30多人。张把阎锡山起义计划当众宣布,众人拍手叫绝,当场推张树帜为司令。
  时至半夜,张树帜令人分头到各官长门口把守,劝其顺应革命潮流,响应起义。他又带数人到各官长处,晓以参加革命推翻清廷大义,各官长莫不从命,愿意共图大举。管带白文惠已走未遇,督队官苗文华,素抱革命意志,蓄谋已久,对起义极表赞成。
  张树帜与营队各官见面,宣传革命,同心共举,磕头订盟,誓共生死。明晨进城,严守纪律,勿得抢掠焚毁,致失革命宗旨。随即发布命令,号召全营士兵持枪站队,领取子弹。士兵一呼百应,蜂拥齐集,入军械库自取枪弹。广大战士将锅碗砸碎,以示“破釜沉舟”决心。
  张又派人去85标2营找同盟会员杨彭龄、王嗣昌联系,告知1营决定立即起义,希望2营同时起义。杨、王表示赞同。经王嗣昌与各队官联系,众人都道:“我辈素有此意,岂肯任人先我着鞭。”于是,众人行动起来,并将起义之事报告管带姚以价。姚虽不是同盟会员,但对清政府的腐败极为不满,愿协同动作,率队起义。
  姚以价对阎锡山起义计划颇为赞同。
  张树帜见姚以价地位高,兵权在握,遂与苗文华商量,推姚为司令,统一指挥85标的部队。
  阎锡山召集加入同盟会的86标中下级军官来他家开会,商量起义:“我们是遵令开拔,还是起义?”
  众人同声道:“我们应该起义!”
  阎道:“85标不同意怎么办?骑炮营有没有办法?”
  众人道:“炮兵可以设法,骑兵没有什么关系,85标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来!”
  阎道:“好罢!那就等待85标动静。先把我们86标的行动计划研究一下!”
  午夜,阎锡山接到张树帜的电话,知道运动成功。便让86标同志回去照计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迎85标进城。85标攻打抚署前门,86标攻打抚署后门。
  抚署侦探瑞禄在阎锡山大门口,见排长李执中出来,拉住他的手道:“你们开会作什么来?”李一时语塞,认为事已败露,造反罪大,便投井自杀。
  有人向阎锡山报告李执中自杀,阎心急如焚,仍命令众人随时同他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阎午夜骑马来到86标标部,召集军队,发布起义,并将反动军官二营管带瑞墉囚禁起来。
  姚以价一夜没有合眼。次日凌晨,他集合全体官兵誓师起义。杨彭龄、王嗣昌、苗文华发表演说,阐明起义宗旨和革命重要意义。姚以价大声疾呼:
  “满清入至,虐我汉人两百余年,可算是穷凶极恶;清朝皇帝昏聩,官吏贪暴,压制人民,虐待士兵。现在外患日亟,而满贼仍用盗憎主人伎俩,谄媚外人,压制汉人。我们不要当这家奴,要救中国,非先推倒满清不可。我宁拚个死活,不当这亡国奴。”
  姚以价声泪俱下,众官兵齐声道:“愿拚死,愿服从大人命令。”
  姚以价宣布起义命令:“苗文华率一营前左两队直扑满城;崔正春率一营右后两队,夺取军装局,杨彭龄为冲锋队长,张煌为奋勇队长,随本司令直捣清抚署衙门。”
  姚以价宣布起义军法四条:“一、不服从命令者斩;二、不勇往直前力战者斩;三、扰害百姓者斩;四、伤害外人者斩。”
  姚以价又派人飞速到炮兵营联络。炮兵营班长于凤山、刘德魁、高永胜得知步兵起义,便立即集合全队宣布起义,将炮拉出来,作好出发准备。管带张治尧企图阻拦,下令全营不许行动,高永胜举枪向张治尧射击,张慌忙逃走。于凤山等便率领炮兵,尾随步兵之后,攻打满营。
  10月29日凌晨4时,姚以价率85标起义军来到新南门,城内早有人响应,打开城门,起义军顺利进城。
  各队起义官兵,按照计划行动。杨彭龄、张煌率队进攻抚署,队伍跑步来到巡抚衙门。张煌派两排人分别把守东、西、南三条街口和抚署门口。协统谭振德得悉兵变,仓皇持剑赶到抚署门口,厉声道:
  “你们造反啦,赶紧回去,不究!”
  杨彭龄道:“协统也知道革命大义么?如知,指挥我们向前,否则,请退!”
  谭振德不听,力阻不退。杨彭龄举枪射击,将谭击毙。起义军一拥冲入抚署,抚署卫兵不作抵抗,纷纷溃散。
  巡抚陆钟琦被枪声惊醒,慌忙整衣而出,刚到二堂,起义军已涌入。他勃然大怒:
  “我来此没有一个月,有何坏处,竟如此对我。”
  陆钟琦次子陆光熙紧跟父后,右手开枪射击起义军,左手扶其父避退。父子俩人被起义军乱枪击毙。
  阎锡山率86标围攻抚署后门的巡防队,令2营前队3排长张培梅,右队3排长金殿元率队,从抚署后门西围攻,左队队官王缵绪,后队队官吴信芳带队从抚署后门东围攻。巡抚马队1营管带谭金标领队在抚署后门顽抗。阎锡山督兵奋战,顷刻击溃谭部。
  姚以价和阎锡山前后夹攻,攻下了抚署。
  温寿泉率领陆军小学堂学生队占领了省谘议局。
  苗文华一队起义军登上城墙,向东冲向满城。满城内的兵丁有些还在家里睡觉,起义军兵临城墙,才吹集合号。起义军居高临下,发起进攻。阎锡山又率队赶来,并调炮队向满城轰击。炮弹如注,枪弹如雨,清军抵挡不住,即由东门向马家花园溃窜,满营悬挂白旗,派人向起义军联络投降事宜。起义军占领全城,太原光复。
  阎锡山、温寿泉、姚以价、乔煦、张树帜、张瑜等起义领导人在谘议局召集紧急会议,学界、警界、军界和谘议局均有代表参加,赵戴文、李成林、杨沛霖、徐一清、贾英、姚鸿法等人都参加了会议。
  谘议局议长梁善济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建立军政府,推举都督等。但梁善济反对建立新政权:“官厅不可推倒。”
  革命党人群起反对,说陆巡抚已被击毙,不推倒官厅,还发动起义作甚?张树帜一气之下,拔出手枪,要击毙梁善济。
  梁善济吓得躲到副议长杜上化背后。
  阎锡山要大家平静下来,他主张选姚鸿法为大都督,姚因其父任清廷陆军部侍郎,坚辞不就。众人主张选阎锡山为都督。梁善济等人主张投票公举都督,且颇有当仁不让之势。
  张树帜担心都督落入梁善济之手,一个箭步跳到主席台上,将梁挤到身后,大声疾呼:“我们选阎锡山为大都督,不要选票,举手表决。”他即高举左手,要众人也举手。
  正当一部分人迟疑张惶之际,周玳掏出手枪拍案而起:“赞成的举手。”于是,个个举起手来。张树帜检查,即宣布:
  “一致通过。”
  会议又选举了温寿泉为副都督,杜上化为总参议,姚以价为总司令。推举完毕,众人拍手称赞。
  阎锡山、温寿泉等,立即组织山西军政府:都督、副都督以下,分设七部,军政部部长温寿泉兼任,副部长马开嵩;参谋部长黄国梁,副部长孔繁蔚;军令部长常樾;政事部长景定成;财政部长曾记刚,副部长徐一清;外交部长乔义生;司法部长张映竹,副部长张宴林、李凤翔。军政府设在谘议局,用黄帝纪元年号,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门前悬挂“八卦太极图”旗。
  85标3营管带熊国斌对民军起义极为仇视,产生刺杀都督歹心。这天夜里,熊忽然带着他的全营官兵来找阎锡山,道:
  “我来保护都督来了。”
  阎深知来者不善,便道:“好罢!你先命令你的队伍架枪集合,集合好后向我报告,我给他们讲话。”
  熊集合部队返回向阎报告,阎乘其不备,一枪将他击毙,并向他的部下宣布:“熊国斌是要反对革命,现已被我处决,你们赞成革命的枪架原地候命。不赞成的自动回营。”
  有两连留下,其余溃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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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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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血盟人头愿
  山西省起义的第二天,云南昆明又举义旗。
  云南籍在日本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人数较多,同盟会云南分会早就在东京成立,分会支部长是吕志伊。吕志伊字天民,云南思茅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云南主盟人。与赵伸等发刊《云南》杂志及《滇话报》,宣传革命。1908年与杨振鸿等发起云南独立会,发表宣言,同清廷断绝关系,并组织人员支援河口起义。同年冬赴仰光,与居正同任《光华日报》、《进化报》主笔。1910年返回上海,任《民立报》主笔。次年与宋教仁、陈其美等组织中部地区同盟会,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
  云南省内的同盟分会在1906年成立。同盟会会员杨大铸、徐濂、张大义等先后成立了文明演说会,编刊《云南旬报》,出版《新云南》、《醒滇梦》等书籍,组织云南公学会,以研究科学为名,其实则是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杨大铸得到云南谘议局议长张世勋等赞助,又在昆明设立云南国民大会,以“挽回矿权”为口号,暗中推动革命运动。
  在云南新军中,有不少中级军官是革命党人,这些人都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其中有37协统领蔡锷,74标1营管带唐继尧,74标2营管带刘存厚,74标3营管带雷飙,73标3营管带李鸿祥,炮兵19标2营管带刘云锋,炮兵19标3营管带谢汝翼,马兵19标教练官黄毓英,机关枪19营管带李凤楼,工程19营管带韩凤楼、陆军讲武堂代理监督沈汪度,讲武堂教官张子贞、顾品珍、刘祖武、庾恩旸(兼炮兵19标1营管带)、陆军小学堂总办罗佩金、参谋处总办殷承瓛、督练处副参议官李根源、74标教练官赵又新等等。
  此外,李烈钧、方声涛、张开儒等也在讲武堂任过教官。
  在云南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蔡锷和李根源。
  蔡锷字松坡,原名艮寅,湖南邵阳人。父亲是个裁缝,家贫,无法供他上学,被当地名士樊锥收为免费弟子。1896年,14岁的蔡锷考中秀才,后到长沙入时务学堂,梁启超、谭嗣同、樊锥均在学堂教书,对他影响很大。戊戌政变后至沪入南洋公学。次年,16岁的蔡锷东渡日本求学。先后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及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将在汉口发动的武装起义,事败复去日本,入成城学校,继入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同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常相往返。1904年回国后,曾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职。1905年夏,被调至广西,历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混成协协统等职,对训练新式军队极负时誉。黄兴、赵声、谭人凤都曾到他军中活动。1911年初调至云南新军。
  同盟会会员黄毓英希望蔡锷支持革命,蔡道:“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绝对同情支持。”
  李根源字印泉,云南大理人。1904年去日本留学,次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同唐继尧、罗佩金、顾品珍、谢汝翼、刘祖武、庾恩、刘存厚、李烈钧等人一起,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返回昆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次年升任讲武堂总办,沈汪度、张开儒分任监督、提调,云南讲武堂完全落入革命党人手中。
  云南讲武堂是全国少有的几个讲武堂之一,是西南各省最重要的军事教育机构。附近各省有志学习军事的青年,不惜远道来这里就学,其中便有一位英姿青年朱德从四川来到这里。
  云南讲武堂在1909年秋成立,设甲乙丙三班,分步、骑、炮、工四科,招收学员400余人。甲班从新军驻扎在云南的第19镇的管带、督队官、队官、排长中选调120余名学员,乙班从巡防营管带、帮带、哨官、哨长中选调100余名学员;丙班招考贡生、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及识字健壮青年。同盟会在讲武堂建立组织,发展会员,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酝酿革命起义,成为云南革命党人的重要据点。
  云南总督李经羲对李根源有了戒心,委派他赴滇西办理防务,历时半年。回省后,即被削去讲武堂总办职,调任督练处副参议官,这是个闲职。
  1911年8月,讲武堂300余名学生立意起义,策划于8月12日特别班毕业,李经羲总督来讲武堂行毕业式、发文凭时,即行刺杀,共同举事。监督沈汪度、总办唐继尧均知其事。沈即告之谢汝翼,谢认为时机未到,少数人骤行之,必至失败,极力阻止。
  特别班学生100余人毕业,同盟会会员朱德、范石生、杨蓁等被派到云南新军中担任队官。
  武昌首义后,云南革命党人狂欢欲舞,策划起义。
  李经羲和新军统制钟麟同,异常惶恐,连日召集各司道密议,飞调蒙自防军4营来省城;军械局筑碉楼,以防袭击,夜晚派侦探到巫家坝74标、炮队搜索,严加防范。
  蔡锷任职协统,阶级较高,资格较老,且有才干,有眼光,众人拥他领导起义。蔡锷、唐继尧、刘存厚、罗佩金、雷飙等人密议:联络官兵,与可靠之官长逐层组织小团体,歃血为盟,坚其信用,预备子弹,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
  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李鸿祥、殷承瓛、张子贞、雷飙歃血为盟。殷承瓛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16字,众人看过,将纸烧了,灰烬调入酒中,众人分饮。蔡锷道:
  “我们这人头愿已许了多久,迟完不如早完。”
  雷飙道:“我们的事,彼等早已知道,不干必遭毒手,快干可望成功,并可保全地方。”
  10月28日晚,蔡锷等集议,10月30日夜12时起义,以37协所属步兵73、74两标和炮兵19标为起义主力。73标占领昆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进攻重点是军械局和五华山;74标占领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地区,进攻点是南门外巡防2、4营、南门城楼、督署、藩库、盐库;炮兵向督署、五华山、军械局射击;讲武堂学生负责开启昆明北门、小东门、小西门、南门。众人推蔡锷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
  蔡锷决定起义的指挥部设在巫家坝的74标标部。74标标统罗佩金和所属3个营的管带唐继尧、刘存厚、雷飙均是密议起义的革命党人。
  19镇统制钟麟同听到革命党人秘密集会的风声,便于30日清晨7时突然来到巫家坝,集合2营官兵训话:
  “得有确报,今夜有匪作乱攻城,将谋革命。凡尔官兵如发觉妄言革命者来报,本统制见官加一级,并奖银200元。”
  钟麟同又召集74标军官会议,道:“谣传今夜巫家坝军队将作乱,你们看如何?”
  蔡锷道:“此处军队保无此事。但天时人物现已如此,何不对李督办自行宣布独立?”
  “该统领且莫胡说,你我吃王爵禄,当报王恩。要云南独立,非23省中22省俱己独立则可;否则,纵有21省独立,我都不肯任云南独立的,你可莫乱说独立。”
  钟麟同的讲话更激起革命党人的怒火。各队下级军官三五成群,议论纷纷。
  晚7时,蔡锷召集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飙、炮标管带庾恩旸、刘云峰、谢汝翼、机关枪营管带李凤楼等集议,决定12时鸣号,传步、炮两标官长在指挥部前集合,宣布革命宗旨,31日晨3时发难,若有反对者,当场击毙。
  蔡锷又找没有参加密议的炮标统带韩国饶,把发难的计划告诉他,韩国饶当即表示极力赞成。
  30日晚,发生了意外事件,使起义提前爆发。
  讲武堂派刘祖武去73标联系。73标除3营管带李鸿祥是革命党人外,标统和1、2营管带都是北洋派。但下级军官和士兵同情革命的人不少,8时半黄毓英等排长派士兵将装有枪枝子弹的箱子抬出,被右队官安焕章发现,便用指挥刀阻拦,士兵开枪把他击毙,同时击毙值日队官唐元良、督队官薛树仁等。士兵们便从营房冲出,喊杀声起,李鸿祥急忙命号兵吹集合号,并调1、2营士兵出动。1营管带成维铮把所属四个队多数官兵拖走,只有一队队官胡庚先率队前来,2营管带齐世杰逃走,队官马为麟率2营官兵前来。
  李鸿祥命令刘祖武为3营营长,马为麟为2营营长。
  标统丁锦率卫队赶来镇压,向起义士兵开枪。李鸿祥命起义部队回击,将丁锦卫队击溃,便整队向昆明北门进发,途中迎面来了一顶轿子,问后便知是李根源。
  李根源这天晚上吃饭,听到枪声,便问前来看望他的沈汪度,知道夜间起义,便立即坐轿绕南门赶往北校场,见到李鸿祥的起义部队,便一同前进。
  北门城门紧闭,李鸿祥命排长黄毓英、王秉钧、杨秀林、蒋光亮等数人,持刀带枪爬上北门城墙,打死守兵,开了城门,起义部队拥入城内。
  这支起义部队弹药较少,战斗不能持久,便决定首先进攻五华山北的军械局。19镇统制钟麟同已占领五华山,指挥军械局顽抗,发生激烈的战斗。
  云南总督李经羲听到73标枪声,即打电话向蔡锷求救。
  蔡锷得知73标行动,决定提前起义。
  步兵74标和炮兵19标官兵来到指挥部前,蔡锷即发表演说:“钟统制疑本协及炮标目兵将作乱,今日已有命令到协,饬我限今夜将枪、炮机柄收缴后再行严加惩办。我辈军人无辜受累。满清专制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首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专制,复我民权,我辈军人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为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山河,兴我汉室之为愈耶!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赞成者举手三呼‘革命军万岁’。”
  步炮两标官兵齐声三呼:“革命军万岁!”
  刘存厚当即宣布:“公推蔡锷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官兵们三呼“万岁”,表示赞同。
  74标2营首先开拔,李凤楼率机关枪营随后。来到昆明城南门,守兵官兵不战投诚。起义部队陆续进城。那讲武堂的起义人员也行动起来。
  炮兵管带谢汝翼率部,由东城埂上炮轰总督署和五华山、军械局。军械局守军凭借弹药充足,仍据险顽抗。起义军用炸药炸倒军械局围墙,谢汝翼率部冲入,占领了军械局。
  军械局存有德国造五子步枪子弹数百万发,日本造1000枝枪,双筒无烟2000枝,九子枪、音响毛瑟枪5000枝,马的里数千枝,退管炮弹数十万发。
  唐继尧率兵进攻总督署,朱德等人事先与总督署卫队有过联系,卫队很快缴械投降。总督李经羲仓皇逃走。
  钟麟同在五华山指挥据守,起义军炮兵射击,士兵四散。钟麟同以手枪自杀未遂,卫生队把他放到担架上,抬至南门城上,被士兵杀死。
  31日清晨,战斗结束,起义胜利。
  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为都督,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改为“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军都督府设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军政部总长为李根源,李曰垓次之,参议院院长由李根源兼;参谋部总长为殷承瓛,刘存厚、唐继尧次之;军务部总长为韩国饶,张毅次之。
  云南起义的第4天,即11月3日,上海发生了起义。
  上海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的策源地。在上海宣传革命的要数于右任最为突出。于右任名伯循,陕西三原人,1903年,24岁的于右任中举人,因讥刺时政,曾遭清政府捉拿,于次年潜逃上海,入震旦学院肄业。旋因抗议外籍教员干涉校务而离校,与学友创办复旦公学。1906年赴日本,访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7年4月回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任社长,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继而创办《民呼日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揭露清朝统治的腐朽黑暗,该报被查封后,又办起了《民吁日报》,报名取“民不敢声,惟有吁也”之意。激烈抨击清政府和揭露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该报仅发行48天,便被日本驻沪总领事函请上海苏松太道查封。1910年10月,于右任再创日报——《民立报》,自任社长,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笔。报纸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激烈攻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导各地革命运动,深受读者欢迎。
  1911年7月底,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一大批同盟会骨干分子,如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等,都在那里活动。担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的陈其美实际上是领导人,他在联络上海社会各界、策划上海起义的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活跃。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早年学习典当业与丝业。1906年23岁到日本东京,入警监学校学习警察,结交革命青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1908年回上海,往返沪浙及京津各地,联络党人。1909年在上海接办革命机关天宝栈,拟与浙江会党首领张恭等策动浙江起义,因叛徒刘师培告密未果。1909年至1910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并协助于右任、宋教仁等办《民立报》,宣传革命。加入上海青帮,是大头目之一。
  在上海还有一个由同盟会会员陶成章、李燮和等人创建的光复会组织。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1893年,15岁为塾师,喜读新书,遂萌反清革命思想。1900年去东北,后到北京,观察形势。1902年赴日本留学,不久返回祖国,在浙江积极联络会党,谋响应黄兴等将在长沙发动起义。1904年在上海与蔡元培等组织光复会。次年与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设体育专修科,召集金州、处州、绍兴各府会党头目进行军事训练,培养革命骨干,并捐官知府,再赴日本,入陆军联队,被拒,又欲入振武学校及陆军经理学校,亦未成功。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1908年赴南洋各地筹集革命经费,先后任新加坡《中兴日报》和仰光《光华日报》记者。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于1910年去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推章太炎为会长,自任副会长。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以为通讯机关。次年回上海,与李燮和等人组织光复社上海支部,以李燮和为总干事。
  李燮和原名柱中,湖南安化人,曾在长沙求实书院读书,参加华兴会,后又为光复会会员。1904年9月,参予黄兴等策划长沙起义,事泄逃亡日本。次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后往香港,入南洋文岛滨港中华学堂和双溪烈埠启智学堂任教三年,曾配合黄兴筹措广州起义军饷。1911年到上海。
  光复会上海支部对外称锐进学社,发行《锐进学报》并建立了秘密活动机关。同盟会和光复会携手合作,为起义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
  同盟会会员沈缦云、王一亭等人为议董的上海商务总会,对上海起义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沈缦云1868年生于江苏无锡,原名张祥飞(或翔飞),因入赘上海沈家,改姓沈,名懋昭,字缦云。1905年任复旦公学校董,次年创设上海信成储蓄银行。1907年被选为地方自治机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事会议董。1909年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后加入同盟会,资助创办《民吁日报》、《民立报》。1910年代表上海总商会赴北京参与速开国会请愿活动。次年与李平书、叶惠钧等发起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被推为副会长,6月组织中国国民总会,任会长。
  王一亭名震,别号白龙山人,浙江安吉人,早年习业钱庄,业余在广方言馆学习外语。1907年,40岁任日清轮船公司买办,又兼任日商大阪商务会社买办,同时进行多方面投资活动,任沈阳地产公司、上海内地电灯厂、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等董事,兼任上海信成银行董事长。1909年,被选为沪南商务总会总理,同年起又担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积极参与上海地方自治活动,先后被举为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上海自治公所议事会议董,并担任基本商团会长,与绅商政学各界交往密切,又暗中结交革命党人,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负责同盟会上海机关财务工作。曾资助《民立报》创刊。
  陈其美、沈缦云、王一亭、叶惠钧等同盟会会员争取商团,筹划上海起义。
  1907年夏,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曾铸和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发起成立南市商团公会。会员每晨操练,对维持地方治安起了一定作用。清政府遂发给七九步枪120支,子弹5000发,并准自购杂色枪械。商团公会会长先后由李平书、曾铸、王一亭、叶惠钧等担任。会员人数增至2000余人。1911年4月8日,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李平书被推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任副会长。
  李平书原名安曾,改名钟珏,号瑟斋,晚号且顽,优贡出身,1854年出生于江苏宝山。1899年在署广东遂溪知县任内,因支持民众反对法国侵占广州湾,被革职。1903年任江南制造局提调。此后兼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及招商局、江苏铁路局董事。主持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兼办商团。
  1911年5月7日全国商团联合会、全国学界联合会、上海日报公会等10个团体在上海召开大会,欢迎由东京留学生组成的国民会代表,决定成立中国国民总会。一个月后,中国国民总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5000余人到会,公推沈缦云为会长,以提倡尚武精神,兴办团练,实行国民为宗旨。
  武昌首义,上海民情沸腾。
  光复会上海支部总干事李燮和正在家乡湖南安化,武昌起义后受到都督黎元洪委托,以“长江下游招讨使”之名奔赴上海,与光复会的陶成章等人密议发动起义,认为如果得不到江浙响应事情终不能成。于是,他们决定派王文庆赴浙江省会杭州,章梓赴南京,柳承烈、张通典等赴江苏省会苏州。李燮和、伊锐志等在上海招募敢死队,组织光复军,争取上海的巡防营。吴淞、闸北军警上层人物中有不少是湖南人,李燮和利用老乡关系,拉拢了吴淞巡官黄汉湘,通过黄汉湘与闸北警备队队长陈汉钦等人建立联系,运动起义。
  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宋教仁、范鸿仙、沈缦云、叶惠均等,在民立报馆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以联络商团,媾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激励民气。
  沈缦云介绍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李平书与陈其美见面,结为莫逆之交。同盟会与商团联络渐次成熟。
  商团加紧起义准备,11月1日,上海各商团在九亩地举行检阅。刚从湖北归来的新军第9镇马标1营管带、李平书的族侄李英石担任检阅官,并被推为上海商团总司令。
  11月2日,陈其美、李燮和代表同盟会和光复会在民声报密议共同行动问题,决定次日午后4时,命令各路军警易帜,宣告独立。
  当晚,同盟会和光复会分别部署起义。陈其美同李平书在城自治公所召集会议,宣布次日起义,他们的行动目标是控制南市和江南制造局。李燮和也在光复会部署起义,给光复军发了白旗,派人到闸北和吴淞通知起义时间。
  3日上午10时,闸北革命力量出人意料地提前行动起来。上海巡警总局设在闸北。巡警道汪瑞闿和巡警总局总办姚捷勋,在武昌起义后防范很严,对警士亦很注意,平日发出的子弹,除每枪限留五粒外,多者悉令上缴,运存缉私营所属海豹兵舰,以防不测。但他们对警备队队长陈汉钦仍很信任,提升他为警备营管带。陈汉钦早已同李燮和及其光复会建立了联系,被推为闸北巡警起义的总指挥。陈汉钦便于这天上午10时,鸣枪为号,发动巡警起义,攻击巡警总局,汪、姚两人逃入租界。下午3时,起义者占领巡警总局,高悬白旗,宣布闸北独立。巡士均袖缠白布,商店闻风,争先闭市,民军立即晓谕,照常贸易,无庸恐怖。
  闸北起义发动,商业体操会商团代司令朱少沂、总教练沈鹏也在南市发动。上海道台刘燕翼听到革命党人起义消息,携带关防,逃入租界。刘燕翼一逃,道台衙门群龙无首,毫无抵抗。起义军随即将道台衙门付诸一炬。大街小巷贴出李书平署名的安民告示。
  陈其美等在西门外斜桥西园,召集同盟会重要人物举行会议,通知所部齐集进攻制造局。
  商团和新成立的敢死队午后在南市九亩地集合。敢死队队长张承槱是上海中国公学学生,和于右任有师生之谊,他因偶然机会,结识了一批上海的青红帮分子刘福标、田鑫山等,号称有3000人,原准备赴武汉参加作战。于右任得知后,对张承说,既然有如此多人,何必往武汉,就在上海动手亦可,于是,刘福标决定将他所有弟兄300余人交给张承槱,成立敢死队。
  陈其美率敢死队百人和商团数百人,均袖扎白巾,于下午5时向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
  制造局东、南两面临黄浦江,只有北、西两面是陆地,制造局四角围墙上设有炮楼,大门前是一条长巷,门口安置重机枪守卫。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外甥,所部是安徽同乡300余人的卫队,武器弹药充足。他们利用有利地形,负隅顽抗。
  起义军趁工人放工之际,一人持白旗,一人持红旗,率队冲向制造局,开放排枪,并放炸弹轰击,与制造局卫队相持一个多小时,起义军连放炸弹20余枚。商团武器稍为精良,敢死队只有手枪4枝,炸弹几十枚,另有几十把短刀和一些手雷,制造局卫兵用机枪猛烈扫射,敢死队难以接近,始退至局门,摇旗复战,敢死队几经冲锋,死伤已达50余人。
  陈其美忽然站出来道:“我来说服守卫制造局的军队,可以不再流血。”他贸然只身闯入制造局,企图说服守军响应起义,结果被扣押起来,捆绑在办公厅前的柱子上。
  进攻制造局失利和陈其美被扣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和上海商团总司令李英石,集合商团1000余人。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3人向众人痛哭道:“愿众于此千钧一发之际,抱破釜沉舟之志,即夕奏功,则域中无数生灵,我团员数千家室得保安全。”
  随即由李英石率领这支队伍向制造局出发。
  4日凌晨3时开始,起义军向制造局发起多次进攻,仍以敢死队为前锋,同顽抗的制造局守军激战两个多小时,守军以机枪居高临下扫射,敢死队仰攻受挫。
  制造局大门为铁制,背后又护以铜板,难以打开。商团团员、九亩地新舞台京剧武生演员潘月樵发现门侧有木制栅栏,可以火攻,但一时没有引火物,附近杂商铺店主自动捐助汽油十几斤,纵火焚烧。
  商团团员许奇松等又从制造局炮兵营护墙沟内夺得钢炮一尊,对准大门轰击,守军开始陷入混乱。通宵酣战,直至黎明。
  李燮和率领的吴淞,闸北起义军燮赶到,起义军声势更盛,张士珩在四面楚歌声中,率亲信数人狼狈逃离,搭乘事先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小火轮,退往法租界,制造局悬出白旗,商团、起义军警、敢死队一齐拥入。
  李燮和等即将军火库内装箱待运南昌的步枪和弹药分发给起义人员,人手一枪。
  寻觅被囚的陈其美不见,询问制造局投降人员,得知陈其美被囚在厕所旁边的一间储藏钢铁的小房间里。陈其美手足带镣铐,坐在一条凳上,发辫从新凿的壁孔穿过,吊在房外的铁钩上,头紧紧贴在板壁,他默然不动。同志们给他打开镣铐,放下发辫,他手脚麻木,不能走动。
  拿下制造局,11月4日8时,上海光复。
  6日下午,在小东门内大街海防厅署召开会议,推选军政府领导人员,五六十人参加会议,李平书主持。李平书、李英石、陈其美先后发言。推选开始,有人推举李英石为都督,有人推举陈其美为都督。跟随陈其美来会场的敢死队头目刘福标突然高举一颗手榴弹,大呼:“都督非选陈其美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
  李平书无法维持秩序,便宣布散会。
  会议在混乱中无结果而散,后来经过各方协商,推举陈其美为都督。军政府各部长官是:司令部部长陈其美,副部长盛典型;参谋部部长黄郛,副部长刘基炎;军务部部长钮永建,副部长李英石;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总理李平书;财务部部长沈缦云;外交总长伍廷芳;交通部部长王一亭;海军部部长毛仲芳;顾问虞和德、沈思孚、姜国梁等。
  李燮和在上海起义中也有很大功绩,因没得到沪军都督职,便另组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为都督,同时设光复军司令部于吴淞中国公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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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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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竹竿挑檐瓦”
  上海光复的第二天,苏州、流州同时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
  上海革命党人在准备起义时,便策动江苏独立。光复会上海支部总干事李燮和派柳承烈、张通典到苏州活动。同盟会派徐文斌到苏州枫桥新军45标进行联络,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已跃跃欲试。
  江苏省城苏州兵力十分空虚。新军名为一协,即第23协,协下属只有一标即第45标。协统艾忠琦不能控制部队。45标统带刘之洁倾向革命,向江苏巡抚程德全进言:
  “时局转移视鄂胜利及他省响应与否;倘长江各省响应日多,苏居其间难独异,宜沉机观变,以俟时耳。”
  程德全事实上已无法控制局势,表示:“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务必秋毫无犯,勿扰百姓。”
  11月4日,上海光复,江苏独立的时机成熟。这日上午,45标正在操练,统带刘之洁从抚署回来,登上操场旁土丘上,集合队伍,高声道:
  “武昌起义以来,瞬已二旬有余,各省先后响应者络绎不绝,天命人心,于此可见。满清政府不久推翻,可操左券。苏州所以不敢冒昧从事者,因布置未妥,恐流血殃民,徒滋纷扰而无济于事。现在时机成熟,不日即可宣言独立。”
  官兵听罢喜形于色,准备行动。
  这天,苏州城内传出消息,言今晚6时,新军营有马队入城,宜家制白旗以待,严扃门户,毋早睡。
  晚上,上海民军50人从上海乘火车赴枫桥同新军会合。新军士兵向队官请领子弹,队官初时未允,嗣见士兵不散,遂一律发给。
  5日拂晓,新军马队、步队、工程队、辎重队偕上海民军一律臂缠白布入城。队伍来到抚署,谒见程德全,拥为都督。
  程德全字雪楼,四川云阳人,做过黑龙江巡抚,奉调江苏才一年多,他在清朝封疆大臣中,可算作较为开明者,同国内立宪派首领、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交往颇密。武昌首义后,曾全力镇压江苏人民的反清斗争,并串通立宪派,电请清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后见大势已去,表示同意江苏独立。
  起义官兵随即给程德全送上印信。印信用砚石一方刻其底,文曰:“江苏都督印。”
  江苏省提法司左孝同、巡警道吴肇邦、新军协统艾忠琦等闻变逃走,左路巡防营管带戚从云被变兵所杀。
  江苏宣告光复,都督府设在都练公所,刘之洁任苏军统领,顾忠琛任参谋厅长,蒋懋熙为巡警道,应德闳任财政司长,江绍烈为司法司长,黄炎培、沈恩孚、罗良鉴为秘书,李平书为民政厅长。其余官吏一仍其旧。都督府门前,悬有红字白旗一面,上书“中华民国军江苏都督府”,傍有“兴汉安民”四字。
  江苏省谘议局解散。在拙政园成立省议会,原谘议局议员55人到会,程德全亲自莅会,宣布开会宗旨。谘议局议员摇身一变,成为省议会会员,遂由会员公推议长,张謇选为会长,蒋炳章为副会长。
  当时就有人记下江苏独立的情形:“苏州光复时,没有丝毫变动,仅用竹竿挑去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之。”
  浙江同江苏同一天宣布起义。
  浙江的革命党人大多在新军中。浙江省早先就有武备学堂、弁目学堂、陆军小学堂、炮工学堂等。这些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多数人后来成为浙江新军中的革命党骨干力量。
  早在1905年,同盟会重要干部秋瑾就到杭州从事革命活动。秋瑾字璇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1890年,15岁随父入湘,依父母之命嫁给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1902年王廷钧纳资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其去北京。她目睹民族危机深重,清政府腐败无能,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于1904年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自己筹资留学日本,先入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继入青山实践女校。她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鼓吹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提倡男女平权,并参加冯自由等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即军师。1905年回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7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1906年初回国,在上海与易本羲等创办中国公学。与尹锐志、陈伯平等设立“锐进学社”。又创办《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为日后创设中国妇女协会打基础为宗旨。仅出二期而止。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继与徐锡麟分头准备浙、皖两地同时举事,被推为大通学堂督办,往来沪、杭间,联络沪、杭军队与会党,组织光复军,徐锡麟为首领,她为协领。预定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诱清军离杭州然后以起义军渡江攻杭州,如不克,则带队回绍兴,由金华、处州入江西,攻安庆,事败,清军包围大通学堂,她与少数学生持械抵抗,失败被捕。绍兴知府贵福深夜提审,她坚贞不屈,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以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秋瑾在杭州时,曾运动弁目学堂周亚卫等加入光复会。朱瑞、周凤岐、吕公望、夏超、俞炜、叶颂清、徐世镳、傅孟等军界人士加入光复会。秋瑾有光复会、同盟会双重身份,朱瑞等也既是光复会员,又是同盟会会员。在浙江新军军官中,还有一批人加入了同盟会,如顾乃斌、来伟良、黄元秀等。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生、同盟会会员褚辅成归国后,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支部长,1907年被推举为浙江谘议局议员,同新军有密切联系。
  至1911年,浙江军界中下级军官中已有不少人是革命党人,如第81标代标统朱瑞,营督队官俞炜,第82标3营管带顾乃斌、教练官吴思豫、冯炽中,督队官傅孟,炮队队官徐士镳,工程营队官来伟良,陆军警察营督队官童保暄,旗官傅其永,队官王桂林,辎重营管带韩绍基,陆军小学队长葛敬恩、周亚卫,督练公所科长黄元秀,科员吕公望等。起义前夕,82标标统周承棪,经吴思豫联络,同意参加革命。
  上海革命党人有不少是浙江籍人,同盟会方面,陈其美是湖州人,黄郛是杭州人,蒋介石是奉化人,王逸是嵊县人;光复会方面,尹锐志、尹维峻是嵊县人。沪杭有铁路相通,当天可以来回。武昌首义后,陈其美曾多次到杭州,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意周和尚处密议,策划起义。
  杭州新军两标都驻扎在城外,每个士兵所带子弹不满5粒,城内驻有防旗营,兵多械足,巡抚衙门驻有巡防营1营,卫队两连,军械局内也有巡防营驻守,新军进城需要城内配合。新军工程营驻在城内,该营管带田继成早已辞职,由左队队官、同盟会会员来伟良兼代。来伟良表示,愿在城中首先发难,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劈开几处城门,将城外新军放入城内。
  10月23日,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到杭州,召集褚辅成、朱瑞、顾乃斌、韩绍基、葛敬恩、吴思豫、周亚卫等人开会,部署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在横箭道巷李絅棠家设临时机关,存储军需弹药物品,及接洽外地来杭人员。上海又先后派庄之盘、吴文禧等人运去炸弹和送去经费。
  浙江革命党人同抚署卫队长金富有、军械局守备队长吴秉森等取得了联系。
  11月3日,上海发难,黄郛、蒋介石同浙江革命党人褚辅成、顾乃斌、俞炜、童保暄、葛敬恩、徐士镳、吴思豫、王桂林、韩绍基、来伟良、傅孟等,开紧急会议,决定次日午夜12时起义。
  会上推选都督时,众人推顾乃斌,顾不肯;又推朱瑞,朱瑞的代表俞炜说,朱的身体不好。顾、朱是众望所归的人,他们不肯任都督,众人呆了。再推褚辅成,褚则主张由前任谘议局议长汤寿潜出任。汤素来与革命党人无联系,人又在上海。这时童保暄在会上慷慨陈词,顾乃斌提议由童保暄担任临时都督。虽然童保暄的地位和声望都不高,但事情不能拖延,只好这样定下来。童保暄提议由葛敬恩担任临时参谋,起草命令,众人同意。
  4日下午,抚署各官绅会议,多数绅界人士坚请独立要求,至晚8时未允,旋退出。
  起义按计划进行。81标3个营、炮兵1营、骑兵1连,从笕桥出发;82标从南星桥出发,分别向杭州城开进。陆军警察营童保暄、傅其永、王桂林率宪兵,会同工程营前队3排排长陈涤饬率目兵打开望江门,工程营左队队官来伟良率队打开艮山门。两标起义士兵长驱直入。
  傅孟等率领的82标同蒋介石率领的一部分敢死队向抚署进攻。抚署卫队长金富有作内应,起义军只开了几枪,掷了几个炸弹,就进入抚署衙门,纳火焚烧抚署。浙江巡抚增韫从后围墙逃走,躲进马房里,被起义士兵拿获。
  81标起义部队和光复会会员王金发带领的敢死队进攻军械局。军械局守备队长吴秉森等人作内应,很快占领了军械局。
  是晚,真正发生战斗的地方,只有茅郎巷,那里新招之巡防兵颇有效忠于清政府者,同起义军相战半小时,力竭始降。
  清军最后的据点是旗营,旗营的新兵500人,壮丁700人。而起义军有5000人之众,整个大势已去。满人将军德济主张投降,但协领贵林主张顽抗到底。浙江谘议局议长陈棪宸谓贵林曰:“清天命尽矣,公无徒死。”贵林答道:“吾唯一死以自谢耳。”
  到了5日下午,贵林等探得巡抚增韫已被活捉,革命声势浩大,眼下无法再顽抗下去,才在营门小城垛上竖起白旗,贵林带了两名随从,向起义军接洽投降。
  偌大个杭州省城,兵不血刃而白帜飞扬,遂宣布独立矣。
  浙江谘议局的议长陈絅宸、副议长沈钧儒以及马叙伦等,商议迎接在上海的汤寿潜回杭州,担任浙江都督,当即由马叙伦起草了电报稿,除陈、沈、马三人具名外,沈钧儒还加上了议员褚辅成的名字。电报由马叙伦发出。
  革命党人在总司令部召开军政紧急会议,正式推选浙江都督。褚辅成提议推汤寿潜为都督,多数赞成,王金发等少数人反对,理由是:汤寿潜过去怂恿浙江巡抚张曾扬捕杀秋瑾,不应该推他作都督。会议最后仍决定汤寿潜为都督。
  汤寿潜得知推他做都督的消息,他不愿就任,道:“卿等欲革命,径行之耳,奈何以强人?吾虽弗善颛制,然与卿等异趣,以若所为亦不与也!”汤寿潜在他人劝说下,还是在当天返回杭州,上任了。
  汤寿潜就任浙江都督,周承颛为浙军总司令,褚辅成为政事部长。汤寿潜任职2个月,便辞去职务,由蒋尊簋接任都督。蒋尊簋字伯器,浙江诸暨人,早年肄业于浙江求是书院,后留学日本。1905年,23岁加入光复会,同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历任浙江陆军第1标统带、浙江讲武学堂总办,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兵备处总办、1909年任广东新军协统。1911年11月9日,他参与驱走两广总督张鸣岐,宣布广东独立,被举为临时都督,迎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自任广东军务部长,旋任浙江都督。
  安徽革命却是难产。早在1904年,陈独秀、柏文蔚等就在安徽成立了反清组织岳王会,参加岳王会的有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和武备学堂的学生,约30多人。岳王会总会设在芜湖,陈独秀为会长。次年,柏文蔚在南京设立分部,自任分部长。柏文蔚当时在南京南洋第9镇33标2营,任前队队官,后升至管带。同盟会成立后,柏文蔚率岳王会南京分会全体同志参加。
  在日本留学的安徽籍学生吴春阳、管鹏、王天培、常恒芳等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吴春阳任安徽主盟人。他们归国后,到安徽省省会安庆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同盟会会员。武备学堂的学生、岳王会会员倪映典、熊成基等先后投入安徽新军。岳王会在安徽新军中有二三十人,因人数太少,没有建立分会,便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维新会,新军1标3营的官兵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此时,倪映典已加入同盟会,他在新军先后任炮队队长、骑兵营管带、炮兵管带。他同队官熊成基密谋发动起义。熊成基已加入了光复会。
  1908年11月,倪映典、熊成基等乘太湖会操的机会,率马、炮两营1000余官兵起义,推熊成基为起义总指挥。起义军进攻安庆,激战3昼夜,因寡不敌众,起义军退至庐州解散余众。岳王会的主要骨干范传甲、薛哲、张劲夫、葛兰瑞等英勇就义,全省牵连被害者达300余人,岳王会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一些幸存者,大多加入同盟会。
  熊成基起义失败后,吴春阳加紧活动。吴春阳字墀谷,安徽合肥人。曾和熊成基同在炮营任职,并奔走各地。武昌首义的前三天,他回安庆。随后又去武昌会见黎元洪,10月28日再次回到安庆。30日,他和王天培、韩衍、史沛然、李乾瑜、陈安仁等在奚家花园附近的一家客栈萍萃楼召开会议,新军步兵两标、马炮营、工程队、测绘学堂、陆军小学堂都有代表参加,决定当晚由新军发难。推胡万泰为总指挥,约定晚8时先由62标举火为号,61标和马、炮营继起响应,先攻标部,夺取子弹,再合力攻省城。
  驻安徽的新军是第31混成协,协下设第61标、第62标和炮营、马营、辎重队、工程队。61标驻安庆城外五里庙,62标驻安庆城外20里的集贤关,炮营、辎重队设东门外迎江寺下,马营设西门山上,工程队设城内关帝庙。新军中识字的人很多,其中还有文武秀才。每到夜晚,书声琅琅,达于户外。
  安徽巡抚朱家宝是个思想顽固的旧官僚,他曾镇压熊成基起义。武昌首义后,他十分恐慌。他认为新军不可靠,除将发给新军的子弹悉数收回,命驻扎在安庆城内的巡防营统领刘利贞加强防务外,将新军革命情绪较强的62标3营调往皖鄂交界的英山驻防,该营管带是革命党人桂丹遹。朱家宝又请求清朝政府调来张勋所部江防两营到安庆,并派军舰到安庆长江江面游弋,以资威慑。
  起义总指挥胡万泰在30日晚突然借口“送母”离开安庆。
  负责率62标首先发难的排长李乾瑜,因参加策划起义的会议,回营太迟,被标统顾琢堂拘留,62标不能及时行动,也无法举火为号。
  61标和62标、马炮营、工程队驻地相距很远,传递消息很慢,不知道情况临时有了变化。
  到了规定时间,炮营队官陈安仁、排长吴士英将该营管带逐走。但炮上机关均已被预先卸去,众人无能为力。
  61标士兵也如期进攻本标标部,标统胡永奎率弁兵居高临下开炮轰击,不少起义士兵牺牲。双方相持到晚11时,仍不见62标举火信号。起义士兵便各自回营。
  巡抚朱家宝得到新军起义的消息,立即命卫队以机关炮守城。次日,61标标统胡永奎调来江防营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官兵,作为警戒,收缴了62标官兵枪械,并将全体官兵集合在操场训话,宣布将全标解散,听候分批遣送回籍,无令不准出营,否则枪杀勿论。
  这日下午4时,62标起义士兵由陆国荣、史明家率领,救出被拘留的李乾瑜,赶走标统顾琢堂,向省城进发,61标官兵闻讯,乘机冲出营房,徒手向省城进发,逼近北门,发出了联络信号,可是城防已由江防营严密控制,城内新军不敢响应,而江面上又有兵舰巡游。起义军攻城,因枪弹不足,且守城的江防营和巡防营都配有新式快枪,起义军被击溃,退往桐城。潜伏在城内的吴春阳,逃离安庆,前往武昌求援。起义失败。
  朱家宝下令新军各营一律解散。他还准备在城内大搜捕。但有人向他进言,党人皆挟有猛烈炸弹,如逼其走险,恐全城俱毁。朱家宝因而不敢搜捕。
  江防营是朱家宝请调来的客军,纪律很坏,随意抢劫居民财产,两家当铺被其抢劫一空,还想抢劫藩库,激起民愤。安徽省谘议局要求朱家宝将江防营调离出境,将溃散的部分新军招回,编为商团,维持省垣治安。商团团长由原62标教练官王道济担任。朱家宝只好答应。
  省城安庆动荡不安,皖北重镇寿县又举义旗。同盟会会员张汇滔从日本回来,在寿县以“信义会”名义开展活动,其誓言和同盟会誓言完全一致。11月5日,革命党人发动起义,革命武装发展到2万人,编成21营,由王庆云任淮上军总司令,张汇滔、袁家声、张纶为副司令,寿县举事,震动省城。
  江防营撤离安庆,朱家宝失去了兵力。正当此时,江西省军政府致电安徽省谘议局:“浔将遣师,恢复金陵,道出安庆,要求独立。”
  这个简短的电报,使安徽士绅甚为疑惧,与其让九江的革命军到来方始独立,不如及早自为作主。同盟会会员、测绘学堂的王天培自称是奉黎元洪命令,主持安徽独立,对谘议局施加影响。
  11月8日,谘议局开会,决定宣布安徽独立,推巡抚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
  各界将都督印信送至抚署。朱家宝接见,放声大哭,再三推让,始允暂受。
  逃往武昌求援的吴春阳,于当晚返回安庆,被任为总经略。
  朱家宝将抚署改为都督府,于头门外竖立白旗二面,一书宣布独立,一书兴汉保民。
  谘议局推王天培为副都督后,又借口各省都没有副都督,要王天培改任军事总监。王天培有炮营支持,便到谘议局,限时要他们交出都督印信,否则以铁血相见,谘议局弄巧成拙,不得不向朱家宝索回都督印信,交给王天培,并承认他为都督。
  王天培不能控制局面。原巡防营统领刘利贞等唆使流氓在城内鼓噪,王天培被迫出走,都督印信又回到朱家宝手中。
  朱家宝虽然再任都督,手中却无兵力,全靠巡警道方耿寰所率警察维持地方秩序。原62标教练官刘国栋,便乘机率领一部分招收回来的新军,包围巡警道衙门,赶走方耿寰,自称都督。胡万泰也率领测绘学堂学生百余人,包围巡抚衙门,要朱家宝交出印信,并以皖军总司令名义出布告安民。安徽一时竟有三个都督,省城安庆一片混乱。
  安徽同盟会领导人吴春阳看到局势无法收拾,便向九江军政分府都督马毓宝请求派兵援皖。马毓宝派团长黄焕章带兵两营开赴安庆。
  黄焕章是个庸劣异常之人,他所部2000人是新近招募来的洪江会会徒,军纪很坏。有人得知黄焕章的部队毫无纪律,便极力反对他的军队进城,指定他们驻城外五里庙,说明军饷由省库供给。黄焕章根本不理,擅引军进城,驻扎师范学堂。
  黄焕章向谘议局要军饷万元,议长窦以珏答应先付2500元。黄焕章不满,先唆使军士放枪威吓,后指挥所部围攻都督府,洗劫军械库、藩库,以至商店和富户。藩库存银洋8万余元,军械库快枪200余枝、子弹100余万发、机关炮6尊、过山炮12尊被劫走。100余家商店所失达100万元。
  朱家宝在混乱之中逃离都督府。黄焕章便出布告说,安徽一切军政由他负责,俨然是安徽都督。
  黄焕章胡作非为,吴春阳极为愤慨,他决定去责问他。他的一位朋友拉着他的手劝阻道:“焕章狼子野心,不可理喻,何轻身入虎穴乎?”
  吴春阳厉声答道:“焕章假借民军,行同盗贼,践我土地,虐我人民。吾皖素称多志士,今事如此,竟无一人仗义执言乎?”言罢,便去黄焕章军营。
  吴春阳要黄焕章将所掠夺的库银、军械和商民财物如数归还,至于军费,可以保证筹给。黄焕章不理睬他。
  次日,吴春阳再次找黄焕章,被黄拘禁。吴春阳自知不免,写了一首绝命诗:
  来来去去本无因,
  只觉区区不忍心,
  拚着头颅酬死友,
  敢将多难累生灵。
  ……
  诗还未写完,黄焕章便指使卫兵用手枪向他射击。吴春阳身中七弹,壮烈牺牲。
  被朱家宝调驻英山的原62标3营的同盟会会员,听说吴春阳被害的消息后,便在管带桂丹慓的率领下,开回安庆,准备用武力逐走黄焕章部。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是黄焕章部难以抵抗的。
  此时,马毓宝派总参谋长李烈钧来安庆处理善后。李烈钧见安庆群情愤激,便将黄焕章撤职看押,将黄焕章的谋士、肇事人顾英枪决。复令黄部士兵将所掠财物悉数交出,搬入都督府,邀请商会派人,会同发还原主认领。
  李烈钧被推为安徽都督,但仍有皖人不服。李只得以援鄂为借口,率黄部离皖。众人推桂丹韵为临时都督。
  胡万泰仍以总司令自居。实际上,安庆陷入无政府状态。
  安庆宣布独立的第二天,皖北重镇庐州、皖南要地芜湖同时光复。庐州首邑在合肥,同盟会会员孙万乘为庐州军政分府总司令;从武汉刚刚返回芜湖的陆军小学学生吴振黄为芜湖军政分府司令。
  在混乱中,安庆的同盟会会员韩衍、管鹏等,以及陆军小学、测绘学堂、尚志学堂学生为主,组成一支青年军,由韩衍任总监。韩衍等发电报给上海的同盟会组织,请求派刚由南京出狱的安徽籍老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为安徽都督。淮上军总司令王庆云,庐州军政分府孙万乘,芜湖军政分府吴振黄等,均一致拥戴孙毓筠。
  孙毓筠,安徽寿县人,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同年去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事泄被捕,判刑5年。他于12月21日抵达安庆,成立安徽军政府,出任都督,以桂丹墀为军务部部长兼总司令,韩衍为青年军总监兼代参谋长,管鹏为内务部长,史推恩为财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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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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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乞降与反复
  福建革命,亦从新军发起。
  早在1906年,中国同盟会福建支部成立,支部长是郑祖荫,总干事为林斯琛。同盟会福建支部创办了机关报《建言报》。
  福建新军原是左宗棠旧部湘军改编而成,设誓编陆军第10镇,镇下属2协4标即第19、20协,第37、38、39、40标。其中第19协始终未建立。第10镇统制是孙道仁,孙道仁是名将孙开华之后,是个绔绔子弟。他并未受军事教育,于军事诸多隔膜,只是承袭父职。他的部下重要军官,大多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色彩较新。第20协统领许崇智字汝为,1886年出生于广东番禺,入福州船政学堂,后保送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毕业归国后,历任福建武备学堂教习,总教习,擢新军10镇40标标统,迁20协协统。
  同盟会运动新军下层士兵起主要作用的人是彭寿松。彭是湖南长沙人,他的父亲早年以武弁随左宗棠入闽。曾在台湾任武职,后病死在福州。性格豪侠、好用意气的彭寿松早年加入哥老会,曾当过福州缉私局局长,后由林斯琛介绍加入同盟会。他认为革命须靠武力,争取武力必须从军警下手,便建立军警同盟会,运动新军。彭既湘人,又湘军将门之后,且系哥老会中人,故游说较易。军队中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很快。
  1911年11月1日,林斯琛去武汉、上海联络后回到福州。他同郑祖荫、许崇智以及40标统带林肇民、炮兵营管带萧奇斌等,在南台白泉庵开军事会议,策划起义。虽然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已转为革命力量,但镇统制孙道仁尚未争取。林斯琛通过英商乾记洋行买办蔡展庞,劝告孙道仁。孙先是犹豫不决,后见省内外形势剧变,才表示赞成革命。
  5日晚,郑祖荫、林斯琛、许崇智、彭寿松、孙道仁、刘通等人在一艘停泊在魁岐江面的夹板船上讨论和部署起义,孙道仁即宣誓加入同盟会。
  闽省清廷旗人将军对该省新军防范较严,已将药库子弹悉行搬入旗界,新军军士每人只有四五发子弹,难以发难。幸好驻守屏山军械库的员兵多已加入军警特别同盟会,便偷凿墙垣,于6、7两日晚,将子弹秘密运出。
  孙道仁于8日发出密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彭寿松为先锋队和差遣队指挥,于当晚向于山发起总攻。洋枪队由刘通等率领,保护领事馆区和外侨,并占领银元局、厘税局。
  当日晚上,许崇智率队进入于山。于山俯瞰旗营,为必争之地,旗军失此先着,成为困守一隅之局。福州将军朴寿所部八旗捷胜两营,官兵2500人,起义军5000余人,兵力强,地势利。
  9日拂晓5时,号炮鸣响,起义军开始进攻。炮兵集中火力轰击福州将军署,满人死伤颇多。中午11时半,清军势不能支,士无斗志,在城上竖起白布降旗,上书:“将军出走,停战议和。”起义军怕他们诈降,置之不理,继续炮击。下午2时,清军又在于山天君殿前门的标杆上,挂一面白布阵旗,上书:“请求停火,愿将全部缴械乞降。”
  许崇智见到白旗,即命停火。一个旗营官员,手持粉纸白旗,上书“献械乞降”四字,挑夫随其后,挑着步枪机柄数担。
  翌日8时,八旗都统胜恩率领八旗兵1300余人,到南校场指定地点参加受降仪式。每人得银洋一元,遣散。福州将军朴寿在押送途中被起义士兵乱刀砍死。闽浙总督松寿吞金自杀。
  彭寿松集合同志,进总督衙,议定组织军政府,众人举孙道仁为都督。都督府设参事委员会,掌管民政,推彭寿松、郑祖荫、林斯琛、刘通等10人为参事员。彭寿松为会长。
  都督府成立,13日举行都督就职典礼。郑祖荫代表同盟会授予孙道仁都督印信,文为“中华军政府闽都督之印”。孙道仁接印,张贴就职告示。参事委员会稍后改为政务院,彭寿松为院长,郑祖荫、林斯琛为副院长,许崇智为第1师师长。那些立宪派人士,也参加政府组阁,原谘议局议长高登鲤任民政部部长,副议长刘崇佑任次长;另一名副议长陈之麟任财政部部长,谘议局秘书长林长民任外交部长。
  贵州起义却是另一番气象。起义前有两大组织在活动,一个是自治学社,一个是历史研究会和它的外围组织皇汉公。
  自治学社的领导人是张百麟。
  张百麟贵州贵阳人,原籍湖南长沙,一名景福,字石麒。1902年,23岁赴日本,肄业于早稻大学法政速成科。次年归国,他父亲给他捐了个通判,并在1907年上半年考入贵州法政学堂,成为官班的学员。这一年他和钟山玉、黄泽霖等组织了自治学社。张百麟在成立大会上演说:
  “我辈对于瓜分警告,不在于痛哭流涕,惟在讲求救亡方法。据不佞愚见,我辈现今保国,当用国民责任说,将来立国,当用国家主体说。故研究结果,首以国民责任为大前提,借以唤起一般人之责任心。即以个人自治为起点,以地方自治为延长线,以国家自治为最终点。”
  学社社章规定:“本社名曰自治学社。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次第研究之。同人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养成善良品性,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
  学社向官府立案,得到批准。
  1909年9月,自治学社筹办的《西南日报》出版,张百麟任编辑。扩大了学社的影响,学社社务发展很快,社员逐渐增多。从1907年至1911年五年间,他们派出干部到各县活动。时值清政府宣布筹办地方自治,各县自治学社得以比较顺利地成立起来。贵州全省府、厅、州、县64个,有47个建立了自治学社。全省学社社员达1·4万余人。
  自治学社在贵阳已有相当大的势力。1909年,贵州省谘议局成立,有议员39名,自治学社社员却占去33席。自治学社社员谭西庚选为副议长;常驻议员办事处书记长,也是社员周培艺担任。后来议长辞职,谭西庚被补选为议长,朱焯、龚文柱为副议长。整个谘议局全被自治学社控制。
  由于形势的发展,自治学社趋于革命。张百麟写信给东京中国同盟会贵州主盟人平刚,表示自治学社愿加入中国同盟会,得到同盟会总部的批准,自治学社加入了同盟会,张百麟为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自治学社的势力遍及军、政、学各界。
  历史研究会是由贵州陆军小学堂学生席正铭、阎崇阶、江务滋、刘莘园、田子玉等,于1908年4月发起建立的。其会员除陆军小学堂学生外,还有公立中学、优级师范选科等学校少数学生参加。会址设在陆军小学堂内,由席正铭负总责,阎崇阶、刘莘园、田子玉、江务滋及公立中学学生何器之协助。一二个月内,发展会员数十人。
  席正铭等考虑:革命要拚命,要流血。学校的学生,对宣传革命,组织革命,虽然能取到较大作用,但毕竟不能希望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要执干戈与满人决胜负,不能不预筹大批武装斗士和英雄豪杰。他们便决定联络新军。
  贵州新军只有常备步兵第1标,标统由镇江人袁义保担任,其余管带、队官、排长,湖北籍占居多数。兵员注重土着,新军头目和士兵,90%以上便都是袍哥阶级。袍哥某些规章习惯俗不可耐,高尚人士尝诋毁他们为下流、自好者,雅不屑为。
  历史研究会与新军联络,两全之道,只有自立公口。他们便在贵阳城内王家巷朱勇烈公祠,成立“皇汉公”码头,同新军士兵联系,也兼顾绿营、巡防营、帮会、社会人士的联络。“公口”由席正铭任“大爷”,掌“码头”。席早年在家乡沿河县参加过哥老会,有基础。阎崇阶、朱绍再任正副“钱粮”,刘莘园、江务滋、朱导江任正副“管事”。
  他们很快联络了新军中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如正目杨树青等。标部的两个密查金渭滨和庄鹏程也被他们联络,金、庄既是贵阳有名的袍哥,又是标统袁义保的耳目,他们转而帮助拉拢贵阳城内外的各个公口,使皇汉公的活动得到蓬勃发展。
  席正铭、刘莘园、江务滋等于1909年毕业于陆军小学堂,去武昌陆军中学堂就读,并在那里加入同盟会。席正铭离开贵阳,历史研究会和皇汉公两个组织由阎崇阶、何器之负责。皇汉公公口也由朱勇烈公祠移入陆军小学堂内。有人认为皇汉公的“皇”字含义不明,遂改名为“汇英公”。
  阎崇阶于1911年从陆军小学堂毕业,去武昌陆军中学堂升学,江务滋因病从武昌退学,转回贵阳,被陆军小学堂总办派为助教,历史研究会和汇英公便由江务滋、肖道生、莫纪莹等主持,新军方面由谭梦芝、康俊武、张伯西、庄鹏程、金渭滨负责,文学校仍由何器之负责。
  武昌首义消息传到贵阳,张百麟召集会议,作紧急部署,先成立10人委员会,总揽起义计划,以张百麟、黄泽霖、胡刚等人为委员,委员会下设三个委员会:一、军事委员会,以张百麟为委员长;二、民政委员会,以周培艺为委员长;三、交涉委员会,以谭西庚为委员长。召集会党、联络学界、军界、警界,同陆军小学、新军联系,准备起义。
  张百麟去标统袁义保家,道:“如各省纷纷起义,贵州恐亦不免。只有负重望的人出来领导,则地方少糜烂。为达到贵州和平独立,愿推义保为都督,如湖北黎元洪故事。”
  袁义保以为贵州贫困,独立后军饷将断,军政两费,支用繁多,无法应付,辞不愿就。双方约定各不泄露而散。11月3日晚,自治学社决心发难,发出动员令。
  陆军小学堂总办姜若望下令收缴学生枪枝入库,学生们跃跃欲试,伺机而起。
  贵州巡抚沈瑜庆调动外地巡防营来省,防范陆军小学堂和新军,并加调最反动的兴义黄草坝团防营刘显世营来省城,10天就可到达。
  陆军小学堂江务滋等得到消息,议定11月10日前后发难。11月3日是星期日,陆军小学堂200多名学生放假,纷纷出校到新军营内活动。中午回校后,众人喜形于色。晚上自习时,三三两两在讲堂上或自习室内谈论起义之事,不料被值星学长毛凤岗察听,令学生肖道生、莫纪莹、雷世魁等,到值星官室内拍桌怒骂。肖道生说出实情,并劝导毛凤岗参加起义。
  毛凤岗即跑出向总办姜若望报告。
  江务滋等觉得此时纵欲罢手,也不可能,随即决定乘校中没有官长机会,立即行动,破库取枪,于是全体学生直冲库门,各自拿枪在手,但子弹一粒也没有。学生们便磨利了刺刀。准备战斗,并推江务滋、肖道生、雷世魁分赴城内和南厂新军告急求援。
  姜若望和队长阮俊斋赶到学校,被学生看守起来。清军巡防营胡锦棠部把陆军小学堂包围起来。
  江务滋来到南厂新军1标营中告急道:“陆军小学同学已于晚间8时发动起义,现在被巡防营胡锦棠部包围,情势危急,特来请求新军兄弟们火速援救。”全标骚动。
  标统袁义保赶来,集合全体官兵训话:“军人以绝对服从为天职,……”
  他的话还未说完,杨树清在队伍中朝天开了一枪,并喊道:“我们不能再‘绝对’了!”队伍顿时哗变。
  标教练官杨荩诚站出来表示支持陆军小学学生,他口述命令,分派各营任务。
  杨荩诚是四川秀山县人,秀山与贵州的松桃县为邻。他初进武备堂,后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贵州供职。初任营务处帮办,后调任陆军小学堂总办,兼任新军教练官,职位相当于副标统。他为人忠厚老成,思想进步,对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士兵,爱护备至,受到学生和士兵们爱戴,众人服从他的指挥。于是,队官赵德全立即率部出发,将包围陆军小学堂的胡锦棠部监视起来。
  新军前哨向胡锦棠部逼近,胡部被迫撤离。杨荩诚命令赵德全部立即入城,直捣大兴寺军械库,夺得800余枪支、子弹多箱。枪支和子弹分别配给驻马棚街的新军徒手队和陆军小学堂学生。这时已是4日拂晓。
  杨荩诚率陆军小学堂学生和新军部队,由大南门入城,直趋谘议局。
  贵州巡抚沈瑜庆得知新军哗变,便打电话询问,接话人谎称袁义保已被起义部队枪毙,南厂新军营内尚在混乱之中。
  沈瑜庆惊慌地下令:
  “炮兵向新军营地和陆军小学堂两处轰击。”
  炮兵队回答:“所有炮闩已被人盗走,尚在追查。”
  沈瑜庆又令抚署卫队加强防守。卫队管带彭尔坤表示:“若土匪妄动,则卫兵持枪配弹准备以待久矣,若谘议局与学生及军人起义,卫兵已共表同情,不能战也。”
  沈瑜庆见大势已去,便派巡警道贺国昌、劝业道王玉麟为代表,找谘议局议长谭西庚和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谈判。双方商定由沈瑜庆通饬全省文武官员,宣布辞职,交政于民。民军保护官吏及眷属生命财产;库储、卷宗及一切公用房屋器具悉数移交,不得损坏、隐匿或遗失;教民、教堂、教士及外人生命财产,由民军负责保护。
  沈瑜庆交出巡抚印信后,离开贵阳,经汉口去上海。
  谭西庚、张百麟以谘议局名义,召集各界开会,商定成立军政府事宜,会上推选杨荩诚为都督,队官赵德全为副都督。又决定成立枢密院,张百麟为院长,贵州城内第一巨富、宪政派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行政总理。
  贵州省军政府各机构的权力和分工,与其他各省不同。各省都督总管全省军政、民政事宜。贵州军政府组织大纲却规定:都督专管军事;行政总理主办民政;枢密院策划军事,指导民政。11月7日,军政府将谘议局改为立法院,谭西庚为院长、朱焯为副院长。
  新军和陆军小学堂在起义中起了决定作用,但在成立军政府时,只得到了权力有限的都督职位,无力影响局势发展。在独立后,反而显得无所作为,变得无声无息,被自治学社派和宪政预备会派排挤。
  宪政预备会议派则由与官场互通声气的名士名绅组成,主张接近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最有影响的人物是何可澄、唐尔镛、于德楷、华之鸿等。
  起义前,自治学社派与宪政预备会派为争夺谘议局席位相斗,宪政预备会派失败,在谘议局内只得到了几个席位。
  军政府成立后,内部矛盾与倾轧随之而起,杨荩诚与枢密院、立法院时生摩擦,而赵德全不能同杨荩诚融洽合作,且受宪政会挑拨,摩擦遂愈扩愈大。张百麟又与赵德全策划锄杨。
  杨荩诚终是老实之人,不善政治斗争,表示亟欲求去之意,众人以杨既愿退,遂决定以第2标第3标共编1混成协,由杨率领援鄂,都督名义仍旧,赵德全代行都督职权。第1标已由叶占魁率领援川,杨荩诚又带去两标援鄂,贵州军队全部离境,陆军小学堂学生也有一批学生随之赴外地,省内革命军事力量顿见空虚。
  自治、宪政两派的矛盾又速上升。宪政派没有兵力,自治派在新军中的基础也很薄弱。张百麟便以黄泽霖为五路总统,广招游民,组织哥老会。新成立的哥老会,月必数起,开山堂时必迎一次帅印,敲锣打鼓,会员多穿戏装,头扎包巾,两缕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配刀剑,招摇过市。这些人品质复杂,在城里估买估卖,抢劫居民。弄得人心惶惶,居民不敢出街买物,夜里不敢脱衣而睡。
  宪政派见自治派势力日增,便窃窃自危,也照搬自治派的办法,开公口,以陈钟岳为正龙头,陈廷芬为副龙头,组织斌汉公,与自治派对抗。
  那些未离境的新军士兵在混乱中到都督府大闹,声言他们的官长杨、赵都当了都督,只是他们没有着落,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都督府无奈,便成立军官团,凡士兵都升为官长,承认他们按月照官长支薪。于是军官突然增加了数百名,每日无所事事,租房子,娶太太,盛极一时。而哥老会丢拐子,作高揖,行见面礼随处可见。
  贵阳城内乌烟瘴气之时,宪政派头子任可澄、封建团练头子刘显世同云南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戴戡密议,让戴戡回滇策动滇军唐继尧部,以借道贵州北伐为名,入贵阳。
  1912年3月1日,五路总统、自治派领导人黄泽霖,被宪政派出金收买的叛兵所杀。
  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唐继尧于次日率部突然进入贵阳,大肆屠杀。张百麟、赵德全外逃。滇军对自治学社骨干按名册捕杀,已投降的黔军1700人被押赴螺丝山,用机关枪扫射,尸骸成丘,血流成河。赵德全也被唐继尧派人捕杀。
  唐继尧随即接任贵州都督,戴戡、任可澄为参赞,刘显世为军务部长。贵州落入唐继尧和贵州宪政派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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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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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新瓶装旧酒
  广西省会在桂林,广西提督府在南宁。桂林的革命党比较活跃,南宁的旧军事力量较强大。
  在广西的同盟会会员,一部分是在谘议局、政法学堂、中学、师范学堂等单位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都是到东京、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求学时,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回到广西工作,进行革命活动的本地人;另一部分人在新军、兵备处、陆军小学、陆军干部学堂等部门的外省籍人士。兵备处的帮办钮永建字惕生,是上海人,原是留日的同盟会会员,他到日本考察军事时,找到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李书城,要他毕业后到广西去,并代为聘请可靠同志去广西。1908年,士官毕业生、同盟会会员李书城、王孝缜、孙孟戟一起从东京来到广西。王孝缜的祖父做过工部尚书,父亲做过四川粮道,叔父中过状元。广西巡抚便派他去北京邀集更多人才。他到北京后,又邀请留日士官毕业生孔庚、赵恒锡、尹昌衡和保定军官速成学堂毕业的革命党人耿毅、何遂、冷韵、陈之骥、刘建藩、吕公望等,于1910年来到桂林,分配到陆军小学堂、陆军干部学堂、学兵营等处工作。李书城先后担任陆军干部学堂监督和陆军小学堂监督。
  一天,广西巡抚请王孝缜和几位新来的人吃饭,酒过耳热之际,尹昌衡失口道:
  “要想中国复兴,满清是不能存的。”
  王孝缜急忙用脚踢尹,被那巡抚察觉,笑道:
  “大家不用顾虑,畅所欲言好了。”他还拿出几支新购的手枪让众人传看。
  王孝缜酒后兴起,接过枪来连放数响,把天花板打了好几个洞。巡抚连称:
  “壮士!壮士!”
  不久,巡抚先将钮永建、李书城调离桂林,后以浮躁成性,遇事生风为由,将王孝缜、孙孟戟、尹昌衡、吕公望、陈之骥撤差,并将孔庚拘捕起来。
  耿毅与刘建藩、杨明远等20余人商量,过去人虽然多,但没有组织和计划,乱说乱闹,反把事情搞坏,便决定组织广西同盟支部。推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总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刘建藩为学兵营分部长,杨明远为陆学干部学堂分部长,梁史为陆军小学堂分部长,荣经为谘议局分部长。制定会规,发展组织。入会者要填具志愿书。志愿书上写着:“誓同生死,志共恢复,此心可表,天实鉴之。”入盟人、主盟人和介绍人都须刺破手指,压上血印,然后把志愿书烧成灰烬,和入酒中,众人分饮,表示歃血为盟,永无反悔。
  同盟会广西支部慢慢地发展会员,在学兵营、陆军小学堂、以及谘议局的议员中,共发展会员200余人。陆军小学堂的学生李宗仁也在这时加入了同盟会。耿毅又去运动巡防营,联络绿林会党,同广西天地会首领刘古香建立密切联系。同盟会支部发行《南报》,后改为《南风报》,鼓吹民族革命,扩大政治影响。
  1911年4月,桂林新军学兵营改为混成协,到广西担任巡抚不到1年的沈秉坤的亲信胡景伊任协统,但实际兵力只有步兵两营,马炮工辎各1队,约2000人,大多数人拥护革命。新军枪炮装备很好,就是没有子弹,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分部长刘建藩对协统胡景伊说:
  “外面风声不好,土匪很多,旧军防营靠不住,新军没有子弹是不行的。请赶快发下子弹,以备万一。”
  胡景伊是个官僚,信以为真,便下发了子弹。
  刘建藩同耿毅在一个星期日通知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分散到郊外集合,耿毅对众人说:
  “现在武昌已经起义,湖南就要响应,我们广西要积极准备,革命要流血,你们大家愿不愿流血?”
  80余人齐声道:“愿!”
  耿毅又问:“现在预备好了没有?”
  众人道:“预备好了。”
  刘建藩道:“支部长的话大家要好好记住,齐心努力,共图大事。”于是抬出一坛酒来,众人举杯痛饮。
  耿毅又分别到陆军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处作了动员。作了准备之后,耿毅、刘建藩、冷飏等便决定在10月30日起义。具体计划是:30日晚9时,刘建藩率领新军出发,12时到达桂林南门,耿毅率一部分人开南门接应;陆军小学提调冷玑开文昌门迎接陆军小学队伍入城。起义军队入城后会攻抚台、藩台、巡警道,以及旧军。
  30日下午,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新军在滂沱大雨中出发,到了将军桥,平地积水达6尺深,桥被水淹没,无法徒步过去。起义被迫延期,风声却已外漏。
  31日,广西东部的重要城市梧州宣告独立。起义的领导人,是在日本东京担任过同盟会广西分会长兼主盟人的刘崛。刘崛依靠当地的绿林2000余人攻下梧州城,在全省引起很大震动。
  桂林城内人心浮动,起义和攻城风声不绝于耳。桂林商界怕发生战事,自己利益受损失,开会请求独立。
  11月6日,谘议局代表劝巡抚沈秉坤、藩台王芝祥宣布独立:“广西协饷全靠湖南、广东等省协饷补助,现在湖南已宣布独立,倘广西不宣布独立,则湖南、广东的协饷定不会来,财政方面怎能支持?梧州已经独立,省内各处都在酝酿行动,桂林将成为一座孤城,如何能守?新军、民军、会党都准备起事,万一发生战事必致地方糜烂,怎对得起地方父老和各界人士?”
  沈秉坤、王芝祥无言以对。
  耿毅也先后两次去见王芝祥,陈明利害,并宣称:“广西只要独立,我们这一班人决不会呆在广西,我们将率领新军北上援鄂。广西的都督,你们愿意给谁就给谁。”
  王芝祥最后说:“我已和抚台商量好了,我们广西宣布独立。”
  王芝祥当晚令人将桂林市面上的黄布、黄纸和天然墨一起买下,连夜动员许多人赶写黄色三角旗标语。旗上写着:
  “广西全省人民恭请沈大都督领导广西独立。”
  第二天早上,桂林市全市大街上插满黄旗标语,每隔十步左右就是一面。上午10时,在谘议局召开独立大会,到会的有1000余人,全副武装、上起刺刀的新军最多,他们从头门口列队赶到会场,情绪激昂。
  沈秉坤和一班旧官戴着红顶子花翎,穿着旧行装,仅仅免了袍褂,来到会场。新军士兵十分不满,认为他们是假革命,有两连士兵子弹上膛,准备冲进会场。耿毅生怕出事,忙劝士兵退出枪内子弹,没有命令,不准行动。他又跑去找王芝祥,低声道:“铁老,赶快开会,快点散会,时间长了,会出乱子。”
  沈秉坤、王芝祥等慌忙讲了几句话,推举沈秉坤为都督,王芝祥和广西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宣布散会,命令军队回防。
  广西新军官兵都主张立即援鄂,耿毅、赵恒惕、冷昉等率领新军北上,陆军小学学生组织敢死队,从军北伐,学校无形停闭。
  不料那王芝祥乘新军离开桂林之机,统率巡防营两个大队士兵突然叛变,枪声大作。叛兵先抢劫藩库未成,即转攻谘议局及电报局,机器部件全行毁坏。一时仓猝,沈秉坤不知所为,避匿无踪,各官亦大半逃避。
  王芝祥赶走了沈秉坤,想自己充当都督,哪知谘议局改造都督时,陆荣廷当选为都督,王芝祥见势不妙,便借口出师援鄂为名,离开广西,去南京。
  陆荣廷字干卿,僮族,广西武鸣人。早年曾操舟贩盐。中法战争时,投唐景崧部当兵。战后被裁,与游勇秘密结伙,投入绿林。1893年,受广西提督苏元春招抚,所部编为一营,任管带。1905年升为荣字各营统领,同济字各营统领龙济光齐名,号济、荣二军。由于他是绿林出身,便经东京广西籍同盟会会员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当时有人不同意陆荣廷参加同盟会,孙中山说:“允许他吧!”担任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兼主盟人的刘崛经孙中山的同意,发给了他入会证。但是,陆荣廷在孙中山1907年发动广西镇南关起义时,却和龙济光一起镇压了这次起义。他以“功德”升广西左江镇总兵,龙济光得升广西提督,不久,龙济光调往广东,陆荣廷又升为广西提督。他驻节南宁,归他节制的新、旧军队有数万人。
  同盟会在南宁也有支部,支部长是当地商界人士雷鲲池。在南宁新军工作的同盟会会员有从日本归来的谭昌、王金波等,他们负责新军的联络工作。武昌首义后,南宁支部经过缜密研究,决定争取陆荣廷宣布独立,响应武昌起义。不久,陆荣廷又收到省城谘议局推举他为副都督的电报。当同盟会的代表又来找陆荣廷时,陆当即将桂林的电报给他们传观,并说明他完全赞同独立,于是南宁于11月9日宣布独立。当时官绅商民均不知中华民国的旗帜是什么样子,只是用白布写“独立”、“光复”等字挂外,独有恒益、公益两商行挂起青天白日旗。新军中的一些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假独立,当晚又想发难。陆荣廷派兵把新军驻地包围,架起大炮对向新军,下令逮捕谭昌,强迫新军缴械。陆荣廷完全控制了南宁局势。
  广西谘议局再推举陆荣廷为都督时,陆荣廷便率精兵数千来到桂林,就任都督。以后又将省会迁至南宁。
  革命策源地广东,竟远落他省之后,粤同志莫不耻之。在香港主持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胡汉民、朱执信、胡毅生等,对于粤省发难策略,独重视绿林会党方面,初令陆领、陆常等在顺德乐墟起事,两广总督张鸣岐派粤绅江孔殷率防营攻之。
  陆领等竟为所败,党军声势因之顿挫。
  朱执信、胡毅生便潜入内地。他们名声虽大,但事实上掌握的力量有限,运动军队未见多大成效,着重致力的只是各路民军。
  1911年10月24日,革命党人彭瑞海在广东化州发难,接着南海、顺德、三水等地民军联袂而起,迅速出现民军数千挺进佛山、直取广州的声势。
  负责策划东江地区起义的陈炯明,与邓铿等在惠州淡水发动了具有较大影响的起义。
  惠州长期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争夺的地区。在淡水起义前,同盟会员严德明等已在这里作再度举义准备。严被迫离惠后,陈炯明接替了他的工作。为使东江地区形成革命大火燎原之势,陈炯明召集东江的同盟会员于香港,对起义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命曾国琮入陆丰,邓伊臣、刘定叔进海丰,赖仲璧、周锋、游克桢、赵紫金、李子先、欧阳俊往河源、龙川,廖容、廖肃入连平、河平,丘耀西、梁镜球、林虢真、陈洁入博罗,陈炯明和邓铿到淡水。推陈炯明为总司令。
  陈炯明、邓铿于11月1日入淡水,集合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约百余人,攻占淡水警署,队伍随即扩大到500余人。严德明、陈经、丘耀西等亦率师来会,起义军共约3000人。陈炯明把这支起义军编成7个大队,即向惠州进发。
  陈炯明事先已在惠州清军内部进行策反工作,与巡防营管带洪兆麟达成协议,约定革命军到达时,洪部即投诚。那洪兆麟又是清军驻守惠州的陆路提督秦炳直的外甥,洪部素为秦倚重。
  授命驻佛子凹的洪兆麟巡防营反戈,终于迫使秦炳直献城投降。11月9日,惠州光复。
  陈炯明光复惠州后,布告剪发和安民,归善县易名惠阳县。随后陆丰、海丰、紫金、河源、龙川、连平、河平,亦相继光复,并派队到惠州城会合。进城队伍不下万人,不少系会党、绿林改编而来,但由于陈炯明等约束较严,对居民商店均丝毫无犯,受到时人称赞。
  陈炯明将民军大队补充整编,连同秦炳直降军,改编为七个旅,任命严德明、洪兆麟、陈月桥、丘耀西、陈焯廷、谢子瑜、黄德修为旅长。陈炯明自任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并采用“井”字旗号,寓古代井田之意,表示对中国社会及土地问题的关心。这支军队在惠州编成,惠州古称循州,故此军称“循军”。
  陈炯明准备西下,光复省垣。
  惠州之捷,先声夺人,西江、韩江诸路起义军,同时响应。高剑父、莫纪彭、任鹤年、林君复等以驻香山钱山之新军反正,自称香军。黄明堂起于高州,自称都督。此外,陆兰清、李福林、陈逸川、何克夫、周之贞、王兴中、梁金鳌、杨万夫、石锦泉、刘肇愧等亦揭竿而起,各树一帜。
  两广总督张鸣岐甚是顽固。他素以办事干练见称。广东设有水师提督和陆路提督,水师提督李准所率巡防营,战斗力较强。以后又增调广西提督龙济光所部济军来广东。清廷在广东将大约1万人的军队扩编配成陆军第25镇,任命龙济光为统制官。龙济光为从速编成陆军第25镇,派员赴滇省募兵,其用意是须编成有心腹可靠的部队。广东省的反动军事力量在南方各省中位居前列。
  同盟会会员在新军中虽然有一定影响,但远不能同1910年新军起义失败前相比,控制不了整个部队。
  自鄂事发生后,粤垣官吏异常戒严,民间谣言尤多,无日不宣传党人将于某日举事。粤督大恐,因邀集省中大绅江孔殷、梁鼎芬等商解息之策。
  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革命党人声威大振,整个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张鸣岐、李准等深感孤立难支。广东各地民军纷纷举义,又使他们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10月24日,刚往广东赴任的广州将军凤山被革命党人李沛基用炸弹炸死,官吏无不为之丧胆。
  那些广东省的士绅巨贾看到大势所趋,提出和平独立。10月25日,粤绅、在籍翰林、清乡总办江孔殷召集省内各大团体开会。他在会上发言道:
  “广东提倡独立,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独立,当求完全,不可糜烂。……”
  言罢,人人鼓掌。接着。广东10大善堂,72行商总商会各团体,又举行集会,作出决议:旧日专制政府,政治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应即承认共和政府。合力举办商团,公举代表赴港,与共和政府机关直接宣达意见。
  10月29日下午,各团体集议于文澜书院,有人拿出上书“广东独立”四字白旗一面,由工人温东用竹竿挑起,旗帜招展,大呼:“广东独立万岁!”应和之声震瓦壁。温东将旗负诸肩上,先行出院,众人尾随其后,以为拥护,从西关起巡行城内各街,至督署时,已聚众2万余人,要求张鸣岐立即宣布独立,与清廷脱离关系。爆竹声起,各店户皆以为广东果独立矣,也纷纷燃放爆仗,或树独立旗灯于市面,一时城厢内外,及附城各处皆起而响应,爆竹声不绝于耳,自黄昏以至三鼓后,爆声始歇。
  两广总督张鸣岐背人意愿,贴出告示:
  本晚西关河南,纷竖独立旗帜,显有匪徒主谋。希图扰乱人心。良民误受煽惑,无知愚蠢可矜,本应立即剿办,诚恐玉石俱焚。用特先行示谕,准其悔过自新,所有居民商店,立即掷去旗灯。倘仍不知悔悟,有意拒抗不遵,甚或聚众滋扰,则是冥顽不灵,惟有严加剿办,彼时良莠难分。各有身家性命,务宜一律懔遵。
  告示贴出,广州一片混乱,路上行人稀少,米价、菜价上涨,各种船舶、火车都异常拥挤。督署防范森严,除将卫边街华宁里的街口用砖石堆塞、只能容一人往来外,又将新丰街的街石掘出,筑成炮台。全城只开大南、小东两门。重要街道,开铺者,百中一二,各铺宅多以铁链锁门,或用木板钉盖,街上满目荒凉,天愁地惨,有令人不忍游视者。
  香港代表上书要求张鸣岐宣布独立,张初云时机未到,上书人道:“今日各省不独立,中国必肇瓜分。广东当先树立风声为各省望。”
  张不答,使人运动上书人,如不解散,即开枪击之。上书人退后扬言:
  “张鸣岐如不愿独立,广东人当自为之。”
  香港革命机关报宣告:“限二日内宣布,否则当以大炮敬之。”
  手握重兵而一向忠于清朝的水师提督李准,本与革命党结下怨仇,他是镇压广州“三·二九”起义的主要责任者,革命党人对他恨之入骨,许多人要得他而后甘心。随着革命党人声势日增,使李准内心感到十分恐慌,促使他力图以功赎罪。革命党人陈敬岳潜往广州,同广州的林冠慈携炸弹行刺李准,结果只伤了李准的脚。陈敬岳被张鸣岐派人捉拿。李淮即手书致张鸣岐,戒勿害陈君,勿兴党狱。以后关于党事嫌疑者,李准俱不问,好象他已与革命党相通了。
  李准感到,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纵报私恩,徒伤公义,无裨于国,贻祸生灵。利害相权,宜审轻重,于是应乎天而顺乎人,立意反正广东,藉消兵祸。
  张鸣岐对李准失信。广州“三·二九”革命党人起义,张鸣岐只身走匿李准处。李颇挟功凌之,张不能堪,而惧夺其位,则奏调龙济光部到粤,龙为张鸣岐旧部将,龙兼为广东新军镇统,位势在李上,李渐不平。胡汉民等人洞知其情,则使人离间之。李被陈敬岳刺伤,不敢更与结怨,故为陈求免死,护送但懋辛等回里;中路清乡之任务,李亦以让之他人。张更疑其与革命党人通,遂夺其中路所统30营,且收取虎门要塞大炮撞针,李益不安。然虑革命党不能容赦之也,则托其幕友谢义谦至港,征探革命党意旨。
  谢义谦是在香港的同盟会骨干分子谢良牧的叔父。11月5日,谢良牧陪同谢义谦来见胡汉民,胡汉民便作书至李准,正告之以大义,若能番然改悔,舍昔日之助满政府者而助国民,则去敌而为友。
  胡汉民要求李准亲书降表,并立即逐走张鸣岐,逼迫龙济光投降,同时,去掉清朝旗帜,改用青天白日旗帜,通电反正,将全部要塞、兵舰、军队交出,由革命党人处理。
  李准立刻表明当尽力为民国,革命党人可直取广州,张鸣岐并不足虑。
  李准立即行动,派周子文、陈了明等往说龙济光,动以至诚,使之勿启兵祸,殃及生灵。龙遂感动,愿表同情。李准复遣水师营务处刘冠雄往见张鸣岐,告以他决意反正,劝其勿恋虚荣,贻害地方。张鸣岐仍犹豫,欲窥各省成败,不肯早决。李准以龙济光既归心,新军均表同情,遂传谕所部水陆各军,沿海炮台,由吴宗雷、吴占高督饬各营队约期同举义旗,各部悉受命令。
  李准部署完毕,便以电话告张鸣岐,谓己已通款于革命军,四江兵舰之炮,实比他部队为利,即他舰亦集中省城,请张好自为计。张得电,召龙济光谋。张问龙,能即扑灭李否?龙告以不能。张鸣岐见大势已去,于是逃往沙面英国租界,由那里乘船逃往香港。
  11月9日清晨,李准下令各炮队军舰一律升起国民军旗,并电邀胡汉民来广州。
  谘议局和各界代表开会举定胡汉民为都督,因胡未到省,又举新军协统、同盟会会员蒋尊簋为临时都督,陈景华为民政部长。
  蒋尊簋在广州大东门外谘议局旧址,组设广东省军政府,主持政事,调新军进城维持治安。五羊城中,焕然一新。
  次日,胡汉民率谢良牧、李君佩、李郁堂等从香港来广州。蒋尊簋宣布解除代理临时都督责任。胡汉民当即着手组织都督府。
  然而,胡汉民面临的却是荆棘遍布的局面,尤其是诸军林立于广州,秩序混乱,而胡汉民素不谙军事,亦未直接掌握过军队。因此,准备进城履任时,在港同志有劝他不即上省者,以为李固新降,龙济光叵测,新军在省只有两营,且朱执信、胡毅生尚未到省,手无一兵,不如且待。
  胡汉民虽来广州主持工作,但很快认识到:急需一位掌握军事实力的革命党人来协助。陈炯明已据惠州,拥有七旅民军,是广东革命党人中最有军事实力和影响的人物。于是胡汉民便于11月17日召集广州各界代表会议,提出补选陈炯明为副都督,反正新军协统黄士龙为参督。举座欢呼赞成,遂决议。于是广东军政府正式成立。
  胡汉民随即电告陈炯明,促他率部火速进省。
  陈炯明率所部7000人马,于11月29日抵达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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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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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天府英魂
  四川留日学生有好几百人,加入同盟会的也有百十人。他们归国后,大多数分散在省城和各县任职,并在地方有一定的声望。四川省的第一个同盟会组织,是1906年春,由邓家彦在成都建立的分会。几个月后,同盟会总部委派熊克武、谢奉琦、黄树中为川省主盟人。他们奔走成都、重庆、泸州、叙府、屏山、井研、永宁、永安等府县,在学界、新军和会党中积极发展同盟会组织,策划革命活动。1907年和1908年,先后发动江安、泸州之役、成都之役、叙府之役、广安之役、嘉定之役等五次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失败了。但同盟会在四川的影响却不断扩大,同会党的联系更加紧密。
  1911年5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导致了全省范围的武装起义。
  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引起铁路股东和民众的反对。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遭到朝廷申斥:“铁路国有既经定为政策,决无反讦之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已横下一条心,要蛮干下去,他们所谓的铁路国有,其实是要卖路,要把铁路置于外国的控制之下。这更加激怒了四川人民。
  6月17日,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谘议局议员江三乘任总务部长,《蜀报》主笔邓孝可任文牍部长,谘议局议员程莹度任讲演部长,谘议局副议长罗纶任交涉部长。
  保路同志会便发宣言书,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专载四川保路运动的消息和评论。保路同志分会在全川各地纷纷成立,数日省内签名已逾10万。各州县成立分会的,达64个。
  7月2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欢送代表刘声元赴京请愿。
  刘声元在台上,向台下众人鞠躬道:
  “声元此去,守定本会宗旨,作奏庭七日之哭,冀朝廷有悔,以达破约保路之旨。约不破,声元有去而无生还。”
  台上台下,无不痛哭失声。无数乡间老农,握其半收之伞,向台上连连作揖,且咽且言曰:
  “我们感激你!我们感激你!”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一再为四川商民代奏,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那腐败的清政府多次申斥王人文,并命手握重兵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署理四川总督,要他兼程去成都赴任,制止保路运动。
  8月3日,赵尔丰赶到成都接任。王人文交卸离省。王去赵来,更增人民愤懑不平之情。成都几万人送王于北门外。
  在双方形成剑拔弩张的尖锐对峙局面之中,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等人发起,在成都召开。8月3日,各地股东代表陆续到成都。保路同志会召开万人大会欢迎480余位各地代表,罗纶代表同志会致欢迎词。各地代表推出南充代表张澜致答词。张澜年近40,中过秀才,去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先后担任过顺庆府中学堂和成都东文学堂学监。张在答词中称:
  “吾辈为爱国而来,今爱吾国,必破约以保路。故能赞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亦亲之;不赞成吾破约保路则国之贼也,虽吾亲亦仇之。”
  张之答词,显出侃侃明秀的精神,遂博得不断的热烈掌声。
  代表们投票选举颜楷为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会长,张澜为副会长。颜楷是翰林出身,能随时拜会总督。
  端方得知成都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发来恫吓的“佳电”。大会闻知“佳电”,顿时会场声如沸鼎,一片认请拿办声,认死声、哭声、喊声喧沸至极,众情愤极。
  股东代表同清朝政府争论20多天,政府坚持:“国家政策既定,必宜坚持到底,稍一游移,必致不可收拾,各项号令皆将不信于民。在内在外,均宜恪守谕旨办法。”股东代表总结斗争经验,认识到:以前总一再请川督代奏朝廷,结果却毫无实效,不能再用这套办法,应依靠自己力量去做。很多人道:
  “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应该决议罢市!非争回铁路决不开市。”
  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都罢市、学生罢课。
  罢市罢课一个星期,毫无结果。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又决议:“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四川是中国西部最富庶的省份,每年上缴朝廷达二千数百万两,一旦抗纳粮捐,势必对清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原来曾担任过湖广总督、直隶总督等显赫要职,后失宠免职的端方,行贿数十万,仅获川粤汉铁路督办,闲居武汉、早就垂涎四川总督这块肥缺,致电内阁,请代奏参劾赵尔丰,要求明降谕旨,特派重臣赴川查办。朝廷果然颁发谕旨,派端方赴川查办。又对赵尔丰传旨申斥,命其切实弹压:“致滋事端,定治该署督以应得之罪。”
  端方曾任湖广总督,便带鄂军一个标由武昌启程赴川。他认为,鄂军军官是他所拔用之人,可以指挥如意。端方率军经宜昌、万县、重庆,11月18日来到资川。这支队伍中有不少是革命党人。11月26日,革命党人陈镇藩等20多人,到资川郊外秘密集会,决定杀端方起义。1000余人的新军队伍,不到3个小时,除标统之外,都剪去了辫子。次日,新军鸣号整队,把端方和他弟弟端锦押往上宫,在戏楼下,将他们两人杀死,整个队伍返往武昌。
  赵尔丰也是狗急跳墙,他在9月5日接到谕旨后,明知“懔遵谕旨”会出大乱子,他顾不得这些,便拿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会场门口向股东代表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一事开刀,抓住“自保”两字做文章,把“自保”说成就是独立,把罪名栽到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头上。赵尔丰在给清朝政府的电报中写道:
  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风靡全省,气焰嚣张,遂图独立。竟敢明目张胆,始则杭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俨然共和政府之势,晓谕不听,解散不从,逆谋日炽。
  赵尔丰调集多兵护卫治城,调外邑巡防军数百人到督署保护,又分拨各军,将铁路总公司、铁路学堂围守,将交通督署各路口用兵扎住。托辞“北京来电有好消息立待磋商”,诱骗保路同志会、谘议局、铁路公司负责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鼓芬、邓孝可、江三乘等到督署议事。这些人刚到督署,就被逮捕。每个被捕者有砍刀一柄随于后,手枪两支伺于旁。
  消息传出,全城震动。传言罗纶盛气抵抗,立被枪杀,余人皆锤镣丢监。民众听了这些传言,更是义愤填膺,不约而同地各捧光绪皇帝灵牌,到督院衙门去请愿。1000余人拥入辕门,要求释放被捕之人。赵尔丰命人阻拦,无效,便下令开枪,当场死难的群众有30余人,年龄最长者73岁,最幼者15岁。受伤的群众更多。赴南院求情之市民、商民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犹紧抱光绪帝牌位在手不放。其幼尸仅13岁。
  当天下起雨来,是夜雨更大,众百姓各人一手执稻草一束,一手捧着先皇神牌,沿街哀哭。大雨淋漓,人在水中,天翻地覆,鬼哭神嚎。
  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次日大雨竟日,众尸被大雨冲后腹胀如鼓。城外附近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徒手冒雨赴城下。守城官兵问其来意,众人答曰:“如罗纶、蒲殿俊等人已死,则来吊唁,未死则来求情。”
  赵尔丰又命官兵开枪,击毙十余人。城外妇女居民遭难投河者尤无数。
  赵尔丰见众情仍愤噪,复勒令被枪毙之亲属,领恤银数十两。只有一家,因极贫无知,前去照领。余皆云宁饿死而不遵。
  赵尔丰下令屠杀四川人民的惨案,是在新历9月7日,旧历7月15日,历史上称作“七·一五”惨案。时人以“赵屠户”称赵尔丰。
  四川人民决定以暴还暴,同盟会四川组织是武装起义的领导者。
  同盟会的秘密机关,设在成都地方偏僻的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这所学堂,是从日本返回的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创办的。龙鸣剑又被推举为省谘议局议员。他联络川西南哥老会领袖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和等人参加了同盟会。
  早在6月17日,龙鸣剑和来成都参加股东代表会议的同盟会会员朱之洪、曹笃、方潮珍、肖参、张颐、刘裕光以及新军中的党人密议,策划武装起义。朱之洪提出:“争路者日与政府言法律,辩是非,政府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然成都自丁未事败,清吏防革命甚严,党人无兵力可恃,即发难亦无所济,惟有各道同时发动,而成都乘时响应,庶可济事。”众人赞成,遂决议联络各地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于是,他们便从省城分道四出:朱之洪返回重庆,曹笃返自流井,方潮珍返井研,张颐则去青神、仁寿、井研、荣县、自贡,刘裕光则去荣县、盛远、富顺,策划部署。
  8月4日,龙鸣剑和秦载赓等商定,以秦的名义用鸡毛信通知各地,召集各路哥老会领袖到资中罗泉井举行“攒堂大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以及有同盟会身份的各路哥老会领袖秦载赓、罗子舟、胡朗和、张达三、胡重义、张泽沛、侯国治等到会,看哨放出一二十里以外。研究决定: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川南的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等负责川西北的起义工作。起义军一律称同志军,严肃军纪。
  “七·一五”惨案刚发生,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同盟会会员,在城南裁成木板数百片,书写“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后将木板涂以桐油,投入河中。让木板顺着四通八达的河流漂去,下游的人见到木板,便知道成都发来的消息,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这写字的木板被称为“水电报”。
  成都很快被四路同志军包围,第一路是东路同志军秦载赓、王天杰、龙鸣剑部;第二路是南路同志军侯宝斋、周鸿勋部;第三路是西路同志军张达三、张捷先、姚宝珊、张国藩、刘丽村、杨萤阶部;第四路是北路同志军侯国治部。
  秦载赓是华阳人。从其祖父辈起,秦家便以侠义着名,四方豪杰多归之。秦载赓膂力绝伦,18岁便被举为华阳哥老会总团长,又经龙鸣剑介绍加入同盟会。9月8日他率数千同志军抵成都东门外,遭到清军抵抗,不能入城。两日后,附近各路同志军万余人前来相会。秦载赓亲率大队攻城,失利。向南退至田铺,同王天杰、龙鸣剑率领的荣县同志军会合,成立东路民军,秦载赓为统领,王云杰为副统领,龙鸣剑为参谋长。
  王天杰和龙鸣剑都是荣县人,又都是同盟会在四川的骨干分子。龙鸣剑从成都返回荣县,和王天杰一起发动起义,并率领1000余人同志军准备出发攻成都。是时,老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从日本回到荣县,龙鸣剑、王天杰便把后方事宜委托给吴玉章主持,龙鸣剑击剑发誓:
  “此行不捷,吾不复入此门矣!”
  秦载赓部、王天杰、龙鸣剑部会合后,同清军发生激烈战斗,历时数日,大小战役20余次,战况不利,乃分路转进。
  王天杰、龙鸣剑部准备攻取嘉定。途中得知,胡重义率同志军5000人正准备攻取嘉定,王天杰便率部回师荣县。龙鸣剑进军途中病重离军,11月27日不幸病死,年仅34岁。
  荣县知县和土豪劣绅听到王天杰回师的消息,便都逃走了。王天杰、吴玉章等人商议,立即宣布独立,自理县政。因吴玉章不久将离开荣县,推举同盟会会员蒲询主持县政。于是荣县9月25日宣布独立。
  秦载赓所部又与陈孔白、范燮、方潮珍、胡良辅等同志军会师,先后占领资阳、井研、富顺,并围攻自贡。
  秦载赓闻井研虽经收复,一切新政多为官绅把持,便单骑驰往调查,被反动绅商派出的歹徒邓大兴从马后暗算牺牲。
  南路同志军侯宝斋等部,于9月8日挺进成都南效,与清军激战于红牌楼。
  侯宝斋名邦富,新津人,是哥老会着名首领。幼年在码头混饭,做过刀手,后入新津总爷衙门当差。他风尚侠义,凡告贷者,无亲疏多倾囊相助,江湖游士无不知其名。1904年,侯宝斋召四路哥老数千人集会,九府哥老皆派人参加,故秘密结合九成团体。
  9月4日,侯宝斋聚集众人,首攻五津镇清军营房,放火烧毁营房。9日,他率部同双流、温江等地同志军会合,进攻成都南门,前锋直抵武侯祠,与清军激战。各属应召而来的同志军越集越多,声势大振。歼灭驻武侯祠之部分清军,后因物资供应不足,于26日南撤,回新津同周鸿勋所率的清军巡防营起义部队会合。
  周鸿勋是四川郫县人,早年因事被通缉,逃往云南,回四川后入川边巡防营,驻防邛州,升至巡防营第八营书记。以哥老会结纳同营,同营士兵以周马首是瞻。8月29日,邛州城内外贴出标语:“为争路权,全川罢市,人心不齐,不如娼妓。”随之邛城罢市,周鸿勋乘机鼓动,群情激动,杀营管带,全营160余官兵,公推周鸿勋为营长,宣布起义。整队由邛州出发,开往新津,这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正规军,增长了起义军的实力和声势。
  侯、周部会合,共推侯宝斋为川南军统领,周鸿勋为副统领。附近各地起义部队纷纷前来会合,号称十万。
  赵尔丰十分惊恐,命新军第17镇统制朱庆澜和四川提督田振帮,领新军和巡防营由成都向新津扑来,与同志军隔新津河对峙,开始了激烈的新津争夺战。
  但是,新军中有不少军官是同盟会会员,如方声涛、姜登选、程潜、张次方、陈锦江等,新军士兵多数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因此,作战并不出力。姜登选率炮兵开炮数百发,皆暗取其信管,炮口射向他处。方声涛为东路指挥,兵抵秦皇寺不进,诡称:“敌众我寡。”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但同志军不知内情。10月初,陈锦江率一个连新军,在温江三渡水渡河时,遭到预先埋伏的吴庆熙、孙泽沛部同志军突然袭击,陈锦江和100多新军士兵被枪杀。姜登选闻讯大怒,便用猛烈的炮火向同志军进攻,新军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强行渡河,占领新津县城。
  侯宝斋、周鸿勋率部退出新津。19日,侯宝斋不幸被叛徒杀害。周鸿勋加入同盟会,率队向南转战。
  同盟会会员方潮珍指挥同志军驻青神,写信与方声涛、姜登选联系,双方约定,方声涛兵至籍田铺,姜登选兵至新津,皆按兵不动。方潮珍、曹笃等得以从容布置,使同志军在川南继续向前发展,取数十州县为根据地。
  西路同志军领导人张达三、张捷先两人,都是哥老会首领。张达三是郫县新场总舵把子,张捷先是灌县崇义辅总舵把子,他们在袍哥界的声誉,深入西陲,并达滇黔秦陇和长江中上游。二人互相标榜为房谋杜断,辅车相依。1910年,同盟会成都分会派人到郫县、灌县,找到他们,介绍他们加入同盟会,他们又号召各地哥老会尽力支持同盟会。
  张达三参加“攒堂大会”之后,回到郫县,会集各路起义军,编为5路和1个学生军。张达三任各路总指挥,并第1路大统领,张捷先为第2路大统领,姚宝珊为第3路大统领,张国藩为第4路大统领,刘丽林为第5路大统领,杨萱阶为学生军统领。
  西路同志军最初仅由有武器的哥老组成,群众要求加入,自带武装,自备伙食。于是,同志军骤然形成数十万众。这支大军,许多人奇装异服。有绾结成道装者,有束发为绺者,有披头散发者,有剪长辫为短发者。他们的武器,绝大多数是明火枪,有前膛枪者为利器,不少人持戈矛刀叉。
  西路军先后向成都西郊出发,同清军发生战斗。由于赵尔丰将主要兵力调去同侯宝斋、周鸿勋部作战,无法再顾及其他方面,因此,西路同志军没有遇到强大的敌军,队伍迅速扩大。
  同志军不但包围了成都,而且成都通往各地的所有通讯都被切断,几百里路的电线杆被砍倒弄走。
  赵尔丰急调驻打箭炉、沪定、宁远一带的精兵1万人增援成都。赵尔丰原任川滇边务大臣,这些军队原属他统领,赵署川督后,由傅华封统领。这支部队如能回援成都,对同志军威胁极大,必将对四川政局产生重大影响。但这支部队返师成都,必须经过雅安、荣经等城镇。
  雅安哥老会首领罗子舟集合雅安附近同志军,阻截傅华封军队返师。
  罗子舟是雅安县上坝乡人,自幼不好读书,尚武术,尤精于少林拳法,与人角力,三五人不能敌。结纳江湖,从事袍哥活动。武功过人,好打不平,不畏权势,逐渐成为雅安义字旗袍哥领袖,闻名于嘉定、雅安两府。孙中山曾派同盟会会员、川南着名哥老会首领佘英回川准备武装起义,佘又派人与罗子舟联系,被清廷侦悉,下令通缉。罗避居峨嵋山金顶寺庙内,被清兵围困。罗带随身卫士两人,跳入数十丈悬崖,两卫士摔死,罗落谷底荆棘丛中,受轻伤而脱逃。因大难不死,被人称为“罗八千岁”。
  罗子舟参加“攒堂大会”,返回雅安组织同志军,全军2万人口,罗任川南同志军水陆全军统领。9月17日攻破雅安城。
  雅安西南90华里的荣经,西有天险大相岭,是军事要地,又是傅华封部援成都必经之道。荣经同志军首领李永忠遣人送信,向罗子舟求援。罗子舟把雅安事交人临时主持,自带同志军往援。罗军各持火枪,以草纸一叠,捆于胸腹,御枪弹。罗子舟缠头亦足,口衔朴刀,手提独子毛瑟枪,率队奔向荣县,并派所部赶往大相岭各要隘设防,狙击清军返援。与傅华封部前锋相遇,清军数千人发动强攻,屡次冲锋,均不得逞。双方相持达40余日,清军不能越过大关一步。傅华封部苦于鞭长莫及,难以返师。
  四川重要城市重庆,是四川同盟会活动的最重要基地,早在1906年,同盟会就在重庆设立了支部。1910年,重庆府中学堂监督杨庶堪(沧白)、学监张培爵,教员周国琛、向楚、熊兆飞、黄圣库,川东师范学堂监督杨霖、学监朱之洪等,均是同盟会会员,同盟会重庆支部即设重庆府中学堂,杨庶堪是支部总负责人。
  11月5日夜,新军驻龙泉68标3营3队督队官夏之时,联络新军230余人,在龙泉驿附近的土地庙誓师起义,杀清军东路卫戌司令魏楚藩,推夏之时为革命军总指挥,连夜率兵东下。夏之时原是从日本东斌学校步兵科毕业,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夏之时率队渡沱江,绕道北路东下,沿途加入起义军的士兵近千人,声势大振。从潼南经水路,抵达重庆江北的黄梅树。
  是时,重庆附近的长寿、涪陵、南川、江津、合江,在同盟会人策动下,先后宣布独立。
  重庆同盟会派朱之洪前往黄梅树与夏之时联络,共同议定:夏军经浮图关进入重庆。夏军入城后,即宣布重庆起义。
  朱之洪返回重庆,将同夏军接洽的情况向杨庶堪等报告。支部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和平方式发动重庆独立。
  夏之时部于11月22日进抵重庆。重庆知府钮传善闻讯,急忙命令关闭9门,宣布戒严。朱之洪、张颐从城墙低处缘梯出城,来到夏之时部。巴县中学监督朱蕴章同体育学堂学生来到城门,喝退守兵,打开城门,夏军整队入城。
  此时,同盟会在重庆城内的朝天观城议事会会址,组织各方数千人集会。会上,张培爵宣布重庆独立。
  知府钮传善被挟持到会。他平时善言词,今慑于群众威势,畏缩气阻,瞠目结古,低头表示投降,跪在地下,剪去辫子,缴出伪印,亲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誓词,当众宣读。随即由党人挟之游街。
  当晚,宣布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设蜀军政府于原巡警署。杨庶堪、朱之洪担任军政府高等顾问。军政府各部院的部、院长,绝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
  川北军政府也在广安成立。同盟会会员、大竹孝义会首领李绍伊于9月中旬率数千人起义,攻破大竹县城。同盟会会员曾省斋招集民军,得到李绍伊部支持,占领垫江县城,又于11月21日攻下广安州城,召开全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曾省斋为大汉蜀北军政府都督,当地会党首领张雅南为副都督。蜀北军政府成立后,分兵三路出征,先后攻下十多座城镇。在川南,同盟会会员杨兆蓉、席乾生、邓西林等人策动南路防军士兵起义,逼迫泸州永宁道刘朝望反正。刘迫于形势,剪去辫子,宣布反正。于是成立川南军政府,以刘朝望为都督,举人温翰桢为副都督。重庆的蜀军政府见川南军政府没有革命党人参加,认为是假独立,便准备派兵进攻。刘朝望只得通知川南25州县派代表到泸州,改举同盟会会员但懋辛为副都督。不久,川南军政府撤销都督名号,由刚从成都出狱的黄方任总司令,王树槐任副司令。温翰桢改任枢密院院长,但他不常上班,杨兆容、邓西林为副院长,负实际责任。川南军政府也为同盟会人掌握,并听命于蜀军政府。
  素以“赵屠户”着称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已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成都自9月中旬以来,兵团相持两月余,交通阻塞、金融混滞,军无官饷可发,大清银行存款均已借空,各兑号不能放帐,所有各局所军营人员,均给半饷。驻省陆军千余人,月饷不济,大有怨言,军心异常惶乱。统制朱庆澜得耗,与各标统出以善言开导,几欲下泪,云准限3日发饷,然军心不为之所动。
  11月14日,赵尔丰在难以支撑的局势下,释放被囚禁70余天的蒲殿俊、罗纶等7人。
  蒲、罗等人被释后,便公开发表《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要求各路起义军“息事归农,力挽和平”,充当“赵屠户”之说客:
  “若犹冒进不止,必至使祸毒日延日广,大局日坏日甚,川人身家之灾,愈久亦愈惨,则岂当初之宗旨哉!此不肖等所以哀告我伯叔兄弟,而愿急急回头者也。约既废,路既保,保路同志会之事已完,则斯会可以终止;危身家,害性命,非保路国志会之宗旨,则兵戈亟宜罢休者,此义甚明,我伯叔兄弟不可不熟思而审处之。若夫保路同志会其名,而家破亡身者其实,此道甚误,我伯叔兄弟不可不明辩而慎择之。”
  许多成都市民为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而暴尸街头,但他们被释放后,却把人民起义称为“祸毒”,要求人民“回头”,让赵屠户继续压迫人民,这不免令人齿冷。然各道民军挟义反正,非蒲、罗等所能动。
  赵尔丰见大势已去,而蒲殿俊等已变成他的走狗,便将政权暂交给他们,让他们当作挡箭牌,以便把自己的实力保存下来,伺机再起。他同蒲殿俊等达成协议:四川独立自治,设军政府,举都督为机关,赵尔丰等部署军旅就绪后,出关任边务。
  11月27日,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在成都成立,蒲殿俊任都督,新军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但军权仍由朱庆澜掌握。
  赵尔丰暗中挑唆成都纪律废弛的巡防军营官兵,向军政府索饷闹事。12月8日,蒲殿俊、朱庆澜在东较场阅兵。新军在前,巡防军在后。蒲、朱出立阅兵台,训话甫数语,后队枪声忽作。蒲、朱等台上之人,即首先下台四窜。后队见正副都督逃窜,更枪声四起。前队新军即张惶四顾,那带队军官亦随台上之人逃之不见,全场秩序大乱。
  于是,巡防军变兵开始大肆抢掠,先抢大清银行、浚川源银行,随后延及各银行票号,傍晚抢藩库、商业场、东大街各商铺,当夜抢劫各街铺和私宅,火光四起冲天。公私财产损失不下1000万元。
  担任军政府陆军部长的尹昌衡便挺身而出维持成都治安。
  尹昌衡是四川天彭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会员,回国后曾在广西新军任职,后进川任陆军小学堂监督,在四川新军中威望较高。
  尹昌衡先率领陆军小学堂学生占领成都北门一带,又赴凤凰山,号召留营新军数营经北门进城平乱,又召成都附近的同志军吴庆熙、孙泽沛、侯国治等部入城。变兵饱掠财物后,满载离成都而去,城内秩序渐见安定。
  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在兵变中解体。新军将领彭光烈等、同盟会会员张澜等,以及士绅徐炯等人,在北较场开会,改推尹昌衡为四川军政府都督,罗纶为副都督,重建军政府。尹昌衡将各路同志军改编为川军第2镇,彭光烈为统制,张捷先为参谋长,张达三、孙泽沛、吴庆熙、侯国治等分任标统。
  赵尔丰密召驻打箭炉的边军傅华封开来成都,先头部队已抵达雅安州府。
  尹昌衡见势,当机立断,先利用哥老会分化赵尔丰卫队,然后围攻总督衙门,将赵尔丰捕获,枭首示众。
  傅华封见赵尔丰已死,自愿去职将军队交出。可谓树倒猢狲散。
  成都局面稳定后,成渝两军政府酝酿合并,双方达成协议,推出尹昌衡为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罗纶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夏之时为重庆镇抚府总长。四川完成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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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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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钟山风雨
  南京成为清朝政府在长江流域的一座孤城。两江总督张人骏有督署卫队2000人;江南提督张勋率江防军23营,计7000人驻南京。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1884年投军,1891年任广西参将。1895年参加袁世凯小站练兵,充工兵营管带,后随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升至总兵。1902年调北京,多次扈从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后调奉天任职,1908年升云南提督,后改任甘肃提督,1910接任江防营,驻浦口,1911年8月任江南提督,思想顽固,极端忠于清朝,是个凶残能战的悍将。张勋部下有两标领,一是王有宏,一是赵会鹏,各领10营,其余3营由张勋直辖,称为亲兵。
  武昌首义后,江防军手持大刀,到处搜索革命党人,遇着剪去辫子的青年,立即逮捕,押往小营、一枝园、万关等处刑场。杀人无数,谓之“杀和尚头”,杀后悬首示众,惨不忍睹。南京下关仪凤门等,都有江防兵把守,城内无辫青年不敢出走,吓得戴上假发,坐在家中,不出大门一步。
  南京城里驻新军第9镇,统制是徐绍桢。徐绍桢字固卿,广东番禺人,举人出身。曾任福建武备学堂总办,江西常备军统领等职,1905年任新军第9镇统制,倡行征兵制。第9镇属第17、18两协,有第33、34、35、36四标、马队1标、炮兵1标、工程兵1营、辎重1营、宪兵3营,是一支建制完整、装备精良、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镇司令部、17协司令部、33、34标以及马、炮、工、辎、宪兵各部队驻南京,18协司令部、35标驻镇江,36标驻江阴。
  第9镇的革命党人活动,始于着名革命党人赵声担任33标标统时。赵声乃江苏丹徒人,原名毓声,字伯先,号百先。1902年毕业于江南陆军师学堂,遂倾向反清革命。次年游日本,与黄兴结识,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教员,撰写七字唱本《保国歌》,秘密散发,宣传革命,为当局所忌,离南京,赴长沙,任实业学堂监督。1905年,谋于新军在保定秋操时策动革命,未成,到南京任督练公所参谋官,在江阴训练新军。不久辞职,随郭人璋到广西,任巡防营管带。年余,仍回南京,任33标2营管带,旋擢该标标统,曾援引柏文蔚、倪映典、熊成基、林之夏、林述庆、陶骏保、冷遹等人先后来第9镇任军佐。
  孙中山派吴旸谷到南京组织同盟会,柏文蔚的岳王会南京分会集体加入同盟会,赵声、林之夏、冷遹、林述庆、伍崇仁、孙麟、韩金声、何遂、杨韵珂等人以次加入,公推赵声为长江盟主,设机关于鼓楼之东,先定玄武湖之湖神庙为会议地点。
  赵声进行革命活动,被两江总督瑞方发觉,便赴广州,在新军中担任标统,并筹谋广州新军起义。
  虽然赵声等人离开南京新军第9镇,但留下了不少革命种子。
  武昌首义后,张人骏、张勋等人严重疑忌新军,便将新军子弹收缴,又收新军炮6挺、机关枪6门。与此同时,将驻浦口的江防军调入南京,人发500颗子弹。新军和江防军,便成冰炭。新军众论沸然,无不发指眦裂,终日聚议,均欲与张勋的江防军作生死拼,因子弹未能得手,是以累欲起事而又累蹶。张人骏、张勋摸透新军用意,乃于狮子山北极阁高架大炮数尊,炮口对准33、34标;水路又于三叉河要道架大炮一尊,炮口对准工、辎两营。新军无子弹,日坐愁城。
  张人骏要在新军各标营大事搜捕,召徐绍桢密议。徐特异议,谓是适以激变,张人骏不敢轻举妄动,便将新军5000人调出南京城,移驻城南60华里的秣陵关附近。张人骏答应拨发新军每人枪150发子弹,机关枪1万发子弹,炮弹1000颗,弹药和9月份饷银于10月31日运往出防地点。出防前,各级将校欲先领弹药,后出发。张人骏坚持到防地即发。但部队到了驻防地方,根本不见弹药饷银运来,受了张人骏之骗。
  在新军人心愤激、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的情况下,上海革命党人派柏文蔚来南京。柏文蔚安徽寿县人,字烈武。原任第9镇33标管带,因与孙毓筠等拟炸两江总督端方,事败走东北,任吉林屯田营管带。同冯麟阁、蓝天蔚等计划在东北起义。武昌起义爆发,乃去上海,受同盟会派遣来南京。南京同盟会机关设在内桥,由上江公学校凌毅、李华侬主持,策动新军起义。柏文蔚便住在机关里。新军官兵知道他来到南京。有几十人前来同他联系,皆以新军有枪无弹而虑。
  新军革命党人以下级军官和士兵为多,中上级军官害怕,且有逃离军队者。第9镇统制徐绍桢亦惴惴不安。新军移至秣陵关后,柏文蔚便随之前往。徐绍桢得知,约他相见。柏文蔚告诉他,只要他能领导反正,当拥为都督。徐道:“余老矣,汝辈青年,万不可叫我做难题。”第9镇正参谋官史久光、17协协统沈同午、18协协统孙铭在座,反复讨论,决定先上海、以次攻南京的策略。徐绍桢当即命柏文蔚返上海运枪炮子弹来,作起义准备。当天,上海光复。次日,江苏、浙江同时光复。
  正在柏文蔚、徐绍桢等准备起义时,南京局势突然变化。由武昌潜回南京的原第9镇马标排长苏良斌,贸然在南京城内单独采取冒险行动,于11月7日夜半纵火。督署附近卫队和汉西门巡防营内革命党人,误认新军发动起义,乃同时响应。张勋的江防军统领王有宏亲自用机关炮击毙卫队起事士兵20人余人。其余起事者力不支,乃遁去。巡防各营革命党人相继起事,打开城门,未见大军来到,江防军用枪乱击,杀伤甚多,起事者溃散。
  次日,张人骏、张勋将巡防营未起事者即行调离城外,将城门紧团,严密防守。由凌毅运动的城内的响应力量、巡防军等,因先斯发动,被各个击破。
  驻扎在秣陵关的第9镇新军,在上海、江苏、浙江、镇江相继光复的消息鼓舞下,急于一显身手,不等柏文蔚从上海运弹药来,便于7日下午下达起义的命令,计划分三路向南京进攻,主力向城南雨花台进击,由沈同午任总指挥,口号是“兴汉灭满”。
  新军士兵把刺刀、马刀一律开口,准备肉搏拼杀,夺取雨花台,作为进攻南京之据点。第9镇士兵多是勇往直前,但官长有勇有怯。有些中级军官,本来亦不能为部下所容,于是,能逃者逃,不能逃者,只好收起那种夜郎自大的骄傲态度,对部下俯首听命,假意赞成,遇机再图脱逃。
  第9镇新军准备在8日上午发动进攻,却不知苏良斌在7日夜半冒险行动,城内响应部队已被击溃,还以为在攻城时能得到城中内应,故在弹药不济的情况下,决定进攻。
  8日上午11时,各路纵队抵达无名纬河南岸。主力纵队先锋骑兵刚出花神庙北端,遭雨花台清军守兵炮击,但炮手的技术极差,炮弹落点离起义军很远。起义军33、34标继续前进。
  两标展开后,始报协司令部,沈同午急进花神庙,见两标已成战斗队形,军队均脱离总指挥官掌握,陷于各自为战之情况。起义军前队又误认为炮台守军已背叛清朝,便挥动手臂,号召守军同起义军联合。当起义军靠近守军时,遭到守兵排炮袭击,死者无数,少数幸存者才伏地开枪还击。
  起义军除34标每人有子弹3粒外,33标及马炮标、工、辎等营均无子弹、战斗不能持久。下午5时,接到从南京城内逃出的谍报员报告,方知苏良斌冒险发动,造成失败的消息。内应断绝,又势成骑虎,沈同午决定只能夜袭,组织敢死队100人,每人发8发子弹,携手榴弹猛扑雨花台。
  傍晚,33标吹起冲锋号,部队向前冲杀。但毕竟弹药缺乏,清军守兵据险用机枪扫射,起义军伤亡达200余人,他们一面进攻,一面盼子弹运来。听说子弹用棺材装运而来,但终不见运到。
  9日天将拂晓,起义军疲惫不堪,难以再战。沈同午暗想,天明必陷于全灭,不如背进镇江,以图再举。适大雾不辩咫尺,乃命马炮工辎队先退,33、34标继之。因大雾笼罩,张勋军队不敢追击,也不敢下山搜索。起义军溃败后,大部沿句容大道退往镇江,小部分退往安徽,也有奔往武汉的。
  张勋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因涉戮而惨遭杀戳者达数十人。是以盗贼蜂起,随处抢掠,人们恐慌动荡,四出逃避,人心普遍对清廷不满。
  原驻江阴的新军36标早已移驻镇江。镇江驻有新军18协司令部和35标3个营、36标2个营,计5个营,子弹万发。那36标营管带、同盟会会员林述庆,奉中部同盟会密令,同李竟成一起,率镇江新军起义。镇江驻有京口副都统载穆所部旗防步兵1500人、山炮1营、机关炮4尊、马队300余人,又有巡防队1500人,枪械子弹充足。旗军将山炮、机关炮分置南门城上,防御新军。但旗军兵力摇动,夜不敢眠,纷议他徒,一夕数惊,纷纷隐匿财产,已无战斗力。
  李竟成由沪到镇,策动驻镇各部队暨各界志士,齐举义旗。李竟成同林述庆密议后,召开军事会议,推林述庆为镇江总司令,许崇灏为参谋长,于11月5日发动起义。
  起义军包围了镇江,威胁旗兵,并派人往旗营劝降。京口副都统载穆,深知旗兵游情日久,不堪一击,恐战事一启,旗人遭屠杀。又以大势已去,非镇江一隅所能抵抗。当地士绅等又反复劝说,遂传令所属马步各旗,一律缴械,共步枪数千支、炮数门、马数百匹。
  驻镇江的水师管带徐宝山,经李竟成联系,渡江开往扬州。驻镇江的张勋所部江防营,也经李竟成联络反正。
  于是,镇江未经战斗便宣告光复。林述庆被推为镇军都督,陶骏保为参谋长,李竟成为军务部长。
  柏文蔚从上海运武器弹药来到镇江,被推负责招集从南京撤退的军队,以待整编。尚有从南京城内坠城而出的巡防军千余人,也被柏文蔚改编为先锋队两营。
  第9镇新军退集镇江时,徐绍桢自赴上海,同沪军都督陈其美和旅沪各团体接洽,商议联络各方进攻南京。
  11月11日,沪军都督府议推徐绍桢为进攻南京联军总司令,电请江苏、浙江两省都督府公认。
  但是,徐绍桢原来所统率的第9镇兵力,均全部转入林述庆控制之下,林述庆便不再欢迎空手赤拳的徐绍桢重新做他的上级。然而,林述庆的资望远不能与徐绍桢相比,镇军内不少人劝他服从徐的领导,同盟会会员林之夏劝之不从,乃不辞而别,表示脱离镇军。后经柏文蔚再三劝说,林述庆才勉强表示同意。
  徐绍桢从上海乘火车来到镇江,召集各方代表会议,组织苏浙联军总司令部,徐绍桢为总司令,顾忠琛为参谋总长,孙毓筠为军事参谋。主要兵力有镇军、苏军、浙军、淞军四支,还有海军相助。镇军包括原第9镇全体部队,编成镇军第1镇,以柏文蔚为统制,受镇军都督林述庆管辖。下属两协,第1协为前卫,第2协为总预备队。苏军由协统刘之洁率领,共步兵4营,炮马各1队。淞军黎天才部,共步兵600人。浙军朱瑞部,步兵1标、马队2营,炮兵2队,工程辎重各1队。此外,后期开到的还有:洪承点的沪军义勇队,江阴、淞江的巡防营,以及女子国民军30名。这些军队中,镇军和浙军战斗力最强,淞军虽人数不多,但慓悍善战。
  徐绍桢于11月16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林述庆、柏文蔚、刘之洁、朱瑞、黎天才等参加。决定分兵三路:淞军为北路进攻乌龙、幕府两山;苏军为南路进攻雨花台;浙军、镇军为中路,镇军攻天保城,浙军攻紫金山。各路军作出发前准备。20日,徐绍桢发出命令,各路从速进攻,海军随同前进。
  联军各路向南京进攻,首先取得突破的是北路的乌龙、幕府两山炮台。联军总司令部的同盟会会员官成鲲曾任幕府山炮台官,同炮台兵感情一向融洽,立意策计运动炮台兵反正,秘密谒见徐绍桢,徐绍桢十分高兴,遂派徐朔相助。官成鲲、徐朔密召两台弁兵,晓以光复大义,弁兵表示愿意响应。徐绍桢立刻调淞军黎天才军600人和浙军马队,在夜间随同官成鲲、徐朔直赴乌龙山麓,直达山巅,炮台兵开门欢迎,改插白旗。拂晓,又分兵占领幕府山。捷报传来,徐绍桢立刻任命官成鲲为炮台司令,并留黎天才所部镇守两山。
  张勋命令狮子山炮兵轰击幕府山炮台。狮子山、幕府山炮兵都系湘人,彼此心心相印,不愿轰伤同乡,故狮子山之炮,只轰幕府山麓,或半山,或越山而过,从未命中。
  25日,联军向南京正面发动进攻。以朱瑞为支队长、吕公望为参谋长的浙军3000余人,是进攻的主力。这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经东流市向麒麟门前进,同清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击退从马群来的清军,一举占领紫金山东部,右翼在孝陵卫附近,左翼到达紫金山中部。清军统领王有宏被击毙,死者1000余人,被俘数百人。王有宏是张勋的一员大将,素来慓悍善战,他战死,对清军士气是个很大的打击。
  因张勋部的辎重在浦口,镇军柏文蔚率11营渡江,向六合前进,作为攻击南京的右侧支队。
  刘之洁所部苏军向上方镇进攻,并占领了上方镇。
  占领幕府山的联军,向城内北极阁两江总督府、满旗将军府和张勋提督府等衙门轰击,炮声震天。1枚炮弹命中北极阁,在总督张人骏、满旗将军铁良和提督张勋3人居住的庙宇内爆炸,击毁了2尊小炮,那3位清朝大臣胆战心惊,惊慌失措地逃入附近的日本领事馆避难。
  联军总司令部移驻麒麟门,命镇军速拨步兵1标、骑兵2队、山炮8门,到前线助攻。
  张勋见联军围城很紧,于11月26日拂晓5时,亲率奋勇队4000人,旗兵1000余人,袭击联军。战斗自晨至夕,清军不支,退入城内。浙军奋勇追击,直到朝阳门外。
  张勋从此只知消极守城,再不敢相机出击。联军对南京已成合围之势,张勋部队正无异坐以待毙。
  联军总司令部发布向天保城攻城命令。
  天保城地处南京城东朝门外的钟山半腰,钟山山势高峻,居高临下,俯瞰南京全城。天保城上筑要塞,既高且峻。天保城地形窒碍,起伏无定,山路崎岖,羊肠曲径,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天保城为攻取南京之要点。南京过去一直流传着这样的兵谚:“要得南京城,先打天保城。”
  敌军在天保城设江防兵1营,旗兵400人,炮10余门,机关炮4尊。敌军以坚强之兵力,凭险死守,接电话与城内通消息。
  徐绍桢下令镇军、浙军、辅以洪承点的沪军,以及刚刚赶来的粤军,会同猛攻天保城。
  30日下午,林述庆率镇军第2标,同浙军2队、沪军义勇队以及粤军从钟山山麓,攀藤附葛,猛力冲锋。清军弹如雨下,战斗异常激烈。镇军管带杨韵珂、浙军敢死队队长叶仰高等战死。
  12月1日晨6时,联军终于攻克天保城。争先冲上天保城者,为镇军连长季遇春。是时,浙军、粤军亦由两翼相继攻入。沪军亦派队增援,始把天保城完全占领。
  联军在攻克天保城的同时,苏军也攻占了南京城南的雨花台。
  天保城既破,南京再也无法坚守。张勋遣清军统领胡令宣、被俘的联军总司令部顾问史久光出南门,手执白旗,臂缠白布,投苏军司令部,谒见刘之洁求和。
  当晚,张勋率残余部队潜出南门,由大胜关一带渡江,赴浦口。两江总督张人骏、满旗将军铁良,仓皇搭乘日本军舰“秋津州”号出走。
  南京城内军心本来不稳。张勋待军不均,素来厚于江防军,薄于巡防军。每战必令巡防军冲前阵,少却则令江防队以炮击之。城中缺米,江防军有食,巡防军则无粮,苦战数日不得食,甚惨。张勋走后,胡令宣和巡防营统领张联升、赵荣华等,各率残部投降,开城门迎联军入城。镇军林述庆部从太平门入城,苏军刘之洁部从南门入城,徐绍桢率联军总司令部从马群开拔入城。
  张勋率残部向浦口溃退,遭柏文蔚部截击,缴得枪械饷银甚多。柏文蔚借机扩充了部队。
  原新军第9镇主要兵力都落入镇军都督林述庆的手里,林述庆实力雄厚,颇有不可一世之概,不愿受徐绍桢控制,他率部入城后,擅自住于两江总督署花园大洋房内,署内全驻镇军,不许其他部队入署。他不再打着镇军都督的旗号,自改称江宁都督。徐绍桢率联军总司令部到两江总督署,镇军不准他们入署。徐绍桢只得将总司令部带往谘议局屯驻。
  徐绍桢虽然号称联军总司令部,只能仰人鼻息。林、徐不和,使南京城内开始出现混乱现象。联军兵力虽以镇军为最强,但其他各部队对林不服,认为林述庆不过是原系徐绍桢的部下的管带,论其资望及功勋,实相差甚远,扬言要举兵攻之。苏浙两省也对林述庆不满,甚至连镇军内部亦反对林述庆夜郎自大的行为。林述庆自称都督,无法控制南京全局。城内浮动,其势汹汹。有谋暗杀的,有谋围攻督署的。
  徐绍桢处境狼狈,力辞重任。他致电各省军政府并各报馆:“已将南京城光复,民军陆续进城,此皆群策群力所致,桢实无丝毫之力,善后诸务极繁,务求诸公推举都督以图长治久安。俾桢敛身归隐,没齿铭感。”
  黄兴、宋教仁、章太炎以及沪军都督陈其美立即复电:“此间已公推程德全移驻江宁,为江苏都督,并推林述庆为出征临淮总司令。东南要人,本党英俊,共表同情。德全即日赴宁,北征尤为重要。”
  江苏省议会全体议员复电称:“江苏本为一省,宁苏分治,原属满廷弊政,今既改为共和,一省之中应只设一行政总机关,俾民政有所统一。而宁苏相较,自以驻宁为宜。程德全平昔行政,注重民事。现在金陵光复,拟即请程公移驻宁垣,抚绥保定以慰全省民望。”
  早在联军集合于镇江进攻南京之前,徐绍桢见林述庆欲另立联军总司令部,曾电致上海总机关部,力辞总司令职。上海总机关部便改举程德全为总司令,以徐绍桢副之。程德全自称无军事学识,通电力辞,但允许亲赴前敌抚慰各军。上海总机关部以军事紧急,电请徐绍桢以国为重,勉任其难,徐绍桢不得已,遂率联军向南京进发。
  12月3日,同盟会要人宋教仁、于右任等由沪赴宁。宋教仁面见林述庆,劝道:“倘程公督宁,一切军需上补充,必能极力担任,不使君丝毫掣肘。”
  林述庆迫于南京情势,终于允诺,参谋长陶骏保即执笔立草电稿,付电局拍发。其电文中有一省不可三都督之语。自此电发出,南京城内混乱的局势消弭。
  于右任等立即致电陈其美:“林都督承认临淮司令任务,军民全体急盼程都督火速莅宁,维持治安大局。”
  程德全于12月6日,从上海乘专车到达南京,随即就任江苏都督。从此,江苏省会由苏州迁往南京。
  林述庆被改举为北伐临淮总司令,但镇军中许多人对他并不心服。进攻南京时,林述庆委柏文蔚为镇军第1师师长,徐宝山为镇军第2师师长,郑权为镇江军政使。林被推为总司令后,即赴浦口晤柏文蔚,商量就职和北伐事宜,柏对林态度冷淡,商谈也毫无结果。林述庆又赴扬州去晤徐宝山,徐也不加理睬。他只得回到镇江,与镇江军政使郑权商议,郑亦无所表示。那雄心勃勃的林述庆,不得已,只得宣布下野。
  武昌形势十分危急,黎元洪已退洪山,致电南京求援。宋教仁、于右任便派淞军黎天才率部往援。黎是湖北人,积极赞同赴武昌,遂将收编的巡防营张联升、赵荣华部同淞军合组一师,以黎天才为师长,星夜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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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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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 北洋军阀之路
  袁世凯指挥北洋军进攻武汉。
  袁世凯字慰亭,别号容庵,因是河南项城县人,人称“袁项城”。其曾祖父袁甲三,是清朝漕运总督,伯父袁保绪是天津海关道,父袁保庆是江南道员。袁世凯少年以世家子弟应试陈州,考试列前10名,不幸被主试官摈出。他气愤已极,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另找门路,向亲戚刘延年借了路费,投奔天津伯父袁保绪那里,并通过伯父的关系,谒见了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看他一表人材,大加赞赏,说他的功名前途远在袁保绪之上,便想让他在帐下听令。袁保绪认为他年轻,刚刚涉世,恐怕误事,不让李鸿章派遣他。
  袁世凯遂投奔世交前辈淮军提督吴长庆,在其军营从戎。袁渐渐取得吴长庆好感。一年春节,营中循例放假3天,士兵聚赌产生纠纷,彼此开枪射击,各营营官多已回家,无人维持秩序,袁灵机一动,假传提督命令,带领亲兵赶到现场,查明真相,立即把管事者就地正法。事后向吴长庆报告事情经过,就自己专擅杀人事向吴请罪,吴不但不怪,反奖许他有临机应变之才,提升他为营务处帮办。
  1882年,朝廷派庆军入朝鲜解决内乱,23岁的袁世凯随军入朝。庆军在朝鲜纪律很差,抢劫强奸事件不断发生,朝鲜人民非常愤恨,驻在朝鲜的日军方面也异常不满。袁向吴长庆建议整肃,可吴认为孤军远征异国,如果操之过急,会酿成变故。袁一再陈明利害,同时自愿担负这个责任,吴终于同意,还提升他为营务长总办,专门负责整顿军纪。他从各营抽调一批官兵,组成一支执法稽查队,日夜巡查,遇到害群之马,立刻就地正法,因此营中纪律严整。
  袁世凯又奉命为朝鲜国王编练一支亲军,定名为“镇抚军”。他还经常代替吴长庆从事外交活动,和日本、帝俄等国使节交往,清政府奖授五品同知衔,不久,李鸿章保荐他为三品道员。吴长庆带领庆军撤出朝鲜,袁世凯驻扎朝鲜,为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一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才奉命归国。
  他博得了“非唯知兵,且谙外交”的好名声。
  袁世凯还有巴结上层的本领,他的老相识阮忠枢在他归国时,正好在李莲英弟弟家里做私塾先生,袁世凯抓着这条线巴结上了李莲英。那李莲英生性狡黠,自阉为宦后,以善梳新髻得慈禧太后宠信,由梳头房太监擢升总管太监,赐二品顶戴,干预国政,卖官鬻爵。李莲英便在慈禧那里美言袁世凯,慈禧大喜。当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奏请训练新军时,慈禧便让袁世凯领导小站练兵。
  袁世凯未受过军事教育,从戎后靠自学钻研有关操典、战略战术书籍,逐渐由外行变为内行。他善于把兵书、律令编成顺口溜,教士兵唱诵,士兵学习进步很快,不懂军事的满清官吏也觉得他的道理好懂。小站练兵每次发饷,他亲自点名发给,杜绝中间层次的吃空额冒领的时弊,他在士兵中也有了点威信。袁世凯带兵,有一绝招,他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从就挨刀。这使官兵觉得他就是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
  袁世凯善处小圈子内的人,他工于心计,非同小可。阮忠枢为他做了美事,他则向来对他成心买好。在小站练兵,阮负责文案。一天,阮向袁说,他在天津某妓院里交了个叫小玉的相好,想纳她为妾。袁说这是有碍军誉的事,免了吧。阮只好作罢。不久,袁以公事为名,要阮同往天津。在天津下车,天色已晚,袁说先到一位朋友那里。阮跟他走进一个院门,看到房屋内铺得花天喜地,堂上红烛高烧,摆了一桌酒席。他们登堂入室,便见一个丫头喊道:“新姑爷到!”里间搀扶出一个新娘装束的俏丽美人。袁让阮迎亲,那阮忠枢一时如坠云雾中,及至细看,才知新娘便是小玉,真是大喜过望,袁世凯哈哈大笑:“妥了妥了!”
  袁世凯赞成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为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倡,又有光绪皇帝师傅翁同瑺倾向变法图强,给维新人物以游说公卿掀起变法的机会,又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变法先从改订官制和法律入手。于是,光绪便将变法之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等人任用。变法诏书纷纷发布,新政方略颇广,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提倡实业、创办国家银行、精练陆军、添设海军、开办学堂、废除八股、选派留学生等等,举国震动。
  变法触犯了一班清廷守旧大臣的利益,也犯了慈禧的胃口。慈禧便召光绪过来问话:“变法也是要紧的,但是,不要违背祖制,不要损害满清权势。听说你这变法只听康有为、翁同龢的话,康有为能叫人放心吗?翁同璈揽权狂悖,有这样的人在你身边,事情能弄好吗?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可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你把翁老头子撤了吧,他也能当户部大臣?让他回家养老去吧。以后新任命的二品以上的大臣都要到我这里来谢恩。我也不能太偷懒了,这祖宗的基业也不能靠你一人撑着。那直隶总督是个紧要去处,就叫荣禄去当吧。你当这皇上总叫我操心啊!”
  慈禧开去了一个变法大臣,变法依然闹腾着,那康有为有一份请定立宪召开国会的奏章,写好了又不敢递进,被内阁学士满人阔普通武知晓,便给康有为壮胆,自己也签了名。光绪看了连呼:“不错!”立即下旨,提升阔普通武为礼部左侍郎,立意实行立宪政体。大学士孙家鼐不觉大骇,在光绪帝前连连磕头:“这立宪政体是万万行不得的!百姓有权,皇上就无权了。”
  光绪拍案道:“朕欲救中国,无权何害!”孙家鼐劝不拢,忙去报告慈禧。
  变法裁撤冗员最难,光绪帝召康有为进宫商议,意欲尽裁各闲废衙门,便下谕裁去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那班有名无实的京卿,金饭碗被打破,将康有为恨了个半死。光绪帝春风得意,又下旨把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尽行革职,这便是太岁头上动土。那礼部尚书怀塔布,是慈禧太后的内亲,便赶到颐和园,向太后哭诉,那一班被砸了金饭碗的官儿,那许多受到威胁的皇亲国戚,也纷纷请求太后重新听政。太后听后,也不多言,便暗中派人到天津,把直隶总督荣禄召来,设下一条计来。
  这一天,光绪身着康有为从宫外给他弄来的一套西洋服,手里拿着一条棍子,在书房中踱来踱去,正在十分得意之时,忽听报说:“老佛爷到!”光绪慌张起来,但也来不及更换衣着。慈禧一脚踏进书房,见皇帝这副模样,皱起眉来,光绪忙上前请安。太后道:
  “你们天天讲变法,我也觉得不错。尤其是东洋人把我们打得这个样子,实在是该练练兵了。那荣禄上奏,请皇上跟我去天津阅兵,看看现在这练兵到底练成什么样子。”
  光绪不知其中有诈,遂下旨要荣禄将行宫御营准备,令京津铁路总办预备特别花车。
  康有为闻外间盛传,太后要在阅兵时废掉光绪帝位,另立新君,便进宫禀告,光绪大慌:“此事不可不防,却是如何是好?”
  康有为向光绪推荐一人,说他手握重兵,定能救皇上。此人便是直隶按察使、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袁练就一支新式劲旅,它操演纯熟,纪律严明,配备新式枪炮,又有姜桂题、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勋、段芝贵一班将才。若把袁世凯召来,加官优奖,危急时可以依靠。
  光绪遂下旨:“电寄荣禄,着传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袁世凯入京,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详细询问新建陆军的情况,又问及变法,袁极为赞扬新政。光绪破格提升袁为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光绪又称赞袁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的事,暗示袁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袁世凯连连磕响头,谢此隆恩。
  袁世凯此时深知帝后两党斗争情况,实际上他在心里脚踏两只船。
  光绪觉察自己的举动有人监视,行动失去了自由,知大事不好,便写了一道密诏,交军机章京杨锐,让他立即转交康有为。杨出宫后打开密诏一看,大吃一惊:“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杨锐竟然不敢把密诏转给康有为。
  光绪又写了朱谕,让林旭转交。1898年9月18日,康有为便把梁启超、康广仁、谭嗣同等召集起来,传看了皇上给袁世凯的朱谕,面面相觑。康有为道:“要救皇上,只有杀掉荣禄。此事端赖袁世凯精忠报国,皇上召见过他,他现在还在北京,快去找他。”
  谭嗣同道:“皇上要有为兄离开北京,有为、启超二位先走,我去找袁世凯。”
  袁世凯见谭嗣同深夜来访甚感惊讶。寒暄数句,谭嗣同单刀直入:“天津阅兵是阴谋,皇上现在有大难,可救圣主者,唯有袁公,袁公要救便救,如果不救,请到颐和园告发我,可以得到荣华富贵!”
  袁世凯勃然大怒:“谭公以为我是什么人!圣主是我等其事之主,我与谭公同受圣上隆恩,救护之责,难道就是谭公一人的吗?您有什么高见,请就指教。”
  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慷慨激昂,便取出朱谕给他过目。皇上令袁世凯带兵赴天津见荣禄,出朱谕宣读,立即将荣禄正法,即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贴告示,宣布荣禄大逆罪状,然后迅速统率新建陆军入京,铲除旧党,助行新政。谭要袁收了皇上朱谕,等布置妥当,再定日期动手。
  袁世凯道:“我万万不敢惜死,只是担心万一泄露,必将累及皇上,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谭公请先回府,容我深思熟虑,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若何?”
  谭道:“皇上很急,我们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跺脚道:“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谭公别急,下个月两宫巡幸天津,待到那时集合军队,皇上下一纸条,谁敢不遵。”
  谭嗣同叹口气道:“等不到那时候,就可能废主弑君。”
  “既有巡幸之命,不会忽有意外,必须到下月方可万全。”
  “万一下个月没有巡幸,怎么办?”
  袁世凯微微一笑:“现在已经预备妥当,花了数十万金,我这里再请荣禄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以放心。”
  谭嗣同不由自主,只好客随主意,又道:“荣禄有曹操王莽之才,恐怕不容易对付。”
  袁世凯拍案而起:“若皇上在我营内,杀了荣禄如同杀一条狗!”
  次日,袁世凯进宫上朝,请准返回天津。光绪道:“爱卿返回天津后,抓紧训练军队,报效社稷。”
  袁世凯心领神会,叩头出宫,即乘火车回津。
  袁世凯一路思索,力量悬殊,怎能做飞蛾扑火之事?下了火车,长叹了一声,看准总督衙门,直奔了过去,见了荣禄,便把谭嗣同夜访之话,全盘托出。荣禄大惊失色:“你的意下如何?”
  袁世凯振衣而答:“我前来报告,就是为了破他们的奸谋,保卫老佛爷。”
  荣禄道:“这样很好。”
  袁世凯走后,荣禄随即入京,向慈禧太后告变。慈禧便命荣禄返回天津,掌握军队。
  慈禧赶回紫禁城,带大批侍从,闯进光绪寝宫,光绪见慈禧满脸杀气,知道大事不好,连忙跪下:“给母后请安。”慈禧恶狠狠地说:“你好没良心,你4岁时我就立你为帝,又把你抚养成人,如今你翅膀硬了,好大胆子,变法变到我的头上,想加害于我,你想想,你的良心哪里去了?”
  慈禧摸一把眼泪,叹了口长气:“我想,你命薄,没有福再当皇帝。”她转脸对侍从说:“传我的话,就说皇上病了,今后不再理事,明日开始,还是我听政。”
  光绪帝从此被幽禁在瀛台。
  慈禧重新垂帘听政,降下懿旨,捉拿所有维新党人,不得放走一个。
  谭嗣同和梁启超在屋里谈论变法,有人闯进来报告:“大事不好了,皇上已经被太后软禁起来,朝廷下令捉拿维新党人。”
  谭嗣同脸色阴沉,在房内踱了几步:“梁公,你快走,以后维新大业要靠你们了!”
  “谭公,咱们一起步!”
  谭嗣同摇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尚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这是中国不昌盛的原因,今日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
  梁启超见谭嗣同已横下决心不走,便一人离去。
  荣禄派出捕快,将谭嗣同押入死囚。谭嗣同在墙上写下绝命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康广仁、杨深秀6人,被押赴北京菜市口刑场。谭嗣同一路高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6位维新变法志士就义,戊戌变法失败。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才知道:改良之路不通,中国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荣禄被慈禧召回京城,授大学士,权在军机大臣之上,兼管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又召见了他,准许在西苑门内骑马,赏银4000两,以示优渥。
  那些知道袁世凯与维新党人关系的亲贵王公,说袁“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荣禄忙出面保护:“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次年,义和团在山东沿海地区以及山东和直隶交界一带起义。参加起义的是些贫苦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船工。他们受贪官污吏、地主劣绅的欺压、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和侮辱。在民间秘密结社的义和拳,便起而同星罗棋布的外国人办的基督教天主教堂斗争,几成战争状态。山东巡抚毓贤便将义和拳改为官办的团练,以便控制利用,义和拳就此改为义和团,以扶清灭洋相号召,一时山东从者如流,几乎遍地都是义和团,对外国势力构成了很大威胁。
  荣禄见状,便派袁世凯率新军8营,以演习为名,开往德州观望山东的动静,向义和团示威。袁世凯上奏朝廷,提出在山东必须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导愚民,而缔邻好。朝廷便下令免毓贤职,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所部武卫右军开往山东。
  袁世凯上任后,立即捕杀肥城团民,并将知县撤职,令村民交纳9000两银,作为赔偿给英国人。从此,袁世凯派防营前往各州县镇压义和团,保护外国洋人。朝廷担心他操切从事,激成大祸,连下三道上谕,告诉他不可意气用事,徒持兵力。袁上了一个奏折,称义和团“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
  但是,义和团杀不胜杀,直隶的义和团也遍及各州县,以至京城内的义和团也越来越多,到处有反对洋人的揭帖,公开设立坛棚,董福祥所部甘军的一部分士兵也卷入义和团活动,杀死了日本使馆官员杉山彬。
  面对动荡局势,清廷群臣绝大多数满族朝贵赞成利用义和团打洋人,以毒攻毒是也。那义和团已制它不住,若是剿迫急了,岂不是不利朝廷?另一派汉族官员反对,要求把义和团当作“乱民”镇压下去。
  浙江人、太常卿袁昶入殿向慈禧奏曰:“义和团自称神拳,号称刀枪不入,所请的天神都是《封神榜》上的鸿钧老祖、元始天尊,《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皆出自于说部,倘使真有灵验,为什么在山东抗不了北洋新军和德国驻军?依此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明察,义和团实不可恃。”
  慈禧不悦:“这义和团如今愿供我天朝驱使,正是天朝洪福,你却有何术阻挡洋人?”
  端王载漪向慈禧奏曰:“有洋人照会,译奏如下:皇上屈居瀛台,终非久计,应该恢复新政,太后应撤帘退朝;外国人有权代收中国钱粮,代管中国兵马。”
  慈禧不知载漪等人伪造此照会,意在促她向洋人宣战。慈禧已对洋人同情光绪不满,以为确有洋人这样照会,气得浑身发抖:迫我归政,此恨不得不报之。遂发了一纸诏书:
  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会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这道诏书在国内一发,反抗英、美、德、意等国联军入侵的局部战争,变成整个北方的杀伐。
  在天津列强组织八国联军1.2万人攻击清军。清军将领聂士成率部抵抗联军,战死。所部归马玉昆指挥,马玉昆要义和团大刀长矛在前冲锋,而清军官兵殿后,从背后开枪杀死义和团勇士。朝廷派往天津任帮办北洋军务大臣的宋庆,又下令痛杀团民。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尽皆散去。
  宋军屠杀义和团的当天,联军便攻进天津城,天津城外的7、8、10营清军立即纷纷溃退。联军长驱直入,包围了北京城。
  慈禧即命掩藏珍珠财宝,传旨让珍妃投井自裁。她自己身着一套乡妇服装,又命光绪、皇后、大阿哥、少数妃嫔王公化妆,结成一队乘驼轿向外逃难,护卫队2000人远远跟在后面。北京城的守军也全部逃跑。这是1900年8月15日事。
  慈禧一行逃到山西,住进太原行宫。慈禧又讲究起来,每日菜谱选百种,费银200两,虽比不上北京宫中,慈禧也就将就了。
  八国联军在北京杀抢烧掠,为所欲为8天,见人不分青红皂白,按倒就杀。那些粗壮的官兵将所获妇女,不分老少穷富,集中在裱背胡同,剥光衣服,集体轮奸作乐。将寺观和王公府第纵火焚烧。颐和园的珍宝古玩,装入箱内,用骆驼队运往天津租界,运送了几个月。有个名叫樊国梁的法国传教士,闯入户部尚书立山家,一次就抢走了1万两白银的财物。日军从户部抢去了300万两库存银子,并放火烧掉衙署。联军烧杀抢掠之后,做出进兵山西的姿态。
  慈禧令李鸿章去北京议和,她便领朝官逃往西安。
  那班洋人,各自争夺中国领土,俄国除了派兵攻打京津,又派了18万大军攻陷东北。英国怕俄独占中国,便联合德国派兵占领山海关,阻止俄军南下,又集中英国扬子江舰队,开到大沽,准备对俄一战。日本反对俄国独占东北。德军占了山东。那美国没有势力范围,便嚷着门户开放利益均分的腔调。
  慈禧在西安仍放心不下,担心联军进攻西安,传谕发电李鸿章与奕貔:和谈可成不可败,议和条件即照八国所提应允。她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北京城内各帝国主义者代表,想瓜分中国,碍于各自争权夺利,很难取得妥协,不如维持清廷以维护各国既得权益,又提出议和条款:赔款4.5亿两,39年付清,加上每年摊还的利益,共计近10亿两,以关税、盐税作保;削平大沽及京、沽间一切炮台,天津城外10公里之内,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和驻扎,北京和山海关之间12处要地,各国派兵驻扎;北京设立特殊的使馆区,占地120亩,华人不准居住在内,各国使馆可以自设军队;禁止中国人从事任何排外活动,惩办赞助义和团的官吏,惩治和禁止各地反帝社团,停止山西、直隶、东北、河南、湖南、陕西、浙江共45城的文武官科考5年;禁止中国从外国购买军火两年;废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
  议和条款电奏西安行宫,慈禧一看,狠是狠了点,没有追究自己,便道:“传我的谕,让李鸿章、奕祃跟他们签了吧。”
  条约签了,可以回京了。慈禧启銮回京。忽有电报传来,说李鸿章在京病死。慈禧叹口气说:“这些年来,没有顺心的时候。”遂传谕要袁世凯接替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
  袁世凯带骑兵千人前来接驾。一行回銮队伍非常壮大,行箱笼就有3000来乘,这东西都是慈禧流亡西安行宫时,各地送给她的京饷,尤其是袁世凯,送的东西吃穿用样样周到。
  慈禧回朝之后,准备正式任命袁世凯为直肃总督兼北洋大臣。但满族亲贵多半反对,向慈禧奏道:“袁世凯不能重用,当初吾朝向列强宣战时,袁与东南重臣划境自保,既未尽力谏阻排外,战祸既开。当以执干戈卫社稷为要务,举国对付洋人,才是办法,而他们袖手旁观,袁所部号称是北洋劲旅,与天津战场近在咫尺,却不出一兵一卒援津,甚至帮助洋人杀义和团,这不是居心叵测吗?”
  慈禧劝说道:“满汉界限,不可分得如此清楚,吾朝力求中兴,非大大利用汉人不可,你们说袁世凯不能用,却又用谁呢?你们谁比他有办法?哪一个人能被朝廷依恃?至于你们所虑也是,我心里注意他就是了。”
  于是慈禧谕旨: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太子少保衔。慈禧和光绪以及两宫回銮北京,见宫内被联军破坏很重,袁世凯赶急筹款来置办宫内陈设用品。袁看向下摊派来不及,只好自己掏腰包,远远不够,就邀集直隶各属官前来商议,说要暂借他们的私款,来办皇上与太后的事项,以后再还。那些人便哭起穷来,袁办事极有分寸,就说算了。但他又派人悄悄地与天津的几大票号接洽,说是有一些公款要存在他们票号里,问他们利钱能给多少?回答说最高8厘。差人叫道:
  “别的票号比这高,你的利钱要长一长才好。”
  票号里的人便将帐簿拿了出来,翻开帐簿,用手指着某某官署,某个人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多少。那差人一一记清帐簿上的100余万两存款和存款人名字,回禀袁世凯。这袁世凯便把那些官儿找来,把票号里的事说了,并变色道:
  “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我惩戒了他们,已经把冒名的存款暂时收借。”
  袁世凯用这笔款子,置办宫内陈设,那些官儿暗下叫苦不迭。
  慈禧见袁世凯办事有方,便发下上谕,成立练兵处,总摄朝廷练兵事务,着袁世凯为会办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
  袁世凯有小站练兵的经验,又有一大批具备近代军事素质、忠于他的军官班底。他于1902年1月以“顺直善后赈捐款”项下,提出100万两银子,作为募练新军费用,定出《募练新军章程》,规定所募兵丁,须有确定籍贯并代扣赡家饷银等等,以保证军队稳定。派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地,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6000人,分领训练,兵必合格,人必土着,按名注册,由地方官备案,以便稽考。6000壮丁共编10营,称为“新练军”。又制定《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4两2钱。
  袁世凯以新练军10营为基础,创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作为直隶全省军务总汇之所,袁世凯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3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别担任总办。
  慈禧对袁世凯十分满意,又叫他任京旗练兵大臣,从驻北京的旗兵中挑选3000人,分批到保定训练,称为“京旗常备军”。袁世凯怕娇生惯养的旗兵不听摆布,管制太严惹出麻烦,便奏请青年贵胄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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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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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国中之“国”
  袁世凯编练北洋常备军,领全国练兵之风骚。那朝廷满族亲贵担心汉族军阀掌握了全国军事力量,构成威胁,亦为不美,看那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练新军也很不错,遂决定以北洋军与湖北新军为并列的两支主干,使其平行发展,形成两大军事系统,互相牵制制约。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练成后回原省管带新兵。每年由北洋、湖北请旨简派大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升降任用。
  北洋军离朝廷最近,势力覆盖了北方半个中国。袁世凯并不满足,他以使全国的新军都整齐划一为名,达到操纵指麾无不如志的目的。1903年3月,他拟定了“陆军训练简易章程”,上奏朝廷,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的参谋本部,督练考察全国新军。那慈禧太后亲自到保定视察。
  袁世凯身着黄马褂,头戴珊瑚顶孔雀翎,率领北洋军和陆军学堂师生1000余人跪于路旁,迎接慈禧,太后见这么多穿着军服的彪形大汉整整齐齐地跪在眼前,心中大悦,说:
  “赏。”每人一枚银牌,以示恩慰。
  慈禧来到军校,坐定之后,便召袁世凯过来问话,这陆军学堂是怎么回事。
  袁世凯跪在慈禧脚下:“臣世凯为吾大清敢不肝胆涂地,以报圣慈的恩德之万一。臣接圣谕要办陆军学堂,去年就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奏派冯国璋督办,雷震春总办,二员倒也尽心。为编练新军培养官佐,非得好好训练他们。这些人主要是从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各省官弁学堂学生中抽调而来,因此又名省将弁学堂。同时又设立北洋武备师范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臣以为这才是初步,臣曾上奏,拟建武备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合计通筹12年卒业,以培养将才。”
  慈禧受八国联军之害,迫切感到,在列强的环伺下,强兵才能富国,倒也很支持袁世凯办学堂,培养将才。便道:“唔。这也是好事,你放手办吧。你给学生上什么课呢?”
  “臣以为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增其技艺,增其才力。除了军事课程以外,《圣谕广训》、《左传》、《春秋》都是必读的修身课,务使官兵忠君尊孔,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各陆军学堂,都有礼堂一所,供奉圣慈圣上牌位和文武圣牌,圣慈、圣上、文武圣诞日,各总办率领各员生衣冠诣礼堂行三跪九叩礼。”
  “很好!”
  袁世凯接着禀报:“总叫生员知道忠君报国。各学堂生员不得妄议时政,私着邪说,结党聚会。新闻报纸闲书杂志不经允许,也不准携带入房,总叫外面的乱党邪说绝不污染生员耳目。”
  这话说到慈禧最关紧处,忙开口问道:“哦,这里有无乱党分子?江南最近可不安静,那广东就闹过会党造反。哼,听说那帮乱党在美利坚与日本闹腾得挺欢,知道孙文吗?”
  “臣听说过。”
  “年轻人容易听信那些邪端异说,你小心着点,士兵也是年轻人呢!”
  “臣敢保证这里没有一个乱党分子。”
  “我信得过你来说话吧。这里有不少日本教官吗?”
  袁世凯神色端庄:“这些教官倒还安分,虽然是日本人,倒还知道效忠圣慈圣主。虽然如此,我只让他们教习军事,对他们又多处防范。”
  慈禧仰面寻思一会。袁世凯偷眼观看慈禧圣颜。虽然她黑头发中杂伴着白发,但面部皮肤仍白嫩润泽,不失美女风姿。
  慈禧低下头来,叹口气说:“我老了,可是老了也得想着变法,我是指望大清能国富民强,老叫洋人瞧不起到底不好,所以要行这些新政,可恨那些饱食终日的官吏不这么想,难得你对新政很上心,办事也得力,”
  “臣敢不鞠躬尽瘁,以报圣慈隆恩!”
  慈禧大悦:“你很好,你有了闲到宫里去,听你说话很开心,上次叫你在紫禁城骑马,听太监说你很会骑马,下次倒也见一见。”
  袁世凯忙跪下叩三个响头:“谢圣慈隆恩!”
  慈禧回京让人传下话来,袁世凯忠心办事,着不日即到颐和园觐见。
  南方新军都已破获革命党人,倒是袁世凯所练北洋军深为可信,满朝亲贵对袁世凯毁誉参半,赞许他的人说他忠诚能干,反对他的人说他貌似忠诚,其实机诈,将来尾大不掉,不可不防。慈禧对他倒是坚信不疑。
  袁世凯得到确信,太后在荣禄死后,内定庆王奕畀入掌军机,掌握政府实权,便赶紧派副官段芝贵到京,夜里给契廛府赠银10万两,奕刲变色道:“这袁宫保是干什么,不能这么做。”原来那奕戢还不知道自己将掌握军机。
  段芝贵辞出找到儳的管家,道:“您瞧,这点银子王爷不收,在下便不能回见宫保交差,宫保已经得到确信,王爷就要入掌军机,这实是国家大幸,便差小弟来恭贺。那庚子与八国签订和约,是王爷和李鸿章主持,李鸿章今已不在,惟有仰仗王爷掌理国政,宫保素常对王爷无比钦佩,又深知王爷素常谨慎。这次入掌军机,在宫禁内外必有一大笔开销,不如此,便不足以立威信。这些银子不过是宫保的区区微忱,给王爷准备一些开赏的钱,不算什么礼物,千万请说周到些,必求王爷收下。这里还有宫保不成敬意的心思,送给管家大人作买点心的费用。”
  管家见他说得可亲可爱,笑道:“您客气了,您稍候。”
  过会儿,管家出来道:“妥了妥了!”
  奕匡果然与袁世凯有了交情。练兵处成立,奕匡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练兵处所设提调和军政、军令、军学各司官员,都由袁世凯推荐。他推荐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刘永庆为军政司正使,袁嘉谷为副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为副使,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陆建章为副使。这些人都是跟随袁世凯多年的北洋旧人。那袁世凯也推荐了一旗人铁良为练兵处襄办,以示对皇族中军事人材的重视。
  练兵处成立不久,奕匡以自己衰迈多病,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这样练兵处便由袁世凯一人包办,一切要务均由各员请示他裁决。练兵处以《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程》为蓝本,拟定新军营制饷章,以及陆军学堂章程等各项制度,命令各省遵照办理,从此把袁世凯编练北洋军的方法推行全国。
  袁世凯不断扩军,这军饷就有了问题。于是,他便奏请慈禧批准,向全国各省摊派练兵费,每年达900余万两。袁世凯很快建起北洋6镇新军,那镇的编制,相当于现代化军队的师的编制。各镇将领都由袁世凯选定,这些人几乎都是小站出身。第1镇统制先为风山,后为何宗莲;第2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为张怀芝;第3镇统制先为段祺瑞,后为曹锟;第4镇统制吴凤岭;第5镇统制先为吴长纯,后为张永成;第6镇统制先为王士珍,后为赵国贤。各镇属下之协统、标统、管带都是北洋的名人。除第1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都是他的嫡系部队,这些官兵只知道袁宫保,不知有朝廷。袁世凯又把驻直隶的淮军各营整编为39营,由张勋等人统领,称为“北洋巡防淮军”。那武卫左军毅军统领宋庆死后,其20营军队也被袁世凯接收,交给他的亲信姜桂题统领,纳入袁世凯的北洋军系统。
  袁世凯掌握着强大的北洋军队,踌躇满志,但他又不动声色,奏请举行秋操,从北洋6镇中抽调2万余人,分成两军。由王英楷、段祺瑞分别担任总统官,王军由山东北上进攻,段军由保定南下防御,最后两军在河间一带会合大操,并举行阅兵典礼,以显军威。
  慈禧回銮北京后,觉得守着老规矩不行,再度实行变法:“那洋人大概确有值得效仿的地方,不然何以这么厉害。尤其是这君主立宪,必定有许多好处。”她有心实行君主立宪,但却有点拿不准,便决定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一番,若果无妨害,则决意实行。
  五大臣便是载泽、绍英、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称考察宪政大臣。他们选定佳日动身,各部官员到前门车站送行。五大臣上了专车,忽见一个青年,佣人装束,神色慌张,低头向车门内闯。车门口的守卫士兵忙去阻拦,喝问:“哪里去?”
  “来伺候我家大人。”
  卫兵看他可疑,极力把他推出去:“你们大人不配坐这花车,快下去。”
  那青年迅速掏出一颗炸弹,向车厢掷去,一声巨响,车内五大臣、一班卫兵和那青年刺客,应声而倒。送行的人忙抢上车去,见那五大臣不曾受伤,而是受惊倒地。那几个卫兵和刺客被当场炸死。
  刺客身着内衣是“保定高等师范学堂”的制服,到保定一查,才知道刺客名叫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县人。1900年,22岁他去上海,旋北游直隶。次年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自此广结志士,与陈天华、赵声等相善。1903年与杨笃生在上海发起军国民教育会,自任保定支部工作。又与人创办两江公学与《直隶白话报》,自兼教员、主笔,积极宣传革命。1905年赴东三省,闻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并派五大臣出洋,乃潜入北京,于9月24日携炸弹进火车站行刺。他在行刺前留下遗书:“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飏汤止沸,抱薪救火。”
  五大臣出洋考察新政,归国后上奏请行宪政。五大臣之首载泽的奏折:“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乱者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
  慈禧遂今朝臣商议宪政方案。多数人认为,宪政虽好,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何时立宪,还不能定,现在先从厘定官制入手,然后制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设制巡警,作为立宪的准备,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
  慈禧遂下“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一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清朝不久便实行中央官制的改变,设法部、邮传部、民政部、农工商部等。各部堂官设尚书1员,侍郎2员,并规定满汉不分。但那满族亲贵仍掌握绝大部分朝政,派任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的13个官员中,汉人只有4人。清廷到了这等地步,实在是病入膏盲,所谓新政,不过是骗人把戏,从上到下,满洲贵族不肯放权。那新政对老百姓,则是横征暴敛。老百姓本来就穷,而越来越腐败的朝廷,压在百姓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加上列强割地索款,老百姓被他们剥去的皮,一层又是一层,坐以待毙,不如造反革命。
  主改良反对革命的梁启超流亡日本,认为腐败的清朝,在立宪空名之下,行腐败之实,只能为革命党提供借口。只有认真实行立宪,才能叫革命党不存在。他写文章,鼓动人民去争取真立宪,反对假立宪,还在日本成立了一个“政闻社”,去推动立宪政治的实行。梁启超宣称,他们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但那清廷,对康梁之辈仍是警惕,严禁他们在国内出版刊物、设立办事处,以及和各立宪团体联系。
  国内,地主、绅士、资本家对清廷预备仿行宪政反应热烈。着名人物张謇、郑孝胥、汤寿潜、曾铸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务立宪公会”。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是个中过状元的纺织业大资本家,而且与官场关系密切,他同袁世凯曾一起随庆军入朝鲜,是老相识。他曾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代作《拟请立宪奏稿》,算是老立宪了。
  郑孝胥字苏戡,又字太夷,福建闽候人。举人出身,曾任清廷驻日本长崎的领事,又在广西、广东、安徽、湖南等省当过边防大臣、按察使、布政使,承办过瑗珲铁路。他是上海实业界绅士中有头有脑之辈,对新政有独到见解,他道:“要中国文明,除非把中国一切地方尽行开放同外国人杂居。”
  他身上洋味十足。
  汤寿潜就是前面所说的浙江都督,他原名汤震,字蛰仙,浙江山阴人。早年曾入山东巡抚张曜幕,撰《危言》,主张变法。1890年中进士,授安徽青阳县知县。1903年升任两淮盐运使,不久辞职。1905年加四品京堂衔,担任铁路总理。以后曾先后担任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浙江省谘议局成立时,被推为议长,浙江省光复时,被推为都督。他是个老维新派。
  曾铸号少卿,福建同安人,在上海贩运南洋大米进口,获厚利。1905年美国限制华工入境和虐待华工,激起上海、广州、长沙、苏州等地的反美爱国运动,他在上海提倡抵制美货和收回苏浙铁路的权利。后又投资镇江造纸厂和江西瓷业公司,发起成立上海商团公会,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着有《山钟集》。
  又有湖北汤化龙等成立宪政筹备会,湖南的谭延闿等成立宪政公会。这立宪运动,一时轰轰烈烈。
  倒是那袁世凯,头脑机警,他不管是真假立宪,趁机扩张势力,又不打草惊蛇。他人在天津,却在北京办了个“临记洋行”,专为联络北京权贵,每日与庆王府通电话,报告有何新货到行,征询有无购买之意,利用这种业务刺探官中及各要员的行踪,以便见机行事。
  庆王、军机领班大臣奕匡大寿临近,袁世凯与那桐、徐世昌、端方、盛宣怀等大臣,在北京什刹海西,造了个广大庭园,那庭园内,别有洞天,建有假山、流水、古轲、敞轩及西式楼房。此园方成,楼、轩、斋、馆所需铺陈,皆是袁氏临记洋行一手供奉。平日庆王府中大小婚丧喜庆之事,都由袁世凯一手包办,奕匡无须自费一文。奕匡本已广结财缘,那袁世凯等竭尽孝心,日用花费甚少,自然广有钱财。家中财宝约值亿两现银,比中国一年的财税入收还要高出许多倍。
  袁世凯又与奕匡之子载振换帖结为兄弟,这便是袁世凯认奕为父。载振便是农工部尚书。奕匡每遇重要事件及简放各省督抚藩臬,必和袁世凯商量,袁世凯付给奕匡的是从老百姓那里收刮来的银子,从奕那里得到的是官衔。跟着袁世凯跑的人,自然都有升官发财的机会。
  1906年底,慈禧决定将东北改行省制,派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考察。载、徐路过天津,在北洋督署暂驻。袁世凯把段芝贵招来,道:“你这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之职,干了已有将近两年。东北改行省制,载振与徐世昌两大臣就去考察,你们这两位伺候好。”
  段芝贵极机伶,心想这载振吃的喝的玩的什么没见过?光是供奉得好,恐怕没有什么深刻印象。他一拍脑袋,便想起那振大老爷什么都无所谓,只有一样是永不厌倦的,便马上去张罗。
  袁世凯摆了大宴,载、徐酒足菜饱,袁便对载振道:“振大爷,天津这里也有几出好戏,却也有一个女伶不错。”
  载振脑袋向前伸出三分,显然是有了兴趣。
  那戏开锣,别的倒也平常,载振没有表示,忽然有个女伶出场,载振眼睛一亮,伸长脖子细细观看,便见女伶姿容丰满,且腰肢细软,迎风摆舞,表情极细腻,一双眼睛打过来,叫载振激灵灵一颤,那歌喉又婉转温柔,入得耳来,叫人软了半边。载振连道:
  “不错!不错!好好,她名叫杨翠喜,好好。”
  袁世凯领意,对段芝贵一笑,段芝贵心下明白,忙叫过一个警官来:
  “快去快去,找杨翠喜的妈妈来。”
  警官是个打更出身,干这些拉作合的事极有能耐,他去后回来回话,说杨翠喜身价特高,便是咱们去说,开值10万元妆奁费,换了别人,几个10万也打不住。
  段芝贵拍案道:“值得,值得。”于是便付给10万元,将那杨翠喜接到载振屋内。
  徐世昌备好了2000两银票,送到载振那里道喜。原来徐世昌同载振也是拜把子兄弟。
  载、徐二人要出关北上考察。临行,对袁世凯道:“宫保,这东三省的督抚人等,还得老哥你费心推荐,我知道你这里人材济济,小弟就省得费心了。”
  袁世凯大笑,便递过一份清单,东北督抚及各要员,皆开列得清清楚楚。
  载、徐二人公干归来,在天津小住。载振又与杨翠喜聚首,却又不敢将她带回北京,必得回去报告父亲大人奕首肯,并得嫡妻同意。
  不久,朝廷发表东三省督抚人等,总督为徐世昌,奉、吉、黑三省巡抚分别是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全是袁党。尤其是段芝贵,以一候补道身份越级提拔,而杨翠喜事又为他人侦知,一时官场哗然,军机大臣瞿鸿乘机唆使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
  奕父子是清廷近支皇族的一枝朽木,可谓撑下了半边天。奕齛e黩好货,载振渔色无厌。朝臣中独有这瞿鸿敢屡屡批评。这瞿鸿字子玖,湖南善化人,晋内阁学士,先后典试福建、广西,督河南、浙江、四川学政使。中日甲午战争中,上四路进兵之策,未被采纳。八国联军入侵,随慈禧逃往西安,因为每次承旨拟谕,语中窍要,把好些微妙意思写得滴水不漏,很中慈禧心意。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处大臣,位在六部之上,参与筹计预备立宪。他做事很认真,想做一个中兴的大臣,可惜他撼山易,撼奕父子难。
  瞿鸿为杨翠喜案弹劾奕父子,载振也有点慌张,忙与袁世凯通话商量,袁说不忙,看是何人来查。
  清廷本来是派载沣和孙家鼐查办,经奕父子活动,去天津办案的人却是顺天府尹孙宝琦,孙是奕提拔。他便私下同载振通气,要载振设法将杨翠喜另行安置。这载振便着人密送杨翠喜回天津,由袁世凯部下张镇芳托盐商王益孙领去。
  孙宝琦知载振安置妥当,便去天津找王益孙查案,王便承认早已出钱买了杨翠喜为妻,用资若干,何处过付,何日入门,言之凿凿。
  结果那奏劾段芝贵的御史赵启霖因“任意污蔑”亲贵重臣名节降职。但载振把杨翠喜从天津带回北京之事,已成为马路新闻。这样办案,一时舆论大哗,督察院全体御史大为不满,声言会奏。慈禧亦有怀疑,再令复查。真相大白,宣布撤销段芝贵布政使衔、黑龙江巡抚,改命程德全署理。载振也被迫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
  慈禧对瞿鸿颇信任,问他朝中能办事的有何人。瞿便推荐岑春煊可当大任。慈禧便下谕旨,提升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
  岑春煊是广西人,云南总督岑毓英之子,慈禧“西狩”时,以迎銮护驾有功得任陕西巡抚,后任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他奉命调京,即奏罢侍郎朱宝奎贪黩误国。朱亦是袁党。
  奕匡和袁世凯大怒,岂容瞿、岑二人如此胆大妄为!恰好革命党又在两广起事,便奏请调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设下调虎离山计。继而又由袁世凯心腹杨士琦拟稿,以白银2万两买得御史恽毓鼎具名,弹劾瞿鸿玑“交通报馆”泄漏机密。
  瞿鸿玑曾密奏慈禧罢免奕匡,慈禧遂有了罢免奕匡之意,驻华英使夫人在慈禧招待游园之际,当面询问,慈禧极力否认。但她寻思只有瞿鸿玑知道此事,便疑惑瞿氏不稳,杨士琦上奏弹劾瞿氏,她遂把瞿鸿玑开缺回家。
  岑春煊知道朝局不定,即逗留上海称病乞假。奕、袁深知此人不彻底推倒,终是祸害,遂叫心腹奏劾岑春煊在上海,暗通康梁,谋为不轨,把伪造的岑与梁启超合影照片,密呈慈禧,以为佐证。慈禧果然震怒,下谕即撤岑春煊之职,。
  奕玑、袁世凯终获全胜。这样的政府,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将终为奸人所毁。
  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北洋军第3镇和从其他镇抽调的两协,开往东北,东三省便成了北洋军的外府,不仅如此,全国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袁氏私人,袁氏势力,成为国中之国。怪不得有人传说,北洋天津督署是中国第二政府。
  皇族亲贵载沣、铁良、良弼、善耆等一帮少壮,有了争权夺利的能力,见北洋集团势力逼人,双方遂斗将起来。
  袁世凯奉旨进京参加改革官制,指使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提议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则坚决反对,另外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以及限制官吏兼职等主张,以削弱袁的权势。那袁世凯以预备立宪为名,行扩张权势之实;那铁良等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夺权之实。双方舌枪唇剑,互不相让。慈禧最后拍板,否定责任内阁主张,仍设军机处,让铁良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政权。
  袁世凯虽然实力厚雄,但屡在朝中争斗,遇到铁良这样的贵胄势力,吃了闷棍,公开反抗,却是不行,便转变策略,以退为进,即连上两个奏折,请求开去兼职,奏曰:“臣自先世受国厚恩,复受朝廷特达之知,非常之遇,常以有生之日无非图报之年,即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亦不足以为万一之酬,毁誉亦均非所敢计。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使臣因此获贪权之名,臣心何以自明?幸圣明在上,无庸过虑及此。然使旁观因此启猜疑之渐,政界亦云非幸。臣区区之愚,窃亦虑此,为大局计,臣兼职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吁恳天恩,俯允臣请,不胜感激恐惧屏息待命之至。”
  袁世凯说了冠冕堂皇的话之后,仍要抓住军权不放,但那北洋6镇,已有第1镇和第6镇在铁良之手,第5镇在山东,第3镇在奉天,只有第2镇和第4镇在直隶地面,故袁在奏折中道:“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请将第2、第4镇仍旧由袁统辖督练。”
  慈禧在奏折上批道:“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2第4两镇,着暂由该督调遣训练。”对于袁奏请开去兼职,慈禧直批:“着照所请。”对袁没说一句安慰的话,袁世凯气得病了几天。
  铁良等亲贵集团并不就此罢休,鼓动御史交章弹劾袁世凯,说他权重势高,贪私误国,不免要步曹操、刘裕之后尘。慈禧压奏折不发,叹息道:“你们这些人,不知道做事的难处。”
  奕极力保荐袁世凯入军机。慈禧见那班旧军人不足以应付危局,预备立宪也需要袁世凯来参加意见,即发上谕,命袁世凯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又调两湖总督张之洞入京,同任军机大臣。
  张之洞在南方各省,也有不少他的门生故旧掌权。让袁、张两虎离山,同居一笼,互相牵制,这是慈禧居心所在。那直隶总督,便拔摆袁世凯的心腹杨士骧继任,使袁世凯免生疑心。
  光绪帝久病不愈,于1908年11月14日死于瀛台涵元殿。有人奔报慈禧,73岁的慈禧老太太面无表情,只是叹了口气,下谕张罗料理皇上后事。次日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庆亲王、醇亲王、袁世凯、张之洞等齐集阶前,慈禧太后遂立醇亲王载沣的3岁儿子溥仪为继嗣,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3岁幼儿溥仪即位,年号宣统。
  摄政王载沣年27岁,以后的国家命运就系在他的身上,慈禧以新帝名义下谕,尊隆裕皇后为太后,自己为太皇太后。
  慈禧忽然晕了过去,许久才清醒过来,急召光绪皇后、摄政王、军机大臣等:“我垂帘50年,今心力交瘁,乘我还清楚,便拟遗旨吧。”
  光绪、慈禧皆去,清廷重心移到摄政王载沣头上。载沣便会同铁良、良弼、善耆、载泽等谋划杀袁。载沣便命度支部尚书载泽夜访张之洞,把杀袁的意思一说,张之洞吓得一身冷汗,忙道:
  “朝廷内外,俱知袁与我不和,无奈此时不可杀袁,天下方在多事,怎可骤杀重臣?务请禀告摄政王,镇静宽大为宣。”
  载泽再问计于张之洞,张道:“开缺回籍,已经够了,夺了袁氏大权,便无所作为,不足为患。”
  载沣听报,遂密电征求各镇统制意见,那第4第6镇统制先后复电,同意免去袁职,以免兵士有变。载沣主意已定,替袁造了个“观患足疾,步行维难”之借口,着回籍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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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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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 东山再起
  慈禧归天,袁世凯回家,预备立宪继续。载沣根据以前的安排,令各省成立谘议局。各省谘议局议员数目不等:最多的是顺天府与直隶,议员有140人;最少的是吉林、黑龙江、新疆等省,只有30人。那议员资格只有立宪派绅士才能获取,谘议局议长角色,自然都是有名的新派绅士,江苏张謇,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四川浦殿俊,山东丁世峰,浙江汤寿潜、陈硚宸,陕西郭希仁等等,都是活跃人物。
  张謇、汤化龙等,曾联合各省立宪团体,派代表去北京请愿,提请清廷早日召开议会,清廷暂定9年后立宪。各省谘议局成立,张謇为首,邀请16省议员代表到上海集会,提出9年时间太长,请求两年内召开国会。他们赴京请愿,摄政王载沣回绝。1910年,各省谘议局和各地商会等社团代表,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两次赴京请愿,清廷宣告成立资政院。
  资政院有200名议员,一半是摄政王钦定,一半是由各省谘议局推选,经督抚核定,称为“互选议员”。钦定议员有宗室王公世爵48人,各部院衙门官32人,其余是硕学通儒或纳税多额者。资政院设总裁、副总裁,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担任。每年开一次议员会议。
  要求召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高,载沣只得把预备期由9年缩短为3年,并答应立即组成新的内阁。载沣被迫答应,却又很恼怒,令民政部将各省赴京请愿团即日解散。
  那立宪派人物也有靠山。以云贵总督李经羲为首的18省督抚两次联名打电报给清廷,主张内阁与国会同时设立。那些洋人以为袁世凯是新政的领头人,为袁被开缺回家不平。袁党势力雄厚,尤其是北洋6镇,上下军官是袁一手提拔,自成体系,别人难以插足。载沣很是害怕权力被立宪派人夺去,急忙成立一个内阁。原来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各部尚书改称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新内阁13个大臣,满人8人,皇族5人。这哪里是立宪,不过是原班人马更换了名字而已。但那立宪派对此却无可奈何。
  既然朝廷不愿剪掉辫子,脱下朝服,让权于民,那些革命党人愤而起义,这便引出16省市武装起义,宣布脱离清朝政府。
  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朝政府内部立刻一片混乱,没有一个人能负责作出决断。身居最高位的摄政王载沣,素性懦弱,遇事优柔寡断,仰仗他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决难胜利。那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贪婪无能,只知搜刮钱财。掌握兵权的军谘大臣载涛和毓朗、陆军部尚书荫昌等,都是些缺乏实际办事经验的绔绔子弟。调兵遣将,是军谘府职责。载涛作为秋操阅兵大臣正留在直肃永平,总监两军举行大操,留守京师的毓朗接到湖北发来的告急电报,一筹莫展,迟疑了半天才说:“这是内阁的事,我们不用管,让内阁去办吧!”
  奕匡召集内阁会议,决定由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湖北剿办,命海军提督萨镇冰抽调军舰驶入长江赴援。
  荫昌奉命督师,十分勉强,他虽是德国陆军学生,未曾经过战争,受命后编调军队,颇觉运调为难。他身穿袍褂,脚蹬一双长统军用皮靴,摆出一幅三花脸姿态,走进军机处,当众高声嚷道:
  “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呢,还是用脚去踢?”
  众人见掌握全国兵马的陆军大臣这副形象,未免荒唐儿戏,却不知他说的是老实话。
  奉命调往湖北的陆军两镇,即第4镇和第2镇第3混成协、第6镇第11混成协,都是北洋陆军的精锐。但这些部队都是袁世凯亲手训练出来的。第4镇统制吴凤岭以及不久继任的陈光远、第3混成协统领王占元、第11混成协统领李纯都是袁世凯的心腹,素来只知有袁宫保,不知遵他人命令。
  荫昌率领这样的军队去汉口外围同起义军作战,没有多大进展。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又有湖南、陕西、九江相继独立,清廷慌了手脚,即令被开缺回籍养疴的袁世凯出山。
  摄政王载沣召集内阁总理大臣奕匡、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以及载泽商议。奕匡、那桐、徐世昌同袁世凯关系密切,提议起用袁世凯。载沣不语,片刻,奕匡又道:
  “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且各国使馆,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故本人如此主张。”
  载沣很不放心,道:“你能担保没有别的问题吗?”
  “这个不消说。”
  载沣蹙额:“你既这样主张,姑且照你的办。但是,你不能卸责。”
  尽管袁世凯被罢黜家居,他的潜在势力却丝毫不减。他所以能够操清室政局,而别人莫可奈何,6镇新军实系根本。清末练新军时,以北洋6镇配备最好。枪炮弹药,皆最新购自外国,效能极强。各省新军名为洋枪洋械,但与北洋相比,则又多系粗劣旧械,故实力相去甚远。北洋6镇兵源选择极严,兵士之体格、文化,皆有一定标准;而各省多系旧兵改练,即新招者亦未经严格甄别。北洋选聘外国知名军人充当教习,尤其中下级军官熟习新操新制;各省之新军训练敷衍塞责,且没有强者作教习。北洋6镇军费充沛,官兵军饷较他省为高。袁世凯苦心经营的,只有袁宫保的北洋6镇军队,使他居于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
  袁世凯多年来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又出任过外务部尚书,长期掌管清朝对外交涉事务,同帝国主义列强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他精明干练和讨好列强,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器重。他被罢黜后,列强们仍一直对他寄以极大的希望,强烈要求启用袁世凯。武昌起义爆发后,驻北京的各国使馆发出“非袁不能收拾”的呼声。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
  袁世凯同立宪派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通过唐绍仪、梁士诒、杨士琦、周学熙等将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派控制的铁路、航运、电报、煤矿等事业夺到自己的手里。他又支持立宪运动,在一些人中博得“开明”的声誉。他罢黜家居后,对他存有芥蒂的立宪派领袖张謇曾去拜访过他,两人通宵畅谈。张謇临走时,袁世凯用亲切的口气对张说:
  “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
  张謇同袁世凯的关系更加密切。张又是在南方有相当大影响的人。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深知清廷对他有所疑忌,他的行动十分审慎。有人劝他乘时而起,依靠自己的实力,取清朝而代之。但他一则因清发迹,所谓“世受国恩”,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落个不好的名声;二则旧臣尚多,亦具有相当势力,北洋旧部尚未作充分准备;三则革命党人领导各省起义,民气发展程度尚未看透。他与革命党两军相对,内部不完全统一,想取胜有很大的难度。
  清室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着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他却并不立刻出山,而奏称:“旧患足病,乞今尚未痊愈。”以此作为拖延时日的借口。袁世凯的目的是要更多的权力。荫昌作为陆军大臣在前线督师,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他节制调遣,袁世凯自然也要受荫昌的指挥,不仅难以有多大作为,而且为人火中取栗,将来自己的结局依然难测。袁世凯看准了这一点,自然是不会迅速赴任。
  清廷无奈,只好将荫昌调回,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给予湖北军务全权。袁世凯遂将冯国璋率领的第1军、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全部掌握在手中,才“旧患足疾”霍然痊愈,从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师猛攻,于1911年11月1日攻入汉口。
  袁世凯在清政府的声望顿时陡增,清廷不得不把他看作唯一可资倚靠的南天柱。庆亲王奕立即辞去内阁大臣职务,袁世凯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
  但袁世凯仍不立即北上就职,他要确实控制北方局势后,才去北京。11月4日,他派人到石家庄刺杀了第6镇统制吴禄贞。
  吴禄贞字寿卿,湖北云梦人,素抱革命主义,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曾留学日本,就读于士官学校,参加过兴中会,回国后积极宣传革命,曾先后任武昌普通学堂教习、北京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新疆伊犁监督差使、东三省军事参议、延吉边务帮办及督办、陆军协都统、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又被派往德、法两国考察军务,回国后任第6镇统制。武昌革命事起,警报频传,因之雄心勃起,血肉为跃,愿为革命,以牺牲其生命,乃拟起事于北方,树数尺之白旗,振臂而起,期于嗟咄之间,推倒满洲政府。不久,山西起义,吴禄贞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奉命率第1镇1协及第6镇第12协开赴石家庄,转进山西。吴禄贞认为这是实现革命抱负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到石家庄以后即派参谋周维桢、何遂与山西革命志士筹划革命大计。
  阎锡山由于清军迅速移兵石家庄,而且力量比较强,他正在为难间,忽有清军第6镇参谋周维桢等持吴禄贞亲笔函求见。函的开头第一句话即说:“我公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继而又说:“革命主要障碍为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袁入京。若袁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望公以麾下晋军东开石家庄,共组燕晋联军,合力阻袁北上。”
  由于吴和阎都是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吴早阎数年毕业,为前后同学,阎深知其归国后,积极努力于革命工作,故当时即拟以同意复之。但是,参谋人员想得比较多,疑其有诈。阎锡山说:
  “他亦为同盟会的盟友,岂有骗人的吴寿卿乎?”
  参谋人员则坚决主张请吴到太原面商。而且认为,必须于吴禄贞合歼当地旗军后,才能组织燕晋联军。他们说:
  “吴将军先令旗军攻固关,晋军击其前,吴军击其后,旗军歼,燕晋联军之举自可实现。”
  于是,阎锡山立即复函,请吴到娘子关会面。
  阎锡山又派参谋职位的士官同学仇亮促吴进兵,并在电话中与吴禄贞开玩笑道:
  “将军为巡抚所动了罢!”
  吴禄贞答道:“这是哪里话,我们应该当面谈谈,共罄所怀。”
  阎锡山立即约吴到娘子关,吴概然允应。
  11月4日,吴禄贞与吴鸿昌、参谋何遂依约而来。阎锡山及温寿泉、黄国梁、赵戴文、姚以价、马开崧也乘火车准时到达。秘密会议立即进行,吴道:
  “清室授我为山西巡抚,是一种笼络手段,我决不就任。我们共同站在革命立场上,亟愿与山西携手。我们眼前事,山西很要紧,可能山西光复,中国就光复,重要在于起义的是时候,能使清廷震动。袁世凯是中国第一个毒东西,他现在湖北孝感指挥作战。袁如回到北京,掌握大权,革命就有很大危险。我们现在早到北京,就可以把他的计划完全打破,山西的重要可想而知。还有,山西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堡垒,将来中国万一对外有事的话,海疆是不可靠的,山西要负很大责任,所以山西这个后方的堡垒,也要好好布置。
  “我是老革命党,你可能不知:你山西军队情形与革命发动情形,我一概尽知。你千万不可游移,怀疑我想做山西巡抚,你太小视我了。我是同唐才常起义的失败者,我曾加入兴中会,组织自立军在安徽大通起事失败,你可放胆同我合作,我不会骗你。”
  阎锡山立即赞同他的看法。吴禄贞只带少数参谋人员进入山西革命军防线之内,充分表示了他的诚意,也使阎锡山的幕僚人员均释疑虑。会晤中还讨论了斗争策略。吴禄贞道:
  “现时清军力攻武汉,第6镇兵与山西兵南下合击清军,为武汉民军后援是为上策;第6镇与山西兵北伐,直捣燕京,夺满廷巢穴,是为中策;第6镇兵与山西兵连营占领石家庄,守山西要隘,断满虏粮道,是为下策。上中二策,恐不能霎时办到,暂可缓图,先以下策着手。”
  阎锡山认为这种策略适合情况,非常赞赏。于是,会议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决定组织“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司令,温寿泉为联军参谋长。阎锡山答应派出两营兵力,进驻石家庄,听从吴禄贞指挥,共同作战。
  吴禄贞又道:“我已有电约张绍曾赶速定期会师,直捣北京,推翻满清,成立民国,使革命早日完成,已得张复电同意。惟近日最可虑者为袁世凯,我有深报,此公野心勃勃,大肆活动,如彼出山到京,革命前途障碍最大。现在他尚在沉机观变。以吾所料,此公必出。北洋新军中他的党羽不少,他若就任内阁总理,或督兵大员,旧军中他的丰沛子弟尤多,鸡犬飞升,将是另一个局面,革命前途,三年五载难期成功。我之所以主张速会师都门竟此全功者在此,诸君以为如何?”
  当吴禄贞问到何时行动时,阎锡山道:“第一列军车,随君而后即开。”
  吴禄贞为掩护自己的革命活动,而不断放出烟幕弹,不断制造向晋军进攻的假像。11日,他亲赴井陉,督师进剿,占领蔡庄,革命军退守滑驴岭。12日,与革命党接战,地势极险,悬崖绝壁,难以骑行,革命军坚韧不拔,相持一日夜之久,革命军不支,退守娘子关,并把赴娘子关与阎锡山组织“燕晋联军”说成派副官知府周维桢等驰入敌军,晓以国家艰危之大局及改良政治之苦心,已允输诚。顷已下令停止攻击,并即单骑往抚晋军,尤属忠勇可嘉。
  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要他迅速进京组阁。吴禄贞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比较激烈,有所泄露,更为第6镇中袁世凯系统中的人侦破,密报袁。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知吴将军与晋军合谋阻袁北上的信息以后,恨之入骨,即以3万重金贿赂周符麟,去石家庄暗杀吴禄贞。
  周符麟是吴禄贞的旧部,原为第6镇第12协统领,曾被吴撤职,所以怀恨在心,寻机报复。周到石家庄后大肆活动,首先串连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用重金收买。马与周是同乡,都是东北人,在延吉时就跟随吴禄贞,吴对他十分信赖,所以重用他为身边的卫队长。周、马私下约集军官集会,以金钱、官禄为饵,引诱军官反对吴。
  参谋何遂发现马等行动鬼祟,便向吴报告。吴生平为人志大气豪,疏于防人,对何的报告不予重视,只是说:“不要紧,马惠田是靠得住的。”当晚,有人劝他调山西部队来作卫护,他不肯。同学刘道仁劝他搬出车站,找民房暂住,他也不允。因而没有作任何戒备。
  11月7日凌晨,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在车站一个小院办公室批阅文件。马惠田、夏文荣、吴荣章等4人,趁其不备,闯入办公室。马进门一面口称向大帅贺喜,一面在行跪礼时即掏出手枪向吴射击。吴见来者不善,即绕案桌躲避,并掏枪还击。随即跳窗冲到小院,但马等紧追不放。吴又一个箭步跳上墙,准备翻墙而出。这时腿部中弹,跌下墙来,乘势射击。其时马有意向外逃走,吴跟随追击。殊不知是计,刚出墙外,伏兵四起,为一阵乱枪击倒。副官周维桢、来宾张世膺亦均同时被杀。
  阎锡山所派晋军两营于11月5日运抵石家庄,当时吴禄贞十分高兴,招待猪肉馒头,并允另给新式服装。11月7日,吴禄贞殉职后,晋军领导人仇亮、姚洪昉、景晟、史宗法、马龙章、佴得勋等,共同向清军第6镇第12协协统吴鸿昌要求:联合破坏京汉铁路、黄河桥及滹沱河桥,并逼迫统带与之联合,速行北上。
  吴鸿昌本是袁世凯系统的人,当然不会合作,带领清军逃窜栾城。同情革命的清军官孔庚、何遂、李敏等则到山西参加革命。两营晋军也因兵力单薄撤出石家庄。晋军撤不远,见清军都已溃散,即返回,将石家庄存储之弹药、粮秣、服装等,运送太原。
  11月18日,袁世凯命段祺瑞为第6镇统制,到石家庄收拾乱兵,阎锡山为防清军进攻,命令晋军在井陉、雪花山布防。至此,“燕晋联军”失败。
  袁世凯又派人暗中与南方立宪派人以及帝国主义者接触沟通。他做了这一切后,才于11月13日到达北京,入朝觐见隆裕太后,表示效忠清室。2日后,袁世凯便公布了内阁名单,他的亲信居于重要位置:陆军大臣是王士珍,民政大臣是赵秉钧,邮传大臣是杨士琦。那立宪派代表人物也有了位置: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梁启超为司法部副大臣,他们虽然没上任,但对袁世凯却有了感情。
  袁世凯又策划削减君权,加重阁权,遂呈递停止入对奏事说帖,清廷允准,自此一切政令均集中于内阁,袁世凯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清政府大权。但他却没有就此罢休,继续进逼清室,把清室残存的一点力量全数排除。载沣虽然庸懦无能,但他的摄政王之位,仍使袁世凯感到不便。12月6日,清室被迫准许载沣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朝廷用人行政,均归内阁。袁世凯又将禁卫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调心腹将领冯国璋接充第二军总统,负责畿辅和海防一带防务,兼充禁卫清军总统官。
  对袁世凯有点牵制作用的,只剩下军谘府年轻的军谘使良弼。袁世凯还没来得及对他动手,良弼因反对共和,革命党人彭家珍却将他炸死。
  袁世凯取得了清政府的全部权力,便设法对付起义各省,若靠武力镇压,全国人民反对清政府、拥护实行共和的情绪非常强烈,武力是压制不住的。于是,袁世凯便使用剿抚兼施、软硬并用的手法。
  他先依仗自己手中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队,集中地给首义的武汉起义军相当打击,后通过各种渠道,开始议和。
  袁世凯写信给黎元洪商议和事。黎元洪复信袁世凯,劝他赞助民军。并表示:“公果能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400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袁世凯又派黎元洪的同乡、道员刘承恩,以及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到武昌议和。黎元洪召集各部长、参谋等在议事厅接见刘、蔡两人,刘、蔡首先表示:“我辈要求改革,无非为达真立宪之目的,今朝廷已宣布实行立宪,且开党禁,是则吾辈之目的已达。除民主国体外,无论何种意见皆可代达袁项城代奏,请朝廷采择实行。”
  黎元洪态度温和地表示若项城现率所部转取冀汴,尚不失为都督,将来大功告成,公举总统时,以项城威望或可当选等语。
  但黎元洪并不能完全支配湖北军政府的实权,革命党人见有君主立宪,表示强烈反对。那朱树烈、陈磊、甘绩熙、范义侠等都抽出指挥刀,喝道:“谁主和,谁吃刀!”各部长俱起而痛骂袁项城无人格,讥两使无价值。那两使惟红涨两颊,默坐静听而已。都督府门前又有民众团体作示威运动。刘、蔡两人见民军志不可挠,民气不可侮,失意而去。
  袁世凯派刘、蔡和谈,实属试探。试探后他决定与汪精卫勾结。汪精卫被长期监禁,清朝政府对他又攻心软化,善耆常与他谈论政治,并赠以图史百余帙。汪精卫的意志、思想情绪发生了变化,他在狱中写下《有感》一诗,把自己曾经身体力行过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说成是“豆萁相煎”。在另一首题为《述怀》的五言长诗中,则谴责自己谋刺清摄政王的行动是一时感情冲动,缺乏修养,意境情态大变,实际上已向善耆投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解除党禁,宣布释放政治犯。11月6日,汪精卫被释。汪精卫刚从狱中释出,便被袁世凯找去,对他一再表示,他袁世凯早就同情革命,又令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结为兄弟,借以笼络人心。汪精卫愿为袁氏出力,便与杨度、汪大燮共同组织“国事共济会”,以民间团体的形式主张南北议和,由国民会议协议国体。
  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屡遭挫折,他又意识到需要进一步给革命以打击,便密令北洋军猛攻汉阳。汉阳被攻破之后,湖北军政府张皇失措,对革命战争的胜利,丧失了勇气和信心,因而很快落入袁世凯设计的“和谈”圈套。
  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的坚持下,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拒绝和谈,反对君主立宪,到放弃任何条件,主动要求停战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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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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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恃强玩议和
  袁世凯紧紧抓住攻克汉阳的有利时机,命令北洋军在龟山架起大炮,隔江炮轰武昌,以便给湖北军政府更大的压力。黎元洪极为惶恐。他的心腹李国镛给他出了个主意:汉阳既失,武昌危急,须别择地点,移驻节铖,以保根本。
  黎元洪暗中派人到葛店准备住所,又派兵船停泊在葛店木鹅港附近备用。再暗嘱卫队,将枪支子弹准备齐全,以便保护他出走。同时把家眷送到上海避难。
  袁世凯和汪精卫派朱芾皇携有汪精卫函自北京来到武昌找黎元洪。黎元洪很高兴,待以宾礼。汪精卫在信函中说,袁世凯将率北军反正,即请南中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以免兵临祸结。
  第4镇第8协协统王遇甲奉袁命给黎元洪打去电话:“你是宋卿吗?我与你都是湖北人,我们都是协统,朝廷对你我都不薄,你为何做此不义之事,将湖北闹得天翻地覆?现在汉口、汉阳都在我们手中,此地虽与武昌有一江之隔,但长江是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你现在赶快出示安民,要地方马上恢复秩序,各安生业,听候我们来处理。你如果马上做了,我们的情感,还是一样照旧。至于在朝廷方面,我们对你也说好话。你如果犹豫不决,我们大军一到,那就叫我们真的不好办了。”
  黎元洪听了这诱降的电话,便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是一个老实人,你是知道的。这哪是我搞的事,都是他们利用我的名义瞎搞一通。所出的告示,都是他们拟定,我不仅事先不知道,写出以后我也未曾过目。我是一个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这一笔帐专门算在我的头上,那真是冤枉极了。你如过江来,我可以和你谈谈。”
  黎元洪的电话被都督府军令部谍报处参谋、共进会会员晏勋甫截获,并切断。晏立即来到都督府,面斥黎元洪不该通敌。黎元洪面红耳赤,呆不作声。过了一会,才勉作笑容对晏勋甫道:“算了,算了,你不必说了,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晏答应了,也没有向他人提起此事。
  黎元洪通敌不成,便决定逃跑。他在打点行李时被范腾霄发现。问他:“都督,岂非决议死守武昌者乎?”黎在汉阳失守的那天,曾致电各独立省,要求派兵援鄂:“元洪当督率将士,誓以死守,以维大局。”
  他把誓言抛到九霄云外,只嗫嚅着答道:“势已迫,四周墙壁之被敌弹洞穿多处矣。不如先去葛店以避其锋。”
  黎元洪的卫兵抄起手枪对准范腾霄道:“汝辈主张不走,必欲置都督于死地而后已乎?”
  范腾霄见势,也不与他们辩论,急忙到军务部把情况报告给副部长张振武等。张闻言大怒,携甘绩熙、范腾霄、丁复等来到都督府,而斥黎不应违议私逃,黎无词以对。张对甘绩熙及丁复道:“以都督交汝两人看守,如走脱,唯汝二人是问。”
  武昌城内起炮火,造成人心慌慌,纷纷向城外逃跑。军政府有人传言,说朱芾皇来鄂所携汪精卫函是假的,和议无望,于是人心溃乱。军政府机关人员亦开始逃散。那编制部长汤化龙逃往上海,理财部长胡瑞霖则托名赴沪募公债,挟多金以走,正副外交部长胡瑛、王正廷则诡称到汉口办理外交而去。甘绩熙也感到确有危险,遂与张振武、刘公等人商量道:“炮太厉害,都督欲出城,我辈宜许之。万一都督有故,我辈之罪大矣。”
  刘公、张振武同意甘绩熙意见,准备了一顶小轿,派亲随10余人和卫兵两队,令其护送黎元洪出宾阳门,逃至离城8里的洪山。但黎元洪出城后便逃到离城90里的葛店。
  黎元洪出走之时,武昌百姓甚为惊慌,旋即拥挤出城,挤死妇孺甚多,惨不堪言。而兵士等见黎出走,亦相率逃窜,大有瓦解之势。
  代理战时总司令的蒋翊武和参谋长吴兆麟正在青山,两人巡视防线,遥见城内起火,立即骑马赶回,得知黎元洪已逃往葛店,忙派参谋甘绩熙、吴兆鲤、谢洪涛3人,携带蒋翊武手书,骑马速往葛店,请黎元洪转回洪山,以资镇慑而维军心。他们3人来到葛店,天已逐渐黑下来,黎元洪已然歇息。甘等向黎说明武昌城内军民慌乱情形,拿出蒋翊武手书,坚请黎回洪山,黎元洪不听,于是甘绩熙3人商议,决定甘、谢在葛店监视,吴兆鲤回洪山报告。
  袁世凯并不想立即占领武昌,因为清朝尚未垮台,他还需要“养敌”自重,以为政治发达之具,由他统一全国。于是他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定停战条款,朱尔典电致英国驻汉口代理领事葛福,要他派人持停战条款渡江来武昌洪山总司令部,与孙武、蒋翊武、吴兆麟等接洽,表示英国领事联合各国领事,提议停战3天,只要双方在停战条款上盖印,即可停战。
  葛福即派英人、万国商会会长盘恩,由湖北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去武昌找吴兆麟。盘恩对吴道:“民军自起义以来,极为文明,秋毫无犯,我辈英国人颇表同情。现在我们英国领事见武昌城天天受炮击,城内百姓甚念凄惨,故此联合各国领事,与清军商议,暂且停战3日。现在清军已表同情。我特来武昌见黎都督,请都督认可,将我带来公文盖印,然后送至清军盖印,即可停战。”
  吴兆麟因都督印已被黎带走,便问可否盖用总司令官印信。盘恩回道:“我在汉口已说定用都督之印,仍以都督印为是。”
  吴兆麟便嘱办饭款待盘恩,请总司令蒋翊武奉陪。自己暗与孙发绪商议,都督印在葛店,一时亦来不及,不如照样刻一个印盖了完事。孙发绪深以为然。于是吴兆麟即电话军务部孙武:“请速令刻字工人照样刻之,愈速愈妙,一俟盘恩饭毕,即来军务部盖印。”
  孙武闻停战3日,欣慰之至,当派高楚欢督令城内刻字工人,照都督印样速刻。约一时许,电告已刻完好。那盘恩饭毕。吴兆麟即备肩舆数乘,遂谓盘恩曰:“都督印在城内军务部,请乘轿往军务部盖印可也。”于是盘恩和吴兆麟、孙发绪同到军务部盖印后,当晚渡江回汉口。
  吴兆鲤由葛店赶来,向蒋翊武、吴兆麟等报告黎元洪在葛店坚不肯回城之事。蒋、吴又派2人随吴兆鲤仍返回葛店,携带蒋、吴2人手书,并手抄停战条件送呈黎元洪,要他们转告黎元洪:“停战后,武昌即转危为安,一切交涉,非都督接洽办理不可。”
  黎元洪闻已停战,喜出望外,答应回刘家祠。他在吴兆麟派出的马队迎护下,转回洪山附近的刘氏祠堂。次日又迁入武昌城内,将县华林高等小学旧址改为都督府。
  湖北军政府并没有去认真分析全国和武汉的有利形势,各省的起义和独立,都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汉阳虽然失守,但海军仍在民军手中,可以回击清军。他们也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窃国阴谋,以及“和谈”圈套。汉阳一失,便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对袁世凯表示妥协。
  在黎元洪的导引下,湖北军政府已不惜背弃革命党“创立民国”的原则,准备接受现行君主立宪的体制,向袁世凯完全屈服。但是,上海的革命党人认为黎元洪之忠诚可疑,因此坚决反对他与清朝代表协商的任何协议。接着南京光复,革命军士气高昂,全国民心振奋,各省援鄂军队陆续到达,这使黎元洪向革命方面倾斜。湖北革命党人,甚至连黎的最忠诚的学生、参谋长吴兆麟,对他擅自逃离武昌的行为也予严厉批评,总监察刘公、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甚至主张对黎通电劾之,因吴兆麟、蔡济民等劝阻,方才作罢。
  黎元洪羞涩尴尬,不敢再公开附和君主立宪的调子。稍后,他才以向世界各报馆发表呼吁的方式声明:广州、南京、上海向武昌增援,革命党联合起来,坚决反对保留皇朝,他赞成共和,收回他在汉阳失守后明确表示过的接受君主立宪的主张。
  但是,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态度,因为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对他的推重和扶掖,在议和的过程中变得生硬起来。英国人送停战条款给军政府时,一定要“面谒黎都督”,吴兆麟问可否加盖代理总司令的印章,回答乃是“定用都督之印”。黎元洪知道此事后,便有恃无恐,表现出一种急转直下的骄傲态度,对革命党人更是看不起。当甘绩熙等问他何以逃离武昌,请他不要轻听人言,随便他往。黎元洪居然怒斥甘绩熙:
  “你青年人屡次说激烈话,实属不成事体。大家举我为都督,就要服从,勿得任意说不道德之言。”
  黎元洪一步步地脱离革命,倒向袁世凯那边。
  清朝隆裕太后懿旨:“现在南北停战,应派员讨论大局,着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钦此。”
  袁世凯奉旨后,委任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严修、杨士琦为代表,汪精卫、魏宸组、杨度为参赞,并以在京每省1人为各省代表,其中有:直隶刘若曾、山东周自齐、山西渠本翘、陕西于邦华、江苏许鼎霖、浙江章宗祥、安徽孙多森、江西朱益藩、湖北张国淦、湖南郑沅、四川傅增湘、福建严复、广东冯耿光等。袁世凯约代表们谈话,道:
  “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
  袁世凯反复推论至数十分钟,语极沉痛。有些代表以为袁要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喜形于色,殊为瞢瞢。
  唐绍仪等便乘车南下,准备在汉口同南方代表开议。
  南方11省军政府的代表组成代表团,公举伍廷芳为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生于新加坡。留学于英国,后回香港担任律师,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议员。1896年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1907年再赴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和古巴公使。武昌起义后,宣布赞成共和,并与陈其美、张謇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
  由于汉口陷入北洋军之手,伍廷芳致电黎元洪,告诉他们不能到汉口谈判,请转告唐绍仪等来上海开议。唐绍仪等从汉口赴上海,黎元洪派王正廷和他们同行。
  袁世凯的议和,不过是他准备攫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在派代表南下议和的同时,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独立的山西、陕西两省发动猛攻,力图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
  袁世凯命毅军统领、总兵赵倜率部攻占陕西门户潼关,革命军张钫、刘镇华部退华州。次日,北洋第3镇统制曹锟、协统卢永祥又率部攻占山西的门户娘子关。这自然激起革命党人极大的愤慨。
  双方代表的第一次会议,伍廷芳便提出:“今日来开议以前,有一事先提出解决,双方定约于19日起,一律停战,而日来迭接山西、陕西、安徽、山东等处报告,知清军已入境攻战。似此违约,何能议和?故今所当先解者,须请贵代表电致袁内阁,饬令各处一律停战。得确实承诺回电后,始可开议。”
  唐绍仪立刻推托说是革命军先行开仗。
  伍廷芳道:“谁先开仗,虽费调查,惟有一办法:凡停战期间违约进占之地点,应饬清军先行退还,如娘子关、潼关等处,是最着者,此外地点,应悉退出,应符初意。”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由双方总代表致电各方实行停战。
  南北会谈,逐渐被袁世凯操纵。唐绍仪南下前,袁世凯就面嘱他到上海后,先晤张謇探其意旨。张謇早已被袁世凯拉拢。唐绍仪第一次晤张謇,先代袁世凯致殷拳之意,并询问整个局面,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唐绍仪露出口风:
  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
  张謇回道:“所谓南北议和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袁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8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
  唐绍仪听后,道:“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
  唐绍仪在上海同北京的邮传部次长梁士诒密电联系,梁士诒实际上是袁世凯的秘书长。
  唐绍仪收到北京来的密电,有时只让两三个北方的代表看看。北方的代表人数很多,但他们都成了局外人。唐绍仪看过电报,并不去同伍廷芳商量,而是去找赵凤昌和张謇。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张謇和赵凤昌。
  赵凤昌与张謇交情笃厚。张謇曾推荐赵到沪举办洋务,接触江浙两省的时人很多。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以及南方其他几个都督,同赵凤昌都有交情。张謇是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等对张謇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于张,而张謇往往趋而谋于赵凤昌。因赵长年病足,不能下楼,大家就常常到上海南阳路私邸惜阴堂赵凤昌家里去会见或开会。在和议的过程中,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精卫、陈其美等,每星期总要有1、2天在赵家聚会。赵成了众望所归、洞悉全盘局势的南方策士。唐绍仪几乎天天同赵凤昌通话。
  张謇、汤寿潜、程德全原来都是立宪派或比较开明的旧官僚,现在又看到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转到了独立省一边。如果清室能够退位,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又有素来受到他们信任的袁世凯掌握最高权力,这正是他们求之已久的。这与袁世凯、唐绍仪自然相当合拍。
  但是,南方革命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相当激烈的态度,他们佥以为和议万不可恃,非接续准备进行战斗不可。这些党人激于义愤,认为流血独多,抛掷头颅,牺牲财产,无非为共和代价,以谋同胞无穷幸福,倘功亏一篑,决不甘心。那上海革命党人追悼革命先烈,莅会者不下万人,有女子军事团,捧诵诔词,声泪俱下。士女演说,无不痛憾袁内阁以汉杀汉,此次议和,务先杜绝君主,誓达共和目的,以慰诸先烈在天之灵。人心感动,势力为之一振。又有广东北伐队3000人抵沪,主张激烈,认为那袁世凯一面议和,一面进攻秦、晋;指民军为土匪,进兵皖北,为远交近攻之计,其居心险诈,决无诚心。各报纸宣传尤烈:吾宁亡国亡种,绝对不认君主政体,有背此主义者,吾党当以颈血溅之。
  对于革命党人的反抗,袁世凯早已预料,他除了拉拢并利用汪精卫之外,又通过各种渠道与黄兴沟通。袁世凯派北京红十字会会长夏浚贻和陆军小学堂总办廖宇春来到上海,通过南京选锋队联队长朱葆诚的介绍,找到同黄兴关系比较密切的苏军总参谋长顾忠琛和元帅府秘书官俞仲还等人,经过深谈后,顾忠琛表示:“二君之希望和平,关系大体,深可钦佩,安得项城亦同此心理。总之,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项城而以保皇为重也,必出于战,项城而以保国为重也,须归于和。和战之机,实惟项城操之。现在反正者十余省,联军北伐者数十万,决无屈服君主问题之理,项城果能颠覆清廷,为民造福,则大总统一席,南军愿以相属。”
  夏浚贻直截了当说道:“项城只可居于被动地位,其主动须由北军将士合力行之。所幸北军中人,近来赞成共和,颇不乏人。顾不能无所疑虑者,正恐南军所举总统为何如人。倘有畛域之分,将来即难免于冲突,是以观望不前,苟公推项城,吾知天与人归,北军定当乐于从事,特迟延非计,应速请廖君宇春北旋,密为运动,但得各方面之同意,则大事谐矣。”
  顾忠琛等说:“吾党欲公举项城,正苦无阶,此事全仗廖君毅力行之,可造中国无穷之福也。”
  廖宇春不放心,便提出:“吾辈私相计议,恐不足以取信于人,倘得黄元帅与程都督之同意,颁一纸证书,以为凭信,并订立草约,携之以归,则进言较易,而实行可期。”
  两日后,顾忠琛与廖宇春等再次会面。顾忠琛道:“黄元帅与程都督均极赞成廖君之手续,可以保全中国,并可以消释两军已往之嫌,善莫大焉。元帅且云:前次各省推举某为临时总统,某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
  顾忠琛即将黄兴给廖宇春的委任状交付。双方议定的条约是:确定共和政体,袁若能先推翻清廷,便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优待清室;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同时组织临时会议,恢复各省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彼此在条约上签名画押,互换,欣然而别。
  黄兴也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袁世凯抗衡,对袁世凯的武力恫吓又存有相当大的恐惧,便以满足袁世凯的欲望,使袁对清室无所顾惜,从而实现清室退位及民主共和制度的理想目标。否则,他怕袁世凯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那样,来搞垮革命。只要袁世凯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河山奉还汉族,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
  由于黄兴有这些美好的愿望和设想,他在武汉督师时,就曾写信给袁世凯,表示只要袁世凯能使清室退位,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袁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拱手听命。他的这种幼稚的想法,必然给革命带来悲剧。
  这幕后的活动,已把南北议和的基调定了下来。第二次议和会议,唐绍仪道:“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
  伍廷芳曰:“甚善。”
  唐绍义接着说:“但此为同胞之事,今日若无清廷,即可实行,则我等欲为共和立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妥善。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
  伍廷芳一再追问:袁氏宗旨如何?对于民主共和之宗旨如何?
  唐绍仪先以“和平解决”四字回之,后在伍氏追问下,才亮出底牌:“昨夜见黄兴,当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
  唐绍仪与袁世凯利用空中信道,商定向清廷施加压力。唐在电致袁世凯,请代奏清廷的奏议中说:“民军代表伍廷芳坚称,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
  隆裕太后果颁发懿旨:“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着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速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
  袁世凯的计谋,着着得手。
  第二次议和会议之后,又开了第三、四、五次会议,商定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具体办法,以及国民会议地点等具体问题。
  不料,袁世凯突然电告唐绍仪:“会议各名称,未先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定,本大臣以其中有必须声明及碍难实行各节。”
  唐绍仪只得电请辞职。
  袁世凯随即电告伍廷芳,称唐绍仪一再来电请辞代表之任,已请旨准其辞任,今后应商事件,由伍直接同我往返电商。
  袁世凯这样做,是因为他得知孙中山从欧洲抵达香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前往迎接,孙中山偕胡汉民由港至沪。又有在南京的17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尽管孙中山打电报给袁世凯,他只是暂时担任组织政府之责,望袁早定大计。但素性多疑的袁世凯并不放心,生怕孙中山早先一步担任临时大总统,万一后来不愿拱手相让,他岂非落了个空?于是,袁世凯便用非常手段,推倒唐绍仪秉承他的意旨同南方所达成的协议,为自己下一步行动留下可进可退的余地,使形势继续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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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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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临时大总统
  南京光复的消息传至上海,那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等,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约独立各省代表投票选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并发表通电说:
  现在南京光复,鄂军务适紧,援鄂之师北伐之师待发,急需统一。今同人公议不如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君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君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藉动摇而牵大局,俟赴鄂代表返沪同到南京再行发表,所有编制日内并力准备俾进行无滞,事机紧急,不得不从权议决,务乞鉴原。
  黄兴已于南京光复的前一天由武昌到达上海。
  各省代表议决大元帅主持临时政府职权。陈其美、程德全并于江苏教育总会发起欢迎黄大元帅大会。程德全在欢迎大会上致词:
  “昨日自大元帅举定后,即邀同陈君其美亲往黄大元帅行辕道欢迎意,恭请莅会,大元帅谦辞不肯承认,以德全等再三劝驾,仅允到会重行选举。”
  陈其美的致词则是另一层含义:“昨日之选举,万不可无效,况大元帅责任重大,关系全国,方今北虏未灭,军事旁午,非有卧薪尝胆之坚忍力者,不足肩任巨任,故其美以为舍克强先生外,无足当此者。”
  黄兴则主张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再由各都督中选一副元帅,自己愿领兵北伐。至于组织临时政府,托词不能胜任。
  各代表坚请之后,黄兴称:“孙中山先生将回国,可当此任。”
  代表们说:“方今军务倥偬,时间异常宝贵,孙君诚为数十年热心革命之大伟人,然对外非常紧急,若无临时政府,一切交涉事宜俱形棘手,况大元帅为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中华底定,自当由全国公选大总统。”
  因众代表坚请黄兴不必推让,黄兴才答应暂时勉强担任。他负责筹组临时政府之后,即电请胡汉民北上,商组临时政府事宜。因黄兴收到汪精卫为袁世凯说项的电报,便复电汪精卫,请其促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
  来电敬悉。此时民军已肃清十余省,所未下者才二三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项城雄才英略,素色全国重望,能顾及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但现在事机迫切,中外皆注意民军举动,不早成立临时政府,恐难维持现状,策画进行。现已有各省代表拟举兴为大统领,组织临时政府,兴正力辞尚未允许。万一辞不获已,兴只得从各省代表之请,暂充临时大元帅,专任北伐,以待项城举事后,即行辞职,便请项城充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均有此意。惟项城举易速,易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万一迁延不决,恐全国人皆有恨项城之心,彼时民国临时政府如已经巩固,便非他人所能动摇。总之,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项城若肯从民之请英断独行,中华民国大统领,兴知全国人民决无有怀挟私意欲与之争者。此时盼速成功,民国幸甚。以弟尝与兄谈心之‘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一语为证。朔风冰肌,伏维珍重。
  黄兴刚着手筹组临时政府,便遭到黎元洪的反对。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忽据来电称沪上有14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
  那些被黎元洪邀去武昌的各省代表,亦不满,认为此举事先瞒着他们,不令闻之,是荒谬行为,表示不予承认。
  在上海的浙江代表章太炎也反对举黄兴为大元帅。他在会上发言说:“克强功虽高,已受黎督委任为汉阳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且前已推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
  除章太炎外,浙江司令朱瑞亦强烈反对黄兴为大元帅,说黄兴在武汉打了败仗。尽管同盟会陈其美、宋教仁等力主黄兴为大元帅,坚持同盟会的领导权,但黄兴崭露头角,其声望尚未居于统率全党的地位,尚未成为核心人物,还不能指望,由他来制御那些附和于革命党的旧官吏和地方缙绅。那立宪派人,也想猎取临时政府的权力,因而各持己见、互不协调的现象,屡见不鲜。
  1911年12月13日,独立各省代表先后由上海、武汉齐集南京,开会选举议长,先后在日本、德国留学回国的浙江代表、34岁的汤尔和被选为议长;先后在日本、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的同盟会会员、30岁的王宠惠被选为副议长。并议决在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但是,情况有了变化。15日,胡瑛、王正廷来电:“务乞稍缓。俟唐、伍会商后再举,必得美满结果。此事关系极重,乞诸公极力维持。”
  代表会议便承认上海选出的大元帅与副元帅,并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任之。“但是,黄兴因受到黎元洪和少数人的反对,坚不就职,并于12月17日通电力辞暂定大元帅,建议推黎元洪为暂定大元帅。黄兴看起来很谦虚,把政权拱手让给旧官吏黎元洪,他根本不知道,政权问题对革命党人是多么得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相让,否则,就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有叫花子才是最谦逊的。”
  代表会议接到黄兴的来电后,在当天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驻武昌,黄兴为副元帅并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仍坚不就职,而代表会议的正副议长汤尔和、王宠惠,分别因病和议和而前往上海。代表会议另举景耀月为代理议长,并备公函,请黄兴速来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黎元洪终于争得了全国政权的中心位置,黄正、黎副的局面颠倒过来,便通电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职权。江浙联军代表李燮和去沪欢迎黄兴,赴南京组织政府。黄兴这时已获悉孙中山归国即将抵沪的消息,就延缓赴南京,等待迎接孙中山的归来。
  孙中山正在美国募捐,他在丹佛城的一家报摊上,无意中买一份刊有革命党人占领武昌消息的报纸。但他没有立即起程回国,而是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他担心中国革命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象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
  孙中山首先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支持。10月中旬,他参加了芝加哥同盟会举行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之后,在同盟会会员朱卓文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华盛顿,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请求秘密会晤,希望得到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物质援助,或者是坚持中立。诺克斯没有接见他。于是,他到纽约,秘密会见了日本驻纽约总领事小野幸吉的代表鹤冈永太郎,表示愿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后得到回答说,如果他肯改名,登陆或停留都可以。日本政府实际上拒绝了孙中山公开访日的要求。孙中山再一次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同意他不更改姓名而登陆,对中国革命示以同情的态度,他就改变原定经欧洲、印度洋返国的计划,而经日本回国,这样既可鼓舞革命军的士气,又可消除外界认为日本政府暗中庇护北京政府的疑虑,对双方都有利。日本政府对孙中山的这些话没有反应。
  美国一些报纸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纽约时报》连续发表社论说:“孙中山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孙中山没有失去信心,他在纽约致伦敦的美国友人咸马里的电报说:“黎元洪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持久。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
  两天后,孙中山由纽约抵达伦敦。他在同英国记者谈话时说:“倘国人召彼前往组织中央政府,以总理一席属之,彼必乐为效力。”
  孙中山在老师康德黎家中得到中国成立临时政府,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消息,便于11月16日发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
  孙中山去英国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想取得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谅解和支持。英国马克沁机枪厂厂主达耳生看到孙中山将来有可能当选为大总统,盼他订购武器与军火,愿意从中代孙中山同英国政府联系。孙中山便托达耳生向英国政府要求三件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于取道回国。
  达耳生代表孙中山会见英国内阁外相格雷,孙中山所求三事皆得英国政府允许。但是,英国政府也向孙中山表明:“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的职位,——假如他能够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也就是说,英国政府既反对满清,也反对革命党掌权,只给袁世凯以支持。
  孙中山清楚地知道,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将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他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现在英国外相既然公开向他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他就不得不放弃总理一席,而支持袁世凯了。
  孙中山于11月21日由伦敦到巴黎,在巴黎又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他会见了法国参议院议员、外交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成员克烈孟梭。并在法国《世纪报》记者阿尔贝·梅崩、阿尔贝·米约陪同下,去法国众议院,会见议员阿尔弗雷得·马赛、吕西安·于贝安尔等人,向他们提出法国是否愿意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孙中山还会见了《巴黎星期报》、《巴黎日报》等报的记者,以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就建国任务和对外关系问题发表谈话,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
  孙中山在英国和法国,都进行了筹款或借款活动,但都落了空。然而他却得出结论说: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
  孙中山在巴黎同一些旅法的同盟会员胡秉柯、张翼枢等人会晤。他要胡秉柯代表他访问法国外交部。胡秉何在孙中山离开巴黎经马赛回国的那一天,访问了外交部,询问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孙中山后来任命张翼枢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国的全权代表。这时,胡秉柯已返回中国。
  孙中山从马赛乘船经槟榔屿、新加坡等地,于1911年12月21日到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香港迎接。他们在香港就国内形势、应采取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胡汉民认为:清朝政府已人心尽去,所依赖的不过袁世凯的数万兵力;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不可信。他主张孙中山先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整训军队,然后举兵北伐。袁世凯虽有北洋军数万,但如向革命方面进攻,两三月内,未能摧破东南。而吾军已济,然后可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胡汉民劝孙中山不要去上海、南京。若孙去了沪宁,必被推戴为大总统,但无兵可用,而且号令难行,将无所作为。
  孙中山不同意胡汉民的意见,他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广州其谓我何?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鄂即稍萌歧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以之委敌,所谓赵举而秦强,形势益失,我然后举兵以图恢复,岂云得计?朱明未局,正坐东南不守,而粤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辙?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260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汉民宜从我既行。”
  孙中山对成立中央政府满怀信心。他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当今政策,莫大于此。”
  胡汉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委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请廖仲恺返回广东布置一切,然后随孙中山同船赴沪。
  孙中山回到离别16年的上海,受到黄兴、陈其美、黄宗仰、汪精卫等和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有些报纸宣传孙中山携带回大批款项,并买回三艘军舰,其驾驶皆为留英学生,因此,孙中山甫经上岸,许多记者就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
  孙中山回道:“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孙中山到上海的消息传出后,已独立的各省纷纷来电表示欢迎。江西省军政府及全省军、绅、商、学各界的公电说:“大节抵申,赣省军民同为额庆。光复祖国,组织共和,尤感先生是赖,除已派代表在沪欢迎外,特此电贺。”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派遣马君武、景耀月、王竹怀、王有兰等6人为代表,专程赴沪欢迎孙中山。
  但是,这时的同盟会内部已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已相当尖锐。章太炎提出,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他又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瓦解同盟会队伍。反革命势力亦竭力制造流言蜚语,攻击同盟会将以天下为己私者,诬蔑革命党人为“暴徒”,“无赖”。还有人冒充同盟会敲诈者,有假收会员领钱者。犬影吠声,同盟会几不利于人口,洁身自好之会员,则避之若浼。
  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袁世凯的操纵下,那些立宪派分子张謇、赵凤昌等继续进行着紧张的幕后活动,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已被袁世凯收买,随唐绍仪南下,充当南方议和代表参赞的汪精卫,也在革命党人中间公开为袁世凯制造舆论。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在立宪派人的拉拢、影响下,也早就力主和议。
  孙中山认为,必须对同盟会进行整顿。他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并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指出了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已被敌人利用,出现了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鼓簧,汉奸满奴则又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在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着的严重局面。指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论调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懵之,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强调革命党人的责任,决不限于推翻清朝政府,必须完全贯彻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指出:今者汉阳复失,虏军尚在,胜利之数,未能逆料,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灵敏机关,剔弃败类,以成坚固不破之举,然后广益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
  孙中山又同黄兴、陈其美、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密商组织统一的中央革命政府,在讨论政府的组织形式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宋教仁坚持主张实行内阁制,孙中山表示反对。他说:
  “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之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张静江等人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决定采用总统制,举孙中山为大总统。
  但宋教仁仍坚持自己的意见。黄兴则从中调和道:“待到南京后,与各省代表商酌后再行决定。”宋教仁才不再坚持。
  随后,黄、宋等人前往南京。
  12月27日晚,各省代表举行会议,以多数票通过新政府实行总统制。会议同时决定:改用阳历,启用中华民国纪元。
  各省代表会议指派代表赴沪,欢迎孙中山,代表们就拟选他为临时政府大元帅一事,征求他的意见。孙中山当即表示:“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之元首。”
  代表们回道:“在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又决议此职暂时留以有待。”
  孙中山道:“那不要紧,只要袁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孙中山反对大总统之前冠以“临时”二字,是因为他在归国前向西方各国商谈借款时,他们都表示,中国正式成立共和政府时,才可考虑。
  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在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浙江代表汤尔和为临时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到会者43人,以每省一票为原则,共17票。
  17省的代表是:
  湖北:居正、杨时杰、王正廷、马伯援、胡瑛。
  江苏:陈陶怡。
  浙江:汤尔和、陈时夏、屈映光、黄群、陈毅。
  湖南:谭人凤、宋教仁、邹代藩、廖名缙。
  四川:肖湘、周代本。
  安徽:许冠尧、王竹怀、赵斌。
  云南:吕志伊、张一鹏、段宇清。
  山西:景耀月、李素、刘懋赏。
  陕西:于右任。
  江西:林森、王有兰、赵士北、俞应麓、汤漪福。
  福建:藩祖彝、林长民。
  广东:王宠惠、邓宪甫。
  广西:马君武、章勤士。
  奉天:吴景廉。
  直隶:谷钟秀。
  河南:李盘。
  山东:谢鸣焘。
  前一天预选,有候选资格者3人,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选举结果是: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因此,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各省代表特派汤尔和、王宠惠、陈陶怡3人去上海欢迎孙中山来南京就职。孙中山立即准备去宁就职,他对陈其美说:“我辈革命党,全不采仪式,只一车足矣。”陈其美预备了专车,并且亲自护从。同行的有各省代表临时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等数十人。上海1万多人到车站送行。
  10小时后,即1912年1月1日下午6时15分,孙中山的专车到达南京总督衙门车站。各省代表和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孙中山,礼炮齐鸣,共和万岁之声响彻云霄。部队排列在南京下关车站至总督衙门车站,全程为6英里的道路两旁。城内万人空巷,欢声雷动。
  孙中山等下车后,由黄兴、陈其美和海军代表护送,入临时大总统府。大总统府便是太平天国天王府。
  当晚,孙中山在大总统府举行庄严而朴素的大总统就职典礼,徐绍桢担任司仪员。典礼开始,鸣礼炮21响。代表会公推景耀月致颂词。孙中山宣读《临时大总统誓言》: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民国。
  就职典礼后,孙中山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宣称:“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将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临时政府谋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必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将使中国见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辛亥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中山立即组织临时政府。成立政府需要设立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参议院以每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3人组成。在参议院未成立之前,暂由各省都督代表代行职权,选举赵士北、马君武为临时正副议长。1月3日,临时参议院举行副总统选举,黎元洪以全票当选。
  孙中山在临时参议院会议上提出国务员9人名单,即:
  陆军总长 黄 兴;  外交总长 王宠惠;
  财政总长 陈锦涛;  教育总长 章太炎;
  交通总长 程德全;  海军总长 黄钟英;
  司法总长 伍廷芳;  内务总长 宋教仁;
  实业总长 张 謇           。
  临时参议院在审查这个名单时,一部分人反对宋教仁、王宠惠、章太炎,也有人提出改伍廷芳为外交总长。
  黄兴根据讨论情况,向孙中山建议:“以宋教仁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理由甚充足。但在今日情势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持反对宋教仁掌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掌内务,蔡元培掌教育,伍廷芳与王宠惠对调。”
  孙中山道:“内政、教育两部依兄议,外交问题,我欲直接,伍廷芳长者,诸多不便,故用王宠惠,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
  黄兴便再次同临时参议院代表会商,并通过投票选举,其结果是:
  总统府秘书长  胡汉民  参谋总长  黄兴(兼)
  陆军总长    黄 兴  次长    蒋作宾
  海军总长    黄钟英  次长    汤芗铭
  外交总长    王宠惠  次长    魏宸组
  内务总长    程德全  次长    居 正
  财政总长    陈锦涛  次长    王鸿猷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次长    吕志伊
  教育总长    蔡元培  次长    景耀月
  实业总长    张 謇  次长    马君武
  交通总长    汤寿潜  次长    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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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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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 联军北伐
  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一面建立法制,一面准备北伐,一面与袁世凯进行议和。
  临时政府在一月份便制定了《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规定了临时政府的构成形式,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
  临时政府由立法机关参议院和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员组成。临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对参议院负责,是临时政府的首脑。中央行政共设9个部,各部设总长1人,次长1人;次长由大总统简任,次长以下各员由各部总长按事之繁简酌定人数;各部局以下各员,均由各部总长分别荐任、委任。各部由临时大总统统辖,对临时大总统负责。
  孙中山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致电各省都督府:“临时政府依次成立,代表责任已毕,立须组织参议院。参议院由各省都督派遣参议员3人组织之,即请从速派参议员3人,付与正式委任状,克日来宁。参议员未至之前,每省暂留代表1—3人,驻宁代理其职权。”
  1月28日,各省所派参议员陆续抵宁,于是便正式开会成立参议院。各省所派参议员共42人:
  广东:赵士北、钱树芳、邱逢甲
  湖北: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
  湖南: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
  浙江:王正廷、陈毓川、殷汝骊
  江苏:陈陶怡、杨廷栋、凌文渊
  安徽:常恒芳、凌 毅、范光启
  江西:汤 漪、王有兰、文 群
  山西:李 素、景耀月、刘懋赏
  福建:潘祖彝、林 森、陈承泽
  广西:曾 彦、邓家彦、朱文邵
  贵州:平 刚、文崇高
  云南:段宇清、张耀曾、席聘臣
  陕西:张蔚森、赵世钰、马步云
  四川:张懋隆、吴玉章、周代本
  (后改为熊斐然、李肇甫、黄树中)
  奉天:吴景濂
  直隶:谷钟秀
  河南:李盘
  42名议员中,同盟会会员占了30余人,即3/4以上。议员会议选举林森为议长,陈陶怡为副议长。
  参议院正式成立,孙中山率各行政官员莅会,并致祝词:
  人有恒言:革命之事,破坏难,建设尤难。夫破坏云者,仁人志士,任侠勇夫,若心焦虑于隐奥之中,而丧元断脰于危难之际,此其艰难困苦之状,诚有人所不及知者。及一旦事机成熟,倏然而发,若洪波之决危堤,一泻千里,虽欲御之而不可得,然后知其事似难而实易也。
  若夫建设之事则不然。建一议,赞助者居其前,则反对者居其后矣;立一法,今日见为利,则明日见为弊矣,又况所议者国家无穷之基,所创者亘古未有之制。其得也,五族之人受其福;其失也,五族之人受其祸。
  呜呼!破坏之难,各省志士先之矣;建设之难,则自今日以往,诸君子与文所黾勉仔肩而弗敢推谢者也。矧为北虏未灭,战云方急,立法事业,在在与戎机相待为用。破坏、建设之两难,毕萃于兹。诸君勉哉!各尽乃智,竭乃力,以固民国之始基,以扬我族之大烈,则不徒文一人之颂祷,其四万万人实嘉赖之。
  孙中山提出设立法制局,由宋教仁任局长,负责法制的编订工作。孙中山在《大总统咨参议院法制局职制》中说:“窃维临时政府成立,所有一切法律命令,在在须行编订,法制局之设,刻不容缓。应将法制局职制提出贵院议决,以便施行。”
  孙中山特意召集同盟会议员,对宋教仁草拟的临时约法进行讨论。孙中山在讨论时指出,应将五权宪法纳入约法,道:“非如此则不足以措国基于巩固。而中华民国主权,则属于国民全体。”
  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共和国宪法否定了独裁专制的君权制,赋予国民自由平等的权利,其主要内容有:
  (一)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二)人民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三)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四)人民有言论、着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五)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六)人民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被选举的民主权利;(七)政权机构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即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三者互相独立、牵制、分而治之;(八)参议院有弹劾总统的权力;(九)人民享有参政权,国家实行民主管理。
  所有临时政府一切重要的法制,均由法制局编订,呈临时大总统咨参议院议决后,咨复临时大总统,经临时大总统签署公布,发交各行政部门执行。一般的政策法令,则由临时大总统或各部发布执行。临时政府为宣布法令,发布中央及地方政事,设置公报局,以但焘为局长,负责编印《临时政府公报》。
  孙中山对于亡清虐政,尤其用刑具逼供审讯,深恶痛绝,中夜以思,怒火中烧。他指出刑罚之目的在维持国权,保护公安,而非快私人报复己私,无非以示惩创,使为后来相戒。他命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不许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并要求仍不时派员巡视,如有不肖官吏,日久故智复萌,重煽亡清遗毒者,除褫夺官职外,付所司治以应得之罪。
  孙中山严禁对犯人施行体罚。他指出,近世各国刑罚,对于罪人或夺其自由,或绝其生命,从未有滥加刑威,虐及身体,如体罚之甚者。盖民事案件,有赔损害、回复原状之条;刑事案件,有罚金、拘留、禁锢、大辟之律,称情以施,方得其平。他命令司法行政各官署,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其他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
  为了保护民权,孙中山下令内务部。严禁贩卖人口和拐卖人口到国外充当苦工。他在一个命令中指出:本总统对奸徒拐贩,痛心疾首,殷念不忘,禁止拐卖人口,尤为刻不容缓。
  孙中山发布了一系列命令,禁止鸦片的种植、吸食和买卖,禁止赌博,禁止缠足,剪除辫子,禁唱淫戏等,废除贱民身份,许其一体享有公民权利;宣传不得歧视广东和福建的水上居民、浙江的“情民”和河南的“丐户”,并给予和普通人民一样的平等待遇,使之享有国民的权力;革除清朝官厅中“大人”、“老爷”的称呼;发展文化教育,提倡男女同校,奖励女学,废止读经;还颁布了一些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奖励兴办实业;通令各省救济灾民。
  临时政府成立后,消除了封建主义长期统治下形成的人身不平等现象,体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革除封建社会的各种弊习陋俗。以振奋人们的精神。社会热心人士也纷纷组织团体,积极配合,努力宣传民众,转移社会风尚。于是,一股改革不适应于民主共和制度旧的社会习俗的潮流,蔚然兴起。时人对这种革新的社会潮流称颂道: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瓴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在外交方面,临时政府一方面希望中国能与外国平等友好相处,能够自立于世界;另一方面又宣传承认以往各国与清朝政府所订的一切条约和清朝政所借的一切外债,并表示“照旧尊重”外国通过清政府取得的一切权益,企图以这种妥协,来换取帝国主义各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
  但是,孙中山仍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对外宣言》,态度鲜明地表示:在革命军兴起以后,清政府对外缔结之条约、所借之外债、出让之权利,民国一律否认。
  孙中山下令整饬军队,他以大总统名义发布严加约束士兵的命令说:“江宁光复以来,秩序紊乱,至今尚未就理。顷闻城乡内,盗贼充斥、宵小横行,夜则拦路夺物,昼则街头卖赃,或有不肖兵士,藉稽查为名,私入人家,擅行劫掠,以至行者为之戒途。此皆兵士约束不严、警察诘奸不力所致。”
  孙中山命令陆军部迅切颁行军令,责成各军司令官以下将校切实奉行。他下令设立南京卫戍总督、直隶于临时大总统,并任命徐绍桢为卫戍司令。
  徐绍桢会同在南京各军司令官,有浙军第1师长朱瑞、铁血军总司令范光启、沪军先锋队司令官洪承点、光复军司令李燮和、南京宪兵司令茅乃封、粤军司令姚雨平、江宁警察总监吴忠信,及卫戍总督府下所辖各分区司令官等20余人,开会议决维持治安办法,发布告示,颁行军律若干款。
  陆军部又颁行维持地方治安临时军律12条,规定任意掳掠、强奸妇女、擅杀良民、擅封民屋财产、硬搬良民箱笼及银钱者枪毙;勒索强买、私斗伤人者抵罪;私入民宅、行窃、赌博、纵酒行凶者罚。
  临时政府在整肃军队纪律的同时,加强军政建设。临时大总统简任黄兴兼大本营兵站总监和参谋总长,钮永建为大本营兵站次监和参谋次长,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兼北伐第二军总司令,谭人凤为北伐招讨使。云集在南京的军队,不仅有浙军、沪军、光复军、苏军、粤军、赣军、海军陆战队,而且还有革命党人组织的各种名目的敢死队、义勇队,以及范光启的铁血军、林宗云的女子国民军等,人数不下30万。这些军队被整编为21个师。
  孙中山决定北伐,他在任临时大总统的第4天,电令广东都督陈炯明出兵北伐。他说:
  “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军明勇敢素着,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
  1月6日,北伐联军总部从上海移往南京。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总指挥,任命黄兴为陆军总参谋长,并表示:拟俟和议决裂后,亲统大兵北伐。同时制定了6路北伐的计划,并通告黎元洪执行。6路北伐军是: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北进,粤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北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推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5军,山陕为第6军,向北京进击。一、二、三、四军即达目的后,与第五、六军直指敌。
  作战计划制定后,已经集结在南京周围的粤军姚雨平部和皖军柏文蔚部,立即沿津浦路向北推进,到皖北的固镇同清军张勋、倪嗣冲部发生遭遇战。
  姚雨平、柏文蔚部8000名将士乘火车从南京直达蚌埠,在蚌埠用过晚饭,全体将士威然肃立在车站月台上,姚雨平登上临时用十几张方桌搭起的讲台上,用一只白铁皮喇叭筒对部队训话:
  “各位弟兄!当今,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民心趋向共和。可是,虏廷未灭,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军对抗民国,仇视共和,罪大恶极,国人当不与共戴天!我们革命军奉孙大总统之命举师北伐,全线进军。我们北伐第二军今天开赴前线,进击南犯的张勋江防军。古人云:‘师克在和不在众’。辫子兵的武器装备虽比我军好,人数比我军多,可是,就在两个月之前,他们曾是我们革命军手下败将,只要我们8000将士协力同心,就一定能直捣黄龙,踏平专制巢穴,把中华民国五色旗插到紫禁城头上去!”
  姚雨平训话之后,部队立即登上火车,向固镇方向驶去。
  固镇本来控制在民军手里。两天前,张勋在徐州率2000辫子兵乘火车突然袭击固镇车站,守卫车站的民军仅百余人,扼险抵抗,后因张勋部从两翼包围上来,民军后援未至,战到薄暮,只得退到距固镇30里的新桥。夜半,固镇落入张勋辫子兵手里。
  袁世凯在张勋攻占固镇后,即电令直鲁、东三省各派军队前往支援。北洋军第5镇已派出步队4营、炮队1营、马队2队、由东巡防营1000名清兵先后开到徐州和宿县,准备进攻南京。民军北伐的第一个目标是从辫子兵手里夺回固镇,拔除北洋军威胁南京的前沿据点。
  张勋在攻下固镇后,又派了7个营的辫子兵到固镇下营,有一半是马队,准备第二天向蚌埠进攻。辫子兵巡逻队见到远处一列火车呼啸而来,又突然在不远处熄了灯,停了下来,便认定是民军的北上部队。巡逻队哨官认为火车上来的,十之八九是小股民军。目的是为了摸摸虚实。他想:何不把他们一口吃掉,好去向张大帅报功领赏。于是,辫子哨官一声令下,百十来个辫子兵便拉开了散兵线,手持新步枪,趁黑缓缓向列车摸去。
  辫子兵巡逻队距离北伐军只有十几丈远时,北伐军的步枪、机枪突然一齐开火。走在前头的辫子兵十几人被击毙,走在后边的,见势不妙,慌忙掉头就跑。
  北伐军在嘹亮的军号声中,从地上跃起,向车站追去。正在车站里酣睡的3营步队,忽闻外面枪声大作,惊惶失措,指挥官也在搞不清民军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便瞎喊一通。辫子兵骑上马,也就觍懂懂地冲了出来,胡乱地放一阵枪。
  张勋的马队未曾打过夜战,黑灯瞎火中,遭到民军夜袭,吓得心惊胆跳。忽然,“轰”地一声,一发炮弹落在马群中爆炸,死伤了几匹马。战马受惊,纷纷拚命挣脱缰绳,在漆黑的旷野里狂奔乱跑。有的掉进了浍河中,被冰冷的河水冻得乱叫。
  经过1个多小时的夜战,惊慌失措的辫子兵被打得一败涂地。一群群不成队形的辫子兵,没命地往北方逃跑,途中拦住一列自北往南开的货车,劫持机车司机倒回宿州方向去。
  北伐军紧追不舍,炮轰火车头,终于将车头击毁。车上的辫子兵仓皇弃车奔逃,动作慢的或者被俘,或者被击毙。
  拂晓,北伐军在固镇集合。辫子兵的枪枝弹药丢遍满地,在车站前还留下了一尊巨大的子母炮,辫子兵的尸体横七竖八。那些被打散的800余匹战马,也被北伐军士兵追了回来。
  激战了半夜而大获全胜的北伐军战士,志气高涨,没有半点疲乏之意。司令员姚雨平站在一个台阶上,兴奋地向士兵们发表演说:
  “弟兄们,气可鼓,不可泄!敌人的残部正往宿州逃窜,那里是他们的第二大本营,兵贵神迅,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在宿县站稳住脚跟。现在,我们务必一鼓作气,马上登车,趁胜追击!”
  战士们再次登上列车,火车汽笛长鸣,徐徐向北开去。从8000余名战士中抽出会骑马的800余人,利用缴获的800余匹战马,编成北伐骑兵队,尾随列车之后,向宿县奔驰而去。
  江南提督兼江防大臣张勋,清早起来便同皖军头子倪嗣冲在宿州城内司令部楼上下棋。张勋嗜赌如命,倪嗣冲奕棋上瘾,两人正好一拍即合。他们自督军江淮以来,每天早晨,总要在这楼上摆棋盘,拚杀数局。棋盘边搁着金戒指或玛瑙杯,便是赌注。张勋身边还坐着一个天姿国色的姨太太。
  姨太太是苏州人,张勋把她买来,给她取名叫小毛子。她刚18岁,不但容貌绝世,棋琴诗书无一不晓。那57岁的张勋,门下妻妄成群,对小毛子有独爱之情,他让小毛子相随身边,寸步不离。张勋被革命联军赶出南京城,仓皇渡江逃跑时,没有顾上心爱的小毛子。小毛子在下关被江浙联军宪兵队捕获,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把她安置在南京门帘桥前清候补道陈善家里。陈其美得知后,建议将小毛子押解到上海,陈列张园,供人参观,门票四角,收入充当军饷,估计可得军资十万元。徐绍桢不同意,派津浦铁路局局长陶逊,专程将小毛子护送到徐州,交还给张勋。
  张勋正因失掉小毛子而心情烦躁,几位不知趣的姨太太想趁机跟张勋讨宠,不料张勋张开五指,左右开弓,打得姨太太们四处躲藏,再不敢去纠缠他了,参谋长向他汇报辫子兵在南京打仗时伤亡情况,他牛眼一瞪,拍着桌子大骂道:“丢了几营兵算得上几根鸟毛!老子把小毛子都丢掉了。”
  张勋烦闷不堪,副官进来报告:“大帅,民军把太太送回来了!”
  张勋跳了起来,一把抓住副官的衣襟,瞪着他问道:“在哪里?”
  副官吞吞吐吐地回道:“在徐州火车站,是由铁路局陶局长送来的,太太坐在轿子里。”
  张勋喜出望外,放开副官,喝令道:“快传我的令,速派仪仗列队出城欢迎!”
  从张勋公馆到徐州火车站的大路两旁,排列辫子兵仪仗队,张勋带着卫队,满面春风地到车站迎接小毛子。他见过陶逊后,便跑到花轿前,掀起苏绣轿帘,果见小毛子怀抱琵琶,端坐在轿内。小毛子抬头见到张勋,娇嘀嘀地喊了声:
  “大帅!”
  张勋重新得到小毛子,十分感谢陶逊,便把从南京劫持来的机车14辆、客车80辆悉数归还铁路局。陶逊即把机车、客车开回南京,姚雨平的北伐军所乘列车,便是张勋归还的。
  张勋与倪嗣冲对弈,把那金戒指、玛瑙杯输了不下几十只。这小毛子不服气,便向张勋请缨,要把张勋输掉的金戒指、玛瑙杯全部赢回。
  这天早晨,倪嗣冲来到张勋公馆楼上,见张勋身边的小毛子,有倾城倾国之色,心里便有些酸溜溜的,暗想:这老家伙还真有此艳福。他坐了下来,小毛子忙将棋子摆好,张勋便同倪嗣冲拚杀起来。小毛子只是静静地坐在张勋身边,暗中观察倪嗣冲的棋路却不言语。
  不一会功夫,张勋却是输了一盘,把那镶有一粒蓝宝石的沉甸甸的戒指,从自己面前推给倪嗣冲,倪嗣冲“嘿嘿,嘿嘿”笑着,狡黠的小眼瞟着小毛子,抓过金戒指,套在无名指上。小手子忙伸开玉手,把棋子重新摆好,站起来向倪嗣冲躬了躬身子,娇声嗔气地道:“请倪大帅赐教!”
  倪嗣冲见小毛子与他对弈,从小眼里射出邪光,浑身不觉发痒,真想把小毛子一把搂在自己的怀里。但他却装得一本正经地说:“太太,这使不得,使不得!”
  张勋手端一个盖碗,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蛋奶,瞪着牛眼,瞅着倪嗣冲道:“你这野小子怎么啦,怯战了不成?”
  倪嗣冲道:“我和您老哥对弈,每盘皆是下赌注的,现在夫人上阵……”
  张勋拍着胸脯道:“哈哈,我当你野小子说什么来着,我老张一生好赌,事无大小皆好下它一注。赌什么,你只管说吧!”
  倪嗣冲摇摇头道:“只怕大哥舍不得。”
  只这一句话,惹得张勋骤发脾气,“嗖”地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剑,“嚓”地一声插在桌子上,恶狠狠地道:“赌什么你只管说,要赌身上的肉吗?”
  倪嗣冲也是个狡诈好色之徒,见张勋的性子已被激起,便“嘿嘿,嘿嘿”笑了两声,又用眼睛盯着小毛子,用挑战的口吻道:“把太太拿来下一注,你敢吧?”
  张勋一听,便愣住了。他挥金如土,甚至用刀子割下身上的肉,也在所不惜,但他不能失去小毛子,在张勋为难之时,小毛子便嘻嘻地笑了起来,她用那双秋波粼粼的眼睛瞟了张勋一眼,娇声道:“大帅,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要先恭喜您将又有一位新的太太了。”
  她用两只大眼瞟倪嗣冲,嘻嘻地笑道:“倪大帅的夫人,不也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娘子吗?”
  倪嗣冲见小毛子这般神态,恨不得立马把她赢过来。两人你来我往地厮杀起来。张勋把心都提到嗓子上来。眼睛死死盯着棋盘。
  双方酣战得难解难分之际,忽听楼梯一阵乱响,张勋心里一惊,便知不好,没有大事,谁也不敢上楼打扰。他的贴身护兵阿三跑上楼来,跪在张勋面前:“禀老爷,先头部队昨夜在固镇遇上孙文的北伐军,敌众我寡,抵挡不住,已退回宿州,3营骑兵和战马几乎全部损失。”
  张勋忽地从抽屉中抽出一支手枪、恼怒地朝玻璃“乒乓”开了两枪:“蠢驴,还不快给我下令封锁城南,那些该死的民匪一定会追上来的!”
  小毛子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拉着张勋的胳膊:
  “大帅,怎么办呀?”
  张勋虽然心里惊慌,却装着镇静的样子道:“不要怕,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指挥部队,把民匪打退后再回来!”
  倪嗣冲心里暗想:他娘的,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在我快把小毛子弄到手里时来。他眼巴巴地望着小毛子,又不得不跟着张勋下了楼。
  宿州城内一片骚动,老百姓都关门闭户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各城门都有重兵把守。城垣四周野炮林立,城墙上伏兵如蚁。张勋、倪嗣冲手提马刀,腰插短枪,匆匆登上城门,准备督战,举起望远镜一看,见那北伐军拖着山炮,端着机枪,骑着战马,分头而进,潮水般地涌了过来。
  张勋暴跳如雷:“开炮!开炮!”
  “轰轰轰”几发炮弹都落在北伐军身后。张勋的炮队配的都是野炮,打远,不打近。北伐军已勇猛地冲了过来,机枪朝城楼上猛射,大炮向城里猛轰,宿州城一时间硝烟弥漫,古城欲毁。
  北伐军的敢死队手持雪亮战刀,在机枪掩护下,呐喊着向城垣冲过来。
  张勋在混乱中喊道:“嗣冲老弟,胜败乃兵家常事,快退吧!”
  张勋左顾右盼,却不见倪嗣冲的踪影。他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两个卫兵的护持下,踉跄跄地从城楼上退了下来。一个卫兵给他牵来了一匹马,张勋跨上马鞍,气急败坏地对卫兵命令道:“快去通知各标各营,马上向符离集撤退。然后上火车,回到徐州老营。到徐州后。我要训话。”
  张勋慌忙打马回府。他翻身跳马,便迫不急待地朝楼上奔去。刚踏上楼梯,便听到楼上有女人哭泣声,还混杂着男人急切的喝斥声:“快跟我走!”张勋立即拔枪在手,冲上楼去,看见倪嗣冲楼住小毛子正欲下楼。
  原来倪嗣冲趁张勋在城楼上督战,便悄悄地溜了回来,跑到楼上,佯称张勋受重伤,嘱他前来保护小毛子到徐州去。小毛子吓得没有主见,被倪嗣冲搂着。正欲下楼,没想到张勋赶了回来。张勋气得大喝一声:“你这狗杂种,竟敢搞到老子头上,看我毙了你!”
  倪嗣冲见张勋正要向他开枪,忙把小手子往前面推,张勋怕误伤小毛子,将手枪收回,倪嗣冲趁机飞步下楼去。
  张勋把小毛子往怀里一抱,亲了一口,才拖住她向楼下跑去。张勋的十几房太太,各自从房里跑出来,趔趔趄趄地奔到张勋身边,扯着张勋的衣袖,哀叫:“老爷救命!老爷救命!”张勋圆睁牛眼,挣脱太太们的纠缠,紧紧搂抱着小毛子,翻身上马,扬鞭摧马,冲出宿州城北门,抄小道直奔符离集而去。这些晦气的太太们,嚎哭着,夹在乱兵之中奔逃。
  张勋、倪嗣冲所部被姚雨平、柏文蔚部穷追猛打,节节溃败,一直逃到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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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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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章 政党群起
  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立即命令北洋军炮轰武昌。黎元洪立即配合,他电致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吹嘘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这次未能当选大总统,识者惜之,还说:“方期和议早成,彼此共享共和之福,人望如项城,何至不能与选?”他特告伍廷芳转致唐绍仪:北军应遵守停战协议,立即休战、否则冠裳之会,变为干戈。黎元洪的这份电报,一则为袁世凯鸣不平,给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施加压力,再则暗示袁世凯、只要停止炮轰武昌,将来大总统之位,非袁莫属。向袁暗送秋波,略尽投靠之诚,可谓用心良苦。
  黎元洪从清朝的一个中级军官,一夜之间,成了中华民国首义军政府都督,又两月有余,一跃而为中华民国副总统,他被时人称为“开国元勋”、“开国三杰”(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民国四大伟人”(即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这只是历史的机遇。对于被人强拉出来的那幕历史喜剧,他自己并不否认,他在1月2日复孙中山的电文中说:
  “元洪才识凡庸,素无定见,此次发难,皆赖群策群力,共赴事机,元洪何人,敢叨天之功以为己有?”
  黎在表示接受副总统职位的电文中又说:“诸君子创其苦因,而元洪收其乐果,纵诸君子谬蒙推奖,能恧然?”他还当众说过:“按照大清法律,革命行动可招杀头灭族之祸,岂可以掉以轻心,随便加入,我当时是被他们强拖出来的,实在情不得已。想不到,果然就成了一番大事业!”
  但是,黎元洪是一位争权的人,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宣布取消副大元帅职,但黎元洪仍然继续使用大元帅名义。他还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加紧集权。他利用亲信孙发绪、饶汉祥、杜锡钧等人,密密勾结原共进会领导人、军务部长孙武,拥黎自重,摧残湖北革命力量,打击、排挤原文学社系统革命党人和在湖北的同盟会领导人;临时政府成立后,又公开拥袁、拥黎,排孙、排黄,反对临时政府和同盟会。孙武等人,因没有选上临时政府各部总长,便迁怒于孙中山、黄兴,攻击临时政府是“败将逃官,沆瀣一气”。孙发绪乘机盅惑在宁不得志之鄂人,谓南京政府排鄂,鄂人功高多材,应另树一帜,以与之相抗。于是孙武、孙发绪、刘成禺等人,拉拢一批失意的文武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一个新政党,一民社,与同盟会公开对立。
  列名发起成立民社的人有: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麴、王正廷、王鸿猷、李登辉、孙武、朱瑞、张振武、吴敬恒、杨曾蔚、刘成禺、项骧、宁调元、孙发绪、周恢、张伯烈、汪彭年、高正中、朱立刚、徐伟、高彤墀、郭健霄、何震等。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旅泰开成立大会,临时推举孙发绪为主席,决定在上海设立民社本部,选举职员,公推吴敬恒为总干事,何震为秘书。主事者为孙武,最活跃的是孙发绪,黎元洪为后盾。
  民社成立后,在报端发表《民社缘起》、《民社规约》,标榜爰本卢梭人民社会之乃,发起民社,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以谋国利民福。实际上是拥护黎元洪为首领,向同盟会争权。他们在上海创办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又在武汉成立民社武汉支部,公举黎元洪为社长,孙武为副社长,孙发绪为评议长,丁立中为总干事。民社的中心实际上已由上海移到武汉。
  黎元洪,孙发绪等,以民社为据点,掀起反对临时政府的阵阵恶浪。孙发绪在一次会上说:“孙文说话,完全是骗人的。从欧美回来,想做现成的总统。此次组织政府,所用的人,都是他从前打滥仗的朋友。我们万不可同他联合,免得陪着他一路垮台。”
  他盅惑说:“黎氏德高望重,虽华盛顿复生无以过之。鄂中将士,皆起义有功,而南京政府均漠置之,且以湖北全省矿产及赋税抵借外债,并谓武昌内政不良,将练一军平武昌。”
  这些无中生有、挑拨离间的谣言,正中孙武的下怀,孙武当即恨恨连声地道:“南京如此败坏,吾宁承认袁世凯,而不承认南京。”
  他们还要公开发表通电,表示反对南京政府。当即遭到同盟会员杨时杰、查光佛等人的痛斥,双方几致动武。黎元洪抱定主义,另立门户,垄断湖北一切政权,联袁拒孙。武昌民社集团成了袁世凯在湖北的代言人。
  黎元洪稳固掌握了湖北的政权后,又掌握军权。他利用孙武与蒋翊武之间的矛盾,免去蒋翊武的护理总司令职务,又将节制各军的谭人凤派为赴上海的议和代表,令心腹吴兆麟为总司令。吴兆麟立即改组司令部,设立参谋、副官、秘书、军法四处,其中只有1个副官是革命党人,又将原步、炮、马各队11个协的兵力编为3个大防御区,另编2大队和1个总预备队。每防区和每个队均设司令官1人,6名司令官中,革命党人只有2人,其他均为旧军官,而且统率先锋军的总预备队总司令官也安插了黎元洪的心腹执事官王安澜。原由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基本上已掌握在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手里。
  黎开洪的心腹杜锡钧向黎献策道:“自古道‘当权者贵’,权是不可放松的。袁世凯为什么‘抖雄’,还不是仗着兵权在握吗?现在和议未定,正可借备战的名义,把军队扩充起来。尽管当选了副总统,大元帅的名义千万不可取消。各省来鄂的援军,编遣和节制权,都在大元帅手内。不过高级官吏,多物色几个亲信人。有了兵权,谁个敢不服从呢?”
  此话正中黎元洪下怀,黎元洪已有了掌握军权的计划。
  杜锡钧又给孙武出谋划策:“一旦和议告成,鄂省需进行之事甚多。黎元洪既当副总统、都督一席。势必易人。谁人呢?非你孙武不可。做都督又非掌兵权不可,而现在兵权均在战时总司令吴兆麟手里,不如趁北伐时机,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把吴调开,请黎元洪下令将军队归军务部节制。”
  孙武颇以为然。他和黎元洪各自装着杜锡钧所献计策,一起商讨扩军计划。把吴兆麟划分的3个防区改为3镇,令吴统率第3镇,外加混成第8协、机关枪1营、督战敢死队1营、护军队2队、卫生队1队,作为北伐第一军,吴为第一军总司令。此外,湖南、江西、安徽、广西、江苏、南京、贵州、广东、云南等省赴鄂援军近10万人编为第二、第三军,以江西援鄂军统领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统率安徽、江西、九江、南京各地援军,及鄂军第3协;以广西援军赵恒锡为第三军总司令,均归大元帅黎元洪统辖。其余鄂军部队编为守备部队和留守部队,各拥有3个协兵力,留守部队中还包括炮兵2标、工程兵1营,亦归黎元洪统辖。
  杜锡钧野心勃勃,包藏祸心,在决定吴兆麟任第一军总司令后、又在孙武面前挑唆道:“吴任此职,指大功告竣,吴之功劳权势亦愈加大,是后患也,仍宜设法牵制。”
  孙武、杜锡钧便商定,请黎元洪改派吴为尚未建成之第4镇统制,暂指挥第一军所属军队。黎元洪不能驳孙武的面子,认为吴兆麟是自己人,好说话,如不行,再令他作参谋总长。于是当即照孙武的意思赶办委札,连夜派人送给吴兆麟。吴接到委札颇为恼火,立即打电话给黎,表示不满。黎元洪只得任命吴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孙武接让第一军总司令。
  孙武争权、黎元洪朝令夕改,引起革命党人及军政府人员不满,总监刘公对吴兆麟道:“黎之左右佥任,非驱逐不可!”
  杜锡钧闻风逃往汉口,并派心腹之人潜往武昌,面晤孙武道:“先生若就第1军军统,则军务部势必易人,就小遗大,甚为先生不取也。不如此时辞去军统之职,再由先生保荐一心腹之人,先生间接遥制之。此两全之策也。”
  孙武正为遭到众人反对而懊悔。听了这番话便向黎元洪建议暂命杜锡钧代理第一军总司令。黎元洪从恶如流,惯听小人播弄,且杜亦是他的心腹之人,买孙武的面子。于是,杜的目的便达到了。可谓手段狡猾矣。
  黎元洪以大元帅名义发下了准备北伐进军的命令,命第一军由阳逻向黄陂方面前进;第二军由黄陂进占祁家湾,然后沿铁道线向三议埠行进;第三军占领新沟、汉川,嗣后即由孝感进攻。三军均需在停战期满,即1月15日晨8时完成如上军事行动,一旦和议破裂,即向盘踞在杨店和孝感之敌发起正式进攻。但黎元洪雷声大,雨点小,他的主要希望是寄托在同袁世凯的和谈上,北伐仅成为他扩张军队的口实。
  同盟会在袁世凯的诱惑下,在立宪派人的离间下,上层已经分裂。原同盟会会员、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太炎同立宪派人张謇、程德全、赵凤昌、应德闳等发起,于1912年1月3日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宣布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公推章太炎、程德全为正副社长。各省设立分会,经各省会员互选,其参议员为:
  江苏:唐文治、张謇;
  浙江:蔡元培、应德闳;
  湖南:熊希龄、张通典;
  湖北:黄侃;
  安徽:江德渊、程承泽;
  四川:黄云鹏、贺孝齐;
  江西:刘树堂、邹凌沅;
  广西:陈郁瑺;
  云南:陈荣昌;
  广东:邓实;
  甘肃:牛载坤;
  贵州:符诗镕、王朴诸。
  设机关报为《大共和日报》。中华民国联合会主要是由立宪派人和少数象程德全这样的旧官僚、把章太炎这位“革命元勋”当作旗帜而搞起来的。它的“假定政纲”计有10条:1、确定共和政体,建设责任内阁;2、统一全国,厘正行政区域;3、厘正财政,平均人民负担;4、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5、振兴海陆军备,巩固国防;6、建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7、维持国际和平,保全国家权利;8、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9、普及国民教育,振起专门学术;10、注重国计民生,采用稳健社会政策。这些政纲是无所非议的。
  但是,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实际活动,主要斗争矛头是对着临时政府的。诸如反对使用阳历,多队向临时政府请愿,要求立即成立民选参议院。他们在临时政府准备将汉冶萍公司同日本合办、以向日本借款解决财政困难,主张建都南京、反对迁都北京等问题上,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表示坚决反对的态度,使临时政府处在更加困难的境地。
  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2个月之后,即改名为统一党。改组后的统一党领导机构是理事会议,选举章太炎、程德全、宋教仁、熊希龄、张謇五人为理事。理事主持一切党务。各省推举评议员,有唐文治等17人为评议员。又将一批在政治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举为参事,以襄助理事办理党务,他们是:汤寿潜、蒋尊簋、庄蕴宽、唐绍仪、赵凤昌、唐文治、陈荣昌、邓实、应德闳、王穆青、汤化龙、温宗尧、叶景葵等。
  统一党成立后,全力支持袁世凯,在许多方面抨击临时政府。
  到了1912年5月,统一党与民社等社团合组为共和党。
  除了共和党与临时政府、中国同盟会对立的组织之外,又有“国民协进会”、“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等组织与同盟会对峙。又有“统一共和党”、“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建立起来。
  国民协进会是由范源濂、籍忠寅、蹇念益、周大烈、王景芳、严修、黄远庸、蓝公武等人于1912年2月,在天津发起成立,是由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的成员组成。
  政治倾向于黎元洪主义,主张推黎为党魁。
  国民协会是由张嘉璈、温宗尧、唐文治、夏廷桢、沈祚延、赵熙、唐绍仪、杨士琦、袁树勋等人担任领导。它是袁世凯的政治附庸。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由原宪友会的孙洪伊、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胡瑞霖、张嘉森等人于1912年1月在上海发起4月13日成立。谢远涵、林长民、肖湘等人为文书干事,陆乃翔等人为会计干事,李文熙等人为庶务干事,胡瑞霖、黄可权、向瑞琨、刘崇佑、张嘉森等40余人为交际干事,汤化龙为主任干事,组成共和建设讨论会本部。
  共和建设讨论会以原立宪派人和旧官僚为主,其骨干多为原各省谘议局的议长、副议长、议员。该会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积极为梁启超归国创造条件;其二,策划合并反同盟会的各政团为一大党,和同盟会对峙。最后与国民协会一起,联合了几个小政团,组成了以汤化龙为干事长的民主党。
  统一共和党是由共和统一会、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联合而成。
  共和统一会是由同盟会员景耀月、胡瑛、王宠惠、陈其美、钮永建、汪精卫、马君武、于右任等和江浙立宪派人士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赵凤昌等,在1911年12月下旬发起成立,并在南京创办《大中华报》。
  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是由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部分省议会议员褚辅成、殷汝骊、沈钧儒等,于1912年1月发起成立。
  政治谈话会为同盟会员刘彦组织,其成员多为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
  1912年4月,这3个政治团体在南京合并组成统一共和党。选举蔡锷、张凤佑、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坤为总干事,殷汝骊、袁家普、陈陶怡、张树森、彭允彝为常务干事,景耀月、刘彦、欧阳振声、吴景濂、沈钧儒、肖坤等20人为参议,褚辅成、李日垓等25人为特派交际员。
  统一共和党在云南、贵州、江西等十余省设立支部。党员人员达数百人。蔡锷为云南支部长,张凤翙为陕西支部长,唐继尧、李烈钧、戴戡等都分别积极从事建立贵州、江西支部的工作。
  该党主要领导成员几乎全部是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人。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它在同盟会和其反对党之间,采取折中态度。
  中国社会党的前身是江亢虎于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有50余人参加。
  江亢虎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1901年,18岁赴日本考察政治,不久回国,被袁世凯任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纂。次年留学日本,1904年因病辍学回国,任刑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1910年经日本至欧洲各国,宣扬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并以此抵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在国外听得一点社会主义的门面话,归国后便鼓吹“社会主义”,组织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尽管江亢虎把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去宣扬,但对落后中国来说,仍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上海光复的第二天,江亢虎将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他在《中国社会党宣言》中说:“社会主义欧美极盛,在中国则本党实为最初惟一之团体机关,其宗旨在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它的党纲为: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
  中国社会党成立2个多月,便有党员4、5千人,设30余个支部。虽然中国社会党党员成分复杂,但其中确有一批热心于社会改革的进步人士,如苏州支部总务干事陈翼龙,以及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等,后来又有天津的李大钊。
  中华民国工党是由中国社会党党员徐企文发起,于1912年1月21日在上海成立。公推朱志尧为正总领袖,徐企文、谢月为副总领袖。
  该党的基层组织是按行业组建,分别在铁业、机器业、纱业、电业、外国木器业、眼镜业、红木业、丝业、银行业、雕花业、漆业、帽业、织业、寿器业、刻字业、印字业、红帮缝衣业、制烟业等建立基层组织,惟选各业领袖。
  中华民国工党以“促进工业发达”为主旨,不提倡工人罢工,主张工人同资本家通力合作,调和阶级矛盾。1912年6月23日,中国社会党和中华民国工党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两党“切实联合,一致进行”。
  孙中山指挥6路大军北伐,1912年1月12日,他命关外都督蓝天蔚率“海容”、“海珲”、“南琛”3艘巡洋舰,从上海出发,经烟台北伐。
  北伐舰队开抵烟台,受到已宣布光复的烟台人民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又命刘基炎率领2000余名沪军为北伐先锋队,从上海分乘新铭、新昌、公平、太顺等四艘轮船,去烟台,先后占领了登州等地。沪军由蓝天蔚节制,从此北伐军以烟台为进军东北之基地,即从烟台乘船渡渤海,在辽东半岛登陆,进军东北三省。
  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早年以湖北武备学生资送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1903年,25岁,与钮永建、秦毓鎏等在东京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被推为队长,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回国后在湖北新军任统带官兼湖北将弁高等师范学堂教员。不久赴日本考察军事,考入陆军大学。1910年归国,任陆军第2混成协统领,驻奉天。武昌起义后,与陆军第6镇统制吴禄贞、第20镇统制张绍曾等,拟发动北方新军响应。不料吴被刺身死,张被解职,他赴沪任北伐军总司令,再赴烟台。
  但是,蓝天蔚准备在辽东半岛进军东北的计划,却受日本帝国主义阻挠。日本“音羽”舰将校到“海容”号访问蓝天蔚,拒绝蓝天蔚军在辽东半岛登陆,声称“不但中立地带绝对拒绝利用,即在其他满洲沿岸地域登陆,亦将使满洲之安宁秩序发生紊乱,并将进而危及各国居民之安全,以至于损害我国利益。为避免将来发生骚乱,应请贵军放弃登陆计划。”
  蓝天蔚不得不改为绕道在貔子窝附近经花园口至大孤山中立地区以外一带地点登陆。
  孙中山组织的6路北伐大军,若能继续北伐,不出3个月,便可兵临北京城下。同盟会要人谭人凤在谈到北伐形势时说:
  “时南军援鄂者,有沈秉坤率统之湘、桂联军,马毓宝移驻九江之赣军,南京派遣黎天才之滇军,唐牺支、王政雅光复荆、襄,重庆、四川亦光复,鄂固无虞矣。南京方面,柏文蔚率滇、粤军驻临淮,扼由徐入皖之路。扬州徐分府合皖军屯宿迁,扼由京入浦之路,正阳、六合等处,亦有军扼守,以防由豫入皖之路。其集中于南京城者,有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卫戍军,以及固有之军队与新编之各军,合计不下10余万众。而广东,闽、浙尚议继续出军,兵力不可谓不厚,加之长安、太原早已光复,烟台有刘基炎独立,河南有王天纵举兵,直隶有滦州兵变之一事,东省自牛庄发难后,关外都督蓝天蔚尚谋大举。使南京政府毅然攻击,以援鄂各军出武胜关,直趋河南与山、陕义军合,以南京集合各军分配前敌,3路夹攻徐州,分1支捣开封与鄂军合,1支由京浦入济南,与齐、鲁义军合,行见北方健儿群起响应,袁且将瓮中鳖矣,岂能操必胜之算哉!”
  袁世凯所依仗北洋6镇,至多10万人,临时政府的军队多出袁军好几倍。而且在兵源上,独立各省人民踊跃参军。相反,袁世凯到自己的老家招兵时,应募者认为是革命军,踊跃入伍,但一见龙旗,便群哄而散。清政府不得人心,它的兵源十分困难。总之,临时政府在军事上已处于优势,袁世凯则处于被动的守势。
  临时政府在政治上也处在有利地位,南方各地军民,纷纷发布通电,要求取消议和,出师北伐。有的说:“今民国已立,总统有人,诸公早定大计,直捣贼巢。”“北伐北伐,纵以吾辈之血,染成民国地图,亦所不惜。”有的说:“和约且破,已堕袁贼诡计。刻下敝军已联合五镇,预备开赴前敌,如何进行方略,速复,以免一误再误。”有的说:“北军势单力薄,调遣难周。我军朝气方新,万不可堕其延宕之术。敝军政分府现今整队北伐,一面廓清淮甸,以固我长江门户,然后与各民军合力北伐。务请我最崇拜、最亲爱诸公,持以决心,奋扬神武,毋使九仞之功止于一篑,是为至祷。”全国反对议和,要求北伐的呼声极高。
  但是,6路北伐军队,除宁皖和淮杨两路沿津浦线北上,烟台、关外两路有所行动外,其他两路并无动作。由于南北议和,命令各路北伐军在停战期内不许进击,而停战协定一再延长期限。
  停战议和,一则是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确定的方针,二则是新成立的诸多党派拥黎拥袁。孙中山事实上已不可能改变南方各省“举袁”的方针,同袁世凯中止议和。这样,临时政府所举行的北伐,终于夭折。
  袁世凯在声势浩大的北伐军面前,已是惊恐之状。他手下的北洋“三杰”,也变得无所作为。
  所谓“三杰”是袁世凯在山东的时候,曾请德国军官观操,那个德国人当着袁的面,用马鞭指着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称道:“你手下这三员均为杰出的将才。”于是,这三人便被吹嘘为“北洋三杰”了。后来军中进一步把这“三杰”吹得更形象化了。分别称之为“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冠的王士珍,城府很深,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时隐时现,见首不见尾,知面不知心的人物,所以称之为“龙”;段祺瑞性情暴躁,好比恶虎。但这只“恶虎”长相却没有半点虎威,他脸膛扁平,眉毛疏淡,鼻子微微歪向左边,胡子散乱,嘴唇没有棱角。因此人们常常不叫他“段虎”,因他是合肥人,则叫他“段合肥”。冯国璋爱在主子面前点关哈腰,象一只摇尾的家犬。
  冯国璋和段祺瑞虽是一对结拜金兰的把兄弟,可一直是面和心不和。早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委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冯国璋丧妻后,袁世凯把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道如嫁给他做填房。段祺瑞断弦后,袁世凯又将自己的干女儿张佩蘅许给他做继配夫人。由于各有这么一层不寻常的关系,冯、段二人常在袁世凯面前争宠,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常常明争暗斗,各不相容,互不服气。
  段祺瑞的父亲在旧军中当过管带,段祺瑞因此自命为“将门之子”。他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又曾到德国深造过。当时德国是世界上陆军最强的国家,而那时留德学生又很少,段祺瑞更是以此引为自豪,常在人前摆出一副门里金刚的架势。他非常崇拜德国,无论什么东西都必称德国的好。甚至他生了病也非要服德国药不可。在他的眼里,冯国璋简直是个无名鼠辈,根本无法和他相比。
  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早年中过秀才,后来弃文习武,考入天津北洋武备步兵班。毕业后,派往军队中当个小军官,不久又离开军队,重操本行,做起候补知县来。他到小站后,立即受到袁世凯重用,成为新建陆军的重要台柱子之一。
  袁世凯对他手下这一“虎”一“犬”,采取暗中笼络,互相牵制,分而治之的驾驭办法,促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为表示他“用人唯公不唯亲”,便常用考试办法来提升军官。当北洋新军成立第1协时,王士珍考个第1名,当了协统;成立第2协时,冯国璋考试也夺了桂冠,也当上了协统。那位留过洋的“将门之子”段祺瑞,却一连两次名落孙山,脸上无光,肚子里有气。成立第3协时,他满腹心事,坐立不安,深怕这次考试再落榜,那留洋镀金的面子将要丢尽,别说升官当协统没份,恐怕连在北洋军里继续呆下去的本钱也将蚀光。不料在考试前一天,他正惶惶不安时,袁世凯突然差人来把他叫到书房去,二话没说,悄悄地将试题递到他的手里。这次考试,他终于名列前茅。事后,他每与密友谈起此事,总是表示对袁世凯“受恩深重,终身不忘”。其实,王士珍、冯国璋之所以早他登榜,也全赖袁世凯所施的“恩惠”,只不过段祺瑞一直被蒙在鼓里罢了。
  冯国璋第一军攻下汉口和汉阳之际,袁世凯突然把段祺瑞从前线召回京,一见面,劈头就问:“芝泉,你看这仗该怎么打?”
  段祺瑞对主子袁世凯心思摸得很清楚,袁世凯不是真心为清廷打天下,那已被清廷封为一等男爵的冯国璋挂帅出征武汉,虽然连克2城,但伤亡严重。他又居功自恃,急于攻下武昌,即使他能打下武昌,他所指挥的北洋第一军也将拚得所剩无几。袁世凯不召冯国璋,却把他段祺瑞召回京来,必然是袁想利用历代权臣惯用的保存实力、养寇自重的手腕,来保存北洋实力。于是,段祺瑞便引用兵书上的两句话回道: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袁世凯仰头哈哈大笑,竖起大拇指夸道:“知我者,芝泉也!”
  袁世凯见冯国璋率北洋军与民军拚命,损兵折将,耗尽实力。冯在攻掠汉口、汉阳时,放火焚烧城市,两城已成瓦砾,湖北民众和民军深恨其人,如仍留这只“冯狗”在武汉督师,不利于实施和平诱降计划,于是便定下以“虎”换“犬”的办法。段祺瑞的回答,正中他的下怀,当下命段祺瑞为湖广总督,统率北洋第一、第二两军,取代冯国璋。
  段祺瑞到了湖北,秉承袁世凯旨意,与民军隔江对峙,并派信使往返,秘密进行倒孙举袁活动,深得袁世凯赏识。
  袁世凯把冯国璋召回,命他担任禁卫军军统。因为这个职务一直是由皇室最亲信的满族王公担任。冯国璋知道袁世凯这样安排,是为了夺取皇族兵权,作为下一步逼宫后盾,便愉快地回道:“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宫保看守家门!”
  冯国璋自从当了禁卫军军统之后,即伪装成与袁世凯政见不同,公开反对与民军讲和,力主组织军队进攻南方,大张挞伐,博得了良弼等一班亲贵的信任,使他得以摸清皇室的情况。
  袁世凯又把段祺瑞和冯国璋叫到他的密室,商议北洋军今后的出路,这3个人都认为“逼宫”的时机已经成熟,由袁世凯取而代之的时候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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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0 09: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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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章 袁氏逼宫
  袁世凯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2天,便唆使“段虎”、“冯狗”等联络北洋军官40多人,电请内阁代表,主张君主立宪,极力反对共和,又将此电转达伍廷芳,声称如果以少数人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誓死反抗。
  袁世凯的这个阴谋,一则是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再则是以借清廷之信用,假补充军费之名,榨取清室内帑,作特别使用。他在代段、冯等代奏时,说民军要求太酷,依段、冯主张,即行讨伐,惟苦于军费无着,不能实行,愿辞总理之职。隆裕太后温谕慰留,并发内帑黄金八万锭。
  临时政府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破坏议和、进行军事威胁而同袁决裂,孙中山针对袁世凯的疑虑,复电声明:“只要袁赞成共和,迫清帝退位,定举袁为临时大总统。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辞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许诺,还是不放心,他致电伍廷芳质问:“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以总统让袁,有何把握?”
  袁世凯再次得到明确的答复。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仍令他与伍廷芳进行秘密交涉,并大体上达成清帝在优待的条件下自行退位,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的协议。
  但是,袁世凯却处于颇为困难的地位。他原来坚持国体问题应由国民会议决定,他唆使段祺瑞、冯国璋等发出反对共和、主张讨伐南方的通电,现在要清帝自行退位,实在难以开口。他为了从这种困境解脱出来,便大造舆论,压迫清帝自行退位。北京各报纸纷纷发表敦促清帝退位的文章和社论。袁世凯又通过他的亲信蔡廷干,动员外国在上海的商会,向清廷提出请愿书,敦促皇帝立即退位,认为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和平便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
  袁世凯做了上述动作之后,便秘密地把清室退位的优待条件告诉奕匡,说这是对清室和满人最为安全有利的办法。清室的王公亲贵就议和形势开秘密会议。会上,奕匡将袁世凯密示他的退位条件提了出来,除少数少年亲贵表示反对外,大多数人意气消沉,会议无结果而散。
  载沣见袁世凯,询问关于退位的问题,袁以不得要领的话敷衍他。袁世凯的话被传出后,亲贵中的一些人: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毓朗、良弼、铁良等,对袁世凯极为不满,酝酿组织“宗社党”来对付袁世凯。
  袁世凯便把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找来,装着忧心忡忡的样子道:“菊人兄,孙逸仙不可小觑,他们的目的、不论是议和还是北伐,也不管是来文的还是动武的,不外乎是要我尽快向那孤儿寡妇下手。可眼下,一是宗社党那伙铁杆派在死顶着,二是隆裕太后本人至今还是六神无主,迟迟拿不定主意。而孙文又挥师北伐,那张勋、倪嗣冲的部队一触即溃,照此下去,这局势无须多时,……”
  徐世昌慢慢地说道:“老弟,目下之形势,你不说我也明白,但你可不能老是躲在家里哀声叹气。你若迟迟不下手,我敢断言,过了这村,就没你要的那个店了!依我之见,你明日上朝,即可借孙文北伐声威,狠狠地压一压隆裕太后,这可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只要这寡妇对退位一事略有松口,你便可马上与南方通消息,请他们开个价。这样,既可以速退南方之兵,又可避逼宫之嫌。”
  次日,袁世凯果然入朝谒见隆裕太后,依照徐世昌的计策装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跪在隆裕太后面前,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密奏太后说:
  “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6镇,无法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除非皇帝自行退位,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外,别无出路。如若迟疑不决,难免不遭外国干涉,民军亦必因此对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陈孑遗也。请太后圣断。”
  隆裕闻奏,也早就吓昏了,过了好一阵子她才回答道:
  “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决定。”
  袁世凯在卫队的保护下出朝回府在东华门的马路拐角处三义茶馆门前,受到革命党人炸弹的袭击。那些刺客,也并不是清一色的同盟会员。他们大都是热血青年。为了清除实现共和的大障碍,他们决定以暗杀手段来对付这个阴险狡诈的袁世凯。参加暗杀的人有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肖声和女同盟会员郑毓秀等10余人。他们共分为3队,每人携带手枪1支,炸弹1枚。一队装作茶客到三义茶馆喝茶,一队装作酒客到祥宜坊酒店饮酒,最后一队则在东安市场附近准备接应。他们都未经过严格训练,而只是凭一腔热血胆气,虽然布置得很好,但因没有投中袁世凯的座车,只是炸死卫队巡警数人,袁世凯却得逃脱。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3人当场被捕遇害。当天,除郑毓秀外,其他7人全部被捕,后经外国新闻记者保释出狱。
  这一暗杀活动对袁世凯不但未造成丝毫伤害反而给了他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从这天起,他称病不朝,只是派他的心腹外交大臣胡惟德做他的代理人。并让赵秉钧等人在朝廷里外散布“革命党人已经遍布北京城,咱们的生命都没保障”的谣言,引起清政府内部的大慌乱,朝廷上下,人心惶惶。那些胆小怕死的王公贵族,有的干脆卷起金银细软逃往青岛、热河避难去了。
  袁世凯在遇刺的第2天,即1912年1月17日,派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参加御前会议。恭亲王溥伟问赵、梁:“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究议何事,请总理大臣宣言之。”
  赵秉钧道:“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溥伟道:“朝廷以慰廷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乃罢战议和,此何理耶?”
  梁士诒道:“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
  这次会议,无结果而散。
  18日,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有些激烈反对清室退位的满族亲贵未被通知出席。奕匡在会上将袁世凯告诉他的请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提出,遭到蒙古王公的激烈反对,仍无结果而散。
  那些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人士,见形势日迫,集30余人,齐赴庆王府,包围奕匡,态度激烈,奕匡被迫,不得不改变他主张退位的态度。
  19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集满蒙王公亲贵14人会议。会上,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那王那彦图、载泽等4人,强烈反对退位,当面攻击“奕匡欺罔”,要求太后嗣后不要再信他言。并请求太后拿出宫中金银器皿,暂充军费,支持冯国璋再战。总管禁卫军的冯国璋,暗中虽听袁指挥,表面上也和诸亲贵采取同一的态度,表示拥护清帝。他在18日对载泽说:“革命党甚不足惧,但求发饷3月,能奏功。”
  隆裕太后已听不进溥伟、善耆等人的话。
  溥伟道:“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
  善耆又道:“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隆裕道:“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满蒙王公退席后,袁世凯的国务大臣晋见隆裕,赵秉钧正式提出由内阁商定的解决时局的方案,即将清政府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另在天津由袁世凯设立一个临时统一政府。
  袁世凯又致电伍廷芳,要求在清帝退位后2日,南京临时政府即行解散。袁世凯自以为得计,但他的野心却被孙中山看穿。孙中山连电伍廷芳,要他向袁世凯提出3个条件:(1)清廷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
  (2)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
  (3)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即行辞职,请参议院举袁为大总统。
  孙中山电致伍廷芳,要求将所提各条交各报馆公开发表。
  孙文在电报中称:
  前电言清帝退位,临时大总统即日辞职,意以袁与满洲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变为民国国民,故许以即时举袁。嗣就后来各电观之,袁意不独欲去满清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之政府,又谁为保证?故文昨电谓须俟各国政府承认后,始行解职,无非欲巩固民国之基础,并非前后意见有所冲突也。若袁能实行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之条件,则文当仍践前言也。
  今确定办法如下: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国民政府,言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权授事。按1、2两条即为袁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之条件。此为最后解决办法,如袁并此而不能行,则是不愿赞同民国,不愿为和平解决,如此则所有优待皇室八旗各条件,不能履行。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请告袁。
  孙中山将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的条件公布后,袁就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他若不接受这最后解决的办法,又没有别的对付办法;若接受这些条件,宗社党尚在同他作对,并且还没有取得清帝退位的同意。他以后用清廷退位去换取自己的总统地位,还是半公开的秘密交易,孙中山把5项条件公布后,他过去进行的秘密交易,完全被公开了,再没有暗中回旋的余地。因此,他只好继续称病不入朝。
  临时政府逼袁回电,他起初不理;再逼,他答称关于皇帝退位之事,从未与贵代表交涉;再电责问,他干脆置若罔闻。
  孙中山公开揭露袁世凯,在各方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支持袁世凯的恶势力便公开替袁讲话,英国《太晤士报》在社论《中国的新困难》中,攻击孙中山所提的条件是“有失审慎”,说南京政党及其领袖的行为,似乎是无法辩解的。该报的一篇署名文章攻击孙中山背弃了他的许诺,提出了不可实施的新建议。那袁世凯的代理人唐绍仪说孙中山正在把事情弄糟,他致电孙中山说,再提什么条件,简直是发疯。伍廷芳、温宗尧急于同袁世凯达成协议,对孙中山公布的清帝退位条件更为恼火,温宗尧说:“如果我有一只手枪,我就亲手杀死孙中山。”
  临时政府电报局局长是唐绍仪的亲戚唐元昌,他所控制的《国民评论》,在一篇社论中竟说:“看来袁泄凯在最近几个星期所做的工作,由于孙逸仙博士发出了一纸最后通牒,在很大程度上是白费气力了。这一通牒正当就要宣布退位的时刻送达北京,人们只能把它视为一件非常拙劣的恫吓,再无其他看法。”
  那些满蒙王公亲贵,尤其是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在孙中山公布清帝退位、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的条件后,更加紧了反袁活动。他们准备袁世凯一辞职,便照准,由毓朗、载泽等出面组阁,以铁良任清军司令,作最后的斗争。
  铁良已回到北京,他和良弼等人策划反袁,在北京城组织1.7万名满族士兵。北京恐怖行动正在蔓延,很多人设法购买武器,价格只有45法郎的勃朗宁左轮手枪,竟卖到100两银子1支。
  袁世凯十分惊慌,他的便衣队卫士已达350人之多,每人配带着勃朗宁左轮手枪。他虽然采取了一切防卫措施,还是担心能否逃开暗杀。没有办法,他又将徐世昌找来,问计于他。
  徐世昌道:“对付宗社党那几个死硬的家伙,依我之见,除之为上。”
  袁世凯点头,他也想过杀掉宗社党以良弼为首的亲贵,但是,他考虑到,一则良弼任禁卫军第1协统兼禁卫军训练大臣,仍有操纵禁卫军的实权,要除掉他,不是那么容易。再则杀掉皇族,尤其是像良弼这样的皇族,很可能会惊动整个清室,这不但使他永远洗不清“曹操”之恶名,也不利于他稳妥地从清室手里接过权力。
  徐世昌见袁世凯沉默不语,便不露声色地道:“老弟,你不便下手,可用三十六计中的借刀杀人一计。”
  袁世凯禁不住敞怀大笑起来。
  他要儿子袁克定把刚刚来到北京的汪精卫叫来。汪精卫自从随唐绍仪到上海议和,至临时政府成立后,他的职务,是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充当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但是,他在暗中,却又是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的秘密参赞。他平常下榻于伍廷芳在上海的住宅“观渡庐”,但又常有密电向袁世凯报告议和动态。尤为甚者,他竟攻击孙中山道:“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汪精卫还和一部分人发表宣言,提出“五不主义”,即:不做官,不做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以此用来促使孙中山放弃政权。
  南北议和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后,汪精卫见呆在上海无事可做,便独自一人跑到北方。由于他暗中投靠袁世凯,倒孙举袁;又以同盟会京津分会会长身份,阻挠、破坏北方革命党人武装起义和暗杀活动,同盟会京津分会内,没有人理睬他。
  袁世凯以干爷的口气对汪精卫道:“从前我曾听说过,孙文先生是个高风亮节之人,为国为民奔走十几年,如今初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也是众望所归。但是,如果为了当总统,就以兵戎相见,同室操戈,大举北进,那也未免有损于孙文先生的声誉。”
  汪精卫道:“我们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推翻清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不惜使用任何革命手段!”
  “好!百川归大海嘛,我们的目标乃是一致的,就是要尽快结束满清专制。不过,为国为民着想,还是不动干戈为上策。”
  “清廷这些年来,已把国家糟蹋成千疮百孔,国贫民穷,若再进行一场内战,怕只有招致亡国了。”
  袁世凯故作姿态地叹了口气道:“清帝退位的事,目下已成僵局,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皇族亲贵,在死撑着,其台柱人物就是良弼了,他有禁卫军做实力后盾。据说他们还要另组皇族内阁,以取代我这责任内阁,随后良弼便要亲率大军征伐南方。照此下去,内战不休,兵连祸结,国将不国。”
  汪精卫见袁世凯一副悲天忧国的样子,沉思了一会,问道:“干爷,对于时局,您难道左右不了吗?”
  袁世凯摇摇头道:“你要议和,可南方不买帐,清廷又不接受。开战吗?我又不忍生灵涂炭,国家破碎。目下之清廷,虽可比作一座古老残破的大房子,不过,要推倒它,即使千百人一起使劲,也还不一定能达到目的,话又说回来,若抽掉其中一根顶梁柱,它便会自己倾倒下来。”
  汪精卫明白了袁世凯要他刺杀良弼的意图,他自己再也不敢搞暗杀活动,但他马上想起在天津的同盟会京津分会的同志正在准备暗杀良弼等人,便答道:“除掉良弼,我当尽力而为。”
  袁世凯喜出望外:“好!那就看你的了。”他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支票递给汪精卫:“先拿两万元花去,日后缺钱,跟你兄弟克定说一声就行了。”
  同盟会京津分会军事部部长彭家珍和黄复生等,因党人在滦州起义,被袁世凯派王怀庆带兵镇压,捕杀了大批革命党人,他们义愤填膺,秘密决议暗杀袁世凯、良弼、荫昌、载泽等清臣。彭家珍等在上海研制成一百余枚小炸弹,运回天津。汪精卫闻知此暗杀名单中袁世凯当首,便多方劝阻,不仅无人听从,反而挨了一顿臭骂,只好溜走。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1903年,15岁,入成都武备学堂炮科,毕业后赴日本考察军事,常与革命党交游,立志革命。归国后充四川新军哨长,后升为队官。1909年5月调往云南,任新军随营学堂教练官兼教习,不久调赴东北,任奉天学兵营讲师、代理管带,后改任奉天讲武堂讲师,又充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武昌首义后,与吴禄贞、张绍曾等谋联络北方各镇响应,并扣留清廷购自欧洲的大批军火。旋策动王金铭等在滦州起义。京津同盟会成立,他即入盟,被选为军事部长。
  彭家珍下了死心要除良弼,他认为良弼有军事知识,且极阴狠,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不堪设想。1月16日,革命党人投弹袭击袁世凯未中,党人被捕,彭家珍闻讯,悲不自胜,心焦欲焚,决心以刺杀良弼为己任。他独自潜入北京,从一位四川同乡家中找来良弼的像片,仔细观察,识别良弼的容貌特征,但因良弼出入均有卫兵护卫,几次想直接行刺,均无机会。
  他想起他在奉天讲武堂时,听说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良弼交往甚密,正好他还保存了几张崇恭的名片,便决定冒充崇恭闯入良弼私宅,进行刺杀。
  彭家珍探知清廷将于腊月初八(1月26日)假赏赐喇嘛恩粥典礼,召集诸亲贵密议南北战事,于是他决定在腊月初八宴行刺。
  1月25日那天,彭家珍在中西旅馆写了绝命书:
  “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他将银票百元和衣物用具交给仆人伍焕章带回天津。
  1月26日傍晚,彭家珍更换服装,手提小包内藏2枚炸弹,乘马车进入前门,先到军咨府,没见到良弼,便转往红罗厂良弼私宅。
  彭家珍叫马车夫将马车调转车头在大门前等候,他便直进大门门房前,彬彬有礼地道:“请问,此处可是良弼总领的官邸吗?”
  门房盯着这位陌生人,见他身着军官制服,威武英俊,便恭敬地答道:“总领赴摄王府,尚未回府。请问老爷尊姓大名?”
  “敝人姓崇名恭,奉天讲武堂监督。今日专程来谒见挚友。”彭家珍说话间从衣兜里取出一张崇恭的精制名片。
  “啊,失迎,失迎!请进里屋坐!”
  “不必客气。我和良弼总领乃是多年好友,只是这几年忙于公务,久疏贵府。现在既然总领未归,我不妨先到附近办件小事,呆会再来。”
  彭家珍却是十分精明,他想良弼是十分熟悉崇恭的,自己乃是假崇恭,如果在府内等候,待良弼进门,先行禀报,难免事未遂而败露,使托故而出。
  他整了整佩在腰间的军刀,蹬上马车,又朝着来的方向不紧不慢地驰去。走出数十丈远的一个丁字路口,转了个弯,便在一株老槐树下停下。他掀开车帘,点上一支烟,眼睛注视着马路上出现的车辆和行人。
  一支烟还未抽完,便见一辆四轮马车奔驰而来,在路口拐往红罗厂良弼私宅方向。彭家珍虽然没有看见车上的人,但凭那威风样子,便料定这是良弼回府了。
  他吩咐车夫:“跟上!”
  前边那辆四轮马车在良弼私宅大门前停下,一个青年禁卫军将领从马车上跳下,便大步向大门走去。
  彭家珍的马车紧跟着也在门口停下,他跳下马车,借风灯的昏光见那青年将领:四方脸,大鼻子,厚嘴唇,两撇细八字胡,便确信他就是良弼。
  彭家珍机警地提着那只装着两枚烈性炸弹的小包,急步走到门边,亲切地叫道:“良弼兄!”
  良弼参加宗室密议南北战事,除了几个宗社党发言附合他的主战意见外,其他人皆默默不语,他窝了一肚子气,一路坐马车回来。烦恼地闭着眼睛,不愿看周围的一切,彭家珍尾随其后,他也没有介意。他刚踏上大门石阶,忽听身后有人亲切地叫他,他便站住了。
  “不认得我了?”彭家珍从衣兜里取出那张崇恭的名片,恭敬地递了过去。
  当良弼接过名片,在昏暗的灯光下注目觑看时,彭家珍便迅即从小包内取出炸弹,引动爆炸装置,掷在良弼脚下,可是,这是枚哑炸弹。良弼见掷下炸弹,吓了一跳,但他是个有胆略的军人,当即一转,跳上门前的台阶,“唰”地拔出腰间短剑,准备拚搏。
  彭家珍扔出第1枚炸弹后,迅即掏出第2枚,向良弼扔了过去。
  “轰”地一声巨响,那刚拔出利剑的良弼,左腿被炸飞出1丈多远,石阶飞裂。
  机警的彭家珍掷出第2枚炸弹转身欲走,不料一片锋利的弹片被阶石反弹过来,直插他的脑颅,他眼前一黑,竟直直地倒下。良弼的8名卫兵、1名马弁,也同时倒在血泊之中。
  彭家珍牺牲时只有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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